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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0）05－0104－05
如何直面“中国问题”来建构“中国理论”？如何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问题向度”及其现实意义？如何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统一起来？这些都是当代中国学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在新中国成立60年之后，有必要立足唯物史观高度反思“中国问题”与“中国理论”的内在关系。
一、走向直面“中国问题”的哲学研究之路
思想当引领时代。学术思想和中国问题的结合、理论观点和实践问题的契合、思想论述和时代问题的互动是当代学者的努力方向之一。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在于找寻出一条在实践上使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统一起来的现实道路，这无疑需要哲学家具有自觉的“问题意识”与“担当精神”。
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面向现实人的生活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浓厚的现实关切，而现实关切本质上就是问题关切。马克思正是在直面现实、直面实践、尤其是直面问题中才终结旧哲学，从而实现了哲学观的革命变革，开辟了一条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之路。这一新哲学注重用哲学方式关注并把握现实人的生活世界，注重从现实人的生存境遇出发来探寻人的解放和谋划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马克思正是从问题出发把哲学理论当做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参与历史运动的革命的科学，即理论的实践、实践的理论。马克思的理论主要是针对西方问题（主要是西欧问题）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需要中国化。之所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从根本上说是由马克思主义“面向问题”的理论品质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他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p.681)；对他们理论中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p.248)。列宁也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2](pp.274－275)。鉴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成为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有机部分，因此，这种研究必须从“中国问题”出发，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哲学反思，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特征：面向“中国问题”本身
中国的理论创新必须具有面向“中国问题”的意识。面向“中国问题”本质上就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特征就是面向“中国问题”本身，具体而言主要是面向三大具有根本性的“中国问题”而展开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由此分别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大理论成果”。“三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实质上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进程，三大“中国问题”之间的逻辑进程决定三大“中国理论”之间的逻辑进程。由此凸显了“中国理论”面向“中国问题”的致思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是立足中国国情、总结中国经验、研究中国问题、开辟中国道路、促使中国走向成功的我们自己的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具有浓厚的“问题意识”，从深层上是运用哲学思维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根本问题；这一理论体系因解决中国问题而有意义，中国问题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得到解决；这一理论体系能解决中国问题，因而能激励中国人民团结奋斗，推进中国发展进步。
3.当代中国哲学哲学家的历史责任：确立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传统哲学教科书的种种缺陷，中国哲学界开始反思与超越传统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力求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其中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四条基本路径：以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和凸显学术性为主要特征的“文本解读”；以加强对话、交流和融通为主要特征的“比较研究”；以凸显思想与现实良性互动为主要特征的“实践解读”；以思想性和超越性为主要特征的“基础研究”。这四条研究路径彼此竞相争鸣，共同构成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图景。诚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路径应该而且可以多样化，但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是“中国问题”。当代中国，一切思想皆为资源，只有解决问题的思想资源才有现实意义，一切哲学思想资源和哲学研究只有解决“中国问题”才具有当代意义，离开“中国问题”与现实实践，一切哲学研究的当代意义就荡然无存。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哲学家作为生产思想的人，这内在要求当代中国的哲学家们要有深邃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确立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切实研究“中国问题”，提升“中国经验”，建构“中国理论”。
二、唯物史观视阈中的“中国问题”
既然唯物史观要注重研究“中国问题”，那么，哪些才是唯物史观视阈中的“中国问题”？“我们认为，准确捕捉、理解、分析和解决哲学视阈中的‘中国问题’，在方法论上，既需要对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有比较准确的把握，也需要借鉴外域的经验教训，更主要的则是需要中国人运用自己的理论创新能力探索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3]只有符合如下条件的问题，才能成为唯物史观视阈中的“中国问题”：时间上长期存在的历史性问题；空间上存在于各个方面的普遍性问题；影响上存在于中国社会深层、影响中国发展命运且属于中国自己特有的根本性问题。发掘“中国问题”并不是直观地对“中国问题”进行现象描述，而在于挖掘“中国问题”的主要和持久的来源——世俗基础。
1.语义界定
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关注中国，本质上就是关注“中国问题”，研究中国，本质上就是研究“中国问题”，而这首先需弄清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只有弄清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才可能真正理解属于中国特有的、历史形成的、普遍存在的、根深蒂固且影响深远的根本问题，即“中国问题”。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处在由前现代走向现代的征途中。为此，我们应在这种并存现象中提炼出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特有的“中国问题”。
——中国特有，这是“中国问题”的地域特征。中国问题具有本土性特征，蕴涵着中国特有的价值观念。比如说重视家庭的观念、重视伦理的观念、重视道德的观念、重视权力的观念、重视整体的观念和重视关系的观念。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之后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问题》。他说：中国的问题很复杂，而“中国问题”应主要归结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其中文化问题最为重要，但当政者往往视金钱与权力为自身与国家的根本，而置文化于不顾[4](pp.1－2)。其实，中国的大多数问题，归根结底往往能够从国家政治权力领域找到答案。
——历史形成，这是“中国问题”的本源性特征。中国问题浸润着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元素。中国问题不是现代才有的，现代的中国问题往往具有中国历史的根苗。正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地形成了中国问题。每一代中国人都对中国问题的破解作出了自己的历史性贡献，当代中国人只有以此为起点，才能够开启自己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征程。
——普遍存在，这是“中国问题”的时空特征。就时间而言，中国问题无时不在，贯穿于中国历史之中；就空间而论，中国问题无处不有，表现在中国社会现实的各个方面；就广度而言，中国问题具有统摄性和辐射性，统摄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辐射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就深度而论，中国问题具有遗传性和隐蔽性，通过文化基因已经熔铸到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成为集体无意识。
——根深蒂固，这是“中国问题”的生存性特征。中国问题不是浅表性的问题，是存在于中国人社会意识深层的根本问题，而潜藏在人的社会意识的深层，因此很难发觉，但却根深蒂固、无时无刻地影响和左右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以“权力统治”为例，上尊下卑、官贵民贱，这些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成为有些中国人生存的基本特征。因此，对中国问题的哲学诊断须深入到政治权力结构之中。
——根本影响，这是“中国问题”的作用性特征。中国问题已经深深影响了中国的过去，正深深影响着中国的现在，必将深刻影响中国长远发展和中国人的未来命运。正是在中国特有问题的作用下，模铸成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可见，中国问题具有长期制约性和深远影响性。
总之，中国问题时刻缠绕国人、必须经常面对、常常令人疑惑。中国问题仿佛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但确实左右人们思想和行动的“幽灵”，缠绕着中国人。这也使很多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中国问题的牺牲者。
2.中国总问题
分析和破解“中国问题”可以有不同视角和路径，但我们认为，传统社会形成并作为残余遗留下来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及权力运作体制”就是“中国问题”的世俗基础。正如卢梭在《忏悔录》第9卷所正确指出的：“我已看出一切都归源于政治，而且，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解释，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5](p.1)加藤节也指出：“在现代社会，由于政治权力不断扩大其支配的对象，加深对人们的生活的渗透程度……因而大概可以算是人类历史上‘政治化’程度最高的时代”，而政治又是“一种全面决定着人的生存方式或者说人的命运的力量。”[6](p.9)这对政治力量仍起支配作用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中国的总问题蕴涵在传统的权力结构、权力运作方式和领域合一之中。
3.具体表现
（1）经济领域：与西方经济主导的政治（权力）模式不同，在中国则是以政治（权力）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这是中国问题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表现。因此之故，在中国，权力的市场化和权力寻租严重，自主创新能力缺乏。其结果，在经济领域，至今我国许多地方仍实行的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原因就在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为什么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显然与内在的“能力恐慌”① 和外在的“政治型经济”即权力和资本的联盟有关。某种权力与资本联盟共同挤占劳动（者）的生存、发展空间，已成为产生当今中国诸多问题的深层根本原因之一。
（2）政治领域：权力集中而缺乏有效制约，权力对权利的某种背离，能力恐慌，政府行为的越位与缺位，成为中国问题在政治领域的主要表现。在传统中国社会，由于以集权为特征的权本位思想根深蒂固，致使集权和家长制观念深入人心，分权和制衡观念则异常淡薄。这必然导致中国的双重缺乏，既缺乏对权利的应有尊重和有效保障，又缺乏对权力的应有规范和有力制约。关于权力的本性，孟德斯鸠发现：“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据此，他提出“以权力约束权力”的制约机制[7](p.154)。托克维尔进一步提出解决权力问题的新方案，即“以社会制约权力”构想。
（3）文化领域：对人的管制与人格依附成为中国问题在文化领域的主要表现。传统儒家的文化价值观的根本特征是宗法人伦，其核心即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权、父权、夫权是绝对的，而臣子、儿子、妻子相对于代表整体的君、父、夫而言，则没有独立性，完全是人格依附的。就本质而言，“三纲”彰显的是权力原则（管—听模式），排斥的是能力原则（平等—协商模式），对于个体而言是一种束缚人的绳索。
（4）社会领域：公民社会不独立与不成熟是中国问题在社会领域的主要表现。公民社会不独立，集中表现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国家包揽、支配社会；公民社会不成熟，集中表现为一些人缺乏平等、独立的人格与创造个性，社会没有完全为个人能力的发挥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这种公民社会不独立与不成熟，既为一些政府官员的腐败提供了土壤与空间，也影响着社会的生机与活力。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群”，这一问题群的总根源正在于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及其权力运作体制。因此，破解“中国问题”，必须从改造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和权本位的政府权力运作体制入手。
三、建构“中国理论”破解“中国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直面“中国问题”的理论创新，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质上则是面向“中国问题”的实践创新。实践层面上不断推进的创新，要求我们必须进行相应的理论创新。然而，就整体而言，当代中国的理论创新还不能完全达到时代与当代中国现代化实践所要求的历史水平。影响理论创新的因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恐怕是传统社会形成的，以至对当今中国具有不同程度影响的权力至上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破解“中国问题”，靠“拿来主义”是不行的，必须提升“中国经验”，建构“中国理论”。在张曙光看来，中国的经验与理论能够多大程度上影响世界，我们在世界上能够获得多大的话语权，取决于我们“地方性”的经验、知识与理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全球性”的经验、知识与理论。
1.政治层面：建构“新权力结构、新权威基础、新结构民主理论”
1992年中国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逐步孕育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市场经济、公民社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影响在于它将产生的上述所谓“经济、社会与政治分离”、“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分离”。这种分离过程将产生一个积极的结果就是，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要发生重大变化，即由传统的政治权力至上走向经济力量（资本和自主创新能力）、政治力量（公共权力）和社会力量（民主参与）共同推动社会发展；这必然引起政党、国家与公民关系模式的逐渐重组，即传统政党、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管制与被管制型”关系，将逐渐被一种“纳税与服务”关系所取代，管制型政府将逐渐被公共服务型政府所扬弃。当代新权力观“强调权力的生产性，而不是压制和扭曲作用；它关注的不是信念，而是权力对行动和实践的参与；它描述权力运作的地方性、去中心化和非主观的品格”[8](p.224)。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转型，政党、国家与公民关系的重组，将引起政党、国家政治权威的基础发生转换：一是公民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主人。这意味着国家的地位和角色要实现现代转换，国家是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权力机构；二是现代“公民赋权”观念的普及化。这会使整个社会对政党、国家政治权威的基础产生理性思考：既然公民是国家主人，国家是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权力机构，那么，政党、国家政治权威的基础就应该获得公民的认同。这就是“新权力结构、新权威基础、新结构民主理论”的核心内容。
2.经济层面：建构“能力本位理论”
当代中国创新难的症结所在：传统文化的惯性——不主动创新；经济因素的制约——不愿创新；政治因素的制约——不敢创新；个人能力因素的制约——不能创新。正是针对这些现象迫切需要倡导能力本位理论。当代中国，经济领域的发展趋势是由“物质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这一转变的核心；政治领域的发展趋势是由“管制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凭执政能力为社会创造公共价值是这一转变的核心；社会领域的发展趋势是由“控制型”社会向“公民自主型”社会转变，提高公民自主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和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是这一转变的核心。从这三种转变或发展趋势中可以提升出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如何确立国家的核心发展战略？其核心理念是什么？对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韩庆祥教授提出了能力本位理论。其实，能力本位观念早就存在，但自觉从理论上进行概括、总结与提升的当推韩庆祥教授。“能力本位理论”的提出有其历史背景和现实针对性，主要是一种针对权本位、关系本位和金钱本位而提出的发展理念，是一种倡导以“能力充分正确发挥”为基础和核心的现代价值取向，是一种根据能力业绩配置资源的分配模式，是一种按能配岗、按能配工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是一种淡化先天给定强化后天作为、淡化外在身份强化内在实力、淡化“琢磨人”强化“琢磨事”的思维方式。这就是“能力本位理论”的核心内容。
3.社会层面：建构“三维制约的新型社会结构转型理论”
当代中国已经不可逆转地朝向“领域分离”的方向发展，市场经济、私人领域和公民社会必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这种分离表明，“中国社会转型不是一个体制问题，在根本上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结构转变问题，是改造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问题”[9]。所谓改造传统社会层级结构，首要就是反映领域分离的发展趋势与问题，对社会结构及权力结构进行科学的理性设计与建构。具体而言，就是把“金字塔式”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转变为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共服务型政府和公民社会所构成的“三维制约”的新型社会结构；把注重上下纵向政治权力控制、对政治权力缺乏制约的“集权型”权力结构，转变成注重经济力量（资本）、政治力量（公共权力）和社会力量（民主）横向沟通且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新型权力结构，这样既可以有效克服权力和资本的种种负面效应，也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实际上，“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10](p.3)当代中国，如果权力至上的问题得到解决，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就是“三维制约的新型社会结构转型理论”的核心内容。
4.文化层面：建构“理性—主体性人格理论”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确立自主与责任统一的“理性—主体性人格”是现代性建设的重中之重。当下我国人的发展正处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双重化阶段，即乡村领域“从身份农民走向职业农民”，城市中“从城市市民走向国家公民”。在这一转换中，前者意味着农民开始成为“市民”，后者则预示着“市民”开始成为“公民”。而在理论上，“市民”即“市场中的人”，表征着人的发展的“私人性”生成，“公民”即“面对国家公权的人”，表达着人的发展的“主人性”生成。这就是当前中国民众人格建设的基本背景和现实起点。基于这一背景和起点，当前我国民众人格建设就需要具有现实针对性，目标是塑造“自主与责任”相统一的健全公民人格。这就是“理性—主体性人格理论”的核心内容。
5.人性层面：建构“思想解放带动政治解放和人性解放理论”
思想解放、政治解放和人性解放内在相关，如果没有充分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有充分的政治解放和充分的人性解放，在此意义上思想解放是政治解放和人性解放的前提。思想解放的过程不仅是政治解放的过程，而且也是解放人的过程，是解放人性的过程。思想解放主要是解放人的头脑，使人从不合时宜的种种桎梏中解放出来，使人成为自由思想的人；“政治解放”主要是反对封建专制，其首要的问题是享有公民权和人权，最终目的是使政治成为人的政治；人性解放首要的问题是培养独立人格和自立精神，最终使人成为人。这就是“思想解放带动政治解放和人性解放理论”的核心内容。
综上所述，破解当代“中国问题”需要一种理论。高清海先生晚年曾提出“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因为他敏锐地洞察到，中国人主要还是用自己的理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用纯粹外国人的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是行不通的。依高先生之见，“理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我们只有达到凭借理性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才能自立于现代民族之林。”[11](p.76)当前，要自觉提升“中国理论”回应“中国问题”的能力。这不仅要我们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进行整体性的研究与反思，以期建立起基于“中国问题”的学术基准，更要强化学术研究中的“中国问题”意识，重新审视西方理论之于“中国问题”的解释力与有效性。毕竟“中国问题”，主要还是靠中国人自己来破解。
［收稿日期］2010－06－04
注释：
① 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时指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本领恐慌实际上是一种忧患意识、使命精神和内驱动力，它鞭策我们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本领，破解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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