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行政学：一个有待开拓的学科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论文,行政学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行政学界正面临困惑：行政学，在中国大陆恢复研究以来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但作为一门科学的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且在解释中国行政现象和指导中国行政改革实践时，表现得力不从心。
我们可以提出许多无法反驳的理由来说明中国行政学最近15年的发展何以产生令人失望的结果。其中之一，便是缺乏比较研究。80的代以来，当日益迫切的中国行政改革需要一种行政科学的指导时，又一次睁眼看世界的中国学人，对西方行政理论，尤其是其行政改革理论，如获至宝。从而导致了蓬勃兴起的中国大陆行政学把介绍西方的行政理论作为一个研究途径。介绍西方的行政理论是绝对必要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改变本国行政管理的落后状况，需要学习发达国家的行政理论，借鉴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以推动我国行政管理的科学化、现代化进程。但是，单纯的西方理论的介绍无助于中国行政理论的建构。任何学习和借鉴活动都必须建立在比较的基础上，建立在对中西国家行政生态环境差异的清晰认识之上。西方的行政理论生长于其发达资本主义行政实践的母体之中，并不能普遍适用于任何情景：西方的行政体系模式也是特定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的产物。“如果不进行比较公共行政研究，使公共行政成为一门科学就是一句空话。”（罗伯特·达尔：《公共行政科学：三人问题》，载美国《公共行政学》杂志1947年冬第7卷） 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罗伯特·达尔切中国际行政学界要害的批评，同样适用于对中国行政学的分析。
改革和开放，使我国对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的引进与借鉴渐渐形成高潮。然而，管理，尤其是行政管理的借鉴与科学技术的引进并不相同，前者是一种制度、一种权力结构模式，其引进涉及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问题，要有一个相宜的环境。在这种引进与借鉴运动中，如果缺乏对他国行政模式生长环境与本国行政环境的对照比较，那么，无论是学习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政经验，还是近年来热衷于借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管理软件，都可能重蹈当年学习苏联模式的覆辙，后果是严重的。笔者认为，中国行政学的当前发展，应当重视比较方法的运用，着力剖析西方行政理论的形成背景和适用条件，注意中外行政方法和行政环境的对照，从而避免借鉴的盲目性，推进有中国特色行政学体系的构建，为我国行政管理科学化和行政改革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中国行政改革与发展的现实，正呼唤着中国行政学拓展比较研究领域，从而实现其自身的科学化，满足它所承担的任务的要求。
比较行政学，就是把以比较的方法为核心的方法体系作为它的方法，去研究当代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行政现象，揭示影响它们发展的最主要的生态因素，找出它们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并做出比较性评介，探索问题的发展趋势，以作为本国行政的借鉴的一门行政科学。这一学科的跨国家、跨文化研究性质，使其拥有一种“知己知彼”的功能，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别国行政，而且还可以更好地认识本国行政。在比较中，既看到本国行政的优点，也能看到与他人的差距，从而寻求扬长避短、缩短差距的具体的方法。中国行政研究，如果没有比较，就时而会陶醉于自己的成绩之中；时而又可能会为挫折和困难而妄自菲薄，悲观失望。而所有这些都是不足取的。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鉴别才会有发展。我们要从中国行政发展的高度来认识中国行政学拓展比较研究领域的价值。
在比较行政学体系的设定上，至关重要的是对象国的选择和研究的方法问题。既然比较是为了借助别的同类事物，促进对本国的这类事物有更深刻的理解，判明异同和确定优劣，那末，在处理比较行政学所特有的对象国选择问题上，将本国纳入比较的范围，就不难被理解了。这样，一可达到借鉴外国经验、改进本国行政的目的；二可宣传本国的行政成就，培养本国国民对本国社会制度的忠诚，在了解外国的基础上清醒认识本国。比较行政学更重要的任务，在于从世界各国五花八门的行政模式中探索识别那些具有普遍意义、而且可以转移、可学习借鉴的东西。欧美经济发达国家，如英、法、德、美等国，在经济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往往在行政管理方面也积累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自然应该成为中国比较行政学研究的对象国。但是，在侧重大国的同时，我们还应兼顾对一些与本国情况相近的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日本、新加坡、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民族特性、历史背景与我国大陆广大地区有许多相似或相近之处，至少同属于所谓的“儒家文化圈”。我国借鉴或推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行政管理经验，较之借鉴西欧、北美国家，更具民族的“土壤”和适宜的文化环境，易于生长。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应纳入比较研究的范围。
在比较行政研究过程中，很显然的是，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指导。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是中国比较行政学的根本方法。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注意借用西方比较行政学的基本方法——行政生态分析。这是一种曾使西方比较行政学重新获得生命力，并具有了更多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研究方
西方比较行政学战后兴起的最初意图是：通过对各国行政的比较找出最佳的行政模式，推广至世界各国。不言而喻，西方国家的行政模式自然被推到榜首，行政学者们积极将其在一批新独立的原殖民地国家普及推广。然而，事与愿违。在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行政模式并没有在第三世界国家获得同样效果。实践上的失败，使一些行政学家意识到，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行政与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不顾及环境因素去改革或设计行政体系，成功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这种意识直接促成了行政生态学的形成和发展。本世纪40年代，约翰·高斯、罗伯特·达尔等一批行政学家就对不顾环境条件的制度移植进行了批判，强调行政研究应建立在比较各民族国家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差异的基础之上。60年代初，美国行政学家里格斯发表著名的《行政生态学》一书，系统阐述了行政的生态学理论，描述了当把源于西方国家的行政制度强加于非西方文化的国家会产生什么结果，揭示了行政制度怎样与过渡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必然性相互结合在一起。生态学方法的引入，使比较行政学摆脱了其产生之初旨在寻找一种普遍适用于各国的行政体系模式的出发点，转向确定各国行政体系及其运作方式的差异，并解释这种差异性的根源，从而有助于其研究目的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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