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化进程论文,稳定论文,政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稳定是社会发展的有序状态。它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社会生活的秩序性、政府更迭的连续性和守常性的统一。稳定与不稳定是一对矛盾，它们是相互排斥的，又是相互联结的，社会正是在稳定和不稳定的对立统一中获得发展。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和共同奋斗目标。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表明，虽然现代化的成功无疑会增强社会的稳定性，但现代化的进程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非稳定因素的增长，甚至导致社会的非稳态发展。因此，既要走向现代化，又要实现社会的政治稳定，就成为一种两难的选择。中国高度重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政治稳定，并将现代化与稳定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成功地实现了在社会政治稳定中迈向现代化。
一、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
1989年2月26日，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4页。）邓小平的这个讲话，道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政治稳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之所在。时至今日，“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的思想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一个基本共识。这一基本共识，是中国人民总结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历史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
首先，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这是总结新中国成立前一百年左右的历史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
中国是一个地处东亚的国家，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今天具有不同于这些国家的重要特点，这就是她走上了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是，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在文化传统、经济结构和政治体系等方面有着紧密的历史联系，这就使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有了可比性。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日本；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发展又落后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复杂的，这涉及到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文化特点、历史传统和国际条件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但是从经济活动的社会政治环境的角度作历史比较的考察，就会发现，中国缺少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下面试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中国和日本两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作一比较。
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其社会稳定度大大优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1854年2 月美国东印度洋舰队司令海军准将柏利率10艘军舰冲过浦贺，在神奈川河口停泊，向日本政府提出最后通谍，3月与幕府签订了“日美和好条约”，次年在下田批准换文。 日本的国门从此被打开，结束了二百多年闭关自守的局面。14年后的1868 年1月，德川幕府倒台，成立了以睦仁天皇为首的中央政府，开始了日本近代史上划时代的改革运动——“明治维新”（1868—1873年）。在此期间，明治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采取措施，进行改革，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从经济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看，自1868年到本世纪30年代，日本的社会是基本稳定的，局部的不稳定事件虽然时有发生，但大的政治动乱却是屈指可数的。据美国学者珀金斯统计，这期间日本实际上只发生过一次大的政治动乱，并且很快被平息下去了。对日本政府构成严重挑战的是来自陆军军官团操纵的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以及在国内猖獗的暗杀活动，如1874年发动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战争，1875年对朝鲜的武装挑衅，1876年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1879年吞并琉球，1894年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等等。应该指出，这些在日本国外进行的侵略战争，并没有对日本本土的政治稳定造成大的影响，而且还为日本资本的积累开辟了血腥的途径；个人的恐怖活动虽然猖獗一时，但它只会使社会感到震惊，却不足以引发社会的政治动乱。同样重要的是，在此期间，日本政府把主要力量放在建立强大的经济上，它利用对外掠夺来的大量财源和资源，并充分利用了日本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重点建设日本经济的基础设施，以至当时日本的资本构成的一半，是由政府的财源所支持的，这无疑给日本经济的发展以巨大的推动。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是建立在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之上的。珀金斯指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也是建立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安定的政府的基础之上的。30年来日本是由一个政党所统治的，而该党又是以商业兴趣占统治地位的。日本与美国的联盟也提供了安定的国际环境，这就可能避免将大量的资源从投资转入军事开支”。（[美]D·H·珀金斯：《中国：亚洲的下一个经济大国》，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13页。）
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与日本大不相同。在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经历的是对外反侵略战争的连连失败和内部矛盾激化而产生的一个接一个的政治动乱。1840年至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果以中国的失败并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告终。从此中国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清王朝的统治并没有像日本的幕府一样跨台，它又延续了70多年，这是内忧外患不断加深的70多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和清王朝勾结在一起，穷凶极恶地压榨中国人民，激起中国人民不断奋起反抗。据不完全统计，从1843年到1850年，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有70多起，最后爆发了持续14年（1851—1864年），波及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清王朝与外国侵略者相勾结，残酷地镇压了这次起义，导致几百万人的死亡，使中国的中部和南部的广大地区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865到1894年，是中国相对和平发展的30年，这也是中国在19世纪可能获得发展的最后一次机会。但是腐败的清政府根本不了解用重大的社会变革来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需要，只有少数买办官僚发起了洋务运动，主张采用外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以自强。但是由于其自身的封建性和买办性的限制，最终难逃失败的结局。此后，中国又开始了一段战乱不断的时期：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民国，但没有能够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此后又接连发生了没完没了的军阀混战。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掌握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弄得民生凋蔽，外患不绝，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丝毫没有得到改变。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的八年抗战，在苏联和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下，终于在1945年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接着，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又发动了全面内战，经过了三年的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1949年10月1 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中国长期的混乱局面。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历史经验表明：经济的停滞或衰退是与侵略、内战、动乱及其后果同时出现的；而社会政治的长期稳定则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也是吸引外部投资的基本条件，这一点对于发达国家是如此，对于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则更是如此；社会政治稳定局面的出现，是与一个独立的、享有完全主权的、稳定的政府的存在紧密联系着的，一个享有完全主权的、成熟的、稳定的政府，既可发挥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功能，又可以起到规划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动员和组织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的作用，从而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其次，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这是总结新中国建国最初28年左右的历史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
新中国建国最初的28年，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时期。
（1）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 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建国初年，我们对内镇压了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对外开展了抗美援朝的斗争，从而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基本稳定的国内环境。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2）从1956年到1966年，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这期间，党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的失误，从而使国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如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但由于这一时期党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所以社会是基本稳定的，因而我们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 1966 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工业部门建设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全国农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六倍以上，农村用电增长七十倍。这种发展速度，大大超过其他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3）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党的领导人错误发动的政治大动乱。正是这场“文化大革命”险些使人民政权易手，使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成果付诸东流；它使国家政权和党的组织受到极大的损害，大批干部和群众受到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沿，比例严重失调，经济效益全面下降，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元，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受严重摧残，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历史文化遗产受到巨大破坏；党的优良传统、人民的道德风尚在很大程度上被废弃了，整个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危机之中。
正当我们陷入“左”的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的时候，亚洲“四小龙”却快速发展起来。从本世纪初到1941年12月7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四小龙”都处于殖民统治的阶段，经济发展有限。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给东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进入60年代，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先后获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基本稳定的内部环境，从而使其经济活动的社会政治环境大为改善。在此情况下，它们实行了权力的高度集中，组织了专家型的政府，推行市场经济体制和全新的工业化战略，扩大对外经济活动，吸收各国资本到本地投资等一系列政策，建立了所谓“硬政府，软经济”的政治经济体制，从而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获得了高度的发展。东南亚“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为世人所瞩目，也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的经验表明：国家取得了独立，有了一个享有完全主权的政府，甚至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就有了社会的政治稳定，起决定作用的是采取了怎样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如果党和政府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各项工作的中心地位，政治就稳定，经济就发展，人民生活就提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能发挥出来，国家也就能得到比较快的发展；相反，如果搞“左”的一套，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甚至自己为自己制造动乱，穷折腾，人民就不得安宁，社会政治就不会稳定，经济的发展就会停滞下来，甚至倒退，人民生活水平就会下降，国家就要落后，社会主义就会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
最后，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这是总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们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路线，制订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自此以后，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改革，从而使我国在这20年中，经济的年增长率达到10%左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成为当今世界发展势头最强劲和发展成果最显著的国家之一，为世界各国所瞩目。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党和政府正确领导、正确决策和正确实施的结果，是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与我们党、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特别珍视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一点是分不开的。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已雄辩地证明，社会政治稳定是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由于这是在近一个半世纪来，中国第一次在长达20年左右的时间里获得的关于稳定发展的成功经验，所以特别宝贵，特别受到全国人民的珍视。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由56个民族组成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又是一个经过长期战乱，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迈进，社会的政治稳定对于我们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抚今追昔，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社会政治稳定乃是中华民族生存悠关的头等大事。
二、现代化过程伴随着一定程度的非稳定因素的增长
中国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化，到下世纪中叶，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但是，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现代化建设过程并不注定与社会的政治稳定相伴随，有时情况正好相反，它会带来一定程度的非稳定因素的增长。这是因为现代化与政治稳定有着复杂的关系，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现代化孕育着稳定；现代化过程则滋生着动乱。”（参阅塞缪尔·P ·亨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8年。）
一方面，现代化孕育着稳定。
这就意味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将从根本上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加强社会主义的稳定性。这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稳定相互关系的一个基本前提。这个前提之所以能够成立，是由以下诸因素决定的。
社会主义是由多种矛盾构成的统一的有机体，在这个矛盾体系中，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社会各个领域的矛盾。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使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这就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解决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而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各个领域的表现，即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矛盾的解决不断提供物质基础，这将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协调性、和谐性和巩固性，从根本上保证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
就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而言，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然而这一客观规律的实现是通过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而得以实现的。具体而言，社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它将采取何种制度，人心的向背是决定一切的。实现现代化，就能在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不仅要达到小康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要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具体生动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使人民群众不仅在理论和信念上，而且在物质利益的要求上，去追求和信仰社会主义，这就必然使社会主义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历史潮流，那时，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稳固和不可战胜的了。
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而经济实力乃是综合国力的基础。只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使它对内能够应付各种自然灾害，胜利地击退各种反社会主义敌对势力的破坏，对外能够应付国际上的突发事件和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做到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这就从根本上提高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性。
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是生产领域的变革，而且还将是政治、文化和社会诸领域的深刻变革，实质上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全面优化。这种优化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诸方面的结构，将用制度化和法律化予以巩固，从而使社会主义从政策性的稳定过渡到制度性稳定。政策性稳定因领导人的变动而变化，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种不稳定的社会体制；而制度性稳定则不会因领导人的变动而变化，从根本上来说，这种稳定是由制度和法律来规范和制约的。优化的社会结构可以减少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增强社会的协调性、和谐性和稳固性；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可以规范和制约党、政府和社会公众的行为，这才是现代稳定的社会体制。
另一方面，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
这就意味着现代化进程却不一定给社会政治稳定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事实表明，在现代化发展的初期和中期，还会伴随着大量非稳定因素的滋长，这已为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以及亚、非、拉美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所证实。就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现代化进程中的非稳定因素可分为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
在国内方面。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经济方面非稳定因素将会滋长。现代化是与经济体制的转轨，产业结构的调整，经营方式的转变等结伴而行的。这就必然要全面地牵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造成经济关系的重组和利益的失衡。而对于这种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的重组或调整到位（相对的），则将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发展过程。在这一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种种非稳定因素会滋长起来：如国有企业效率不高，失业和失业人口的迅速增加，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拉大，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流动，通货膨胀，无法抵御的自然灾害，以及不可能完全避免的领导在经济决策上的某些失误等等，都是可能导致社会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处置不当，很可能引发社会的动乱。
现代化的经济变革，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而对外开放及其由此而来的异质因素，即西方文化因素的影响，却使这一变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在这一演变的过程中，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西方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显得特别突出，最终造成部分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民族心理和政治文化的嬗变，导致原有社会的思想联系纽带及控制机制的弱化，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近代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因而封建主义思想残余流毒深广。而在现代化的变革时期，由于人们的社会角色迅速变换，利益关系不断调整，从而使得人们内心世界的矛盾和冲突加剧，如果得不到适当的调适，使内心的矛盾和冲突得以缓解，并将其引向积极方面，就可能导致思想的消级、意志衰退，甚至产生厌世心理。这就会为封建主义思想的沉渣泛起，封建迷信活动的死灰复燃，以及邪教组织的泛滥提供适合的土壤。所有这一切都会引发社会的非稳态发展。
社会主义现代化使政治领导的任务复杂起来，同时，经济生活的现代化要求政治生活的现代化与之相适应，这就要求政治体制的变革及政治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由此便可能引发一系列政治方面的非稳定因素的滋长：如双重政治结构导致的政治功能的缺损或重叠现象，腐败现象的滋生，政治参与的扩大与制度化建设滞后的矛盾，政治权力的配置与发展起来的经济实力不相适应的矛盾，西方国家民主的“示范效应”与走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发展道路的矛盾，执政党制订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与贯彻执行能力不足的矛盾，以及政治权威自身现代化的滞后，等等。由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所以对政治领域矛盾的解决就比较困难，如果处置得不谨慎、不合理；或者虽处置得合理，但却不到位，就可能成为社会动乱的潜在火种。
上述种种不稳定因素由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具有的加速性质而显著地加剧了。西方的现代化是在社会内部的现代性不断生长和积累的基础上开始的，其现代化进程带有明显的自然演进的性质，现代化造成的利益失衡、矛盾和冲突的发生和发展都具有相对的渐进性，其强度也要相对弱些。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现代化一方面是社会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它又是在国外资本主义因素的刺激和挑战的情况下开始启动的。西方国家二、三百年现代化的成果不仅使中国有了加速实现现代化的要求和愿望，而且还为现代化的加速进行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从而使现代化的加速进行成为可能。而现代化发展的速度是与现代化进程引发社会问题的频率和强度成正比的。以往在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二、三百年间逐步出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现在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几十年中急速地涌现出来。显然，在加速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矛盾和冲突出现的频率和强度都将超过以往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进程。
在研究现代化过程的非稳定因素时，还应注意问题的国际方面。在国际方面，对社会主义国家稳定的威胁主要来自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它们利用经济援助、技术转让以及所谓人权外交，施加经济、政治压力、诱迫社会主义国家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资本主义政党制；取消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它们还利用各种大众传播媒体，百般丑化社会主义，美化资本主义，散布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它们还利用人员交往搞离间策反，培植和收买反社会主义的“不同政见者”和各种非法组织，大肆进行破坏活动，以达到它们西化、分化中国之目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确能促进社会主义国家不稳定因素的增长。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要推进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定程度的非稳定因素的增长；而求稳怕乱，就难以实现现代化。在两难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选择？回答是：现代化与稳定的统一，而且这两者是能够统一的。
首先，现代化将使社会主义获得新的更为强大和巩固的基础，这就是从根本上提高了社会主义的稳定性，这是现代化与稳定关系的决定性方面，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现代化进程中非稳定因素的增长是暂时的、局部的，从总体上看是次要的方面。
其次，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整体稳定性的提高与局部的、暂时的非稳定因素的增长不是彼此隔绝的，而是相互联结、相互贯通的。一方面，克服不稳定因素有赖于社会整体稳定性的提高，社会整体稳定性的提高又为克服不稳定因素的增长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社会整体的稳定性的提高，有赖于旧稳态的打破和新稳态的建立，这正是不断克服新增长的不稳定因素的结果。在这里，稳定与不稳定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是相反相成的，是辨证的统一。
再次，现代化进程中不稳定因素的增长是社会从旧质态的稳定向新质态的稳定的必然过渡的一个表现，从本质上来说，这是社会进步的另一种表现，即被扭曲了的表现。它的出现是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同时现代化进程中非稳定因素的影响也是一分为二的，一方面，非稳定因素的负面影响是主要的，因为它引发社会的动乱，延缓现代化的进程，甚至有颠覆人民政权的危险；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现代化进程中的非稳定因素对社会还具有某些正面的影响：一定量、质的不稳定使党和政府有一种紧迫感、危机感，从而更加谨慎和勤奋地工作；一定量、质的不稳定，结束了在社会封闭状态下四平八稳的心态，有利于现代化进程的领导者和管理机构，增进其在社会非平衡发展状态下的领导能力和管理能力，造就一代现代化的新型领导者；一定量、质的不稳定，是旧质稳态向新质稳态的必然过渡，正是在这一过渡状态中，使新的规范和制度的逐步形成和发展获得有利的环境和条件；一定量、质的不稳定，是对旧的传统、习惯、心理的有力冲击，它有利于社会成员告别旧的传统、习惯和心理，并易于接受新的规范和制度。
要实现现代化与社会政治稳定的统一，关键是要在现代化进程中把非稳定因素控制在一定的“度”里。如果一个社会企求自我封闭式的苟安和稳定，（事实上，这种稳定是以社会的停滞、贫困、愚昧和落后为代价的），最后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巨大的社会震荡，从而被迫走向现代化。但是，如果一味追求现代化的高速度，忽视现代化进程中非稳定因素的增长，任其自然发展，或者采取一些加剧社会不稳定的政策和举措，那么，不稳定就会超出应有的“度”，局势就会失控，从而危及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三、在改革和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是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胜利前进的20多年，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我们坚持不懈地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努力分不开的。20多年来，我们的社会是基本稳定的，但也有局部的不稳定和暂时不稳定的时候，如1986 年底的学潮、 1989年的“六·四”政治风波、1999年的“四·二五”政治事件等。有了这些教训，我国人民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稳定是我国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
当今的世界，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均为不时发生的政治动乱所困扰，部分发展中国家甚至被动乱中断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中国却能在基本稳定的条件下，胜利地走向现代化，这是因为我们吸取了国内外的经验教训，不是采取单纯防范的消极稳定政策，而是将现代化与稳定统一起来，采取将事先化解矛盾与必要防范相结合的积极稳定政策。我国实现社会稳定的主要做法和经验，可以归纳为：一个基本出发点，二个主要支柱，三个重要方略。
在改革和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这是我们在解决社会政治稳定问题上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我们从来不把社会政治稳定问题看成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将其看成是与社会基本矛盾及其集中表现——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密切联系着的一个问题。社会矛盾不断获得解决，社会的政治稳定就有基本的保证；反之，社会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社会的政治稳定就难以实现。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因此必须改革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逐步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保证社会的政治稳定。因此，我们特别强调现代化与稳定的辩证统一，要求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将其看成是贯穿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它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的发展，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改革问题。发展是硬道理，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发展。只有发展，中国才能逐步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尽快摆脱落后的状态，并进入现代化强国的行列，因此，发展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同时，发展反过来又会促进改革的深入。稳定是前提，是发展经济和顺利进行改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稳定，改革和发展就无从谈起，即使已经开始的现代化建设也会停滞，甚至中途夭折。由此可见，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十分注意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稳定的程度，使三者之间保持应有的平衡，以保证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反之，如果改革的力度过大，发展的速度过快，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必然会增加解决社会问题的难度，使社会的矛盾激化，甚至导致社会的非稳态发展；但是，如果将稳定片面化、绝对化，以至减低改革应有的力度，降低发展所必要的速度，以牺牲现代化来换取暂时的安定，这就必然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削弱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最终也不利于社会的政治稳定。
我国实现社会政治稳定所依靠的第一个主要支柱是邓小平理论。由于我们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地位，用邓小平理论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这就奠定社会政治稳定的思想基础。
要实现政治稳定，必须有共同思想作基础。任何有分歧的政治行动，均来源于思想上的分歧。因此，一个缺乏共同思想基础和共同理想的国家或民族，是无法团结一致的，是难以实现社会的政治稳定的。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20多年的时间里，能够基本实现社会的政治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总结了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性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科学地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如何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为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光辉旗帜，并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理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是符合全国绝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离开了邓小平理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就会再次误入歧途，党内党外就会产生严重的意见分歧，并进一步发展成为政治上的严重分野，国家就可能步入分裂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有任何的社会政治稳定，很可能又是狼烟四起，内乱不已。因此，宪法和党章都明文规定了邓小平理论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这表明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将邓小平理论作为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思想基础的共识和心愿。
我国实现社会政治稳定所依靠第二个主要支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政治稳定中迈向现代化的行动总纲，它统一了全国人民的行动。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也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的内容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总纲。它规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目标、中心任务、发展道路、基本原则、领导核心和依靠力量等，是保证我国在社会政治稳定中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行动纲领。经济建设与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我们的经济建设，是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保证、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的；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同时又从新的实践中不断吸取新的经验来丰富和发展的。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就会失去物质基础，社会政治稳定也就失去了物质基础；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会丧失动力和迷失方向，社会的发展也会丧失动力和迷失方向，就不可能有社会政治的稳定。20多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最根本的就是排除了违背基本路线的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 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我们就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实现社会政治稳定所依靠的两个主要支柱的基石和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创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制订了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又创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邓小平理论，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引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历史和现实的发展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离开了党的理论和基本路线的指导，中国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也不会有社会的政治稳定。那时，我们将重新回到“一盘散沙”和“战乱不已”的年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不会有任何前途的，中华民族将再次蒙受屈辱和苦难。
我国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方略之一，是实施共同富裕的大政策。
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既定目标，也是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大政策，它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体现，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一个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力量，是决定我国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是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的。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要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搞两级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4页。）只有实现共同富裕， 才能实现和维护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并进一步发挥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积极性，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从而不断巩固和扩大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但是，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也不是要回到“大锅饭”时代的平均主义。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是一个承认不平衡，并从不平衡逐步达到相对的平衡，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要实现这个过程，需要在大局之下的自觉和共识，需要自力更生和相互支持，需要正确的政策和办法。实践已经并将进一步证明，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富裕起来的发展战略，是加强发展和达到共同富裕的唯一正确道路，也是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唯一正确道路。
我国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方略之二，是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结合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历来是我国人民奋斗的基本目标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的英勇奋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开辟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新纪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又出台一系列举措，取得了新的成就。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的政治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民主制度，适合中国国情，鲜明地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特点，具有自己的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发展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制度和其他基层民主制度。而决不是盲目照抄照搬西方议会民主的模式。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教训表明，不顾本国的实际，盲目照抄照搬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只会带来社会的混乱和政治的动荡。因此，只有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扩大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的权利，使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才能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民主总是同法制结合的。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没有民主的法制会导致专制主义，没有法制的民主会导致无政府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始终是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紧密相结合的。在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我们努力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使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这三个方面都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用宪法和法律规范和制约各自的行为。即共产党依法对国家实行总的领导，政府依法行政，广大人民群众依法进行政治参与。事实说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结合，这就能够使国家彻底摆脱人治的影响，逐步走上法治国家的发展道路，并使我国从政策性稳定逐步走向制度性稳定，这才是我们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
我国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方略之三，是实施一系列“两手抓”的方针。
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的社会。我们实行一系列“两手抓”的方针，就是为了既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又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性和稳定性。
“两手抓”，首先是要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它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根本任务和目标是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建设解决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它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具有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保持强大的凝聚力，这就为社会政治稳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教育科学文化建设解决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问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为社会政治稳定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没有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就没有物质基础；没有社会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进步，物质文明建设就没有动力和正确的发展方向，旧社会的腐朽思想和种种社会丑恶现象就会沉渣泛起，破坏社会的政治稳定，发展经济的目标就难以实现。所以只有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一个优化的社会环境和稳定的政治环境。
“两手抓”还必须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由于新旧体制转换时期出现的政治功能缺损和功能重叠现象；由于制约和控制机制的暂时弱化；由于可能出现腐败现象的领域的增加；由于思想意识的嬗变引起价值观念的偏离；由于西方腐朽思想的影响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致使各种沉渣泛起，政治腐败、经济犯罪、刑事犯罪，邪教活动以及各种社会丑恶现象都趁机泛滥起来，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政治稳定，阻碍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只有依法惩治各种腐败现象，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净化社会环境，才能抑制不稳定因素的滋长，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
2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我们什么时候坚持“两手抓”的方针，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顺利发展，经济建设就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就积极向上，社会政治就稳定；什么时候不坚持“两手抓”，或者一手硬，一手软，社会风气就容易变坏，腐败现象就会泛滥，各种犯罪活动就会横行于世，人民群众就会不满、愤懑，社会就会进入非稳态发展，政治动乱就有可能发生。
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改革正处在攻坚阶段，现代化进程正由初期发展阶段向中期发展阶段迈进，国际局势又有新的、复杂的变化，国内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必然使社会政治稳定问题出现新情况和新的特点。对此，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原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出台新的稳定社会政治的举措，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