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通史的价值与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史论文,价值论文,功能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12-0005-04
一般说，人们都承认历史学的重要性。有人说，拥有历史就拥有智慧的制高点。而一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长时段和整体视觉撰写的世界通史，除具有一般历史学的价值和功能，还因其贯通古今和具有整体性而具有相对特殊的价值和功能。在庆贺由吴于廑、齐世荣教授主编的《世界史》(6卷本)发行80万册，暨由齐世荣教授主编的《世界史》(4卷本)出版之际，我想就世界通史的价值和功能谈一点自己的理解和感受。
记得鲁迅先生曾有过一段脍炙人口的话。他说：“我想，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简明而可靠的书。但如果他专讲天王星或海王星，虾蟆的神经细胞，或只咏梅花，叫妹妹，不发关于社会的议论，那么，自然不看也可以的。”[1](p.110)这段看似不经意间脱口而出的文字，却包含着深刻的哲理。把学习通史的重要性及其与现实的关系讲的是何等透彻。当然，我体会，鲁迅当年讲的“一部关于历史简明而可靠的书”，八成指的是中国通史。因为那时市面上还不大可能买到简明而可靠的世界通史。如果鲁迅先生活到今天，面对如此快速发展而又纷纭复杂的全球形势，是一定会要求大家都来看一部简明而可靠的世界史的。
关于世界通史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中占有怎样的地位？他具有怎样的价值和功能？我有以下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社会科学各学科中的基础学科
一部世界通史对整个社会科学各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文学、教育学、国际政治学等等，都具有基础性功能。任何学科如果离开丰富、系统的历史知识和科学的历史观作为基石，都会是孤立、片面和不科学的，甚至会把事物或问题引向荒谬绝伦的地步。而这种系统科学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的提供，一点也离不开世界通史。
举例来说，当代中国正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如何正确理解这场变革？目前一些有说服力的文章，在论述这场变革的深刻背景和意义时都不忘追溯历史。不仅追溯到3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的那场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还追溯到59年前改写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新中国的诞生，更追溯到160年前《共产党宣言》的发表，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并且还要依托对几千年来，特别是18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反思。从而使人们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联系中，对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有了更科学、更深刻的理解。
又譬如，在我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常常会碰到所谓“价值中立”问题。有的学者在论及东西方不同发展模式时说，西方学者认为西方发展模式是发展中国家的模式，而发展中国家认为西方发展模式是对非西方国家的剥削过程。作者接着作出如下结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文化的表象系统是有差异的”。通过西方的意义系统去观察非西方社会现象，与通过非西方意义系统观察同样的现象所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稍微懂得点1500年以来世界史的人都会看出，这种把不同发展模式之争的根源归结为文化表象系统不同，只能从根本上掩盖几百年来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历史事实。批驳这种说教的最好办法，当然就是从世界历史中寻找答案。
二、对唯物史观最好的诠释
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阐发了马克思对历史科学的伟大贡献。他说：“这个人的逝世，对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他从两方面总结了马克思对历史科学的贡献。一是，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二是，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即剩余价值学说[2](p.776)。而这些正是几千年人类文明史和500年来资本主义发展史所证明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论述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人类社会形态如何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阶级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等等，都可以从一部科学的世界通史中得到阐发。这是任何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由吴于廑、齐世荣教授主编的《世界史》6卷本和由齐世荣教授主编的《世界史》4卷，都从世界历史进程实际出发，坚持并运用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基本观点，从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阐明由于物质生产的发展，如何推进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引起不同社会形态的更选，人类历史由此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发展。世界也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而终于发展为整体世界历史。
吴、齐两位教授所形成的上述指导思想包含着理论的创见。环顾世界，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张撰写世界史或全球史的西方学者越来越多，而且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都未能在总体上阐明世界历史的本质运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推出的《世界史国家课程标准》(National Standards for World History)，被认为是在美国兴起的“一场历史教学的哥白尼式革命”。也曾被保守主义者认为是诋毁美国历史、贬低美国精神和否定西方传统，因为它强调了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少数民族和妇女在历史中的作用，强调允许全球性跨文化比较的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这种课程标准仍然没有给人们以有关世界历史发展的科学而清晰的图景。而且它放弃了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概念。从这一角度看，又是一种超历史的、超意识形态的全球史观点，反映了英美国家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形态。事实上，西方许多写世界史、全球史的学者始终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西方中心主义。一些在苏联解体之后应运而生的世界史，则直接是为扩张“美国模式的自由企业和民主制度”服务的。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这种西方模式的资本主义的“扩张从1989年以前就开始了，并成为所谓全球化进程的核心内容”[3]。这种指导思想下撰写的世界史，只能是与历史发展大潮背道而行，而由它们指导的行动，是注定要摔大跤子的。
三、重要的资政作用
一部好的世界通史对于国家发展方向、道路和政党政府正确决策都是不可或缺的。
我国近代思想家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这个史不能只是断代史或某种专史，而只能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通史，是包括中国史在内的世界通史。
美英学术界和政界都很重视历史对高层的作用。英国一位著名作家保罗·约翰逊认为：“我们最应该学习的东西就是历史，假如你要进行最高层决策，学习历史就比任何其他训练都更为重要。”许多美国政治领导人毕业于历史专业。美国不少军政部门重视世界史知识的训练。例如，美国空军研究院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教授世界史，作为培养派往海外军官的手段之一[4]。
我们党几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历史学的资政作用。而其中世界通史不能不发挥其独特作用。据统计，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到2007年9月，中央政治局举办的44次集体学习中，与历史直接有关的就有近10次之多。其中如第九讲“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就是综合性很强的世界通史课题。胡锦涛同志特别强调干部必须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广阔的世界眼光。最近，针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央更一再强调，只了解中国而不了解世界，是很难作出正确决策的。这些事实上都对世界通史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有治史、学史和用史的传统。我们史学工作者有责任以自己不断深入的研究为各级干部提供富含营养的精神食粮。重要的是，我们自己首先要提高理论水平和学术水平，还特别要发扬我国史学家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不虚美，不掩恶”，真正从党和人民事业出发而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比较研究的问题。在纵向考察基础上，注意横向比较，对政策执行者是非常重要的，而世界史本身的特点又给了我们以相互比较与借鉴的广阔空间。过去有一种颇具影响的看法，即只有处于同一社会形态或同一历史发展阶段的国家才有可比性，否则就不能进行比较。这种看法是不科学的。拿20世纪的苏联和美国来说，尽管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却存在多方面的可比性。问题是比什么，如何比。事实上这两个大国曾经有过的巨大进展，说明20世纪的生产力既适合于资本主义，也适合于社会主义。但是，美苏两国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在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方面，在如何坚持各自的核心价值观方面，在对外政策方面，在改革创新方面，等等，都可以总结出一些有利于我们中国发展的经验教训。我们当然坚信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但这种基本制度必须有一系列具体制度与之相配套，才能使这种优越性显示出来并取得对资本主义的相对优势。如果不认真解决好制度建设，优越性就不容易发挥出来，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特别强调制度建设。他指出：“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
关于如何防止教条、僵化，使社会永远充满活力和凝聚力，对所有国家都是生命攸关的问题，也是长期困扰许多国家的难题。在这一问题上，在尊重各国国情的前提下，同样存在可比性。一位长期从事美国历史研究的俄罗斯学者指出：“美国思想体系的传统任何时候都不会转变为僵死的教条，而是在每一新的历史阶段为回答时代的呼唤而获得新生。”[5](p.5)这有一定的道理，是与美利坚民族的历史特点有关的。我们要如实地承认这一点。但美国社会如何在发展科技与经济的同时，遏制上层高管的过度贪婪；以及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今天，美国当权者是否真的能看清世界潮流，放弃全球霸权主义，这是对美国能否保持活力和凝聚力的真正考验。反观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由于中国有着永不称霸、永不做超级大国的坚定信念，特别是30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成就和经验，这些均成为我国社会保持活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条件。但是，如何始终保持忧患意识、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反腐倡廉，特别是从上到下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精神，则是对我们能否永葆社会主义活力和凝聚力的严峻考验。
四、独特的教育功能
历史的教育功能几乎受到任何国家的高度关注。20世纪80年代，美国曾兴起一场什么是最好的教育的争论。结果，学术界、教育界最终达成共识：除计算机学外，历史学和文学是教育的两大基石。
美国事实上还把历史教学当作政治教育的基本教材。美国没有“思想政治教育”一词。但他们所说的“公民教育”或“政治教育化”就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特色的思想教育。美国以法律形式规定各级各类学校都必须开设美国历史课程，通过历史教育培养学生热爱美国。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在大学一年级开设“西方文明”课程，作为世界通史的教育内容。50年代以后至今，在财团和政府基金的支持下，代之以世界史和全球史课程。通过这些课程着重宣传西方文明模式和美国的独特地位及国家利益。
如果说，历史的教育功能历来为中外有识之士所重视，那么，对今日中国而言，世界历史的教育功能更是空前提高了。根本原因在于，在急速发展而又变得日益复杂的世界上，在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外交流日益频繁情况下，人们更加需要把当前出现的种种事变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和大背景中加以考察，不如此，就不可能正确而深刻地对事件作出评价并由此而预测未来。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们也更需要从世界历史发展总趋势中获得有关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生道路的正确认识。
从《世界历史》2006年第3期刊登的“中国高等学校世界通史教学状况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出，体现全球史观的世界通史受到了教师、学生的高度评价，他们认为这种全球史是重建世界通史的有益尝试，有助于彻底摆脱欧洲中心论，便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纷繁复杂的世界，是避免把世界史讲成国别史的最有效途径，并且认为，全球史是当代自然科学的大转折在史学界的反响，是系统思维方法在历史学领域的应用，运用全球史观对历史发展进程进行整体性考察，有助于表明这个整体的结构和发展动态。这种世界史研究的新方法，预示着世界史研究的未来方向，等等[6]。这样，世界通史对于青年一代的教育作用与过去传统的专史、地区、国别史等等相比较，正在产生一个质的飞跃，可以帮助我国青年真正具有世界的眼光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
上述关于世界通史的价值与功能，也可以借用西方的一种提法来加以评价，那就是，他是一种重要的“软实力”。但是，与西方不同的是，我们绝不仅仅把它视为一种具有竞争性的软力量，更把它视为可以服务于世界人民共同构建“和谐世界”的软力量。因为，从根本上讲，一部科学的世界通史，不仅不存在“西方中心主义”，也与任何褊狭的民族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它反映的是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代表着人类共同的未来。
在谈及世界通史价值与功能时，最后，想就世界史与其他外国史的关系谈一点看法。
有的学者和教师提出，由于世界通史的宏观把握是建立在微观史学的基础之上的；如何才能使世界通史的编纂建立在扎实的微观研究基础之上？表示出某种担忧。也有的认为，“世界历史”这样的名称带有浓厚历史哲学意味，表面上强调对历史整体和长时段看法，实际上容易导致对国别史和具体问题研究的轻视。因而期望有一天把学科名称由“世界历史”改为“外国历史”。
关于要不要和能不能编写出有水平的世界通史，20世纪以来一直存在争论。不少西方学者认为编写世界通史是不可能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主编克拉克写道，按照其编写宗旨，《剑桥近代史》的新版，不过“是许多符合事实而又前后一致的评价的汇编”[7](p.2)。这套书第12卷(相当于现代部分)主编莫瓦特同意这种看法，也说“今天几乎没有历史学家……认为我们还能写出世界通史或终结性的世界史”[7](p.2)。但是就这一问题齐世荣教授作了很好的回答。他说：“终结性的世界史，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任何一代人，无论晚到什么时候，都不可能穷竭真理。但是，世界通史，包括断代性的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都是完全能够写出来的，而且能够写的越来越接近客观真实。”他还说：“作者要想把充满矛盾运动的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和概貌勾画出一幅清晰的图像，是很不容易的。但是，难道我们因此就可以止步不前，满足于把一批又一批的专题论文和国别史或国别史的汇集堆在读者面前吗。”他强调：“不能只有微观的历史研究，而无宏观的历史研究。‘细节’固然需要知道，但在一定意义上，‘总画面’更需要让人们清楚。”[8]
当然，我们的世界通史撰写必须建立在微观与中观研究的基础之上。举例来说，无论是《世界史》6卷本，还是《世界史》4卷本，都有个宏观和微观关系的辩证处理问题。一方面按照历史本来面目和马克思的观点强调，“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9](p.28)。另一方面又把全部论述建立在微观和中观研究基础之上。而这些又都是力求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建设基础之上。改革开放不久，1980年即开始陆续出版由齐世荣教授主编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3卷，90年代齐先生又主编了《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二、三分册。此后，他还主编了《世界史资料丛刊、现代部分》8本。上述原始资料的搜集、翻译很不容易，涉及几十种外文，其余古代、近代史也都有大量资料工作作为支撑，而参与撰写者一般都在相应领域从事过专门研究，撰写过各种文章。这些构成了撰写世界通史的基础。不能说，因为编写宏观的世界通史就会轻视国别史和具体问题的研究。相反，对宏观、中观和微观不同层次的探讨与思考，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开阔了视野，加深了对各类问题的研究水平。所以，一方面并不因为有了对世界通史的研究，就排斥或贬低对国别史和其他各类专门史的研究；另一方面，也绝不要在强调国别史，专门史的时候，贬斥世界通史的发展。总起来说，历史是一个有机整体。世界通史和其他各类外国史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关系。各类外国史需要有世界通史知识和大视野的指导；世界通史也只有依靠中国史和各类外国史的研究基础和丰富内容，才能保证质量而具有更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