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名儒与四川易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易学论文,理学论文,宋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易学发展史上，宋代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被称为“宋易时期”。（注：朱伯崐《易学哲学史》中册第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所谓“宋易”，乃是针对“汉易”而言，是基于宋学与汉学相对的易学学风和阶段的划分。宋学特别是宋代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对易学的研究分不开的。理学主要是心性之学，注重探讨性命义理，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就是《周易》的经传。
宋代四川是易学的发达地区之一，两次入蜀的理学家程颐曾说“易学在蜀”，这是基于他对四川易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的了解而言的，可以此概言两宋时期四川易学的繁盛。（注：胡昭曦《析“易学在蜀”》，《宋史研究论文集》（1992年年会编刊），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四川易学是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理学发展关系密切。宋代理学名儒如周敦颐、邵雍、程颐、朱熹等人，在形成和发展自己的学术思想时，就曾吸取四川易学成果；同时，他们也通过各种方式，在四川传播易学，丰富了四川易学的内容，推动了四川易学的进步。
一
周敦颐以《太极图说》和《通书》两部易学名著而奠定其“理学开山”的地位，这一成就的取得，有赖于四川学者陈抟治《易》的影响。陈抟是否为蜀人，学术界尚有争议，主要有亳州真源（今河南鹿邑）说和普州崇龛说。笔者倾向后者，并主张崇龛在今四川潼南县境内。（注：胡昭曦《陈抟里籍考》，载《四川文物》1986年第3期。 ）陈抟博贯三教，精研易学，是宋易象数之学和图书学派的创始人，他虽然建立的主要是以道教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但其治学路径和学术思想确实给予宋代学术发展以直接、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周敦颐阐述理学思想的太极图，就渊源于陈抟。
周敦颐太极图是如何源于陈抟的呢？目前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通过陈抟的直接传授，南宋朱震就说：陈抟以太极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周敦颐。这个传承顺序并不可信，已为多数学者所抛弃。二是对陈抟无极图改造而成，如明末清初黄宗炎认为周敦颐太极图是对陈抟无极图“颠倒其序”而成。学术界多采此说。三是认为陈抟既传无极图，又传太极图，周敦颐根据“二图本一、一图二义”的规律，合二为一，转以阐述理学思想。（注：束景南《周敦颐〈太极图说〉新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持第二、 三种意见的一些学者在排除朱震说法后，还力图寻求周敦颐获知陈抟易图的其他途径，其中所得陈抟→张无梦→陈景元→蒲宗孟一线很值得注意。周敦颐于宋仁宗嘉祐元年至五年（1056—1060）入蜀为官，签判合州（今四川合川）。在此期间，他与当地及附近学者交游往来，阆州（今四川阆中）人蒲宗孟就是其中的一位。周敦颐正是在这时与蒲宗孟建立了姻亲关系，《周子年谱》记：“左丞蒲公宗孟，阆中人，……从蜀江道于合，初见先生（周敦颐），相与款语，连三日夜，退而叹曰：世有斯人欤！乃议以其妹归之，是为先生继室。”蒲宗孟也是位好道之士，与陈抟再传张伯端、陈景元均很友善。陈景元师从张无梦，得陈抟之学精髓。陈抟易图是可以通过张无梦、陈景元、蒲宗孟的递授关系而传给周敦颐的。（注：前揭束景南一文，另可参阅姜广辉《理学与中国文化》第62—6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这样，周敦颐太极图不但取法于陈抟易图，而且还可能通过蒲宗孟而与陈抟具有比较直接的授受环节。
周敦颐既获得了陈抟易图，也继承了陈抟以图代文的解《易》方法及其部分思想，所著《太极图说》，本之《周易》，既描述了太极→阴阳→五行→万物（人）的宇宙生化过程，又描述了万物（人）→五行→阴阳→太极的万物复归过程，实是对陈抟易学的宇宙生成论和内丹修炼法的继承和发展，只不过周敦颐旨在归本儒家，宣扬仁义，提倡主静，期于成圣，即周敦颐已突破陈抟道教易学系统，而属于儒家解《易》系统了。周敦颐通过《太极图说》所表达的宇宙生成论和主静修养法，在他的《通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并为后来理学家所继承和发扬，成为理学的重要表征。
周敦颐在北宋的学术地位不高，他的易学在当时的四川也影响不大，但还是有一定的传播，其中与其交游往来的讲友吕陶和以其为师的门人傅耆、张宗范所得为多。成都人吕陶是当时熟知周敦颐学术思想的少数几人之一，他在《送周茂叔殿丞并序》中说周敦颐“志清而材醇，行敏而学博，读《易》、《春秋》，探其原文，简洁有制”（《净德集》卷29）。吕陶就继承了这一简洁学风，治《易》“以简易为宗”，注重探其大原，得其至要。遂宁人傅耆“从周子游而接其议论”，不但多次面谒周敦颐，还长期通过书信往来讨论学术，所著《同人卦说》便得到周敦颐的教正。（注：傅耆《与周敦颐书（四）》，载《全宋文》第42册，巴蜀书社，1994年。）合州人张宗范有文有行，周敦颐名其所居之亭曰“养心”，并告以达道成圣的要旨。张得其施教，著《养心亭题说》，大致与《通书·圣学章》相表里，并得到南宋朱熹的厚爱，收载入《通书附录》之首。（注：魏了翁《鹤山集》卷44，《合州建濂溪先生祠堂记》。）
总的来看，吕陶、傅耆、张宗范等人只是获闻周敦颐易学之一二，易学造诣还不够突出，显示出周敦颐对当时四川易学发展还未产生大的影响，但毕竟有了初步的推动。
二
邵雍以象数易学闻名于世，所著《皇极经世》是易学的经典名著，其哲学思想主要是他所谓的“先天学”。“先天学”及其所本先天图，是间接师承于四川学者陈抟，邵雍子邵伯温和宗仰邵学的朱震都这么认为。（注：邵伯温《易学辨惑》；《宋史》卷435，《朱震传》。 ）后来朱熹也加以承认，在《周易本义》中他解释说：“伏羲四图，其说皆出于邵氏。盖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长，伯长得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者，所谓先天之学也。”所谓“伏羲四图”，是指伏羲先天图的四种图式，即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朱熹所归纳的这四种图式，未必尽括邵雍先天图，但却道出了邵雍先天学的基本内容。
所谓先天图，即乾坤坎离的图式，这始于陈抟道教易学。现在流传下来的陈抟先天图，是先天太极图，又称天地自然之图，以阴阳环抱为形式，“有太极含阴阳，阴阳含八卦之妙”，借以阐述八卦方位说和以阴阳消息讲炼内丹的思想。邵雍易学正是以先天图为基础，他认为先天图非人力有意编造出来，而是自然就有的；这类图式，有卦无文，但尽备天地万物之理。所以邵雍在师承陈抟先天图后，把陈抟所传“心法”推演弘大，创立起一套庞大完整的象数学体系，用以概括宇宙间的一切，即他自己所总结的：“先天之学，心法也。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于心也。”（《观物外篇》）邵雍易学是对陈抟易学的继承和发展，但和周敦颐一样，已突破道教易学系统，是站在儒家立场解释易学原理的，所以他以孔孟事业的继承者自居：“仲尼后禹千五百年，今之后仲尼又千五百年。虽不敢比仲尼上赞真舜禹，岂不敢比孟子上赞仲尼乎！”（《观物内篇》）这正是他成为理学大师的基础。
邵雍易学在北宋传播不广，到了南宋却十分盛行，“鲜有不眩惑其说”。（《宋元学案》卷44）其中四川地区较为突出，这与邵伯温移民入蜀、传播家学有关。《宋史·邵雍传》载：“初，邵雍尝曰：‘世行乱，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温载家使蜀，故免于难。”邵伯温受耳提面命之教，得家学至多，并以播扬家学为己任，著有《易学辨惑》、《皇极经世序》、《观物内外篇解》等。他举家来蜀（住在四川犍为），又任官各地，促使邵雍易学在四川有较大传播。史称，邵伯温入蜀，“七易之学，遂盛行于蜀”，（注：牟
《陵阳集》卷9， 《以斋记》。）“士大夫闻是说者，争阴购之”，如朱熹就曾嘱托好友蔡元定入蜀寻得邵雍“三图”。（注：朱彝尊《经义考》卷45，谢仲直《易三图》袁桷序。）
南宋四川易学深受邵雍影响，其中以邛崃人张行成最为卓异。张行成是怎样得到邵雍易图和著作的，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至少他堪称邵雍私淑。张行成比较全面地继承了邵雍的象数易学，并“有所发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第一，注解邵雍著作，即《皇极经世索隐》、《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最先注解邵雍《皇极经世》的是邵伯温，张行成认为伯温的解释于“象数未详”，故作《索隐》以详之。又认为邵雍《观物》有内篇、外篇之分，内篇理深而数略，外篇数详而理显，学者治《易》，当自外篇始，而外篇“缺数者三，脱误者百余字”，故作《衍义》，正其脱误，补其缺遗，并分为数、象、理三篇加以阐释。另外，又著《周易通变》，认为邵雍先天图共有十四种图式，它们相互联系，《通变》就是将它们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笺引旁推，敷衍解释，以通诸图之变，阐扬邵雍易学中的天数、地数、物数等思想。正由于此书是对邵雍先天图的注解和发挥，故又称为《皇极经世通变》。第二，以邵雍思想为标尺，以象数为方法，就其他著名易学家的著作和思想进行阐释和补充。如著《翼玄》，认为司马光《太玄集注》发明扬雄《太玄》义理焕然明白，但对其中象数思想“要而未详”，于是张行成“拾其（邵雍）遗意，委曲解释，以明律历之原，以探用数之旨”。另外，他著有《元包数总义》、《周易述衍》、《潜虚衍义》，也都主要是以邵雍象数学为准绳，论述或补充其中的象数思想。第三，继承了邵雍论数及理的思想。程颐评论邵雍时说：“邵尧夫数法出于李挺之，至尧夫推数方及理。”（《河南程氏遗书》卷18）张行成继承了这一学风，论数及理，他说：“夫天下之象，生于数，数生于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数，因数而有象；既形之后，因象以推数，因数以推理。”（《元包数总义序》）所著《元包数总义》、《周易通变》、《观物外篇衍义》等，都在借数和图来论述易理。
可见，张行成十分注意弘扬邵雍易学，并有很高造诣，他是继邵雍之后，南宋杰出的象数学家之一。南宋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对其十分推崇，将其与另一著名象数易学家朱震相提并论。（注：《鹤山集》卷35，《答刘司令（宰）》。）清儒全祖望也盛称其学，指出：“康节之学不得其传，……张行成疏通其纰缪，遂成一家。”（《宋元学案》卷78）认为张行成将邵雍易学复振于南宋，并自成体系。
张行成对邵学的精深研究，又进一步推动了邵雍易学在四川地区的传播。继张行成之后，四川学者研治邵雍易学较突出者有张氏门人吕凝之、理学家魏了翁及其门人税与权。成都人吕凝之认为张行成著作叙述太略，不够周详，于是以卦爻配年，详著《易书》四十卷（佚），目的在于发明邵雍易学。此书颇得时誉，有学者评价说：“康节之学，茫昧莫测；君得其传，若数白黑；往古来今，可验可索。”（注：《宋元学案补遗》卷78，《张祝诸儒学案补遗》。）蒲江人魏了翁与张行成同属邛州地区，对其易学了解甚多，也很推崇邵雍治《易》。在著名的“九图十书”和“十图九书”的公案中，以张行成“九图十书”说为准，反对朱熹的“十图九书”说，并认为自己所依据的是邵雍，而朱熹则依凭列子。他还对朱熹于邵学多有择取，又常常不明白指出表示不满，公开声称：必须先读懂邵雍易学著作，才能领会朱熹《易学启蒙》、《周易本义》的道理。（注：《鹤山集》卷35，《答刘司令（宰）》。）魏了翁门人、重庆学者税与权继承了业师重视邵学的观点，并付之著述，有《易学启蒙小传》，认为朱熹《易学启蒙》主要是发挥邵雍“先天图义”，而对邵氏“后天易”则未掘发，于是补撰《小传》，以“后天易”弥补朱熹所缺。又著《校正周易古经》一书，据其自序，也是“以邵子《观物》所言为断”，属于推本邵雍的著作。
可以看出，与周敦颐对四川易学影响较小相反，邵雍易学在四川有着广泛的传播，象张行成精研邵学，撰有七部易学著作，极大地扩大了邵雍易学在四川地区的影响。之后，吕凝之、魏了翁、税与权等学者也究治邵学，达到了较高的造诣，显示出四川邵学的蓬勃之势。相比于此，东南地区就较为逊色，所以魏了翁说：“某凡三游东南，行半天下，交道亦广矣，如邵易，少有能知之者。”（注：《鹤山集》卷34，《答荆门张佥判》。）
三
程颐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其学术代表作《伊川易传》是宋代易学义理派的典范之作。此书之撰成，有赖于四川易学的滋养。一是程颐曾在四川成都获闻易学“三阳失位”之说，《宋史·谯定传》载：程颐逛游成都时，见到一个箍桶的篾匠，拿着一本书在读。走近一看，原来是《周易》，感到有些惊讶，就想考考他。哪知篾匠先开口问道：“你学过这个吗？”并指着《周易·杂卦》中的“未济男之穷”一句，叫程颐讲解。程颐知其有来头，便谦虚地向他请教，篾匠简要地说道：“三阳皆失位。”即三个阳爻都错位了！程颐听了，深受启发，“唤然有所省”。（注：《宋史·谯定传》认为程颐与程颢兄弟同时在成都获闻此说，不确，当时只有程颐，详考见胡昭曦《析“易学在蜀”》。）二是程颐在四川涪陵点《易》注《易》，完成《伊川易传》。程颐在涪陵住了两年多时间，与当地治《易》学者交游往来，谯定就是其中的一位。谯定早年曾学《易》于蜀人郭曩氏，主要是学象数易学，后远赴洛阳，问《易》于程颐，在涪陵与程颐相处已是第二次从游程颐，所以已有很好的易学基础。据文献记载，程颐在涪陵时有与谯定同修《易》书的打算，并在离开涪陵时，又邀谯定同居洛阳。（注：程迥《周易古占法》卷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30，《答汪尚书》末书。）这说明二人治《易》深契，所以完成于涪陵的《伊川易传》可能包含着谯定的一些易学思想。
程颐在宋代始终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又两次来到四川，故对四川易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其中程颐门人谯定、再传张浚、三传张栻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涪陵人谯定是程颐川籍门人中最杰出的易学家，两次从游程颐，“获闻精义，造诣愈至”，并著有《易传》，今已失传。据《朱子语类》卷67朱熹与门人的四段问答，知谯定对《周易·系辞》“见乃谓之象”之旨十分重视，以为这是学《易》的头等大事，必须从中思悟“象之在道，犹《易》之有太极”的道理，并声称：“通此一句，则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通。”尽管朱熹斥其为“有病”、“非学《易》功夫”，主张“先教他将六十四卦，自乾坤起，至杂卦，且熟读，晓得源流，方可及此”，但这并不能排除谯定是在祖述程颐之学。如紧守程颐门墙的尹焞也有类似主张，《朱子语类》卷11载：沈元用问尹焞《伊川易传》何处是切要？尹焞回答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此是切要处。”朱熹业师李侗针对尹焞答语，说：“尹说固好，然须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说得此话。”两相对比，不难看出谯定与尹焞主张的相似性，也说明他们可能都是在发挥程颐易学。
谯定易学在当时很有影响。《宋史·谯定传》载：“定易学得之程颐，授之胡宪、刘勉之，而冯时行、张行成则得定之余意也。”又据《宋元学案》卷44，绵竹学者张浚亦从谯定学《易》。由于谯定不只是师承于程颐，还从蜀人郭曩氏受象数易学，所以其后学亦有义理派和象数派之分（相对而言），胡宪、刘勉之、张浚属义理派，冯时行、张行成为象数派。象数派已偏离程颐易学宗旨，胡宪、刘勉之又非四川人，所以这里俱不论述，只介绍张浚。张浚是四川绵竹人，南宋抗金名将，潜心易学，著有《紫岩易传》传世。此书主要是阐述易学义理，“凡说阴阳动静，皆适于义理之正”；但又有少量象数思想，如最末一卷论述河图，就专主刘牧（北宋中期象数学大师）。张浚之学又下传子张栻，张栻较其父亲更为纯正，对程颐义理易学也更为遵从，所著《南轩易说》对程颐《易传》具有辅助价值。《伊川易传》所解止于卦，不及《系辞》部分，《南轩易说》于《系辞》的注解则十分完善，且旨意深远、见解不凡，故后世学者常将二书比配研读，有人甚至合刊为一书，以便观览。
程颐易学通过门人谯定而在四川有了较大传播，其后学张栻还成为与朱熹齐名的理学大家。但总的来看，程颐易学在宋代较长时期内还未能在四川形成强有力的辐射能力，势力远不如邵雍易学，这既与四川易学传统有关，也与四川长期盛行苏氏蜀学有关。四川易学向来重视象数研究，汉代的扬雄、北周的卫元嵩、唐代的李鼎祚、五代宋初的陈抟等易学名家莫不以治象数见长。南宋史家李焘所谓“蜀人盖多《玄》（指扬雄《太玄》）学”、朱熹所谓“往往蜀人有严君平（指扬雄老师严遵）源流”，（注：分见李焘《跋太玄经疏》（载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08）和《朱子语类》卷107。）均是说明蜀人治《易》有象数风气，这对专讲义理的程颐易学传播显然不利。而且，与程颐洛学长期对峙的苏氏蜀学在易学研究上也有较高的造诣，《东坡易传》就是苏氏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与程颐《易传》一样专讲义理，也代表了较高的哲学水平。（注：参见孔繁《苏轼〈毗陵易传〉的哲学思想》，载《中国哲学》第9辑。）蜀人治学长期宗尚苏氏，这自然也对程颐易学的流传有碍。 当然，随着程朱理学的日益普及，苏学的影响又逐渐退步，程颐一派的易学对四川的影响就扩大起来，这就是朱熹易学在四川的广泛传播，不过这已是与程颐易学有着区别的新的内容了。
四
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对“四书学”更为重视，所著《四书集注》家喻户晓，是后世科举士子的必读之书。他在易学方面也造诣不浅，在南宋义理和象数易学不断融合的影响下，朱熹一方面以程颐义理为宗，一方面又努力吸取邵雍象数学思想，致力于程邵归一、数理结合，并写出影响深远的《易学启蒙》和《周易本义》。
朱熹易学成就是建立在对前人和各地易学成果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的，其中就包含了四川易学。这首先表现在对以苏轼为代表的三苏易学思想的认识上。朱熹对苏学很不满意，认为是杂有佛老思想的邪学，故作《杂学辨》，首攻《苏氏易解》（即《东坡易传》）。还在与门人的问答中，极力贬斥苏氏易学，说苏轼解《易》“大体最不好”，苏洵说《易》“全不近人情”。但朱熹对苏氏易学并未一概舍弃，有赞扬，有吸取，如他认为苏轼解《易》在文句表达上有长处，因为苏轼“会做文，说句法”，所以“解文释义，必有长处”（《朱子语类》卷67）。他还称赞了苏氏对《周易·涣卦》的解释，认为这一卦说得“最好”，最符合原义，非《伊川易传》所能及，所以他作《周易本义》时，就择取了苏氏此解。（注：《朱子语类》卷73；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
其次则表现在与谯定易学的联系上。诚如前述，朱熹反对谯定重视《周易·系辞》中的“见乃谓之象”之旨。但在师承系统上，他实是谯定的再传弟子，因为他早年的老师胡宪、刘勉之曾从谯定学《易》。据朱熹为他们所作的《墓表》、《行状》，胡宪从谯定学《易》甚久，并悟得“克己功夫”这一为学要旨；刘勉之则是“尽得”谯定易学本末。（注：《朱文公文集》卷90，《聘士刘先生墓表》及卷97，《籍溪胡先生行状》。）朱熹在师从李侗之前，早年曾跟从胡、刘二人，对谯定易学应当有所择取。朱熹易学既重义理，又吸收象数，就与谯定学风相近，这或许正是来自谯定易学的影响。另外，朱熹还对谯定的另一再传弟子、四川井研学者李舜臣的《易本传》（佚）有所吸取，从中亦可反映出朱谯之间的学术联系。李舜臣师从谯定门人、重庆学者冯时行。冯重视画卦，尝说：“《易》之象在画，《易》之道在用。”（《宋史翼·冯时行传》）李舜臣发挥其思想，说：“《易》起于画，理、事、象、数，皆因画以见。舍画而论，非《易》也。”（《宋元学案》卷30）其《易本传》就是“专自圣人画卦之意求之”，朱熹著《周易本义》，就“多取”此书。（注：李心传《丙子学易编序》，载《宋代蜀文辑存》卷77；《陵阳集》卷14，《赐甥李松坡天瑞序》。）
朱熹既对四川易学有选择地吸取，同时也对四川易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四川学者在继承和传播朱熹易学方面以朱熹门人暧渊、再传阳枋、私淑魏了翁最有成就。
暧渊是涪陵人，与谯定为同乡，他平生好《易》，凡古今易学莫不研究，后来又万里寻师，从朱熹学《易》三年，“尽得其说以归”。他录有朱熹与门人论《易》的《易说》一编，在当时即受到重视，如福建建阳书坊刊行朱熹经说，《易说》居其首；学者辑录朱熹《语录》，《易说》也收载其中。这有利于朱熹易学的传播。由于暧渊《易说》与朱熹手定之书《周易本义》不完全相同，约有十分之三四的差异，所以此书可能已包含有暧渊自己的一些易学思想。但其弟子阳枋则认为《易说》只是暧渊与朱熹讲论卦爻的言语，暧渊“所得不在是”，而是“得意于忘象忘言者”。（注：阳枋《字溪集》卷4， 《答谊儒侄昂书（二）》。）即认为暧渊对朱熹易学已有所不同。
四川铜梁学者阳枋在继承和发扬朱熹易学方面，较暧渊更为突出，影响也更大。受业师暧渊影响，阳枋对朱熹易学十分钦佩，曾两度编集朱熹易说，成《朱文公易问答语要》和《文公进学善言》；作有《易学启蒙跋》，介绍其版本、内容，以广其传；所著《易说》（今有部分残存于阳枋文集《字溪集》）定名为《正说》，也是因为“一本程朱之正”。阳枋易学思想甚为丰富，最突出的特点是重视《周易》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和体现，他说：“《易》元无出于圣人言语之外者，只在力行求至，行得一步，是自家底一步；行得一事，是自家底一事。”这实际上是对暧渊治《易》“于日用常行研究天理造化之精微”思想的继承，（注：阳少箕、阳炎卯《有宋朝散大夫字溪先生阳公行状》、《纪年录》，载《字溪集》卷12附录。）也是针对朱熹易学盛行之后，学术界盲目祖述其说，空谈义理、不务实行的流弊而言的。阳枋在晚宋川东地区影响很大，经常被地方官员邀请讲学，还曾主教涪陵北岩书院，士子信从者众，对朱熹易学在川东地区的传播作出了贡献。惜其遭逢季世，正处于宋蒙双方在四川激烈争战之际，故其后学在四川并无突出者，而浙江宁波学者史蒙卿则承继其学，深究易理，著有《易究》十卷（佚），以朱熹学术为宗，从而改变了当地先前陆九渊心学为盛的局面。（注：参见《宋元学案》卷87，《静清学案》和《宋史翼》卷34，《史蒙卿传》。）史蒙卿学术的较高造诣和影响，显示出阳枋播扬朱熹易学的贡献。
魏了翁既私淑张行成，推崇邵雍易学，同时又宗仰朱熹，积极讲传、发展朱熹易学。他发挥朱熹程邵归一、数理结合的易学思想，多次表示要将程颐义理易学和邵雍象数易学合为一书，所著《周易集义》（残）、《周易要义》就是这方面的著作。他认为治《易》应以义理为宗，义理学大师王弼的易学“独冠古今”；但和朱熹一样，又认为《周易》本是卜筮之书，辞、变、象、占应是理解《周易》的基本纲领，主张以象数求义理。（注：参见蔡方鹿《魏了翁评传》第210～212页，巴蜀书社，1993年。）他的《周易要义》一书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修《四库全书》在收录此书时，还特别得到乾隆皇帝的青睐，专制“御制诗”一首，称扬备至，高度肯定了魏了翁阐发朱熹易学之功。
暧渊、阳枋、魏了翁等朱学后裔在易学上均有较高造诣，长期致力于研治、讲传和发展朱熹易学，有力地推动了朱熹易学在四川地区的传播，从而丰富了四川易学的内容。
综上所述，以周敦颐、邵雍、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名儒与四川易学关系密切。一方面，他们在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时，都程度不同地吸取了四川易学的内容。周敦颐、邵雍是间接师承于陈抟，是对陈抟易学的推演借鉴而开创了理学。程颐两次入蜀，先在成都获闻易学“三阳失位”之说，后又注《易》于涪陵，在四川完成《伊川易传》。朱熹间接师承于谯定，又对苏氏易学批判吸取，并于李舜臣《易本传》有所择取，四川易学成为其学术渊源的一个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他们对四川易学的发展和兴盛又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们或通过亲自入蜀、后裔居蜀，或通过门人递授、著作流传等途径，在四川传播易学，培育了一大批杰出的易学学者，象张行成发挥邵雍易学，谯定、张栻发挥程颐易学，暧渊、阳枋发挥朱熹易学，魏了翁致力于程邵归一、数理结合，都显示出较高的水平，成为四川易学的重要力量。可以说，四川易学促进了宋代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而理学思想的传入又使四川易学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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