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与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对外开放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长期奉行“一边倒”的对外开放战略，并和苏联、中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建立了比较密切的经济关系。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都是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进行的，并由此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的基本构架，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1978年，经过将近30年的计划经济发展之后，中国开始实行新的对外开放战略，并积极参与到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中。
作为一个后发大国，在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国外已有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发挥后发优势。同时，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对外开放还具有引入市场竞争、培育市场意识及人才、促进经济转型的强大示范作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那么，这些发展是如何实现的，有什么独特经验呢？
一、共享型发展
（一）中国与外部经济的独特联系机制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极大地冲击了全球经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但是，中国经济却最先恢复，并强劲增长。2009年，中国经济保持了9.1%的增长，对外贸易虽然下降了20%，但是，相对地位却得到了提升。这一年，中国超过了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2010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并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实际上，不仅如此，在过去10年中，尤其是在2000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时，中国经济却一枝独秀，逆势向前，表现出很大活力。譬如，2000年到2003年，世界经济的增长率分别为4.3%、1.6%、2.0%和2.7%，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却持续保持在8.3%以上。世界贸易在2000年到2003年的增长率分别为11.29%、-3.31%、5.1%和16.48%，而中国的增长率却分别为32%、7.5%、22%、37.1%，远远高于世界同期水平。同一时期，世界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在2000年达到14014.66亿美元的水平以后连续三年下降：2001年为8252.8亿美元，2002年为6281.14亿美元，2003年5657.39亿美元。但是，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却继续增加，从2000年的407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468亿美元、2002年的527亿美元和2003年的535亿美元。
为什么中国经济具有如此强的抗风险抗冲击能力呢？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长期保持快速增长呢？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比如，金融危机中，遭受最大冲击的是金融部门。中国的金融部门由于开放程度有限，也比较稳健，遭受到的冲击较小。另外，中国积累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外汇储备，对于外部金融资产的依赖较小，因而，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剧烈国际资本流动很难对中国经济造成较大影响。再比如，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政府纷纷采取经济刺激措施。发达国家由于工业化过程已经完成，政府大规模刺激措施的余地有限；落后国家政府的财力捉襟见肘，刺激措施也很难真正发挥作用。中国由于仍然处在工业化中后期过程之中，国内需求以及实体经济，尤其制造业发展的基础雄厚，同时，财政实力强大，为经济刺激措施发挥作用提供了充足的政策空间，等等。但是，本文认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独特联系机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这种联系机制的主要内容包括：①中国独有的条件和内部环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自1996年以来每年都达到400亿美元到500亿美元以上，最近几年甚至接近或超过1000亿美元。②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以绿地投资为主，比例高达95%以上，并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建立起了庞大的生产和加工基地。而绿地直接投资使中国免受世界直接投资下降的冲击。③这些生产基地，主要进行加工贸易活动，比例超过70%。④加工贸易占中国贸易的比例高达50%以上，其增长直接拉动了中国整个进出口贸易的增长。⑤这种贸易的增长主要发生在外资企业里，但内资企业也在快速跟进。这样，一方面，我国每年有大规模直接投资的流入；另一方面，又有中国贸易从而整个经济在这些投资和企业推动下的高速增长（参见图1）。
过去30多年中，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中国外经贸以及整个经济的发展非常迅速：1979-2007年，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9.8%，最近三年为9%以上，均为世界之最；对外贸易蓬勃发展，贸易地位也由1979年的世界第27位上升到目前的世界第2位。吸引外资，从无到有，1993年以来，连续处在发展中东道国的首位。截至2010年年底，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056.13亿美元。
（二）劳动力寻找型外国直接投资
中国与外部世界独特联系机制的核心是以大量劳动力寻找型外国直接投资维系的。劳动力寻找型投资，是以东道国的廉价劳动力（既包括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也包括廉价的熟练劳动力）为主要对象而进行的直接投资，其产品和服务主要销往国外市场，不以当地市场为目的。这类投资是和国际范围内兴起的国际生产网络相联系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追求高额利润，将传统的生产和制造过程进行分解，然后在区域甚或全球范围内，根据各个国家的不同条件再进行国际生产布局，从而形成区域性甚或全球性的、以自己为主导的生产网络。劳动力寻找型投资就是构成这种网络的最重要的投资类型之一。
与市场寻找型投资不同，这类投资所生产的产品和劳务主要面向出口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市场。因此，这类投资可以给东道国创造大量的稀缺外汇，且不会对外部平衡带来负面影响。这种影响曾经是落后国家限制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自然资源寻找型投资相比，劳动力寻找型投资较少给当地经济带来“飞地效应”（Enclave Effect）。如果利用有效，这种投资还可以产生巨大的外部溢出效应。这类投资的规模很小，技术也不复杂，外资的股权比例也较低，很容易模仿和超越。同时，这类投资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且管理规范、有广泛的外部联系，进行严格的市场化经营，直接间接地培养和教育了大批从业的工人和管理人员。这既有利于当地劳动力商业素质的提高，也有利于当地私人企业的成长。
对中国而言，这种投资还有更重要的作用，表现为以下几点：
（1）经过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造就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素质最高的廉价劳动力大军。这些劳动力至少受过初中水平的教育，也享受到较好的医疗保健，身心健康，组织性和纪律性好。这为劳动力寻找型直接投资提供了强大基础。另一方面，这类投资的大量进入也为中国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提供了难得的国际机遇。
（2）经过30年计划经济的发展，中国建立了庞大的工业体系，也形成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国有和集体企业。但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企业处于半停工半停产状态：产品没有销路，和国际市场没有联系，也没有独立的产品开发和设计能力；但是，有现成的厂房和基本的设备，工人和基本的组织和管理人员齐全，能够很快恢复生产和经营。劳动力寻找型投资（典型的形式是所谓的“三来一补”的活动，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到来为这些企业重新发展和焕发活力提供了绝好的机遇。
（3）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进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社会系统工程。共和国的同龄人缺乏市场经济的概念，也缺乏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而劳动力寻找型投资的进入，提供了这样的良好范例。在这些企业从业的工人和管理人员，以及这些企业周围的企业和工人、管理人员，都看到了市场化经营的理念和做法。在沿海地区中，正是在外资企业大量建立的城镇和乡村中，大量的私营和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即便是对于早期的国有中小企业而言，这些投资也提供了难得的合作和学习机会。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对于广大农民工而言，这些工厂不仅提供了就业的机会，而且提供了市场经济的观念和视野。每年都有2亿多农民工辗转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其中不少人都是在这类外资企业中从业。
（4）这种外资还对于缓解中国多年来存在的外汇短缺局面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2005年之前，外汇短缺的局面都没有根本改观。如果没有这些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力寻找型投资的进入，那么，毫无疑义，中国外部不平衡的严峻局面会更加严重。如果没有这类投资的贡献，中国的贸易也不会保持盈余状态。总之，虽然外国直接投资的直接产出和就业效应不是很大，但是，其间接效应却不可估量，并成为整个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和发展的催化剂。
（三）共享型发展
以劳动力寻找型投资为中介，以国际生产网络为基础的对外开放战略可以称为共享型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本国的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从而整个经济的增长，和其他国家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模式下，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分散在全球不同国家之中进行，有众多的不同国家的企业参与。共享型发展模式是全球化下，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新发展的一种体现——发达国家中，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意味着低端产业的向外转移，国际分工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甚或产品内分工演进；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则意味着更多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对外开放市场，参与国际竞争。
与这种模式相对应，还有独享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下，对外贸易主要是最终产品的贸易，整个生产过程集中在发达国家内部进行，原料投入通过进口获得；整个贸易和投资也主要由本国企业来完成，外国企业很少参与。独享型发展模式也是以前的投资和贸易情况的一种反映。之前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廉价原材料，或者进入海外市场；对外贸易也主要是以最终产品贸易为代表的产业间贸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的就是共享型发展模式：对于外国直接投资采取积极引进和开放的态度，并开放对外贸易。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韩国都采取了独享型的发展模式，对外国直接投资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并谨慎对待贸易开放。
很显然，这种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加工贸易形式与其他国家共同增长和发展的共享型增长和发展，和整个贸易主要来源于国内企业和一般贸易的独享型增长和发展（譬如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的发展模式）有很大的区别。譬如，1981-2010年间，中国出口贸易累计增长（每年比上一年增长的累计）的55.42%，进口贸易累计增长的53.75%都来自外资企业。1981-2010年间，中国出口贸易累计增长的47.51%，中国进口累计增长的30.30%也来自加工贸易。这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
又如，在2003年中国主要出口贸易伙伴中，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占了非常大的比重。在中国前三个出口伙伴中，加工贸易的比例均超过或接近60%，其中，外企的比例又高达76%以上。如，中国对美国924.74亿美元的出口中，67.52%属于加工贸易，其中的76.93%又由外资企业所提供。对香港地区的762.87亿美元出口中，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的比例分别为71.60%和78.57%；在对日本的594.23亿美元出口中，这两个比例分别为59.11%和82.79%。因此，中国的出口扩张，并不是由我们自己（一般贸易）和中国本土企业独享的，而是共享型的。
那么，哪些贸易伙伴分享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呢？以中国进口的扩张为例，1980-2010年间，中国进口累计扩张的最大受惠国家和地区分别是日本、台湾地区、韩国、美国、德国、香港地区、马来西亚、澳大利亚、俄罗斯、新加坡、泰国、巴西、沙特、法国、菲律宾。
二、对外开放与世界制造中心的形成
共享型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独特的联系机制上，而这种联系机制的核心是：中国每年能够吸引到足够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劳动力寻找型绿地投资。那么，为什么这种投资惠顾中国，中国具有什么优势呢？下面我们分别从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所采取的政策和战略等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条件。这主要表现在这样四个方面：①独特的地理位置。中国地域辽阔，且有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周围环绕着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处在亚洲最活跃经济体的中心地带。②文化上的优势。中华文化是亚洲“四小龙”和日本文化的渊源。这为中国吸引来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提供了很好的文化和心理背景。③人数众多、颇具经济实力，而又关心家乡建设、热爱祖国的海外华侨是中国的一笔无价财富，也是一个独特优势。④经济上的吸引力。这主要包括13亿多人口的大市场，30多年来连续9.6%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质优价廉的丰富劳动力，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等。
第二，20世纪80年代所采取的国际大循环战略与加入亚洲区域经济体系。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非常重视外部环境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广场协议为中国打开改革开放局面，大规模引进外资和扩大对外贸易提供了契机。1985年9月22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签订“广场协议”后，美元开始大幅度贬值，世界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1988年与1985年相比，德国马克对美元升值了70.5%，法国法郎升值50.8%，意大利里拉升值46.7%，英国英镑升值37.2%，加拿大元升值近11%。日元升值幅度最大，达86.1%。与此相关，在美国的压力下，亚洲“四小龙”的货币也开始了大幅度升值历程。
伴随着自身货币的升值，采取出口导向型战略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结构被迫进行调整：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逐渐丧失比较优势而不得不向成本更低的周边国家和地区转移。这为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大循环，承接转移的生产能力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开放进程使中国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比如，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引进外资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和战略构架。就引进外资而言，1986年10月，国务院制定颁发了《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即二十二条），解决了外商投资企业经营中所遇到的困难，对投资于产品出口和先进技术的企业给予了更多优惠。国务院各有关部门也相继制定了实施上述规定的十几个细则。这些规定使吸引外资的环境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外商投资开始增长。就对外开放而言，这一时期，中国逐步形成了以深圳（与香港毗邻）、珠海（与澳门毗邻）、汕头和厦门（与台湾毗邻）等四大经济特区为主体，以十四个沿海城市为辅助的开发格局。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从1987年开始，中国有意识地推进沿海地区开放战略，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积极引进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正是这种内外条件的结合促使中国开始逐渐融入亚洲区域经济之中。
这一时期中国引进的外资中，来自亚洲“四小龙”，尤其是香港地区的投资占了绝大多数。也正是在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和服装产品的带动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贸易结构实现了从初级产品到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转变。
第三，20世纪90年代对外开放深化和全面开放格局形成。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中东欧剧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格局结束。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最大的挑战者。如果经济发展没有取得更多的进展和展现出更大的活力，人民的生活没有更多的改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可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下被动摇。
1993年，乌拉圭回合谈判胜利结束，并形成了包括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在内的广泛协议，标志着世界开放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同一年，世界银行著名的研究报告《东亚奇迹》发布，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学习东亚国家和地区外向型发展模式，进行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高潮。在这份报告中，政府作用以及资本投入、人力资源投入种较为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等被认为是东亚奇迹发生的主要因素。这份报告出台前后，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力推动和各种条件激励下，印度、拉美国家及一些非洲国家也先后认识到改革开放和出口导向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纷纷采取降低关税税率、鼓励出口创汇、进一步放宽对外国言接投资的限制等措施。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竞相吸引外资的竞争局面逐渐形成。而与此同时，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的努力失败，使中国有被世界孤立和抛弃的感觉。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又一次到了重大转折关头。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引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迈入新的深化阶段。1992年年初他的南方谈话以及随后的中共十四大会议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国务院决定在沿海对外开放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范围，实现沿江（长江）、沿线（陇海线、兰新线）、沿边（边境）对外开放，从而形成了全面开放的格局。这极大地提高了外商的投资热情，从而使外商直接投资在这一阶段实现了飞跃性的增长。
另外，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也产生了积极影响。虽然危机使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受到冲击，从而使得流入中国的外资规模在1999年和2000年出现小幅度下滑，但是，危机也使得和中国处在竞争状态的东南亚国家中的外资，或者计划流入这些国家的外资开始更多地转向了中国。为了应对危机影响，中国还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扩大内需来促进经济增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样，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中国成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热土。这一时期，中国吸引的外资占了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很大一部分。
同时，中国还相继与新加坡、韩国建立外交关系，也大力缓和和改善了两岸关系。这些努力都促使了周边经济体投资的涌入。在外资的推动下，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产品也超越纺织服装品成为新的主导出口产品。中国逐渐成为区域贸易中介，并且不断深化了这种地位。
第四，21世纪初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制造业中心的形成。2001年12月11日，经过15年5个月的艰难谈判，中国最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为了加入该组织，中国作出了范围广泛的对外开放和国内改革承诺，使中国经济逐渐和世界经济深入接轨。以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方面的承诺为例。根据这些承诺，首先，中国对以前的法律和法规进行了调整，如对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三部法律（《中外合资企业法》、《中外合作企业法》和《外国独资企业法》）都进行了修订。其次，大大改善了跨国公司及其直接投资在中国的经营环境。在入世承诺中，中国公开声明要加入《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定（TRIPs）》。这两个协定的执行将有利于改善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经营环境。再次，进一步扩大了对外资的开放领域和开放程度。比如，2001年颁布了新修订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的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下简称“新《目录》”），并于2002年4月1日起施行。较之以往，新《目录》明显加大了对外商投资的开放程度，鼓励类目录由186条增加到262条，限制类由112条减少到75条。同时，新《目录》放宽了外商投资的股比限制，如取消港口公用码头的中方控股要求；增加了新的投资领域，将原禁止外商投资的电信和燃气、热力、供排水等城市管网首次列为对外开放领域；按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地域、数量、经营范围、股比要求和时间表，进一步开放了银行、保险、商业、外贸、旅游、电信、运输、会计、审计、法律等服务贸易领域。复次，出台和完善了一系列新的外商投资政策和法律法规，对外商设立创业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A股和B股市场上市、外商投资企业收购境内上市公司非流通股、外资参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的重组和处置、外商投资企业与国内企业合并、扩大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等有关问题进行了规范。最后，完善了服务贸易领域吸收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促进服务贸易领域积极、稳妥、有序地对外开放。有关部门已经修订或制定颁布了外商投资职业介绍机构、电信、航空、道路运输、电影院、音像制品分销、工程设计机构、印刷、旅行社服务、商业、外贸公司、建筑、会计的法规。
这一时期，世界经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001年，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美国经济经过长达10年的快速增长后，新经济泡沫破灭，开始陷入衰退，世界经济也受到影响。同时，美国遭受到恐怖袭击，并开始了反恐战争。西方国家与伊斯兰国家的冲突升级。而更加开放、经济蓬勃发展且社会环境安全的中国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最重要目的地之一。范围广泛的不同产业的投资开始进入中国。汽车、信息技术产品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投资的新热点。正是在外资的推动下，中国成为新兴的世界加工和制造基地。
三、世界制造中心与贸易中介地位
（一）世界制造中心
共享型经济发展的结果之一是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跨国公司的管理、营销网络以及技术和品牌优势，加上中国质优价廉的劳动力、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及政策环境，很快促成了全球性制造中心的诞生。这种变化，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出：
（1）三资企业以及加工贸易对于中国贸易扩张作出了巨大贡献。过去30多年，在中国出口贸易的扩张过程中，加工贸易的贡献都至少超过了40%，平均达到了47.51%，并在1986-1993年以及1994-2002年期间达到高潮。而来自外资企业的贡献则在1994-2002年间达到高潮，为67.31%。对照来自加工贸易以及外资企业的贡献，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加工贸易的贡献要远远大于外资企业的贡献，说明这些加工贸易主要是通过国有企业完成的。而在最近几年中，随着民营企业的崛起，外资企业的贡献也在下降。30多年中，就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来看，从最初的国有企业，到后来的外资企业，以及到现在的民营企业崛起，清楚地反映了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积极的间接以及直接影响。类似情形也表现在加工贸易上。中国进口贸易扩张中，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的贡献，与出口贸易扩张中的情形相似。
（2）伴随着对外贸易的快速扩张，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也在快速提升。在过去几年中，中国的贸易地位高歌猛进：首先是2003年超过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进口国；其次，2004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出口国；再次，2007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出口国；最后，2009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
（3）中国的贸易扩张是以货物贸易为基础的，而货物贸易的扩张是以制造业的发展为根基的。因此，贸易扩张的背后是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崛起。199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仅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3%。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6.64%，但是，中国制造业的规模仍然处在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位居世界第四位。2005年，中国超过了德国而处在世界第三位，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9.79%，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根据Global Insight的统计，2008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而处在世界第二位，而2009年，或者2010年则有可能已经超越美国而处在世界第一位，并占据世界制造业增加值17%以上的份额。中国国内统计，到2010年年底，在22个工业大类行业中，中国有七大类行业规模名列全球第一，两个产业规模居全球第二位，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
（二）贸易中介
共享型经济发展的结果之二是中国逐渐成长为亚洲，甚至全球贸易的中介，中国与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已经完全超出了双边的范围而具有多边的性质。从贸易平衡的情况来看，中国贸易中介地位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
（1）1994年尤其是1986年之前，中国的贸易盈余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逆差则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这是一种典型的传统贸易格局：中国的出口比较优势主要在低端的初级产品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而比较劣势则处在中高档的制成品上。
（2）1994年之后，中国的贸易结构变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贸易平衡中的顺差国家主要是欧美等发达国家，逆差主要是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等国家和地区（1994-2002年尤甚）。这种贸易格局是一种新型的、以国际生产网络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国成为亚洲“四小龙”以及日本的投资推动的区域制造中心。我国一方面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大量的中间品和零部件，并处于巨额贸易赤字地位；另一方面，经过组装和加工之后，再将这些产品出口到欧美市场，并获得了大量贸易盈余。因此，中国开始演变成这两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中介。
（3）2003-2009年间，这种情况甚至有加剧的趋势：贸易顺差国家中的发达国家不断扩大，新兴市场国家增多，而逆差贸易伙伴中，资源性国家的数量大大增多。不少发展中国家通过这种方式大量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中国贸易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作为一个世界制造和加工中心，中国的作用更加突出：不仅与亚洲“四小龙”、日本以及欧美市场相融合，而且，也将越来越多的资源丰富国家纳入到以中国制造为核心的生产和供应网络之中。
从中国出口市场（每个出口市场的年度增长累计）以及进口来源（每个进口来源地的年度增长累计）的扩张上看，也清晰地反映出如上三个发展阶段。
（1）1986年之前，对外贸易主要以亚洲为主。出口增长的80%，进口增长的60%以上都集中在这些周边的亚洲市场中。
（2）1986-1993年，中国出口首次确立了以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主流市场为主体的大格局。这三大市场占了这个时期中国出口贸易扩张（累计出口增加）的50%以上，达到53.1%；而在1980-1986年期间，这三大市场仅仅吸收了中国出口扩张的35%。短短的7年时间，这些市场对于中国出口的贡献提高了50%以上。同一时期，中国进口中，来自台湾地区、韩国和新加坡的进口大幅度增长，从前一个时期的0.2%，提高到33.8%。1994-2002年，基本上维持了1986-1993年所建立的贸易格局。
（3）2003-2009年，一种新的贸易格局开始出现。出口方面，三大发达市场对于中国出口扩张的贡献降低到了50%以下，为43.7%。这种下降中，尤其以日本出口市场的贡献下降为甚，从1994-2002年的14%下降到5.6%，降幅高达50%以上。与此同时，来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比如印度、巴西、越南等国的市场在我国出口扩张中的贡献则在大幅度提升，提高幅度也超过了50%以上。这一时期中，我国的进口中，对于资源产品的需求大幅度提升。资源性国家的进口在我国进口扩张中的份额不断提高。
四、贸易限制、全球经济失衡调整与经济转型
（一）贸易限制
共享型发展在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快速扩张的同时，也带来了其他贸易伙伴对于中国出口的更多限制。1995-2010年间，贸易伙伴总共对中国采取了784起反倾销动议，采取了563起反倾销措施。单就案件数量来讲，中国是最大的受害者，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处在随后二、三、四位国家和地区的总和还要多。在过去4年中，每年中国遭受到的反倾销动议数都占了世界总数的1/3以上；每年中国遭受到的反倾销措施数均占了世界总数的40%以上。对中国采取反倾销动议最多的前10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印度、美国、欧盟、阿根廷、土耳其、巴西、南非、墨西哥、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对中国采取反倾销措施最多的前10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印度、美国、欧盟、土耳其、阿根廷、巴西、韩国、加拿大、南非和墨西哥。
中国也是反补贴动议和措施的最大受害国。在过去4年中，有50%以上的反补贴动议或者措施都是针对中国的。针对中国的40起反补贴动议中，美国占了25起，加拿大占了9起，澳大利亚3起，欧盟、印度和南非各占1起。就21起对中国实际采取的反补贴措施而言，美国占了13起，加拿大占了8起。
虽然，中国是在2001年年底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但是，在1995-2010年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争端案例中，中国也是最主要的被诉方。被诉贸易争端21起，处在美国、欧盟之后，排在第三位。对中国发起贸易争端起诉的国家分别是美国11起、欧盟4起、墨西哥3起、加拿大2起和危地马拉1起。在最近4年中，起诉中国的贸易争端案例数占了世界总数的20%以上。应该看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程中所被迫承诺的一些歧视性条款加剧了这种情形。比如，维持12年时间（从2001年12月到2013年12月）的过渡性特定产品保障机制，维持15年时间的确定反倾销和保障措施可比价格时将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待的条款，以及维持4年时间（从2005年1月1日到2008年12月31日）的纺织品特定保障机制等。这些歧视性条款的存在使得中国的出口更容易、更多地受到贸易保护措施的限制。
（二）全球经济失衡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被再次提起。这次金融危机，本质上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金融监管松弛，金融投资家的贪婪造成的。但是，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建立在这种失衡之上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也是重要原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甚至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主要原因之一。其基本的逻辑是：全球经济失衡中的一方，主要是出口盈余国家，如中国、德国和日本，将大量的外汇盈余通过购买美国国库券的形式廉价地提供给美国，并长时间、大幅度压低了后者国内的利息率。在低利率条件下，买不起房屋的低收入人群也加入到购房大军之中，并最终酿成这次危机。同时，大量廉价的资金回流也促使美国消费者实行借贷消费，并积累起大量债务。
在这种逻辑思路下，平衡全球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成为美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政策组合中的核心关注之一。在2009年的匹兹堡20国峰会上，美国提出了“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提议讨论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这个框架最终为20国集团所接受。
这个框架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全球经济失衡中的两方，即经常账户盈余方以及赤字方都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经常账户的盈余方——中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应该扩大国内消费，提高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而经常账户的赤字方——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国应该扩大出口，提高投资，促使经济增长方式从消费拉动型向投资和出口拉动型转变。
为了促使这种调整，在20国集团的声明中，还提出了一些鼓励以及督促各国进行调整的措施。比如，通过“相互评议”（peer pressure）的形式，审议各国现有的政策框架是否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总体目标”相一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机构参与这种评估，并以这种评估作为进一步采取协调行动的基础。
在2010年11月召开的首尔20国集团财长以及央行行长会议上，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提出了针对各国经常账户不平衡的程度设定数量目标的建议，试图将各国经常账户的不平衡范围设定在各国GDP的4%之内。在随后的20国首脑峰会上，这个建议没有被接受。但是，在2011年2月召开的法国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初步就衡量经常账户不平衡的指导性指标达成了共识。
显然，中国现有经济发展模式的国际扩张空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三）经济转型
随着劳动力成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中国共享型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转型压力。那么，我们是否到了转型的节点或者时期呢？
出口产品多样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倒U型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判断这个节点的参考。这两者的关系表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的发展要经历这样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工业化以及贸易的扩张阶段，第二阶段是产业升级和国际化转移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中，单从出口贸易的角度来讲，还会经历资源型产品出口为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以及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等几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之中，一个国家的出口贸易产品的种类及品种不断积累和扩大，并在最后的技术密集型产品阶段达到峰值。
经过一段时间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之后，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从而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个国家的出口产品会逐渐丧失比较优势。因此，首先是资源型产品，其次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等也逐渐转移到其他收入水平比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整个出口产品走上不断集中化的轨道。
那么，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情况如何呢？首先，中国贸易仍然处在扩张阶段上。其次，在这种扩张阶段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也经历了几个典型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出口产品主要以矿产品以及农产品为主；之后，制成品成为主导出口品。其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以纺织和服装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是中国出口的主导产品，90年代中后期以来，机电产品成为中国出口的主导产品。总体上看，目前，中国出口贸易处在向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化过程之中（如图3所示）。在这个阶段，一方面，出口贸易产品很广泛，绝大部分的产品都可以生产。比如，以1992-2008年的出口产品数量来分析，17年中，中国平均每年出口产品的数量为4742.12种，仅次于美国的4871.18种，高于德国和日本的4729.24种和4550种。而据Carrere el.（2007）的研究，1988-2004年间，世界159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出口产品数量仅仅只有2492种。另一方面，在某些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上则需要进一步发展和提高。比如，一些高技术的零部件仍然需要大量进口。以2008年1月-6月的累计数据为例，高技术的处理器（85423100）、液晶显示板（90138030）、存储器（85423200）以及未列名集成电路（85423900）等四类8位码的HS产品就占了这一时期中国进口总量的15%。
从进口方面来看，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加工和制造能力的扩大，原材料以及初级产品的进口、高技术产品的进口不断增加，比例越来越高。比如，以集中了2008年1月-6月的累计进口76.75%的前298种进口产品为例，资源型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比例分别为37.79%和36.61%（其余为资本密集型产品）。与此同时，中国进口产品的范围也非常广泛。与美国、德国和日本相比，1992-2008年间，中国进口产品的年平均数量（4798.76）处在第三位，仅次于美国（4881.88）和德国（4864.59），而高于日本（4774.18）。
总之，未来10年，一方面中国出口产品的多元化过程仍然会继续，并逐渐达到峰值，出口规模仍然会快速扩张；另一方面，中国也将逐渐面临越来越强的结构调整约束和压力。这一转型和调整的压力已经出现。
促进经济和贸易结构从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产品和活动向高端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或活动演进，既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缓解贸易摩擦、促使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最基本方式。要实现这种转型，中国需要在高技术产业中确立新的竞争优势，需要一大批本土跨国公司的崛起。否则，中国将会陷入到“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之中，欲上不能，欲下不忍。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新的五年计划（即“十二五”规划）中，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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