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前后两次争国权运动的异样形态及形成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权论文,两次论文,异样论文,形态论文,年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0年前后举行的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都曾提出中国山东权益问题，也都引发了中国民众的争国权运动。学术界已从政治、外交史等角度对此做了大量研究。其中，对“五四”示威请愿运动的研究已蔚为大观。大陆、港台学者乃至众多国外学者对此事件倾注了极大的注意力。具有不同背景的学者在此论题的研究上形成了众多不同观点，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无不把五四运动视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除众所周知的新旧民主革命分水岭说外（注：这是国内学界尽人皆知的认识，彭明先生也采用此说，认定“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见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59页。），尚有学者视五四运动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开端（注：Steven I.Levine，"Bruce A.Elleman Wilson and China：A Revised History of the Shandong Question"，The Americal Historical Review,No.4(2003).），或认为它“影响了社会多方面的巨大变动”（注：［美］周策纵著、陈永明等译：《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6页。）等等。这些结论无疑都是深入研究的成果，多侧面地展示了运动复杂的历史意义。五四运动作为山东问题上一连串示威请愿运动的组成部分，与华盛顿会议期间反对山东问题中日直接交涉的焦点完全相同，而运动的形式却相去甚远。就中原因，显然必须从民众运动自身发展规律的角度加以把握与揭示。从已有的历史进程看，民众运动的发生无疑都是民众共同情绪激越化的结果，而民众情绪的激越化又无一不是在民众的某种共同利益或共同的正义理想受到阻碍时形成相互挑战的结果。民众对共同利益和共同的正义理想的认同状况与外部挑战的变化都会引起民众情绪的大幅波动，从而导致民众运动的急剧转折。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对两个反差极大的民众运动的发展进程加以研究。
一、五四运动思想基础的重新解说
山东主权问题自1898年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以后就一直存在，断断续续地引发过一系列抗议运动。其间，五四运动是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次。众所周知，五四运动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收回山东主权的外交目标落空而引发。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艾勒曼(Bruce A.Elleman)在《威尔逊与中国》一书中，做了笔者所见到的最无关紧要的评论，认为中国人在山东问题上的争论无非是个争“面子”问题。（注：参见Steven I.Levine，"Bruce A.Elleman Wilson and China：A Revised History of the Shandong Question"，The Americal Historical Review,No.4(2003)。）这一见解毫无疑问地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学界大体一致的观点认为，由争山东权益而导致“五四”事件的发生绝非偶然。从这一视角认识问题的观点，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的表述颇具代表性。该书指出，“五四”事件的发生并发展为广义的五四运动的原因，一是新知识分子的发动。因为运动的领导人物，“有不少正是那些提倡新文学、新思想和社会改革的新兴分子。而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的反对者则是中国固有传统的代言人。”二是新文化运动民意至上、民权至上思想传播和思想觉醒传播的必然结果。（注：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5页。）国内学者亦多持同样见解。还有著述沿用毛泽东的说法，论定“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爆发的。（注：彭明先生《五四运动史》（第165、659页）指出，由于北京是当时“新旧思想交锋的最前线”，北京大学更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有力据点”，因此，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中心“不是偶然的”。）五四运动发生于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四年，俄国革命爆发后两年，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自然合乎逻辑，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真实性。
学界公认的主因对五四运动产生影响是可以肯定的，但这些因素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民众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又显然是值得进一步考察的问题。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新文化运动传播新思想只经历了4年多时间，从当时传媒的有限影响力和传统文化强大的影响力考虑，民主主义新观念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十分有限的。何况，一种外来的新观念要转化为民众的内在精神，并成为共同的行动支配力量，更非短时间内所能完成。对于这一点，当时的文化人就有肯定性的论断。1922年，署名子绳的时评就指出，如果“塞恩斯与德谟克拉西成了学生生活之一部分，五四运动定不能发动那样早”。因此，从新思潮影响的角度看，五四运动尚是“无源之水”。（注：子绳：《国人对得起曹陆章吗？》，1922年1月13日《晨报》，第2版。）这一评论尽管不免偏激之嫌，但它所持不能简单用新思潮解释五四运动的观点却无疑是新颖而有见地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更重要的因素促成了五四运动这一民众情绪空前激越的社会大波呢？笔者拟对此做进一步的分析。
众所周知，巴黎和会召开前，美国总统威尔逊于1918年1月8日提出轰动一时的处理国际关系十四条原则，其中有关于反对“秘密外交”、“组织国际联合”以保障各国的“自由”和“土地管辖权”及“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权”等主张。（注：《美国总统威尔逊国会演说》(1918年1月8日），王绳武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84-385页。）论者大体认定，正是威尔逊具有和平主义欺骗性的十四条原则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渲染而导致国人在山东问题上的盲目乐观。（注：彭明先生《五四运动史》（第247-250页）认为，胡适宣扬威尔逊的和平十四条“在群众中散布对美国的幻想”，陈独秀赞扬威尔逊使“青年学生中受到迷惑的人就更多了”，梁启超对国际联盟的鼓吹“又加重了人民群众中原有的对帝国主义的幻想”。）的确，国人所以认定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本质上是“公理战胜强权”与威尔逊的十四条不无关系，但是，如果在此进一步追问，威尔逊发表的体现美国理想和门户开放政策的十四条为何能立即在中国社会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共鸣？回答就显然不能太简单了。从当时各界的言论看，对体现美国理想的威尔逊十四条原则，国人既不是从根本上表示赞同，也基本上不是从民主主义新观念出发去理解，而是从传统大同理想的意蕴加以体味。1918年12月6日，上海商界四团体联合召开会议，商讨成立“中华工商保守和平研究会”，大会主席杨小川的下述讲话受到了数百与会者的欢呼：
现在大战告终，公理卒胜强权，各国人多振奋，吾国人更宜振奋……今日所以开会之宗旨不外帮助政府所派和议特使赞成美国总统威尔逊君之主义，赞成世界平民主义以达永久和平之目的。（注：《组织国际和平研究会》，1918年12月7日《申报》，第3张第10版。）
杨小川讲话把体现美国自由观和门户开放理想的威尔逊主义理解为“世界平民主义”，并希求以此达至“永久和平之目的”。其中蕴含的意向与天下大同、人人平等、永世太平的美好向往确乎有一定相通之处。出于这一近乎天真的美好愿望，国人相信，“设法理直之列强在和平会议中一经提议远东问题，对于中国之冤屈必大发其不平之鸣”。中国在1840年以来所受的一切不公正对待和冤屈都将一洗而净。（注：《中国与和平会议》，1918年12月7日《申报》，第3张第10版。）实现此理想的途径是各国“超出”“功利世界，造成文明进步之大功”，即共立“一种普及条约可以对付各国者”，并按此条约的原则“取消种种特别之规定”（注：《中国与和平会议（续）》，1918年：2月8日《申报》，第3张第10版。），以造成世界永久之和平。这一设想与威尔逊的“国际同盟”提议显然相去甚远。威尔逊的设想出自门户开放原则，最多不过是保障国际自由竞争的措施，其功利主义意向十分强烈。国人的理解与威尔逊主义本质相悖，与康有为在《大同书》中阐扬古代大同理想时提出的世界公政府模式却十分相类。
民众团体表达的大同愿望在文化人的言论中得到了更完整的表述。梁启超就认为，战后将建立的国际联盟“必为二十世纪最有光荣之产物”，巴黎和会定能“将此人类大合同，大进化之国际同盟举其最要之部分基础从事建筑”。如中国能“光明正大以参列于国际之林，则吾受荫于此正义人道一大旗帜下以自壮，一切扰攘根源可以廓扫”。（注：《梁任公敬告友邦当局》，1918年11月17日《申报》，第2张第6版。）并以为“国际同盟”，即是实现“将来理想的世界大同”的“最良之手段”（注：梁启超：《国际同盟与中国》，《东方杂志》第16卷第2号，1919年2月，第161页。）。熊希龄、林长民等名流领导的国民外交协会在评论国际联盟的意义时亦说，“吾中国国民素爱和平，昔有世界大同之理想，今幸逢兹嘉会，深愿赞助其进行以期铲除世界祸乱之根源，俾成永久太平之局”。因此，和会应彻底废除列强在中国之势力范围，“废更中国所受不平等条约”。（注：《国民外交协会之外交意见书》，1919年5月2日《晨报》，第6版。）这些见解的说法各不相同，但所表达的愿望有一个共同点：即都不是站在本国、本民族的立场去分析国际格局、权衡利弊，以图最大限度地争取本国的实际利益，而是更明确地表示向往天下大同，期望中国在人类平等彻底实现后一劳永逸地解除所受的一切不平等对待，从此与天下人永远共享太平。对国人的这个愿望，李大钊在论及巴黎和会时做了最典型的表述：
只要平和会议变成了世界的议会，仲裁裁判变成了世界的法庭，国际警察如能实现，再变成了世界的行政机关，那时世界的联合政府，就正式成立了。依我的推测，这世界联邦进行的程序，就是：（一）各土地广大民族众杂的国家，自己先改成联邦；（二）美洲各国组成全美联邦，欧洲各国组成全欧联邦，亚洲各国组成全亚联邦；（三）合美、欧、亚三洲组成世界联邦；（四）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注：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1日，载《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34页。）
李大钊描述的理想与康有为《大同书》绘制的无国界、五种界的大同蓝图几乎完全相同，可说是康氏理想的另一种表述。所不同者仅在于，康有为的大同只是藏诸名山的纯粹理想，而李大钊的大同则是即将化为现实的希望。
李大钊是公认的最早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传播者，他的“公理战胜”观被理解为五四时期受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影响的代表。这与上文的表述形成了极大反差，是非何在，显然还得从他更多的言论中寻求答案。从留下的主要文本看，李大钊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胜利的分析确实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他认为这一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而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注：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第433页。）。李大钊这一充满激情的判断把“人道”、“和平”、“自由”、“民主”、“公理”、“社会主义”和“Bolshevim”融为一体，多种思想影响都存在，却看不出何种影响更为重要。但是，从他对众多具体问题的理解中仍然可以看出，其观念的基本精神仍然是传统的大同理想。在批评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时，他提出“凡是亚细亚的民族”都应该“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大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立，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幸福”。（注：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李大钊选集》，第121页。）在1919年新年献词中，他说：“从今以后，大家都晓得生产制度如能打破，人类都得一个机会去作工，那种种的悲情、贫穷、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注：李大钊：《新纪元》，《李大钊选集》，第123页。）在谈论国际联合问题时，他更断言：“现在人群进化的轨道，都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注：李大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李大钊选集》，第131页。）这些论断发表于五四运动前夕，此时的李大钊尽管已受到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一定影响，但从既有的言论看，其理想本质上既不是民主主义的目标，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终极目的，而是超越种族、超越国界、天下一家、人类全体相互亲爱和平幸福的天下大同。这类理想是中国文化传统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现，较之刚刚从外部传来不久的民主主义和俄国革命等思想显然更易为国人所理解与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内尤其是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大规模庆祝活动中，经过舆论的集中渲染，很快形成了广大民众的公共意识。其时响彻云霄的“公理战胜强权”口号所蕴含的内在精神及由此引发的广泛乐观情绪主要来源于此。《申报》、《晨报》等大报连篇报道北京、上海、天津等市官民共庆胜利的空前盛况，造成了普天同庆的浓烈氛围。《申报》杂评对上海的庆祝做了如下解释：
昨日以还，本埠庆典之盛，为前此所未有……盖此次之战为公理与暴力之战。其胜之也，非以武力克之也，实公理与人道诎之。所得者为民治主义之发扬，世界永久和平之实现，远非寻常克敌奏凯可比。武力之战胜，其欢乐也胜者有之；公理与人道战胜，则凡有生之灵所同庆也。（注：庸：《三日间之大庆祝》，1918年10月22日《申报》，第3张第11版。）
上述解释道出了国人所以空前热烈地庆祝事实上对中国并无多少意义的胜利，就在于时人所理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实为再造天下太平的圣战。在其理解体系中，能为“有生之灵同庆”的“公理与人道战胜”，即是普世太平、人类彻底平等、永远不相欺凌的天下大同理想原则的彻底胜利。以上揭示的大量事实，即见诸报纸的庆祝活动中各方言论、知识界的言论（李大钊的言论最具典型性）、占据舆论关注中心位置的商界的言论表明，“一战”胜利之初，国人关心的重点不在中国的山东等国家主权如何回归，而是大同之治、人类永久和平的实现。在天下大同、人类永久和平的条件下，中国自然应是人类亲爱和平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过去一切不公正（即不合大同原则）的对待必将自然解除，从此与环球人类同享太平。这显然就是当时国人认识问题的逻辑和空前乐观的心理依据。当这种共同理想（至少是运动参与者的共同理想）和乐观情绪遭遇到巴黎和会传来的山东问题不公处置消息的冲击时，形成挑战的强烈程度是不难想见的。
1919年5月2日，林长民在《晨报》上公布梁启超4月30日从巴黎发回山东将由日本接管后再与中国交涉解决的消息，并大声疾呼：如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注：林长民：《外交报敬告国民》，1919年5月2日《晨报》，第2版。）林长民的这一消息，显然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夸张情绪。消息的基本内容是山东权益将以何种方式归还中国的问题，事情本身的严重性不会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抢占山东权益并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事件。但消息在传播者心中及通过传播者在国人中造成的震动却较前者剧烈得多。（注：据罗志田先生研究，民众反对“二十一条”运动的主要形式为结社、集会、抵制日货和救国储金活动等。运动的发展过程显示出在短时的轰轰烈烈之后快速低落的形态。其间最为严重的事态仅有国民对日同志会和归国留日学生发起的少量集会，以及汉口抵制日货游行演成的小规模暴力冲突。且这些严重事件都未向全国蔓延，影响有限。参见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1-108页。）其原因就在于，事情的处理结果与事前长时间酝酿起来的民众主观愿望及由此激发的情感热度反差太大：人人都在盼着从此天下大同、普世平等，但等来的却是对中国的极大不公和侮辱性处置。国人在情绪上很难接受这一结果。正如舆论所说：“今当正义公道大伸之日，而吾国之争山东问题乃独以失败闻。然吾国民岂可因是稍有退屈而不誓死力争乎！”（注：《山东问题之经过》，1919年5月3日《晨报》，第2版。）对此，《晨报》刊出的一篇投稿言之更切：
此次和会非欲以正义公道为基础乎？非欲闻一和平之新局面乎？日本劫吾之青岛，而又强迫吾订二十一条协约。吾全国民众方欲主张在和会撤席，奈何置之不问，而使得逞其纵横捭阖之术乎？况此问题实关于正义公道与武力、平和与扰乱消长之机，徒令中国变为第二之巴尔干而复酿成将来世界大战。此谓平和之新局面又何谓也。（注：《舆论对于山东问题之愤慨》，1919年5月3日《晨报》，第2版。）
对这一篇投稿，论者显然不能视为一个人的情绪，实可认定为当时民众共同情绪的写照。（注：当时各报刊载的类似情绪表达之作相当多。如5月4日《晨报》第2版刊载署名方文的论评《山东问题与国人之决心》就质问和会“到底为拥护强权耶，抑真欲主持公理耶”。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157页收录的“五四”示威时学生给美国公使的《说帖》亦说：“贵国为维持正义人道及世界永久和平而战”，“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故不得不望贵国之帮助”，以实现山东权益按正义人道原则收回，否则，“东亚和平与世界永久和平，终不能得确切之保证”。）从中可以看出，民众的激愤不仅源于甚至主要不是源于山东权益之难于收回，而是问题的处置违逆国人心向往之的正义人道与世界和平。写稿者不是国际评论家和观察家，显然不可能凭理性得出山东问题如不公道解决，将来可能成为第二个巴尔干危机的论断。其如此明确地下断语，实在只是一种情绪的表露。即便在激愤之下，民众心理上自然流露出的情绪之结仍然不是权益本身，而是在权益收回方式上正义人道被践踏和世界永久和平可能遭受危害的问题。
上述事变尽管激起了民众的极大愤慨，但山东权益毕竟是国家宏观利益，而正义人道、世界永久和平更属长远憧憬，这两类动因要驱动一场持久的大规模民众运动的可能性仍然不大。事实也正是如此，山东问题引起的“五四”示威并不是一开始就注定要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运动。5月4日天安门的示威者仅3000多人，在人数上就不算是一次大的示威运动（抗议“二十一条”要求时，一次不显眼的集会亦达到3万多人）。对示威的具体形态，《晨报》当日曾做如下报道：
游行之前，步军统领李长泰到场劝解：大多数学生远立桥外，不识来人为谁，且误会李统领之言，有人大呼卖国，卖国，因此秩序稍乱。幸代表极力制止，一面向李统领婉言曰，他们是误会老前辈的意思，对老前辈是丝毫没有意见的。大家都是为国，我们今天也不外游街示众，使中外知道中国人心未死，做政府外交后援而已……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李统领可以放心。（注：《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1919年5月5日《晨报》，第2版。）
上述是在场记者的记录，情形大体应该属实。这表明当天示威学生的要求并不算高，只是要向世人明示中国人心未死，特别是要向外国使节表明爱国之心。示威者情绪也较平稳，尚存有把示威限制在秩序范围之内的明确意识。这一点，在运动亲历者匡互生1925年写成的回忆录中亦可得到证实。他说：焚烧曹宅，“最大多数的学生，实在没有这种预备的。可是当时大家都以为须全队赴东交民巷走过，方才可以对外人表示中国民众的一种公意，就决定向东交民巷出发。”（注：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94页。）周策纵《五四运动史》更认为，直到焚烧曹宅之前，学生“没有真正失去控制”。他引用一个英国记者的报道指出：“队伍整齐地到达曹汝霖的住宅，十分配称文明国家的学生。但因警察的镇压手段引起了游行示威者的愤怒，因此他们才爆发出无羁的暴力行为。”（注：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159页。）
英国记者的观察是否属实尚待考证，但观察反映出由山东主权与永久和平理想引起的示威运动本身并不会越出秩序轨道一点是可信的。民众集会示威属社会学家所谓“聚众行为”，易于在集合人群后产生强烈的情绪夸张效应，引出无可厚非的越轨行为。而这种行为具有短暂性的规律。“五四”示威运动由何种偶然因素导出了火烧曹宅事件尚待进一步考证，但其具有短暂性的规律却可以得到确认。在学生遭到逮捕后，按匡互生的回忆，绝大多数示威者的视线全集中在营救同学之上了，只有高师的代表认为不应因营救同学而放弃了原来的目标。匡互生回忆说：事件发生后不久，有被捕者“因狱中生活较苦而怨及在外同学营救的不力。这时候，我才觉得从前高师代表倡导大家不应只是营救同学之说未免调子唱得太高了。”（注：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98页。）对这段史料的可靠性，笔者认为可以肯定。其一，回忆录写于1925年，亲历者对这种印象性的记忆应有很大的准确性。且当时处于乱世，意识形态具有多元性，匡互生不会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干扰而有意歪曲事实；其二，匡互生属于“五四”示威中少数激进分子之一。在情理上，一个人在写回忆录时，易于有意无意夸大自己观念认同的事实，而不可能无中生有地编造与自身观念完全相反的事实。因此，可以确信这一记述是发生过的事情。这说明在焚烧曹宅后，示威者仍然未形成为实现初衷奋斗到底的情绪与决心，运动在短时间内趋于平静是可能的。这个结论在被捕学生释放的报道中可得到进一步印证：5月8日，报纸刊出学生经汪大燮、王宠惠、林长民及各校长请保获释出狱的消息。31名学生出狱时，与迎接的同学所呼口号，除“还我青岛”、“复我主权”外，还有“学生万岁”、“警察厅万岁”、“民国万岁”等。（注：《被捕学生全体释放》，1919年5月8日《晨报》，第2版。）同日，北京学生联合会还派代表赴北京警察厅对当局“文明对待”被捕者表示了感谢。（注：《北京警察厅之爱国》，1919年5月8日《晨报》，第6版。）学生的行动表明民众与政府的对立亦尚不严重，如无新的挑战加以刺激，民众的情绪显然易于平静下来，从而导致民众运动重归秩序轨道。
二、民众运动发展动因的转变与影响
北洋政府下令逮捕学生、又在社会各界压力下释放被捕者消息见报后，其权威性之低下已经暴露于世，但当局者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也似乎完全没有看出民众情绪平静下去、秩序迅速恢复的可能性。因此，在“五四”事件之后，做出了一系列对民众情绪构成挑战的决策。5月7日，报纸已刊出北洋政府鉴于“五四”事件而拟“解散大学”的传闻。（注：冷：《解散大学之无识》，1919年5月7日《申报》，第1张第3版。）5月9日以还，同情学生运动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教育总长傅增湘相继被逼辞职或解职。徐世昌总统令甚至极不合时宜地宣布，学生尽管保释，但“所有当场逮捕之滋事人”，仍然要“由法庭依法办理”。（注：《徐世昌给教育部命令》，《东方杂志》第16卷第6号，1919年6月，第223-224页。）并于千夫所指的曹汝霖等请辞时予以好言慰留。这些举措见诸报端，成为刺激民众情绪的新因素，显然极易使之迅速趋向激越化。但即使在政府屡屡与民意针锋相对之际，学生界的愤怒情绪仍未达到激越的顶点。5月18日，北京大学学生因蔡元培辞职和反对政府对北大新校长的决策，派代表四出联络罢课，各校却多无罢课打算，北大代表只好表示：“若各校不赞成罢课，北京大学只得单独罢课，各行其是。各学校恐以后行动分离，均蒙不利，乃允大学之请。是决定自次日星期一（当为“日”——引者）为始一律罢课。”（注：《京学界重行罢课》，1919年5月23日《申报》，第2张第7版。）这一事实说明，北大学生是因校长去留问题才有更激进的行动要求，其他学校则只是为了表示学界的团结一致方参与进一步的行动。（注：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204页）指出，5月17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召开会议讨论罢课，24校代表到会，但只有6校同意罢课，其余18校代表都反对罢课。此可印证18日北大的罢课要求得不到响应的事实。）北洋政府毫不理会这些情势，继续采取挑战性举措，一步步把运动推向高潮。由于旧的挑战者日本远在东洋，而新挑战者北洋政府则就在眼前，民众反对的主要对象便实际上出现了换位。此时的示威者尽管仍然高呼着“还我山东”、“还我主权”等口号，但驱使运动不断走向高潮的因素实际上已不再是山东主权与世界永久和平理想受到的挑战，而是直接的挑战者北洋政府。这一情势，在北京学生5月19日罢课后上徐世昌总统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今青岛问题已决，而政府尚无决心不签字之表示。此不解一也。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素以亲日相号召者，阴卖国以媚外，以攘权，积累巨资，逆迹显著。乃舆论不足以除奸，法律不足以惩恶。五四运动，实国民之义愤所趋，而曹陆等尤饰词狡辩，要挟求去；明令则反勤殷慰留之。此不解二也。教育总长傅公，大学校长蔡公，学问道德，中外推重，近来教育界有发皇振劝之气，皆二公之赐。而傅公则无端免职，蔡公则被迫远引，以致各校校长联翩辞职；日内复盛传政府将以品卑学劣之田应璜继傅公之后。似此摧残教育，国家之元气以伤。此不解三也。集会言论之自由，栽在约法。值兹外交紧急之际，尤赖学子提倡纾其怀抱，唤醒国民，振励民气。乃十四日明令，视学生如土匪，防学生如大敌，集会言论之自由剥夺净尽。学生等痛心国弊，将欲无为，则违匹夫有责之义；将欲有为，又犯纠众滋事之禁。此不解四也。（注：《北京学生上徐总统书（二）》，《五四爱国运动》（上），第323页。）
信中尽管仍然只集中攻击三个卖国贼，未直接指责徐世昌，但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已经溢于言表。所争之事，已逐步集中于政府违忤民意之举措。上海学生联合会罢课宣言于此更言之凿凿。宣言说，“政府于人民之所恶，则必百计保全；于人民之所欲，则一网打尽。更屡颁文告，严儆学生，并集会、演说、刊布文字公民所有之自由，亦加剥削。是政府不欲国民一分觉悟，国势有一分进步也。爱国者获罪，而卖国者称功，诚不知公理良知之安在？……吾人幸得读书问道，不敢自弃责任，谨自五月二十六日始，一律罢课。期全国之民闻而兴起，以要求政府，惩办国贼，为唯一之职志。”（注：《上海学生联合会罢课宣言（三）》，《五四爱国运动》（上），第312页。）宣言表明，运动初起时“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两大口号的重心已由前者转变为后者，“公理”难容的主要内容也由“难容”国际强权欺凌弱小转为国内当局者欺侮民意，斗争所指则以惩办国贼为“惟一”目标。从这些文献中也可看出，当时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众仍然不自觉地受到“奸贼误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因而尽管实际上对徐世昌总统领导的政府已经大为不满，但见诸文本的愤怒表示却集中于曹章陆三卖国贼，未见直接攻击徐世昌总统者。
由于前此政府的一系列挑战，民众情绪已趋于激越，运动已呈现蔓延之势。但北洋政府似乎对自身的权威性和控制局面的能力仍然抱有自信。北京学生罢课后，政府对学生要求不予理睬，下令教育部通令各校限三日停止罢课，否则将派军警强迫复课。但经各校师生抗争，政府无计可施，又不得不改为“责令教职员劝导学生上课”。这样一压一放、一进一退的举措，实足以起到刺激民情继续升温的作用。在僵持期间，学生其实也做了让步，即将“惩办国贼一层，让步到免职”。但政府对这一要求仍无肯定的答复，如此，“学生罢课的思想”，才“益复坚决”。各校不仅坚持罢课，且纷纷派出讲演团游街讲演，每日10队、8队，计二三千人，影响极大。由是，民众情绪急剧升温，不仅大量市民同情学生，连警察也受到感染而违抗上命，“不愿干涉”（注：蔡晓舟、杨景工编：《五四》，《五四爱国运动》（上），第380页。）。社会危机正加速走向失控。北洋政府不但未考虑采取有效措施平息事端，而且继续采取与自身权威性不相称的、且已屡试无效的更强硬的挑战性举措。6月2日，政府下令一面痛斥学生，一面为民众“惟一”要求罢免的曹章陆进行辩护，并于即日起对学生实施大逮捕。由于受到如火情绪的支配和上次捕而又放经验的鼓舞，此时的学生已经毫无焚烧曹宅被捕后的恐惧感，入狱已成为一种荣耀。出现了被捕者慷慨入狱，未被拘捕者“力请入狱”的局面。（注：蔡晓舟、杨景工编：《五四》，《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68页。）致被捕者多至北大法科不能容，又押于理科。5日，北大学生会发出声讨宣言后，学生情绪的激越程度达到了最高峰，入城讲演者数倍于前，且都带好行囊准备入狱，甚至出现了两千多人奔赴拘所要求拘捕的场面。（注：蔡晓舟、杨景工编：《五四》，《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68页。）就这样，北洋政府一步步取代日本成为受攻击的主要对象，一步步把民众的愤怒集中到自己身上，并一步步把政治危机推向颠峰。
在局面失控之际，北洋政府采取了更莫名其妙的处置措施。6月5日下午4时，政府不作任何解释，突然撤走看守被押学生的全部警察，临时监狱顿成无政府状态。反而是被押者出而维持监狱现状，并声言“非得政府有一满足答复之表示决不出去”（注：《昨日北京大学之所见》，1919年6月7日《晨报》，第3版。）。至此，政府的形象和权威性均已荡然无存。这一消息刊于报端，对全国民众情绪的影响之大可以想见。而政府竟以为可以继续敷衍，不了了之，对全国各界响彻云霄的惩办国贼要求仍不作答。这一举措最终导致了当日已开始的上海罢市风潮迅猛扩大。商界本为稳定力量，不会轻易采取非秩序行动。（注：1919年5月9日，上海总商会曾向北京政府发出佳电，主张政府派代表与日本交涉解决山东问题，以稳定人心浮动的局面，表达了企求社会稳定的愿望。见《总商会对青岛问题之主张》，1919年5月10日《申报》，第3张第10版。）此次罢市过程进一步证明了此点。6月3日，上海学生赴南市县商会请求罢市，与学生一致行动营救北京学生。商会两会长表示，“此举实行，一般苦力何以谋衣食，须先谋相当方法方可免碍秩序，因此不肯担此重任”（注：《昨日县商会中之激昂情形》，1919年6月4日《申报》，第3张第12版。）。商会的表示不无道理，也明显地表现出商界趋向稳定的情绪与心理。但由于当时极度升温的民众情绪已形成社会的共同情结，商界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的感召下迅速罢市。6月5日，经学生的再度恳切动员，上海南市各商号开始罢市，少数商号不允，在学生跪求之下，亦皆关门停业。（注：《学生要求商界一致行动》，1919年6月5日《申报》，第3张第11版。）起于上海的商界罢市迅速蔓延开来，“宁波、杭州、苏州、松江、南京、扬州、镇江、九江、武汉等处”亦“皆先后罢市”（注：詧盦编：《学界风潮纪（上）》，中华书局1919年9月出版。见《五四爱国运动》（上），第390页。）。稍后，广州、天津、芜湖、安庆、山东等地商界也加入了罢市行列。（注：见《申报》1919年6月12日，第2张第7版：《罢市中之苏淞》；第2张第6版：《津埠议决罢市之经过》、《芜湖商界罢市之经过》；13日，第2张第8版：《各地罢市消息》；14日，第2张第8版：《山东罢市之详情》等报道。）东南地区大中城市的社会生活顷刻陷入了严重危机。
东南广大地区的商家全部停业，商学各界形成了迎接北洋政府挑战的联合战线。其间对民众情绪起支配作用的内在精神自然有初步觉醒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潮。在罢市期间，蒋梦麟就曾指出，此次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普遍世界之民主主义”和“北京大学之新思潮”影响的结果。（注：谯北杨尘因著：《民潮七日记》，《五四爱国运动》（下），第390页。）此见解作为运动参与者的判断自然不无真实可靠性，但其真实性也仅是言者本人或与之观念相同者对运动的确切认知。从运动留下的更多文本看，中国传统的“奸贼误国”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的影响更为主要和直接。
罢市之日，上海商学工报联合会发出的对内宣言表示了四点决心，即：“（一）国贼不除，誓不开市。（二）纯粹为对内的行为。对外概守相当的敬礼与友谊。（三）尊重市场秩序，拥护法律之自由。（四）辍业不效，则要求多数之应援，待公道之裁判。”（注：詧盦编：《学界风潮纪（上）》，中华书局1919年9月出版，见《五四爱国运动》（上），第390页。）此宣言把对内惩办国贼作为惟一目标，同时对外示以友好与尊重，与中国古人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奸贼不除，国无宁日”的观念之间显然有精神上的继承性。《申报》杂评论及一外国人曾于青岛问题初起之际（其时民众以对外为主）提醒国人注重内贼的见解时说：“外侮之来，既因内奸而起，非抉去内奸不特已失者无以挽回之望，即未失者亦终有断送之时。”因此，国人自应“奋然以起，以肃清内奸为职志”。（注：庸：《读大陆报有感》，1919年6月8日《申报》，第3张第12版。）文化人作此论断，无疑未经深刻的理性思维。在殖民主义时代，中国积弱，外侮频来，原因极其深远，曹章陆对国权丧失负有一定责任，却不可能是决定性因素。但人们轻易就达成了将国权不保之过进一步归咎于三个卖国贼的共识，显然带着浓厚的情绪化倾向。由于存在这一观念基础，民众对政府最不能容忍之点也集中在它袒护三卖国贼之上。上海商界在向当局提出的四点责难中抱怨说，“不除卖国贼不开门，现在所要求者只此区区八字，此八字尚办不到”，“大多数人何以疏通”。（注：《昨日南商会中之官民会议》，1919年6月8日《申报》，第3张第11版。）其他媒体的评论于此表示出更怒不可遏之情，署名“缄臞”的评论说：“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所要求于政府者，惩办曹陆章耳。为若辈计，政府即不加以谴责，亦宜自请罢斥，以谢天下。”（注：缄臞：《全无心肝》，《五四爱国运动》（下），第6页。）署名“笑”的评论言之更为激愤，谓“此次全国一致，同声请惩办曹陆章，吾不解政府果何爱于此区区三人，以撄全国人民之怒”。“政府宁负天下人，不忍惩曹陆章，此何故与？”（注：笑：《惩办曹陆章》，《五四爱国运动》（下），第8页。）署名“庸”的评论在揭示商界罢市之“真谛”时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商民）痛心疾首，极欲去此祸根。乃北京政府袒护卖国贼，不但不容忍国民之要求，且甘与全国民意为敌……国民忍无可忍，而始下最后之决心，牺牲营业，以与北京政府相抗。”（注：庸：《商界表示之真谛》，1919年6月7日《申报》，第3张第10版。）评论把问题的本质点得非常明白：民众愤怒难消，情结在于认定奸贼误国，非去不可，政府必须惩办国贼，“以谢天下”。此处所言与古代王朝杀奸贼“以谢天下”的含义自然有所不同，但体现的精神却一脉相通。商界罢市的行动亦表明了这一层。在罢市之初，各商店在门前贴出的口号还具有多样性，诸如“雪耻爱国”、“要求政府夺回青岛”、“惩办卖国贼”、“救国停市”、“释放学生”、“为良心救国牺牲私利”、“敌忾同仇”、“万众一心”（注：《沪上商界空前之举动》，1919年6月6日《申报》，第3张第11版。），等等。其后即逐渐集中于惩办卖国贼。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在当年6月25日，即罢市结束后几日出版。作者印象：罢市第三日，“各家商店门上，俱粘贴‘不除国贼不开门’字样”（注：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五四爱国运动》（下），第46页。）。时人的印象尽管也不一定准确反映全部事实，但能形成如此印象，却最能说明当时上海罢市的情结所在。这一点从罢市的结束更可得到印证。罢市第六日，曹陆章免职消息已传出，总商会通知目的已达，即刻开市。但各商家认为传闻不足信，不见证实，仍不开市。（注：《上海商界罢市之第六日》，1919年6月11日《申报》，第3张第11版。）至第七日，三卖国贼罢免文件到沪，商家才燃放爆竹，欢呼开市。（注：《纪商家开市时学生游行》，1919年6月13日《申报》，第3张第11版。）此后，尽管还有拒签和约的要求，但罢市已经结束，高潮已经过去。尽管山东各界因家乡命运所系，仍激愤难平，但运动已入尾声的情势却没有改变。种种事态表明，在运动高潮期，愤怒冲天的民情之主要所指确乎并非山东权益之失，而是奸贼误国之恨。
运动发展到以上海为中心阶段，构成民众集体行动的精神力量很大程度上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的进一步泛化。（注：彭明先生《五四运动史》第四章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标题，主要讲“五四”前各阶级阶层的爱国斗争，但未从运动思想基础的角度分析问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的文化精神，到五四运动高潮时期，这一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发挥。时上海名伶冯子和也慷慨陈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辈伶人，同为国民，则扶倾危之时局，挽既倒之狂澜，责任所在，决不能辞。”（注：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下卷，《五四爱国运动》（下），第174页。）这一观念在激愤情绪下急速泛化，便逐步由一种道义力量发展为人人必须遵循的规范性力量。上文述及，上海罢市之初，对少数仍然营业的商家，学生逐一跪请关门，这些商家为之感动，方加入停业罢市行列。这个不被注意的事实其实并不简单。如果真是新文化运动传播的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已经成为国人的观念，那参加抗议运动就应被理解为个人的选择，部分商家不愿加入罢市行列不应受到干涉。学生当众跪请关门，显然是对商家施加压力，迫使其顺应舆情。学生这样做，商家亦感到不能不响应关门，其理解能够达到与舆情同一的精神因素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十分明显，在民众情绪激越化的情况下，本是“匹夫”人人“应该”行动起来的道义感召，确乎已变成了“匹夫”人人“必须”行动起来的社会规则。徐家汇一家商店老板在6月9日单独开门营业，即刻引起“众怒”，“众目之为衣冠禽兽，凉血动物”。该店经理“异常羞愧”，随即关门。（注：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下卷，《五四爱国运动》（下），第198页。）上海新市场酒菜馆女主人则因不关门而遭到民众更大的羞辱。众人竟自去相馆取出女主人照片“钉于德律风杆上，旁书不要脸不爱国妇人。一时观者如堵，拍手称快”（注：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下卷，《五四爱国运动》（下），第200页。）。这类事情的出现，表明当时民众运动确乎已形成大浪淘沙、裹挟一切之势的情绪化风潮。运动一致对内的选择和民众采取较极端方式对待少数置身事外者的行动，透露出运动的观念基础既不是民主主义新思想，也不是现代民族主义，而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观念的泛化形态。
从事件的众多记述看，上海运动的发动者仍是学生，而支撑运动的主要势力则是商民。上海商界6月5日罢市后，引起东南各地纷纷响应，在高潮期，大中小城市包括银行在内的各行业均停止了营业，这意味着全部社会生活被打乱。外间影响之大和对政府的压力之大都可以想见。上海当局除采取一系列压制和防范措施外，淞沪护军使卢子嘉（永祥）还于罢市第三日率兼沪海道尹沈韫石（宝昌）、淞沪警察厅长徐辅洲、护军使署参谋长马懋勋等大小官员8人赴总商会出席官民会议，劝导开市，并表示将向北京政府转达商学界的要求。（注：《昨日南商会中之官民会议》，1919年6月8日《申报》，第3张第11版。）卢随即向北京政府发出庚电，言上海罢课罢市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如果中央政府“此时不图，将成大乱”；要求政府“查照上海总会前电所呈，准将三人免职，明令宣示，以表政府委屈求全力顾大局之意”。（注：《呈府院文》，《五四爱国运动》（下），第87-88页。）江苏军民两长齐燮元亦急电北京，谓“沪宁等处纷纷罢课罢市，形势日非”，“现在沪埠中交两行停止营业，内地挤兑风潮，乘之而起”，情势十分严重。（注：《院省文电》，《五四爱国运动》（下），第87页。）这些反映引起了舆论的关注，《申报》评论指出：“卢护军使致北京庚电，亦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时不图，将成大乱之语。可见今日局势之严重，即在官场亦未有不知。”（注：庸：《卢电感言》，1919年6月10日《申报》，第3张第12版。）运动确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使官方感到了非同寻常的巨大压力。这显然是决定北京政府不得不免去曹陆章之职的主要因素。
相对而言，工界的影响要小得多。从舆论看，自6月5日开始，罢市运动的消息始终占据报纸的重要位置，相形之下，工界活动的舆论位置则相当次要。而且，见诸报端的工界活动消息，均言工界是受商界影响而罢工，属被动行为。商界罢市于6月5日起，当日即已形成席卷全市的巨大规模，其相关消息在《申报》占据第11版2/3版面。工人大罢工先驱——日本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五六千人罢工（在五四运动中，此三厂是工人阶级罢工斗争的先行者一点已经成为学界定论）的消息在同一版则只占近1/40的版面。而且，这最早的罢工也是受到“全体罢市之消息流传”影响的结果。（注：《沪上商界空前之举动》，1919年6月6日《申报》，第3张第12版。）6月6日（即罢市第二日），上海罢市已开始向南京等地扩展，工人罢工消息仍占报纸很小版面，且罢工者明确表示：“学界罢课，奔走呼号。商界罢市，哀求挽救。我工界同此热血，同此天良，际此时期，奚忍坐视，故自今日始全体罢工，与商界一致行动。”（注：《工界救国之行动》，1919年6月7日《申报》，第3张第9版。）罢市第四日，上海运动已达高峰，工界响应仍在继续，各业工人多有言及罢工受商学影响而起者。诸如“商学爱国表示举动已起于前，吾人何可漠视”，“我工界亦国民一分子，当此商学界奋起救国，工界岂可落人之后”，等等。（注：《工界与商学界取一致行动》，1919年6月9日《申报》，第3张第11版。）从舆论的反映看，罢市第五日，工界的大规模行动还未开始。署名东吴的评论说：“上海罢市已五日，响应之地，日有所闻；而答复消息迄不至。于是劳动界复以罢工闻矣。”（注：东吴：《何以答之》，《五四爱国运动》（下），第13页。）《上海民国日报》6月9日社论也说：“罢课罢市以来，罢工潮流也渐渐跟上来了。”（注：《上海民国日报》社论《罢工问题的商榷》，《五四爱国运动》（下），第12页。）各方面的反映都表明工人罢工是响应罢市而后起之事。工运影响不及商界罢市大的原因，当时文化人的评论有所揭示。《上海民国日报》的社论曾指出，当时，工人大规模罢工尚无可能，其原因之一是“工人生计是很窘的，今天罢工，明天没有饭吃，这是一件很重要的问题”；原因之二是要抵制日货，中国自己工厂正应担负提供产品之重任。工人“非但不能罢工，还应加工”。之三是“中国的工人还没有良好的组织。如大家罢了工……不免有妨害秩序的举动”。（注：《上海民国日报》社论《罢工问题的商榷》，《五四爱国运动》（下），第12、13页。）另一署名“即”的评论表述了与上述完全一致的看法。（注：《敬告爱国工人》，《五四爱国运动》（下），第17页。）署名“东吴”的评论亦说：“工人程度较低，品类较杂，经济较困难，欲维持秩序之安宁，断不能如罢市之易。”（注：东吴：《何以答之》，《五四爱国运动》（下），第13页。）此类评论较多，尽管均属于一家之言，但并无偏见，其所言大体合乎实际。这说明工人罢工在上海中心时期尚不是运动的现实主体，而是潜在的主力。罢市第五日，报纸有评论说：“今闻沪宁杭路役，已有罢工之动议。设四十八小时无答复，则陆路交通断矣。瞻望前途危险万状。”（注：东吴：《何以答之》，《五四爱国运动》（下），第13页。）这一评论说明，在6月9日，工人罢工的主体部分还在酝酿之中，但不可等闲视之，一旦发动，对运动对象将是巨大威胁。另一评论在论及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给北洋政府通电时对此言之更确，评论说：“自五四运动以来，始而学界罢课，继而商界罢市，今则工界亦有继起罢工之势。影响所及，交通机关，且将陷入停顿状态。各地秩序，几有岌岌不能保持之惧。”因此，卢永祥电告北京政府，上海运动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注：庸：《卢电感言》，1919年6月10日《申报》，第3张第12版。）这一评论发表于10日，推断应是9日写成。其中也透露出，在罢市即将结束之时，罢工主力仍在集聚之中，但其威力极强，已使当局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潜在威胁。这从另一面揭示出工人阶级在运动的上海中心时期尚是一种潜在的巨大力量，而不是当时的运动主力。
三、华盛顿会议期间争国权运动的平稳进程
五四运动以曹陆章被解职和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而告终，但山东问题却依然存在。沉寂一年之后，在华盛顿会议（当时舆论亦称太平洋会议）召开之际再次成为中国民众关注的焦点，并引发了反对山东问题中日直接交涉解决（五四运动的起因亦在于此）的民众运动。同样的斗争目标，同样的参与者，却产生了差异极大的运动形态。此次反对中日直接交涉运动的规模和参与者的情绪激越化程度都远不及五四运动。从华盛顿会议消息传到国内至山东问题解决告一段落，民众运动只经历了三个波澜不惊的小高潮。
一是日本提出中日交涉解决山东悬案说帖后兴起的“反直接交涉”运动。巴黎和会后，日本曾于1920年1月和6月两次发出要求中国与之交涉解决山东问题的通牒，均被中国政府拒绝。美国发出召开华盛顿会议动议后，日本为避免山东问题提交会议解决，于1921年9月7日和10月20日两次向中国提出交涉山东悬案的说帖。（注：《外部公表鲁案第二次声明书》，1921年11月7日《申报》，第3张第10版。）由于人们对“五四”外争国权运动尚记忆犹新，日本的行动立即引起中国各界民众的同声反对。北京各界于7月21日成立“太平洋会议各团体联合会”，连连派代表到外交部质问情况，并召集会议，申明“始终主张拒绝直接交涉，不问地点何在，一律反对（时传闻直接交涉在国内进行，又闻在华盛顿会外进行）”。（注：《昨日太平洋会议各团体联合会议》，1921年9月23日《晨报》，第2版。）1921年9月28日，各团体发起成立“全国国民外交联合大会”，发表宣言，表示全国一致对外，“反对交涉”。（注：《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之宣言》，1921年9月29日《晨报》，第2版。）10月2日，太平洋会议联合会会员大会在中央公园召开，北京54个团体出席。报纸评论此举“实为北京空前之大联合”（注：《今日中央公园之外交联合会》，1921年10月2日《晨报》，第2版。），造成反对直接交涉的强大声势。上海各团体亦连续发出通电，强烈“反对鲁案直接交涉”（注：《沪团体反对鲁案直接交涉之两通电》，1921年9月19口《晨报》，第2版。）。山东各团体更严正表示，“如政府仍无悟觉，则鲁省唯有停止一切课税，自谋对待方法，誓死与之抵抗，虽牺牲全省生命，亦所不惜”（注：《国人对鲁案之态度》，1921年9月20日《晨报》，第2版。）。北京大学学生为此召开了700多人出席的紧急会议，与会者有言，“北大同学是五四运动反对直接交涉之中心”，在今日广大民众奋起反对之际，“尤不能不有所表示”。大会做出了举行示威游行、进城讲演等七项决定。（注：《学生界对鲁案将有大表示》，1921年9月16日《晨报》，第2版。）9月25日，学界决定于次日开始游街讲演，并划定了各校讲演的区域。（注：《学生界明日实行游街讲演》，1921年9月25日《晨报》，第2版。）从各界的公开表示看，民众的情绪已颇为激昂，但由于舆论很快传出北京政府驳覆日本说帖的消息，正在趋向激越的民众情绪并未引发大规模示威运动。
第二个小高潮是反对由美英斡旋实行中日直接交涉的运动。这次运动的发生情形与五四运动十分雷同。与巴黎和会召开时一样，中国民众在华盛顿会议开幕之际也举行了庆祝“一战”胜利的活动。由上海商界联合会和太平洋会议商榷会发起的上海民众庆祝“一战”结束3周年和华盛顿会议召开游行大会，上海商学工各界和各省驻沪各类组织46个团体8000多人参加。次日，主办者又在精武第一分会操场召开庆祝大会，并致电华盛顿会议表示祝贺，“请各国代表主持公理”（注：《市民庆祝游行大会纪盛》，1921年11月12日《申报》，第4张第14版。）。从舆论看，此次庆祝活动的气氛已远不及上一次。庆祝活动未形成万民欢腾的局面，也未向外地扩展，连北京主要报纸也未在显眼的位置上给予报道。但国人希望的落空却与上次一般无二。华盛顿会议开幕后，日本竭力阻止山东问题按中国要求提交大会处理，甚至以退出会议相要挟。美国为实现国际裁减军备目标，对日本的山东问题立场取迁就态度，于1921年11月26日向中国提出由美英出面“斡旋”（Good office，时人有译为“拉拢”、“好意调停”者）中日交涉解决山东悬案的建议。中国代表团接受这一调停，于12月1日开始与日方在华盛顿进行会外直接交涉。（注：罗家伦：《我对于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之观察》，《东方杂志》第19卷第2号，1922年1月25日，第35页。）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起强烈的反直接交涉示威运动。在北京，运动的领头者仍是学生。1922年1月12日，北京学界在天安门举行40余校、1万余人参加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游行者高呼“山东问题，无条件交还”、“唤醒同胞”等口号，并派交涉员求见外交总长颜惠庆，提交了山东权益“直接交还”等四项要求。（注：《昨日学生界对鲁案之运动》，1921年12月13日《晨报》，第2版。）上海的示威运动由商学工界联合发起。1月8日，沪上商学工界在沪军营两大操场举行反对直接交涉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110余团体的5万多人参加，为沪上“空前未有之大会”。示威者提出了“国民快起争外交”、“力争外交”、“不涉内政”等口号。（注：《国民大会之游行示威大运动》，1921年12月9日《申报》，第4张第14版。）运动亦形成了向全国扩展之势。至12月12日，报纸已出现天津、山东、浙江、南京、武汉、安徽学生，留美学生、旅古巴华人和美、法、意等国华侨举行各类反对直接交涉活动的大量消息。（注：《国民反对直接交涉之一致》、《国内外群起反对直接交涉》，1921年12月12日《晨报》，第2版。《宁垣国民大会之示威游行》，1921年12月11日《申报》，第3张第11版。）其中，天津于4月15日举行了“二十余万人的大示威游行”（注：南雁：《时事述评：废止二十一条的中国国民外交》，《东方杂志》第20卷第7号，1923年4月10日，第3页。）。此次民众集会示威运动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五四”事件，但参与者的情绪激越化程度却远不及“五四”当年。京沪两地的运动都未出现超越秩序的问题。报载北京学生集会示威过程始终“秩序井然”（注：《昨日学生界对鲁案之运动》，1921年12月13日《晨报》，第2版。）。上海的集会示威亦“排队出发”，秩序正常，提出的口号则主张对外不对内，以示“取光明态度”（注：《国民大会之游行示威大运动》，1921年12月9日《申报》，第4张第14版。）。上海工界集会更明确主张“秩序必须整齐，不主张罢工，以示文明和平态度”（注：《各工团之外交运动》，1922年1月7日《申报》，第3张第10版。）。足见示威者尚完全处于理性状态，情绪颇为平静。
运动的第三个小高潮为民众集资赎回胶济铁路的运动。山东悬案中最要害之点是胶济铁路路权的收回问题。12月13日，中国代表团为抵制日本所提的两国共管铁路要求，提出由中国赎回铁路的建议，日方于此有退让表示。会谈遂延至16日进行，中国表示愿以5300万金马克赎回。时日方要求由日本贷款赎路（注：《胶济路已将解决矣》，1921年12月18日《晨报》，第3版。），中国代表则坚持以现款赎路。上海民众派往华盛顿会议之国民代表蒋梦麟亦到会声明民众力主现款赎路，并言“上海银行公会已允备款赎回该路”（注：《胶济铁路收回办法大致决定》，1921年12月20日《晨报》，第2版。）。此时，尽管全国各界反对中日直接交涉之声仍很强烈，但按照直接交涉结果集资赎路的运动实已开始。12月19日，上海各路商界联合会联席会议率先做出决议，“赞同筹款赎回胶济路之主张”（注：《各路商界联合会联席会议记》，1921年12月20日《申报》，第4张第14版。）。山东省议会亦议决“由鲁省各界担负发起，通电全国，共同筹款，偿还日本债务，以免日人有所借口”，继续占据路权。（注：《鲁人对收回胶济路之筹备》，1921年12月20日《晨报》，第2版。）驻上海之全国商会联合会与银行公会及公团很快议定，集资以“商、学、工、农及银行界，同时进行。商界由全国商会联合会发起，全国商会各自量力负担。学界由全国教育联合会发起。工界之成立工会者由工会担任，未成立者，由商会代为召集，农界亦如之。银行界由上海银行公会通电全国银行”发起。（注：《国民对于赎回胶济路之预备》，1921年12月22日《晨报》，第2版。）12月26日，上海商界银行界筹款的具体办法已见诸报端。消息说，两界经多次集议，已拟订集资详章24条。要点是向全国各省派出集资队，按每5元一股募集，凡集资者均为胶济路股东。赎回后，该路永远属于民有。（注：《筹款赎回胶济铁路之进行》，1921年12月26日《申报》，第3张第10版。）上海民众派往华盛顿会议的另一国民外交代表余日章归国后即被推举为上海集款主任，赴各地演说鼓动集资。（注：《关于筹款赎路之电音》，1922年2月15日《申报》，第4张第14版。）北京学界集金会于12月23日成立，蔡元培任会长。同时，北京商界联合会邀集银行公会及其他团体共同行动。京兆同乡会发起之平民赎路集金会，女界集金同志会也相继成立。同样的行动还在济南、杭州、南昌、日本长崎、南洋等地蓬勃兴起。（注：《国内外集金赎路运动之踊跃》，1922年1月25日《晨报》，第2版。）集金赎路已成为全国性的民众运动。至1922年1月底2月初，民众认股逐步进入高潮。2月4日，北京学界集金大会当场认股2015元。（注：《昨日北京之学界集股赎路会》，1922年2月5日《晨报》，第2版。）哈尔滨一次大会当场集资6000元，湖北认股300万元（注：《京外对于赎路之踊跃》，1922年2月9日《晨报》，第2版。），天津拟认股100万元（注：《天津各界认股之踊跃》，1922年2月16日《晨报》，第2版。）。2月22日，报载南京认股300万元，奉天认股200万元，哈尔滨商会认股52万元。（注：《举国一致赞成集股赎路》，1922年2月22日《晨报》，第2版。）2月10日，报载各级官员已认股1000万元以上。（注：《京内外对于赎路之运动》，1922年2月10日《晨报》，第2版。）在偏远的四川，集股赎路也动作起来，川人决定将存放于交通部之川汉铁路路款2000多万元全部索出，以认购胶济路股，欲一举成为最大股东。（注：《川人索债赎路以救国底我见与商榷》，1922年2月17日《晨报》，第2版。）从传媒的报道看，运动进入集股赎路阶段后，尽管规模没有缩小，反对直接交涉的呼声也未止息，但民众情绪已更加趋于平稳，运动也就更波澜不兴了。
四、决定运动走向的诸因素分析
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山东权益是否先由日本接管，再由中日两国交涉归还的争执，一直是民众情绪的刺激源。到华盛顿会议期间，这一刺激的作用确乎大大减弱了。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舆论影响民众情绪的角度考察，似主要有如次数端。第一，影响民众情绪的外部因素已发生重大变化。“一战”以后，美国作为第一强国和两次国际会议的主要领导国，在中国民众中，乃至在全世界民众眼中都是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力量。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政策常表现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交替起作用的特征。巴黎和会期间，威尔逊发表的和平十四条体现的主要是美国的理想主义外交原则，即力图把美国的自由民主和公平竞争理念推广到国际事务中去，并以此建构合乎美国理想的国际格局。这种主观愿望本质上代表美国的根本利益，不可避免要受到各国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但由于该理想，尤其是威尔逊据此提出的国际联合会方案与中国古代大同理想的外形同构，因而在新旧观念混杂阶段极易重新唤起中华民族对大同理想的憧憬，以极为乐观的态度认识和会的前景，造成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在现实临到时引发巨大的情绪震荡。到提议召开华盛顿会议之时，美国的外交政策重心显然已转向现实主义一边。华盛顿会议以裁减军备和打破日本在远东的国际垄断地位为现实目标早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且当时就已在中国造成了影响。会议召开前，文化学术界已有人在国际格局的讨论中明确把巴黎和会称为“凡尔赛分赃会议”，认为五四时期人们馨香祷祝的“国际合作的新理想真比春梦都靠不住”，对“以国际联盟为基础的理想的大同”表示了极大的“失望”。（注：化鲁：《最近国际关系与世界的新形势》，《东方杂志》第19卷第13号，1922年7月10日，第3页。）由此，国人对华盛顿会议前途的认识已较对巴黎和会的认识清醒得多。《东方杂志》“太平洋会议专号”的评论指出，美国倡议华盛顿会议时尽管表示“很尊重我国主权”，“外交手段似乎比别国光明正大些”，但国人“对于这次会议万不可所望过奢”。因为美国的目的只是“反对日本单独支配中国”、“破坏日本在华之特殊势力”。（注：瞿世英：《太平洋问题与太平洋会议》，《东方杂志》“太平洋会议号”，1921年10月20日，第14-15页。）署名陈嘉异的评论把会议形势讲得更直白，其文云，美国“屡屡干涉日本对吾之侵略政策”，并不是“以我为主体而真为我除暴侮”，而是“以自身为其主体”，出于“日本之独揽东亚霸权与彼利益有碍”的考虑。因此，国人切不可以为“美国发起此会”是“专为我打抱不平”，更不可对此“怀种种之奢望”。（注：陈嘉异：《太平洋会议之观察与其先决问题——中国之新使命》，《东方杂志》“太平洋会议号”，1921年10月20日，第7-8页。）从这类评论看，国人观念中已渗入了一定程度的实利外交意识（尽管这种意识并未从此成为国人明确的对外观念），前此希求的天下大同、人人平等理想已不再是起主导作用的社会意识。因此，华盛顿会议召开之际，国人尽管也举行庆祝活动，但情绪热度已与巴黎和会前的庆祝不可同日而语。
上述本身热度就有限的民众情绪受到了外交不利消息的刺激，但这种刺激不像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消息那样具有突然和强烈的震撼力。前文述及，在五四运动阶段，当国人正狂热地企盼公理彻底战胜强权，中国山东主权问题及过去所受的一切不公正对待问题都将在普世太平的世界得到公平解决时，林长民以“山东亡矣，国不国矣”这一极具夸张性的言词向国人传达了外交失败的消息，其引起情绪震荡之大可以想见。而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国人期望值本来不高，外交方面不利消息的传播方式亦大异于前。早在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几个月，日本要求中国直接交涉解决山东问题的意图已断断续续在报上流传，国人也“早已料其必有（要求）直接交涉之一日”（注：蓝公武：《断送国运之中日直接交涉》，1921年9月11日《晨报》，第2版。）。1921年9月7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正式向中国政府递交要求中日直接交涉山东归还问题的节略（注：《日使提出直接交涉的节略后之政府方针》，1921年9月12日《申报》，第2张第7版。），对这个人们早有心理准备的无理要求，各界表示反对。北大学生开会做出将“举行游街大会”、“上呈政府，请从速表示拒绝直接交涉”、“通电全国，请各团体一致反对”等决定。（注：《京学界对鲁案将有大表示》，1921年9月18日《申报》，第2张第7版。）这种态度的激烈程度显然已大不如“五四”前。其中尽管有示威游行的打算，但对政府取合作态度的意向亦是明确的。其他民众团体的表态就更平和，北京太平洋团体联席会仅做出三项决定，其中首项即“请政府于一定期限内，正式申明不直接交涉”，其余为“制一关于不能直接交涉理由之议决书，宣布中外，并供政府参考”，“如政府不采纳”再议“用何方法监督”。（注：《北京太平洋团体联席会议记》，1921年9月22日《申报》，第2张第7版。）由此态度看出，民众反对直接交涉很难在顷刻之间引发汹涌怒潮。而且，当民间反对直接交涉的主张出现不久，舆论即传出政府表示驳覆日本要求的消息，民众的要求在表面上得到了满足，反对中日直接交涉的第一个小高潮也就趋于平静了。由于民众早有心理准备，华盛顿会议开幕后，从国外传回同样的不利消息的影响力也就更为有限，其不能如五四运动前外交失败消息那样引起情绪大震撼实属情理中事。
第二，具有舆论导向能力的文化人主张在山东权益问题上持现实态度。在国人反对中日直接交涉的高潮期，报纸连连刊出文化人主张在山东问题上力争实利、不务虚名的现实主义观点。署名李菊生的《晨报》评论说，在当时的环境下，“想谋世界永久的真正的和平，想要各种问题都得着道义的完全的解决，那是决不可能的。但使各国问题得着暂时的相当的解决，这却是可能而且各国也都是愿意而且渴望的。”（注：李菊生：《论华盛顿会议的前途》，1921年12月4日《晨报》，第2版。）梁启超的态度就更复如斯，他在天津青年会演说时表示，“我对于太平洋会议，本来不敢奢望它有多大的成绩，只要不闹出别的岔子，已属万幸。所以几个月来，不肯多说话，即偶尔说说，亦不过从消极方面自卫方面立论，不愿意瞎唱高调。今天所讲演，仍是这种态度。”（注：梁启超：《太平洋会议中两种外论辟谬》，1921年12月6日《晨报》，第6版。）其所谓不唱高调，意在权益之争中必须求取实际利益，而不徒托空言。他在给外交总长的信中就明确指出，美国倡导华盛顿会议只是“一种国家意志的表示”，并“非有所爱于中国”，不能寄过多希望。但中国对日本的直接交涉提议仍要据理力争，以维权利。（注：《梁启超为鲁案致颜惠庆书》，1921年9月13日《晨报》，第2版。）
由于有这样的心理和情绪基础，当美英愿出面斡旋、日本在赎回胶济路问题上不再坚持借日款赎路时，国人接受斡旋及谈判条件是不难理解的。胡适2月14日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讲演时，对当时尚有相当热度的反直接交涉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在国内直交，因为不信任政府，所以反对，还有理由可言”，但“对在华盛顿公开交涉也一并反对可就错了”。（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1922年2月14日《晨报》，第3版。）五四时期奔走呼号的国民外交协会领导人林长民对此批评更尖锐，他说：“反对直接交涉”只是为了伸张公理，并非“山东问题始终不要经过一度交涉。而我们的国民还是惰气漫漫，始终不察时势，拖了一个口调，与懒和尚念经一样：不交涉不交涉不交涉，拒绝签字拒绝签字。连我们代表在华盛顿的开议，也要群起反对，这个真是无意识的举动了。”（注：林长民：《国际生命（续）》，1922年3月2日《晨报》，第3版。）李大钊也大声呼吁：“愿国人快快起来，集股赎回（铁路），使他脱离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复归故主，依平民的组织管理经营，为胶济铁路开一新纪元。”（注：李大钊：《胶济铁路略史》，《新生活》第55期，1922年3月5日，载《李大钊选集》，第381页。）李大钊在五四时期高扬世界大同、人人平等的理想，对中国从此走向永久和平抱有热烈的希望，而此时则接受在美英斡旋下中日交涉的结果，号召国人集款赎路。前后态度差别如此之大，确乎是国人心理和情绪已发生重大变化的显明征兆。因此，尽管商学工各界反对直接交涉的呼声仍连连载于报端，但1921年12月中旬以后，各界集资赎路实际已成为运动的主流。也就是说，民众尽管仍在反对直接交涉，但行动上却已接受了直接交涉的结果。
第三，运动中，民众情绪未受到连续的挑战。引发示威运动的因素，一是日本在华盛顿会议开幕前提出山东问题中日“直接交涉”说帖，二是美英提议在两国斡旋下中日“交涉”解决山东问题。这两种因素来自外部，与国人之间没有直接的人格较量，对情绪的刺激力不大，且不存在连续刺激的可能。当时的北洋政府亦未如五四时期那样不断向民众提出挑战。日本“直接交涉”说帖提出之初，舆论不断透出北洋政府有主张“直接交涉”之意。（注：1921年9月18日《晨报》第2版的报道《昨日学生到外部质问之情形》言：外交总长颜惠庆未到部，外交部秘书接见学生代表，“答语有趋于直接交涉之倾向”；9月23日第2版的报道《山东问题之大危机》言，“连日各报宣传，外部将即日答复日本提案”，“颜外长确倾向于直接交涉”。）学界为之大愤，表示，“如政府不依从民意拒绝直接交涉，则生等为救山东数千万同胞计”，将“势不能与政府两立”。（注：《抗争鲁案呈中之学生界态度》，1921年9月19日《晨报》，第2版。）此时，如政府继续挑战民众，运动走向极端大有可能。但北洋政府很快做出了顺乎民意之举，22日，报纸已透露出外交部准备驳覆日本提案的消息。（注：《外部准备答复日本提案》言：外交部拟对日本提案“正常答复”，向列强表明“中国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之原因”。1921年9月22日《晨报》，第2版。）27日，报纸又进而证实外交部“已拒绝直接交涉”，并“提出一种驳案，将日本提出鲁案之根据，完全拒驳”。（注：《颜外长已决驳覆日本提案》，1921年9月27日《晨报》，第2版。）这些消息为舆论广为传播，很快平复了民众情绪。
美英提出“斡旋交涉”案后，再次激起了国人反对“直接交涉”的怒潮，京沪各地出现了规模远远超过“五四”事件的示威运动。北洋政府对示威未加压制，而是加以疏导。1921年12月12日，在北京40余校学生准备举行反直接交涉示威时，北京警厅立即予以批准，并表示将出动警察保护游行队伍。厅长殷鸿寿并请学生代表到厅面谈，略谓山东问题为全国问题，人人有责。如警厅反对学生爱国，“则是毫无心肝者”。因此，警察出动，完全是为了保护学生，维持秩序，“学生等可以放心”（注：《今午天安门前之示威运动》，1921年12月12日《晨报》，第2版。）。次日游行过程，秩序井然。示威至外交部时，外交总长颜惠庆接见学生代表，对学生爱国表示赞赏，并好言答复学生的四点要求。对已开始的直接交涉，颜氏解释，此系“英美之调停，不便拒绝，其委员会之组成，乃由华会产生，将来结果，依然报告大会。是此案以大会始，乃以大会终。”学生对此答复“甚为满意”，竟至“三呼万岁”而归。（注：《昨日学生界对鲁案之运动》，1921年12月13日《晨报》，第2版。）在上海，国民外交大会举行的各界反对直接交涉的大示威则径直在沪军营两大操场举行，规模宏大，秩序井然。（注：《国民大会之游行示威大运动》，1921年12月9日《申报》，第4张第14版。）显然亦未受当局的压制。当集资赎回胶济铁路运动发起后，各界要求铁路赎回交由民办，政府即于1922年2月14日的国务会议通过决议，由大总统发布命令，“将胶济铁路归国民办理”（由后来事实上并未实现这一目标推测，政府当时很难真正相信民间有力量集资赎路）。（注：《交部报告胶济铁路决定为民有》，1922年2月16日《晨报》，第2版。）其间，只有梁士诒组阁后拟议借日款赎路并恢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职务时，曾一度激怒了民众。北京40余团体联合发出通告，宣布梁士诒十大罪状。（注：《各团体宣布梁士诒十大罪状》，1922年1月21日《晨报》，第3版。）一时形成了全国性反梁风潮。但倒梁阁涉及复杂的政治派系之争，且梁很快就倒了台，并不足以形成对民众反直接交涉的严重挑战。由于在关键问题上北洋政府均大体表示了顺乎公众的态度，没有一种对民众情绪构成足够刺激的因素，运动继续向激烈化发展显然是不可能的。
第四，民众注意力受到了多种干扰。在山东问题因华盛顿会议召开而重新提起与抗争期间，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已较五四时期更不景气，各种问题见诸舆论，对民众视线形成了很大干扰。除在此前后的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等派系之争和广州军政府北伐的不断冲击外，直接影响民众心态的问题有三：一是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在华盛顿会议召开之际，北京政府的财政正在大闹危机。1921年12月1日，即山东问题斡旋交涉开始之日，报载“由于中央财政支绌，各机关闹薪风潮，时有所闻。财政部亦三月未发薪水，各司职员早有枵腹从公之慨”。同时，“公府经费亦数月未发，各职员卫兵均见难维之势”。更为严重者，“自六月以来，办公费毫无着落，囚粮积欠已二月有余，官吏俸薪，则积欠已逾三月。现粮无可借，饷无可垫。官吏则纷纷告退，别图生计；囚人则嗷嗷待哺，无计牢笼。”（注：《北京一片闹穷声》，1921年12月1日《申报》，第3张第10版。）报纸有消息说，“北京各部自八月以来，已完全成为各自为谋之局面。财政部自顾不暇，更无力为他部筹薪资，于是有教育司法两部之罢工”事发生（注：吹万：《北京通信》，1921年12月10日《申报》，第3张第10版。），甚至出现了以“北京各部一片罢工声”为题的消息报道。而交通部员工和北京八校教职员等发动的索薪运动则更早已沸沸扬扬。（注：《交通部亦起索薪运动》，1921年11月9日《申报》，第4张第14版。）这些消息与民众集资赎路运动形成了极不协调的格局。更有甚者，作为一个大国政府，竟连出席华盛顿会议外交代表团的经费也无法备足。起初，外交部拟代表团各项经费总计百万元。除财政部和银行公会提供外，由各省筹50万元。但是，至代表团分批出发时，各省认筹数仅10万元，实际到款则更少至1.5万元。（注：《代表团经费尚无办法》，1921年11月18日《晨报》，第2版。）时全国商教联合会派出的蒋梦麟、余日章两国民外交代表所需各团体自筹经费已达6万元。（注：《商教联合会欢送宣传代表》，1921年11月18日《晨报》，第2版。）政府财政危机如此严重，国家如此破败虚弱，对民众争取山东权益的情绪显然构成了一种无形的打击。
对民众情绪产生涣散作用的更直接因素是运动内部的分裂。鉴于前此中国外交失败的教训，各界民众在华盛顿会议问题提出时就大声呼吁内部统一，共同对外。华会开会前，署名吴品今的时评指出，中国过去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南北分裂，国局不定，内交不和”，此次外争国权，“国民务求以共通之利害为前提，使外交超越于政争之上”。（注：吴品今：《呜呼外交主义之外交》，1921年10月23日《晨报》，第6版。）广大民众对此颇为认同，并抱有很大希望。为了实现一致对外，全国各界118个民众团体于1921年11月11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国民外交大会。（注：《全国国民外交大会成立纪》，1921年11月12日《申报》，第4张第14版。）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使全国各团体“标识分明，宗旨一致”，以实现“协群策群力，起图挽救（国权）”的目标。（注：《北京代表又脱离外交大会》，1922年1月25日《晨报》，第2版。）且明确提出了与反对“二十一条”运动和五四运动提出的“对内不对外”口号完全相反的“对外不对内”的口号。（注：《国民外交大会筹备三志》，1921年11月1日《申报》，第4张第14版。）各团体在实际活动中亦颇强调“对外不对内”一点。上海工界团体在关于游行示威的决定中规定，其爱国活动“完全为力争外交，不涉内政及党派”（注：《各工团之外交运动》，1922年1月7日《申报》，第3张第10版。）。上海商学各界在筹备反对直接交涉的游行时，亦申明其行动“完全对外，不涉内政”（注：《内外一致反对鲁案直接交涉》，1921年12月10日《晨报》，第2版。）。表明各界民众确怀有不参与内争，全力向外争取山东主权的强烈愿望。华盛顿会议开幕日，北京各团体国民外交联合会在中央公园举行集会，其宣言告谕列强：“南北纷争，是一时的及局部的现象，中国国民自身本届一致且统一的”；并号召民众注意和拥护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及上海国是会议的主张，“以国民自决之精神为全国一致之表示”。（注：《今日中央公园之联合大会》，1921年11月11日《晨报》，第2版。）
但是，在事变过程中，国内政争很快就被带入了外争国权的运动。华盛顿会议开会不久，孙中山表示了与一般民众团体很不一致的意见，根本否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否认北京派出的外交代表团有代表中国的资格，也否认华盛顿会议通过的一切关于中国的决议。（注：《孙文不承认会议决议》，1921年11月16日《晨报》，第2版。）山东问题“斡旋交涉”后，全国兴起集资赎路运动时，非常国会又通电全国，坚决“反对赎路之提案”（注：《广东旧国会反对赎路之提案》，1922年3月2日《晨报》，第2版。）。原本以“外争国权不涉内政”为宗旨的国民外交大会也逐步放弃对内中立立场，明显站到广州军政府一边行事。1922年1月10日，国民外交大会通过决议，“通电华会与各国政府，及驻华各国公使，不承认北京政府有代表中华民国之资格”（注：《全国国民外交大会紧急会纪》，1922年1月10日《申报》，第4张第14版。）。这一举措立即引起“各方面均起而反对”。北京各团体致电国民外交大会，指出不承认北京政府外交代表团有代表中国之资格，会“危及”中国“国际地位”，“不宜对外宣示”。但为了维持全国一致对外局面，北京各团体表示不打算退出国民外交大会。（注：《国民对于外交运动之一致》，1921年12月17日《晨报》，第2版。）此后，国民外交大会不但未放弃否认北京政府外交代表的表示，且提出了拥护广州政府的主张。1922年2月14日，该会第十五届代表会召开时，到会人数已达不到法定标准，但仍表示了完全接受广州政府领导的态度。（注：《国民外交大会之会议谈》，1922年1月15日《申报》，第3张第10版。）北京各团体代表等因国民外交大会涉足党争政争，有被“一党利用之嫌”，完全违背了初衷而纷纷宣告与之脱离关系。至1922年1月25日，已有上海商会教育会、浙江教育会等十余团体及河南、山西、湖南、陕西、甘肃、奉天、吉林、黑龙江、安徽、热河、南京等省市代表宣告退出国民外交大会组织。（注：《北京代表又脱离外交大会》，1922年1月25日《晨报》，第2版。）1922年2月7日，外交大会主席、华侨联合会代表李登辉亦正式申明辞职，其理由之一是：“本会以国民外交大会标题，而涉及内政，无论是非，与名义不符，且与初愿专力外交之心不同。”（注：《外交大会之谈话会纪》，1922年2月8日《申报》，第4张第15版。）在全国民众集资赎路的高潮期中，国民为“外争国权”而组建的全国性联合组织迅速走向分裂，无疑对民众情绪产生了巨大的涣散作用。
上文述及的诸多因素导致华盛顿会议期间民众反对山东权益“中日直接交涉”示威运动的平稳发展，与巴黎和会期间的五四运动形成鲜明对照。民众运动是社会演进中出现的危机或非常态过程，由社会的重大矛盾冲突所引起。冲突本身的严重程度在根本上决定着民众运动的规模与危机的剧烈程度。但是，一种社会冲突出现后，众多偶然的、具体的因素又可能突然引起民众情绪的重大变化，导致社会危机的大起大落。这是历史演进呈现出的重大事件与其他诸因素的因果联系。分析这些因果关系的目的不在于撮示历史事件之间具体因果联系的普遍意义，而在于从一个新的侧面描述历史的发展进程，说明同一个社会矛盾焦点可以在不同的具体条件制约下导出差异极大的社会反应，并呈现这一反应的具体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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