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过渡——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欧洲大学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学论文,欧洲论文,文艺复兴论文,宗教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内外国教育史教材或外国高等教育史研究中，中世纪大学是无法回避且着墨较多的章节或重点；19世纪初源于德国的大学现代化运动也曾是研究的热点；18世纪欧洲少数大学萌发的现代化趋势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然而，从14世纪初到17世纪这段时间，欧洲大学的发展鲜为人知，几乎成为研究的盲区，中世纪大学怎样过渡到现代大学，不仅研究成果较少，而且在认识上也有明显的误区或偏差。有人把这段时间比喻为大学发展的“冰河期”，还有人认定大学在这二三百年间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不仅落后于时代前进的步伐，而且对科学和学术毫无贡献。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本文将对此作出探讨。
文艺复兴是中世纪与近代的过渡时期，它从14世纪初到17世纪初历时三百年，史家又把这一时期称为现代早期，其间在16世纪，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促进欧洲传统教育的变革，这种变革对中世纪大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文艺复兴与大学
中世纪后期，欧洲大学日趋保守，由经院哲学把持的大学课堂几乎拒绝一切新知识，大学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14世纪初，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冲击下，各国大学先后发生了相应的变革。由于文艺复兴最早起源于意大利，因而意大利的大学最先感受到新风气和新变化。人文主义思想进入大学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仅从时间上看，文艺复兴运动起源于14世纪初，但直到15世纪后半期，人文主义者的学说才开始渗透到大学之中。
当时的大学，主要是一种培训机构，旨在培养未来的神职人员、医生、政府官员和律师。“在所有重要的大学中，专业科目的突出地位仍然不可动摇”。（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三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568.）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心佛罗伦萨为例，“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占主导地位的（几乎是惟一的）智力活动都是功利性的，这种活动与特定的职业目的相联系……教育体系的构建则是以培养男孩从事法学、公证学、医学和神学等方面的职业为目标。”（注：Willis Rudy,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1984.）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普通公众还是城市的领导阶层都没有想到去关心大学里的人文主义教育。实际上，那些最具特色的人文主义研究都是在当地大学之外的一些地方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大学的科目还是以形而上学、神学、法学和医学这些传统的科目为特色.在很长一段时间，人文主义对佛罗伦萨大学的影响极小。最初，佛罗伦萨大学的人文主义主要体现在一些课外活动中，虽然间或也有著名的文学学者或博学的希腊学者被任命为大学的教授，但是作为一所公共资助的机构，佛罗伦萨大学的大部分公共资金都用于职业教育。即使是在该城倡导人文主义的梅迪契家族统治的鼎盛时期，人文学科的教师也很少。大量的大学预算被用于法学和医学教育上，为数不多的艺术和文学教授是大学里薪金最低的教授。
在德国，人文主义最初面对的是大学教授们的怀疑和敌意，学生们对人文主义不感兴趣甚至加以嘲笑。人们认为人文主义是一种新的、不实用的东西。经院哲学的地位早已牢固地确立，职业准备则是高等教育主要的关注点。在许多德国人看来，这种“新知识”似乎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特征的外来进口物。一些德国大学对人文学科的反对是相当激烈的。鲁迪说：“欧洲大学中那些保守的人把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运动看作是对他们既得学术利益的威胁，认为它减损了大学教授的职责，也许还会颠覆高等教育一直允诺要维护的那种信仰。此外，他们还对人文主义的三种语言的教学和文学教学表示怀疑。中世纪的拉丁文，特别是与极受尊崇的拉丁文《圣经》中的圣篇结合在一起的内容，对他们来说是正统性的象征，是真正的智慧，是正确的知识。另一方面，在他们看来，希腊文则有许多弦外之音，如信奉异教、教会分裂甚至是不信教，而希伯来文则被怀疑有‘藐视的不信教’的犹太文化之意。这样，人文主义者引以为豪的伟大的教育进步对于那些拥护传统的人来讲，却是对于真正的教育原则的一种不负责任的和颠覆性的攻击。”（注：Willis Rudy,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1984.）
虽然人文主义在大学遭到了抵制，但它最终还是对大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以大学课程的演变为例，文艺复兴时期以人为中心的新的学科，如希腊文学，修辞学、诗歌、历史和柏拉图哲学，逐渐与旧的经院主义的课程一起在大学里有了自己的位置．虽然与职业课程相比，这些课程仍然是附带的、选修的课程，但它们至少有了一种明确的地位了。
在意大利，来自希腊的一批拜占廷学者从事了人文主义教育开拓性的工作，当时，他们的祖国正处于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这些被迫流浪的学者陆续在意大利的大学找到了工作。他们在大学讲授古希腊的语言和文学课程，激发了意大利学生对希腊学科的巨大兴趣。
这些人文主义教授的教学或许对专业学院的学生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但却深深地吸引了学习文科课程的学生。事实上，意大利人文主义取得最大进展的地方都是那些新建立的大学，如帕维亚大学、费拉拉大学、比萨大学和罗马大学。在这些大学，新与旧之间达成了一种学术上的折中方案，两者长期和谐相处。
尽管人文主义在大学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但意大利人文主义最繁荣的中心是学园而不是大学；学园是一种私立或半私立的机构，源自古希腊柏拉图学园，它为人文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公开论坛和聚会的场所。佛罗伦萨、威尼斯、费拉拉、曼图亚、米兰、罗马和那不勒斯等地都开办了学园。
在法国，人文主义在巴黎大学长期遭到敌视。“尽管法国与意大利相隔咫尺，在15世纪的最后一二十年之前，巴黎的学者们一直轻视意大利的严重影响，不屑在他们的课程表中做任何重大的改变。不错，在1450年以后，艺术系（文学院）已经聘请少数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去充当希腊语教师；有些人文主义的教科书已经代替了中世纪的拉丁文法；巴黎的出版社从1470年开办起就刊印了一些人文主义方面的书籍。但是，这些只是次要的改革，并未影响任何院系的学习方向，大学生活的中心依旧是阿奎那派、司各脱派和奥康姆派之间的激烈论战，以及很少变化的关于传统的逻辑问题和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那些在他们的精神教育中寻求更富于营养的内容的大学生们，从阅读中世纪晚期神秘主义者的作品中得到了满足。”（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83-84.）鉴于以上状况，为了打破坚冰，只能另辟蹊径。1530年，人文主义学者比代成功地说服国王弗兰西斯一世在巴黎建立一所主要进行人文主义研究的新的教育机构——法兰西学院，它不事经院之学，热情欢迎新的古典主义教育和所有以人为中心的研究，与教会大学分庭抗礼，开时代先风，它设立了一系列教授讲座，如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和哲学等讲座，还开设算术、医药和东方研究等课程。对此，教会和巴黎大学极为不满，极力诋毁之。然而，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除巴黎外，法国许多地方自治政府，如波尔多；里昂、奥尔良、兰斯和蒙彼利埃等都建立了自己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些机构同样欢迎人文主义教学。法国像意大利一样，主要是那些较新的、不那么迂腐的教育机构愿意引进这些新的学科。
人文主义从法国很快传播到其他国家的大学中，1575年创办的莱顿大学被称为欧洲“新知识”的重要中心。尼德兰人文主义者利普修斯于1578年来此任教。他的到来使莱顿大学逐渐闻名于欧洲知识界。1591年利普修斯离开后；莱顿大学1593年又聘来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斯卡利杰，后者一直任职到1609年去世。除莱顿大学外，人文主义教学在卢万大学也取得进展，该大学著名的三种语言学院是在伊拉斯谟的参与下建成的，吸引了来自远近许多国家的学生，他们在这里从事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拉丁文的文学研究，学院后来成为整个欧洲人文主义研究的中心之一。
在德国，文艺复兴运动是从大学开始的。1456年，人文主义学者彼得·路德从意大利留学回国，在海德堡和莱比锡等大学讲授新学，1484年，荷兰人文主义者阿格里科拉在海德堡大学讲授古典文学。著名诗人凯尔梯斯曾在意大利、波兰和匈牙利学习，先任教于巴伐利亚大学，后任维也纳诗歌学院院长。1487年，德皇腓特烈三世授予他“桂冠诗人”称号。1500年后，人文主义学说比从前发展更为迅速，原因可能是在公众的思想里，新的学科与教会改革的起因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些联系中，一些最卓越的德国人文主义者如梅兰希顿这样的大学教授，在路德派的宗教改革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16世纪的德国大学里，人文主义教学吸引了更多的听众，越来越多的新学科的阐述者被任命为大学教授．人文主义学科的课程分支增加了，这些分支包括希腊文、希伯来文、诗歌、演讲术、历史学和拉丁文学。越来越多的青年教师正在抛弃经院哲学而开始研究优秀的文学。人文主义者现在感到有足够的力量对传统主义者发动一场反击，他们对经院主义的教学方法嗤之以鼻。结果，德国很多知名的大学的文科课程都接纳了人文主义的学科，这些大学包括爱尔福特大学、维滕贝格大学、海德堡大学、努雷姆贝格大学、维也纳大学和巴塞尔大学等等。但在科隆大学和弗莱堡大学，经院哲学家仍保持较大的影响。
在英格兰，新的人文主义知识在15世纪后20年开始产生较大影响。格罗辛1488年曾去意大利学习希腊文，1490年开始在牛津大学讲授希腊语言和文学，时间达五年，被称为“教授希腊文的第一个英国人”。利纳克尔是英格兰著名医师和古典派学者，曾去意大利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对人文科学有精深的造诣，他与格罗辛密切合作，奠定了牛津古典研究的坚实基础。他曾教授医学，也教授希腊文和拉丁文，是牛津大学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第三位牛津学者是拉蒂默，他擅长希腊文。晚于他们一代的英国人文主义者以科利特、莫尔、利利和费希尔等人为代表。科利特在对意大利进行两年的访问后，从1496年起在牛津举行关于圣保罗书的公开讲演，宣称与经院哲学的方法做彻底的决裂。费希尔从1504年起任剑桥大学校长，1511年创办圣约翰学院，以“新知识”作为课程的核心，为希腊文教学和希伯来文教学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他力排众议，邀请伊拉斯谟到剑桥教授希腊文。伊拉斯谟的高足克罗克学成后在英国各地传授希腊文，1519年返回剑桥执教。1533年又有托马斯·斯密士在剑桥讲授希腊文。1540年，国王亨利八世在牛津和剑桥设立钦定教授席位以教授神学、民法、医学、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同年，剑桥成立三一学院，以人文主义精神为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人文主义在英国大学最终站稳了脚跟。
史学家认为，人文主义在英国获胜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当人文主义向大学渗透时，恰值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深入的宗教和政治改革，都铎王朝的统治者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不信任旧“教士”和经院主义的知识，认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与反对他们统治的“教皇至上主义者”是沆瀣一气的。相反，他们青睐这种新的“经过革新了”的知识。另一方面，在英格兰，相对来说，人文学科的学习是与实际生活和某种职业相关连的。人们把新近开始流行的人文学科的学习看作是获得令人渴望和受人尊敬的绅士地位的通行证，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人文主义在欧洲大陆上的相对抽象的作用是不同的。正如道格拉斯·布什(Douglas Bush)所说：“英国人文主义希望培养公民和政治家，而不是学者。”（注：Willis Rudy,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1984.）
怎样评价文艺复兴运动对大学的影响呢？一般认为：文艺复兴运动并没有真正地改革大学．就笔者看来，这种判断至少是不太准确的。虽然经过文艺复兴，欧洲大学的传统系科组织仍然和中世纪时一样，其学术管理体系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大学文科课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具体标志是引入了人文主义的“新知识”。这些新知识最终导致了大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彻底变革。它冲破了经院主义神学和哲学独霸大学讲堂的局面，虽然影响主要限于大学文学院，但正是大学文学院，后来领导了欧洲大学的现代化运动，带动了整个大学的变革，在哥廷根大学、柏林大学，新的改革都是从文学院（哲学院）突破的。虽然文艺复兴时期大学对科学知识的贡献甚微，而且大学课程尚没有自然科学的地位，但正是文艺复兴，将科学从千余年沦为神学婢女的情况下解放出来，导致了近代科学的诞生，为大学最终引入自然科学和确立科学研究的职能创造了条件。而且，通过进行古典主义的教育，人文主义者采纳了一种更自由、不以传授基本教义为中心的知识形式。从那时起，大学一直致力于寻求一种核心的普通教育，从而把许多专业化的课程统一起来，并从整体上服务于人类的需要，这条路径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所开创的。
二、宗教改革与大学
与文艺复兴起源于大学之外不同，宗教改革运动起源于大学。1517年10月31日，德国维滕贝格大学教授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教堂的正门上公开贴出自己亲笔写出的“九十五条论纲”，痛斥到德国贩卖赎罪券的教皇“特使”特策尔之流的卑劣行径，要求公开辩论赎罪券的功效问题，直接点燃了宗教改革的导火索。这样，宗教改革运动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君主和主教的事情，而且与大学密切相关。由于教会和大学几个世纪以来的紧密关系，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纯世俗的大学，教会的改革不可避免地也会引起大学相应的变化。
路德的观点在欧洲大陆迅速传播开来，特策尔撰文为其行为辩解，这就是由法兰克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06条反论纲》。当它以小册子的形式在维滕贝格出售时；大学生们将其付之一炬，特策尔本人也遭到大学生的鞭笞。维滕贝格大学的大多数教授坚定地站在马丁·路德一边，其竞争对手莱比锡大学则成为反路德主义的中心。因戈尔施塔特大学教师埃克博士在一次公开辩论中向路德派发出挑战，他吹嘘自己将驳倒路德。维滕贝格大学很快接受了埃克的挑战，辩论由莱比锡大学承办，巴黎大学和爱尔福特大学的资深教授充当裁判，萨克森公爵亲自宣布辩论赛开始。这场神学教授之间的冲突后来证明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辩论之一。埃克在辩论中提出的那些尖锐的问题更加坚定了路德的立场，他逐渐走向了与罗马教廷彻底的决裂之路。这样，一场全国性的宗教改革之火就在大学点燃了。
在整个欧洲，大学人士在宗教改革中都发挥了领导作用。茨温利是瑞士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人物，曾就学于维也纳大学和巴塞尔大学，于1502年在巴塞尔大学取得硕士学位。法雷尔是茨温利的同时代人，由于他的努力，新教传入瑞士法语区。他曾在巴黎大学学习，是学者勒费弗尔·戴塔普尔的门生，后又入巴塞尔大学学习。
约翰·加尔文是在法国和瑞士最具影响力的宗教改革家，他于1523年到巴黎大学学习经院哲学和神学。由于他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律师，所以有一段时间加尔文在奥尔良大学和布尔日大学学习法律。1531年又回到巴黎，就学于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加尔文的大学背景有助于解释他为什么能够对宗教改革的神学人文化作出重要的贡献。其《基督教原理》被认为是16世纪改革家的著作中最有学术价值和最为严谨的一部著作。
在英格兰，大学人土在宗教改革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对路德派观点的兴趣，剑桥大学一群青年学者定期在白马旅店聚会。聚会者包括克莱尔学院的拉蒂默、刚刚从牛津大学来剑桥的人文主义者廷德尔以及奥斯汀隐修院的科弗达尔。其他成员还有巴恩斯、比尔尼以及后来英格兰教会中的泰斗级人物克兰麦。这个激进的圈子因倾向新思潮，被称为“小德意志”，圈子中许多人后来都为宗教而献身。
与文艺复兴相比，宗教改革更具群众性和革命性，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也更为强烈，它比文艺复兴更为迅猛地影响了大学。
第一，宗教改革对大学入学人数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导致了许多新大学的创办．由于各种原因，大学入学人数起初是突然下降的，很多地方当局没收了教会原来用于资助大学神职人员教育的捐赠。另外，一些教育机构中激烈的神学辩论也吓走了一些潜在的生源．还有，随着神职人员职位名声的败坏，家长们感到没有必要再为自己的儿子支付如此昂贵的教育资金。在罗斯托克，学生入学人数从1517年的300人降至1525年的15人；在爱尔福特，也由1520年的311人降至1525年的14人，巴塞尔大学1526年的入学人数仅5人。（注：Willis Rudy,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1984.）
然而，下降只是暂时的，最终大批学生又回到大学，而且还出现了许多新大学。原因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动荡，宗教改革各派别开始认识到：高等教育是不能放弃的，高等教育的作用比以往更为重要。教会需要新的具有改革了的信仰的神职人员，政府需要更多的受过教育的官员，只有高等教育才能承担这项使命。而且，大学还是正在上升的中产阶级让其子弟从事政治和工商业职业的无法替代的训练场所。
马丁·路德十分仇视经院主义和神学；他曾于1520年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中，流露出对传统大学教育的憎恨与唾弃之情。他谴责大学是教皇的危险的使者，是异教的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们的中心。伊拉斯谟曾说：“凡是马丁·路德得势的地方，文学与学术事业就完蛋了。”（注：弗·鲍尔生.德国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36.）然而，正如学者哈默斯坦所说：“政治上的动荡，新教育传播中遇到的困难，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梅兰希顿的建议和支持，所有这些都使得路德认识到，学校和大学可以成为新的宗教的特殊工具。因此，路德派极力建议世俗政府建立这类机构，而且其他教派也意识到不能落后，大学遂普遍发展起来。”（注：Walter Rüegg,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volume II,Universit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1500-180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116.）
新大学遍布16世纪的整个欧洲。德国新建了9所大学；其中路德教派建立了马堡大学、耶拿大学和柯尼斯堡大学等，还对维滕贝格、杜宾根、莱比锡、法兰克福、格赖夫斯瓦尔德、罗斯托克、海德堡等原有的大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天主教会建立了维尔茨堡和格拉茨大学。在西班牙，不仅新建了两所大学，而且大学注册人数明显增长。在瑞士，茨温利组建了苏黎世大学，加尔文派则于1559-1563年建立了日内瓦学院（大学），由加尔文的当然继承人、著名神学家贝札任校长。学院开设人文主义和宗教两类科目，包括古典文学、伦理学、诗歌、物理学和神学等。从领导体制来看，日内瓦学院完全处于城市地方行政官和地方议会的控制之下。日内瓦大学获得极大成功，成为许多其他教育机构的榜样，这些机构包括莱顿大学、爱丁堡大学、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和北美大陆的哈佛学院。
在16世纪后半期的尼德兰，虽然正在进行抗击西班牙统治的独立斗争，荷兰人还是建立了弗兰克大学和莱顿大学。在反宗教改革阵营，同样进行了新建学校的努力。1534年成立的耶稣会活跃于整个欧洲，他们复兴旧大学，开办新大学。如德国这一时期出现的帕德博恩大学、明斯特大学和奥斯纳布吕克大学，都是由耶稣会开办的。
在不列颠群岛，到16世纪最后十年，大学入学人数下降的势头得到控制，还出现了两所新的机构，即1583年创办的爱丁堡大学和1591年创办的都柏林大学（又称三一学院）。此外，牛津、剑桥两校也建立了许多新学院。
第二，宗教改革“以地方世俗政府的智力权威取代天主教会的权威”（注：Willis Rudy,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1984.），这一变化意味着高等教育机构较之以往更加成为政府的工具。大学对政府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大学既为政府部门培养世俗官员，也为教会培养神职人员，因此政府想方设法控制大学。甚至大学教授和政府工作人员一样被要求进行效忠宣誓，不仅要宣誓效忠国王或国家，还要效忠政府承认的教义。不仅教师，学生也处于更为严格的限制之下。如某地的学生常常被明令禁止进入对立教派的大学学习。在这种干预下，欧洲有80所大学从国际性大学变成了国内大学。有学者说：“随着欧洲逐渐被划分成一些中央集权的政治单位和宗教单位，大学丧失了它们一贯具有的国际性。他们变成了地区性的中心，为它们坐落在其版图内的国家服务。”（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三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64.）
在英国，宗教改革也加强了政府对大学的控制。亨利八世与教皇决裂后，于1535年任命自己的首席大臣克伦威尔担任一个皇家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的任务就是检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事务，要求这两所大学不得帮助那些支持教皇的人。在国王看来，那些支持教皇的人即是叛国者。皇家委员会迫使两所大学交出从前从教皇那里获得的特许状以及所有的“教皇契据”、大学地产和其他财产清单。两所大学的教师和课程都处于该委员会的直接监督之下。此后不久，国王又下令没收了牛津和剑桥大学所有的隐修院财产和房屋。最终于1553年规定：所有大学学位的申请者都必须赞成英国国教的宗教教规。
16世纪中叶，玛丽一世恢复了天主教，主张宗教改革的剑桥院士被烧死，包括拉蒂默、尼古拉斯·里德利和克兰麦等人。拉蒂默与里德利一道被执行火刑，他在火刑柱下留下了一句不朽的名言：“别忧伤，里德利，我们要作男子汉大丈夫，今天蒙上帝的恩赐，以我们为照亮英国的蜡烛，我们应感谢。此烛一燃，我相信它是永远不会熄灭的。”（注：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宗教改革（下卷）[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812.）
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后，恢复了新教。16世纪70年代，伊丽莎白女王政府向两所大学颁布了严格的新章程，试图事无巨细地控制学院生活，管理范围涉及讲座的时间、学位、辩论甚至学生的着装。
在德意志，萨克森公爵就解雇了莱比锡大学所有不接受路德主义的教授，蒂宾根大学也发生了同样的清洗行动。此外，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不仅新旧教派之间，而且新教内部阵营也发生了冲突，引发了更多的学术争论。路德派教授与茨温利和加尔文的信徒尖锐对立，甚至路德教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观点。这种矛盾在其他德国大学也引起了激烈的冲突。政府曾试图通过加强对大学的控制而避免这类冲突，如普鲁士公爵要求柯尼斯堡大学所有教授除了要宣誓效忠于教会外，还要对他个人宣誓效忠。在巴塞尔和日内瓦，大学完全处于市政官员和议会的控制之下。维也纳大学则完全服从于哈普斯比格大公，教学科目的各个细节都受政府的监督和检查。巴伐利亚公爵也对因戈尔施塔特大学实行了严格的控制。柯尼斯堡大学和日内瓦大学是新教大学，维也纳大学和因戈尔施塔特大学是天主教大学，虽然教派不同，但大学必须从属于政府的旨意是相同的。
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宗教论争使大学教授的学术自由受到破坏，宗教迫害事件屡见不鲜。尽管如此，宗教改革时期的高等教育还是在多方面取得了进展。一是人文学科的发展。虽然宗教改革后更多地强调神学研究，但人文主义课程也在许多学校中得以保留。“在新教的德国和天主教的西班牙，神学逐渐支配了大学生活。法学和医学丧失了以往的优势地位。而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这些注释圣经的工具语言则在诸艺中建立了牢固的地位。”（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三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812.）二是自然科学的发展。16世纪40年代，维滕贝格大学成为自由教育的中心，吸引了许多外国学生，包括丹麦天文学家第谷、英国人文主义者廷德尔和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维滕贝格大学数学教授、哥白尼的学生雷蒂库斯1540年将哥白尼的日心说印刷出版，首次解释了哥白尼的新观点。其同事天文学教授莱因霍尔德根据哥白尼理论编制了第一个天文星表；1551年冠以《普鲁士星表》之名出版。在英国，宗教改革时期大学的科学研究并未停止。哈里奥特和托波利研究数学和天文学，巴洛研究磁体，萨维尔开设天文学讲座，哈克卢特开设地理学和航海学讲座。在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盛极一时，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中心。哥白尼和解剖学家维萨里曾在这里学习，伽利略曾在这里任教达18年之久，完成了他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与天主教大学相比，新教大学似乎更热心于自然科学研究，但在宗教改革时期，不论是天主教科学家还是新教科学家，都对科学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传统大学造成了影响：(1)冲击了中世纪大学占垄断地位的经院主义课程，新的学科如希腊文、修辞学、诗歌、历史等学科被正式纳入大学课程，为自然科学和实验方法进入大学开辟了道路。实际上16世纪的某些大学已经有了少量的科学研究活动。(2)加快了大学世俗化的进程。中世纪后期大学已基本沦为教会的侍女和附庸，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使各国政府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大学最终成为世俗政权的工具，服务于国家的需要。(3)大学由国际性的机构转变为民族性的机构。中世纪大学以国际性特征著称于世，由于宗教改革时期政府的干预和影响，欧洲80所大学几乎全部由国际性大学转变为国内或地区性大学，最终大学的通用语言——拉丁语为各民族的语言所取代。(4)学术自由的萌芽。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和高压，宗教教派之间无休止的论争和宗教迫害，极大地损害了大学学术自由的风气。宗教法庭和禁书目录使许多大学学者噤若寒蝉。然而正是这种高压或迫害，又萌生出学术自由的种子。不久，学术自由这颗种子终于在宗教改革的策源地德国长成参天大树，这决不是偶然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虽然近代大学改革最终完成于19世纪初，但近代大学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已具雏形。
在谈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欧洲学术和高等教育的影响时，德国学者鲍尔生写道：“首先，没有文艺复兴运动就不会有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生，也不会有后来的思想与学术的发展；因为哲学与自然科学，以及史学和人文科学，无一不是在文艺复兴运动的雨露滋润下成长起来的。从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的中世纪国家，过渡到以民族文化和民族教育的利益为基础的现代国家，如果没有文艺复兴运动，也同样是不可想象的事。从中世纪末叶到现代历史时期的开始，这150年间，文化与科学在广度方面的迅速发展，学术与教育在推行的范围方面的不断扩大，都应毫无疑议地归功于宗教改革运动。”（注：弗·鲍尔生.德国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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