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研讨会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讨会论文,经济学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研讨会于1995年10月5～8日在武汉市华中理工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80多位专家学者莅会研讨，共提交学术论文50多篇、著作4部。与会学者对发展经济学进行了认真的回顾和展望，总结了中国学者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探讨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讨论了关于筹备成立“中国发展经济学学会”的有关事宜。这是我国经济学界专门就发展经济学而召开的第一次盛会，现将会上提出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发展经济学的回顾与展望
与会学者从西方和中国两条线索回顾了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人认为，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西方社会，以后逐渐发展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有人认为，我国三四十年代就有发展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不少中国学者针对当时中国的落后地位，对中国乡村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其中有不少学术见解都远比后来西方发展经济学要早得多，例如，何启、胡礼桓的大推进战略，陈炽的劳动力转移理论，孙中山的“发展极”思想，王学文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吴景超的人口控制理论和工业化理论，谷春帆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伍启元的类“两缺口模式”，宋则行的计划体制与工业化理论，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等等。这些学术成果大部分被今天的中外学者所淡忘，而有些则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与会学者对张培刚教授50年前（即194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所脱稿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Ind us trialization）的理论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这篇论文第一次系统地探讨了农业国家的工业化问题，它得益于作者在国内时期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同时也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是溶合中国经济发展思想和西方有关经济理论的集大成之作。这部著作的理论贡献，使中国人第一次登上了哈佛大学最佳博士论文奖和“威尔士奖”的领奖台，也使张培刚教授被国际经济学界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与会学者指出，尽管张教授的《农业与工业化》成书于50年前，但这部著作中的对工业化的科学定义、对工业化的发动因素和限制因素以及对工业化类型的理论分析、对工业化过程中经济结构和农业生产的变化和调整的论述、对工业化过程中利用外资和开展对外贸易的必要性及利益影响的分析，对发展经济学研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政策的制定，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农业的贡献理论”和“国际贸易条件不利于农业国”的理论，都远比国外学者为早。
与会学者指出，西方发展经济学自诞生以来，明显地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变化过程。五六十年代期间，各种“宏大的”理论模式层出不穷，进入七十年代以后，西方发展经济学经历了一个沉闷的停滞时期，西方经济学界对发展经济学的前途作出了异常多的悲观评价。但也有经济学者认为，8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正走向成熟与平稳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出现了细分化、微观实证化和各学派之间相互融合的趋向。
就中国而言，与会学者认为，发展经济学或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明显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在改革开放之前，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主要是搬用政治经济学的有关理论，重点在于发展战略和速度、比例研究方面。这些研究中无疑有不少科学合理的成分，但由于“左”倾政策的影响，也有很多是错误的。改革开放之后，打破了对西方经济学说的长期禁锢。在思想解放的前提下，许多学者开始引进、介绍和研究西方经济学说，包括西方发展经济学，如范家骧教授1979年冬在北京举行的“国外经济学讲座”中，专题介绍了发展经济学；1984年张培刚教授的《农业与工业化》中译本首次问世；1985年谭崇台教授的《发展经济学》出版；1988年陶文达教授和杨敬年教授分别出版了《发展经济学》和《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等等。这一切引起了国家教委的高度重视，并决定把“发展经济学”定为全国财经类专业的核心课程。
与会学者指出，在引进、介绍和研究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过程中，中国学者对西方发展经济学在70年代后的停滞或衰落状况进行了冷静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并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遍及世界各大洲、正亟待实现经济起飞和工业化之时，发展经济学不仅不应该衰亡，相反是重任在肩、大有可为的，发展经济学的出路在于拓宽研究范围，改进研究方法。在这方面，张培刚教授早在1988年首先发出了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倡议，并主持编写出版了《新发展经济学》一书，在为发展经济学走出困境、拓宽范围和改进方法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讨；谭崇台教授主持编写和出版了《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从崭新的角度对经济学说史进行了概括，有益于深化对前人思想的认识和了解经济发展思想的演变；夏振坤教授等主编和出版了《大国发展问题丛书》；此外，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的研究，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重新思考，也都极大地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的内容。
与会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经济理论界至少有三方面的力量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一是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人员，二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人员，三是政治经济学中社会主义部分关于改革与发展的教学和研究人员。鉴于目前世界经济增长中心的多极化和逐步东移，鉴于我国经济双重转型时期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发展，根据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一致性，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需要相应的理论总结和理论指导，同时也必将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在面临跨世纪的现在，中国经济学界应该担负起创立中国发展经济学的重任。为此，我国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各方力量应当携手共进，密切合作，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加强交流，协同攻关。这就需要组织起来，成立“中国发展经济学学会”以为各方力量形成合力提供组织保障。
二、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一）关于农业发展问题
中国是一个拥有12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必须得到高度的重视。没有一个现代化的农业，是无法支撑一个现代化的工业体系的。有的代表从工业化与农业关系的理论高度，对新中国农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入考察，充分肯定了农业和农民在工业化进程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指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在促进农业取得重大成就后所面临的若干重大问题，如土地制度问题、比较利益和投入问题、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规模经营和技术进步问题等，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促进农业进一步发展的有益思路。
还有的代表从农业及其关联产业的关系出发，分析了农业产前、产后关联产业的发展对促进农业现代化、商品化和社会化的重大意义，指出了农业产前关联产业发展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强调了农业产后关联产业发展对农业增值以及如果这种增值能部分返还农业而对农民增收的重要意义。
与会代表认为，由于农业在资源、技术、组织程度、产品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对市场的力量等方面相对工业及其他产业而言处于劣势，因此，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防止农业比较利益偏低而衰落，政府应当对农业给予支持和适当的保护，包括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对农业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支持。农民收入的提高仍然是影响农业发展的重大问题。政府应在政策、资金、技术等多方面扶持和帮助农民致富，增加收入，这样才能提高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此外，有的代表还专题讨论了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问题；还有的代表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城市化、农村教育等多方面探讨了促进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问题。
（二）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目前已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瓶颈。能否搞活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就如何，事关整个新经济机制的建立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的代表指出，应当抛弃一切经济领域都要有国有企业的传统观念，对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有制格局，也必须适当收缩。有人认为国有企业数量虽然减少，但仍然可以发挥主导作用。
有的代表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关键是实行产权制度的改革，为此有必要明确产权的含义、组成要素和层次，研究各产权要素的关系及两权分离等问题。也有代表认为，对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要全面、准确理解，不能只及其一而不及其它，并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从几个具体方面进行了分解说明。还有代表指出，政企分开，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不仅要反对“父爱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子赖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企业加强经营管理，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公平竞争、自我发展的道路。
有的代表对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冗员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这些冗员再就业问题的若干思路。此外，还有的代表从实际案例研究出发，对企业集团的组建与公司化改造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意见。
（三）关于外资利用和对外贸易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外资、外贸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的代表在回顾了中国吸收利用外资的发展历程后指出，在主权独立、政治稳定的情况下，外资利用对于补充发展过程中的资金不足、引进先进技术和改善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有重大作用。也有代表通过对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案例分析，指出外资利用是一把“双刃剑”，利用得好，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利用得不好，也会造成诸多危害。因此，必须对外资的引进和利用采取积极而慎重的态度，加强对外债规模的管理和控制，注重外资结构和外资投向的合理调整，谨慎地实行金融自由化。
有的代表历数了我国对外开放以来在外资利用方面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如利用外资重数量不重质量的倾向，各地大搞优惠大战、缺乏总体协调的倾向，外资投向高科技偏少、飞地项目和三产项目偏多的倾向等。建议我国政府在今后扩大外资利用过程中，必须从工业化战略的整体实施着眼，引导外资投向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加大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力度，提高外资利用的整体效益，杜绝虚假外资，切实加强立法工作和对外商的行为规范管理，做好规划、控制和协调工作，使外资利用真正有利于工业化战略的整体推进。
关于外贸与经济发展问题，有的代表提出了中国复关后如何有效利用国际市场、同时又如何适当保护国内工业、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与会代表指出，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总是一对矛盾，发达国家总是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才大谈“贸易自由”的，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随着复关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关税保护的作用日趋降低，因此，有必要开拓研究新的贸易保护途径，把保护政策与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密切结合起来，灵活运用产品的生命周期法则对必要的国内产业实施有效的保护。
（四）关于区域经济问题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经济发展、尤其是大国经济发展中必然出现而又必须妥善解决的重大问题。有的代表指出，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曾经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近年来全方位、多层次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特区在过去发展中的偏颇，经济特区的发展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与会代表历数了特区进一步发展面临的十大问题，并指出只有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发挥特区在促进改革开放中的作用。
还有的代表对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发展中的过热和过冷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了西部经济发展滞后的政策体制原因，认为西部经济结构偏重于原料工业和农业的固有倾向，在扭曲的价格政策下，使西部区域经济在区际贸易间蒙受了双重的利益损失。为了促进西部经济的发展，应当改变人为价格扭曲的状况，并加强对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教育投资，促进东部某些产业向西部转移。
在扶贫政策方面，有学者指出，具有长期效应并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的政策，应当是改进贫困地区人口进入市场的条件和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素质。为此，扶贫政策应当特别注重加强对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加强对贫困地区交通运输、通讯、医疗卫生和教育的投资。
此外，代表们还就文化、经济立法、环境、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同时还探讨了面向21世纪发展中的城市化问题和产业信息问题。会上提交的4本著作为：彭明朗、王云清主编《发展经济学与湖南经济发展》，夏明文、陶伯华主编《环北部湾经济开发报告》，李向民著《大梦初觉—中国的经济发展学说》，谭慧编《学海扁舟—张培刚学术生涯及其经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