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矛盾论文,双轨论文,新论论文,现阶段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脱离了最早的科学社会主义预言家设计的试图不经过商品经济发展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轨道，经历了自然经济的阻滞、中央计划经济的控制、现代商品经济的冲击、传统和现代社会文化的碰撞，中国社会在波浪中运动，在曲折中前进。有什么内在机制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系统从低级向高级演化？是什么原因引致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陷入“放—乱—统—死—放”的周期性振荡的怪圈？如何寻求走出社会发展怪圈的根本出路？如何选择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要回答这些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必须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变革时期社会基本矛盾理论问题。
社会基本矛盾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形态本质特征的反映，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①]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没有具体地考察和明确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第一次明确肯定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②]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再次肯定了这一论断。但是如何把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具体化，揭示出它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表现，过去理论界注意得很不够。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今天，由于各种社会矛盾互相交织、日益暴露，这一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的矛盾是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二元结构理论（dual structure theory）是发展科学（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等）中结构主义学派用以分析和研究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二元结构是发展哲学、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共同研究的理论问题。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落后的传统社会与先进的现代社会同时并存的现象。现代化使社会主义中国同样进入了一个二元社会发展阶段，在中国的今天，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条块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轻重工业之间、大中型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在经济、技术、文化发展上呈现显著的二元结构现象。借用非均衡发展理论的观点，这种二元结构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生产力非均衡发展的结构现象。
双轨体制是生产关系范畴，代表了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新旧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具体制度形式，它是社会主义社会运行过程中传统集中计划体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并存的体制现象。双轨体制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在经济上表现为行政型计划经济机制与有计划市场导向机制的并存和对峙，如价格双轨制、物资流通双轨制、投资双轨制、宏观调控双轨制等；在社会上表现为传统社会文化与现代社会文化的并存和冲突；在政治上表现为传统集权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并存和对立。双轨体制明显地渗透和呈现在城乡、条块、工农等二元社会结构之间，它是一种以板块式为主的体制结构。
当前，中国已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一特定时期，中国社会发展既不是单纯的二元结构转换阶段，不是单纯的现代化发展问题；也不是片面的新旧双轨体制变革时期，更不是片面的市场化改革问题，而是处于现代化发展与市场化改革互相交织，二元结构转换与双轨体制改革同时并存的发展阶段。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特定的社会基本矛盾。二元结构和双轨体制是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的矛盾是社会发展和改革双重模式转轨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其立论依据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一）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在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表现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就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进行的。在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双重模式转轨之际，人类社会的这一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之间的矛盾关系。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系统演化中，生产力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就是国家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封闭落后的传统社会向开放先进的现代化社会转变的过程，在现阶段表现为二元结构转换时期；生产关系的变革就是新旧体制的改革过程，也就是传统集中计划体制向现代市场体制转变的过程，在现阶段表现为新旧双轨体制的并存时期。因此，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正处于二元结构转换与双轨体制改革同时并存的发展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具体归结为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的关系。
从中国现实看，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存在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城市的重工业、主导产业、大中型国有企业，其经济、技术、文化发展条件一般较好，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主要以区域以外市场为主，以国家投资为主，以“条条”管理为主，在双轨体制中主要按计划机制轨道运行。而农村、轻工业、非主导产业、地方中小企业、集体乡镇企业，其经济、技术、文化发展条件一般较差，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主要以区域内市场为主，以银行贷款和自筹资金为主，以“块块”管理为主，以双轨体制中很大程度上遵循市场机制轨道运行。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二元结构转换与双轨体制变革也是互相制约的。由于中国二元结构反差的悬殊性、存在的长期性、利益矛盾的尖锐性，这就决定了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长期性。反过来，建国以来多年形成的集中计划管理体制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步到位地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双轨体制并存的长期性也从根本上制约了传统经济社会向现代经济社会转换的过程，决定了二元结构转换的长期性。当然，二元结构决定双轨体制，双轨体制制约二元结构，这种相互关系是从根本上、全局上、长远意义上而言的。这并不意味着一定时期、一定地区、一定行业、一定产品在二元结构尚存条件下就不能加快市场取向的双轨体制改革，也并不意味着在新旧双轨体制未取消之前，就不能推进二元结构的优化调整。相反，历史和理论的逻辑证明，中国社会二元结构模式与双轨体制模式的转轨步伐必须走循序渐进、分步到位、分区推进的道路。因此，双重模式转轨的过程也将是长期的。在这个社会大过渡时期，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之间的组合方式、运行时序和相互关系直接体现着现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运行状况。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的矛盾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二）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与运行体制变革之间矛盾的具体反映
社会经济发展和运行体制变革构成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演化中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两方面，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主题。中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对于这两大主题的研究形成了中国社会发展和体制改革双重模式转轨的理论。在中国社会发展和改革双重模式转轨时期，发展模式由传统低级的封闭型向现代高级的开放型转变，当前正处于二元结构转换阶段；体制模式由集中计划体制向有计划市场导向体制转变，当前正处于新旧双轨体制并存时期。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曾分别从二元结构角度研究发展问题，从双轨体制角度探讨改革问题，[③]但是从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相互关系的角度对中国发展和改革双重模式转轨理论的综合研究尚显不足。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和改革相交织的现实格局，从现代发展经济学、社会学与改革经济学、社会学相融合的理论视角看，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和体制改革模式的双重转轨实际上就是二元结构转换与双轨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之间的矛盾既反映发展过程的基本矛盾，也反映改革过程的基本矛盾，它是中国社会发展与体制改革矛盾的综合反映。
从发展过程来说，现阶段二元结构的转换至少反映了5个方面的重大问题：第一，现代化问题。表现为现代部门份额提高，传统部门份额下降；技术密集型产业份额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份额下降。第二，工业化问题。表现为现代工业份额提高，传统农业份额下降；制造工业份额提高，原料工业份额下降。第三，城市化问题。表现为城市人口、经济、用地规模的扩大，农村人口、经济、用地规模的缩小；城市现代文化的扩张和农村传统文化的收缩。第四，社会化问题。表现为社会分工深化，社会联系加强，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万事不求人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减弱。第五，市场化问题。表现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份额提高，自然经济、产品经济份额下降。从改革过程来说，双轨体制变革的矛盾起码反映了5个方面改革的重大问题：第一，决策方式上高度集权的管理与分权分级管理的矛盾。第二，管理手段上行政化直接控制与市场化、法律化间接控制的矛盾。第三，管理方式上实物化计划管理与市场化价值管理的矛盾。第四，资源配置上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分配与按效益最大化市场分配的矛盾。第五，改革滞后的集权政治体制与超前改革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矛盾。
在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系统变革和发展过程中，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矛盾和改革过程中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矛盾互相交织、互相作用。二元结构转换与双轨体制变革既是中国社会发展和改革过程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具体矛盾的高度概括，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与体制改革模式双重转轨关系的具体表现。
（三）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根本动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变革时期，社会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的矛盾。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动力系统来自三方面，即经济动力、政治动力和文化动力，而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的交互作用是这三方面有机结合而成的合力，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现代化和市场化过程中中央、地方、企业、个人等各种主体利益矛盾的集中反映。因此，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的矛盾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原动力。在这个对立统一的社会矛盾系统中，一方面，二元结构是双轨体制存在的物质基础，它对双轨体制具有决定作用，双轨体制是二元结构必然的制度表现。在建立人民政权的前提下，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二元结构的巨大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采取单一的无所不包的集中计划体制，而只能采取计划与市场板块结合的双轨运行体制。同时，二元结构转换的内在矛盾有力地推动着传统集中计划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国社会二元结构较大的差异度虽然会带来二元经济主体利益协调的困难，但也有利于降低社会成本、提高高层次经济组织（经济区域）的积累率，利用二元结构形成的势能差和互补性可以促进传统部门、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双轨体制改革对二元结构转换也具有促进和制约作用，传统社会主义集中型双轨体制通过扭曲的价格、生产和分配体制使在以传统重工业为主导的战略下极不平衡的二元结构获得了强制的平衡，使极不协调的二元主体利益关系得以协调，但也对二元结构转换产生重要的制约。传统双轨体制造就了封闭型的资源配置机制，导致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条块之间、产业之间二元结构的鸿沟越来越深，二元主体利益的矛盾越来越大。因此，当传统双轨体制内部封闭、僵化、保守等积弊成为二元结构顺向转化的桎梏时，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别无选择地走上了改革的道路。放权让利为主的改革方式有效地启动了社会主义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经济主体的利益机制，激发了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发展意识，对中国社会二元结构的转换产生了巨大的决定性影响。从中国十多年改革的实践来看，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蕴藏于中国社会的资金、技术、人才、物资、资源、信息等发展要素纷纷冲破条条之间、块块之间、条块之间的体制樊篱，向效益高的企业、产业和地区流动。改革的利益机制有效缓解了传统二元结构下的中央、地方、企业、居民之间的矛盾，推动了传统封闭的断裂型二元结构向开放融合的二元结构转化。因此，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四）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改革阶段形成所谓“放—乱—统—死—放”怪圈的基本原因
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作为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既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根本动力，也是导致社会主义社会改革和发展出现“放—乱—统—死—放”怪圈循环的根本原因，因为与发展研究的蓝本——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发展和运行的典型特征相比，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机制和运行机制的作用使中国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发生了严重的错位。在二元结构中，文化技术先进的城市现代部门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在经营管理体制上却较为僵化、落后，市场化水平和经济效益较低；而文化技术落后的传统部门及乡镇集体企业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却较为灵活先进，市场化水平和经济效益反而高于现代部门和大中型企业。这种变革时期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的错位格局使中国政府在改革和发展中进行的宏观社会整合面临罕见的两难选择：如果偏好于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长期优化目标，强调宏观集中控制，实行过分倾斜于城市现代部门、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政策，那么，同时就会扩大“大锅饭”规模，抑制微观经济活力，从而推迟市场取向的双轨体制改革步伐；如果以市场化体制改革为目标导向，强调放权让利搞活，以传统部门、中小企业发展为重点，则我国可能长期出现发展要素（资金、技术、人才、资源等）从城市现代部门向传统部门“倒流”的反常现象，从而造成二元经济低级化融合和二元社会的混乱无序状态。
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双重模式同时转轨的时期，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的错位（矛盾）正是造成中国发展结构中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矛盾、决策方式上高度集权与民主分权的矛盾、运行体制中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矛盾、管理协调中微观搞活与宏观控制的矛盾的深层原因。以市场为导向、放权让利为主线的体制改革调动了代表局部利益的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生机活力，在缺乏规范化的制度约束、明确的产权约束和完善的价格——市场环境下，放开搞活的微观对局部利益的追求引起了社会经济资源从计划内的现代部门向市场化的传统部门的逆向流动，加剧了企业之间、产业之间、条块之间、地区之间二元结构的低级化和扩大化。为了治理微观搞活带来的宏观失衡和结构混乱，代表全局利益的政府不得不进行宏观控制和计划调节，但由于经济手段的软弱无力，只得重新启用行政手段进行调节。在“一刀切”的行政调节下，极不协调的二元主体利益的矛盾得以协调，极不平衡的二元结构得到了强制性的暂时平衡。至此，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从“一放就活”的高涨阶段进入“一统就死”的低谷阶段。导致中国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进入“放—乱—统—死—放”周期性振荡的客观原因，正是现阶段中国社会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的双重错位（矛盾），主观原因则是我们所制定和实施的二元结构调整战略与双轨体制改革战略的不协调、不配套。因此，历史和理论的逻辑自然是，打通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之间的联系通道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改革和发展走出怪圈循环的根本出路。
（五）社会主义社会系统演化中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矛盾的综合反映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一定的社会形态系统，同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又是一定社会形态系统中经济子系统、政治子系统、文化子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综合反映。根据这一基本原理，我们认为在变革时期的社会主义社会系统中，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的关系既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现阶段的具体表现，又是现阶段社会经济系统演化中经济子系统、政治子系统、文化子系统相互关系的高度概括，这里我们借鉴一些学者对社会结构中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作用的系统分析模式[④]，提出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的相互作用模式：
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系统演化中，关于经济方面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的概念和关系，我们曾有过专文论述，[⑤]这里不再赘述。文化（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也具有同经济方面相似的特征。社会文化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表现为现代社会文化与传统社会文化的并存和对立。例如，中国城乡之间具有泾渭分明的社会文化差异，城市社会文化水平（基础设施条件、人的综合素质、社会思想观念等）大大高于农村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的传统封闭的城乡双轨社会体制（如户籍制度）把城市和农村截然分成两个社会天地，把市民和农民分成两种社会公民，市民从摇篮到墓地享受国家的各种风险和福利保障（如就业、退休、交通、医疗、口粮等由国家包下来给予补贴），而农民则全然没有，造成城乡社会文化二元结构非但难以转化，反而呈逆向发展。二元结构在政治上也具有明显的表现，在二元政治结构中，一元是以民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现代政治思想的逐步发展，一元是封建的传统政治思想的冥顽不化。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统治及建国后30多年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深刻影响，使得封建落后的传统政治思想犹如一张无形的网极大地束缚领导改革开放的新生政治力量和政治思想的发展，同时在政治体制上还没有确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变革的现代民主政治体制。
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系统演化中，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构成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对立统一的关系。当社会主义社会处于稳定状态时，例如在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三部分处于基本适应状态，发展结构与运行体制更多地表现为互相促进、协调一致的关系；当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系统进入变革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三部分则产生了矛盾，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则更多地表现为互相对立和制约的关系，尤其是在社会系统中作为最活跃部分的经济发展步伐加快时，就会导致文化政治系统的不适应，产生矛盾。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系统的演化和变革要求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子系统适时适度地调整相互关系，以促进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的稳步转轨。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已进入一个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双重模式同时转轨的历史阶段，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之间的矛盾是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在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双重模式转轨时期，提出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命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只要我们抓住了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宏观理论就不再是一种抽象的教条、空泛的原理，而是更加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抓住了这一基本矛盾，对于我们所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就能更加准确地认识和把握；抓住了这一基本矛盾，面对社会发展和改革过程中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错综复杂、交织一起的各种具体矛盾和具体问题的解决就不感到眉目不清、手足无措了，而可以起到一种纲举目张的作用；抓住了这一基本矛盾，我们就找到了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根本动力及陷入发展怪圈的根本原因，就更加明确了现阶段政府和人民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找到了社会发展的战略方向和战略重点，即要探索一种适应二元结构特点的双轨体制改革方式，寻求一个符合双轨体制现实的二元结构转换途径，努力开辟中国社会二元结构转换与双轨体制变革之间的联系通道，促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抓住这一基本矛盾，我们就明确变革时期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主题。二元结构模式与双轨体制模式双重转轨的理论研究目的，皆在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变革时期社会发展和运行的一般规律。要完成这一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经济各阶层、各领域、各方面的通力协作，需要发展科学和改革科学的共同努力，需要哲学、系统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多学科的通力合作，共同攻关。改革把中国社会主义推向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社会发展阶段，新的实践呼唤着新的理论。矗立于当代中国社会大地的有关社会发展的理论大厦都应以现阶段这一社会基本矛盾为理论基石。本文仅仅提出了这一理论命题，希望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深化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理论研究的引玉之砖。
注释：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页。
[②]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67页。
[③]《经济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争鸣》，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厉以宁：《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
[④]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及其长期延续原因的探讨》，见《历史的沉思》，三联书店，1981年。
[⑤]姜月忠、阿岩：《论双轨体制改革与二元结构转换》，载《经济研究》，199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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