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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展中国经济学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的前途，关系到我国体制改革的成败，甚至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命运。
本文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系依靠两个大家都应赞同的原则而作出。原则之一：对我国最有利发展途径便是中国经济学所应遵循的发展途径。原则之二：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来判别什么是最有利于我国的发展途径，换言之，对我国是否有利取决于实践而不是其他。按照大家都应赞同的上述两个原则，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学必须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特别是走在经济管理和操作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对此加以说明。
本文第一部分探索中国经济学必须发展的原因。第二部分根据探索到的原因来论述为什么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第三部分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要着重从经济管理和运行方面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最后的第四部分，试图论证国家在促进上述发展中所能起到的作用。
一、发展中国经济学的必要性
不论就马克思主义，还是就西方经济学而言，研究经济学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社会的经济问题。就马克思主义而言，经济学属于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必须为其经济基础服务。以西方经济学而论，在它教科书的开宗明义之初总是宣称：研究经济学是为了在稀缺资源限制的条件下来寻求最优的配置方法，以便解决社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1〕。
然而在目前，我国的经济学却未能很好地完成它应有的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任务，有时经济理论还和社会经济实践相脱节，甚至相矛盾。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前苏联的经济学对我国的影响。这里所说的前苏联经济学系指苏联在建国时期形成并且被凝固下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这种解释的本身未必完全正确，即使存在着正确的地方，它也是前苏联学者根据他们当时面临的情况而作出的；由于国情的差异，未必适用于我国。尽管如此，前苏联的经济学还是在很大的程度为我国所接受并且在长时期中广为流行，以致使我国的经济学在今天难于符合我国经济实践的要求，特别是经济管理和操作方面的要求。
在前苏联对我国经济学的影响中，下列两点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前苏联倾向于把社会主义置之于产品经济的范围，即把整个国家看成是一家大工厂，而该工厂的几乎全部生产活动均由集中的经济计划所管理。例如，数十年前一度在我国非常流行的前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写道：“公有制把社会主义经济的企业联合在一起，使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的发展成了可能……无产阶级国家规定出为取得社会主义胜利、为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所必需的各个经济部门间的比例。”〔2 〕另一本前苏联向外国解释什么是计划经济的著作中也说：“对生产的管理，对交换的调节和对产品的分配都由国家的计划和经济管理机关加以执行。”〔3〕
虽然前苏联学者承认，在社会主义中，“价值规律在受到某些限制的条件下”仍起着调节的作用，然而，它的作用仅限于“国民经济的小商品和资本主义的成分”，对国民经济中占决定性比例的社会主义成分，“它已不是生产的调节者”〔4〕。可以看到， 前苏联学者把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看成为是价值规律不发生作用而全然由中央计划机关所管理的产品经济。对产品经济的思想，前苏联建国早期一度被迫而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可能起着一定限度的作用。
很显然，前苏联涉及“产品经济”的说法不能代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唯一正确的解释。因为，除了对共产主义社会和过渡到它的时期作出片断的提示以外，科学态度严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可能由于缺乏实践的基础，没有对它们进行具体的论述。他们明确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5〕
第二，前苏联也倾向于着重从政治方面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加以解释。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寻求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根据。例如，《资本论》阐明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运动规律，从而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以此而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可以被看成为偏于政治方面的著作，而当时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下的唯一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强调这些著作的政治意义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当时的苏联系处于集中计划的体制之下，经济问题往往通过行政命令的办法加以解决，从而，很少有在政治以外的方面（如经济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解释的必要。例如，在经济方面，马克思指出，竞争在市场经济中可以发挥出提高生产力的作用。他把竞争称为“资产阶级经济的重要推动力”〔6〕。在《共产党宣言》中， 他写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其原因正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7〕尽管如此，然而，上面引用过的苏联教科书并没有提及这些， 却着重指出竞争的政治后果。该书说：“由于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各部门间和生产资料的分配以及商品经济生产力的发展，是以劳动的巨大损失做代价而获得的并且使得商品经济的矛盾愈来愈尖锐化。”该书又说：“竞争使一些商品生产者破产并变为无产者，使另一些商品生产在发财致富而成为资本家。”〔8〕当然， 该书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作的上述解释的本身是无可厚非的，而有鉴于前苏联在当时所具有的国情，如上面已经提到的受到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强调经典著作的政治意义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经济学上偏向于政治方面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解释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以上论述的前苏联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释在很大的程度上为我国当时的理论界所接受并在过去一段长时期中广为传播。这种被接受了的解释虽然对我国建国后一段时期中所实施的集中计划体制尚能大体适用，但在体制改革以后，特别在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它的适用性大为降低，有时甚至和经济实践相矛盾。例如，以上述第二点而论，强调经典著作的政治方面往往使人们忽视经典著作在经济管理和操作方面的重大意义，而有关管理和操作方面的内容又是处理市场经济的各种问题所必须具备的知识。以上述第一点而论，市场经济应该属于有别于产品经济的商品经济的范畴，而在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应该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比较自由地发挥其调节生产、交换等作用，而不应由中央计划支配一切，而这些又都和前苏联教科书的说法相抵触。
综上所述，由于前苏联的影响，作为上层建筑的中国经济学在目前不但难于向作为我国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反而有时与其经济基础发生冲突。
既然上层建筑与其经济基础相脱节，那末，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已经被决定之后，上层建筑必须改变自己以便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在这里，前苏联的解体对我国是一件坏事又是一件好事。坏事的理由是众所周知的，这里不再复述；好事的原因在于使我们易于摆脱前苏联的理论对我国的影响，特别是上述两点影响。
摆脱影响只能使问题易于解决，还不能使问题得以解决。笔者认为，解决我国经济理论与实践相脱节问题的唯一正确的途径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在其经典著作涉及经济管理和操作的方面加以发展。为什么必须如此？本文将在下面第二和第三部分加以说明。
二、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之所以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其原因在于下列两点：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我国不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这里，我们仅从经济上加以说明。
首先，我国经济的整体实力已经大为加强。以农业的实力而论，我国在1988年的粮食、棉花产量远居于世界第一位。在工业方面，同一年的数字表明：我国煤炭产量为世界之冠，粗钢和石油均占世界第四位。这些都是表示国家经济实力的基础数字。根据被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认为能表示一国经济实力的综合产值数字，在1987年，我国的农业和纺织产品的产值分别居于世界第七和第五位，而机电和化工产品的产值均为第七位〔9〕。
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到，建国以来，在数十年中，我国已从沦为半殖民地的在经济上几乎没有实力可言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的前列国家之一。这仅就1980年代末期的情况而言，体制改革以后，由于我们在下面即将说明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整体国力的相对地位无疑已经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当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整体国力的强大尚不能完全表示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下面将继续说明，即使以人均数字而论，我国的经济成就也是可观的。
其次，人均国民总产值（GNP）的数字表明：我国经济增长迅速。 人均GNP普遍被认为是一个最重要的表明经济发展速度的指标。 为了判断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优劣，下面的第一表除了载有我国的人均GNP 以外，还列入美国、韩国和印度的同一数字，以便与我国相比较。列入美国数字的原因是该国往往被某些人士宣称为经济运行比较顺利的先进国家；韩国是被看作为经济发展迅速的所谓亚洲四小龙之一；而印度在人口众多和幅员辽阔的方面与我国相似；同时，在我国建国之初，它的贫穷落后的情况又与我国大致相同，因此，它构成一个适合和我国相比照的对象。
第一表：四个国家的人均GNP增长速度〔10〕
1980—1993期间 1960—1981期间
年平均增长率(%) 年平均增长率(%)
中国 8.2 5.0
印度 3.0 1.4
韩国 8.2 6.9
美国 1.7 2.3
表中的数字告诉我们：大致在建国以后的整个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美国，约为印度的三倍并且和被称为“奇迹”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相差不多。这种发展速度显然是值得称许的。
最后，我国人民福利的增长。除了整体实力和发展速度以外，人民福利增加也应该是判别经济成就的另一重要指标。由于福利的含义难于明确，又由于缺乏能在各国间相互比较的数据，我们只能在下面第二表中举出三项在国际上被认为能表示福利水平的统计材料来说明我国人民福利增长的概况。
第二表：三项代表福利水平的统计数字同〔10〕
每一千出生 平均寿命人均每日摄入的热量
婴儿死亡数
占营养所需量的百分比
(1993年)
(1981年)(1980年)
中国 30
67 107
印度 80
52 87
韩国 11
66 128
美国
9
75 139
从上表的内容中可以看到，我国的出生婴儿死亡率远低于印度，但却高于韩国和美国，平均寿命大体与韩国相等，处于印度和美国之间，而人均每日摄入热量占所需量之比虽然高于印度，却低于韩国和美国。尽管如此，有关数字表明：早在1960年，我国人民平均每日摄入的热量已经超过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水平。对占世界耕地面积不足10%而要养活多于世界人口20%的我国而言，这确实是来之不易的成就。
总之，从整体实力、发展速度和人民福利来看，我国的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这一辉煌成就又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取得的。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我国的体制改革之所以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功，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坚持了作为马克思主义重大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所指出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方向。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能觉察到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从而在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还使用包括行政命令在内的宏观调控。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一方面利用市场的信息灵通和反应迅速的优点，另一方面又实施以公有制为主的指导方针。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不拘泥于单纯的资源配置问题，而注意到劳动者在社会主义中的主人翁地位并且通过它的提高来增加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凡此种种都能进一步表明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功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分不开的。二者的关系达到如此密切的程度，以致持相反意见的人，即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只会使我国体制改革失败的西方经济学者，如美国哈佛大学的魏茨曼教授，不得不修改他们的说法，以便解释我国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就的现实〔11〕。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便会走上覆灭的道路。就此而论，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巨变都能提供深刻的教训。这里以前苏联为例。
首先，前苏联的解体并不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恰恰相反，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直到它的方向错误的体制改革以前，前苏联的经济建设取得了相当巨大的成绩。为了说明这一点，下面第三表把前苏联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加以对照。
第三表：前苏联和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12〕
1965—1980 1980—1988
增长速度在世界各
GDP年增长率 GDP年增长率 国中的排名先后
(%) (%)
前苏联
5.8
3.4
41
美国 2.7
3.0
99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以经济发展速度而论，前苏联超过美国。由于二战期间苏联的财富和科学技术所遭受的巨大破坏以及其他的原因，虽然，前苏联的发展速度高于美国，但它的人均国民收入在1987年仅接近于美国的40%〔13〕。尽管如此，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却使它的人民的福利水平和美国的差距并不悬殊。例如，前者的平均寿命和人均每日摄入的热量占营养所需百分比顺次为72（1981年统计）和132（1980 年统计），而后者的同一数字则为75和189〔14〕。
当然，前苏联也面临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如经济发展速度下降、优质消费品的短缺等。可是，这些问题仅仅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并不对原有的生活水平构成威胁。以面临经济问题而论，这是一切国家在一切时期都存在的现象。例如，在长达十年以上的期间，滞涨问题存在于美国，而西欧各国的失业率徘徊于10%左右。因此，把各种因素考虑在内，经济上的缺点并不能构成前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从意识形态上看，导致前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不仅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针，反而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为改革的对象。按照他们的体制改革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被看成为是“精神垄断”，而“精神垄断”又妨碍人们对新思想的吸收。按照这种逻辑，为了吸收新思想，必须摒弃马克思主义。在错误的体制改革方针下，既然马克思主义已被抛弃，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立面的西方经济学的思想体系自然便会取而代之，而反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学者，如萨克斯、阿斯隆德等又通过学术交流和个人接触来加速取而代之的过程。阿斯隆德写道：“自从我在1984年到1987年作为瑞典驻莫斯科的一位外交官以来，我结识了许多俄国的经济学者，知道他们的工作单位以及他们的长处和短处……总的说来，苏联原有的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经济学。”〔15〕“很不幸的，老一辈（指前苏联的老一辈——引者）的已经成名的学者的缺点是过分地看重他们的声誉和地位，使他们不能从现代经济学中寻找灵感。”〔16〕有鉴于此，“在长时期中，我都在寻求年轻有为的俄国经济学者，因为，我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四十岁以下的那一辈才具有足够的能力来摆脱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17〕接着，阿斯隆德报道了他成功地结识了年轻学者的经历。（未完待续）
注释：
〔1〕见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4版，麦格鲁希尔出版社， 纽约，1992年，第19—21页。
〔2〕苏联经济科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 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43页。
〔3〕希维尔洛夫：《计划经济ABC》，英文本，进步出版社，莫斯科，1982年，第14页。
〔4〕苏联经济科学院：同前引书，第343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16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47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
〔8〕同前引《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册，第60页。
〔9 〕这里的全部数字均取自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编：《世界重要统计资料》，郝契森商业出版社，伦敦，1990年。
〔10〕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经济发展报告》，1983年和199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
〔11〕魏茨曼与薛：《合作经济与合作文化：对经济转变国家中的一个难题的解释》，载于诺夫与沙切尔编：《市场与社会主义》，英国艾尔加出版社，1994年，第536～551页。
〔12〕资料来源：同前引《世界重要统计资料》，第42页。
〔13〕《世界银行世界经济发展报告》，1995年， 同前引书， 第221页。
〔14〕《世界银行世界经济发展报告》，1988年，第193，195页。
〔15〕〔16〕〔17〕阿斯隆德：《俄国如何变成市场经济》，布鲁金斯研究所出版，华盛顿，1995年，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