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体验与两种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精神论文,人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体验，而在这种体验中，我们不难寻到两种精神—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①—一的踪影，两种精神使我们的体验世界将外在与内在、环境与本能、规律与感受组合起来，向无限的疆域延伸。
在现实的人生中，我们体验善与恶、爱与恨、团聚与攻击、冷峻理性的深沉与崇高德性的感化；我们体验科学原则那刚性的作用力与人际间柔情似水的抚慰；我们体验对物性的科学把握而生成的明晰性与对人性的捉摸不透而产生的困惑；我们体验用科学手段驾驭有限对象时的崇高，也体验人与无限对话时的若有所失；我们体验“有”的富足与贫穷，也体验“无”的空洞与充实；我们体验人在必然规律和宏大宇宙面前的谦恭，也体验意志在内心世界翻腾时那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我们体验客观限定时的自我克制，也体验主观自由状态的无拘无束；我们体验充当手段时的受动，也体验达到目的时的满足；我们体验自觉地从事眼下并不觉得快乐的活动时之异化境地，也体验给人的身心带来高层次愉悦的自我实现。
二
善恶爱恨，既是人对社会作用于自身的感受，也是人对他人及外界的态度，它们在一定的层面上，均是科学与人性互补的产物。
人心有向善的一面，且不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至少许多人有之，或许多的时候有之，所以人帮助人、人关心人、人爱护人之类的友善之举，才总能在社会中看到，尤其是在一定的人群共同体—一如在同一企业、家庭等—一中看到。如果说，这是人性中的一种先天可能性，一种由人的集群生活造就的团聚性之本能遗传（繁衍后代则是产生血缘性友爱的根基），那么在后天的生活历程中，人必然要直观那生存与发展中的严酷性。生存与发展之目的不能轻易达就，自然、社会和他人不那么轻易地使自己的需求获得满足，“心慈手软”、“心地善良”在某些场合下的无能为力，凡此种种，皆可能锻造出人的意志坚强，也可能滋生起人的好狠斗勇，乃至可能使部分的人或人在部分的时候弃善为恶。后天环境中某些铁的必然性与“冷酷的心”，以及那些无情的抗争活动与膨胀的侵略性，往往会不知不觉地被揉合在一起，在财富不甚充裕、公平体系不甚健全的社会里，这种揉合通常是难以避免的。尤其那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更是滋生恶的温床。因此对于人之恶性，我们通常可以找到客观的根源，给予科学的解释。这样一来，人的善恶体验，如果将善有条件地视作人的某种先天本性，那么能从科学上加以解释的“恶”便在后天给予其补充。这种恶既是对善的毁坏，对人间悲剧承担着责任，同时它也有着对单纯的善给人造成的片面性加以弥补的功能，使人不失斗争、拼搏的特质，使人不至在溺爱的汪洋中退化为“软体动物”，而是保持其“顶天立地”强硬者的气概，所以人们才不可能完全否认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人性与科学揭示的严酷性共同建构了人生的这一体验。
我们不可以绝对地承认“人之初，性本善”，自然也不可全然地否定“人之初、性本善”。人在自己生而具有的本能中，既有与人为善的仁爱之面，也有凶残暴虐的可能性，亦即为恶的倾向，有可能要做不仁义道德之事。这种可能性同样是在人为了自己生存而与外界的博击中积淀并遗传下来的，故被称为“原始的残暴性”。动物且无法逃避生存的竞争，人更无法逃避形形色色的角逐，而这种角逐，正是激发“恶”的可能性在后天变为现实的催化剂，现实的恶也大都是在这样的场所中产生的。
无论把恶称为竞争的本能，还是攻击的天性，它都不能在现实的社会中无节制地发挥，它必须受到理性的法则、社会的秩序之限制，这又形成了有着科学缘由—一人类共性的原则—一的善的序列对于恶的“本性”的补充，它使社会不致被过度的排斥所毁灭，并有强制的聚合力维系其正常的运作，此即“不爱也得爱”。
由此可见，善恶两种机能在人性中都已潜存，而在后天的展开中，无论哪一种“本性”走向现实，都有另一种要机制构成的社会因素来加以补充、调节，并使其从整体效应上呈现出动态可变的特点，有如告子所说：“性尤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②先天本性与后天调节，便成为人性与科学因素的聚合，必然造成了人生体验的双重性。
甚至双重的本能也是在双重的现实中得以加强的，从反向的需求中得以凸现的，如罗素分析到，人类早期在小部落的生活中形成了双重的本能：内部的友谊与外部的敌对，这也是共生共存的善与恶，它们在后来就往往是从对方的存在中得到强化。从“宇宙情怀”上，我们也可以见到善恶爱恨在根源与现实上的共生共存性。汤因比说道：“人是可以支配和利用宇宙万物的。这就是说，也可以把自己置于宇宙的中心，以此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放纵这种欲望，人的行为就要变成恶的。反过来，人也可以为宇宙万物献身，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万物服务，只要顺应这种欲望，人的行为就会成为善的。我们每个人从自己的经验中，或别人的经验中，都能看到一切人都被这两种冲动不断地纠缠着。”③
善和爱使人团结、聚合，恶与恨使人群排斥、分离。从一般的哲学意义上讲，它们分属于矛盾的同一状态和斗争状态。同一和斗争对矛盾的存在和发展都是必要的。因此，善与恶、爱与恨对人群集合体的存在与发展来讲，也是各有作用的。它们之间不可分离，甚至产生出从一端出发，必然走向另一端的“怪圈”。罗素在分析宗教之爱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宗教几乎无一例外地想要设计出世界范围内的团结途径。这种途径就是把那种自发地对待同部落人的合作情感推及到整个人类。它们宣传人人皆兄弟，如基督教就把我们都看作是上帝的子女，“如果我们都是上帝的子女的话，那么我们全都是一家人。但是，那些在理论上采纳这种信仰的人在实践中则总是感到，不接受这种信仰的人不是上帝的子女，而且撒旦的子女，由此，那种仇恨部落之外的人们的古老机制就又恢复了，并且补充以信仰的活力。而这种宗教在方向上都违背了它的初衷。”④宗教从爱的愿望出发，却引来了派别的对峙，乃至无情的宗教战争、残酷的宗教迫害，不时给人间带来恨满天下的乌云密布，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似乎表明，“如果没有一个要仇恨的敌人，生活就将失去滋味”。“斗争就是生活的法则”。“在一个所有人都彼此相爱的世界，将不再有生活所追求的任何东西。”⑤我们虽然不敢苟同于这种极端化的见解，但其中道出的相对真理还是颇能让人寻味的。
三
人的文明程度几乎是与其内心体验的丰度成正比的，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两极张力中，人的内心体验也日益扩展其丰富性。科学与理性揭示了世界的规律与秩序，确立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使人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漫长历程中，能体验到客体进程的确定性，因此，他们可以设计自己的需求与目标，可以“规划”人生，使自己的潜能“有计划”地释放，把握自己命运的大致走向。人还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才能类型和长短所在，从而明确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什么样的发展方向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功，在自身的一生中大致可以取得多大的成就，如此等等。这样，人对自己的人生体验，就不再只是漂浮不定、神秘莫测，完全陷入一种被“命运”摆布的无助感。人所掌握的科学理性越多，对于掌握自己命运的信念越强，这种确定性的人生体验也会越明显。
然而，无论科学理性使人对人生的体验多么地确定和有序，都不可能穷尽其每一个细节，也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准确无误。我们生活中大量的不确定性因素，主客体相互作用进程中每每要出现的意想不到的例外，历史必然性的展开中伴随而来的种种偶然性，都使得以人为主体或与人有关的运动过程不可能遵循机械的决定论的规律，因此总有科学的理性所不能预期的东西。这样，每一个人的人生历程，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漂浮不定”，使我们对人生的未来总要保留一定程度的未知性与神秘感。人生体验的这一侧面已多少为人所渲染，如杜威说：“人生，无论从个人讲来，还是从集体讲来，是纷忧的、混乱的和冲突的。”⑥林语堂说：“他们（泛指人—一引者注）不像动物般对于环境始终如一的机械地反应着，而是有决定自己反应着，而是有决定自己反应的能力，和随意改革环境的自由，这一点就是说人的性格生来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服从机械规律的；人类的心思永远是捉摸不定，无法测度，而常常想着怎样去逃避那些发狂的心理学家和未有夫妇同居经验的经济学家所要强置在他身上的机械律……所以人类是一种好奇的、梦想的、幽默的、任性的动物。”⑦
如果说得平易一些，人生体验中不确定性的一面无非是表明，我们生活中还需要科学之外的东西，需要些“盲目”与“糊涂”，需要从未知中体验“命运”与希望的魅力，否则，人生体验便会索然无味。
总括起来，已确知的未来使我们对人生感受有踏实稳固的基础，不至对每一个未来的时刻都产生“吉凶未卜”般的恐惧与焦虑；而不确知的未来则使人生的旅途富有无穷的吸引力，不致因过分的确定性而使人感到生命的展开尤如机器的运转那样单调枯燥。人生的历程中，由科学的确定性和人文的不确定性共同建构了一个有序与混沌相贯通的体验世界。
四
理性科学所揭示的客体运动的铁的必然性，使人把自己必须放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地位上，不能随主观意愿在客体面前为所欲为。人生的体验中，为探究身外物性机理的奥秘，为探索利用客观规律的有效方式，油然而生起一种为对象耗费自身生命的感受，其极端形式就是人的异化，即人被物所奴役，被自己创造的手段所统治。人服从规律，人充当手段，人必须做许多自己并不乐意去做的事情，表现出人在科学面前的渺小，人在客观物质世界中的“第二性”位置，人的不自由状况，或者甚少是为了最终的自由而在眼下不自由的状况。这是人为了达到目的、为了获得“主人”地位而必须付出的代价。科学的理性使人能够冷静地看待人生的这种“境遇”，并自觉地、心甘情愿地去充当客观规律的服从者，谨慎地看待周围的一切，几乎是毫无怨言地感受着这种“不自由”的人生体验。
然而人毕竟是有豪迈之情的主体，他富有的高于其他一切存在物的智慧和本质力量，使得他必须寻找机会“抒发”自己的这种感受，在世界的秩序中，确立起人的最高的社会地位。由人所制定的法律、道德规范，必须把人放在特殊的位置，给予特殊的关照。人的自由，也要以一定的方式给予表达，人要通过自己在自然王国的基础上所建立的社会王国之中，体验到做人的自豪与自由，即使是通过幻想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也要以此来显示外物的渺小，从而体验到人在万物中的珍贵，以弥补自己在物质生产中服从自然规律的“受命感”，以及物欲纠缠所带来的痛苦。人文精神颂扬人力的伟大、歌颂人生的意义、追求人性的自由，便是在对那个凌驾于人之上的神性的否定中，所达到的一种自我实现的人生体验。
显然，没有科学的理性法则，没有我们对自己规律的遵从，人在自然面前将一事无成；而没有人文精神对人之崇高、伟大与自由感情的抒发，人将被铁一般的客观规律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的能动性和主体气概也不可能扩充，人的真实力量也会受到限制。人生的体验正是这种渺小与伟岸、服从与自由的交融，才能够在主－客体两极性关系中，既有唯物的态度，又有能动的气魄；我们的人生，才既是科学的、实在的人生，也是艺术的、浪漫的人生。
基于上述特点，人在“科学地”体验人生及周围万物时，需时刻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与他物的“有己”、“有待”的两极性关系，将自己与外界严格区别开来，“我”作为主体与“外界”作为客体之间不能有丝毫的混淆与不清。唯此才能进行准确地认识与有效地变革客体的话动；而在科学之外，当人的丰富性得以施展时，当其想象力和情感等得以发挥时，他则可以在精神的王国中消融自己与外界的界限。达到“天地与我同在、万物与我合一”的“无己”、“无待”的境界。这种境界既存在于哲学和宗教所建造的形而上的世界之中，也存在于文学家们的具体思维时空之中，如高尔基说：“动物学者在研究牧羊的时候，没有必要把自己想象为牧羊；但是，文学家描写吝啬汉时，虽然不是吝啬东西的人，也必须把自己想象作吝啬汉；描写贪欲的时候，虽然不贪欲，也必须要感到自己是个贪欲的守财奴役；虽然意志薄弱，也必须带着确信来描写意志坚强的人。”⑧
文学家们的浪漫想象还可以走得更远。将自己消融于人以外的万物之中，法国女作家乔治·桑在她的《印象和回忆》里就如此抒情地写道：“我有时逃开自我，俨然变成一棵植物，我觉得自己是草，是飞鸟，是树顶，是云，是流水，是天地相接的那一条横线，觉得自己是这种颜色或是那种形体，瞬息万变，去来无碍。我时而走，时而飞，时而潜，时而吸露。我向着太阳开花，或栖在叶背安眠。天鹨飞举时我也飞举，蜥蜴跳跃时我也跳跃，萤火和星光闪耀时我也闪耀。总而言之，我所栖息的天地仿佛全是由我自己伸张出来的。”⑨人生正是在这种“有己有待”而又“无己无待”的交错体验中，才将自身的内涵不断掘出来。
五
每个人都有自己幸福和不幸的体验。有人认为幸福就是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就是物欲的极大满足；而许多人则超越了这种简单的层面，更多地把幸福视为一种内心的感受，比如“自己对自己满意的感受”，“您愿意让其持续下去的状态”以及“心灵和谐与宁静”，因此提出“爱人和被人爱是最幸福的”，“人在追求中是最幸福的”，“行善就是幸福”等等。这种幸福观虽然也包含要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作为保障，但远不止以物质的占有为幸福的满足，甚至从中看到了物欲的泛滥对幸福的损害，以及贪欲给人带来的灾祸与不幸，因此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作为一种美满的精神境界，在其中享受无穷的幸福与快乐。
在幸福的人生体验中，全面地看，身与心、物欲与精神就是不可分割的。就绝大多数人来说，生理的不舒适会使人感到不幸福，如饥寒交迫、贫病交加，因此大多数人是离不开物质层面这个基本的幸福尺度的，只有在这个层次之上，他们才可能使幸福向纵深发展，即追求精神上的幸福。而一旦我们要追求这种全面的人生幸福体验时，便很容易看到科学与人文两种精神的共建效果，这就是：科学提供幸福的物质前提，人文提供幸福的精神条件；科学产生出物质生活的富裕，人文产生出精神生活充实；科学使人获得现实的利益，人文使人享受理想的快乐；科学以实在的方式让人感受适意，人文以超越的方式使人体味怡然自得的意境；科学将有限的、具体的满足赐福于生活，人文将无限的、永恒的激情灌注于人生……
因此，为了整体性地体验到幸福，我们既需要为我们揭示物性之理的科学，也需要揭示人性之情的人文（学）。仅沉溺于人性的思辩与对人生的浪漫，不能享受到科学从转化物性的层次上为我们提供的服务，不能体验到实在的幸福。另一方面，仅追求科学带来的实利，也难以使我们摆脱精神上的苦恼和偏执，难以体验那种超越于现实变动与偶然不幸的高层次心灵幸福。纯粹的物俗型的幸福观和纯粹的清教徒式的幸福观，都经不起真实、复杂而丰富的人生之挑战，科学的追求与人文的向往必须结合起来，产生互补，才能在度过此生时留下充实而活跃的轨迹。在这个意义上，全面发展的人，追求整体幸福之体验的人，既要有科学的素养，也要有人文的品质；既要有科学家那种尊重实际、追求真实、讲究效益、思维精确等等性格，也要有艺术家的浪漫情怀、形象思维，道德楷模的仁爱境界。哲学家的超越精神和宇宙情感。许多在现实中无法或暂时不能实现的东西，便放到思想中去实现，思想能平衡某些我们在现实中不能平衡的东西，人类的人文文化成果，就从诸多的方面将我们带入这个思想的天地。通过人文文化及科学文化的共同薰陶，我们可以培育优美人性所需的品性和素养，而这种种品性与素养，又可以落脚于充实人生、丰富人的生活，增强人的生命力，从而扩展我们对幸福的体验。
人生体验是一个无限的领域，除了可由无限多的人无限地说下去之外，还有许多不可说的东西。这里选取的两个维度无非是表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实在而丰富的人生体验中，是不可或缺的。
注释：
①关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界说，参见本刊1993年第5期拙作：《哲学探究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②《孟子·告子（上）》
③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86页。
④⑤罗素：《权威与个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9、10页。
⑥杜威：《人的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34页。
⑦林语堂：《幽默人生》，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⑧高尔基：《关于创作和技巧》，见《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17页。
⑨转自《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