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两极分化 走向共同富裕——对我国当前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及解决对策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极分化论文,拉大论文,对策论文,贫富差距论文,共同富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规定，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最终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邓小平提出了“部分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科学构想。让部分人先富，必然存在贫富差距，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是早已有所预见的，他曾经指出：“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64页。）邓小平还大体预测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时间，他说：“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74页。）当前，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 当前贫富差距拉大的表现
根据世界银行预测，在改革开放以前的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15，这个指标在当时的世界上几乎是最低的。而到80年代中期以后，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基尼系数的变化如下表：（注：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第235页、220页。）
年份 城镇居民个人收入 农村居民个人收入 中国人民大学PPS抽样
19780.15
19820.22
19860.190.30
19880.34
19900.230.31
19940.370 0.410
同时，根据全国抽样调查表明，我国城镇20%的高收入户和20%的低收入户相比较，人均收入差距已从1978年的1.7倍扩大到1994年的3.1倍，农村的这一差距也由2.9倍扩大为6.6倍，若把城镇中的20%高收入户和农村中20%的低收入户相比较，1994年全社会人均收入差距达到13倍。1994年我国城乡居民合计家庭人均基尼系数为0.4343，已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0.3～0.4之间的中等不平等程度。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用五等分测量法提供的数据，1994年我国最穷的20%家庭仅占全部收入的4.27%，最富的20%家庭占全部收入的50.24%，这种差距已超过了美国。（注：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第235页、220页。）根据美国1990年的数据，美国最穷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6%，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4.3%。（注：《中国市场经济报》，1995年4月29。）
上述几组数字表明，在短短的十多年间，中国已由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一个贫富差距较为严重的国家。
再从现实社会来看，畸高收入群和贫困阶层的收入差距非常悬殊。目前，我国对畸高收入群体的具体人数和收入规模无法精确计算。《海外工商》杂志曾公布了截止1994年国内资产上亿的30位富翁排行榜。同时据有关人士估计和调查，我国目前百万富翁已超过100万，千万富翁也有一定数量，而与畸高收入群体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国城乡存在的贫困群体。1996年底，我国城镇贫困人口为1176万人，农村贫困人口为5800万人。两者之和为6976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5.7%。（注：郭飞：《关于我国当前个人收入差距与对策的初步研究》，《金融科学》，1998年第2期，第78～84页。）
上述大量数据和事实表明，我国当前贫富差距已明显偏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坚持共同富裕原则，防止两极分化，将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适当的程度，已经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二 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
造成当前贫富差距明显偏大，既有合理的因素，如按劳分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机制等，但更多的是不合理因素，不合理因素是造成社会成员之间贫富悬殊的根源。下面将着重分析后一种因素。
1.政策性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使部分地区、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政策上实施倾斜，这是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开始，我国实行由东向西的发展战略，投资的重点首先转向经济效益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同时在财政、税收、引进外资、外贸、金融等方面对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经济特区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这种做法在总体上看是正确的，但也不可否认，它确定造成东、中、西部地区贫富差距拉大的事实。根据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关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关系》一文所提供的数据，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0年，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1964元、1260元和1078元，三者之比为1.82:1.17:1。1995年，三大地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6777元、3691元和2945元，三者之比为2.30:1.25:1，相对差距明显扩大。（注：《经济纵横》，1997年第12期，第36～40页。）同时为了吸引外商来华投资，政府采取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由于多种优惠政策的享有，加上没有退休人员这个包袱，外资企业普遍利润很高，职工因此受益匪浅。而国有集体企业却没有多少优惠政策，再加上设备老化，负担沉重，普遍效益不佳，职工收入增长速度提高不快。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国有企业职工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速度，远远低于非国有单位。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职工收入比较（收入总数：亿元）（注：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第235页、220页。）
类别1986年 1992年 增长倍数
国有企业1537.3
3913.71.55
集体单位401.5885.2 1.21
合营单位9.4 111.110.28
个体劳动者 120.0495.7 3.13
由于国有企业效益欠佳，亏损面广，1994年全国有100多万职工领不到、领不够或不能按时领到退休金，约有400万在职职工未能领到足额工资。
2.体制和制度的原因
价格双轨。80年代后半期，由于实行价格双轨制，形成一个巨大的财富漏斗，仅1987和1988两年差价总额约有上万亿元，其中以“灰色收入”形式落入个人腰包的估计达2000亿元。价格双轨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通过这个漏斗流入私人腰包的财富，十分惊人。
改革和管理措施不配套。在进行产权交易特别是在与外商合资过程中普遍低估国有资产；在实行国有土地租售时土地管理部门和个人层层截流；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混乱，约束机制薄弱，厂长经理乱用职权，谋取私利，经营者收受回扣，收受贿赂，通过不等价交易转移公有财产，甚至贪污巨款潜逃，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根据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局的统计，从1982～1992年11月间，中国平均每年流失的国有资产达到500亿元，日均1.3亿元以上。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企业严重亏损，职工收入下降，某些人利用职权中饱私囊，加剧了贫富差距。
3.法制不健全造成分配失调
在当前法制不很健全的情况下，许多经济活动没有建立在完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这就使得“钱权交易”等现象严重存在，特别是某些掌握特权的人，通过“炒批文”、“炒贷款”、“炒产权”等途径，在短期间内就聚敛了巨额财富。偷、漏、骗税现象相当普遍。据有关部门估计，我国每年均有一半以上的个人所得税收不上来，90%以上的个体工商户和80%以上的私营企业都有偷漏税行为。走私、贩毒等高额利润的犯罪也愈演愈烈。钱权交易、非法经营、偷税骗税、走私贩毒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是导致某些人在短期内暴富的主要原因，也是群众最为不满的因素。
4.企业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不平等
垄断性行业收入过高，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伴随着体制改革和价格放开而产生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绝大多数企业被推向市场，但仍有些行业享受着垄断特权。行政大包干、财政分灶吃饭等改革措施的实行，使本来属于国有的财产变成企业和个人获得高额收入的源泉。1996年电力、煤气、水生产供应业职工人均收入为10732元，居各大行业首位，而居末位的农林牧渔职工人均收入仅4896元，两者之比为2.2:1，比1990年的1.9:1扩大了。税收负担不公，国有企业税收过重。据国家经贸委统计，1980～1993年，国有企业平均税收为86%，大大高于国外企业30%～40%的税负水平。与此同时，我国对外资企业、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实行低税负的优惠政策，这就造成国有企业难以与其他非国有企业公平竞争，势必影响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水平。市场缺乏规范，造成竞争失衡。目前市场严重不规范，竞争不是靠实力、技术、质量、信誉，而是靠权力、金钱、人情，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由于诸多限制，根本无法和非国有企业进行竞争。导致某些技术力量雄厚、设备较精良、质量较高的国有企业经常停工停产，设备利用率低，企业效益差。而一些根本不具备生产、施工条件的非国有企业却总是满负荷运转。
5.失业人数的增加和杯水车薪的社会救济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失业人口迅速增加。有关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城镇国有单位职工总共有1.09亿人，其中闲置富余职工约为1500万人。有关专家预测，在1995～2000年内，新失业人员总数将达到2130万人，每年平均355万人。一方面是失业人数迅速增加，另一方面，我国原来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据1995年结算的数据，补充养老基金积累8.3亿元，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3.2亿元。（注：《中国妇女报》，1995年4月15日。）从庞大的失业人口与保险基金的积累的数额来看，就知道即使是为这2000多万人提供最起码的生活保障，也是社会保险目前所无法承受的，这势必加剧贫富差距。
三 解决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的对策思考
第一，加大扶持力度，促进中西部经济的更快发展。中国目前的贫困人口，虽然分布在全国各地，但绝大部分集中于中、西北部与西南部，特别是中西部贫困状况显著，全国592个贫困县，90%集中在中西部。因此，消除贫富差距拉大，防止两极分化，首先必须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1)政府要实施区域发展政策，对中西部经济发展实行政策倾斜，以提高中西部地区利用市场机制和发展能力为目标，注重改善交通、运输、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提高这些地区利用市场机制的能力。(2)加大扶贫力度，实施“先富帮后富”战略：一是要从单纯政府扶贫转向全社会扶贫；二是从救济型扶贫转向开发型扶贫；三是从单纯资金扶贫转向资金、技术、项目开发的综合扶贫。鼓励先富起来的地区、企业、个人支援和开发中西部地区。(3)开发人力资源，提高贫困人口的竞争能力。建立和完善政府为主、社会各界参与的人力资源开发机制。农村教育是开发人力资源，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要大力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尽快扫除贫困地区的文盲、半文盲。同时，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兴办各种长、短期职业培训班，使更多的贫困人口拥有一技之长。(4)调整农业的单一产业结构，促进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要因地制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农则农。将第三产业当成促进中西部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的重要产业来抓。(5)立足本地资源发展乡镇企业，特别是以市场为导向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6)建立市场中介组织，引导贫困地区人口进入市场。组建各类公司，实行贸工农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经营，由公司、技术协会和政府经济组织为龙头，为贫困地区提供产前、产中、产后一条龙服务，并承担难以避免的市场风险，促使贫困人口大胆进入市场。
第二，改革和完善公有经济，促进公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38页。）只有确保公有资产的优势地位，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才能确保劳动者的整体利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为此，应紧紧抓住国有企业改革这个中心环节，国家要在关系国计民生重要产业和关键领域，发展一批大企业、大集团，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力军。对国有小企业，要加快搞活开放步伐，鼓励他们根据生产力水平、自身特点和市场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加快发展。在国有资产的流动和重组的过程中，要切实把好资产评估关、产权界定关、产权收入的收缴和使用关，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要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特别要注重经营管理、财务管理和成本管理。在较短的时间内，重振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雄风，提高公有制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职工收入水平，这是解决城镇贫困化的有效途径，也是防止两极分化的重要途径。
第三，增加农业投入，减轻农民负担，全面提高农民的收入。在我国低收入人口中，农民占的比例相当大，因此，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全面提高农民的收入，是防止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环节。没有农民的富裕，就没有共同富裕可言。因此，(1)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保证农用资金到位。大力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支持农用工业的发展，加快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2)要实施科技教育兴农的发展战略，把农业发展切实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努力开发高产优质高效农业。(3)要大力发展农村市场经济，促进农产品市场特别是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发育，完善农产品市场的需求、预测、信息提供、协调引导、产销衔接等方面的服务。(4)要积极开展农村多种经营，重视农村的工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等的发展，把农村多余的资金、物资，特别是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5)要深化农产品价格体系改革，理顺价格关系，有效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6)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不能超越农民的承受力搞集资摊派。(7)建立和完善农业生产的风险保障机制，对重要农产品，建立必要的储备制度；逐步建立风险基金制度，用于补偿市场价格波动给农民带来的损失。动员农民参加社会保险，增强对农业生产风险和市场风险的抗逆能力。
第四，采取措施，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1)尽可能打破行业垄断。除天然垄断部门外，所有行业应实行自由竞争，即使是对天然垄断部门的工资收入也要严格控制，防止职工工资增长过速。(2)进一步推进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杜绝寻租、设租等腐败行为的根源。同时，努力培育和发展各类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建立平等竞争的秩序。(3)严禁党政军有关机关经商。党政军有关机关要坚决停办各种经济实体。要规范各种形式的政府收费，形成以税收为主的政府收入体制。
第五，加强法制建设，强化管理监督，坚决取缔非法收入。(1)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增加领导干部拒腐防变能力。(2)要健全法制，严格管理，严格执法。逐步实行纳税人统一编号个人支票制度，建立个人金融资产实名制和个人财产登记制，改革会计管理体制，从制度上堵住腐败的大门。同时，加大打击犯罪活动的力度，坚决查处一批大案要案，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偷税骗税、制黄贩黄等犯罪行为。(3)要逐步强化个人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形成国家监督、社会监督、群众监督和党的监督相结合，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的个人收入分配的监督体系。
第六，要健全税收机制，调节过高收入，让个人所得税成为贫富调节器。(1)要提高收入的透明度，扩大征税范围。为了调节过高收入，应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做法，适时开征高消费税、房产税、利息税、遗产税，对个人所得的存量、增量及转让进行合理的调节，从而既促进经济发展，又维护社会公平。(2)要改进和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要加强税法宣传，提高公民的纳税意识，提高依法纳税的自觉性。
第七，要建立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对低收入阶层的社会扶持。要尽快建立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为主要内容，与我国现阶段经济承受能力相适应、覆盖城镇所有就业人员、能够保障劳动者基本要求的社会保险体系。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分配领域的一项紧迫而长期的任务。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就一定要建立起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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