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传记刍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十年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传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853(2006)02-022-10
二十世纪初叶，一枝文学新花——“现代传记”悄然绽放，经过胡适、郁达夫等人的耕耘浇灌，在三十年代渐入佳境。这一点当代学者多有共识，萧关鸿指出：“进入三十年代，写作自传渐成风气。”[1] (p5)不过，萧氏所说“与自传的蓬勃繁荣相比，30年代一般性他传则相形失色”[1] (p6)，则似有失察之嫌。根据统计，当时的他传及其他类型的传记写作并不逊于自传。然研究尚付阙如，本文拟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现代传记总体作一初步考察。
一、三十年代现代传记的类型及其特征
传记的分类一直是传记研究中争议较多的话题之一。郁达夫引入西方的传记分类法，曾将现代传记分为“他人所作的传记和自己作的自传以及关于自己或他人的回忆录之类三种”[2](p284)，这似乎过于简单。其实，分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品。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于三十年代现代传记的分类应该从实际出发。从传主与作者的关系看，三十年代传记有自传和他传两种；从传主看，有专传和合传两种；从内容的侧重看，又有侧重品题、议论的评论性传记，即评传。综合起来，我们认为三十年代的现代传记可分为长篇自传、微型自传、一般他传、合传及评传五种类型。究其特征，试述如下。
1、长篇自传
三十年代长篇自传是指那些容量较大，篇幅较长，详细叙说自己生平事迹的作品。它一般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现，比如戴望舒的《我的记忆》、欧阳予倩的《自我演戏以来》、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谢冰莹的《女兵自传》、白羽的《白羽自传——话柄》等，还有一种是系列作品的形式，最典型的便是郭沫若的系列自传。自1928年完成《我的童年》之后，郭沫若又陆续写了《创造十年》、《创造十年续编》、《北伐途次》、《初出夔门》等，时间跨度达十数年，影响也较大。
中国的自传写作历史尽管悠久，但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并不多。通常的名篇除了开山之作《太史公自序》，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和欧阳修的《六一居士传》之外，似乎难于列举了。除了观念上的因素外，其本身短小的体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古代自传多被视作自我消遣的游戏文字，篇幅都很短小，如陆羽的《陆文学自传》和刘禹锡的《子刘子自传》。现代长篇自传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局面，篇幅的增长也成为其显见的特征。一般的单行本自传字数均在十万以上，如邹韬奋的《经历》、冯玉祥的《我的生活》。令人惊奇的是郭沫若的系列自传，长达一百一十万字，较卢梭的《忏悔录》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篇幅的增长是传记现代化的外在标志，它同时也意味着自传“故事性”的彰显。传者叙述生平、表现自我要言之有物，就须基于具体的故事情节和生活细节，这也是现代自传的内在要求；而读者对自传的关注也主要表现在对传主人生故事的兴趣上。篇幅的长短显然决定了故事、细节的多寡。古代自传由于体制上的局限很难有具体细致的描写，而三十年代长篇自传在这方面则显示出新质。沈从文在谈到他写作《从文自传》时的情况说：“为了补救业务上的弱点，我得格外努力。因此不断变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用不同的方法处理文字组织故事，进行不同的试探。”[3] (p488)可见在沈从文的意识里，自传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讲故事。他的自传仅从小标题看就很像一部故事集，如《辛亥革命的一课》、《一个老战兵》、《清乡所见》、《女难》等，而具体的描写中更不乏叙述性极强又富于趣味的故事和细节。《保靖》一节中有段这样的描写：
有一次因个小小问题，与那表弟吵了几句，半夜里不高兴再在他床上睡觉了，一时又无处可去，就走到一养马的空屋里，爬到有干草同干马粪香味的空马槽里睡了一夜。到第二天去拿那个小包袱告辞时，两人却又讲了和，笑着揉到地上扭打了一阵。但我那表弟却更有趣味。在另外一个夜里，与一个同事说到一件小事，互相争持不下时，就向那人说：“你不服吗，我两人出去打一架看看！”那人便老老实实同他披了衣服出去，到黑暗无人的菜园里，扭打了一阵，践踏坏了一大堆白菜，各人滚了一身泥，鼻青眼肿悄悄回到住处，一句话也不说。第二天上饭桌时，才为人从脸目间认出夜里情形来，互相便坦白的大笑，同时也就照常成为好朋友了。[3] (p463)
这段关于表弟的描写俨然是极妙的故事。以表弟分别与自己及一个同事的两次吵架为中心，画活了他的直率与可爱，字里行间又流露出作者对少年时代生活的留恋。这些故事和细节的大量出现使自传别具一格。富于故事性当然不是沈从文自传的独有特征。郭沫若在《北伐途次·小引》开篇即说：“在这儿所要叙述的是1926年北伐军进攻武昌的事情。”[4] (P310)谢冰莹的《女兵自传》中记述自己五次出逃的经历不仅是好故事，更富有传奇色彩。许钦文则“以为自传，最紧要的是表现出整个的我来，这要从我的个性和我所经历的事实来表达”[5] (p1)。据此，他的自传采用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结构。全传十章，第一章《出狱》，写他因命案入狱和出狱的经过，接下来的第二至第七章写自己的其他生活经历，直到第八章《稽山鉴水间》才叙述自己的童年时代，最后两章则写新近的人生境况。他后来说：“这和一般的传记，形式上有所不同，好像是用做小说的一种方法，把认为重要的放在前面，以后逐步补充说明，是倒叙。”[5] (p2)许钦文自传的特殊结构和写法是突出重要人生事件，他是注重自传的故事性的。
较之其他传记类型，自传最突出的特性是作者与传主的合二为一，这一特殊品格使得自传具有直面人生、深剖个体内在意识的优势。三十年代长篇自传充分发挥了这一优势，体现出强烈的生命直觉和内省意识。林语堂在其自传《弁言》中说：
我曾被邀请写这篇个人传略，因为借此可得有机会分析自己，所以我很喜欢的答应了。从一方面着想，这是为我的多过于为人的；一个人要自知其思想和经验究竟是怎样的，最好不过是拿起纸笔一一写下来。[6] (p184)
林氏的这段话可视作三十年代自传写作的典型动机。对个体人生的有意识地回望和表达是自传写作的目的之一，这也是现代民主、自由思潮下个性意识觉醒的外化。白羽说：“现在环境又教我写自传了，今日之我衰乐中年，饱经世故。回想从前的种种，令人汗下，我可有什么说头呢？然而总得说说。”[7] (p4)林语堂的自传以《少之时》开篇，按时间的顺序，一直写到出国游学和当下的生活，最后以《无穷的追求》收束，并总结：
现在我只有一种兴趣，即是要知道人生多些——已往的和现在此处的，兼要写人生——多半在脾气发作之时，或发奇痒，或觉有趣，或起愤怒，或有厌恶。我不为现在，甚至不为将来忧虑，且确然没有什么大志原，甚至不立志为著名的作者。[6] (p211)
对人生的总结和检讨，是人的生命直觉和内省意识一种最常见的表现。有时候这种意识会以激烈的方式显示出来，比如自我解剖和忏悔。二十年代郁达夫的自传体日记被公认为这方面的典型，而在三十年代，瞿秋白的自传《多余的话》则堪称代表。
瞿秋白引用《诗经·黍离》中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作为全传的题记，这具有深沉的暗示意味。他在序中说：“现在我已经被完全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下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塞维克所讨厌的小布尔乔亚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8] (p108)这就告诉人们这不是一篇普通的自传，而是一本自我诊断书，一份灵魂的自我解剖报告。瞿秋白在自传中以哀婉的笔触总结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批判了自己的弱点，袒露了内心的痛楚：
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至一切的社会现象，但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塞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8] (p126-127)
真诚的自我批判精神和忏悔意识在《多余的话》中随处可见。传者对自我人生的剖析和批判反映了内在生命精神的激荡和觉醒。这实际上是三十年代长篇自传作者的普遍心理特征。欧阳予倩在其自传的开篇即说：“这篇文字是我前半生的自传，也就是我的忏悔。空在戏剧界混了许多年，毫无贡献，只剩下些断纨零绮的记忆，何等惭愧！追思既往悲从中来，极目修途，心热如火！今后的记录当不至这样空虚罢！”[9] (p1)本来，司马迁作自传，其意是在倾诉自己的人生体悟、作史理想，全篇充满自觉、自省的生命精神，但后世文人在“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及封建伦理道德意识的规范和钳制下，自传多变成了家族历史、学术创作、个人政绩的回顾、记录，失落了太史公肇造的透视人生历程、高扬主体意识、展现生命感悟的优良自传精神。而三十年代的自传在一定程度上恰是对这一精神的回归。
总之，三十年代的长篇自传除了在形式上篇幅显著增长、内容上浓郁的故事性外，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强烈的生命直觉和内省意识。
2、微型自传
三十年代还出现了大量的微型自传。它们体制短小，容量有限，一般是对人生的简略回顾。它们多见于各种报刊杂志，以《良友》画报在1930-1936年间刊载的《现代成功人士自传》系列和《名人生活回忆录》系列最为典型，其中有《离了母胎到现在——球王李惠堂自述》、《六十年之回顾——著述家邝富灼述》、《由家庭到社会——妇女节制会总干事王立明女士自述》、《得之于人，用之于世——医学家伍连德自述》以及丰子恺的《学画回忆》、马思聪的《童年追想曲》等。在其第25期还载有《鲁迅自叙传略》，这是鲁迅先生为数不多的自传文字之一，值得注意。
这些自传较长者不过五千字左右，短者仅数百字。体制的短小显然与其载体有关。报刊杂志容量有限，不可能刊载长篇。体制的短小意味着叙事的简练和精悍，也具有发展为长篇自传的基质。四十年代发表的冯玉祥的长篇自传《我的生活》就是在《我的入伍前后》的基础上写成的。
这些微型自传一般是应邀之作，其目的是激励世人，尤其是年轻人。《良友》的编辑对此有过明白的表述：
成功人物的生平从来就是教育青年后进的最好资料。他们的奋斗历程、苦学经过往往能启发年轻人立志奋发，更甚于父兄师长的耳提面命。《良友》是一本画报，不应板起面孔训人，但作为一个销略广影响大的刊物该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心，因此在提供知识、报道人物、介绍艺术等等，都尽可能本着对读者能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作为选材大计。成功人物生平的介绍既非说教，只以真实人物的事例作楷模娓娓道来，引人入胜给人教益，因此一再成为《良友》的编辑计划之一。[10] (p152)
编者的用心是值得嘉许的。与这种意图相联系是自传的叙述重点突出的特征。这些自传的传主都是社会精英，在相关领域内均有突出成就，读者也正是从这些方面去认识、了解他们的。李惠堂是当时的足球明星，他的自传重在叙述走上足球道路的因缘际会以及到国内外比赛的情况。王立明是著名的妇女领袖和社会活动家，她的自传是她冲破家庭阻力、社会习俗，走上自我解放和争取妇女权益的心路历程的全纪录。伍连德是当时国内少有的细菌学家，他的自传叙述了他在国外的学习生活和回国后在东北等地抗击瘟疫的特殊经历。
篇幅精炼、意图明确、叙事重点突出是三十年代微型自传的基本特征。这些自传也有相当的史料价值，透过它们可以窥见三十年代的人生百态和社会图景。不过，这些微型自传的文学性普遍不强，有偏于通俗读物的倾向。
3、一般他传
他传是由他人为传主记述生平往事的传记。三十年代的他传多是长篇，也有少量散见于报章杂志的短篇，但成就和特色均不甚明显，故本文不予详述；为了显示区别，本文特将长篇他传改称一般他传。他传在中国的写作历史非常悠久，司马迁《史记》中的“七十二列传”都是他传。
三十年代他传写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受时代的影响比较大，特别是1937年之后。其时，抗日救亡是时代的主题，全国各种力量都被动员起来，群策群力，抗击侵略者。文艺界人士充分发挥自身特长和优势，从精神方面激励、鼓舞民众；各种文学样式都被充分发掘、应用于现实需要，传记亦不例外，英雄传记尤受青睐。1938年前后，战时编译社先后推出《朱德传》、《民族女战士丁玲传》等。《朱德传》只有四十五页，以《传记》开始，中间是《在前线》、《印象记》、《回忆》、《论日军》，以《抗战到底》结束。在作品的开头两段，作者以近乎煽情的笔调写道：
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人。在中国就不消说了：在上海，在广州，在福建，在江西，在湖南，在四川，几乎在全中国，无论南方与北方，无论城市与乡村，一提到他的名字，就会惊奇与愉快，也会嫉恨与恐惧。他的名字，大声地叫出来时，就会使劳动人民满面显出快乐的微笑，也会使地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强盗——凡是靠榨取大中华人民的血汗来维持生活的寄生虫，莫不心惊胆战，而显出一副怪头怪脑的恶相。
老百姓于茶余饭后往往撰出一些三国演义式的传说，描写当今中华民国的新英雄……朱德在这些传说中就表现为世间无双的将才，天下无敌的英雄，是民间痛苦的神医，是受苦受压迫者的救星。[11] (p1-2)
这是典型的英雄传记的开头，既呼应了主题，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传记的结束句为：“过去的错误政策我们不必再批评，而且单是批评过去的错误也是不中用的。现在怎样来抗战是我们全国同胞唯一的急务！”[11] (p37)很显然，呼吁抛开成见、团结一致、共同抗战是本传的意图所在。选择朱德作为传主，一方面因为他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者之一，更重要的是他是公认的中华民族的英雄人物，在民众中影响极大。可见，这是一部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和时代特色的传记。周立波为著名的红军将领徐海东作传，歌颂以他为代表的红军战士的勇气和坚贞，其最终的意图也在砥砺抗日军民的品格，鼓舞其斗志。英雄传记的时代特色和政治意味甚是强烈。
这样的传记，从表面看记叙的是个体人物成长史，实际上却折射出国家、民族在特定年代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国家和时代的断代史。杨殷夫的《郭沫若传》也凸现了这种特质。《郭沫若传·序》云：
郭沫若先生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不过他的伟大，并不全在他本身的伟大，而在他生存的时代社会背景的伟大。过去的中国并不是没有比郭氏才调更高超的文人才子，他们所以不及郭氏之伟大，就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伟大的时代社会背景的缘故。“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我们只有从这一点才能够正确底理解郭氏。[12] (p1)
杨氏明确提出从时代的角度解读郭沫若，其见地实在是独树一帜。而他的传记也确实践行了他的原则。全传分幼年时代、青年时代、“创造”时代、北伐时代、海外时代和归国时代六个部分，详细叙述了郭沫若在现代社会变迁下的非同寻常的生命历程，不仅“小时代”的意识明确清晰，“大时代”的气息亦扑面而来。总之，三十年代的他传写作不仅具有很浓郁的时代意识和强烈的政治性，而且带有明显的传统特色。《郭沫若传》开篇一节是介绍郭沫若的出生地和幼年的生活环境，颇有些“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的味道；而其按时间顺序交代人物的成长经历和重要遭际，正是传统传记的一贯写法。
4、合传
合传是指汇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物共作一传的传记类型。它亦发轫于《史记》。司马迁把众多的历史人物融为一传，他们或因职守相同，如管仲与晏婴、卫青和霍去病等；或因性行相类，如酷吏、刺客、游侠等；或因学术同源，如老子韩非子、孟子荀卿等。这也透露出合传的一个重要性：编次同类。
三十年代的合传也具有这一特点。《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史料·索引)》的第三部分为《作家小传》，共为142位当时的作家作了短小的传记，包括丁西林、瞿秋白等；内容极为简短，多不过百字，少则仅三、四十字。其一般的格式为：创作类型、名号籍贯、代表作品，如“丁西林：戏剧家，原名燮林，字巽甫，处女作为《酒后》……”[13] (p9)这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极为类似，其特点就是以类相从，合而论之。
三十年代合传的另一特点是通俗性。为适应当时的阅读需要，二十年代曾出现不少名人小传，如唐卢锋主编、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现代名人传》，简单介绍了科教、文艺、政经等领域的中外名人。三十年代，这类名人小传大量涌现，数量不下百种。有介绍世界名人的，如中华书局在1936年推出的一个系列，包括《世界思想家列传》(钱亦石)、《世界政治家列传》(秦仲实)等；有介绍中国名人的，如青年协会书局1934年出版的《中国历代名人传略》等。从体制上看。这些传记都很短小，带有介绍性和故事性，实际上是通俗读物，适应了当时急欲了解世界的时代氛围。
三十年代合传在1938年前后出现了一个小高潮，有赵铁琳的《八路军将领列传》、陈宪章的《抗战先烈传》、陈思文的《中国空军英烈传》等。这些传记都是以抗战军人为传主，内容是记叙他们的英勇事迹。很明显，与三十年代后期的他传一样，它们也是应抗日救亡的特殊时代背景而写作的。司马迁将历史人物放在一起作传，作群体的观照，其目的是用尽可能少的篇章表现尽可能多的人物及其内心，从而凸现、强化“类”或“群”的共同特质和精神面貌。上述合传所突出的正是抗日英雄的总体气质。如此作传，其意图是塑造英雄形象，激发同仇敌忾的勇气，以打击日寇，拯救民族和国家危难。因此，它们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和现实目的。
5、评传
评传是指既要考察传主的生平经历，又要恰当地对传主作出思想评价和历史定位的传记著作。它的写作须建立在广泛收集和深入考证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其任务是对传主进行生平叙述和学术考评，这就是说，评传在文学性和历史性之外，还须具有学术性特征。三十年代的评传写作颇成气候，早期有胡适的《菏泽大师神会传》，后有李霖的《郭沫若评传》、陈翊林的《张居正评传》等。
评传是后起的一种传记文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杨鸿烈曾著有《大思想家袁枚评传》，是现代评传的先行者之一。这部评传从体例到内容上对后来的评传写作都有一定影响。该传分《导言》、《年谱》、《袁先生思想的根本》、《袁先生的人生哲学》、《袁先生的文学》、《袁先生的史学》、《袁先生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律学》、《袁先生的教育学》、《袁先生的民俗学》、《袁先生的食物学》和《结论》十一个部分，体制宏大，包容了年谱这种传统传记形式，有“传”的意识；同时也注重考察传主各方面的成就和思想特征，显现了“评”的自觉。但是，作者分章独立叙述传主的经历和思想，以及思想的各个层面，这造成传记文本的断裂、重复和冗长。三十年代的《李卓吾评传》也存在类似问题。全书分为三编：《李贽年谱》、《李贽的思想》、《李贽的文学的见解》，虽然较之杨著简明许多，但仍旧是传统传记形式加学术论文的体制，显得生硬，缺少浑然一体的整体感。这表明现代评传的写作在三十年代尚处于探索时期。
有学者曾指胡适的《菏泽大师神会传》考据过多，文学性不足，这大约与胡适的“考据癖”有关吧。事实上，重考据的倾向在唐圭璋的《李后主评传》和罗根泽的《孟子评传》也有显露。对于古代历史人物的客观认识，有赖于考据等学术手段的支撑，但过于学术化就必然弱化其文学性、评论性和思想性。三十年代较著名的《近二十家评传》便是代表。这实际上是一部合传式的人物评传，它汇集了王闿运、吴昌硕、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郭沫若等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学者计二十人，分别对他们的生平、思想等作了传述，每传的篇幅一般在万字左右，且用文言，这比较特别。其基本的写作形式是先述传主的字、号、籍贯，再简介其生平经历，然后考论其学术著作，这是全传的重点。作者王森然在该传的序言中说：“余选国内硕学宿儒，二十名家，片言只词，皆足以怗然慰人之望，犁然当人之心；一举一动，又皆橐金钥乎群伦，纲纪乎己德；……虽不伦不类，言论主张，极相触忤，而其学问人格，皆有其长可取，敬能由此循出一规，以正学术，而展文化，是尤余之望也。”[14] (pxvi)可见，在作者的意识里，虽然有借传主的德行熏陶国人的期待，但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考论他们的学术成就以矫正学风、弘扬文化。
总之，三十年代的评传写作虽然有一定的数量，在内容上也有相当的厚度，但偏重学术性而评论性不足，在文本的结构写法上也显得模糊和稚嫩。
二、三十年代现代传记写作勃兴溯源
三十年代现代传记的兴盛，与“五四”以来的“人的解放”的意识和个性主义思潮等密不可分，这一点已有众多学者作出了论述，本文不再详述，而拟从理论准备和现实因素两方面作一说明。
1、理论准备
中国传记的现代化进程是伴随着先觉者传记理论的倡导进行的。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以“人的专史”指称传记，并将其分为五类，显示了新变的要求。他同时指出，在年谱等传记类型的写作上，“参合前人的发明，再加研究，还可以创造种种的新体制、新方法”[15] (p229)。他在《作文教学法》一文中对传主性格的强调已接近西方现代传记理论；其后期的传记作品，如《匈加利爱国者葛苏氏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等，大多宣传资产阶级“平等、自由、博爱”的思想，形式亦仿效西方传记。这于后人启迪良多。
胡适是中国现代传记的积极倡导者。“生而作传，非古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然而胡适却敢于突破藩篱，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提倡传记写作。他在1933年曾说：“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16] (p229)胡适力倡传记写作，是因为他认为传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既可以保存史料，填补史书的不足，还可为各种通史、专史的研究和写作提供资料，他说：“我们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16] (p301)另外，他相信传记也有益于人格教育。正是胡适，最早从理论上批判了中国旧传记，最早把西方近代传记理论有意识地引入中国，并以不懈的努力扩大新传记的影响；也正是胡适，中国传记的新旧交替才得以真正完成。
胡适之后，郁达夫发表于1933的《传记文学》和《什么是传记文学》两篇论文值得注意。《传记文学》激愤地将中国传统传记斥为“谀墓之文”，认为它们的缺点在于千篇一律，“未有将人的弱点短处刻画出来”；他热情赞扬西方的著名传记作品，如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伟人列传》等，认为它们“把一人一世的言行思想，性格风度及其周围环境描写得极微细的”。[17] (p201-202)在稍后的《什么是传记文学》中，郁达夫提出了“新的传记”的名目，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说明，极具启发意义。而《传记文学》一文甚至有这样的论述：“传记文学，是一种艺术的作品，要点并不在事实的详尽记载，如科学之类；也不在示人以好例恶例而成为道德的教条。”他对传记类型的解释也令人瞩目：“传记是一人一生大事记，自传是己身的经验，尤其是本人内心的起伏变革的记录，回忆记只是一时一事或特殊方面的片段回忆而已。”[17] (285)这些见解一方面指引了其自身的传记写作，另一方面为中国现代传记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支撑。从梁启超到胡适再到郁达夫，中国现代传记理念初露面目，并给予三十年代传记写作以推动。
2、现实因素
传记作为一种文学写作活动，其盛衰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读者的喜好爱恶。郁达夫曾说：“大约是弄弄文学的人大家常有的经验罢，书店的编辑和杂志的记者等，老爱接连不断的向你来征求自叙传或创作经验谈之类的东西。”[18] (p145)他的话可以和曾任畅销画报《良友》的总编辑马国亮的叙述互相佐证：
从第四十五期开始连续刊载了七篇以《现代成功人物自述》为总题，发表了球王李惠堂、画家徐悲鸿、交际家黄警顽等的自述，很受读者欢迎。一九三五年一月，……我们又组织了一批自传……这次我们把总题目改为《名人生活回忆录》……这一连串的组稿刊出后很自然地受到读者的欢迎，编辑部经常收到读者来信表示赞许，其中有一封信连续到自己的感受最有典型性……读者欣赏给我们极大的鼓舞。[10] (p158)
郁达夫看似抱怨，实乃自得的话语和马氏的回忆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三十年代的读者喜欢阅读名人传记，而媒体也致力于推动名人传记的出版发行。除《良友》外，《国闻周报》也长期开辟专栏《时人汇志》，登载名人小传和自叙传。三十年代传记写作的勃兴，其原因之一正在于此。
读者的兴趣固然是传记受到欢迎的重要因素，而作家应邀写传在满足读者的好奇之余，往往还带有功利的动机，就是期待读者通过传记“知人论世”，理解自己的主张和作品。顾颉刚说过：“我读别人做的书籍时，最喜欢看他们带有传记性的序跋，因为看了可以了解这一部书和这一种主张的由来，从此可以判定它们在历史上的地位。现在我自己有了主张了，有了出版的书籍了，我当然也愿意这样做，好使读者了解我，不致惊诧我的主张的断面。”[19] (p4-5)这种出于现实的考虑，激发了作家写作传记的兴趣，客观上也促进了三十年代传记的兴起。对待传记，鲁迅本是相当谨慎的，他说：“我对于自己的传记以及批评之类，不大热心，而且回忆和商量起来，也觉乏味。”[20] (p178)但是，他又说：“我极愿意知道作者的经历”[21] (p415)，因为“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况，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很容易近乎说梦的”。[22] (125)而传记，尤其是自传为了解作家的身世、性格和心理的衍变提供了绝佳的原始资料。所以，鲁迅在提倡木刻运动时以略传介绍画家，期待人们透过传记更深入地理解其作品；出于类似考虑，他在《阿Q正传》的俄文译本序中特意附上《著者自叙传略》。
三、三十年代现代传记写作反思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印象：三十年代的现代传记写作从实践到理论较之以前都有明显的进步，形成了一种相对繁荣的局面，处于现代传记创作的上升期。然而，这并不能掩盖其缺陷和不足。郁达夫在三十年代就屡次表达过对当时传记写作的忧虑：
这一类文字，要写的话，原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人类大抵都是一样地有一次生有一次死，有时候失败，有时候成功的，将平平常常的自传写将出来，虚费掉几十万字和几千张纸，实在也没有多大的意思。除非是写得很好很特异的自传，如卢骚的忏悔，歌德的《诗与实际》，利却特·杰弗利斯的《心史》之类，写出还有点道理，否则如一般人的墓志传略一样，千篇一律，非但作者自己感不到兴趣，就是读者读了，也要摇头后悔。[18] (p145)
正唯其是中国缺少了这一种文学的传记作家，所以近来市面上只行了些自唱自吹的自传与带抄带袭的评传之类；但从一代伟人像孙中山那样的巨子，还在登报悬赏征求传记的一点看来，则中国传记文学的衰落，也就可想而知了。[17] (p202)
郁达夫对当时传记的诟病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缺乏有个性和文学性的作品；缺少高水平的传记作家。1933年，茅盾在其论文《传记文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直到最近为止，我们的文坛上还没有发现所谓的传记文学这样东西。……这几年来，除了产生一二种谈不到文学价值的自传外，不见有传记文学的出现。最近中山文化教育馆以重金征求孙中山传，就这一事，已可见传记在中国的幼稚了。”[23] (p538)
传记的文学性一直是传记研究中颇受关注的问题。事实上，“传记”与“传记文学”长期以来一直是混用的，或者说缺乏认真地去考虑其区别，直到1914年胡适提出“传记文学”的主张后，人们才意识到差异。吊诡的是，文学性在一定程度上是背离传记的本质属性的。传记要求尽量客观真实地还原出传主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而文学性却要求以“虚构”、“想象”等手段创造审美感受和艺术魅力。如何完美地融合真实性和文学性是传记文学的要求之一。《史记》在这方面作出了榜样，但自《汉书》之后，御用传记家们却有意无意地忽视、抛弃了这一典范。度之《史记》，我们认为传记的文学性至少体现在两方面，即总体的文本风格和具体的艺术技巧，前者指作家在整体上赋予作品的审美感受和文学期待，后者指作家在叙述事件、刻画细节和塑造人物等方面所使用的文学手法。据此考察三十年代的现代传记，除少数作品如《从文自传》外，其他传记作品的文学性普遍不强。郁达夫、茅盾对三十年代传记的批评是符合实际的。
此外，质量多数不高，文体认知程度有限，公认的传记大家尚未出现，也是三十年代现代传记的不足之处，而这些又直接导致了经典传记文本的缺乏。三十年代传记出版物虽然吸引了大批读者，但当时令人交口称赞的往往是外国传记作品而绝少本土传记作品。傅雷在重译《贝多芬传》时曾这样表达了他的仰慕与感激：“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泽转赠给比我年轻的一代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偿还我对贝多芬，和对他伟大的传记家罗曼·罗兰所负的债务。”[24] (p116)在为现代传记选择范本时，郁达夫首先想到的是西方的不朽传记，如普鲁塔克《希腊罗马传人列传》，鲍斯威尔《约翰生传》。与当时成就斐然的其他文学样式如诗歌、小说相比，三十年代现代传记的总体成就是令人遗憾的。
对于这种遗憾，茅盾曾作出解释说：“描写人物生平的文字，是到了近代个人主义思想充分发展以后，才特别繁荣滋长。……可是在中国，个人主义的思潮，只有在‘五四’时代昙花一现，过后便为新兴思潮所吞灭。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现实压得紧紧的时代中，也不容有个人主义的幻想。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不能产生真正的民族英雄或法西斯蒂领袖；同样地在封建家族思想没落，集团主义思想兴起的中国，也不会有伟大的传记文学的产生。”[23] (p539)他认为，中国一直未曾出现真正的传记作品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复杂情况不适宜个性主义的发展，一是个性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时间不长，并且中国中产阶级的现实处境无法滋生出个性主义；二是中国社会性质的两重性制约了个性的发展，即其半殖民地造成民族英雄的缺乏，其半封建性造成个性自我的缺乏。茅盾的认识是深刻而颇有启发的。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个性意识随着“天赋人权”和“个性解放”口号的提出，得到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普遍认同，因而现代传记，尤其是自传在这一理念下一度兴盛。胡适在1933年说：“我的这部《自述》虽然至今没写成，几位旧友的自传，如郭沫若先生的，如李季先生的，都早已出版了。自传的风气似乎已开了。”[16] (p301)然而，二、三十年代之后，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张扬、工农运动的高涨以及专制国家政体的强化，整个社会渐渐呈现出由强势阶级和集团力量所主导的秩序化和规范化倾向。在这种情势下，个性主义的思想意识不可避免地受到打压、批判。加之1937年后，抗日救亡成为民族和国家的头等大事，除了那些为了激励民心而编辑的英雄传外，传记写作的势头大不如前。因此，现代传记的成长空间就更小了。
另一方面，对于传记的本质属性究竟是历史的还是文学的这个问题，三十年代的传记作者们并未有明确认识，他们一直摇摆于传记的历史属性和文学期待之间。郭沫若在二、三十年代进行了长期的自传写作，有《我的童年》、《反正前后》、《初出夔门》、《学生时代》、《革命春秋》等，在这些传记中，他反复强调写作能“透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25] (p1)。他的自信源于他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我的童年·前言》说：“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25] (p2)鲁迅关于传记的论述自三十年代开始，零星地出现在其文章中。1935年，他在一篇序文中说：“不过现在的读文人的非文学作品，大约目的已经有些和古之人不同，是比较欧化了的：远之，在钩稽文坛的故实，近之，在探索作者的生平，而后者似乎要居多数。”[26] (p415)这句话表明鲁迅是肯定传记的历史属性的。
茅盾的观点则不同。他说：“虽然在古代典籍中间，我们有不少人物传记，但只是历史的一部分，目的只是在于供史事参考，并没有成为独立的文学。”因此，他认为传记应该从历史中分离出来，成为文学的某一独立门类。对于当时的传记，茅盾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的失望：“即使有所谓的人物传记，也不过是家谱式或履历式的记载，那只有列在讣文后面最是相宜，却不配称作传记文学。”显然，文学价值是茅盾传记观的第一原则，他是倾向于传记的文学性质的。郁达夫对于现代传记虽然也强调“真”与“像”，但对其文学性的要求也是明显的。他在《读〈赛金花本事〉》一文中表达了对该书的失望：“只像新闻纸的一段记事”，文饰之辞太多。他说：“若以弗洛衣特的分析，再加以唯物的社会条件来写赛金花传一定更好。”[27] (p169)显然，他认为传记写作应该运用文学手法，如心理分析法，而不应只是历史事实的罗列。
可见，现代传记作家对传记本质属性的认同是不一致的。对传记属性的模糊认识直接导致了传记写作的随意化。胡适在《四十自述·自序》中说：
我本想从这40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的题目，用每个题目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写我父亲的结婚。这个计划曾经得到死友徐志摩的热烈的赞许，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并且可以让我(遇必要时)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但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回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16] (p301)
胡适的传记写作经历了由小说笔法向历史笔法的回归，但更多的现代传记家们却长久地陷入传记与小说的某种暧昧联系中，犹疑踯躅。这对三十年代现代传记的生长显然是不利的。
四、三十年代现代传记的意义
中国现代传记历经二十年的蓄势准备，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渐入佳境，并在数量上达到一个高峰，由此形成现代传记史上较为可观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传记作品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本形态；多种传记类型并存，其特征也甚明显；多种传记手法得以尝试。当然，它也存在着许多缺憾，如文学性不足、经典作品缺失、理论建设滞后等。不过，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的，也正是这些缺憾的存在促使人们对它进行反思和深入探索，而反思往往是事物发展、完善的新动力。
三十年代现代传记的得失优劣直接启示了其后的传记写作。朱东润曾说：“1939年以来，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叙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上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28] (p1)由此，他认真研究现代西方传记的特点、技法，并根据已有的传记创作经验和中国的实际，提出许多新见解，如：“现代传叙文学常常注意传主底生活。在私生活方面的描写，可以使文字生动，同时便可以使读者对于传主发生一种亲切的感想，由此更能了解传主底人格。”[28] (p6)循着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基本传记理念，在四十年代，朱东润终于写成《张居正大传》。这部精心构撰的历史人物传是中国现代传记史上公认的经典之作，它与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的同期作品《朱元璋传》一起，成为现代传记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作品。在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年代的传记可谓现代传记通向高峰的津梁。
正因如此，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传记展开独立而深入的研究显得异常必要。对它的研究可以理顺现代传记的发展脉络，廓清其整体面貌；也可借此探勘三十年代的社会断面和时代特质；更重要的是，对三十年代的传记研究也是探讨现代文学的一种路径，对全面认识现代文学具有拓荒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