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社会学在中国——研究进展状况及热点难点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点论文,研究进展论文,社会学论文,难点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的社会学研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强劲推动：一是由于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已满20年，一些研究和教学单位，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回顾创办以来所走过的历程的时候，强烈感受到学术发展本身的一种内在推动，即需求继往开来，把学术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二是由于全球化、信息化，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出现，推动社会学研究必须面对重大的实践问题，社会政策研究空前活跃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以上两个方面使得2000年的社会学研究呈现出两个重要的趋向：一是回溯到社会学经典大师提出的一些基本命题，二是面向社会真问题。
社会学的学术发展总是离不开这样一个基本线索：即亚当·斯密、马克思以及韦伯和涂尔干提出的问题：围绕人类财富的社会运动、社会分工的制度性安排、有机的社会整体、现代性以及现代社会的发生和发展。一个社会学家，不论在自己的专题研究领域走出去多远，他都需要回到先哲们提出的基本问题上重新思考，否则就可能找不到“根”，或者迷失方向，或者徒劳无功。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我们重新面对国家与社会、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文化以及个人与社会等基本关系。在偏重于经济建设的体制改革的同时，社会公平、社会福利乃至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的问题又不时地提醒我们要超越它们之间的二元对立，去追求它们之间的协调和均衡。
面对这些基本问题，在2000年3月召开的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20周年庆祝会上，李铁映、费孝通、雷洁琼以及与会的老中青社会学者的共同判断是：“社会学大有可为”；达致的基本共识是：要“从实求知”，提倡学术切磋与交流，强调社会学的综合性与跨学科的包容性，反对自以为是，鼓励学术争鸣。费孝通教授再次强调“社会学要补课”，代表了老一辈社会学家对晚辈学者的提醒和期望。
围绕社会学的上述基本线索，2000年社会学的各个分支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进展。我们分别从“社会学危机意识与学术意识的强化”、“知识社会学”与跨学科对话、“个人与社会”和“社会心态研究”等方面加以概述，在关注社会学家提出的问题基础上，总结2000年中国社会学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同时也希望读者围绕社会学在中国的老问题展开讨论和争鸣。
一、学术前沿问题研究
（一）社会学的危机意识与学术意识的强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出现了这样的状况：缺乏可用于经验研究的理论；缺乏学科内的认知统一及统一范式；有效地解释或解决相关社会问题的作用进一步弱化。自帕森斯之后社会学领域没有出现大师级的学者，虽则涌现过一些新观念、新方法、新流派，但是均未形成大气候。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西方社会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于1979年，恰恰处于西方社会学不景气的危机时期。而西方经济学却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鼎盛时期。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甚至认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仅适用于解释经济行为，而且可以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经济学似乎要取代社会学，成为一门超越所有学科，凌驾于所有社会科学门类之上的显学。经济学的发展、决策者的偏好以及发展经济在世界各国处于压倒一切的重要位置，都或多或少地加剧了社会学的危机。社会学在中国重建恢复时期，社会学界对西方社会学当时的危机及其在学术领域中遭受到其他学科的轻视与排挤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只是由于历经十年动乱，中国的社会问题纷乱如麻，社会学才为解决社会问题仓促上阵。但是，经过20年的发展，类似于西方社会学存在的问题也程度不同地出现了。社会学自身的问题与全社会对社会学的无动于衷甚至麻木不仁，使我们隐约感到危机的来临。表现在：1.低层次重复研究的情况普遍充斥于社会学界，大量缺乏社会学学科特征，类似于一般对策研究的成果的涌现，反映出学科观念的缺乏及研究者理论功力的不足。2.由于急功近利，加之片面理解社会学的中国化，社会学理论研究缺乏整体性、系统性，更缺乏深度。这一情况导致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偏离了社会学的学科视角。3.把社会学当作万能标签的庸俗化倾向。目前社会学似乎成了人人都懂人人都能发表一通的浅薄学科。造成当前的非学科化倾向的主要原因在社会学界自身学术定位的迷失。
中国社会学界至今还没有将危机意识提升到应有的高度，这将是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阻碍社会学发展的重要问题，为了社会学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从现在抓紧三个方面的工作：1.有学者以极端的言词称之为“回返古典主义”，我们并不赞成一般意义上的为回返而回返，但是应该承认，界定此学科与彼学科的分野之最权威的标准还是学科的出发点。所以在新潮理论层出不穷，甚至概念混淆的时髦用语泛滥的今天，返回到“社会学经典大师”们所揭示的那些社会问题及其创建的基础理论，仍然是确立社会学学科特征的重要途径。2.以社会学以外的其他社会科学门类为参照系，厘清社会学的主体特征，即以同一社会现象为对象的各门学科的研究都应该具备大相径庭、特色纷呈的研究成果。社会学的研究如果失去了独到之特色，也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我们欣喜地看到，如郑也夫对古典经济学“理性”之批判(2000)：陈昕、黄平对中国消费主义文化的研究(2000)等，近年来社会学者对经济学理性主义的研究在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分野、经济学在非经济领域研究中的学科特征及其所决定的局限性，以及社会学针对经济学的核心理论部分——理性人与经济行为提出的挑战等诸方面的进展，是社会学走出困境的第一步。3.社会学自重建之日起便紧密地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结合在一起。改革开放需要社会学，社会学也因此得到了知识和制度创新的机遇。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潜力在于，将其鲜活的生命力和对社会的感受力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才有望推进社会学在中国的建设。
可以预见，只有社会学界普遍地强化了危机意识，在大多数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不断强化学科意识，才能避免走更多的弯路，促进社会学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二）知识社会学与跨学科对话
研究知识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对知识的研究来关注社会发展，历来是社会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舍勒(M.Scheler)和曼海姆(K.Mannheim)代表了这一领域的传统。自孔德提出“知识进步”以后，社会学家也纷纷从“哲学的安乐椅”中解脱了出来，逐渐地注重实证意义上的经验研究。到了默顿(R.K.Merton)，知识社会学发生了较大的转向，以实证性知识为前提，社会学内部的各个分支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从曼海姆将知识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现象到哈贝马斯对知识研究方法的批判，按照时间的推移及其内在结构特征，郭强将知识社会学划分为“古典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三个阶段，从而强调了每个发展阶段的知识背景及其利弊。由于知识社会学在方法论上的未定因素以及它在中国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因而有关它的研究在中国社会学界被视为冷门或初级阶段。“知识社会学从理论渊源、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方面看，它只不过是一种关于知识的社会哲学或者说是科学哲学倾向的研究。知识社会学的这种状态说明，作为一个学科，它还是不成熟的或者说是早熟的。”（郭强，2000:14-15）“知识社会学只能达到这种状态和水平。因为，社会条件还不成熟：当时还没有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角度，保证社会学家彻底摆脱思辨的方法。为了出现一种以某一知识（科学）部门为专门对象的社会学，历史还要等待。”（刘珺珺，1988:230）但是值得指出的是，社会对知识经济的需求，知识社会学的学术建设作用在中国也初见端倪。为此，刘珺珺(1988)、刘小枫(1998)、郭强(2000)等对知识社会学所进行的梳理工作为全面地、体系地把握社会学思想的脉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知识与社会相互贯穿并互相定义，同时也构成了社会学理论的基础。其一，认识－意识－哲学是它的基本脉络。它也指涉“社会发展阶段论”、“抽象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对话。其二，实践－知识－科学往返运动成为它的主要特征。“作为职业的科学”、“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等方面的知识相关性构成这一领域的焦点话题。其三，实证－科学知识－解释学代表了这一体系，在知识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知识化中，验证知识的流通与应用过程的社会现象。这一点将导致一种批评机制的产生和反思社会学的发展，尤其当知识明确地转变成为一种人类的社会运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体会到知识对社会的建构能力或破坏能力。对知识运动本身的研究，以便用这些知识研究谬误、偏见或者想象的史前史（福柯，1998:239）都成为知识的社会性运动的重要表象。
今天中国学者也提出再阅读和理解现代知识社会学，从实证角度研究传播知识的社会媒体、科学思想史、知识经济的方法论方面将会产生积极作用。从目前我们面临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现象来看，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无论何时何地，针对普遍真理的普适性的信仰相对弱化，以及科学知识的绝对真理化与知识分子角色的社会价值化之间的关系将是当今知识社会学的巨大障碍，它预示着社会学领域也面临着我们既定知识、价值观和方法所不能完全认知的诸多社会知识运动的现象。社会学家也正在努力求索新的社会学对话能力和方法的问题。如目前面临的社会福利改革，它已经不是单一专业所能解决的问题(S.Amartya,1985)，它需要具有丰富研究和工作经历的不同专业的专家学者和政治家坐在一起来共同讨论问题的实质。然而，由于社会分工导致的学科界限，以及在传统中国的知识工具化倾向，使学者变成了某一领域的“匠人”，也使中国学者跨学科对话能力大大降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对知识社会学，尤其在知识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知识化方面的研究。目前中国的知识经济、信息技术革命给我们的知识社会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我们可以明确地说，知识社会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在中国将有新的贡献，而且在方法上会起到促进和提高跨学科对话能力的作用。
（三）社会学的争论焦点——个体与社会
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始终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即“具有个人利益的主体人为什么能够组成社会，社会又依什么得以维系”（编辑部，2000）。这一基本问题，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文明的历史巨变，再一次被置于社会学知识创新的认识前沿，并为“社会理论”研究者们所关注——“通常在两种情况下会促使对社会理论的关注：在意识到现有理论不完备（不适用）时和在一个社会发生激剧变化时。”（B.A.亚多夫，2000）
“社会理论”研究对这一基本问题的重新审视，恰是基于两个客观前题：一是“自然历史过程显然成为社会历史过程，也就是说，影响历史事件过程的主观因素的作用急剧增加。”（B.A.亚多夫，2000）如此，“所有的社会生活形式，至少部分地正是由它的主体行动者们对社会生活的知识构成的……在所有的文化中，由于不断展现的认识上的新发现，社会实践日复一日地变化着，并且这些认识上的新发现，又总是不断地反馈（‘嵌入’）到社会实践中去。”（黄平，2000）因此，“经典科学的逻辑不完全适合于（或完全不适合于）分析社会过程：外推法‘不管用’，生硬的决定论（经济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和任何的决定论）不可取，有机发展的观点（发展形态、不回复地上升到某个更进步的社会阶段，如上升到后工业社会或其他‘后社会’）并不是最好的理论架构，社会过程的周期性有局限性，而且也不是必然的等等。”（B.A.亚多夫，2000）
另一个客观前题是社会学的知识“既重构着社会学知识自身，也重构着作为该过程整体的一个部分的社会生活领域本身”（Giddens,1990,1984,1993，引自黄平，2000）。这既意味着“社会学（以及其他同现存人类打交道的社会科学）并没有按照人们所说的自然科学那种方式来积累知识”，而“是一个反思性的模式”（黄平，2000）；同时又意味着在“主体建构社会实在”（伯格和卢克曼；转自B.A.亚多夫，2000）中，“主体如何为自己选择方向以及如何行动”，再度因主体愈益丰富、活跃的领悟能力及创造力而成为社会理论分析的核心与焦点。于此，有关社会行动的社会学讨论遂成为重新认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前沿问题。
吕炳强在《凝视与社会行动》(2000)一文中指出，由20世纪初韦伯提出社会行动这一概念以来，社会行动至今仍是社会学者极其关心的课题。他在文中集中讨论了帕森斯和加芬克尔的行动论的符号学系统之后提出：“我们并不一定同意帕森斯和加芬克尔的行动论，但是帕森斯—加芬克尔矩阵的成功论证指明了社会行动必然存在于一个多重的时间结构里，并且关于社会行动的社会学论述必然立足于一个多维的符号学矩阵之中……行动论不再是韦伯设想中的统摄全局的社会学要旨，只是众多社会理论之中的一个。更重要的是，众多的社会学理论其实是从诸多的理论核心问题拓展出来的众多的符号学系统。”（吕炳强，2000）它被认为“是一种不完善的社会行动理论”（詹姆斯·博曼，1992/2000），同时又在当代社会学理论中“已取得了范式的地位”，“被视为整个社会学理论的核心”（里夏德·明赫，2000）。
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中，“其核心观点是人依据理性而行动，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逐者；行动者在特定情节中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行为者在理智上相信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行动者在主观上对不同的选择结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序。简言之，理性行动者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收益。”（周长城，2000）然而，“最大化假设是以人的完全理性为条件的”，但是“如果人是完全由理性控制则是十分危险的，理性选择理论过分强调人的自我控制和意识，忽略了人类行为的另一方面——冲动，无意识和失控。”（托马斯·丁·施弗，1992；转自周长城，2000）研究者发现，“重要的决策常常是在冲动的情形下作出的……有时集体的决策也可能是非理性的……”（托马斯·丁·施弗，1992，转自周长城，2000）。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则从理论层次和经验层次对理性选择理论提出了质疑，即这一理论只能在特定条件下解释某些社会现象，其论域是狭窄的。他认为，“……更好的解决办法是寻求对外在于理性选择理论的理性行为的边界情景的解释……边界情景（如稳定和长期的互动）只能按宏观结构假设来解释，而宏观结构假设并非简单地基于群聚机制，虽然它们有一些共同的微观基础。因而，即使好的理性选择解释也必须辅之以宏观制度化结构的说明。宏观制度化结构解释了行动的相互依赖和偏好形成的机制。”（詹姆斯·博曼，1992/2000）
理性选择理论在解释主体的选择行动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上的独特作用，引起了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些学者们的关注，并试图以自己的经验研究，在理论解释层面深入探讨“结构和选择在具体的变革实践中的关系”（折晓叶，陈婴婴，2000）。何高潮在对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抗日战争时期复杂的社会互动关系的一项经验研究中（何高潮，1997），借鉴理性选择理论及其社会博弈观，“解释结构和选择在具体历史过程中的关系”，提出了“抉择构造”理论（何高潮，1997:22）；而折晓叶、陈婴婴则在一项关于当代中国村庄产权变革与村庄社会变迁的经验研究中，受此启发，“用‘选择结构’来作为客观结构与主观选择之间的中间变量”，用以解释在“发生激烈变化的变革实践进程中”社会结构与理性选择之间的互动关系。“所谓‘选择结构’，即是指社区总体在选择中所遵从的规则和秩序，它强调的是社区既有的社会结构与社区成员面临变革时在主观上采用的选择策略之间具有着内在的联系，是从不分离、相辅相成的。”“‘选择结构’的几个基本要素：1.选择主体的认知能力（包括对制度的偏好和对机遇的判断等）；2.社区的认同感、内聚力和趋同倾向；3.社区的组织和制度遗产；4.地方社会背景和条件等等。”（折晓叶、陈婴婴，2000）依此，她们发现，从理性选择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来说，选择结构具有这样一些属性：(1)它不是个人主观因素的随意发挥，而是个人在一定社区结构下的选择，既建立在选择者对自己所处社会经济环境特点的认识和了解的基础之上，又建立在自己对社会合作者或外界力量的利益以及他们的策略行为能力的了解的基础之上。即使选择者是自主权较高的个人或社区整体，在选择时也需要准确地把握上述问题。(2)选择是对即时即地的、必须做出决断的具体事件的可行性、可能性和可取性的一系列判断，这些判断带有主观性但受选择结构的制约。(3)选择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并不一定是同步的，或者并不一定是以后者的完全改变为前题的；选择结构的变化与选择者对结构加以的主动关怀有关，因而往往具有建构的意义。(4)选择结构所具有的主客观双重性使它的改变有可能是有意识的，所以谁在村社区的重大选择中把握了选择结构，谁就能够对其他参与者产生影响，谁就掌握了选择的主动权和领导权。从案例中可以看到，在村社区中，这个权力往往是由社区精英掌握的，因而他们也就成为选择的倡导者和引导者。”“从个人与集体选择之间的关系来看，集体选择并不是个人选择的总和，社区选择也并不等同于集体选择，即是说它不是一种预设中的人人都参与的或选择权力均等的选择。”而大多数村庄“创造出一种将个人和集体的能量都溶入其中的选择的中间结构”（折晓叶，陈婴婴，2000）。
沙莲香则从“中国社会是关系本位”的命题入手，通过对中国文化中的“己”的概念的释义，探讨了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主客体关系（沙莲香，2000）。她在研究了梁漱溟、许烺光、费孝通及金耀基四位学者对中国社会生活中“关系”功用的认识结果基础上，总结出三个问题：“一是中国社会的‘关系本位’，其义在于把社会生活重点‘放在关系上了’（其重点不是社会，也不是个人）；作为社会最小单位的个人，是依赖于他人的‘关系者’。二是成为社会本位的这个‘关系’，是以人伦为准则的‘圈子’、‘关系网’，其实质是个人对个人的私人关系。三是‘圈子’、‘关系网’中的这个个人，是关系的中心，有自主性”（沙莲香，2000）。
映照于“用历史来创造历史”（Giddens,1984,1990，转自黄平，2000）及“知性再生产”（编辑部，2000）背景上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将会随着社会学的反思性、开放性的学术进展，而进一步向着多元化的解释方向被无休止地再认识、再发展——只要人类社会继续承继启蒙理性及现代化社会文明的“社会行动”。
（四）社会心态研究综述
由于人是被嵌于某种意义体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一种存在，因而他的思想、情感、行为是在与后者的互动中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对于社会心态的分析就是研究这种互动，它所借助的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不仅是一种操作方式，而且提示了一种思考方式。李汉林、李路路(2000)继续了他们以往对中国独特的单位组织结构的研究，但是重点却转到了对这一组织结构中成员的主观感受的分析上。其理论的出发点仍是韦伯关于统治和布鲁斯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下国家统治的学说，以及布劳的合理主义的交换理论。认为虽然中国社会发生了转型，但基本的统治结构没有根本改变，个人和单位组织仍存在明显的单向的依赖结构，而单位组织仍然强烈地保存着国家统治的特征。作者在探索了单位体制存在着的资源、满意度和依赖性之间的相关关系之后，把视点推进到单位组织中依赖结构的主观层面，着重分析人们的满意度和相对剥夺感与其在单位组织中的权力地位、政治身份、收入及资源获取方式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了相应的路径分析模型。作者指出，随着中国向市场社会的转型，收入差距将对单位成员的满意度和相对剥夺感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人们的这种主观感受又是一种潜在的行为可能，它一旦爆发，可能引发更激烈的行动，因而对之作出阐述并进而使其得以预测将是十分重要的。
仍然是关注于社会变迁对社会成员的主观感受（心理）的影响，翟学伟借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对社会心理承受力与社会的结构性变动的相关性进行了理论和经验层面的探讨。他首先界定了社会心理承受力。这一概念不同于一般价值观、社会态度等研究的地方在于它指向人们在面对社会变化时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心理；并进而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对这种社会心理承受力的阈限进行了划分，特别指出，低级心理承受阈限上出现负面心理，它反映的是社会心理承受力上的危机感，如果改革的某一时期的社会心态出现这种危机感，就表明改革的社会心理支撑点正在失去。而经验研究的结果证实了这个假设：通过对社会风险、社会信任、社会公平和社会满足等方面的调查，对不同需求层次上的不满程度的统计，表明了中国人的心理承受力已接近其低级需要的下限，只是由于中国传统特有的人际关系网络在需求层次中的下移，才部分地缓和化解了社会危机感的到来。但这并非长久之计，它只是为政府提出解决问题的制度性方案争取了时间（翟学伟，2000）。
王毅通过对社会史的追述，考察了明代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与专制政体的关系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指出，1.专制权力从上而下对社会制度和社会道德的瓦解，使统治中坚阶层彻底蜕变；2.皇权与官僚阶层掠夺社会财富的需要，使其大规模网罗和利用流氓，并促使国家权力体系本身日益流氓化；3.社会伦理环境的急剧“黑洞化”反过来又推动流氓阶层和流氓文化在全社会中的泛滥；这三点，构居流氓文化空前滋长的基本动因。而这种空前的滋长又极大地影响了国民心理。作者借助威尔海姆·赖希和弗罗姆关于“权威主义性格”的理论，以及存在主义哲学对荒诞社会以及其中底层人物命运的分析，揭示专制社会中被压迫者“权威性格”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极端畏惧权威，一方面是渴望获得和加盟专制权威；而加盟的途径便是努力使自己流氓化。这种“权威性格”由极端化的皇权专制力量，通过宗法等级层层灌输普及，构成一种上下一体的“社会性格”。表现在社会心态上，则是明显的“反文化”倾向，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呈负面特征，文化体系内部的根本的价值观反而受到贬斥。作者对明代中后期的流氓文化的成因及其对国民心理及社会心态的影响的分析，不仅是探究某一朝代更迭的社会原因，而且是要指出这种流氓文化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心理、所体现的价值观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积淀，它对当代中国“走出中世纪”构成潜在的障碍（王毅，2000）。
上述与社会心态相关的诸问题，既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与社会互动的结果，也是其进一步互动的契机；它向人们提示，由社会转型所导致的人们的普遍心理状态、价值取向及其所蓄积的行动的能量，将会对转型中的社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力，已不仅是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社会稳定的、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
二、社会热点问题研究
（一）中国与WTO加盟
经济全球化在组织上有两大推动力，一是跨国公司，一是国际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世界贸易组织(WTO)也是其中之一。尽管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核心和主导，但是全球化的影响决不限于经济方面，甚至在其他方面的影响比经济更加深远。鉴于跨国贸易对国际政治、对各国国内经济进而对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的巨大影响，WTO的协议和谈判成为国际、国内关注的聚焦点。关于加入WTO对中国的影响的讨论，虽然已经有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经典概括，但是利弊之争仍然很激烈。粗略划分起来，就被讨论的主体来说，一类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一类是从不同的社会群体利益出发；就讨论的问题来说，经济利益是一类，政治、社会（包括体制、政府行政、司法、社会公平等等）为另一类。纯粹的经济问题尽管是被讨论得最多的，但本文侧重的是问题的后一类。
借WTO的“外力”推动中国改革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持这类观点的学者倾向于，中国国内已经积累了若干体制改革难点，而且目前改革和发展的动力不足，如果只靠国内“自己改自己”（厉以宁，2000），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外部环境促使，已很难有一个可观的进展。中国加入WTO，意味着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有可能为中国业已陷入停滞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大机遇（胡鞍钢，2000），“把握得好，可以使长期困扰我们的体制改革难点顺利克服”（林毅夫、胡书东，2000）。季卫东从司法角度分析认为，与1994年之前的关贸组织(GATT)相比较，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大大加强了解决纠纷的职能，避免受到“跨行业报复”的制裁。另外，在这样的解纷机制和强制性制裁的背景之下，中国政府如果不能进一步在法治、行政效率、社会自由、政治决策的多元化和民主化以及反腐败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通过大刀阔斧的制度改革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将很难适应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新的形势。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加入世贸组织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决策，而且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可以说，入世等于一场规模巨大的社会体制革命（季卫东，2000）。
罗峰等人也提出，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政府管理方式的改变，它向政府提出了怎样把握好我国现有的经济运行规则和国际上规则之间张力的问题。我国的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决定了政府在消除国内规则和国际规则的摩擦和冲突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不仅要制定一些与我国国情和世贸组织的原则相一致的游戏规则，健全、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行政管理体制。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有助于推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罗峰，2000）。
但是加入WTO也可能极大地增加社会的风险。其一，人才的外流。不仅指流向国外，也指外资公司、企业实行本地化战略以后对国内优秀人才的吸引。人才的外流更会加剧中国人才的危机。因此，有学者认为“加入WTO的最大危机恐怕是来自于人才的危机，这使在人才竞争中我们更处下风”（刘伟，2000）。其二，失业率增高。研究者警告说，“估计目前城镇失业率为15%，农村为23%，而世界上失业率红线为7%，这还是建立在几十年的福利措施的基础上的，而我国（目前）城镇社会保障能力只允许400万人失业。”（刘伟，2000）
就业位置的多寡与产业的兴衰有直接关系。韩德强指出，作为消费者的大众，从“入世”中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好处，但是作为生产者的大众，随着众多的生产单位被清除出局，他很可能会失去工作。失业的人是谈不上消费的。因此，他主张在加入WTO时候寻求保护自己的弱势产业（韩德强，2000）。卢周来在评价韩德强的书时认为，韩德强声称自己要拆解竞争神话，破除市场迷信，这在经济学界是少数派。但他敏感地觉察到，弱国要在全球化过程中避开陷阱，首先需要做的是进行国内各种力量的整合，注意弱势群体的利益。如果没有事先进行这种整合，弱国将因为内部本身经济结构的不连贯、政治上的离心离德等在竞争中更加不堪一击。这是难能可贵的（卢周来，2000）。
王绍光在论述中国加入WTO后将面临的政治性挑战时进一步指出，现时不平等的增加使得中国社会中产生了一种普遍的经济不安全情绪，而这又进一步威胁到对现行改革的政治支持。中国正是将在这一背景下加入WTO。因此应当采取一种机制，能够让受益者对受损者进行补偿，否则，利益分配上的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能否有效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能够通过对全球化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再分配从而降低这些与更高开放程度相关的风险。为了发挥一个再分配者的作用，中国政府必须加强其“汲取能力”，尽管这绝非易事，而只有引进参与或意见表达机制，政府才能够有希望汲取更多的社会资源从而更好地适应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王绍光，2000）。
（二）全球化研究的脉络
全球化作为一个事实和一个研究视角，早在80年代前期已经被中国人注意到（如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一书的翻译）。到近几年，骤然成为政府、社会和学术界的热点，以“全球化”为题的研讨会相继召开（如1998'深圳“全球化与当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研讨会”；1998'北京“全球化与人文科学的未来”国际研讨会，1999'清华大学“全球化与劳工问题研讨会”和“清华—全球论坛”；2000'全国政协的“21世纪论坛”；2000'“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研讨会，等），国外有关全球化的论著大量被介绍进来（影响比较大的如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论丛》），国内学者的研究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学科，热点问题包括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与全球化、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全球文化与民族性、全球化与市民社会（民主）、全球化的后果，等。限于篇幅，本文先重点介绍全球化给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带来的挑战，然后介绍中国学者从全球化视角出发的几个研究实例。
1.全球化的概念。什么是全球化，可以说是众说纷耘，在各种研究中没有一致的定义，“有的学者从信息通信角度提出全球化就是信息克服空间障碍在全世界的自由传递，提出‘全球村’(global village)的麦克卢汉是这一观点的重要代表；有的学者从经济角度提出全球化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自由主义经济学突出地代表了这一观点；有的学者从体制角度把全球化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许多左翼学者都持这种观点；有的学者则从制度角度把全球化看作是现代制度或现代性在全球的扩展，英国社会学者吉登斯就认为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从西方社会向世界的扩展；还有的学者提出全球化就是全球问题意识和全球共识的达成，罗马俱乐部是这一观点的突出代表。”（杨雪冬、王列，1998）而意大利学者M.I.康帕涅拉认为：“全球化不是一种具体、明确的现象。全球化是在特定条件下思考问题的方式。”（康帕涅拉，1992）80年代后期，欧洲委员会组成了由专家组成的里斯本小组，集中进行全球化问题研究。该小组学者提出：“我们对全球化作出如下解释：全球化涉及的是组成今天世界体系的众多国家和社会之间各种联系的多样性。它描述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世界部分地区所发生的事件，所作出的决策和行动，可以对于遥远世界其他地区的个人和团体产生具有重大意义的后果。全球化包括两种不同的现象，即作用范围（或者扩大）和强烈程度（或者深化）。”（张世鹏、殷叙彝，前言：1998）
对全球化的不同理解，导致不同的分析模式和不同的话题。例如从经济学角度，有人认为“应是以贸易联系的密切程度为基准”，有人不同意，认为应放弃在封闭经济假设下建立模型的方法，“将来商品、资本和劳动国际流动将成为经济研究中的前沿核心问题”；从政治学角度，美国的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提出国际政治中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概念，对现代化中民族国家是“最好的共同体”的正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在政治学中产生重大影响（文军，1999a）。
2.社会学的全球化理论与研究模式。目前至少已出现了几种富有代表性的理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吉登斯的制度转变论，罗伯逊的文化系统论及斯克莱尔的全球体系论等。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作为全球化理论的前奏，其影响力是无可辩驳的。尤其是他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农业和16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源起》一书，堪称全球化理论发展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它以体系代替了国家为分析单位，标志着全球化理论开始彻底摆脱了经典方法，开创了从全球角度对资本主义这一世界性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先河。
吉登斯在他的制度性转变理论中，使用了两个极其重要而又相互关联的概念来解释制度性转变与全球化的关系，即“时空的分隔”(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和“社会系统的剥离”(thedisembedding of social systems)。在前现代社会中，人类的活动是受“在场”(presence)所支配的，而现代性的出现改变了人类时空距离的关系，人们的互动不再受制于必然“到场”这一条件，“缺场”(absence)的联系也变得习以为常。全球化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必然结果，其过程必然包含着重组社会的空间和时间秩序。因此，“全球化概念最好理解为表达时空分隔的基本样态。全球化指涉的是在场与缺场的交叉，即把‘相距遥远’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本土的具体环境交织起来，我们应该根据时空分隔和本土的具体环境以及本土活动地的漫长变迁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来把握现代性的全球性蔓延”(Giddens,1984:21)。这正好带出了“剥离”这一概念。抽离泛指一个脱离了社会关系建构及人际互动需要必然在场这一先决条件，反而在无限的时空分隔中再将二者重组的过程。社会系统的剥离就是指社会系统从“本土的互动的范围”中剥离出来，跨越时间和空间加以重新结合(Giddens,1990:79)。
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基本制度特征向全球范围转变的必然结果。现代性的基本制度特征是由四个不同层面构成：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军备力量和社会监督(social-surveillance)，这四个现代性的制度特征向全球范围转变的结果便形成了全球化的四种维度，即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国际劳动分工、全球军事秩序和民族国家体系。各种制度性转变的全球性导向如果无限地急剧化，就会相应地构成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极权主义提升、核冲突或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及环境大灾难的发生等危机。但是，吉登斯认为全球化的这种可能性危机能够而且只有被积极参与的社会运动所克服和抵消。
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的文化系统论是从与全球化密切的现代化理论考察入手的。罗伯逊发现当时十分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大多只是指诸如教育、职业、识字率、收入和财富这样的可以客观衡量的指标，而很少关注现代化中主观的、解释的方面。而在现实政治领域中，文化的因素及其影响力要比许多人想象的多得多，可以说，我们处在一个全球范围的文化政治时期。因此，全球化不仅是指目前全球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的种种客观事实，而且更是指文化和主观上的问题。
在研究的概念上，罗伯逊使用“全球场域”(global field)来代替通常使用的“全球体系”(global system)，全球场域是由四个参照点(reference points)构成，即民族国家社会、多社会组成的世界体系、自我和全人类。以此为基础，罗伯逊提出了他的“全球化模型”。
罗伯逊的全球化模型的不足之处如J.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1994:199-201)所指出的：“罗伯逊的全球化模型既没有说明相对化过程的本质，也没有指出它可能变迁的道路，相反，它详述的只是一个对世界还没有证明的认知的假设，而这只是罗伯逊自己对世界全球化状态的认知。”（文军，1999b）
斯克莱尔(Leslie Sklair)在分析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模式和罗伯逊的文化系统模式时指出，世界体系模式所包含的经济主义取向和文化全球化模式中的文化主义取向，虽然指出了全球化的一些重要特征，但如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社会学的真正使命应该是在考虑经济和文化的同时避免经济主义和文化主义。而斯克莱尔全球体系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跨国实践”(transnational practices)这一概念之上的。所谓跨国实践指的是“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人们的行动所产生的影响，是由非国家行为主体所从事的并跨越国家疆界的实践”。跨国实践虽然是抽象概念，但是它们直接指的是其代理机构的实践。从分析的角度看，跨国实践包括三个层次的运行，这三个层次是经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且每一层次都有自己的代表性制度，有组织的、固定的、一致的实践结构。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全球体系。这个体系的组成是：跨国公司、跨国资产阶级和消费主义文化。在使用“跨国资产阶级”这个概念时，斯克莱尔特别注意了与欧洲中心论色彩的阶级观念的区别，指出跨国资产阶级的组成包括了各国实力精英，他们在全球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能够在整个体系的层次上作出决策，同时在本地形成一个社会阶层，在一定条件下能够限制跨国公司和外国利益（文军，1999b；斯克莱尔，1994）。此外，斯克莱尔还指出一个正在出现的日益全球化的消费主义，这样一个概念用“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来表示，它表明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消费主义的物质条件下，文化变成了一套服务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意识形态实践，即消费主义的制度化。组织并促进这种消费主义的是跨国资产阶级和跨国公司。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那些曾被认为是纯文化的东西，越来越由商人出资兴办，消费主义流行的原因决不是大众需要靠不停购买过日子，而是资本主义必须在全球规模上永无休止地扩张下去，这种扩张要求推销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给那些基本需求已经得到满足的人和没有得到满足的人。因此，斯克莱尔假设，不是“西方文化”，而是“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支配着第三世界（斯克莱尔，1994）。
3.研究方法的变革。
对全球化的研究中，新的分析方法引人注目。简略地概括，如新的分析单位，沃勒斯坦的理论将世界作为一个总体来研究，斯克莱尔更提出从阶级而不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讨论权力的起源和运作，为那些传统的国家中心论无法解释的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思路。
新的研究对象——跨国主体，这些跨国主体显然是些非国家主体，它们对国际政治的介入，使所谓“国际市民社会”得以产生。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跨国公司，斯克莱尔称之为“经济跨国实践独具特色的制度性结构形式”。正是跨国公司在80年代推行的全球化经营战略推动了世界财政金融体系的结构转换，从而大大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再如斯克莱尔提出的“跨国资产阶级”，佐伯启思称之的“新精英阶层”，他们是民间人士，其活动超越国界，因此他们也就不再抱有对国家的忠诚，也不会顾及国民整体的利益（佐伯启思，1999）。此外，还有各种跨国网络，比如“跨国倡导网络”，它们由政府某些部门或议会、非政府组织、区域组织或国际组织、知识分子等社会活动积极分子所组成。跨国倡导网络在国家、社会和国际组织之间形成新的联系纽带，一定程度淡化了个人、国家和世界组织的活动界限。对于跨国倡导网络，目前的研究往往运用社会运动的理论来解释它。但有学者指出，作为在全球化运动中产生的典型的非国界化的形式，“它的理论价值也许不在它的网络结构和社会运动形式，而在它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后果上”（刘东晓，1999）。
新的身份认同。随着个人对传统政治和阶级身份的认同越来越淡漠，越来越归附于亚团体或者重归个人，一种新认同政治(the newpolitics of identity)概念开始出现。这实际上就是政治生活的个人化和分散化，也表明了个人和团体对替代传统政治价值观念和实践行为的探索。具体而言，新身份政治表现为女权主义、绿色和平运动、民族性、新地方主义，以及个人疏离政治、民粹主义等。新认同政治对传统政治的冲击是相当大的，由于民族身份、少数民族和种族身份、地方身份以及性别身份问题日益明显，使得身份政治在西方由边缘问题成了政治的中心问题（杨雪冬，1999）。
4.消费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几个研究实例
在以全球化为题的研究中，涉及全球化对中国社会影响的内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消费主义文化，一个是中国加入WTO（将另题论述）。
随着中国社会逐渐走向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消费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文化，伴随跨国公司的商品、广告、代理人和机构的陆续进入中国，也或快或慢地被中国的民众不同程度地加以接受；其接受的程度，是以同外部世界的接近程度为正比的，也就是说，消费主义正从沿海向内地、从大城市向小城镇以至农村、从有钱有闲的阶层向普通的工薪大众乃至农村人口蔓延开去（黄平，1995）。陈昕和黄平对中国城乡的调查、郭于华和景军对儿童食品的研究证实了消费主义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出现。
与一般意义上的“高消费”不同，消费主义的消费目的，并不是商品的使用和服务价值，而是它的符号象征意义。换句话说，消费的目的是表现性的。人们曾经认为，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的基本需求和发展需求终究会得到满足。然而事实却是现代社会中人的消费需求欲望永远无法得到满足，人们的消费需要和消费欲望不断地创造、刺激和再生产出来。特别是当它与风格、地位、品位、身份以及有关“美好生活”的影像相联系时，就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类生活方式的特点是在观念高消费与实际高消费之间产生经常性的矛盾、焦虑和紧张并驱使各色各类的人们永远处在“欲购情结”之中（陈昕、黄平，2000）。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传播途径基本上不是靠自上而下的代际传承，而是依靠大众传媒通过广告或各种商业文化和促销艺术形式推销给（在许多情况下，是在不知不觉中强加给）大众的（陈昕、黄平，2000）。同时，传递的代际顺序也已经颠倒过来，由年轻者传给年长者，新一代传给老一代。城市中儿童食品的消费是最典型的例子。中国城市家庭儿童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力已经达到70%左右（景军，2000），在食品选择方面，儿童的权力和知识往往超过他们的父母（郭于华，1998；景军，2000）。农村的变化尽管比城市缓慢，但是在那些有大量年轻人外出的地方，文化的主流迅速向年轻人倾斜，并且被年长者认可。那些年轻的打工者将他们从城市和沿海地区学来的新的消费方式和娱乐方式带回内地的家乡，改变了家乡的文化结构和地位结构。更重要的是，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推动者和受益者是那些跨国商业集团，由于跨国商业集团在全球经济上的影响力，他们在引导和控制人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上也表现为一种话语权力，一种文化支配权，而这种生活方式对于保证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不可或缺的（陈昕、黄平，2000）。此外，景军的研究事例还说明，跨国公司的营销策略和地方化能力使他们能合法而积极地参与地方事务，因而能够部分地影响和渗透许多国家及政府的政策（景军，2000）。
对于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虽然不能简单地否定，但是某些负面效应已经显而易见。比如研究者指出的，在“发展”和“现代化”追求中外出的农村年轻人，他们在外挣得的现金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乡人多地少的格局，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他们及其家人的物质生活，但是究竟有多少钱花在为追赶时尚而购买的对于他们尚不实用的高档消费品上，这虽然难以统计但依然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仅如此，大量乡镇企业在当地的开发以毁坏粮田，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生产伪劣商品、恶化社会关系、牺牲社区的信赖和安全为代价，所增加的收入也常常是用来追赶花样不断翻新的一轮又一轮的消费潮，这样的“发展”难道不应反思吗？
（三）城镇贫困问题研究
近年来，中国城镇居民的贫困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与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也是政府社会政策的重点之一，更成为当前社会学研究涉猎的一个主要问题。概观已有的研究成果，从“描述”的角度看，主要描述了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及其地区、年龄分布等；从“解释”的角度看，主要从企业、个人、社会三个方面的因素作出解释，企业方面的因素有经济结构的调整、市场竞争的冲击导致许多企业倒闭或经济效益低下，个人方面的因素有个人文化程度较低、缺少专业技能、竞争意识不强、适应能力弱等，社会方面的因素有社会保障薄弱、社区发育不够等；从“规范”的角度看，主要从开辟就业渠道，如发展第三产业、加强再就业培训、转变就业观念、健全保障体系、发挥社区作用等方面给出对策（陈涌，2000）。
概观2000年的研究动向，学者们的研究已摆脱了单纯对国外有关贫困理论的引介、简单的对比分析、低层次的现状描述、状况分析、数据统计和空洞的对策建议阶段，研究已向纵深发展，涉及的领域也更加宽泛，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对制度改革的反思与重构。已有的调查研究表明，中国城镇贫困人口的主体是失业、下岗和退休人员。作为目前正在中国推进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核心部分的失业保险制度以及社会救助制度——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本应能够为这部分人提供应有的保障。然而，实际情况却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在于制度设计时就存在问题。“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研究”课题组的研究表明：我国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模式是最“与国际接轨”的，这种模式用以对付常态的失业问题应该是有效的。但用于对待中国这样在产业结构大调整背景下出现的结构性失业，其作用就令人怀疑了，这种模式设计的初衷就不是为了应对类似中国目前遇到的问题的。特别是在中国还有比失业更令人瞩目的下岗问题，由于对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而没有注重建立一个长期有效的制度，致使真正困难的职工未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对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研究”课题组，2000）。
另外，作为近年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制度设计基本合理的社会救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具体施行中也出现了相当大的偏差。主要体现在一是对社会救助对象的认定；二是其社会排斥的发生与经济背景有关。其带来的后果，据专家的保守估计，中国城镇人口中有1200-1500万贫困人口，这个制度保障的对象只有281万人，即不到1/4或1/5。有鉴于此，研究者提出了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险改革思路。其制度设计拟废除失业保险制度，代之以就业服务为主，以现金保障为辅的一系列新制度，并更名为就业保障制度。它分为三个在执行程序上首尾相接的制度，即雇主赔偿制、就业服务制度、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研究”课题组，2000），从而从制度改革的高度对有关城市贫困问题做出反映。
2.社会公正问题。吴忠民撰文从一个较为独特的视角探讨贫困与公正的相关性。他认为：一个社会所拥有的贫困现象的规模与程度同这个社会的公正程度具有一种负相关。绝对贫困显然有悖于公正的保证原则和调剂原则。相对贫困更是从多个方面违背了公正的原则。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虽然贫困大多属于“不公正”的贫困，但也有少数的贫困属于“公正”的贫困。贫困者并不一定就无可质疑地拥有着公正。贫困与公正问题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往往表现得十分突出和复杂（吴忠民，2000）。
3.有关社会稳定。李强从经济利益关系的角度，将当今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区分为四个主要社会群体，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低层群体。其中，在分析利益相对受损群体时他指出：以下岗人员为主体的“利益相对受损群体”，从绝对的客观标准看，其生活条件并不是最差的，然而他们普遍存有一种心态，在理论上称作“相对剥夺感”或“相对丧失感”，这是社会不满和社会动荡的重要源泉。由于我国现在存在着隐性就业现象、“生活机会”现象，以及失业人员在家庭内部能得到一些补偿，因而虽然失业下岗问题严重，但还不至于威胁到社会安定。真正的危机在于年轻一代失业的增长，未来的毕业生将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危机。出现这样的局面，那会是对社会安定的最大威胁（李强，2000）。
4.陈涌从区位学的角度指出：随着城市社会的变迁，城市社区表现出了阶层化的趋势。城市贫困人口逐渐聚集在城市的某些特定区域，形成了城市贫困人口居住区位化现象，即形成了新的城市贫民区。这一现象在我国已初见端倪，其趋势必将对城市贫困带来新的影响。对贫困人口而言，强化了他们的贫困地位，有可能造成所谓的“贫困的再生产”；对社区而言，使得原有的一些城市反贫困策略失效，急需我们作出新的应对；对社会而言，则既有增加社会稳定的一面，又有危害社会稳定的一面。因而应引起广泛关注（陈涌，2000）。
5.从消除贫困的对策角度，有研究者着重指出：提高人力资本是消除贫困的关键。贫困人口的共同特征是人力资本含量低。人力资本含量低也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如此循环，就造成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落入贫穷落后的怪圈。要想彻底改变这种现象，最根本的手段是加大对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同时，还需要有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制度来保证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李长安、陆跃祥，2000）。
上述研究开拓了一些贫困研究的新视角。其他的相关研究，还有从地区的角度，对西南城市贫困以及老工业基地贫困特点的研究；从群体的角度，对城市中特困老年人生活方式、残疾人弱势群体的研究，等等。
（四）网络社会的新动向
因特网(Internet)，从最先为美国政府拥有的、为冷战而发展起来的小计算机网络，已经迅速发展成了一个世界性的信息资源网络。据最新统计资料显示，到1998年2月，全世界因特网用户已达1.13亿人；而中国的网络用户到1997年10月为62万人，占人口总数不到0.05%。因特网被视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它使跨文化传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李展，2000）。
就传播技术和社会化而言，“网络交往”成为一种全新的事物。“因特网形成了一个新型的相互影响的空间：在这里，可以建立社会联系、构建共同的世界和检验可供选择的身份”（U.霍夫曼，1998）。与此同时，“电脑作为一种媒体开创了符号运转的可能性，从而模糊了从事网络活动的人类参与者和非人类参与者之间的界限”（U.霍夫曼，1998）。“于是，‘人为的’反客为主，做起‘自然的’的主人。当‘自然’成为‘人为’的一部分，‘拟像’就取代了传统的‘真实’的地位，主导着人的世界”（叶启政，1998）。
U.霍夫曼对网络团体——虚拟的社会世界勾勒出几种内部结构：(1)以对某种或几种事物的共同兴趣及价值目标进行网络沟通、联系的虚拟团体。其成员经常变换，但团体本身却相对稳定。(2)将其在网络上的活动和接触当作它的主要社会联系（注：如“黑客”(Hacker)就是这样的一种团体。）。(3)在网络上进行一些服务性的工作，具有一定职能的网络团体，如虚拟游戏世界的代理人等等。他认为“因特网上的团体绝不是单一的统一体，而是在各个方面体现为多样性和多元化……因特网不仅推动了个性化和全球化，而且还带来了‘客观化’：在虚拟的计算机网络世界里，世界离我们更近了”（U.霍夫曼，1998）。
无论是叶启政等学者所担忧的“拟像化”，还是霍夫曼等人所肯定的“客观化”，其对网络社会世界结构及功能的探讨，都直接指向了高科技社会中人的主体性问题，即在“人造的自然”和“虚拟社会”中，人的主体价值怎样体现？个体与社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杨宜音、陈午晴、徐冰(1999)在一项关于“互联网络个性化信息服务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对网络用户的类别、自我及其呈现、虚拟群体及虚拟身份进行了经验研究与初步探讨。(1)关于网络用户的类别，他们从网上需求、上网方式、个人物质及价值取向等维度，经调查及统计分析，综合为八大类，即务实型、情趣综合型、游离型、务虚型、虚拟综合型、合群综合型、情趣—虚拟综合型及情趣—合群综合型。(2)关于自我及其呈现。他们从个性化信息服务与自我及其呈现关系的特定角度，分析、认识网络用户的自我及其呈现特征，结果发现，因网络提供给人们的是一个与现实社会所不同的空间，人们可以更加开放地进行自我呈现，并且在自我呈现的过程中建构和塑造自我；其内容，既有按照现实规范表现自己的狭义内容，又有突破现实禁忌的更广义的自我呈现内容。(3)虚拟群体及其虚拟身份。他们的研究，将有条件从虚拟的形式分化出来，相对独立地存在于网上的群体称为“虚拟群体”，他们发现，虚拟群体有八大特点：作为参与者(1)参与群体是自主的、可自由选择的；(2)可自行决定自己在群体生活中的身份及向群体中的他人呈现自己的方式；(3)可自己决定参与群体交往或活动的时间及其间隔与长度；(4)可自行决定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和角色；(5)可以既不顾网上他人的评价、反应，同时又必须适应来自网上的独特的对自己的反应和评价；(6)可在网上跨越日常生活世界的局限，结识不同类型的人员；更易结交拥有相同价值观、生活方式及品味的“心理群体”的成员；(7)其成员间交往和相互型塑是呈动态的，具建构性的；(8)由匿名引起的责任扩散，会激起群体规范的失效和组织秩序的混乱。
他们在研究了倍受人们关注的网络人“虚拟身份”及其特性后提出，在互联网上呈现虚拟身份的原因和条件在于，由于交往的间接性（不是面对面地交往）和匿名性（接受信息方不知道发送信息方的真实和全面的情况），网民在自我表露或自我呈现时，可以利用社会期望系统，重新建构个人期望系统，发展出一套全新的行为规范。如此，一方面，可以避免因个人信息的流失而受到意外的伤害；另一方面，也可以体验其他角色的行为逻辑、情感交流方式和从他人的反馈信息中获得新的体验等等。虚拟身份的获得是一个“成为我自己”(becoming myself)的自我认定(self identity)过程；其自我选择的特性非常突出，是自我建构的，“网民自己就是自己的设计师和工程师”（杨宜音等，1999）。
互联网究竟会给人类的社会和日常生活带来何等程度的影响？研究者们已经由初起关注其在经济领域的强大影响，而进一步深入到社会、文化、制度，甚至哲学层面（黄铬坚，2000）。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于2000年3月18日主持召开了“信息科技与社会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华中理工大学等单位的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都普遍注意到了研究方法上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郭良认为，应以实证研究方法收集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较客观、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认识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吴伯凡则指出，目前存在的流于时闻、短评，或用传统理论硬套的一些研究倾向，很生硬、很肤浅，应采取社会学的视角。此外，学者们还就网络对传统媒体的冲击，网络与知识社会、电子超文本对知识传播方式的影响，千年虫问题的反思，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等展开了讨论（黄铬坚，2000）。
三、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出现了许多亟待研究的社会新现象，诸如西部开发、WTO加盟、社会保障、劳工及劳资关系、家庭功能弱化、因特网的信息革命、涉及协调发展的社会与经济、人与自然关系、社会工作的任务及理念等等，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而且它也已由原来的单位制功能性问题转变为跨国籍的、不同制度之间关系的和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问题。我们将带着20世纪给我们提出的这些命题进入新世纪。新旧世纪的历史交替并非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而是社会问题的连贯性和相关性所定义的历史进程。然而，在上述提到的研究领域中尚未出现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流于记者文笔的现象描述、报道和有感而发的浪漫主义情绪的文章仍然并不罕见。它们偏离了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意识和方法。这类文章当然也无法与政治家和记者的言说相媲美，因为它并不具备政治家的胆识，也不抵正统记者无我的那种写实精神。但是，由于这类研究涉及中国改革中的制度创新、社会福利的改革甚至社会运动等一系列相关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所以我们仍将保持密切的关注并呼唤作为一名社会学家的风范。
社会学发展（知识创新、解构与建构）的实践过程告诉我们，社会学家的知识性劳动具有自己的特点。如现象学社会学呼唤社会学家的理解和对话能力；反思社会学需要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实践也纳入研究的过程；文化批评促使我们挖掘结构变迁过程中的巨大知识动力……20世纪社会学的发展也正是在这种社会学家的研究实践基础上展开的。它要求社会学家不断地对自己的所谓研究方法和理论进行反思，从而保持一种不断向上的精神状态。为此，我们反复强调“科学地验证和验证科学”。如当代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那样，它们本是相辅相成的两个知识运动的过程。这个知识运动在中国有两种意义：其一，我们对社会所进行的翔实的调研成果应当是制定中国社会发展国策的前提，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制定出来的政策及其法规，反过来又应是指导现实工作的方针。其二，中国社会学家的知识性劳动同样构成了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保证了这一知识运动的良性循环，中国的社会学才有可能与其他专业、人类知识体系共存。如果我们拒绝“知己知彼”，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主动放弃向人类社会知识做贡献的能力。在上述意义上，我们在这里不用“中国社会学”，而采用“社会学在中国”，也正因为，中国的社会学离不开整个社会学的大背景。“本土化”的多样性并不只是说明彼此间的差异，而是强调我们身在其中所起的不同角色作用。
2000年在学术思想上，“西化”和“本土化”构成了诸多研究中的基本底色。与知己知彼的“本土化”运动不同，我们所警惕的是那种单方面的、拒绝对话的“本土化”。为改变“西方理论、中国素材”这样一种思想贫瘠的局面，很多学者尽其所能地参与了向世界介绍反映中国乃至亚洲社会学界的学术建设活动，以改变“中国社会学家仅仅是为国外学者罗列素材的收藏家”的那种印象，改变单方面地理解“本土化”，固步自封，将自己的研究孤立于人类知识体系之外的那种学风。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有不少社会学家力求知识沟通，试图冲破代际和国籍间的隔阂。在2000年度中国各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会议和中国社会学年会上，我们看到了各社会学系和机构在本领域中的不同优势和角色，它预示了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建立学术对话机制的良好前景。
总之，建立西方社会学知识与中国本土知识的可理解和表达的桥梁，而不是制造排斥或封闭，理应是我们中国进行知识创新的思想基础。前文提到的那些学术大家提出的命题并非只是欧洲的，社会学在中国同样也在他们提出的命题下开展了积极的学术活动。因此，我们可以说，今天中国改革的成败也决非人类社会活动的个案，而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实践。中国，乃至我们亚洲是否能够出现向人类提出命题的学术大家？人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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