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巴思”时代的社科情报用户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论文,时代论文,用户论文,后巴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G350
CLASS NUMBER G350
1 引言
社科情报理论与方法研究史就是一部用户研究史，这句话说得并不过头。1961年，当美国情报学家加维等主持的“心理学科学情报交流计划”将现代西方社科情报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序幕揭开之后，在短短15年时间之内，仅英美两国所开展的规模较大的社科情报用户研究就达30余项。其中，由英国巴思大学莱恩主持、人称“巴思研究”的“社会科学情报需求调查”(INFROSS)和“社会科学情报系统设计”(DISISS)历时近10年，因其规模之宏大、影响之深远而把西方的整个社科情报理论与方法研究推至高峰。正是因为这一著名的用户研究，人们才得以认识了社会科学的交流机制和社科用户的特殊需求，继而才有了对社科情报、社科情报工作和社科情报事业组织管理的正确把握。
巴思研究经由中国同行专家学者的引进与评介，已在我国社科情报用户研究领域生根发芽。而今，光阴走过了20余载，“后巴思”时代的社科情报用户研究又是一幅什么样的光景呢？
2 平稳发展中的西方“后巴思”研究
为了准确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状况，笔者根据美国《图书馆与情报学文摘》光盘数据库对1976～1999年间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论文与研究项目按主题领域作了统计，发现用户研究论文（项目）数占24.7%。虽然已经没有了昔日的浩大声势，但从数量上看，“后巴思”时代的社科情报用户研究却并非像有的学者所描绘的那样黯然无光。它如同一颗夜明珠，貌似平凡，却执著地以自己的星星光芒照亮着社科情报理论与方法研究的漫漫长路。
我们可以将“后巴思”时代西方社科情报用户研究的特点概括如下：①研究规模上的变化：由过去大规模的系列型研究转向了小规模的分散研究；②用户类型上的变化：从原来的对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研究主体）的需求研究转向了对其研究对象或研究客体的需求的研究；③方法论上的明显变化：从以调查、统计等为主的定量研究方法转向了以非结构化观察为主的定性研究方法；④适应时代发展，自觉地将研究置于新的信息技术背景之下，及时地揭示了用户需求的变化。以上特点清楚地反映在西方“后巴思”研究的三个不同阶段之中。
2.1 对社科情报用户类型的拓展（20世纪70年代中期～80年代初期）
继巴思系列调查之后，社科情报用户研究在用户类型上有了较大的拓展，从原来主要面向社科研究者转向了对实际工作者如社会工作者、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的研究。其中著名的研究有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威尔逊和斯特里特菲尔德对社会工作者与地方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所作的调查——INISS计划的总结[1]。该研究旨在揭示社会服务部门的情报需求与利用行为，以确定最佳情报服务模式。其重大价值在于后文将要提及的方法上的革新。此外，还有布莱克等人关于社会福利从业人员及其信息需求的研究，威克斯的家庭情报需求研究，巴克豪斯和克林顿对工会会员的情报需求研究，斯特里特菲尔德等关于社区工作人员信息需求的研究等等[2]。
70年代中期开始的对非社科研究者情报需求与利用行为的研究很快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响应。拉兹斯费德和赖茨、福尔迪、科尔曼、卡普兰等分别就政策制订者的情报需求与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这类用户虽然“对社会科学情报感兴趣，而且有接受能力，却没有迹象表明，这类情报能直接或间接进入决策活动”。为了弄清其间的原因，密执安大学的卡普兰在对30个项目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一套反映社会政策制订者情报利用特点的“不利用理论”，形象地描述与解释了“生活在两个不相连社会中的”社会科学家与政策制订者之间由于社会准则、奖赏制度、语言习惯的不同所造成的情报需求与利用方式上的不同特点。
对于非研究人员对信息需求的“抵制”现象，巴思研究中的另一重要人物布里顿后来作过总结性的分析：社会科学从业人员一般只要求为他们所必须处理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心理问题求得答案，而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的社会科学文献为数确实很少，因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大多数信息服务机构和图书馆，是在以研究人员和学者为服务对象这样一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荷兰情报学家德哈尔特的研究也认为，社会科学家的情报需求既有别于非研究环境中的社会科学家，也有别于利用社会科学情报的非社会科学家。
2.2 联机检索下的社科情报用户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
通过20世纪60、70年代人们所做的研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情报需求与查寻利用的基本轮廓已经较为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但这并非意味着万事大吉，因为现代信息技术的脚步已在这时实实在在地踏进了社科情报领域。于是，在新的技术背景下的社科情报用户研究开始了。80年代，对社会科学联机数据库的需求与利用模式的研究曾一度成为研究的热点，譬如，赫尔里奇的“后巴思”(After Bath)研究通过对用户正式提交的联机检索需求单的分析，比较了一系列学科领域（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中大学教师的情报查寻模式；克劳斯和埃森哈姆证实了在某个假设前提下人文学者们对数据库检索的反应；伍研究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三个研究生利用期刊索引的情况；霍纳与瑟沃则测试了关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人员利用联机检索的几个假设[3]。
在这一时期，特别引人注目的是80年代末期美国Getty情报研究所启动的一项长达两年的用户研究项目——“Getty人文科学终端用户联机检索计划”。该计划效仿INISS的行为研究方法，具体采用访谈、问卷调查及观察、实验方法，对1988～1990年间在Getty研究所作访问学者的27名用户的联机检索需求与行为特征进行了详细研究，在联机检索方式、人文社科检索术语、研究阶段与检索数量的关系等方面获得了重要的结论。其中尤其值得指出的发现有：①从检索目的来看，用户认为联机检索的最大作用是可以帮助自己获取跨学科或相邻学科的学术研究信息。②人文学者虽然擅长于文字上的细微区分，却难以驾驭联机检索系统中精确严格的布尔逻辑提问式。③人文科学中的检索术语有别于自然科学术语，但也并非人们想像的那样模糊，原因是人文科学检索提问式中最常用的术语往往是十分精确的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学科及年代名词。④Getty研究对用户科研状况与情报需求行为进行了比较，发现研究阶段与联机检索数量之间并无显著关系[4]。通过实证调研，Getty研究证实了某些命题，但同时也推翻了过去的一些假说，从而使社科情报用户研究内容与方法得到进一步的修正与完善。
2.3 网络环境下的社科情报用户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自90年代网络风行于世之后，网络环境下的社科情报需求又成为人们探索的课题。1995年，拉京格等通过问卷调查方法，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对不同学科的大学教师利用因特网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5]。他们发现，①总的来看，科技组用户比人文社科组用户更喜好利用因特网，但两组各自内部的学科之间却存在较大差异；②用户认为因特网最大的作用是增进了他们与同行（特别是远距离同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其次是方便了对数据库的检索，促进了研究手段的现代化；③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用户感到因特网使他们承担起了过去由图书馆员和秘书承担的工作（即检索与信件打印）。用户的这一感受带给图书情报机构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预兆，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鉴于当今信息世界已经不同于30年前的INFROSS和DISISS时代，莱恩建议对社科情报需求进行重新“诊断”，而且建议采用同样的方法同时在多个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未来研究方向，德国情报学家汉斯·克里斯多夫·哈本则指出了目前三个值得重新调查研究的领域：第一，以大型数据库作为研究的数据源基础，采用已获发展的书目计量方法，重新对巴斯研究的某些领域进行调研，以获得新的领悟与发现。第二，将用户融入到系统设计思想之中，重新对社科情报行为问题进行研究。第三，对网络环境下用户的情报行为如非正式交流过程进行研究。这一建议对于新形势下的社科情报用户研究不无重要启迪意义。
3 西方社科情报用户研究方法论的转变
论及20多年间的西方社科情报用户研究，有一个问题我们无法回避，这便是社科情报用户研究方法论的转变。
按照研究结果的类型划分，用户研究方法不外乎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两种方法。定量方法（如问卷统计）能够全面反映某一类型用户的表层需求的数量关系，但是它却不能揭示用户在信息环境中的认知过程，也不能完整提供用户情报行为的原因。这种方法属于社会学家伯瑞尔和摩尔根所称的客观主义方法。客观主义方法论倾向于将社会与自然界等同，认为自然科学方法完全适用于社会研究；而与之相对应的主观主义方法则强调个人认知作用和主观原因分析的重要性，即要求研究者深入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情境去进行研究，定性研究方法就是其典型代表。
定性方法特别适合于研究潜藏在情报行为中的情报心理与潜在需求。通过对用户日常生活情形的剖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促使情报行为发生的原因，从而能使我们更加全面地揭示用户的情报需求问题，避免了人为地、抽象地、孤立地去了解用户的情报利用情况。
“后巴思”时代的西方社科情报用户研究在方法论上有了较为明显的转变，那就是从宏观定量研究（通过问卷法或结构化访谈对大规模用户群进行研究）向微观定性研究转化，即通过非结构化观察或访谈技术等更深入地研究小规模用户群。其变化的分水岭便是INISS研究。准确地说，INISS是融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于一体的混合产物：在观察阶段，INFROSS侧重于搜集定量数据，而INISS提供的却是由定性方法与文本格式表达的深层信息，这一特点在INISS最终报告《在社会服务部门的一周生活纪实》的一章中得到了具体反映。
威尔逊的INISS计划被许多用户研究人员所认同，其结果就是他们对定性研究方法的兴趣不断上升。譬如，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社科研究人员的情报检索系统的建立，曼彻斯特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的情报查寻模型的构建，均是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的结果。此外，英国《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杂志在1981年第4期还出版专辑讨论定性研究方法的前景。虽然该刊是在社科研究方法的一般意义上而非专门针对情报用户研究在讨论这一问题，但是它的的确确成了研究者们将定性研究方法应用于社科情报用户研究领域的最为直接的原动力之一。
从总体上讲，以英美国家为主的国外社科情报用户研究在这20多年里的成绩是不容否定的。然而，无庸讳言，与辉煌的巴思研究相比，70年代中期之后的这些“后巴思研究”或“后INFROSS”(post-IN-FROSS)研究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规模上都有下降之势。大英图书馆研究与发展部曾拨出研究资金，欲使这一局面得以改观，但由于资金分散地使用在了小规模的断断续续、不成体系的领域中，所以收效甚微。
4 “后巴思”时代的中国社科情报用户研究
尽管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1982年才迎来姗姗来迟的社科情报用户研究，但在巴思研究影响下的中国社科情报用户研究却已在较短的时间内历经了起步、迅速发展和提高拓展三个阶段，与该期平静的西方社科情报理论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80年代以来，除了一批论及社科情报需求与利用、需求与系统管理、需求与社科情报政策、体制、文献资源建设、产业化等问题的论文问世之外，国内还开展了一系列的社科情报用户调研活动，如全国社科院系统情报单位对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调查、“七五”博士点资助项目“书目情报需求和服务研究”所包括的社科情报用户需求调查、“七五”重点课题“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对我国社科情报用户的大规模抽样调查，以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科学信息用户需求与对策研究”。这些调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以实证的方法较为客观地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科情报需求与利用的状况，为中国社科情报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透过这些研究，我们依稀看见了几分巴思时代的空前盛况。我们取得的成果突出地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①通过多年的理论和实践摸索，较为成功地构建起了包括用户类型、用户需求、用户心理、情报利用行为、情报接受、情报保障及用户研究方法等在内的社科情报用户研究的内容体系。②研究对象不断拓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科学信息用户需求与对策研究”项目，它从“大信息观”出发，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社科信息需求的变化，打破通常的社科情报用户分类方法，将用户划分为6个用户群，即：科研，教学，决策、管理，工商、金融企业，宣传大众媒体，文化、艺术，拓展了社科情报用户的类型。③研究方法上有了较为明显的进步，由最初的以思辨为主的研究方法逐渐发展到了文献调研、问卷调查、实地考察、访问等多种方法并用。④研究目标更为明晰，由开始时期的描述性研究发展到了为事业发展提供对策的指示性研究。⑤从研究重点上看，80年代初、中期集中在对研究、教学类用户的研究，而进入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研究者们则更为关注市场经济下新兴用户群的情报需求，如企业与管理决策者的情报需求。⑥开始重视纵向对比研究，如刘磊所作的我国中小企业社科情报8年需求变化比较[6]，陈昭楠等所作的对我国企业情报需求的10年对比调查研究[7]，对于全面了解国内企业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情报需求变化状况与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透过这些研究，我们也捕捉到了自己掉队的身影。无论是和巴思调查相比较，还是与“后巴思”时代的研究作对照，我们对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都还不能等闲视之：①国内社科情报用户研究的深度还远远不够。例如，已有用户调查多只是揭示了用户的表层需求或情报行为，而对潜在需求的研究较为忽略；此外，对情报需求向情报行为转化的机制也未予以充分揭示。②除几部专著和少量论文涉及社科情报用户研究方法之外，如何通过方法的变革来提高用户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的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③对新技术环境下的社科情报用户的新需求缺乏专题研究。④由于国内研究经费资助体制等因素的制约，用户研究中整体性弱、连续性差的现象没有得到较为根本的改变。
5 结语
当我们在这里以较为乐观的态度对“后巴思”时代的社科情报用户研究进行评析的时候，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我们的同行也同样在进行着认真的反思。
英国情报学家斯莱特在综述80年代的社科情报需求研究时总结道：也许是因为INFROSS及其后续研究的影响过于宏大深远，它们给后来的社科情报用户研究带来的不幸的后效作用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仍然光晕不散。人们强烈地感受到，继莱恩主持的巴思研究之后，社科情报用户研究进展甚少，有关社科情报用户研究的一切似乎都已被研究、被发现。德国的汉斯·克里斯多夫·哈本认为，真正的问题不是缺乏后续研究，而是未将巴思调查的结果付诸实践。对此，莱恩本人在总结30年来的社科情报用户研究之后，也不无伤感地写道：我们所作的所有研究(INFROSS,DISISS)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倾其全力在传播的是什么？什么也没有，除了长时期对其结论的引用，一无所获[8]。
这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反思或许过于偏激，但由此提出的问题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为什么“后巴思”时代对社科情报用户研究的势头不再？真的是因为有关社科情报用户的一切都已被发现，还是对社科情报特殊性的研究无法长久，抑或是新技术的发展已经解决了社科情报用户在情报利用方面的特殊问题？应该怎样对待与处理包括用户研究在内的研究成果？如何才能更好地创造机制促进研究成果向应用领域的转化？面对来自社会科学、信息技术和经济领域的种种机遇和挑战，我们又该以什么样的姿态站在用户研究这一制高点上去拓展与深化社科情报理论与方法研究？但愿我们能够尽快地找准这些问题的答案。
（来稿时间：2000-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