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蒋介石关系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蒋介石论文,关系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华民国史和中国国民党史上，孙中山与蒋介石是两位至关重要的人物。研究这两人间的关系，无疑是研究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的重要课题。以往不少论者在论述孙、蒋关系时，往往得出这样结论：蒋介石的发迹是由于孙中山的信任和重用；蒋介石是通过耍两面派而骗取孙中山的信任的重用；由此进而认为，信任和重用蒋介石，是孙中山的一大失误。笔者认真研究分析有关孙、蒋交往史料，认为这些结论有失偏颇。鉴于此，本文对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关系作简要述论。不妥之处，祈请专家指正。
蒋介石初次结识孙中山是1905年4月。《蒋介石年谱初稿》这样记载：1905年4月，蒋“东渡日本拟学习陆军，以例须由本国陆军部保送，乃改入清华学校。在东京结识陈其美，即因介往见总理于宫崎寅藏家中”①。1907年春，蒋介石经陈其美介绍，在东京加入同盟会。自此始，孙、蒋交往近20年。近20年间，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信任程度、任用状况，有个曲折发展过程，并非以“信任”、“重用”四字所概括。其变化状况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
1906年至1916年陈其美殉难前为第一阶段。这是孙中山对蒋介石初步了解并开始使用阶段。
1907年蒋加入同盟会后的六、七年间，与孙中山并没有什么直接交往，他主要跟随陈其美从事军事活动。陈其美与蒋介石关系甚密，结拜为义兄弟，情如手足。正如蒋介石在1916年所撰的《祭陈英士文》中所说的，“癸丑一役，败挫之余，从公往来，不离朝夕者，曾几何人？……而今而后，教我勖我，扶我爱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殆无其人矣”。②陈其美在辛亥前后，又是孙中山倚重的军事人才，孙把陈称为“民党不可多得之人，”把陈的殉难视为“失我长城”③。正由于孙陈、陈蒋三角特殊关系，蒋在二次革命后，成为国内第一个加入由孙、陈筹划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入党后即东渡日本，于1913年12月间获得了初次和孙中山单独会见的机会④。此次会见，使孙中山对蒋有直接了解，遂即开始使用蒋介石。次年6月，孙中山与陈其美派蒋赴哈尔滨，视察吉林、黑龙江两省革命形势，进行兵运工作⑤。此行虽无实际效果，但蒋在视察期间上书给在东京的孙中山，陈述欧战情势及今后反袁斗争方略，认为：“此次欧战时间延长一日，即袁贼之外交势力薄弱一日。范围扩大一部，即吾党之外交关系胜利之一步也。吾党应于此袁贼‘亲西排东’之失败内，乘势急进，机不可失”。据此，建议日后宜将革命根据地转移到浙江，伺机夺取南京、上海⑥。这是蒋首次在孙中山面前显露其军事谋略才能，孙中山对蒋的反袁斗争方略看法如何，无直接史料佐证，但从1915年孙中山派陈其美由日本返沪，令其任淞沪司令长官，策划上海地区的反袁斗争来看，至少能证明蒋与孙的反袁方略有相似之处。陈其美返沪不久，蒋回沪参与淞沪司令长官机关机务工作。
可见，此阶段孙中山因陈其美的关系开始了解并使用蒋介石；在初步了解使用过程中，孙中山意识到蒋介石是个善于谋略之人。
1916年6月至1920年10月为第二阶段。这是孙中山赏识蒋的军事谋略才能，并委以相应的“参谋”军职时期。
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殉难，孙中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军事人才。自此，孙中山除继续重用许崇智、朱执信、邓铿、居正等军事人才外，开始正式任用蒋介石。1916年6月，革命党人在山东建立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孙中山任居正为总令，蒋为参谋长。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委蒋介石以军事实职。不久，居正去职，司令由许崇智代理，蒋仍任参谋长。未几，东北军解散，蒋赴北京观察政局。东北军总司令变更，未能由蒋来代理，表明孙中山此时仅仅赏识蒋的谋略才能。
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9月，孙中山任蒋为大元帅府参军。其间，蒋向孙中山呈《对北军作战计划》。是年冬，陈炯明奉孙中山之命，拨所统率之粤军四营，成立第二支队，任命许崇智为该支队司令官。次年春二月，孙中山令蒋赴粤协助，陈任蒋为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任职后，蒋先后向孙中山呈《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不久，蒋辞职回沪，向孙中山报告了闽粤战况。蒋介石的上书与当面汇报战况，加深了孙中山对蒋介石军事谋略才能的了解。对于蒋介石的辞职，陈炯明竭力挽留，向蒋表示“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之一人”⑦，并致函表示：“现在诸事纷烦，非得人莫办，弟幕中有几人胜任，兄所深知，惟望早日回埔，共勷大计。”⑧孙中山考虑到南方军事斗争的需要，令蒋去漳州。回漳州后，因许崇智已升任第一军军长兼左翼指挥官，陈炯明即任蒋为第二支队司令官，率兵千人。至1919年10月，蒋因与陈炯明军事上的分歧，去职离漳回沪，并于25日离沪游历日本。
1920年10月，因许崇智请病假，陈炯明任蒋介石为粤军第二军前敌指挥官。但蒋因与陈在用兵方略上的分歧，不受此职。为此，孙中山致函蒋介石进行劝说。
综观这一阶段孙、蒋关系，笔者认为，孙中山对蒋的军事谋略才能是赏识的。《蒋介石年谱初稿》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1920年5月）某日，总理与日本友冈本理治坐谈，适公往谒，遽离席介绍之赞誉不绝口，其状尤难描摹。自是每见辄刮目相看，或密筹军略，或泛论时事及党务，或流连宴叙，待以宾礼。亲热有加矣。”⑨
这一记载出自经蒋亲自修订的《年谱》，未必全信，但这个时期孙中山用蒋介石的谋略之长，委以相应军职，是毋庸置疑的。
有论者认为此时期孙中山对蒋介石是信任和重用的，并以孙中山1920年10月29日《致蒋中正函》作为证据。其实这封信的要旨是劝告蒋介石顾全大局，服从陈炯明指挥，信中说了些信任他的话，目的还是在于要蒋顾全大局。不妨将此信全文移录于此：
“竞存（陈炯明─引者）此番回粤，实举全身力气，以为党为国。吾人亦不惜全力以为竞兄之助，同德同心，岂复寻常可拟？我望兑兄为民国元年之克强、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我所求者，惟期主义政策，与我一致，即我所谓服从三十年来共和主义，而岂若专制之君主，以言莫予违为得意耶？兄与英士共事最久，亦知我所以待英士矣。兄不妨以我之意思，尽告竞兄也。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失去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又过之。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然为党负重大之任责，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兄以为然耶否耶？”⑩
1920年10月至1922年6月陈炯明广州叛变前为第三阶段。这阶段，孙中山未委以任何军职，但又极力发挥蒋的谋略才能时期。蒋屡不接受孙中山电召，不免使孙中山对蒋感到失望。
孙中山认识到蒋“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因此，在近2年时间内，孙中山未授予实际军职，但，军事斗争的需要，孙中山屡屡令蒋到其身边去出谋划策，助一臂之力。如，1921年1月7日电催蒋：“援桂克日出师，请兄速来臂助。兄本见赴粤追随，勿再迟延为幸。”(11)3月29日致电蒋：“西征关系重要，一切须在事前筹划，兄来更速进行，幸即趣装。”(12)4月18日电催蒋：“军事紧急，昨已下动员令。汝为病新愈，非兄来计划助理一切不可，接电速来。”(13)6月23日又电蒋：“竞存、汝为赴前敌，军事吃紧，望即来粤，墨经从戎。”(14)7月20日、11月9日和12月23日，孙中山以“速来相助”、“速来臂助一切”、“一切仍俟兄来商榷”等电文催促蒋介石来协助。这些电文表明，孙中山虽在此阶段未委蒋相应军职，但他仍本着“人尽其才”的原则，希望利用和发挥蒋的谋略才能。但蒋的态度，难于使孙中山如愿。
在孙中山的一再催促下，蒋于1922年1月18日抵达桂林。抵桂后的蒋无心为孙参谋军事，2月19日蒋在给家人信上这样写道：“我在此地，心甚烦闷，恨不得立即回家享福，……我这一回，总算来得顶不好了，但是已经来了，再没有速即返家的法子，只得跟着孙先生，做一天算一天就是了。”(15)
4月中旬，孙中山觉察陈炯明有谋叛迹象，准陈炯明辞去粤军事总司令职。此时，孙更需要蒋在身边。然蒋一心想回宁波，并已由桂林抵广州。为此，孙中山于23日亲抵广州蒋介石行馆挽留，孙向蒋表示：“此时你若走，则我与汝为机能全失，人无灵魂，躯壳何用。”(16)蒋虽感其言，曾表踌躇，但终决计回甬。
自4月23日蒋离广州回甬至6月2日孙中山电催蒋回粤扶持危局的近40天内，除廖促恺、胡汉民、许崇智电催蒋回粤外，孙中山本人没有给蒋去过一电，可见，孙中山此时对蒋多少有些失望。
1922年6月陈炯明广州叛变至1923年8月令蒋率团赴苏俄考察前止为第四阶段。此阶段，孙中山既得益于蒋的臂助，又委以相应的军职。
蒋介石离粤后，陈炯明“盘居省城，逆命作乱”，事态日益紧张，孙中山于6月2日，电催蒋：“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17)与此同时，汪精卫、张继亦电催蒋来粤。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公开叛变。18日，孙中山再次电催蒋：“事紧急，盼速来。”(18)蒋接电后于25日离沪奔粤，29日，抵粤海，见孙中山于“永丰舰”。蒋介石的帮助，终使孙中山渡过了难关。
此事后不久，孙中山又开始委任蒋介石担任相应的军职。10月18日，孙中山令入闽各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许崇智为讨贼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任蒋介石为参谋长。然蒋任参谋长月余，即以“军事无进展”为由，离闽归家。孙中山即派廖促恺持手谕挽留，手谕说：“吾不能亲自来闽，而托兄以讨贼之任，兄何能遽萌退志如此？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总在能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乃能期于有成。若十日无进步，则不愿干，则直无事可成也。……故兄能代我在军中多持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故望兄为我而留，万勿以无进步而去。”(19)孙中山的挽留无法蒋的“退志”。
刚任蒋介石为参谋长不久即辞职，自然又使孙中山失望，故于1923年1月20日孙中山任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时，未任蒋介石参谋长之职。至2月3日组织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时，蒋介石与柏文蔚、吕超、黄大伟、蒋作宾、顾忠琛、朱霁青、路孝忱、叶荃、吴介璋、朱一鸣同时被孙中山任为委员。12日，蒋在给孙中山上书中表示他愿随从总理的想法。18日，孙中山任蒋为大本营参谋长，并电催蒋赴粤：“展、季二兄现时均有重要职务，须暂留沪及赴浙奉，此间须兄至切，万请速来，勿误。并已发表兄参谋长，军事枢机不可一日无人也。”(20)而蒋介石迟至4月20日才抵粤。6月17日，孙中山任蒋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但蒋到任后不到一个月，又以不能忍受“倾轧之祸”为由，于7月12日辞职经香港返回溪口。
1923年8月至1925年孙中山逝世为第五阶段。此阶段，孙中山已不再指望求蒋出谋划策来协助他的军事斗争，但孙中山从大局出发，仍给蒋新的任务。从这阶段发展总趋势来看，孙中山对蒋的信任感日益减少，更淡不上是重用。
蒋介石辞去大元帅行营参谋长后，孙中山决定让蒋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有论者以此作 为孙中山进一步信任和重用蒋的论据。笔者认为并不尽然。因为，一、考察苏俄，孙中山早在1919年时就打算派廖促恺、朱执信前往，后因廖另有重任，朱执信不幸殉难，此事便耽搁下来；二、国内革命形势发展急需要派人去苏俄考察，谁承担这一任务一时难于找到合适人选，而蒋介石早在1918年9、10月间曾向孙中山提出“游学欧美三年”的请求，因孙中山的不赞同而作罢。此时派一再辞职而难于合作的蒋介石赴苏联，既可解决了赴俄的人选问题，又可满足了蒋数年来的愿望，以调动其对革命事业的积极性。所以，蒋此次接受孙的任务，比以往接受任何一次任务都来得爽快。8月5日蒋奉孙意旨筹划此事，16日即率代表团离沪赴俄。
这里还得说明一下蒋赴苏俄考察的任务。有论者为论征孙对蒋一贯重用其军事才能，把考察任务说成是“政治、军事及党务”三项。其实，当时孙派代表团去苏俄考察的是“政治、党务”两项。蒋介石亲自修订的《年谱》明确写道：“8月5日，禀承总理意旨，约会苏俄代表马林及张继、汪兆铭、林业明等，筹组孙逸仙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政治及党务。”(21)
12月15日蒋介石离俄抵沪，随即转轮归甬。归甬后迟迟不赴粤向孙中山报告考察结果。孙中山为筹备国民党“一大”，急需借鉴苏俄经验，不得不于24日电催蒋赴粤，复陈使俄之命。电文曰：“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台意对于时局政局所有主张，皆非至粤面谈不可。”(22)将接电报后，拖至次年1月16日才抵粤。
蒋介石此际的所作所为，绝不会增加孙中山对蒋的信任感，更不会重用他。尽管目前没有孙中山批评蒋介石的史料来证明孙对蒋的不信任，但从1月20日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代表及选举出的中央领导组成成员来看，说孙中山此时信任和重用蒋介石，确属使人难于置信。我们知道，“一大”代表分孙中山指派和各省党部推选两类，孙中山没有“指派”蒋为代表，各省党部亦没有推选蒋为代表。对于刚刚赴到广州的蒋介石来说，连一张进入“一大”会场的“入场券”都没有取得，其内心显然是十分“悲伤”的。蒋连“代表”都不是，更不要说当中央领导机构的“委员”了。蒋介石亲自修订的《年谱》中为了说明“一大”时期孙中山是重用蒋介石的，无中生有地说“一大”上通过了“开办军官学校”、“创立党军”(23)等重要议案。这一无史实依据的记载，恰从另一侧面证明蒋亦意识到此际已失去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
“一大”开幕后的第五天孙中山派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2月3日，孙中山又任命蒋为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会委员。蒋深知这些差使在孙中山整个事业中的地位，便于2月21日以“经费无着落”为由辞去军校筹备委员之职。对于蒋这次辞职，孙中山再不像以往以“乞求”的口气挽留，而是以严厉的口气令其执行命令。2月23日孙致蒋中正函中说：“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艰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24)29日，孙致电蒋：“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25)
对于蒋介石不服从命令的做法，目前虽无史料证明孙中山对他直接的公开批评，但从孙中山于1924年3月10日在广州对东路讨贼军的演说中热情赞扬讨贼军总司令许崇智的事实，即可反映对蒋介石的不信任。孙说：“许崇智是革命党，照道理讲，所带的部下自然应该是革命军。而且许崇智向来很听本大元帅的话，绝对服从本大元帅的命令。”(26)
自1924年5月孙中山任蒋为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职后，至孙中山北上逝世止，孙再也没有任蒋更高的军事实职了。仅于7月7日令蒋兼长洲要塞司令、10月11日，孙特派蒋与许崇智、廖促恺、汪精卫、陈友仁、潭平山同为革命军委员会全权的委员，孙北上前2天，令新军改称党军，仅任蒋为军事秘书。至于蒋出任党军司令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职都是孙中山逝世后的事。
写到这里，有一个史实必须辨明，即孙中山临终时口中是否直呼“介石”。日人古屋奎二所著的《蒋介石秘录》有声有色地描述这一情节。据查，孙中山临终时直呼“介石”一说，史料出自蒋介石亲自修订的《年谱》中。原载说：“（1925年5月）8日，汪兆铭偕其夫人陈璧君来潮［新自北京回］，访公于湖轩，述‘总理病瞀中，犹以徽息呼介石，绵惙不已。’”(27)
我以为如确有此事，表明孙中山至临终时还是相当相信、并希望日后国民党中央应重用蒋。但参考对比其他材料，出入很大。据当年奉侍在孙中山病床边的李荣所撰《总理病逝前后》称：“（3月11月）至晚八时三十分钟止，（孙）绝终语不及私。十二日晨一时，即噤口不能言。四时三十分，仅呼‘达龄’的一声，六时三十分又呼‘精卫’一声，延至上午九时三十分，一代伟人，竟撤手尘寰，魂归天国。”(28)比较两则史料，后者可信，因为，一，李荣为孙病床前侍卫，寸步不离，所述真实性大；二，孙中山临终前口中呼夫人“达龄”、呼在身旁的“精卫”，符合常情。故由蒋介石亲自修订的《年谱》中的史料不足为信。
综上所述，孙中山与蒋介石近20年的交往中，孙中山对蒋介石的军事谋略才能是赏识的，孙本着“人尽其才”的用人原则，委任蒋担任相应的军职；尤其在陈炯明叛变以后，孙中山任蒋为大本营参谋长、大元帅行营参谋长等职，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孙对蒋的信作和重用，但这种信任和重用仍以“人尽其才”为原则；自1923年8月起，孙对蒋逐渐失去信任感，但孙从大局出发，从爱护、团结蒋介石出发，续继任蒋以相应职务；孙中山北上以后至逝世的近4个月时间内，未给蒋介石任何指令和信函，足以表明孙蒋交往的后期，孙中山已丧失了对蒋的信任感，由此可见，笼统地说孙中山信任和重用蒋介石是不符合史实的。这一点，连标谤是孙中山“忠实信徒”的蒋介石自己后来也说过：“我是21岁入党的；直到27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的对我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却亦不曾特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我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我开始入党，至但任党的中央委员，这中间差不多相距了20年之久……”(29)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信任和任用变化情况是如此。那么，蒋介石对孙中山的基本态度是否如不少论者所概括的，是“耍两面派”呢？窃以为不可。所谓“两面派”者，即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是也。从蒋、孙交往全部过程来看，蒋对孙的基本态度是：
首先，崇敬孙中山，跟随孙中山是蒋对孙态度的主流。蒋介石自1907年加入同盟会后，比较热心追随孙中山。他对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功绩是信服的，加上民族传统思想中尊奉政治权威的政治心理的制约，蒋真诚地把孙中山作为国民党最高领袖来崇敬。正由于此，在反对清延和北洋政府的军事斗争中，蒋基本上站在孙中山一边；也正由于此，孙中山才屡屡委予相应的职位。蒋崇敬孙中山，在蒋公开言论中不少，公开言论不排斥蒋出自某种政治需要，但蒋在处理家事和非公开场合的言论比较真实反映其内心世界。如1921年11月蒋母死去后，蒋连日处理家务，与妻毛氏、妾姚氏宣布脱离家庭关系，析定二公子家产，并条示二公子称：“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再有波累。”(30)又如，1923年间因与党内其他要人意见不合，常返故里。蒋在家尝谓：“除中师外，诚意待我者，屈指为谁。”又谓“人世间仅一中师可亲，此外则家中小孩子，余皆厌物也。”(31)
在蒋对孙基本态度的评价上，有论者认为蒋介石在军校讲话中曾说到军人“不是跟到一个人”，是在反对孙中山。我以为这是牵强附会的评论。蒋的这句话是在1924年6月24日给军校学生作题为“革命军人不能盲从官长”讲话中提到的。在讲这句的前面，他说到“十三年来，中国的军人被袁世凯辈弄坏了，他们专用金钱来收买军人，军人变为他们个人的利器，专供他们做家狗”；讲到陈炯明这样的“官长权限一大，便可卖党卖国”，接着蒋说：“我们是为求国家独立、社会进步而来革命的，决不是跟到一个人，或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的。如其跟到一个人，或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那就不能叫做革命，那就是叫做盲从，那就叫做私党，那就叫做他人的奴才走狗了。”(32)显然，蒋的讲话是围绕“革命军人不能盲从官长”这个主题发挥的，发挥的思想是无可非议的。如说这个讲话是否针对孙中山，那要看这个时期蒋其他演讲中对孙中山的基本态度。蒋在此讲话后第五天在军校又作演说，这演说中他说：“我们的总理孙先生，学问、道德思想都是和列宁一样。”(33)7月24日蒋在军校演讲强调：“我们总理这十几年所讲的话，都是精切平实，句句可以应用的，他是以心理、统计、社会伦理、哲学逻辑、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学问为根据，再拿中国的风俗习惯、历史法度以及各种的情形为中心，而参考各种的科学，斟酌损益，方能得到这切实的三民主义。我们大家的思想行动，如果都能以他的主义为中心，不但是于本党于国家有益，而且于我们自己的学问，可以少用几十年的研究工夫，就同多长命几十年的一样。”(34)可见，抓住革命军人“决不是跟到一个人”这句话，“上纲”为蒋反对孙中山，是不符合蒋当时对孙中山的基本态度的。
其次，最能反映蒋介石对孙中山的基本态度是蒋对孙安排的工作是否乐意接受、认真完成。这一点，蒋介石做得很差的。对于孙中山及其他军事长官安排的职务，动辄辞职，甚至在未获准辞时拂袖而去。据不完全统计，自1918年7月蒋职粤军总司令作战科主任起，致1924年9月向中执会辞军校校长职的6年多时间中，先后辞而复职共14次之多。动辄辞职，显然是不服从孙中山领导的表现，但这并不是两面派手法。蒋之所以如此对待孙中山及其他军事长官安排的工作，有不满意职位低微的原因，也有玩弄“以退为进”的政治权术，但主要原因正如蒋介石1923年自我剖析的：“自省过去的愆尤，为人所鄙薄者，乃在戏语太多；为人所妒嫉者，乃在骄气太盛，而其病根皆起于轻浮二字。”(35)亦即孙中山所分析的“性刚而嫉俗过甚”。
第三，蒋介石对孙中山的私人情谊方面的突出例子要算陈炯明叛变时蒋介石的挺身而出。在陈叛变前，蒋与陈的政治倾向有一致之处。1922年4月20日，孙中山准陈炯明辞去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省长之职，蒋介石准备找孙为陈说情，“设法补救”。蒋“设法补救”不成时，遂于孙中山准陈辞职的第四天亦辞职离广州返沪。蒋在离广州的轮船上写信给陈炯明，信中说道：“中正与吾公（陈炯明─引者）共同患难，已非一日，千里咫尺，声气相通。”(36)这表明对陈炯明的同情。然而，6月18日，当蒋介石接到孙中山“事紧急，盼速来”的电报，知道陈炯明叛变后，立即于20日离宁波赴粤，抵粤后即冒险登上永丰舰。这是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电报后行动最神速的一次。蒋介石在陈叛变前同情陈，在陈叛变时立即站在孙中山一边。这种转变，主要是蒋对孙私人情谊在起作用。有论者认为蒋在陈炯明叛变时站到孙中山一边是“投机”，是骗取孙的“信任”。我认为，这种评说是没有史料依据的。对于蒋介石的这一举动，孙中山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中肯定道：“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37)这显然不能看作为耍两面派。它直接影响着孙中山对蒋的信任程度和任用。
关于蒋介石对孙中山的基本态度要作具体分析。有情谊方面的因素；蒋对孙中山安排的职位屡辞屡复，有嫌职位低下，不愿受制于人的原因，到后来有玩弄“以退为进”权术，但主要的原因如孙中山对蒋所批评的“性刚而嫉俗过甚”。
综观孙中山与蒋介石的交往历史，我们认为，孙中山对蒋介石有了解、信任到丧失信任感的发展过程；孙中山因军事斗争的需要，本着“人尽其才”的用人原则，给蒋安排相应的职位。蒋对孙中山安排的职位屡屡辞职，主要原因在于他“性刚而嫉俗过甚”，正由于这方面原因，他使孙中山逐渐失去了信任感，不能重用。由此，我们认为，蒋介石以后的发迹原因绝不是孙中山对蒋的信任和重用，而是孙中山北上后尤其是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等国民党要员们对他的重用和支持。
注释：
①⑤⑦⑧⑨(15)(16)(20)(21)(23)(27)(30)(31)(32)(33)(34)(35)(3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1、30、31、41、80、84、119、129、153、352、74～75、146、205～206、204、218～219、146、85页。
②《蒋总统集》第二册，台北1968年版，第2595页。
③《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289页。
④⑥《蒋介石秘录》第二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33页。
⑩⑩(12)(13)(14)《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379～380、452、484、548页。
(17)(18)(19)(37)《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42、152、616～617、571页。
(22)《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552页。
(24)(25)(26)《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507、526、566页。
(28)《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50页。
(29)蒋介石：《我们的复国的精神志节和国民的目标方略》（196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