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真实：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的基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基点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当代论文,真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8）04－0012－06
范式的转换、建构与创新是从总体上反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观，有效地拓展研究领域、从实质上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范式转换意味着哲学形态等的深刻变革，而其实质则是寻索并确立与历史和时代相适应的新的哲学主题。显然，廓清我们时代的性质和问题，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研究的第一步。我们所处的当今时代，是一个“公共性”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广为流布的时代，反思性批判与澄明影响和制约人类存在及活动的各种“公共性问题”，构成了这一时代人类精神文化的内在特质。
公共性追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有之义。澄明新全球化时代人类合理性生存与实践基础上的公共性思维、立场和理想信念，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变革的内核所在。“公共性真实”作为这一哲学新范式的主题向度和基点，表明其当代形态只能是“公共哲学”。立足此一带有前瞻性、引导性功能的新范式，既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地整合既有的多种范式，同时也可为21世纪中国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以及实现“总体的人的生成”的目标，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模式和根据。
一、“极限真实”之传统范式确定方式与主题性话语反思：合理性诉求以及弊端和缺陷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界在对传统的、带有浓厚“实体论—知识论哲学”色彩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形态进行全面反思的过程中，作为创造性探索的结果，逐渐形成了多种解释范式，较有代表性的有：人学范式、实践哲学（含实践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以及实践解释学等在内）范式、生存哲学范式、生活哲学范式、文化哲学范式、价值哲学范式、社会哲学范式、交往哲学范式、类哲学（人类学）范式以及辩证的历史现象学范式。这其中的每一种范式，对应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新形态”，都被认为是这一哲学应关注的核心主题。显然，这是一种按照“极限真实”的思维方式确立范式的方法。这其中的每一种范式都带有建构体系式的“全息思维”、“全景观照”的特点，都是自洽、自足的，都被认为是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当然逻辑起点、核心主题、对象，“真正”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性质，反映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和功能。
就诸种单一“范式”的选择、发现、创立和使用者的本意而言，各种“范式”的持有者似乎一直都坚定而理所当然地认为，各个不同的范式，在带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繁荣景象的同时，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象。正因为这一点，各种范式均被这一中国式学术共同体内的学者认定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理论创新”。今天看来，这一简单、质朴的论断，多多少少带有一些一相情愿的意思。如果从一个更宽广的时空界域和长时段的历史性尺度来审视，上述结论则会大打折扣。
如果说范式犹如奎因所说是一种“本体论承诺”，那么，范式的并存和多样无可厚非。它本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解释的常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可能形式，同时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的必然逻辑，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按照阿尔都塞所赞同的说法，哲学最常见的表达方式之一乃是“从现存的哲学那里借用一些哲学的说法，这些说法在他的自发哲学内部发挥着功能。就这些说法是从现存的哲学那里借来的而言，它们需要由那些哲学来说明。”[1](P116) 可见，借鉴或使用一种近似的“范式话语”很容易，但这并非范式问题探讨的关键。而且各种看似“相异”的范式一旦被画地为牢，人为地“学派”化，很容易造成（公正的评价者缺位的情况下）本是“同室操戈”，却争得面红耳赤的尴尬局面。
客观地讲，上述几种范式的产生，不是哲学工作者与现实隔绝在书斋中苦思冥想的产物，而是有着中国社会变革现实的背景支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勇于直面社会现实、对时代精神把握和阐释的结果。上述几种范式的形成，无一例外都是对当代中国转型实践历程中许多重大的时代性“真问题”努力解答的结果，在启迪全体国民的心智、提升其生存境界中起到了多方面的作用。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在走进“真的现实”、“真的生活”中显示了其巨大的生命力，在中国现实中并通过中国现实真正“实现”了自我。
另外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普遍指认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意义上，几种范式之间并没有实质性或者根本性的冲突，是完全可以“通约”和“互释”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内在的主题性向度所做的“一体多元”的解释。说得更直白一些，它们只是开启了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实践性理解中本已内蕴着的“人学的”、“文化的”、“生存论的”、“交往论的”诸方面而已。这样一来，准确地讲，上述几种范式并不具有“科学发现论”的意义，而只是对马克思哲学所开创的本有范式的一种继承、运用、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中的最大难题，恰恰是要避免简单“还原”和“回归”。
研究范式及表现形态的多样，体现的是言说主题的凌乱，以及我们创设新的研究范式之理论自信的不足，也充分说明，我们实际上一直在平面而非纵深的意义上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多的情况下，我们所使用的大多是“理想性范式”（以对人及社会进行理想构想为重要研究内容）或单纯的“问题范式”（以对人类所面临的诸多深层的生存问题为基础，以呈现问题、反思问题为重要研究内容），尚未达到“规律范式”（以对人的存在的本质、社会存在与历史发展的逻辑的揭示为其重要研究内容）。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有范式内蕴的挖掘、把握，以及由此所体现出来的对这一问题的“视点深度”及“深度视点”还远远不够。
二、思入实践—人文的“公共性真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的主题向度选择及价值真蕴
“公共性”之思构成了西方哲学文化系谱的主题性和主导性内容。哲学的思考基于伽达默尔所谓的“公有现实”——指人们的实践活动创造的、我们每个人都共有的生活现实，即它“指一种最内在的理解的、最深层地共有的，由我们所有人分享的信念、价值、习俗、习惯，是构成我们生活体系的一切概念细节之总和。”有学者据此认为，“公有现实”是哲学的起点和归宿，“正是它决定了哲学具有追求‘公共性’的本性”[2]。
那么，公共性追求的思维逻辑演进到马克思时代，经典作家对之做了哪些革命性的改造、为之增添了哪些新的内容呢？公共性的话语和言说方式表明，同历史上的任何哲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是一种“公共哲学”（至少包含两层意思：“公共的哲学”和“公共性的哲学”），这一论断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从对象、性质、主题、特点和功能等方面，都不能归结为某一种或某几种具体的东西，如“物质”、“实践”、“人”、“文化”、“价值”、“交往”、“生存”等，这样定位的结果，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思维变革方面的高度的无意识降格。
当然，从理论建构的意义上，上述几种范式也可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澄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共性”本性和实质方面所作的一种趋近性的积极努力，从各个不同的层面接触到了马克思公共哲学范式的应有内涵。具体说来，从公共性的理论视野出发，所谓“实践”、“人”、“文化”、“价值”、“交往”、“生存”等原来标志马克思哲学本质特征的概念，都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公共哲学体系逻辑的有机环节和组成部分，如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在本质上只能是为马克思所理解和规定的“公共性的实践”，而其他概念如“人”、“文化”、“价值”、“交往”、“生存”等，则分别转换为马克思哲学所理解的“公共性品质的人”、“公共性文化”、“公共价值”等。
欧洲思想史的历史考察和内在逻辑演进的历程表明，马克思的哲学是人类思想史上迄今为止最纯然和最彻底意义上的有关公共性真实理论的科学体系，这一点从根本上制导着经典作家的“思想立场”以及哲学范式转换与变革的路径选择。立足经典作家的一贯思想，我们可以概括出其公共性理论体系逻辑与基本图式：立足人类自主创造、自为拥有的公共性实践（体现的是人类劳动的审美性），确立最大公无私的同时又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无产阶级的立场（社会进步）、人类解放的向度、以最普遍的公正为首要价值的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共享）、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公共价值指向（共生）。
上述结论的得出，是以马克思时代的历史场景和思想逻辑为根据的。那么，马克思时代的人类所面临的“公共性真实”的实质性内容究竟是什么呢？日本当代哲学家广松涉在探讨“马克思眼中的哲学”这一问题时，提出了一个“基本构图”的概念，认为这是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最根本的立场”。何谓“基本构图”？广松涉指出，在马克思看来，“那就是人的‘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这一句。马克思在这句后面还接着写到：‘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3](P190、191—192) 他的意思很清楚，马克思的哲学就其形态学意义而言，只能是一种现实批判的社会—历史公共哲学。“对马克思来说，只要那是批判的叙述—叙述的批判这样的理论体系，就可以说形成了以下的构图，即那是现行的世界的‘既是批判，同时也是体系的论述’；是对世界的被媒介性的本体构造的为我化的理解；其自身是对‘读者’的‘呼唤’；在盖然地兴起作为社会存在者的无产阶级的实践这一点上，能够成为的‘实践的哲学’；在该时间这样的显示的‘批判’中，是实现自我扬弃—自我实现的东西。”[3](P262—263)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表明，马克思的哲学在强调哲学关怀的“现实的感性的”转向以后，致力于开显一个“公共性真实的世界”，新哲学正是在这一理想的基础之上确立自己的范式的。照此说来，广松涉的理解，应该说基本切中了马克思哲学范式转换、变革与创新的实质：仅有理性哲学内部思维方式的变革是远远不够的，新哲学的范式是关涉“世界总体”的公共性真实的立场，是一种在新世界的真正主体生成中，建立在“自由人联合体”畅想基础上的生存与生活的实践整体性——新的历史理性的诉求。
当马克思力图按照历史和实践的公共性真实确立自己的哲学观时，这无疑是一个需要巨大理论勇气的分量沉重的许诺。按照马克思“公共性真实的世界”不是纯粹理性考量的结果，这一性质的世界只能是对由一切劳动阶级为主体参与创造并实际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批判、改造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作为新的“公共世界”的创造主体和未来世界的代表，恰恰生活在一种完全“私人性”或“私人化了”的资产阶级世界中，一个被异化了的世界中。这个世界的主体是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所理解和推崇的“公共性”——按照所谓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建立的世界，是资产阶级的哲学、政治—法律、伦理—道德、艺术、宗教等的神圣性。
那么，“公共性真实”在何种意义上，以何种方式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范式或范式转换的基点？“公共性真实”是否有充分的理论资质充当这种范式？范式的内涵性质是诠释的，范式具有形上图式、意趣信念、概念体系、共有心理、名词术语、实验技术等，作为科学共同体的所有物是历史的产物，植根于文化和历史中，是“现代研究者从他们的直接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4](P246)。范式的使用表明，任何一种研究范式都是主体性选择和认定的结果。从使马克思哲学思维成为可能的整个欧洲思想史的背景来看，马克思需要检视和解答的思想史的时代主题是：何种公共性？谁之公共性？为谁之公共性？马克思哲学所追求和澄明的是一种实践的、文化的、价值的公共性真实的“现实生活世界”，公共性思维形态是哲学发展到马克思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这一点隐含在马克思思想的深处，并内在地构成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基本目标。虽然从形式上看，在马克思以前及其同时代，包括马克思留下的所有文本中，找不到任何“公共性”的词语，马克思更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声称及暗示他的哲学思维是所谓“公共性思维”。
马克思是从三个方面展开其哲学批判与解构的，一是对宗教神学；二是对以往的一切旧哲学；三是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结构。这种批判的目的和指向非常明确，在马克思看来，西方社会自古希腊以来所建立的作为建制性的“公共领域”及“私人领域”，均已成了一个问题丛生的领域，业已丧失其原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尤其是到了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它已变成了法国当代哲学家居伊·德波所谓的“景观社会”。德波指出：“经济统治社会生活的第一个阶段，使人们实现了从存在向占有的明显堕落——人类实现的不再是等同于他们的之所是，而是他们之所占有。目前这个阶段则是经济积累的结果完全占据了社会生活，并进而导向了从占有向显现的普遍转向，由此，一切实际的‘占有’现在都必须来自其直接名望和表象的最终功能。同时，一切个体现实都已变成为社会现实，在这一意义上，个体现实直接依赖于社会力量并受社会力量完全塑型。”[5] 张一兵对此的解读是，在德波看来，“景观是生活的具体颠倒……其本质是影像编织成的被隔离的‘虚假世界’”，用德波的话说：“现实显现于景观，景观就是现实。这种彼此的异化乃是现存社会支撑与本质。”[5]
马克思以前的哲学是“非、反、去实践公共性真实”的，也就是说，社会公共生活的本来面目被肆意歪曲，变成了一个完全按照个别阶级狭隘的“私人意志”和目的，为了他们的利益及其所理解的幸福生活目标所建立起来的纯粹“私密化了”的“私人生活”世界。历史赋予此一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任务同样是双重的：立足新的“文化公共性”理念，在重建“公共领域”的同时规范“私人领域”，致力于一个实践的、人文的“公共性真实”的理论创制。马克思的哲学致力于确立一种全面的新人的形象：现实的历史和社会关系世界中的实践性的主体。马克思以思想家的真诚和作为无产阶级代言人的坦荡，勇敢地应对了这一挑战。他所做的工作是卓越而有成效的，既是批判性的，同时又是建设性的。经典作家这方面的论述非常丰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东西”与“非人的东西”这对孪生的价值判断，表达了自己的理论志向和立场：“所谓‘非人的东西’同‘人的东西’一样，也是现代关系的产物；这种‘非人的东西’是现代关系的否定面，它是没有任何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作为基础的反抗，是对建立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统治关系以及跟这种关系相适应的满足需要的方式的反抗。”[6](P507)
在哲学范式的演进史上，确立实践基础上“公共性真实”的思维立场，是一场深刻的、带有根本颠覆性的理论变革，其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马克思的公共哲学以其特有的方式，有效地解决了“知识的公共性”问题，确立了“实践公共性思维”的立场。在马克思以前或马克思同时代，西方思想界主流的哲学思维范式有两种：理性主义的与人本主义的。前者偏于知识论的兴趣，后者侧重于对主体论的理解。从致思理路上讲，实体性知识论哲学和主体论哲学总是以追求知识的方式探索终极实在的，对知识总是提出普遍必然性要求，这实际上蕴涵了公共性是知识的必要维度的主张。不过，这两种哲学囿于理论哲学的理路，在对知识的普遍必然性进行说明时，总是诉诸所谓的理性根源或先验自我，坚持一种绝对主义的立场。在它们那里，知识的普遍性必然是外在于人的或先验的，从而是虚幻的。当然也就不能有效地应对怀疑论的责难与挑战，只好不断改变理论方式来增强对知识确定性的辩护功能。而现代西方哲学，不仅放弃了知识之理性根源或先验自我根据，而且还离开主客体间关系的中介作用来对知识的可传达性、可验证性进行说明，结果走向了相对主义。
马克思的现代实践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不仅可以避免相对主义，而且有助于实现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知识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辩证统一。“既然主体间性是实践不可或缺的维度，而知识又是关于人类实践的知识，因而我们可以说正是实践的主体间性决定了知识的公共性。”[7](P144)
其次，由马克思哲学所具有的“改变世界”的实践性质所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范式，不仅具有纯粹理论的意义，同时还具有独特的、为以往的哲学所不具备的对于现实的直接理性观照和批判性反思立场。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范式转换是“革命性”和“根本性”的。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反对一切本体论哲学的历史辩证法，“正像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经典语境主要不是批判近代的认识论而是古典人本主义，哲学范式的主要转换领域不是个人的生存问题而是历史辩证法一样，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导语境也不是认识论科学、生存伦理、价值哲学，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批判问题，所以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仍然是社会历史辩证法。”[8]
我们认为，此论基本抓住了马克思哲学范式革命的实质。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马克思新哲学范式的确立与其“新哲学的实现观”具有一种实质上的同构关系。经典作家以坦荡襟怀和大公无私的品格审视以往的旧哲学，确立了一种面向现实的、感性的“人的生存与生活世界”的实践—价值论新哲学，从而开拓了哲学思维的新领域，提升了哲学思维的境界，向整个西方哲学界贡献了有别于“理性公共性真实”一种的“实践的公共性真实”。据此可以说，在走进实践的、历史的、文化—价值的“公共性真实”中超越旧哲学所追求的抽象的“理性公共性真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范式生成的全新基点和内在根据。而所谓“理性公共性真实”，是柏拉图以来西方思想家的宏伟抱负，尤其自“康德以降，就是知识的问题成为最重要的问题。哲学家企图建立一个知识性的宇宙，也就是透过知识来了解宇宙”[9](P71)，此即所谓“现代性文化”努力。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哲学演进历程中的一个新阶段，这种哲学拥有其独特的研究范式；如果我们坚持范式的反思与寻索认定的过程必须保持一种“公共性真实”的信念的话，那么不难发现，我们以往在确定马克思哲学范式时，选取的仅仅是一种“事实性认同”的方式，即几种范式的选择和运用不过是对既有的或曾经有过的旧范式的认同，这是一种静态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现实和文化价值的方式。
三、新全球化时代“公共性真实”图景的实践性创构：马克思公共哲学观念与公共生活的合理模型
刚刚过去的20世纪哲学隐含着一个重大主题：面对处于现代性裂变与转型中的人和社会，哲学如何实现自身范式的转变？西方哲学自20世纪一开始，高呼“重估一切价值”、“反叛黑格尔”、“拒斥形而上学”。这是一个意欲从根本上反叛、消解和颠覆传统的哲学范式，自觉地塑造自身基本特性的世纪。从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摧毁”、罗蒂的“哲学的终结”、福柯的“人之死”、德里达“在场形而上学的解构”到鲍德里亚和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列维纳“超验的毁灭”，等等，都是力图“终结旧哲学”，探求“真正的哲学之思”的不懈努力。
就哲学是对人类文化与文明母题之理性澄明和反思性分析批判活动而言，任何一个时代的哲学思考，都必然是基于“公共性”问题的公共哲学思考。有学者指出：“哲学的‘真实’表达的是人对‘世界’的整体‘真实’的诉说，又是对人的全面‘真实’的追求。”“历史上关于‘真实’的探讨，都是对人在分化世界的过程中将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二元对立化的理论描述。……人对‘真实’的寻求就是对自身本性的理论观照与悟解，就是人的内在本性在历史中展开的辩证法。人追求‘真实’不是其表现的结果，而是其表现展开的前提。而这种由现存活动到实现‘真实’的冲突，乃是人本性自身中的冲突体现。正是这种冲突使人成为自我批判的主体。”可见，如果从历史的辩证角度分析“真实”的话，哲学的“真实”含义就是指人在自身的实践活动基础上以反思批判的方式为其生活的整体性提供的意义根据。因为，“实践的总体性、人性的全面性必然提出要面对生活整体性以确定意义的客观要求。生活的整体性意义的确立，又是适应在实践基础上人性全面发展的需要的。”[10]
当今时代被称为“真实复兴”的时代。真实在当代的复兴，从本质上论述就是“整体性”、“有机性”文化观念的复兴。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查伦·斯普瑞特奈可在《真实之复兴》一书中指出了当代哲学努力的正确方向：真实之复兴——超越现代性。他认为，现代人应该重新理解并追求“真实”。而所谓“真实”则是用系统的、生态的、差异的、联系的、动态的、非线性的观点来看待周围的一切，“真实”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认知的身体、创造性的宇宙和复杂的地方观念。”[11](P4) “所谓‘身体’，我指的是统一的身心；所谓‘自然’，我指的不是科学上的理论体系或文化中所感知到的胁迫恐惧，而是我们的物理环境，它与我们的身体密不可分；所谓‘地方’，我指的是生物区域，社区和个人得以舒展的物理场所。”[11](P5) “我们正要去抓住的是这样一种认识：假如真实之深厚的关系本性得到尊重，那么，身体、自然和地方就将成为智慧和活力的源泉，而不是现代性意识形态所认为的‘限制’。”真实复兴的意义在于承认，“我们被包含和嵌入在了一个动态的环境中，它是由物理关系和物理过程构成的，是一种真实的统一体。这种统一体曾受到强健的个人和支离破碎的‘同一性政治学’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否定。”然而，“关系和过程对我们的存在具有决定的而非偶然的意义，机械地否定这一点，会把我们带入现时代这样一个境地，其中似乎只有分离才是真实的。当然，差异是真实的，但各式各样的统一体和相互联系也是真实的。”[11](P9)
在我们这个时代，真实性存在的意涵实际上正在转化为“公共性存在”，公共性（关系性、合作性、价值共享性、宽容性、和谐性、博弈性等）是现代人存在的真实和真切的景况。倾听我们这个时代“公共性的声音”，体验并领悟“公共性问题”存在的真谛，走进公共性、思入公共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其“改变世界”功能，实现自身形态变迁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谋求并努力争取“公共性存在”的合理性、核心性和正当性，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哲学—文化精神的核心和主题。但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需要普遍的实践的、真实的“公共性人道关怀”，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公共性思维智慧”，并按照这一哲学的基本原则确立合理的“公共性的生活规范”，获得一种“公共性的真理和生活意义”指导。
其次，公共性是生存本位的时代类群主体公共生活的真实。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身处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公民社会”的公共生活场景。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场规模宏大的人类公共性实践正在全球社会真切地发生着，客观上使得“生存的公共性”或曰“公共性生存”作为一种永恒的理想，作为人类对本真性生存样态的追求，在我们这个时代日益凸显其强势文化意义。
“公共性生存”是相对于“私人性生存”而言的，一方面，就“私人性生存”的哲学基础而言，它推崇的是理性同一性的“公共哲学信念”。“按照这种真理观，公共生活的‘公共性’之成为可能，是因为存在着一个普遍性、同一性和超历史的‘真理’，以它为纽带，个人私人的‘片面性’和‘离心性’将会超越并与他人融为一体。公共生活的统一性因此得以实现。”[12] 另一方面，就其现实的合理性的前提来看，则是财产私有制中个人私欲的满足，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纯粹私人利益之间的较量和冲突，所造就的是个体“占有性人格结构”。“资产阶级的麻烦在于，它到处摧毁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的各种可能性。它培育人，其实是强制了每个人的自我发展；但人们却只能有局限地扭曲地发展自己。”[13](P124) 这样一种生存情境与生活场景，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超越”了个体与社会公共生活的现实依赖关系，但就实质而言，仅仅只是无视公共生活范式的“情感性表现”以及用私人生活替代或僭越公共生活的结果而已。
“公共性生存”的基本价值理念是建立在主体际之充分的信任、理解、宽容、平等、合作的基础之上，在一个文化多元与价值差异的时代，“公共性共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其实质是要求类群生活中的个体用一种交互主体性基础上的“他者”（亦可翻译为“他在”、“他异性”等）看待不同的实践的、文化—价值、传统、宗教、民族—国家性个人、组织和群体存在的权利、生存、生活的模式等。当今世界的许多思想家都在为此一理想的达成做着不懈的知识上的努力，如阿伦特的“公共世界”、哈贝马斯的“交流理性”、罗尔斯的“重叠共识”以及包括查尔斯·泰勒等许多著名“社群主义”者对“自由主义者”的反思性批判等，都是这方面努力的一种体现。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范式的当代主题，旨在确立具有公共精神和“世界公民人格”及相应的精神气质的人类生活主体。公共性范式的主题性选择表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从根本上关注人类的各种真实的急迫的“公共性问题”，以造就“真实的人”。
［收稿日期］2008－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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