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离与被疏离——论鲁迅与左联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054（2006）01—0071—09
鲁迅加入左联的心理动机是真诚而坚定的。早在革命文学论争之前，他就有和创造社联合的愿望，当他还在广州时，创造社为了发表《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这份后来在《洪水》杂志上发表的宣言，是为了声讨在上海总罢工中支持军阀孙传芳屠杀工友的罪行的，当时与郭沫若、郁达夫并称为创造社“三驾马车”的成仿吾介绍何畏前往邀请鲁迅签名，鲁迅二话没说就签了名，其他的签名人还有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郑伯奇、何畏、王独清、成仿吾，可以看出来，鲁迅是唯一一个非创造社成员的签名者，可见鲁迅当时与创造社关系之密切。在应郭沫若之邀南下广州就任中山大学教职之前，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他也表达了他与创造社联合的愿望：“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成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①(P191) 所以当南昌起义失败后秘密来沪的创造社中坚人物郭沫若委托蒋光慈、郑伯奇、段可情三人前往拜访鲁迅，并向他表达与之联合的愿望时，鲁迅欣然同意了。并力主恢复创造社原来的刊物《创造周报》作为大家共同的园地。1927年12月3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创造周报》“复活预告”， 其中公布了三十人的“撰述员名单”，由鲁迅领衔，其中包括了“麦克昂”（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蒋光慈等人。但是当时成仿吾还在日本，与之一起在日本留学的所谓少壮派冯乃超、朱镜我、彭康、李初梨等人要求在文艺上更鲜明的举起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的旗帜，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性和战斗性，成仿吾回国以后，坚决反对恢复《创造周报》，认为其使命已经结束，而主张重新办一个刊物，取名《文化批判》，认为这个刊物要带有更强的战斗气息。而对于与鲁迅的联合，他们表现也相当冷淡。郭沫若处在这“日本的火与上海的水”之间的矛盾中，为了不致使创造社破裂，终于退让了，郭沫若本人也因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秘密逃亡日本。
郭沫若的退让不仅使他与鲁迅的合作最终破产，而且，还导致了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鲁迅与后期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激烈论争，这不是一场正常的文学论争，李何林先生后来对此有过十分中肯的评述：“无论是创造社对鲁迅一班人（所谓‘语丝派’），或太阳社对创造社，在文章中大半是闲话多于理论，文学的论争变成了人身的攻击。虽然在‘革命文学’以至‘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上也渐有展开，但是一九二八年的‘文艺论战’不能不说是有许多笔墨是浪费了的。”②(P39) 至于创造社，太阳社诸君对鲁迅的毫无根据的、带人身侮辱式的攻击，这里就不再赘述。这里想指出的是，当中共中央做出创造社和太阳社两个社团的所有刊物一律停止对鲁迅的批评、即使鲁迅有文章也不要反驳的指示后，鲁迅对与左翼作家联合的态度。鲁迅当时十分大度地接受了道歉，认为“他们的心是好的，只是态度不对。”③ 并且，当冯雪峰在上海景云里鲁迅寓所向他通报拟成立左联的情况时，鲁迅特地强调了“左翼”二字还是用的好，因为这样可以使旗帜更加鲜明一点。鲁迅的这一建议，不仅打消了左联的筹备者们原先认为鲁迅可能认为“左翼”二字不妥的担心，而且，也是左联筹备者们看到了鲁迅与之联合的坚定决心。
鲁迅成为了左联筹备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在12个成员中，只有两个人不是中共党员，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郑伯奇。接着鲁迅参加了1930年3月2日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内召开的左联成立大会，并发表了著名的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此后，鲁迅对左联的工作从道义上、金钱上和实际行动上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如1930年捐给左联50元，1934年左联期刊《文学新地》出版时，他一个人出了200元，1935年捐给《每周文学》20元，艾芜被捕后，鲁迅又捐出50元给左联聘请律师史良为之出庭辩护；另外，鲁迅对左联的刊物可谓是尽心尽力，这不仅表现在他为左联刊物撰述的大量文章上，更重要的是，他还亲自创办、主编左联期刊。在左联期刊中，《萌芽月刊》是鲁迅主编的并亲自为之设计封面；《文艺研究》是鲁迅编辑的；《世界文化》是鲁迅筹办并联系出版的；《十字街头》是鲁迅主编的。除此以外，鲁迅还担任了虽不是左联期刊但是有着强烈的左翼色彩的《文学》的十个编委之一，还和茅盾联袂创办了《译文》杂志，并领导胡风、聂绀弩、萧军、萧红、周文、欧阳山和张天翼等人创办了由他题名的《海燕》杂志。鲁迅对左联的这一系列支持，无疑大大增强了左联作为一条文化战线的战斗力。
1935年11月，萧三一封来自莫斯科的信的指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发表，使左联当时的实际领导人周扬等人开始了解散左联的雷厉风行的行动，他们“先斩后奏”的做法使鲁迅无奈之下同意解散左联，但是从内心来讲，鲁迅是始终反对解散左联的，尽管他对当时的左联已有诸多不满，但是他仍然认为左联是一面旗帜。左联的被解散，成为了鲁迅一生中无法弥补的遗憾和无法解开的心结，用夏济安的话来讲就是：解散左联，“这是鲁迅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心理危机。”④(P129) 鲁迅对解散左联的态度， 无疑也说明了鲁迅对左联之重视。
从以上论述来看，鲁迅自始至终是关注左联、支持左联并且坚持左联的。按理说，作为左联的“盟主”、“旗手”和公认的精神领袖的鲁迅，应该是左联的自然而然的领导者，他理所应当要参加左联的一切重大决策。但是事实上，鲁迅对于左联尤其是对于作为具有“第二党”性质的左联采取的是一种疏离的态度，这种态度其实在左联成立之前讨论鲁迅应当以怎样的名义加入左联时就已经表明了，鲁迅当时就表示他不喜欢委员长、主席一类的称呼，但是他可以“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尽力多做。”⑤ 也就是说，鲁迅对左联的态度是，尽可能多地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对于左联的极左的政治性工作以及左联本身的组织工作，他是不会做的。这种态度意味着一种疏离的姿态——始终热情地关注和支持，但是始终清醒地保持相当的距离。
通过下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鲁迅与之保持距离的，在左联成立之前和初期，主要是左联的极左的幼稚病，在左联成立后以及左联的后期，则主要是左联日益严重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鲁迅之所以保持这种疏离的姿态，是出于他对左联历史作用和历史局限性的理性判断，同时也是他对左联所存在的严重缺陷的无可奈何的选择。事实证明了鲁迅的判断和选择。极左思潮支配下的左联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而且愈演愈烈，鲁迅曾对前来劝说他同意解散左联的茅盾说：“左联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是相当严重的，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⑥(P310) 也就是说，对左联保持疏离态度的鲁迅， 最终被左联或者说左联的实际领导者疏离了。这种疏离也有其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左联的实际领导者对鲁迅保持着表面上的敬重，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对鲁迅是怀疑、排斥、蒙蔽和孤立的。鲁迅的被疏离其根子在于极左思潮下左联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
一、疏离：行为表象后的观照策略
疏离是鲁迅在与左联关系中一贯的行为态度，鲁迅对左联的疏离具有双重意味，表面上鲁迅的疏离给人以不关心左联、不积极参加左联活动、不与左联领导人合作、不理解配合党的政策等等一系列表象，但实际上鲁迅的疏离是他对左联这样一个复杂的团体所采取的富于理性的观照策略。
作为左联的十二名发起人之一，在左联成立之前，对于左联的筹备工作相对而言显得不是很积极。夏衍回忆说：“中央负责同志和鲁迅谈话时，鲁迅说明他不一定参加筹备小组的工作，他可以挂名，不能每次会都参加，有必要的、非他参加不可的，他可以参加。……鲁迅参加‘公啡’咖啡馆二楼的前期筹备会，大概只有一次。那是很冷的一个下午，可能是十二月底或一月初。”而从鲁迅的日记来看，他也确实只参加过一次筹备会议，也就是夏衍回忆中的这一次，这便是1930年2月16日在公啡咖啡馆召开的“上海新文学运动者底讨论会”。⑦ 鲁迅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主要是强调为工农大众而团结起来。⑧(P348) 1930年2月24日鲁迅的日记中记载说：“午后乃超来。”说的是冯乃超带着由他执笔，由冯雪峰、夏衍以及蒋光慈一起协作而成的左联成立的理论纲领去给鲁迅看一事，据说鲁迅看后，先是沉默，然后说：“我没有意见，就这样吧。”后来又补充说：“反正这类性质的文章我是不会做的。”这样，鲁迅对于左联成立的理论纲领就没有做任何修改。⑨ 这是不符合鲁迅的行为习惯的，对于交给他看的东西，他通常都会认真对待的，并且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看一些青年作者的稿子时，他甚至连外国人名的翻译和标点符号这样的问题都会一一改正过来。是左联成立的理论纲领很完美、很成熟吗？成熟到了鲁迅看不出一点问题的程度了吗？肯定不是，事实上，这是一份很不成熟的纲领，极左倾向的幼稚病相当明显，后来冯乃超自己在评价这份纲领时说过这样的话：“仍然存在着许多缺点，我们仍旧不大懂得怎样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因此就不会这样出发。可以说它是把一些外国材料抄袭和拼凑起来的。写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的文笔很笨拙。而那时，我们又力求把话说得漂亮些，而且还要带些刺激性。所以原稿上就有了‘诗人是预言家（或时代的先驱）啊’，‘胜利，不然就死’啊等等的话。”⑩ 对于左联成立的理论纲领中的这样的明显的缺陷，鲁迅是不可能不明了的，但是他没有提出任何意见，也没有做任何修改，因为他知道即使是提出意见，对那些革命豪情高涨的青年来说，是无济于事的，所以他只能间接地说出自己对这种生搬硬套的理论纲领的不满。
1930年3月2日下午，鲁迅参加了左联的成立大会，按照大会的程序，在冯乃超作关于左联筹备经过的报告、潘汉年代表中共党组织发言之后，第三个发言的就是鲁迅，这一次鲁迅没有沉默，更没有说一些冠冕堂皇的祝贺之词，他摆明的态度是疏离。他的话与当时热情澎湃的会场气氛肯定是格格不入的。鲁迅的发言一开始就给左联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有很多事情，有人在先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不必再说。我以为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接着，鲁迅分析了为什么会这样：“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绝不是如诗人想像得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绝不如诗人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着革命抱着浪漫蒂克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他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叶非常欢迎十月革命，……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11) 鲁迅的话显然是因为与左联保持有一段距离才能说出来的，有一种旁观者清的意味。
但鲁迅又是发自内心地关心左联的，所以在发言中他还给左联提出了三条具体的意见：“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无产文学的社会地位反而很高，这只能证明无产文学者离开了无产阶级，回到旧社会去罢了。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学上的战争是有的，但那范围实在太小，一切旧文学旧思想都不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旧派的人倒能够闲舒地在旁边观战。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因为现在我们人手实在太少了，譬如我们有好几种杂志，单行本的书也出版得不少，但做文章的总是这几个人，所以内容就不能不单薄。……我们今后却必须注意这点。”(11)
鲁迅对于左联的疏离态度在这个发言中表露无遗。一方面他以看似泼冷水的话语指出左联的毛病，另一方面他又语重声长地提出了自己对于左联今后的希望。而事实上，此后左联的发展固然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但是鲁迅发言中所提到的不良倾向及其后果，都被他不幸言中了。左联初期的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及组织所谓“血光的五一”、“红五月”等幼稚冒险的活动，不仅使左联本身的力量损失惨重，而且导致本来同情左联的人都不敢参加左联了。而左联成立伊始几乎排除了文学研究会所有成员，便是左联关门主义的典型表现。到了后期，左联内部的宗派主义愈演愈烈，到两个口号之争时达到极点，甚至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鲁迅发言中所提出的三条意见，左联并没有很好地注意，对敌斗争表面上是坚决的，但是却没有“注重实力”，而且忘记了左联是“作家的联盟”而不是“武装、政治的联盟”；左联的战线不仅没有扩大，而且在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支配下反而缩小以至于分裂了；左联也没有如鲁迅希望的那样造出大批的新战士，反而损失了不少现有的同志。所以鲁迅对左联的疏离态度不能不说是明智和理性的。1930年5月， 左联成立两个月以后，当时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人、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李立三就断定革命高潮很快要来到，于是他酝酿出一个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宏大计划，他很希望鲁迅能作他所设计的大游行中的领队人，他为此还亲自去拜访了鲁迅，并提出可以“给先生专门发支手枪”，鲁迅拒绝了。接着，李立三退而求其次：“那么，能否请先生发表一篇宣言，以先生的声望，发表一篇宣言将会形成极大的影响。”鲁迅还是拒绝了。这件事也充分反映出鲁迅对当时领导左联的左倾路线不满和抵制的疏离态度。
上面说过，鲁迅加入左联以后，为左联作了很多重要的实际工作，但是从表象上来看，鲁迅对于左联的工作——这里指的是左联的政治性的组织工作是很不积极的，是一种很明显的疏离。鲁迅与左联发生的组织关系是这样一些：1930年当选为第一届常务委员，1932年至1933年当选为左联执委，1934年当选为执委成员及书记，此外就是参加左联的创作批评委员会了，这些都是属于鲁迅自己所说的“可以挂名”的范畴，他实际上是不参加这些组织的活动的。就是作为左联普通盟员的组织生活，鲁迅也是不参加的，当时左联将每个盟员都编入小组，在小组长的领导下，或每周或每十天或每半个月开一次会，但是鲁迅根本就没有被编入这些小组，也就不可能参加这样的小组会议了。
到了左联后期，鲁迅对于左联内部存在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他对周扬等人“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以及这些人的长期不创作都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对于当时左联内部某些人对萧军《八月的乡村》的恶意批评也是非常生气的，而对“四条汉子”指称胡风是国民党特务又不能提出足够的证据更是愤慨异常。他只觉得左联内部的这些人事纠纷很是无聊，所以在讨论关于萧军是否加入左联的问题时，鲁迅劝阻他说暂时不要加入：“三郎（萧军）的事情，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最初的事，说起来长了，不论它；就是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指加入左联），就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真常常令我手脚无措。”(12)(P211) 1935年1月17日鲁迅给徐懋庸的信也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左联的疏离态度：“今天得言，才知道先生尚在上海，先前我以为是到乡下去了。暂时‘消沉’一下，也好的，算是休息休息，有了力气，自然不会‘消沉’的……”(13)(P84)
在解散左联以及组成新的统一战线的问题上，鲁迅同样表现出疏离的态度。这使得他的行为给人一种不和领导合作、不理解党的新的政策的感觉。而事实上，鲁迅并不是反对组织联合战线，他只是不希望解散左联。他多次表达过自己的这种愿望，在1935年2月，鲁迅就明确摆明了自己的态度：“组织统一战线团体， 我是赞成的，但以为‘左联’不宜解散。我们的‘左翼作家’，虽说是无产阶级，实际上幼稚的很，同资产阶级作家去讲统一战线，弄得不好，不但不能把他们统过来，反而会被他们统过去，这是很危险的。如果左联解散了，自己的人们没有一个可以商量事情的组织，那就更危险。不如‘左联’还是秘密存在的好。”(12)(P47) 在1936年所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鲁迅同样表达了对新的统战政策的拥护：“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条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14)(P529) 可见，鲁迅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拥护和支持的，但是在他充分了解党的政策的变化以前，他对于“解散左联、组织新的更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却并不是很热心的，甚至抱有怀疑的态度，这是因为：第一，当然是因为鲁迅当时对党的最新路线和动向没有及时了解，当时根本就没有了解的途径，参加完长征的冯雪峰自瓦窑堡回到上海后，在鲁迅家住了两个星期，他对鲁迅当时的思想状态是非常了解的，他的回忆应该可以看作是鲁迅为什么一开始不了解党的政策的合理解释：“我总觉得很兴奋，想把关于红军的、关于我党的、关于长征的，关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我党的新政策的许多事情，一下子都告诉他。……他却用嘲讽的口吻平平静静地说出了这样的话来：‘我可真的要落伍了。’”“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由于没有人对他正确地解释过，最初他确实是怀疑的。”“不过，据我了解，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鲁迅先生在当初确实不大明确，并且曾经怀疑过。由于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言论仍旧是极端不自由，在上海的报纸杂志上自然不容易看得见关于我党政策的正确解释的文章，我党中央的正确意见他又无从知道，所以在最初他无从明确这是怎么一回事。”(15)(P122—130) 第二，是因为鲁迅铭记着惨痛的历史教训。这教训就是1927年国民党背信弃义的清党行动以及30年代上半期对以左联为代表的左翼文化及左翼政治活动的残酷镇压。这些教训使得鲁迅不再愿意与国民党有什么合作，更谈不上有什么妥协了，而在新的统一战线里，毫无疑问要与当时还是执政党、也是中国最大的政党国民党合作，这是鲁迅所极不愿意的，上面提到的鲁迅1935年2月7日致曹靖华的信中表示的就是这个意思，冯雪峰的话无疑证明了这一点：“从例如下面他所说的话里就可以看出他最初的态度：‘也要联合国民党，那些先前投敌的分子，是最欢迎的了。’这流露了他对于叛徒的深刻的憎恶，但也说明了在民族统一战线内也将包括国民党，他心里是不以为然的。”(15)(P130—131) 冯雪峰还多次提到鲁迅说过这样的话：“就只怕共产党又上当”、“要一下子将压迫忘记得干干净净，是到底做不到的”、“我确是不容易改变，就算记住敌人的仇是一种错误吧，也就只好错误了。”(15)(P132) 由此可见，鲁迅的坚决不同意解散左联，绝非是要阻挠统一战线的组成，他是有自己的深刻思考的。说到底，在解散左联、组织新的统一战线的问题上，鲁迅与包括萧三在内的左联领导层的根本分歧点就在于，鲁迅认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左翼力量应该掌握领导权，而当时中共驻苏联代表团团长、胁迫萧三写信解散左联的王明则认为：“有些人认为：共产党参加反帝统一战线，就是减弱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这当然是完全不正确的。”(16)(P45) 因为“仅仅依靠红军的力量，还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17)(P185) 而鲁迅的意见其实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契合的，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就指出：“党的政策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人民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18)(P357) 而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的发言更与鲁迅是相通的，他一方面指出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他更指出了党和红军掌握领导权的必要性：“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应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19)(P143) 这就更进一步证明了鲁迅对于解散左联、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合作”的缘由，即一开始是对之不了解，然后是担心进步的左翼力量会失去领导权而变得没有核心，所以他才持一种支持统一战线，但是又反对解散左联的疏离态度。
二、被疏离：敬重表象后的宗派主义
自始至终，左联的主要弊端在于严重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主要是对左联内部而言的，关门主义主要是左联对外而言的。到了左联后期，宗派主义愈演愈烈，其严重的程度已经超过和掩盖了同样不容忽视的关门主义错误，尤其是当我们在考察鲁迅和左联的关系时，左联的宗派主义是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正如开始谈及的，对左联始终理性地保持疏离态度的鲁迅，最终却被左联或者说左联的实际领导者疏离了，这种疏离同样是具有双重意味的。首先，左联中以周扬为代表的领导人对于鲁迅仍然保持着表面上的敬重，这也正是鲁迅之所以感觉到“手足无措”的原因，鲁迅曾这样表达过他对这种“敬重”的感受：“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为了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我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12)(P211) 然而，掩藏在这种对鲁迅的敬重的表象之后的是对鲁迅的攻击、怀疑、排斥、蒙蔽和孤立。这双重意味都是在同一个幌子下进行的，那就是党的政策的幌子，因为团结鲁迅、争取与鲁迅的联合是党一贯的政策，左联领导人不敢违抗，另外，在真正意义上疏离鲁迅也须打着政策的幌子才会有理直气壮的派头。而实际上，不管怎么说，鲁迅的被疏离，其根源还是在于左联后期严重的宗派主义。
鲁迅的被疏离首先表现在左联内部对鲁迅的攻击上。
1932年10月，浙江人邱九如以“芸生”的笔名在左联期刊《文学月报》第四期上发表了一首题为《汉奸的供状》的长诗，这首诗本来是有意模仿瞿秋白所翻译的苏联诗人别德纳伊嘲骂托洛茨基的诗《没功夫唾骂》而作的，意在讽刺“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种人”苏汶的，但是字里行间充满了辱骂和恐吓的字句：“你这爱真理的‘自由人’呀，满涂脂粉的姑娘。……洗掉他那‘学者’的脂粉，剥掉她那江北苦力的衣裳，仔细点看看，兄弟们，白来兮啊！这雪一般白的‘自由人’。真是温柔肉有香！……放屁，操你的妈，你祖宗托洛茨基的话。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会变做剖开的西瓜！”(20) 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看了以后都觉得此风不可长，应该立即纠正，由鲁迅出面给身为《文学月报》编辑的周扬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就是著名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信的开头就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周扬：“起应兄：前天收到《文学月报》第四期，看了一下。我所觉得不足的，并非因为它不及别种杂志的五花八门，乃是总还不能比先前充实。”为什么说这是在批评周扬呢？因为此前《文学月报》的编辑是姚蓬子，而发表了《汉奸的供状》的这一期是周扬接手编辑该刊的第一期，所以鲁迅说“总还不能比先前充实”其实就是批评周扬在其编辑的杂志上发表那样的作品证明了他的工作不如前任做得好。在信中，鲁迅剖析这首诗“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在信的结尾，鲁迅对周扬提出了希望：“总之，我是希望此后的《文学月报》上不再有那样的作品的。”(21)(P451) 按理说，鲁迅这样中肯的批评周扬于情于理都是应该接受的，事实上周扬也有过这样的姿态，其表现就是他马上在《文学月报》上刊发了鲁迅的信，并在信后加了这样的按语：“鲁迅先生的这封信指示了对于敌人的一切逆袭，我们应该在‘论争’上给以决定的打击，单是加以‘辱骂’和‘恐吓’，是不能‘使敌人受伤或致死’的，我以为这是尊贵的指示，我们应该深刻地来理解的。”(22) 但是，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证明了周扬对于鲁迅的批评不仅没有引起重视，而且还将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了，事实证明周扬在鲁迅信后加的按语不过是鲁迅描述的“今天天气哈哈哈”一类的“敬重”而已。因为在鲁迅的公开信发表约三个月以后，《现代文化》上刊出了署名首甲、方萌、郭冰若、丘东平的文章《对鲁迅先生〈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有言》，这样的署名本身就显得有点鬼鬼祟祟，四个作者中，只有丘东平是本名，其他三人中也只知“首甲”是祝秀侠的笔名，其他两个就不得而知了，而“郭冰若”显然是有意混淆，以造成一种是“郭沫若”的错觉，而被证实了的丘东平和祝秀侠二人都是左联的成员。此文一开头就给鲁迅扣上了一顶政策的大帽子：“要是因为反对左倾关门主义而松懈对贩卖手的斗争，对不正确倾向的调和，这和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无分轩轾，我们必须肃清他。因为这是陷入了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的陷阱！”(23) 他们完全歪曲了鲁迅的意思，带有明显的攻击意味，他们说：“可是鲁迅先生为要纠正‘切西瓜’之类的‘恐吓’时，却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怕自己的脸孔被别一阶级看成是吓人的鬼脸，将会走到动摇妥协的道路。”(23) 在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下面，他们指认的鲁迅所犯的罪名还有：“和平革命论者”、“戴白手套革命”，甚至说他“无形中已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了。”这样的攻击不可谓不恶毒。接着在1934年6月间又发生了廖沫沙以林默的笔名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文章攻击鲁迅的《倒提》一文“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是一种“花边体”或“花边文学”，“雍容闲适，缜密整齐，看外形似乎是‘杂感’，但又像‘格言’，内容却不痛不痒，毫无着落，”“有买办意识”。而廖沫沙也是左联盟员，鲁迅曾称他为“同一营垒的青年战友”(24)(P417) 1934年8月31日， “四条汉子”之一的田汉又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了一篇《调和——读〈社会月报〉八月号》的文章，说《社会月报》八月号上先有鲁迅的给曹聚仁的信打开场锣鼓，最后有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续）》作为“压轴子”，这是一种调和。众所周知，杨邨人因为发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脱离共产党、脱离左联后并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以支持韩侍桁等人提倡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后，被鲁迅形象地斥为“革命场中的小贩”。田汉不问青红皂白就指认鲁迅和杨邨人之流调和，显然已不是正常的文学批评了，而是一种人身攻击。1936年8月1日，徐懋庸又写信给鲁迅予以诘难和攻击：“我觉得不看事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准。譬如我个人，诚然是有许多缺点的，但先生却把我写字糊涂这一层当作是大缺点，我觉得实在好笑。……为此小故，遽拒一个人于千里之外，我实以为不对。”受了这种种攻击后，鲁迅深感到左联内部宗派主义的严重，因为这些攻击都是来自左联本身的，鲁迅对自己的“被疏离”是防不胜防的，他多次表达过对这些来自同一营垒的“暗箭”的恐惧和厌恶： “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是自己的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的手里。”(25)(P584) “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25)(P606) “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12)(P116) “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14)(P148)
鲁迅的被疏离也表现在左联实际领导层对他的欺瞒上。
左联当时有一份内部刊物《文学生活》，按惯例是每期都要寄给鲁迅、茅盾等人看的，但是，到了总结1934年工作的那一期，却没有寄给鲁迅，鲁迅托人找到后才发现对于总结左联全年工作这样的重要报告，他竟然一无所知！茅盾后来也为鲁迅鸣不平：“左联一年工作的报告，却事先不同左联的‘盟主’鲁迅商量，甚至连一个招呼也没有打，这就太不尊重鲁迅了。即使是党内的工作总结，也应该向党外人士的鲁迅请教，听取他的意见，因为左联究竟还是个群众团体。”(6)(P268)
“两个口号”的论争中以周扬为代表的“国防文学”派对鲁迅文章以及支持鲁迅文章者文章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他们对鲁迅的欺瞒。1936年6月， 冯雪峰为病中的鲁迅笔录了两篇文章——《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这两篇文章都是鲁迅为了补救胡风那篇首次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文章所可能引起的后果而写的，前者是鲁迅公开支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表示，而后者则是鲁迅对于“两个口号”态度的再次重申，也是他第一次公开地发表对于“国防文学”口号的意见，那就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并不是要革命文学放弃阶级领导的责任，而是要将这责任加重和扩大，这是一个总的口号，在这一口号之下，可以再提应变的口号，包括“国防文学”口号，他说这“不但没有碍，而且是有益的、需要的。”这篇文章再次表明：鲁迅并没有反对“国防文学”的口号。茅盾看了以后，又写了一篇《关于〈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以支持鲁迅的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交给徐懋庸编辑的《文学界》发表时，徐懋庸没有发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理由是“环境关系”。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该文既然能够在同样是左翼期刊的《文学丛报》和《现实文学》上发表出来，就不可能由于“环境关系”不能在《文学界》发表出来。被《文学界》发表了的《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一文，则被安排到了本期的卷末，而在茅盾文章的后面，编辑者在其后登了一个很长的“附记”，对鲁迅和茅盾二人关于“两个口号”可以并存的意见进行了全盘否定，当茅盾另外写了一篇《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交给徐懋庸再次予以强调鲁迅及他的观点时，徐懋庸将之转给了周扬，而周扬并没有马上发表，而是写出了专门反驳该文的文章——《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后才将两篇文章一起发表，周扬在此文中又全盘否定了茅盾的观点，并且反对“两个口号”并存，称茅盾是“滥用了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名词。”茅盾对此是很失望以至于恼火的，他“直觉地感到了宗派主义的顽固。”在这一连串欺瞒鲁迅以疏离鲁迅的事件中，徐懋庸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这不仅因为他是《文学界》的编辑，而且还因为他对周扬的言听计从上，这又凸显出了左联实际领导人疏离鲁迅的又一表现，那就是——鲁迅的被疏离还表现在同一营垒的战友对他的公开背弃上。
本来，以周扬为代表的“国防文学”派就有不容任何人反对的专横的一面，他们错误地将文学上的“国防文学”口号等同于了政治上的统一战线，谁不支持这一口号，谁就是破坏统一战线的敌人，他们宣称：“从今以后，文艺界的各种复杂的派别都要消灭，剩下的至多只有两派：一派是国防文学，一派是汉奸文学。从今以后，文艺界上的各种繁多的问题，有了一种裁判的法律了，那就是国防文艺的标准。”(26) “凡反对、阻碍或曲解国防文学的都是我们的敌人！”(27) 茅盾后来也愤愤地说：“我气愤的是，作为党的文委的领导人竟如此听不进一点不同的意见。”(6)(P329) 但是即便如此，徐懋庸还是紧紧地跟随着周扬，听从周扬的指使， 并且在周扬和鲁迅之间，他执意选择了周扬，在出任左联期刊《新语林》的编辑问题上，徐懋庸就表现出了自己的这种选择，鲁迅是反对徐懋庸出任此刊的编辑的，理由首先是怕徐懋庸作此刊编辑之后，交际应酬一定会很多，从而会使无聊的人乘虚而入，而更重要的是，鲁迅认为出版此刊的上海光华书局是“流氓行为的模范标本”，因为鲁迅有过这样的教训，光华书局只是“善于利用别人的出版物，到或一时候，便面目全变，决不为别人略想一想。”(25)(P433) 但是，徐懋庸最后还是没有听从鲁迅的意见，去光华书局编辑了四期《新语林》，最后不欢而散，自己辞去了编辑之职。徐懋庸为什么会违背自己景仰已久的鲁迅先生的建议呢？据他讲这是左联常委会的决议，而左联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就是周扬。对于自己的疏离鲁迅而跟随周扬，徐懋庸自己也是供认不讳的，在他写信质疑鲁迅引起鲁迅的强烈反弹之后，徐懋庸知道自己祸闯大了，针对周扬们的批评，他委屈地说：信的内容是周扬和左联领导层平日向他灌输的。(13)(P90) 并且他还道出了他之所以跟随周扬的原因：“我只有一个想法，关于路线政策问题，总是共产党比较明白。鲁迅不是党员，而周扬却是的。因此，我要跟党走。”(13)(P90) 很明显，在徐懋庸心目中，身为共产党员的周扬便代表了整个党组织，跟他走，便是跟党走，这样，疏离非党员的鲁迅也就成了理直气壮和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其实，这是不自觉地掉入宗派主义的泥淖中的表现。所以鲁迅曾尖锐地指出：“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12)(P416) 可见，鲁迅对自己的被疏离其实是异常清醒的。
三、结语
笔者认为，“疏离与被疏离”可以看作是鲁迅与左联关系的较为准确的概括。从鲁迅对左联的疏离态度，可以看出鲁迅对左联所怀有的深厚感情和所寄予的殷切期望，以及他对左联由来已久的在极左思维支配下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缺陷的清醒认识，他对左联的疏离，在其行为表象的后面隐藏着他对左联的观照策略；而鲁迅的被左联的疏离，则恰好证明了鲁迅对左联持疏离态度的正确性，因为这恰好是左联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愈演愈烈的恶果。鲁迅对左联的疏离，是离弃的表象和观照的实质的智性结合，而左联对鲁迅的疏离则是敬重的表象和离弃的实质的怪异组合。
［收稿日期］2005—09—11
注释：
① 鲁迅全集[C].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②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③ 吴黎平．长念文苑战旗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④ T.A.Hsia,The Gate of Darkness: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p.129.
⑤ 夏衍．左联成立前后[A].左联回忆录（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⑥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⑦ 上海新文学运动者底讨论会[J].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1930—03—01.
⑧ 马蹄疾．鲁迅演讲考[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⑨ 冯乃超．左联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鲁迅研究资料[R].第6辑．鲁迅研究室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⑩ 冯乃超．革命文学论争·鲁迅·左翼作家联盟[A].新文学史料，1986(3).
(11) 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J].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1930—04—01.王黎民记录整理．
(12) 鲁迅1935年9月12日致胡风信[A].鲁迅全集[C]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3)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4) 鲁迅全集[C].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5) 冯雪峰．回忆鲁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6) 王明．论反帝统一战线[A].救国言论集[C].北京：中国出版社，1938.
(17)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8)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R].第3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19)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A].毛泽东选集[C].第1卷.
(20) 文学月报[J].第4期．1932—11—15.
(21) 鲁迅全集[C].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2) 文学月报[J].第5、6期合刊号．1932—12—15.
(23) 现代文化[J].第1卷第2期．1933(2).
(24) 鲁迅全集[C].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5) 鲁迅全集[C].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6) 力生．文艺界的统一国防战线[J].文学界创刊号.1936—03—05.
(27) 胡洛．国防文学的建立[J].客观第1卷第12期．1936—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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