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的编纂宗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文献论文,散文论文,宗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启动《中国散文通史》的编撰工作时①，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的同仁就构想一个研究计划，拟在适当的时机着手编纂一套散文研究文献集成。2011年下半年《中国散文通史》交付出版社之后，我们即开始具体实施这一研究计划。通过普查文献目录，我们初步整理了“中国古代文评文献总目”、“中国古代集部散文注释文献总目”、“中国古代散文评点文献总目”等目录，同时逐步展开“中国古代文评文献的历史演进”、“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集部散文注释文献研究状况”、“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散文评点文献研究状况”等专题的研究。经过三年的前期筹备工作，2014年我们投标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被立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本项目是一项大型的文献典籍与资料整理工程，旨在为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提供完整全备、信实可靠、便利适用的文献资料。为了尽可能全面而系统地集成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项目组成员经过深思熟虑，确立了明确的编纂宗旨，即以广义的散文观念涵括对象，以宏通的研究视野确定内容，以开阔的文化思路探求方法。本文即拟分别论述这三大编纂宗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以广义的散文观念涵括对象 集成性地整理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文献，首当其冲的核心问题，无疑是什么是“散文”，或者说什么是“中国古代散文”。 最晚在12世纪南宋时期，“散文”一词作为一种文体称谓，已经时见于子部与集部典籍。但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古代散文”一词，却是现代人使用的概念，既包含着对古代散文作品的理性归纳，又熔铸着现代人的文体意识。这种现代人的意识最鲜明地体现为这样的定义：散文是与诗歌、戏剧、小说相并列的一种文学体裁。因此，我们现在所谓“中国古代散文”的文本，既可以宽广地涵容从先秦至清末各种类型的文章，也可以有选择地限定为一些“美文”、“文学散文”或“艺术散文”。也就是说，散文既有广义，也有狭义。 在中国古代的文化语境中，作为一种文体，散文的内涵和外延一直相当模糊，也相当游移。而20世纪以来，学术界一直以这种内涵不清、外延不明的“散文”概念作为基点，展开“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由此造成研究状况的混杂不清。为了确定“中国古代散文”的研究对象，近十多年来，仍有许多学者撰文论辩和析解古代的“散文”概念②。在《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断想》一文中，我也曾经思考过“散文何谓”这一问题③。我认为，以韵律作为分类标准，散文可以与韵文相对称④。但是在中国古人的文体辨析中，“有韵之文”中有散文，“无韵之笔”中也有“非散文”⑤，因此是否有韵律并不足以界定散文。以语体作为分类标准，散文可以与骈文相对称，排比俪偶为骈文，散行直言为散文。但是“奇偶相生、骈散相杂”原本就是汉语文章的特点⑥，在历AI写作作实践中，骈文容有散行之气，散文也不乏骈偶之语，因此骈散之分从来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⑦。以典籍目录作为分类标准，散文一般隶属集部典籍，经籍、史籍、子籍之文不属于散文。但是谁也无法否认，经籍、史籍、子籍之中包含着大量的散文(或称“古文”)。在中国古代典籍文献中，形成了一个以经部为源头与规范，史部、子部分流殊派，集部蔚为大观的散文世界。从中国文学源流变迁来看，对散文的认知原本涵容在对“文”的认知之中，而“文”的内涵与外延本身就一直包容广泛，而且变动不居，因此散文的内涵与外延也同样包容广泛、变动不居。 因此，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中国古代散文不能仅限于那些抒情写景的所谓“文学散文”，而是要将政论、史论、传记、墓志以及各体论说杂文统统包罗在内。不仅如此，连那些骈文、辞赋也都要包括在内⑧，而且不能仅限于集部之文，还应包容经部、史部、子部之文。我认为，这种广义的散文观念，超越了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散文的内涵与外延的纷繁歧异的辨析，更为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面貌。采用这种广义的散文观念，便于打破以往画地为牢的散文研究状况，可以将从先秦至清末的各种非诗歌、非小说、非戏剧的所有“文章”，全部囊括在本项目的研究视野中。这一点充分体现出本项目研究对象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而迄今为止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恰恰未能以广义的散文观念涵括对象，由此局限了散文研究文献整理的对象。例如，近年来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整理最重要的成果，是王水照主编的《历代文话》十册⑨。该书汇集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评论资料，收录宋以来至民国时期(下迄1919年)的专书和单独成卷者，酌收重要文章选集的评论部分，共计一百四十三种，六百二十七万字。该书是系统整理历代文话的开山之作，卷帙浩繁，编选精当，堪称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整理的最大、最新成果，可与《历代诗话》、《词话丛编》鼎足而立，沾溉学林，厥功甚伟。但是人们不无遗憾地看到，限于编选原则，《历代文话》的缺陷也很明显。 首先，该书时间断限不尽科学，既“不足”又“有余”。由“不足”而言，由于以“文话”为对象，《历代文话》编者认为文章学的成熟在宋代，因而收书只从宋代开始，未及宋以前，以至将挚虞《文章流别》、刘勰《文心雕龙》等重要的文评著作排除在外。由“有余”而言，该书虽名为“历代”，但却收录了三十种民国时期的文评著作。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由于20世纪西方学术的传入，民国文评著作的观念、学理、话语等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与中国古代传统的“诗文评”形态有着明显的差异。尽管这部分文评著作确实是研究中国古代散文的重要文献，但却不应阑入“历代”范围，而应列入“中国现代”的散文研究范围，另辟别论。 其次，该书收录范围多有局限。该书收书“以论古文者为主，亦选取论评骈文、时文之集成性著作(如《四六丛话》)及若干代表性论著以示例……赋话则概不阑入”⑩。但是如前所述，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骈文应和古文同属散文范围；而以音乐标界而论，赋的内在学理实与古文写作相通相融，因此也应属于散文的范畴(11)。因此，要实现对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的系统整理，要全面而深入地发掘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理论与方法的精义，历代骈文研究资料和赋学资料不但不可缺少，而且应收罗齐备(12)。 复次，该书收录对象多有遗漏。吴小如在充分肯定《历代文话》的编纂实绩后，曾不无遗憾地指出：“自南北朝以迄唐、五代，具文章学评论之内容而未成专著者，实连篇累牍不胜枚举。即以两宋历元、明、清乃至于‘五四’前后而言，凡散见于书牍、序跋、随笔、小品中涉及文章学或文评、文论之文字，诚如天上之繁星、地面之渊海……倘不加以搜罗辑录，则将永如恒河之散沙，未采之巨矿。”(13)其实，即使依照《历代文话》所厘定的编选标准，该书所收文献仍然未臻完备，多有漏收、失收的文献。该书出版后，余祖坤博士以一人之力，尽数年之功，就补充《历代文话》一书漏收的明清和民国文话二十七种(14)。经过本项目组的初步文献调查，即使以《历代文话》所定编选标准为准，目前也已经搜集到《历代文话》、《历代文话续编》二书未收的文评专书和单独成卷者五十种以上，占二书收书总数(一百七十种)的29.4%。仅就宋代而言，即有祝穆《新编四六宝苑群公妙语》二卷、吴子良《木笔杂钞》二卷、方颐孙《黼藻文章百段锦》二卷等未被以上二书收录。其他如明代唐之淳《文断》、刘元珍《从先文诀》二卷、蒋之葵《尧山堂偶隽》七卷、徐耒《新校刻艺林古今文法碎玉集》二卷、董其昌《董思白论文宗旨》一卷，清代彭元瑞《宋四六话》十二卷、黄承吉《梦陔堂文说》十一卷、李元春《诸集拣批》一卷、张裕钊《濂亭评文》一卷等，更是为数众多。如果再加上那些评论时文、赋的专书，以及从一些论文甚富的笔记著作中辑录而成的专书，其数量几乎可与《历代文话》相埒。 由此可见，一旦我们采用了广义的散文观念，就可以涵括更为宽广的散文研究文献作为文献集成的对象，从而为散文研究提供更全面、更丰富、更扎实的文献资料，大大地拓展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学术领域。因此，本项目明确地坚持以广义的散文观念涵括研究对象，不仅要搜集和编纂中国古代所谓“古文”的研究资料，还要搜集和编纂骈文、时文(包括八股文)、赋的研究资料；不仅要尽可能全面地网罗集部文献中的散文研究资料，还要广泛地辑录经部、史部、子部中的散文研究资料。 二、以宏通的研究视野确定内容 作为一项文献整理与文献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同样能够多体现出不同的研究视野。 我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大致包括三个相互联系而又各自独立的结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中国古代对文学的资料整理与考订，包括历代的文学文献编纂、校勘、注释、评点、考证、目录编制、资料汇编等；第二个层次是中国古代对文学现象的记述和评论，包括作家传记与评述、作品评论与鉴赏、文体分类与研究、文派构成与特点、文学传播与接受等；第三个层次是中国古代对文学规律的探索和总结，包括对各种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性质、特点及其内在联系的深入分析、阐释和批评，对断代或通代的文学发展过程的描述，对文学的写作方法、鉴赏方法、研究方法的探讨，对文学观念、文学理论的思考和总结，对文学各种体裁、类型之间的比较研究，对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文学与时代社会的关系的深入考察等(15)。 用这样的文学研究视野来考察，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内容是相当丰富的，研究格局也是相当开阔的。但是20世纪以来，由于受到西方学术思想的强大影响，古代散文研究界普遍倡导进行散文批评史与散文理论史的建构，据此而展开的古代散文研究难免与中华文化传统及散文史风貌方枘圆凿，导致古代散文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陷入难以形成自身独立的价值体系、学术概念和研究方法的尴尬局面。 我们不妨仍以《历代文话》为例，稍作辨析。该书承续《历代诗话》、《词话丛编》的文献编纂理念，以“文话”为名，侧重于汇集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评论之资料，亦即中国古代文献分类学中属于集部文评类的资料。这种稍显狭小的学术理念和研究视野，将散文研究的范围仅仅局限于文章学层面和文评专书(尤其是集部文评专书)领域，其结果是无法提供更为开阔的文献研究空间。这显然不利于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广阔拓展和深入开掘。因为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散文研究文献，固然有以研究、评论为主且略成系统的文评专书，但是散见于文人的交谈、书信、序跋、笔记、杂论等形式之中，或潜藏在由编纂、注释、评点等各种典籍整理成果中的散文研究资料，更如散金碎玉，难以计数；固然以集部文献为主，但是在经部、史部、子部文献中，也都包含着众多与散文研究相关的资料。如果我们仅仅以“文章学”的研究视野画地为牢，就可能得秋毫而弃舆薪，遗弃了含量极其丰富的散文研究宝藏。 有鉴于此，本项目自觉地放弃了传统的“文话”概念，而采用更为宽泛的“文评专书”概念。在传统的四部分类中，“文话”仅隶属于集部的“诗文评”之下；而“文评专书”则可以指称各种类型的评文论艺之作，它虽以集部为主，同时也可以囊括子部乃至经部、史部文献。如宋代叶棻所编《圣宋名贤四六丛珠》，类编与四六相关的典故、偶句等，在四部分类中属于子部的类书类，所以《历代文话》未能收录。但是此书虽非“文话”，却包含着对骈文文体与文法的深刻认识和独特思考，无疑是散文研究的一种专门性著作，当之无愧地属于“文评专书”之列。可见，“文评专书”更能从“全”的意义上实现对古代散文研究专门性著作的涵盖。 因此，确定《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项目的研究内容，必须采用宏通的研究视野。于是重提我们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独创的“研究史”概念，就不仅大有必要，而且适当其会。这一“研究史”概念，以其开放性和宽泛性的结构，显然更为切合文体形式庞杂多变、文化含量丰厚深邃的散文文体，也更为切合包罗万象、种类丰富的散文研究文献。 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古代散文纵横经、史、子、集的“广谱”特征，散文研究文献突破诗文评甚至突破集部的局限而进入四部典籍的空间，其意义不仅仅是数量的倍增，而是观念的拓展。四部典籍所提供的研究资料有助于研究者从更广泛的文化意义上来观照散文，而这其实也正与中国古代散文概念的开放性、包容性相适应。也就是说，有了这些文献提供的理论框架与观察视角，才会让更全面、更切合散文本质的研讨成为可能。 坚持以宏通的研究视野确定内容的编纂宗旨，《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将尽可能全面地考察中国历代的散文文献编纂、校勘、注释、评点、考证、目录编制、资料汇编、图书典藏等文献整理活动及其成果，同时也尽可能广泛地囊括经部、史部、子部、集部文献中与散文研究相关的资料，将其分门别类地加以梳理与辑录。这一点充分体现出本项目研究内容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这种以文献整理为基础的宏通的研究视野，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的学术特色和学术传统，超越了20世纪以来仅仅关注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的现象评论、作家评述、作品阐释等的“文章学”框架，将散文研究还原成为一种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实践，便于在古今融通的学术视野中观照中国文学研究的实态、成就和特色。 以宏通的研究视野确定《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项目的内容，根据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成果的基本文献形态，本项目设计了以下五个子课题：第一个子课题“中国古代文评专书全编”，拟全面而系统地辑录、校点、整理中国先秦至清末的文评专书，其文体类型包括古文、骈文、时文、赋，其批评类型包括理论技法探讨、漫谈随感杂评和资料杂录汇编等，其文献类型包括集部、史部、子部典籍中单独成书、单独成卷或辑录成书者，按著者年代先后分卷编纂。第二个子课题“中国古代集部散文注释文献与评点文献丛编”，拟全面而系统地考察、梳理中国历代散文别集、总集及文评著作的注释文献(包括独注本、校注本、注疏本、集注本等)和评点文献(包括批本、批点本、批校本、批注本等)，加以详细叙录，并分专题影印出版历代集部散文评注文献的珍本，以嘉惠学界。第三个子课题“中国古代文集序跋汇编”，拟全面而系统地辑录、校点、整理中国历代集部文献中针对诗文合集(包括别集与总集)、散文别集、总集而写作的序跋文章，按年代先后分卷编纂成书。第四个子课题“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资料类编”，拟尽可能全面而系统地辑录、校点、整理中国历代经、史、子、集四部文献中散见的散文研究资料，按照作家研究、文体研究、文本研究、文法研究、综合研究五种类型，分门别类，整理成书。第五个子课题是“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数据库”，将以上四个子课题的全部散文研究资料加以汇总，建设内容丰富、功能强大的数据库。 在这五个子课题中，文评专书、散文注释、散文评点、文集序跋，是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中相对独立的四种研究形式，分别构成四类较成系统的文献，足以独立成编。在这四类文献之外，历代经、史、子、集四部文献中散见的散文研究资料，如散金碎玉，丰富多彩，需要单独按类辑录，加以系统化的整理和体系化的编纂，以便研究者利用。 总之，本项目将以宏通的研究视野考察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全面地梳理、编纂、辑录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资料，努力编纂一整套迄今为止最为丰富、最为完备、最成系统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本项目丰富与完备的资料集成，不仅为中国古代散文史、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更为丰厚而坚实的文献基础，也为中国散文学、中国文学理论的学术建设奠定了更为丰厚坚实的文献基础。 三、以开阔的文化思路探求方法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项目还有一个重要的编纂宗旨，就是倡导以中国传统典籍文化为研究语境，以开阔的文化思路探求研究方法。中国古代的“文”原本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并具体地呈现为各种文化典籍相通相容的“文化性”。尤其是散文，因其具有极其鲜明的实用性、书写性、现世性特征，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与其说是一种文学文体，不如说是一种文化文体(16)。因此，本项目坚持以开阔的文化思路探求研究方法，不是从狭窄的文学角度，而是从宽阔的文化角度，将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作为古人的一种文化实践加以认知和探求，从而极力发掘散文研究赖以确立、展开和实现的文化语境。这种开阔的文化思路，充分体现出本项目研究方法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由于倡导以各种文化典籍相通相容的“文化性”为语境的学术研究思路，本项目搜集、整理历代的散文研究资料，就不仅仅注目于文学领域，而是进而在广阔的文化领域内纵目浏览、上下求索。本项目一方面自觉地坚持“文学本位”，亦即在广阔的文化领域内着力搜集与整理同文学研究关系最为密切的文献资料；另一方面也明确地强调“文化视野”，亦即在丰富的“非文学”文献中，着力搜集与整理同文学研究可能相关的文献资料。既坚持“文学本位”又坚持“文化视野”，既“出乎其外”又“入乎其中”，这正是本项目探求、倡导和践行的学术研究方法(17)。 本项目充分地借鉴现代学术分类思想和分类方法，有效地运用现代文献学研究和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深入地整理历代纷繁复杂的散文研究资料，使之更为条理化、系统化、清晰化。例如，在设计第四个子课题“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资料类编”时，本项目将所有辑录的中国古代的散文研究资料，划分为作家研究、文本研究、文体研究、文法研究、综合研究五大类型，分别加以甄别和编排，这就鲜明地体现出一种既坚持“文学本位”又坚持“文化视野”、既“出乎其外”又“入乎其中”的学术研究方法的探求。 由刘勰《文心雕龙》所建构的中国古典文论体系，通常被视作包含文体论、创作论、鉴赏批评论三个层面。从唐宋以来，随着“古文”的倡导和“文章学”的兴盛，散文家逐渐成为与诗人、词人并列的独立身份形态，于是散文研究也借鉴钟嵘《诗品》以来的作家论传统，建构出属于散文史自身的作家形象和作家史(18)。而20世纪以降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更是以作家研究为核心和大宗。为了兼顾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古典传统和现代方向，兼顾学术性和实用性，本项目在分类纂辑散见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资料时，明确地将作家研究类提到最先的位置。至于文本、文体、文法三类，则以散文作品研究为中心，依次针对作品本身、作品集合(即文体)的历时发展、作品的共时思维与技法等三个维度，形成文本研究、文体研究、文法研究三大类型。这三大类型基本对应着《文心雕龙》中鉴赏批评论、文体论、创作论三个层面，但是又远远突破了《文心雕龙》所讨论的范围。比如后世文法研究所使用的理论术语与修辞术语，就远比《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所列数量更多，分类更细，分析更精；而后世文本研究、文体研究所涉及的考证、辨析、品鉴等方面，也是后出转精、后出转广的。此外，倘若一条文献资料难以归入上述四种类型或同时兼涉多种类型，本项目则辑入综合研究类，以免遗珠之憾。总之，将中国古代典籍中散见的散文研究资料加以辑录和编纂，划分为作家研究、文本研究、文体研究、文法研究、综合研究五种类型，这既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整体格局，也切合散文研究的自身特点与发展规律。本项目希望用这种科学的学术分类，尽量囊括散见于四部典籍之中的历代散文研究资料，同时增强文献整理背后的理论思考力度，对所纂辑的资料进行初步定性，为学界提供一份卷帙极为浩大但又分割合理、便于使用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成果。 在开阔的文化思路指导下，“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资料类编”子课题还需要制定科学的、合理的纂辑标准，以便使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真正实现有序化。本项目中“中国古代文评专书全编”、“中国古代集部散文注释文献与评点文献丛编”、“中国古代文集序跋汇编”三个子课题，都具有较为鲜明、容易辨认的著述形态，是较为专业化、较具自觉意识、含金量较高的散文研究文献，数量有边限，质量有保障，相对而言比较容易确立纂辑标准。但是“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资料类编”子课题的文献纂辑范围，几乎包括中国古代四部典籍的全部；即便经过一定的遴选、梳理之后，数量会大大减少，但仍然如沙里淘金，并且良莠不齐，需要仔细甄别，纂辑难度巨大。然而，恰恰是这一最具研究难度的领域，涵容着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根本精神，展示了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生存基础。 如果说文评、注释、评点、序跋等散文研究文献，基本上还是体现出传统意义的“小散文”观念，即主要以“集部文章”的视角去审视集部文献，兼及经部、史部、子部相类似的文献；那么，“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资料类编”子课题所要面对的散文研究资料，则充分体现出“大散文”观念，即以各类载籍的视角去审视一切载籍，传达出历代士人的知识与思想世界。而这个世界，往往就是散文概念的边界。它虽然在整体上比散文世界更宽广，但从局部看，散文的触角随时可以波及任何角落。比如经部典籍作者总结经书体例，分析经书笔法；史部典籍作者记录作家生平传记资料，评价其人格与风格，著录其著述；子部典籍作者信口而谈地讨论天下文章、历代文人；集部典籍作者在墓志、传记、奏议、书信、赠序、杂记、杂说等各种文体中谈经论史、谈文论艺；释、道二藏的作者在论道修心之余，也不妨广论世间文章诸法，不乏真知灼见。 以上这些各类载籍的作者，都是在各自的知识和思想领域中进行各具特色的著述，他们有时也许完全没有“散文研究”的自觉意识，但他们所提供的事实和观点，却常常能够成为散文研究中各种论题的前提与基础。比如经部注疏家对《春秋左传》“五十凡”的揭示，史学家刘知几《史通》对历史叙事理论的开掘，理学家朱熹在与学生讲学论道时兼及评文论诗，文学家苏轼在书信、尺牍中的臧否人物与自我解剖等等。这些材料，只需要确定一个合适的阐释视角，就都可以转化为极为重要的散文研究资料：“五十凡”属于历史散文文本研究，《史通·叙事》是极精辟的历史散文文法研究，《朱子语类》中包含着丰富的作家研究观点，苏轼的臧否与解剖则是准确、可信的宋代散文作家研究。这种“化无用为有用”、“化无关为相关”的效果，绝非臆想所致，而是由散文这种文体的独特属性所决定——散文的广阔外延，决定了散文研究的无处不在；如果说诗、词、戏曲的研究基本局限于专业化的文士，那么散文研究则几乎无人不可参与，无书不可涉及。 因此，“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资料类编”子课题需要在充分认识到“散文研究资料”的广阔性、无穷性的基础上，设立多样化、合理化的纂辑标准，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释藏、道藏等各种文献量身定制不同的纂辑标准以及相关操作细则。解决了这一难题，不仅意味着这一子课题找到了文献整理的合理办法，而且意味着古代散文研究理论和方法的重大突破，亦即把散文研究还原到历史文化研究的广阔天地中，建设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散文学体系。由此可见，以各种文化典籍相通相容的“文化性”为语境的学术研究思路，不仅制导着研究方法的自觉探求，而且衍生出研究方法的全新开辟。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在总体的编纂宗旨上，倡导以广义的散文观念涵括对象，以宏通的研究视野确定内容，以开阔的文化思路探讨方法。 在这三大编纂宗旨指导下完成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将综合运用中国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历史学、文化学、文学、语言学等理论与方法，针对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存在方式和独特形态，将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散文研究成果，整合为文评专书、集部散文注释与评点文献、文集序跋及散见于四部典籍的散文研究资料四大部类，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辑录、编纂与整理，从而编纂迄今为止最为丰富、最为完备、最为系统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资料集成，在很大程度上充实和完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基础文献，从而在整体上促进和提升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学术水平。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项目成果，将为学术界奉献一整套丰厚而坚实的研究文献资料，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思考、认识、揭示、梳理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观念、对象、范围、方法等一系列学术问题，建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理论体系，从而提升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学术品格和学理气象，开拓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提高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价值，深化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意义。而且，本项目对中华传统文化资源、文化成果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将为如何有效地整理古代碎片式、随意性、散乱化的学术研究资料，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有价值的范例。 本文的主要内容基于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投标书。投标书的撰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尤其是李小龙博士和谢琰博士，对本文内容贡献最大，谨致谢忱！ ①郭预衡、郭英德主编《中国散文通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②主要论文有：杨庆存《散文发生与散文概念新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渠晓云《中国古代散文概念的变迁及散文范畴的界定》，载《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马茂军《中国古代“散文”概念发生研究》，载《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欧明俊《文学文体，还是文化文体——古代散文界说之总检讨》，载《文史哲》2011年第4期；罗书华《“散文”概念源流论：从词体、语体到文体》，载《文学遗产》2012年第6期。更详细的论述，参见宁俊红《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散文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③郭英德：《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断想》，载《中国政协报》2014年8月11日。另参见郭英德《中国散文史总序》，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编《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史观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7月，内部资料，第91—97页。 ④日本学者泽田总清《中国韵文史》开宗明义说：“韵文有韵律(Rhythm)，散文没有；韵文有形式的限制，散文也没有。”(泽田总清：《中国韵文史》，王鹤仪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页。) ⑤刘勰《文心雕龙·总术》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55页。) ⑥郭预衡语，引自思鲁《关于中国古代散文研究问题(座谈纪要)》，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4期。 ⑦刘麟生：《中国骈文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 ⑧郭预衡：《中国散文史·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⑨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⑩《历代文话·编例》，《历代文话》第1册，第1页。 (11)杨庆存：《古代散文的研究范围与音乐标界的分野模式》，载《文学遗产》1997年第6期。 (12)周振甫《中国文章学史》(中国文联出版社1994年版)所谓“文章”，即包括散文、骈文和赋。 (13)吴小如等：《〈历代文话〉七人谈》，载《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7期。 (14)余祖坤编《历代文话续编》，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 (15)郭英德：《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绪论》，郭英德、谢思炜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0—21页。 (16)参见钱仓水《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一个百年纽结》，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黄卓越《书写，体式与社会指令——对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进路的思考》，载《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欧明俊《文学文体，还是文化文体——古代散文界说之总检讨》，载《文史哲》2011年第4期。 (17)本项目采用的这种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受益于傅璇琮的倡导和实践，参见傅璇琮《一种文化史的批评——兼谈陈寅恪的古典文学研究》，载《中国文化》1989年第1期；《探索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思路——在“传统文学与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载《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1期。另参见张仲谋《试论文化学的批评方法——读傅璇琮〈唐诗论学丛稿〉》，载《文学遗产》1994年第4期。 (18)参见郭英德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的相关论述和郭英德《论“知人论世”的古典范式》一文(董乃斌等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3—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