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律和形态里的前后不对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节律论文,不对称论文,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导言：从语序到形态
传统语言类型学的研究重点是形态分类，而当代语言类型学的重点是语序。这一调整是必要的。因为语序是比形态更初始、更普遍的形式：任何语言都有语序，但是并非所有语言都有形态①，儿童最初的语言是只有语序而没有形态的。因此，很可能人类最初的原始语言也只有语序而无形态。新事物孕育于并取决于旧事物。语序的某些特点决定了形态的最初产生及形态的特点。本文尝试分析语序跟形态的相关性，解释语序决定形态的一些动因和规律。
为了表述的方便，规定以下符号的运用。两个成分的组合，有两个排列，我们用曲线括号表示组合，用方括号表示排列，如｛名-定｝组合概括[定-名]和[名-定]两个排列。组合内部两个成分的顺序，统一为把核心成分放在前面，如用｛名-定｝而不用｛定-名｝。成分范畴的标注，在向心结构中，通常是核心词用聚合性的词类、词性，而从属语根据其跟核心词的句法关系用组合性成分标注。当排列中两个成分都用聚合性词类表示时，核心用粗黑字体标示，如｛N-A｝派生出的两个组合为[N-A]和[A-N]。
本文所说的“前后不对称”，在文献中一般称为“左-右不对称”（left-right asymmetry），这是因为这种不对称在多数文字上表现为空间性左右不对称。考虑到这种不对称的本质是语流中时间性的前后区分，本文称为“前后不对称”②（pre/post-head-word asymmetry）。
1.动词短语内部节律上的“前松后紧”和形态上的“前多后少”
1.1 中国境内语言的有关语料
先看一个最简单的对比：“学习/张三”中，前后两个成分很紧凑，除了插入动词后缀外，不能插入任何句子成分③。而“向张三//学习”前后两部分相对松散，中间可以插入不少成分，如“向张三虚心地学习”。这就是以动词为核心的动名组合（动核名从组合）内部的“前松后紧”现象。并且，同样一个论元“张三”，前置时必须带一个语义标志“向”（除非“张三”为话题，如“张三，我们都要向他学习”），后置时不能带，这就是动核名从组合内部的形态的“前多后少”现象。关于话题化所造成的有关例外，后面第5节还会讨论到。
上述区别具有普遍性。下面我们举更多例子来说明。
吴为善（2006:127）列举了一些同一论元充当主语和宾语时节律松紧不对称的现象。这实际上也就是同一论元前置和后置的不对称。动词跟后置论元的结合显然比跟前置论元的结合紧密得多。这种松紧差别，除了直觉可以感觉到之外，还可通过句式变化证明。下面的这些论元，前置时可以在它们和核心动词之间插入种种成分，包括施事主语和方式状语等，而后置时能够插入的成分受到极大的限制。
（1）a.流下了眼泪 b.眼泪//流下了
（2）a.不认识这个字 b.这个字//不认识
（3）a.吃过了饭 b.饭//吃过了
上述语料或多或少可以理解为有关论元前移之后，成了主语；即使前面再加上一个施事主语，提前的成分也可以看作小主语。因此，上述松紧差别可以解释为主谓关系松于动宾关系。但这个解释不能对付下面的语料，因为其中提前的成分不能分析为次话题或小主语。不仅如此，这些语料还进一步表明，同样的论元，前置时还往往比后置时更需要表示它跟动词之间语义关系的语义标志④：
（4）a.卖了一辆车。 b.把一辆车//卖了。
（5）a.来了北京。 b.到北京//来了。
（6）a.撤军朝鲜 b.从朝鲜//撤军
（7）a.望了他一眼 b.朝他//望了一眼
（8）a.很满意这个工作。b.对这个工作//很满意。
（9）a.大他五岁 b.比他//大五岁。
古汉语中也存在宾语前置而需要带额外标志“之”、“是”的情况（这里的标志是附在核心动词上的“附核标志”head-marking）⑤。
（10）姜氏何厌之有（《左传》） （12）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师说》）
（11）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 （13）岂不毂是为，先君之好是继。（《左传》）
类似现象在我国SVO型民族语言中也大量存在。如侗语可以把后置宾语前移到动词前，此时要加前置词标志t
i（本义是“拿”）（梁敏，1980：57）。
白语基本上也是SVO语言，其宾语后置时不需要标志，如果前移到词前，就需要还后置词
（赵燕珍、李云兵，2005）
此外，仫佬语、毛难语、布依语也有相似表现。
前置论元跟动词的节律关系的松散，还表现在两者之间更容易插入状语，特别是在论元带标志的情况下，如：
戴庆厦（2012a）指出，与藏缅语相比，汉语的述宾结构类型特别多，既有受事宾语，又有工具、处所、时间、施事等宾语；但藏缅语的宾语类别简单，主要就是受事。汉语中受事宾语之外的其他宾语，翻译成藏缅语时大多改为状语。他认为这种差别与语法的分析性程度和基本语序是VO还是OV有关。就这个现象跟基本语序的关系来说，与本文的观察也有关。藏缅语各语言基本都是SOV语序，从属语基本前置，因此容易带各种标志得到分化。这些成分如果后置，因为“前松后紧”，就不那么容易保留多种标志，从而形式上汇合成无标志的“宾语”⑥。
动词短语内部的“前松后紧”甚至还可以延伸到主句跟状语性从句的关系中。汉语中，比起前置状语性从句，所有后置的状语性从句在节律上跟前面的主句更紧凑，说得快一些，有追补的性质。并且，表示复句关系的标志（包括主从连接词和具有连接功能的副词），总体上，在状语从句后置时，不会比前置时更少。虽然从句不是典型的体词成分，跟我们所说的｛动-名｝组合不全一样，但是这种“无标记引申”是很自然的。况且，某些从句确实有指称性，如赵元任（1968：113）和Marchese（1977）曾经分别根据汉语和Godié语的情况提出条件从句具有话题性，此后Haiman（1978）更是根据广泛的跨语言语料论证了这一点。王春辉（2012）则进一步提出所有前置从句都有话题性。关于主从复句中语序和形态的问题，我们另外撰文具体分析。
1.2 更多跨语言的证据：标志度多少的延伸
上述[OV]之间可以插入状语类成分这个现象，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下面是Dryer&Gensler（2005）对449种VO型或OV型语言动宾间是否可以插入状语型成分的调查（其中X表示各种状语性旁格成分）：
表格表明，VO之间几乎插不进任何状语型成分，而OV之间很容易插进那些成分⑦。这里虽然说的是宾语，但完全可以推广到动词的其他从属语。动词的各种从属语中，宾语跟动词的关系是最紧密的；若动词与宾语之间容许插入其他成分，动词跟其他关系比较松散的成分之间，就更容易插入别的成分了。事实上，OV排列松于VO排列这一点，还表现在OVS语言的数量远少于VOS语言这一现象上。正是这一松紧度的差别，导致了语义靠近原则在OVS语序中无法充分落实，减少了OVS的动因（陆丙甫、罗天华，2009）。
汉语和中国境内民族语言中前置论元更需要表示其跟核心动词之间的标志这一现象，也同样是一个跨语言的普遍倾向（Greenberg，1966）：
Greenberg共性41:
如果一种语言里动词后置于名词性主语和宾语是优势语序，那么这种语言几乎都具有格的系统。
Greenberg共性33:
如果名词跟动词之间的数的一致关系没有专门表示出来，并且这又跟语序有关，那么此时动词总是前置的，并且是单数形式。
Blake（2001：15）就基本语序和格标志的相关性给出了下面的表格：
可以看出大多数VO语言无格标志，大多数OV语言有格标志。一些其他的研究也显示了多数SOV语言带有格标志。如在Siewierska（1998）取样的171种语言中有SOV语言69种，其中有格标志的语言49种（71.0%）。罗天华（2007）查证的我国53种SOV型少数民族语言材料中，具有宾格标志的47种（88.7%）。关于SVO的情况，后面第5节会讨论。
当然，句子中这种形态的前后不对称，不仅仅表现在形态有无的明确对立上，还可以表现在带形态的可能性大小上。如（4）中“把这本书看完了”中的论元在前置时，标志“把”可带可不带，但后置时不能带。这是“前置可带标志而后置不可带标志”的例子，是上面所说“前多后少”不对称的延伸。当然，还可以同样引申出“前置必带标志而后置可带标志”。如：
（19）a.It can be seen clearly（that）everybody's business is nobody's business.
b.*（That）everybody's business is nobody's business can be seen clearly.
其中关联词that在从句后置时可用，但在从句前置时必用。
又如斯瓦西里语宾语后置时动词可如（20a）那样带复数标志，也可如（20b）那样带相当于无标记的第三人称单数标志，实际上就是不带一致标志（Marten,2005:541-543）：
（20）a.Amina a- li- wa- ona Haroub na Nayla.
Amina主.3单-过去-宾.3复-看Haroub和Nayla ‘Amina看见了Haroub和Nayla。’
b.Amina a- li- mw- ona Haroub na Nayla.
Amina主.3单-过去-宾.3单-看Haroub和Nayla
但宾语前置时动词就必须带跟宾语一致的复数标志，如（21）中对比所示。
（21）a.Haroub na Nayla Amina a- li- wa- ona.
Haroub和Nayla Amina 主.3 单-过去-宾.3 复-看 ‘Haroub 和Nayla，Amina了他们。’
b.*Haroub na Nayla Amina a- li- mw- ona.
Haroub和Nayla Amina 单类3-过去-宾.3 单-看
注意这里的表示动词和主语间的关系标志是附在核心动词上的，而不是在论元上。尽管如此，仍然反映了前置论元更需要关系标志的倾向。
下面这个现代希腊语的例子（Terzi,1999:86）性质上也相似：
（22）a.Mou To edoses
我.与它.宾给.2单 ‘你给我这个。’
b.Dos' mou to
给我.与它.宾
c.Dos' To Mou
（22a）中两个论元都前置，动词需要跟主语一致；而（22b-c）中两个论元都后置，动词就不需要跟主语一致，虽然这里显示区别的是动词，如同（20）（21）那样。
并且形态标志还有个程度的问题，即同样的论元成分，前置时形态标志度比后置时高。如一些语言中动词的一致形态，在主语后置时，其内容比在主语前置时少，甚至可以不需要。先举一个俄语的例子（引自Lorimor,2007:133）:
俄语的基本语序是SVO，如果主语前置，动词必须跟主语Pjat’‘五’（女孩为领格形式）在性、数上一致，如（23）所示。但是主语后置时，动词的性既可以跟主语一致，如（24a）所示；也可以采取无标记的中性单数形式，如（24b）那样。
其实在英语中也有类似表现，如下面英语口语的例子（Lorimor,2007:19）：
（25）On the center of the park is two houses.
（26）a.How's the horses? b.When's the races? c.What's these?
口语中主语后置，动词往往用第三人称单数，而第三人称单数，从跨语言角度看，是人称一致的无标记形式，尽管英语的第三人称单数在非系动词中的形式上比其他一致形式（零形式）更复杂（陆丙甫，2009）。类似的一致不对称也存在于法语、意大利语、荷兰语、波兰语、Fiorentino语中（Lorimor,2007:20）。又如，阿拉伯语中，主语前置时，必须跟动词有性和数的一致，而后置时只有性一致，不需要数的一致（见后面5.2节例（41））。
这种前后形态标志不对称的情况，也适用于宾语。如前面所说，斯瓦西里语宾语前置时一定带数的一致，后置时可带可不带。
以下是个法语的例子，宾语前置时动词需要带跟宾语一致的性标志，宾语后置时不需要。
（27）a.Il a trouvé l'épée b.Quelle épée avez-vous trouvée?
他已经发现这-剑什么剑已经-您发现.宾阴
‘他已经发现了这把剑。’‘您发现了什么剑？’
下例显示，Chichewa语（一种非洲南部语言）中，宾语“猎人”出现在动词前时，动词就需要带表示“猎人”所属名词类别的前缀wá-，可看作一种动词一致标志。“猎人”后置时这个一致标志就不需要。
需要指出的是，类型学文献中有关动词短语中前、后置名词形态程度前后不对称的资料很多，但是基本都不涉及跟节律松紧区别的相关性，而这点是本文要强调的重点。
2. 名词短语内部的节律“前紧后松”和形态“前少后多”
2.1 节律上的“前松后紧”
以上是说动词短语中前置从属语（主要是论元）比后置的更容易带格标志，包括｛动词-主语｝组合和｛动词-宾语｝组合。但是在名词短语内部，情况正好相反：｛名—定｝组合中，以核心名词为静止坐标原点，定语的情况是节律上“前紧后松”而形态上“前少后多”。先看一个简单的例子：“一匹白（的）马”中的定语标志“的”可以省略，而当定语“自”后置时，如“一匹马，白的”，其中“的”就不能省略；并且，作为从属语的定语后置时，跟核心名词的节律关系比较松散。当然，这个例子也可以分析为后置的“白的”并非定语。但是，这个例子至少不是反证和反例，可看作补充性旁证。
再看英语的例子。
（29）a.a five-year old boy ‘一个五岁的男孩’
b.a boy five years old
（30）a.the above-average salary ‘高于平均数的年薪’
b.the salary above average
（31）a.a hard-to-pronounce Chinese sound ‘一个难发的汉语音’
b.a Chinese sound hard to pronounce
前置定语内部不能有明显停顿，这从写法上可以看出，一般认为这些前置定语构成一个“节拍群（phonological chunk）”（Escribano,2004），这在短横“-”的使用上有所反映。此外，（29）中，前置定语还必须省掉多数标志-s，也间接显示了这种松紧度的区别。又如例（31）中的前置定语很难扩展，而后置的却很容易扩展成hard to pronounce correctly（很难正确发出的）。
这里虽然说的是前置定语内部的紧密，但是也可以由此推导出整个前置定语跟核心名词之间的紧密。一般来说，如果大单位中包含小单位，大单位内部成分间的结合比小单位内部的结合松散，即越浅越外的单位之间结合越松散。这可以说是无标记情况。如短语包含词，短语内部成分结合比词内部结合松散。上述定语内部的松紧度应该跟｛名-定｝组合的松紧度成正比。我们的语言直觉也能明显感知到这点。
Greenberg的共性21也可以进一步证明[定-名]排列之间的节律关系比[名-定]之间的节律关系更紧密这一现象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这条共性指出：如果某些或所有副词后置于它们所修饰的形容词，那么这种语言中的形容词也后置于名词（而且以动词前置于名词性宾语为优势语序）。这个表述是根据下面的数据（主要是第三行）得到的：
上表显示，形容词定语前置时，它跟核心名词之间不能插入程度副词等修饰语，而后置时可以。其实单个语言内部也有这样的现象，如英语中就是这样：
（32）a.the clearly dominant candidates ‘明显占优势的候选人’
b.*the dominant clearly candidates
c.the candidates clearly dominant
d.the candidates dominant clearly
注意这里副词和形容词构成一个定语整体，定语内部可以添加成分似乎跟｛名-定｝组合间的松紧无关，但其实有间接的关系。
我们不妨根据插入成分把松紧程度分成三个等级：1）核心-从属语两个成分之间，如果能插入同一核心的另一个从属语，即另一个“直系成分”，两成分间的结构关系最松散；如[O-V]排列中间很容易插入状语，而[V-O]排列中几乎无法插入状语，因此前者比后者松散。2）如果两者之间虽不能插入另一个直系成分，但能插入从属语的从属语，即从属语可以进行局部扩展，则这种结构就稍微紧密一些了，如上例中[N-A]排列所代表的情况，N跟A之间能插入A的程度修饰语。3）最紧密的是主从间连从属语的从属语也无法插入，这就是上例中[A-N]排列所代表的情况。
多个形容词定语连用的某些现象，也间接反映了上述差别。凡是多个形容词后置的语言中，形容词之间的关系都很松散。Hetzron（1978：165-184）注意到多个形容词定语前置或后置时语序自由度的差异：“形容词之间语序自由的情况，都发生在形容词后置于名词的情况中，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巧合，不知道这种后置形容词都是自由语序的情况是否偶然。”Hetzron（1978：15）还进一步注意到了这种差别跟节律松紧的相关性，“[形容词都后置于名词的]所有情况下，总有某些手段使这些形容词相互间的联系比较松散，从而使自由语序显得不那么麻烦。”他所指的手段主要是用连接词和停顿。其实，语序自由本身也是松散的表现之一，因为越是紧密的结构语序也稳定，如词内的语序最稳定，短语内部其次，句子内部语序最自由。
2.2 形态上的“前少后多”
至于后置定语更需要形态这一倾向，首先可以看看古汉语的情况。
如果认为古汉语的“马之千里者”、“（求）人可使报秦者”、“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这样的结构看作后置定语结构，则也很明显比相应的前置定语格式“千里之马”、“可使报秦之人”、“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之士”、“可为足下辅翼者之车骑壮士”的标志程度要高。前置时只要用一个“之”，而后置时除了必用“者”之外，还可以添加一个“之”，如“马之千里者”。“（求）人可使报秦者”、“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也可以说成“（求）人之可使报秦者”、“士之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
在西班牙语中，许多形容词既可以前置也可以后置。下面例子中，形容词primero和bueno前置于名词时要删除表示跟名词一致的中性后缀-o：
（33）a.el primer buen capitilo
冠词第一好章节 ‘第一个好章节’
b.el capitilo primero bueno
c.el capitilo bueno primero
下面的现代希腊语例子中，当形容词“帅气的”后置于名词核心时，需要多带一个跟核心名词指别性上一致的定指标志o（Croft,2003:36）：
（34）a.O oréos ántras
定.阳单帅气的.阳单男人.阳单
b.O ántras o oréos
定.阳单男人.阳单定.阳单帅气的.阳单‘这个帅男人’
在Gube语中，形容词定语后置一定要带定语标志kii（Hoskison,1983:55）:
以上现象具有普遍性。Foster&Hofling（1987:481）调查了一些SOV语言中的定名结构，发现[名-定]比起[定-名]排列明显倾向于采用更多的一致关系标志。
其实，Greenberg（1966）的共性40已经隐含了后置定语形态程度更高的这一倾向：
Greenberg40：
当形容词后置于名词时，形容词表示出名词的所有的屈折范畴。
在这种情况下，名词可能缺少其中一个范畴或全部范畴的显性标志。
Moravcsik（1995：472）对Greenberg的共性40进行了扩充，提出如下共性：
所有语言中，核心名词的前置成分若具有数、性、格等标志，则后置成分也会携带同样的标志。
这条共性也表明，后置定语的形态标志不会比前置定语少。
这种情况也许还可以扩展到非形容词的定语，如英语领属语可以前置也可以后置，后置时一定要有标志，前置时可有可无，比如rooms of students和student rooms。汉语的处所、时间是从大单位到小单位排列，如“中国上海徐汇区”，可以理解为连续的领属结构，相应的英语表达则是从小单位到大单位，如Los Angeles，California，USA。汉语语序比起英语语序，内部各单位之间的停顿要小得多。事实上，停顿也可以看作一种标志，停顿长也意味着标志程度高。
据周韧（2006），动宾概念做定语时，如果前置，在各种语言中都没有附加标志，如下例所示，周文举了德语、日语、韩语、蒙古语、藏语的例子，下面只引用德语的。
（36）德语：
Atomwaffen-sperr-Vertrag Strassen-bau-Plan
原子武器禁止条约‘原子武器禁止条约’街道修建计划‘街道修建计划’
相反，动宾概念定语后置于名词时，在他调查的法语、西班牙语、俄语、阿尔巴尼亚、泰语、越南语中，只有越南语和泰语不需要附加标志，其他语言都要加附加标志。下面只引用周文中法语的例子。
（37）法语：
centre d'examen de données délégation d'examen d'armes
中心前.测试前数据‘数据测试中心’团前.核查前.武器‘武器核查团’
3. 对松紧度前后不对称的解释
3.1 “泛主谓关系”的松散性
主谓结构，或者说“话题-陈述”结构，是最松散的结构。LU（2009）对名词短语内的“前紧后松”的解释看来难以用于动词短语。形态不发达的语言中，如果既没有主格标志，也没有显示主语和谓语动词之间特殊联系的一致等形态标志，在这种主语语法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这两者往往难以区分。我们把两者合并为广义的主谓结构，统称为“泛主谓结构”。
[N-V]和[N-A]排列的松散，很可能是因为都比较接近泛主谓结构，或者说，多少带有主谓性。这跟动词、形容词作为谓词有较强述谓性而名词具有较强指称性有关。即使形容词归入体词的语言中，其特征仍然有类似于动词的述谓性，被描写为[+N，+V]⑧。
[N-A]名词短语的内部结合松散，多项形容词之间的语序较自由，形态较丰富，都跟形容词做谓语的表现相似，可以看作是较强的谓语性的表现。事实上，一些学者认为所有定语都是“降级述谓成分”，如金立鑫（1986）通过心理实验证明，句子中的组合性定语在语义结构中表现为谓语。他实验中的被试在复述故事的过程中会主动将原句中的组合性定语转换为谓语表达。张敏（1998：243-255）和潘国英（2012）都有类似观点。金立鑫和潘国英皆认为所有定语都是降级述谓成分。我们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其中“降级”的程度是不同的。比起前置定语，后置定语更接近原型述谓成分，也就是说，降级的程度比前置定语要小得多。此外，具有降级谓语性质的主要是短语性的“组合定语”，复合词内部的“黏合定语”并非如此，见5.4节。
同样，[N-V]组合也多少带有一些主谓性质，特别是汉语中，许多前置名词性成分可以分析成主、次话题或主语（徐烈炯、刘丹青，1998a）。并且，汉语中不少状语，特别是时间、处所或工具等主要由体词构成的状语，跟话题/主语的界限也不明确。如徐烈炯、刘丹青（1998a：68-71，199）和陆俭明（1986），在讨论周遍性成分是主语还是话题的同时，都承认汉语中更难区分的是状语和主语。这说明这些跟主语有纠缠的状语多少带有主语性。
可以假设，主谓关系是人类语言中最早出现的结构关系。根据生物体及其功能发展的一般规律（后来的机体和功能都是从原有机体及其功能发展分化而来的），可以设想语言中其他结构都是从主谓结构直接或间接地发展而来的。1.1节所说的前置状语从句都有话题性，也可以说是这个假设的体现。
泛主谓关系的松散性，可以解释动词短语和名词短语内部的节律前后不对称，因为松散的排列都接近“主-谓”顺序。
3.2 跨范畴可别度
第二个可能的动因是“跨范畴可别度”（陆丙甫，2005）。根据跨范畴可别度，以及可别度跟前置倾向的正比关系，名词比动词和形容词有更大的前置倾向。
前置倾向大小不同的范畴的不同排列，会影响到紧密度，可以表达如下（其中“←”或“→”分别表示相对的前置倾向和后置倾向。具体地说，“←”表示旁边的成分相对于另一方前置倾向较大，“→”表示旁边的成分相对另一方后置倾向较大）：
（38）｛动词-名词｝组合
[名词-动词]排列：←N//V→（松散）；[动词-名词]排列：→V/N←（紧凑）
（39）｛名词-形容词｝组合
[形容词-名词]排列：→A/N←（紧凑）；[名词-形容词]排列：←N//A→（松散）
总之，结构紧凑性跟成分的可别度的关系可概括为：
a.[可别度低的成分+可别度高的成分]即[有较大后置倾向的成分+有较大前置倾向的成分]就构成紧凑结构。
b.[可别度高的成分+可别度低的成分]即[有较大前置倾向的成分+有较大后置倾向的成分]就构成松散结构。
词类的可别度跟习得顺序有关，可别度越大的词类习得越早。因此习得顺序也可能是结构松紧的一个原因。当孩子第一次把两个不同范畴的词组成一个句子时，很自然地会把早就学得比较熟悉的范畴前置于后来学会的范畴。熟悉的内容说出后，再说不熟悉的内容，需要较多的时间去索取，因此停顿会大一些，前后结合就显得较松散。相反，如果先把不熟悉的内容说出来，那个更熟悉的内容早就在思维中等着说出来了，很容易不假思索就脱口而出，因此必然会停顿较小，显得更紧凑。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干扰的话，这一习得过程中的模式就会沿用下去而成为固定的节律模式。
实际上，所谓可别度高，即所指比较明确、具体，也就是语义上独立性比较大。因此这一动因，也跟下一节所说动因密切相关。
3.3 成分意义的独立性差异
律松紧也可能跟成分意义的独立性大小有关。如｛名-动｝组合中，意义上独立性更大的一方是名词，因为动词的具体意义跟从属语论元有关，如飞机的“飞”显然跟鸟儿的“飞”很不同。同样，｛名-形｝组合中，形容词的具体意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名词，如“小象”的“小”比“大老鼠”的“大”要大得多。而论元性名词的所指意义受动词影响的程度，即使有也小得多。
意义相对独立、自主的一方先出现，既然意义上对后继成分的依赖性不大，就比较松散了。相反，意义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一方先出现，为了早点落实意义理解，就需要后继成分早点出现，结构就自然比较紧凑了。
以上三个动因中，泛主谓关系的松散性是主要的，其余两个是次要的，因为前者可以解释更多表面上的例外，如第5节中讨论所示。
4. 对形态标志程度前后不对称的解释
4.1 以往文献对动词短语中“前多后少”的解释
以往的文献中对于形态标志程度的前后不对称现象的解释，往往牵涉到语序和形态的演变历史。一种观点是由于格标志的销蚀，SOV语言容易产生歧义，因此就发展成SVO语言去避免歧义（Lehman,1974; Vennemann,1974）。
Comrie（1989:214-215）对这一解释提出了两个疑问。其一，一些原本就没有主宾格标志的SOV语言（如原始尼日尔-刚果语言）也发展成了SVO语言。其二，许多印欧语言虽然发展成了SVO语言，但仍然保留了丰富的格标志，如斯拉夫语言，立陶宛语等。McFadden（2005）通过统计质疑格销蚀导致语序变化的观点，认为先有语序变化再有格标志的销蚀更为可取。
并且，语序的这一演变可以找到跟格标志无关的其他动因。例如随着思维的复杂化，语言结构也日趋复杂，主要表现之一就是相对主语来说更多传达新信息的宾语的复杂化。由于宾语复杂化和长度增加，镶嵌在主语和动词之间就容易导致解码处理的困难，因为增加了主语-动词之间的干扰，特别是宾语内部包含小句时，而宾语后移到句末就可以避免这个处理困难。
说到底，历史事实都只是现象而不能看作动因。真正的动因，都是“泛时”的（朱晓农，2008:84-91），即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在同样的条件下（当然要排除时间条件），都会显示其作用的规律。
此外，以上那种基于需要性的分析虽然能解释SOV语言的格标志比SVO语言多，但无法解释为何SOV语言的格标志，如表2所示，比VSO语言多得多。
一种可能的分析就是：动词先出现，后面成分的语义角色就比较容易确定，因此不那么需要主要表示语义角色的格标志。具体地说，由于动词携带了最多的结构信息，动词出现前，各个前置从属语的语义角色和句法地位不容易确定，而这不利于这些成分的记忆和处理（在一般情况下，结构明确的序列更容易被处理和记住），因此需要格标志来增加结构信息。
周韧先生提醒笔者注意生成语法对动词短语中“前多后少”这一形态现象的分析。该学派基于格理论的解释是，动词后的名词可由动词赋格，提到前面后只能由旁置词（前置词或后置词）赋格，因此就需要带旁置词（Li,1990）。这个解释进一步启发我们去思考为何论元前置时不能受动词赋格这一问题。而｛V-N｝组合的“前松后紧”正好为此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动词只能赋格于跟它结合最紧密的论元性从属语，也就是紧靠它的后置论元。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格形态和旁置词都可以算形态标志，但是旁置词的标志度更高；况且生成语法的格主要指抽象格，并不一定都有语音形式作为标志。
上述分析都只适合于动词短语，无法解释名词短语内部的形态不对称。对此，我们必须另找原因，下面两节所谈动因就同时适用于名词短语。
4.2 基于距离-标志对应律的解释及其他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节律松散度和形态标志度之间有正相关关系，基本趋势就是节律越松散，形态标志度越高。假设节律的松散跟形态标志度之间的上述相关性不是偶然的，那么，这或许能用“距离-标记对应律”（陆丙甫，2004a）的引申去解释。事实上，结合松紧可以看作距离远近的一个方面，结合越松散，可以说距离越远，因此就越需要带标志两者之间关系的标志。陆丙甫（2004a）讨论“距离-标记对应律”时，主要指“相对距离”，即比较不同从属语跟核心的距离差别。这个对应律可以自然扩大到“绝对距离”，例如同样是论元中跟动词结合最紧密的宾语，前置时比后置时跟动词的关系更松散而可以看作绝对距离更大，或者说“绝对结构距离”更大，也就更容易带格标志。这一解释对于动词短语和名词短语内部的形态前后不对称都适用。
此外，后置定语倾向带更多跟核心名词一致的形态标志，也跟它们有较强谓语性（3.1节）有关。通常谓语跟名词主语之间的一致形态多于定语跟核心名词之间的一致形态。当然，这一现象本身的动因又可能进一步追溯到主谓间的结合比较松散并且有较大间隔距离（插入中间的成分可能比较多）。
事实上，形态丰富，内部语序更松散、自由，更容易自由扩展（如2.1节提到例子a Chinese sound hard to pronounce中的后置形容词短语很容易扩展成前置时无法采取的形式hard to pronounce correctly），这些现象都表明后置形容词定语有更多谓语性。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Mekeo语中，所有N-A都是歧义的，可以理解为主谓结构，也可以理解为名词短语（Jones,1998）。按照Paul Hopper的说法（个人交流），也可以说前置形容词定语在更大程度上被收编进了名词。
4.3 处理难度动因
以上关于形态的前后不对称，就VP而言，主要讨论的是语义角色标志；就NP而言，牵涉到的是一致标志。如果都看一致标志，似乎还可以有另一个角度的统一解释。在VP中，一致标志是附加在动词上的“附核标志”（head-marking），即“标引”（indexing）。如果论元（主要是施事）先出现而动词后出现，那么确立一致关系的难度就比较低，也就容易实现。
在NP中，一致标志通常是附加在从属性定语上的“附从标志”（dependent-marking），即“标杆”（flagging）。核心名词先出现，加在后置定语上的一致标志就比较容易确定。
跟“需要性”动因不同，作为“经济性”动因表现之一的处理“难度”动因（因为实现越难，成本代价越大），是第二性的、消极被动的。当然，最重要的前提是人类认知能力的条件（陆丙甫，2012），这好比科技水平是一切消费服务产品的总前提一样。
因此，难度动因至多也是辅助性的，不能根本上解释有关现象。它只能解释需要的语言编码形式中，为何有些实现了，有些没有实现。这取决于实现的难度，而这最终还是取决于认知机制，因为难度无非就是人类的认知机制处理时的难度。
5. 一些例外及相关现象
当然，本文所说的节律和形态的前后不对称，是强烈的倾向，不是绝对规律。不过，本着“共性是理想化的倾向，倾向是受到干扰的共性”的理念，我们还是尽量对一些例外进行力所能及的分析解释，寻找干扰因素，以期使倾向最大程度地共性化。
5.1 “主席团坐在台上”
汪化云先生曾向笔者提到另一个例外：
（40）a.（在）台上坐着主席团。
b.？主席团坐（在）台上。
（40b）虽然也能省去表示处所关系的“在”，但远不如（40a）省略“在”那么自由：后者如果不用“在”，需要特定的对比语境，如“主席团坐台上，陪审团坐台下”。总之，“台上”后置于动词更需要有关系标志。
这个现象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
首先，动词前的“台上”之所以能减少标志，显然跟话题性有关。较强的话题性削弱了从属语的语义角色。换言之，话题主要跟整个陈述部分发生联系，跟动词的关系也有所弱化。这些因素，都减少了对语义角色标志的需要程度。
其次，后置的“台上”虽然多了一个标志“在”，但有趣的是这个标志已经被吸收进动词而可看作复合动词的一部分。虽然它仍然可看作一个标志，但语义上直接联系的对象已经从处所表达转移到了动词，其功能本质上属于“换元”（applicative）⑨标志，一般归为语态（voice）范畴。例如被动态就是把原来的施事降级为旁格，而把受事升级为最重要的主语。这里的“在”是把动词的旁格处所论元提升为直接宾语。既然属于语态标志，跟论元间的直接语义关系已经淡化，已经不再是典型的“表示核心跟从属语之间的语义标志”。
当然，上述解释远非充分，这个现象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5.2 VSO/VOS语言
一位审稿者正确地指出，在动词居首的语言中，可别度低的动词前置于可别度高的名词性成分S和O，按以上的分析，这种语言的主语、宾语都应该属于紧密的成分，可是从对台湾南岛语、塔加碌语等动词居首的语言的描写看，其中不乏句法成分间松散的现象，并且名词论元普遍带形态标记，动词跟从属语的语序相对比较自由灵活，可以互换，形成VSO和VOS间的交替。
对于动词居首的语言的运作机制，我们了解甚少，目前无法进行深入分析，只能就笔者所知略谈一二。
先谈形态标志度问题。某些动词居首的语言，如研究比较多的阿拉伯语，其中动词性结构同样表现出“前多后少”倾向，具体表现为标志度的不同。该语言中，主语前置和后置都需要有一致，但是前置时标志内容更丰富，而后置时或者没有标志，或者标志程度降低（under-specification）。所谓标志程度即性、数、人称的一致的完整程度。下面是一个现代标准阿拉伯语的例子（Lorimor,2007:132-133）⑩。
吃了-3阴单这-学生.3阴复-主吃了-3阴复这-学生.阴复-主
‘这女学生吃过了。’这女学生吃过了。’
[主语后置时只有性一致，没有数一致][主语后置时，不容许数一致]
这-学生.3阴复-主吃了-3阴复这-学生.阴复-主吃了-3阴单
‘女学生们吃过了。’女学生们吃过了。’
[主语前置时，性、数都必须一致][主语前置时，不容许没有数一致]阿拉伯语的基本语序是VSO，但主语也可以迁移到动词前。当主语后置时，动词的一致内容中省略了数的一致（单数是底伏形式）。当主语前置时，动词跟主语的数一致无法省略。
南岛语系中的塔加碌语（Tagalog）、汤加语等也是另一类重要的并且也研究较多的动词居首的语言。近年来一些有关文献（Kaufman,2009; 沈家煊，2012a、2012b）认为这些语言中，词类范畴首先分成“型”（type，跟不定式，概括词相关）和“例”（token，跟具体指陈、个体词相关），动、名之分不重要，或者说基本上只有名词。如果这样，那么，其中句子通常就是一个（加上时态的）名词性短语，而句首动词实际上是充当核心的事件名词，后面的名词都是定语。根据后置定语有很强述谓性的特点，其成分的松散也就得到了解释（11）。
另外，这些语言的形态跟阿拉伯语不同。某些文献指出其中附加于名词的形态更多表达的是语用意义，而不是语义角色。如塔加碌语中，句首动词（实际上可看作事件名词）有形态标示后面哪个名词性从属语是焦点，后面的相应焦点成分也会有标志（Comrie,1989:116-122）。
（43）a.Bumili ang babae ng baro.
买.动作者.焦点焦点女人经受者外衣‘那个女人买了一件外衣。’
b.Binili ng babae ang baro.
买.经受者.焦点动作者女人焦点外衣‘一个/那个女人买了那件外衣。’
以上例句中，动词的形态标示了后面部分的焦点是动作者还是经受者（undergoer）。相应的，后面部分的焦点成分用小词ang引出，Comrie把这个小词标注为“焦点”标志。但ang引出的成分通常是定指的，因此也有文献中把ang标注为“特指”（LaPolla&Poa,2006）或“定指”（12）标志的，还有文献标注为话题标志（Schachter & Otanes,1972:60-62）。Comrie在把它标注为焦点标志的同时，也承认它“与话题有关联”。这个成分通常在句末，如（43b）所示，这一点接近原型的自然焦点而非话题。不过，如果此成分是指人名词，通常前移而不再在句末，如（43a）所示。并且，此成分也可以进一步移到句首，此时动词前必须带强调它是话题的小词ay，因此可说此时的ang标注成分更接近原型的话题，例如作为非施事也可以控制跨小句的话语链代词的所指、省略等（LaPolla & Poa,2006）。
折衷一下，我们不妨说该成分就是交际中的关注中心，类似于既是焦点又是话题的“话题焦点”（徐烈炯、刘丹青，1998b）。或者用罗仁地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结构上特别重要的关注中心pivot（LaPolla & Poa,2006; Van Valin & LaPolla,1997:275-284），这表现在它跟动词形态的呼应上，可以说是某种形态一致。
除话题焦点外，该语言中每一个名词短语前都有一个前置性小词，其分布功能很大程度上都是语用性的。
该语言的人称代词形态变化也以语用为主，有两套，一套是无标记的，另一套专门标记话题焦点，如第一人称单数阳性的一般动作者形式是niya，话题焦点形式是siya（13）。
当然前置小词也有表示语义角色的，但往往不是很明确，如ng，既能表示“动作者”（跟多数语言的施事相似），也能表示“经受者”（跟多数语言的受事相似）。并且，ng的解释还跟指称相关，如果经受者是定指的，那么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它都必须作为话题焦点。
从认知上看，以上运作机制似乎也很自然。因为表示动作意义的成分出现在前，后面从属语的语义角色较容易确定，用形态表示语义角色这一功能就显得不如在动词居尾语言中那么重要。因此，这些语言中，有格标志的就比动词居尾的语言中少得多。如上所述，这类语言的形态更强调语用功能。
如果把这类语言中的句首动作、事件表达看作名词短语的核心，则其后置成分之间的松散自然也符合名词短语中后置定语间关系松散的普遍规律。
5.3 某些藏缅语NP中后置定语问题
戴庆厦、傅爱兰（2002）指出，藏缅语中许多语言，如安多藏、羌、普米、景颇、独龙、纳西、凉山彝、哈尼、克伦等语言中，｛名-形｝组合不是“前紧后松”，而是“前松后紧”：[形-名]排列内部往往可以加入类似汉语“的”那样的关联词，形容词可以带程度副词等，没有节律上的限制，即定语都是短语性的；而[名-形]排列紧密，中间不能插入其他成分，节律上有明显限制，常常有音变、音节缩减等，类似复合词。这种区分，看上去类似汉语中紧凑的“黏合结构”和松散的“组合结构”之间的区分（朱德熙，1982：145-150）。
黏合结构的本质是复合词，许多文献中都有这样的分析。朱氏本人在分析名词性黏合结构时指出，“黏合式偏正结构的功能上相当于一个单一的名词，凡是单个的名词能出现的地方，它也能出现”。戴庆厦（2012b:248-251）也明确把景颇语中不带定语标志的｛名-定｝组合都看作复合词。
如果有关藏缅语中的[N-A]排列确实是复合词，我们可以保守地退一步说，本文以上分析的都是短语结构，对于复合词内部结构并不适用。
这一区分也有其道理。一般认为内嵌越深的结构，受到语用的影响越小，包括语序方面。而泛主谓关系，特别是话题性强的主语，是最浅层的语用关系。如果说语用对语序的作用，在名词短语中还存在的话，那么，到了构词层次，则基本不存在了。
张敏在论证定语的述谓性的同时，也指出复合词内部的定语，即下表所示“白纸”中的“白”，不具备述谓性（张敏，1998：236）：
并且，他进一步用下面的例子说明黏合定语不具备述谓性（张敏，1998：245）。
（44）a.这座金山其实不是金的。
b.？这座金的山其实不是金的。
正因为“金山”中的“金”不具备述谓性，所以其所属名词短语可以作为主语带述谓性谓语，相反，“金的山”中的“金的”因为有述谓性，所以不容许所属名词短语再带同样的述谓性谓语。他的结论就是，“不带de的复合词修饰语在意义上与中心语高度整合，他本身不含述谓性”。刘丹青（2011）中下面的例子也说明复合词内部定语极少述谓性：
（45）a.他有一个富有的父亲。
b.？？他有一个贫穷的父亲。
c.他有一个穷父亲。
刘文指出汉语的“有”跟褒义的宾语相和谐，因此（45b）极不自然，但如果贬义的定语是复合词内部成分，则不被凸显，因此“其语义倾向不受领有句的制约”，如（45c）所示。
既然复合词内部定语极少述谓性，其松紧也就极少受“泛主谓关系松散性”的影响了。
5.4 “去朋友家去”
动词短语内部“前松后紧”还有一个例外，如“去朋友家”和“朋友家去”中，后者内部结合更紧凑。值得注意的是，后置的“去”，其前置宾语的复杂度受到较大限制，如可以说“朋友家去”，但不能说“昨天新认识的朋友家去”，而对应的前置“去”不受这个限制。这表明后置的“去”跟其前置部分之间的结合已经不同于一般的动词短语内部的结合，虽然其结合紧密度还不像“电话联系、掌声欢迎”这类状动结构那么紧密，而“电话联系、掌声欢迎”这类组合可看作本质上是复合词的“黏合结构”。朱德熙（1982）讨论黏合结构时没有提到这类状动结构，但根据朱氏判断黏合结构的标准，完全可以看作黏合结构。拼音文字中类似结构可以用段横连写为一个复合词，如英语中的C（onstituent）-command（成分统辖）、N-oriented（N导向的）等。
此外，两个“去”同现的“去朋友家去”这类结构，也表明前后两个“去”的性质不同。两个“去”的不同，还表现在下面的对比：
（46）a.去学校＞学校去
b.去美国＞*美国去
因此，不能把“去朋友家”和“朋友家去”作简单的比较。看来，“朋友家去”也许不是一般的“从属语+动词”组合性短语结构，而接近黏合性结构；因此，也容易偏离本文提出的动词短语内部的“前松后紧”倾向，如同我们上面5.3节所分析过的。
笔者没有见到过专门讨论“（去）NP去”的文献，但确有文献中讨论到相似的“（去）VP去”。吕叔湘（1944：163-164）认为“去VP去”中后置的“去”已“从实义词变成辅助词了”，表“先事相”（即“预言动作之将有”）。赵元任（1979:221）则认为它是表目的的小词。尽管对其具体意义的认定很不相同，但都承认后置的“去”较虚化。这一点，从其形式上轻读为qi也可看出，根据赵元任的描写，还可以进一步弱化为轻声的ke。并且，也正因为意义虚化，才变得不那么容易捉摸，导致赵、吕两位大家的看法不同。
陆俭明（1985）认为前置的“去”强调施事的位移，运动趋向性的意思较强；而后置的“去”则强调施事从事什么事，表运动趋向性的意思已经很弱。简单地说，就是前置的“去”更强调位移，后置的“去”更强调目的。这比较接近赵氏的看法。
以上文献多只论及“去VP去”而不是“去NP去”。杨永龙（2012）虽然讨论的是“VP去”的来源，但是其中提到了几个实际上是“NP去”的例子，如：
（47）问僧：“什摩处去?”对云：“去娥媚礼拜普贤。”（卷十九，大随和尚）
这说明我们这里讨论的“NP去”，跟上述文献中所说“VP去”是同一个“去”。事实上，我们很难觉察到“VP去”和“NP去”中的“去”有什么区别，并且它们的读音也都是轻读。此外，两个后置的“去”的前置成分，都受到同样的节律限制。我们前面说过，“NP去”中的NP不能太复杂。“VP去”中“去”也受到同样的前置，它前面的VP不能太复杂。陆俭明f19851就指出，“去看一个刚刚上映的、是描写经济改革的电影”就不能转换成“VP去”排列。
总之，“NP去”已经不再是一般的动词短语。陆俭明（1985）还指出，许多学者甚至把后置性的“去”分析作补语。因此，这类结构内部的松紧规律跟本文所讨论的短语内部的“前松后紧”有所不同。
6. 结语
关于形态的前后不对称，在语言类型学界不少学者早就注意到了。但是对于节律松紧的前后不对一称，据笔者所知，并无专门描写和分析。Hetzron（1978：15）虽然注意到有多项形容词定语在[名一形]排列中，形容词之间的结合自由和松散，但并没有提及[名一形]之间的松散。我国语法学界虽然对节律和语法的限制进行了相当广泛的研究（如冯胜利，1997，2011），但是对于节律松紧跟形态的关系，也还没有深入探讨过。
一位审稿者指出，在SOV语言中，名词论元都在动词前，按本文观点应当是比较松的，而SVO语言宾语在动词后，按本文观点应当是比较紧的。但是，比较英语和日语，日语的宾语由于受内嵌程度的影响，宾语的扩展受到一定限制，而英语的宾语扩展几乎不受限制，可以通过递归性地添加分词短语或关系从句延伸下去。扩展能力也是本文认定的结构松紧的表现。这一对比显示，跨语言看，动词后的宾语可以比动词前的宾语更加松散。
这里不同的扩展潜力，显然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这就是“内小外大”（靠近核心的从属语倾向短小而远离核心的成分趋向长大）和“大块置末”（结构末尾的成分最容易扩展）（陆丙甫，1993：111-113）。其认知上的解释就是内层成分如果重度太大，就容易干扰两头成分之间关系的处理。日语宾语的无标记位置，前面通常有许多成分，因此较难扩展。如果扩展，通常需要往前外移到较外层的表层位置。另一方面，英语宾语虽然容易扩展，但是如果后面有状语，其扩展也会受到很大限制，除非跟短小的状语交换位置而后移到句末。
总之，本文只是指出一些以往没有受到注意的相关性。当然，由于自然语言的复杂性，以及跟其他因素的复杂互动关系，这些相关性的表现是复杂的。本文提出了一个观察角度，也同时提出了一些尚未完满解决的矛盾现象，希望引起有关学者对这些现象的关注。
本文初稿在第六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2011/12/3-4，高雄，义守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系庆“继承和拓新——汉语语言文字学国际研讨会”上宣读，得到与会者的反馈和指正。本文的修改，还特别得益于《中国语文》匿名审稿者的一些重要意见，以及周韧、李占炳和张振亚三位的一些指正。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①本文的“形态”是广义的，指一切表示成分问结构关系和给成分添加语法意义的标志性成分，包括屈折形态和虚词等，即所有虚语素。
②严格地说，“前后”是歧义的，既能表示时间关系，也能表示空间关系。无歧义表示时间关系的是“先后”。但是考虑到“前后”在语言学中的广泛应用，如“前，后置词，前/后缀”等等，这里沿用“前后”表示时间顺序。
③当然可以“插入”定语，但定语是宾语的一部分，只能看作是宾语本身的“扩展”，而不是在动宾间插入另一个从属于动词而独立于宾语的成分，即整个动宾短语的扩展。不过，能插入定语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间接地跟｛核，b-从属语｝的松紧有关，见2.1节有关讨论。
④冯胜利（1997）提到汉语的三音节动补动词，除非补语部分有轻声，否则不能带后置宾语，但可以带前置宾语，如“*写通顺，文章”，但“把文章/写通顺”，这个现象，也跟动词短语的“前松后紧”有关：后置宾语因为跟动词关系密切，更多受到动词音节数的限制；而前置宾语因为跟动词关系松散，在句法上受到动词的限制自然就少了。
⑤这个“之”的来源很可能是被动词收编的（incorporated）复指代词。
⑥汉语中存在大量“非典型宾语”，原因之一是作为受事和自然焦点集合的宾语，在汉语中焦点性更强（陆丙甫，2004b）。
⑦陆丙甫（2004c）对这一普遍现象进行了基于语义靠近原理和可别度领先原理这两动因互动的解释，但是没有牵涉到跟节律松紧的相关性。
⑧并且，在形式编码上，形容词也介于动词和名词之间。例如，英语中一些动词和名词的区分是重读形式不同，同样的模式也能分化名词和形容词，此时形容词表现如同动词，如名词ADept和形容词adEPT（比较名词IMport和动词imPORT）。英语中也有靠词尾辅音的清浊来区分名词和动词的，同样的模式也适用于区分形容词和动词，如形容词loath和动词loathe（比较名词belief和动词believe）。
⑨国内现有的翻译主要是“施用”标志。文献中认为其功能是提升一个旁格从属语为主要论元从属语。但其实，由于主要论元成分的数量限制（不超过3，陆丙甫，2012），其使用通常也同时把一个主要论文降级为旁格成分，这里译为“换元”标志。如-果把降级看作升级的一个副产品的话，就可以翻译为“升元”标志。
⑩T Taalibaat-u中的前缀T是一个咽腔化的T，文献中有时也用t表示。其底层是al（表示定指的前缀，到表层被后面的辅音同化为T）。
（11）有趣的是这些被说成只有名词的语言几乎都是动词居首的语言，这里面必然有某种相关性。这跟名词收编发达的编插语，如许多印第安语（基本上是动词居尾的语言），形成一个对比；后者是一个动词相当于一个句子，而这些只有名词的语言是一个名词短语相当于一个句子。但是两者还是有共性，就是句首的成分都是指陈语。
（12）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Tagalog_grammar。
（13）事实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的形态变化也很相似，其定位主要根据的是语用色彩，而不是语义角色，潘悟云（2001）称为“强调式”和“弱化式”。这种对比在人称代词中具有极大的一致性。大多数形态，其表达功能和分布都是兼顾语义关系和语用关系的。不过主次不同。一般所说的“主语、宾语”等，可以说是以语义为主的。塔加碌语中的形态很可能是以语用为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