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绎《金楼子#183;立言》主旨辨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旨论文,萧绎论文,金楼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5455（2000）02—0045—08
萧绎的《金楼子》一书，原不为学术界所重，近刘跃进、曹旭先生分别撰文予以纠正。（注：刘文为《关于〈金楼子〉研究的几个问题》，收入作者专著《结网漫录》（学苑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曹文为《论萧绎的文学观》，见《上海师大学报》1999年1期。 ）这是值得赞许的学术举动，对于改变中古文学的研究格局，深化梁代文坛的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不过，尽管《金楼子》全书不受重视，但其《立言》篇还是较为学术界所关注的。各种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文学理论发展史都曾予以论列，且观点相近。笔者今细检全书，结合《立言》全篇的立意、萧绎的创作倾向、梁代文坛时尚来看，以往对《立言》主旨的解释多有值得商榷之处，今略作辨正，以求教于方家。
一
《立言》云：
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道会，情灵摇荡。
这段话常被今人引用，以作萧绎推重抒情、注重辞藻、提倡新变的证据。这就是几成定论的萧绎“文贵新变”说。（注：关于《立言》此段的主旨，已有的文学理论史、文学批评史或文学思想史多认为系正面主张，代表了萧绎正面的文学旨趣。代表性的说法有朱东润先生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6月新1版）第十四节云：“萧氏兄弟对于文学之评论，可分为两派。萧统之论，较为典正，持文质彬彬之说。萧纲、萧绎则衍谢朓、沈约之余波，创为放荡纷披之论，与乃兄别矣。”王运熙、杨明先生主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内第二编第二章第一节、第五节认为，此段文字“反映了当时人对于抒情诗赋等作品的审美特征的认识，也反映了文人创作接受民歌影响的事实。”论断虽较为慎重，但从研究的基本倾向看，论者似乎认为萧绎是赞同这种倾向的。罗宗强先生著《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10月第1 版）第九章第四节云：“萧绎这段话既说明文与非文的区别在于抒情、声律与词采的华美，且亦说明此种华美实含有娱乐的目的在内。这一文学思潮在创作上完整、鲜明地表现了它的娱乐的性质，在理论上也反复说明了这一点。”此外也有不同的说法，虽注意到萧绎文学观的复杂性，但未能明确意识到《金楼子·立言》误读的关键。值得注意的说法有，罗根泽先生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一）（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12月第 1版）一方面对《金楼子·立言》作了不恰当的解释，如云：“萧绎视笔为无足轻重的东西”，赞同“有情、采、韵者为文”；另一方面又注意到萧绎在《内典碑铭集林序》及《金楼子·立言》中表现出的反对“轻侧”之文，兼重华实之美的倾向。关于上述两种说法的矛盾，罗著未有较好的解释。蔡钟翔等先生著《中国文学理论史》（一）（北京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亦举证《内典碑铭集林序》及《金楼子·立言》的个别段落，认为：萧绎“重质更胜于重文……他的文学思想与当时的风习迥然相异”，可是对《立言》的大部分解释仍未有突破。）《金楼子·立言》的意旨果真如此吗？
笔者认为，从今存《立言》篇的立意、《金楼子》全书的旨趣、萧绎的创作风格看，以往将《立言》的文学观解读为“文贵新变”的说法，其实并不合乎实际。《立言》全文较长，全篇的立意富有转折，郁沅、张明高编选的《魏晋南北朝文论选》所选较全（注：该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足明全篇意旨。为便于全面了解其论文的主张，先就郁源、张明高所选各段来统看其大意。今以其段序为次，撮举大意如下：
第一段，自“周公没五百年有孔子”至“吾知宇宙之内更有人哉”，表明自己希慕前哲，欲秉孔子、董仲舒、刘向道统的著述心志，云“五百年运，余何敢让焉”。第二段，自“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至“何邓诛于前，裴王灭于后，盖为此也”，分述儒、墨、法、名、道家之说的得失。他对名、道尤致不满，云：“名家苛察缴绕，检而失真，是谓名也。道家虚无为本，因循为务，中原丧乱，实为此风”。从这些论述中不难发现梁代的时风，已经不同于魏晋时名法、玄谈大盛时的情状了。第三段，自“裴几原问曰”至“不令宾客窥之也”，以回答裴子野发问的方式，陈述自己“权衡称物”、自著大作的用意。第四段，自“饱食高卧，立言何求焉”至“人生苟清而无欲，则飘飘之气凌焉”，进一步申述自己超然著述的心态。第五段，评述《捣衣》之作，认为该作是感物而生哀怨的好作品。第六段，简述战国、两汉的著述、文集概况。认为两汉的文集“其美者足以叙情志，敦风俗；其弊者祗以繁简牍，疲后生”。由于今昔所重，或因时而异，故博达之士应能“品藻异同，删整芜秽”，这一观念为下文分析古今学者的得失（即今人常选的那一段）提供了指导。第七段，申述自己文武并重、兼采百家之长的理想：“以孙吴为营垒，以周孔为冠带，以老庄为欢宴，以权实为稻粮，以卜筮为神明，以政治为手段。”第八段，讲述自己面对“为文害生”的旧事，“颜回希圣，所以早亡；贾谊好学，遂令速陨；扬雄作赋，有梦肠之谈；曹植为文，有反胃之论”，打算“养性养神，获麟于《金楼》之制”的理想。他的养性养神思想和刘勰《文心雕龙·养气》的观点相近。第九段至第十一段，讲述卞彬、世人、管仲为文的态度，反对侍才夸物、作文辱友，主张为文应慎之又慎。第十二段，取自《文心雕龙·指瑕》，此段以曹植为例来说明古来文士“鲜无瑕病”。可见其论文的思想与《文心雕龙》的思想是相当默契的。第十三段，以王怀祖为例，又一次表明反对侍才傲物之意。第十四段，以“凤”、“合”二字为例，讲述游戏之文也可以有助听察。第十五段，表白自己的著述愿望，希望自己的书能够“炎上润下”，广为流布。第十六段，评判道家末流“弃礼学、绝仁义”，“独任清虚”“有违老子之言”的弊端。
上举十六段，因辑自后人，故段落失序的地方较为明显，不过，这对于了解总旨影响不大。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萧绎立言的总旨还是相当明确的，即他重视立言，虽博采百家，但尤重儒家的为文做人之道；他反对侍才傲物、时俗流弊，主张慎重为文，识古鉴今，明其异同，有些言论直接取自《文心雕龙》，说明他对刘勰的文学思想是认可的，这些观点在第十七段，即今人常引以为据的段落中得到更为明显的体现。从这样的理论背景去看第十七段的立意，才可以对萧绎的文学观有一个合实的解读。为便于说清问题，现将第十七段分为五层疏解。
第一层，自“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至“末俗之风，孟子所以扼腕”，表明崇古抑今的态度，认为孔、孟倡言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古风最可希幕，崇古抑今，可以说是他论文的总态度。这也是解读其文学观的关键。
第二层，自“然而古之学者有二，今之学者有四”至“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分述古今学者的不同。因上下文关系，此处论及今之学者时有俭约之处。他认为古之学者有二：一为“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即儒；一为屈原、宋玉、枚乘、司马相如等以辞赋为主的文人。今之学者有四：其一为儒，因其数量较少，故不特意点明，但从下文儒之特例——学的陈述中可以见出。其二为学，即“今之儒（中）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其三为笔，即阎纂、伯松等善为应用文体的人。其四为文，即“流连哀思，吟咏风谣”的抒情性文字。在古今学者的排列中，他先儒后文，由儒至学至笔至文，这一顺序是寓有深衷的，反映出他崇经轻文的倾向。这一倾向在下文对学、笔、文的分析中有更明显的体现。他认为文的特征是“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表现深沉的情感，这也反映出当时的时尚。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中就多有已为人熟知的相近的说法。《文心雕龙·明诗》中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体性》中认为，文学的创作过程是“情动而言行，理发而文见”。当然，受宗经思想的影响，刘勰对情感的抒写还是有特定的要求的。《明诗》中说：“诗者，持也，持人性情；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沿袭的仍是《毛诗序》中情志结合的说法，要求诗歌的情感“发乎情，止乎礼义”。从这一点上说，刘勰的抒情论比较保守。但就他的批评实践而论，他对文学作品情感的要求还是较为通达的，遵从了文学创作注意抒情的大势。《诗品序》中对诗歌抒情的看法比《文心雕龙》要大胆得多，内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从《诗品》对具体诗人的评价来看，他对诗歌的要求不是扶持性情，而是摇荡性情，和萧绎《立言》中所讲的更为接近。
第三层，自“学者不能定礼乐之是非，辩经教之宗旨”至“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分析学、笔、文的得失。他推崇儒，然而在他的眼中，时人以儒名家者却为数不多，故不予明言。他重点分析的是学、笔、文。他认为学者失得兼具，失在不能“定礼乐之是非，辩经教之宗旨。徒能扬榷前言，抵掌多识”，也即上文所言“不通其（经）理”，唯以博识为能。可见，他对当时的学是较为轻视的。不过，他并不完全否定学人，他认为学人与儒相比，虽有不足，但他们有丰富的学识，“挹源知流，亦足可贵”。比较而言，他对笔与文的态度就不够恭维，他说：“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慧，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几句话是理解《立言》最易生歧义的地方。时行的看法多认为，这几句正面肯定了诗文讲词采、喜精炼、重声律、尚性灵的新见。粗看起来，这样的解释是有道理的，但细究起来就会发觉不妥。联系这几句话出现的语镜、说话的语气来看，这几句话实是对笔与文离儒愈来愈远而持有的轻诋之见。大意是说，应用性的笔类作品次比不上学人的专文专书，上比不上儒者的通经之作。这里的成篇，郭绍虞先生《中国历代文论选》将其注为，“成为有文学价值的作品”（注：郭绍虞先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42页。），此说盖受萧统《文选序》“方之篇翰， 亦已不同”之说的影响。在《文选序》中所言的“篇翰”指运用藻采的单篇文章，但在这里的“篇”字，似不宜解作单篇的文学作品。原因在于从萧绎的词语用例看，以立意为主的学人著述亦可称为篇，如《立言》第十六段即言：“老子疾时王之不为政，故著《道德经》二篇”，第十九段言：“能精思著文连篇者为鸿儒。”篇字便不特指文学作品。下文接着说笔：“神其巧慧，笔端而已”，认为笔不过是表现了立言达意的语言技巧，明显见出对今人的笔是轻视的。那么，他对文的态度又是如何呢？顺势而来，一个“惟”字表明了他的态度。这里的“惟”，是“唯独、只须”的意思，这里的“唯独、只须”从上下文来看，并非是从正面肯定，而是从反面认识，寓有贬义（古文中不乏其例，如“唯利是图”、“唯我独尊”、“唯命是听”等）。意思是说，至于文，只要“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就可以了。所谓“绮縠纷披”指词采的华美，所谓“宫徵靡曼”指声韵的和谐动听，都是偏重于作品艺术形式的追求。（注：参见王运熙、杨明先生著《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201页。）下文说今俗之流弊，认为不少文章“是等张君之弧，徒观外泽；亦如南阳之里，难就穷检矣”，也不赞同文章写作的形式化追求。可见，他对今之文只求语言华丽、词语精炼、音韵动听、摇荡性情的风气是有保留的。在本层中，他对学、笔、文都是贬多于褒的。当然，也应看到，尽管他对今之学、笔、文有所不满，他也并非一概否定古今的学、笔、文，他还是区别了古今学、笔、文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这就是第四层的内容。
第四层，自“而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至“适郢首燕，……马虽良而不到”，论述古今文笔的差异，对今之文笔的缺陷作进一步的论述。他讲古之文笔，先云：“彖系风雅，名墨刑农”，统论经、子，既有《易》经的彖辞、系辞和《诗经》，又有诸子，对这些都持赞同的态度，誉为“彬彬君子”。其次分析了潘岳、曹植、陆机的文章风格及成就。对潘岳之文，他赞颂为“清绮”，即清新绮丽。他不满意时人本当时的文学观念对潘岳的认识，认为只看到潘岳的“情切”是不够的。对曹植、陆机之文，他称许为“辞致侧密，事语坚明，意匠有序，遣言无失，虽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意也”，认为他们用语精炼，指事坚明，安排有序，立意不违儒家之旨。这里所言“悉通其意”的“其”，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注解为“文”（注：郭绍虞先生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42页。），我认为从上下文的文意来看，似有不妥。 解释为“儒”字，才能联接上文，贯通意脉。这里的意思是说，尽管曹植、陆机不以儒学命家，但是他们的文章立意却合乎儒家的要求，此处所表现的仍是尊古、崇儒、重学的倾向。本层中，他还承续上层的意脉，在对今之文笔局部认可的情况下，对今之文笔的末俗之弊又有更进一步的批评。他认为谢朓、任昉是今之文笔中的较有成就者，他说谢朓“始见贫小”，“天才命世，过足以补尤”，对谢朓一分为二；他说任昉“甲部缺如，才掌笔翰，善辑流略，遂有一时之名。斯亦一时之盛”，态度却较为辩证。从他对二人的评价来看，他对今之文笔中的成就突出者还是多有肯定的。但与其兄萧纲相比，他对今之文人的态度却较为消极。萧纲在《与湘东王书》中说：“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词用心，了不相似。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易弃，具为盍各，则未之敢许”。又说：“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陲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张士简之赋，周升逸之辩，亦成佳手，难可复遇。”明显表露出全面肯定今文的倾向。如果说萧绎偏重于尊古的话，那么萧纲更偏重于崇今。这里应当指出的是，萧纲写给湘东王的信所针对的并非通常所认识的裴子野。原因在于现存裴子野的《雕虫论》作于齐末（注：参见林田慎之助《裴子野〈雕虫论〉考正》中译文，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六辑。），主要是批评颜延之、谢灵运以后诗的发展倾向，于梁代中期以后的诗坛无直接的批评，裴子野的言论当不至于引起萧纲如此大的不满。再从信中所述来看，他主要是不满时人学习模仿裴子野的风气和对古今之文“具为盍各”的见解，而这些正与萧绎的所作所为及文学见解密不可分。在《金楼子·立言》中萧绎曾述及撰述的初衷，当时便提到裴子野的提问。又据《梁书》元帝本纪，萧绎和裴子野的关系也很好。想必学裴的风气和他对裴子野的重视有关。从前面的分析中还可看出，萧绎对古代的文笔是颇为赞同的，对今之文笔也有肯定。“具为盍各”，其堪当之。一般而言，书信的批评往往和收信人的识见有关，结合以上数端，我认为萧绎的见解明显属于尊古的一派。此点笔者拟另撰专文探讨，兹不详述。如果对萧绎、萧纲的文学见解作一个简要的概括的话，我认为萧纲以重视当代，推崇文采见长，萧绎则以重视古代、崇尚儒学偏胜。在对今之文笔的末流评判中，萧绎更是对今之文笔的末流痛加抨击，云：
夫今之俗，搢绅稚齿，闾巷小生，学以浮动为贵。用百家则多尚轻侧，涉经纪则不通大旨，苟取成章，贵在悦目。龙首豕足，随时之义；牛头马髀，强相附会。事等张君之弧，徒观外泽；亦如南阳之里，难就穷检矣。射鱼指天，事徒勤而靡获；适郢首燕，马虽良而不到。
这段话批评当时不少文人儒学、子学学植不够，创作缺少经义的深度，仅就文笔的形式作努力，这样的宗经倾向表现在萧绎身上决不是偶然的，也可以见证他对文笔形式化追求的态度。
第五层，自“夫挹酌道德，宪章前言者”至“不闻有司者，何其相反之甚！”用古代君子“挹酌道德，宪章前言”，“强学自立，和乐慎礼”来反衬末俗学徒的丑态：“或假兹以为伎术，或狎之以为戏笑。若谓为伎术者，梨靬眩人，皆伎术也；若以为戏笑者，少府斗获，皆戏笑也。”在这里，他对将文章视为技艺或戏笑的做法表示不满。他认为这种做法只知在形式方面努力，而缺少实质性的内容：“口谈忠孝，色方在于过鸿；形服儒衣，心不则于德义”，表现出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的浇风。这种以道德、经义为本的思想，与前文所言正相呼应，和《文心雕龙》的见解也颇为一致。
第十八段，用王充所言：“夫说一经者为儒生，博古今者为通人，上书奏事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篇章者为鸿儒，若刘向、扬雄之列是也。”表示自己对刘向、扬雄等鸿儒的敬佩之意。事实上，他撰述《金楼子》为的也是满足自己的这种心志。第十九段，对《三易》作史实的考辨，认为《归藏》是殷制，《连山》是夏书。
以上从文本的角度对《金楼子·立言》有关文学批评的段落进行了详细的疏解，认为《立言》中对文的界定：“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从全文来看，并非从正面肯定文学的新变，而是一种轻诋之见。事实上，萧绎的文学观是深深扎根于崇儒尊经、重学尚古的文化土壤中的，和萧纲的文尚新变的主张并不同声。这样的疏解从《金楼子》全书的撰述宗旨及萧绎的交游、学养来看也是合乎实际的。下面试对此略作解释。
二
首先，看一下萧绎《金楼子》的撰述宗旨。如众所知，今存《金楼子》已非原帙，但其撰述的大致宗旨仍不难看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及该书的流布变迁，云：
梁孝元皇帝撰。《隋书·经籍志》、《唐书》、《宋史》艺文志俱载其目为二十卷。晁公武《读书志》谓其书十五篇，是宋代尚无缺佚。至宋濂《诸子辨》、胡应麟《九流绪论》所列子部，皆不及是书，知明初渐已淹晦，明季遂竟散亡，故马骕撰《绎史》，征采最博，亦自谓未见传本，仅从他书摭录数条也。今检《永乐大典》各韵尚颇载其遗文，核其所据，乃元至正间勘本。勘验序目，均为完备。惟所列仅十四篇，与晁公武十五篇之数不合，其《二南五霸》篇与《说蕃》篇文多复见，或传刻者淆乱其目而反佚其本篇欤？又《永乐大典》诠次无法，割裂破碎，有非一篇而误合者；有制缀别卷而本篇反遗之者，其篇端序述亦惟《戒子》、《后妃》、《捷对》、《志怪》四篇尚存，余皆脱佚。然中间《兴王》、《戒子》、《聚书》、《说蕃》、《立言》、《著书》、《捷对》、《志怪》八篇皆首尾完整。其他文虽扰乱，而幸其条目分明，尚可排比成帙。详加裒缀，参考互订，厘为六卷。
上引文字，较为简括地总结了《金楼子》的版本变迁，结论是可以信从的。除了介绍《金楼子》的版本情况，《提要》还对该书的内容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它认为该书具有征引繁复、有助文献的优点，“其书于古今闻见事迹、治忽贞邪，咸为包载。附以议论、劝戒兼资，盖亦杂家者流”，所说大致合实。不过，将该书的内容归为杂家，笔者认为，恐怕尚可商榷。从《金楼子》全书的主导内容来看，该书虽然杂采子史之作，但基本倾向无疑是偏重儒家的。除前引《立言》篇的内容可以见证外，据《金楼子序》的交代，他“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对有助于文治武功的书籍是颇为重视的。虽然管仲、诸葛亮的思想并非以儒家为主，但是从这里的取舍来看，他撰述的初衷确为有助于治理国家，这和儒家的追求是一致的。
其次，从萧绎的交游来看，他对于交游者的儒学修养较为重视。同样是在这篇《序》中，他还提到，“裴几原、刘嗣芳、萧光侯、张简宪，余之知己也。”又据《梁书·元帝纪》云：“世祖性不好声色，颇有高名，与裴子野、刘显、张缵及当时才秀为布衣之交，著述词章，多行于世。”可见他的交游比较广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和裴子野、刘显的关系相当好。而据《梁书》裴子野、刘显的传记可知，这二人都是以儒学知名的。《梁书·裴子野传》云：“子野与沛国刘显、南阳刘之遴、陈郡殷芸、陈留阮孝绪、吴郡顾协、京兆韦棱，皆博极群书，深相赏好。显尤推重之。……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本异，或有诋诃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裴子野在《金楼子·立言》篇里也曾得到表彰，前已有述，此处不缀。从萧绎的交游来看，他著述的儒学取向值得重视。当然，一个人的交游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简单地仅据其交游的某些方面的特点来判定其思想归属。就萧绎而言，他一生中结交了不少的人，有的人思想取向本身就很复杂，如《梁书》本纪中提到的殷芸就颇喜好小说家言（这对《金楼子·志怪》的记载或许有影响）。萧绎对不同的人的不同观点究竟作何取舍，还需要结合相当数目的旁证来作判断，才会有比较可靠的结论。即使从这一角度来看，我认为，萧绎对裴子野的信重仍是值得重视的。这不仅是因为他在《立言》里公开说明，他撰述《金楼子》时与裴子野有过交流，而且还在于《立言》中所表现出的不满意于当时尚文而只重视辞藻华美的倾向与裴子野的见解惊人的一致。如果注意到这些事实，我们就会发现萧绎撰述《立言》时，极有可能接纳裴子野的意见。不错，萧绎的儒学思想的确不够纯粹，但这不能成为否定从儒学修养的角度审视萧绎文学观的理由。因为儒学发展到齐、梁时期，儒、道、佛并行而皆通，三者互相渗透的状态是十分正常的。萧绎的弘佛、崇儒是针对不同的对象作出的合乎时风的选择。我们不能因为个别历史人物思想的驳杂状态，而失去判断其理论主旨的理智。从这样大的文化背景去看《立言》的主旨，我们不能不说其着染上浓厚的儒学色彩。
第三，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所表现的崇儒而又旁通他家、重学而又不尽废文的态度在此前的文论史上就不乏先导。自汉至梁，依经立义、旁通诸家、批判时学、崇儒束文的思想，较为常见。兹举几例，以便说明。先说西汉的刘向，刘向的思想倾向，与董仲舒颇多相似。以儒家思想为主，但又受到诸子学说的某些影响。其论文主张便在信守儒家传统观点的同时，又有适合时代及个人特点的创见。在《列女传》卷一中，他引用春秋时鲁子敬的话说：“治国之要，尽在经矣。”认为，儒家经义是治国之要，文章之本。同时，由于他是位有丰富创作经验的文学家，他一方面强调“晓合经义”，另一方面又要求“文章可观”，《晏子叙录》云：“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把宗经与崇文统一起来。其后的思想家、文学家、语言学家扬雄，思想上以儒家为主，但对原有的儒家经学模式不满，为批判谶纬神学，他又从道家等方面寻找理论补充。在《法言》中，他隐然以上继孟子的道统自居，进一步强化了此前文学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明确提出了明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的主张，表现出浓厚的重儒色彩。由此出发，他强调重质尚用，反对过度的文饰。但扬雄并非醇儒，他的文学观，在强调“文以明道”的同时，又强调至道无体，至神无方，故“鸿文无范”（《太玄·至昆》）。再由于他有丰富的辞赋创作经验，他对文华也不忽视，另有因文见质的说明。他认为“质干在乎自然，华藻在乎人事”（《太玄·玄莹》），在理论上并不轻弃华藻。他的辞赋创作，虽然较重视讽谏作用，但也明显带有靡丽的特点。东汉的王充“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汉书·王充传》），思想亦以儒家为主而旁通他家，论文疾虚妄而立实诚，斥华伪以求真美。赞同文质相称、华实相副，观点辩证。与王充同时的班固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但又“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后汉书》本传）东汉中后期的王逸曾说：“苞含六艺，浏览百家，用道德为弓弩，口仁义为铠甲”（《全后汉文》卷五十七《折武论》佚文），在思想上也表现出与前述诸人相近的特点。两汉时期，儒学因帝王的提倡，总体上较为兴盛，前述诸人的思想倾向与当时的学术时风是颇为吻合的。魏晋迄梁，虽说儒学受到社会动荡的冲击，发展的势头经常阶段性受阻，但在文人学士的修养中，在社会相对稳定的阶段，儒学仍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在这一时期，杰出思想家、文学家的立论取向往往也在依经立义的同时，又带有旁通诸家的意味。东晋的葛洪著有《抱朴子》一书，该书分外、内两篇。其中《外篇》以儒家为主，又兼采法、墨诸家，《内篇》则是道教的理论。梁代裴子野的《雕虫论》用儒家传统的文学主张评价自《诗经》至南齐时的诗赋文学发展概况，由此，他对《诗经》作了高度的评价，对屈原以下，以至汉魏晋宋的辞赋诗歌作了较低的乃至否定的评述。刘勰的儒学修养较深，《文心雕龙》论文的宗旨就是“原道”、“征圣”、“宗经”，但他曾“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梁书》本传）《文心雕龙》里多有佛学修养的印迹。（注：有关说法参见《文心雕龙学综览》，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74—81页。）萧统的《文选序》对儒家经典也作了较高的评价，说：“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荑，加之剪裁？”但他本人对儒、道、佛都是较为重视的。从上面的简单回顾中，不难发现，在梁代之前的文论观念中，批评家文论的哲学基础往往是以儒为主，不废他家的。他们一方面推重儒家的经典，另一方面又对文学的发展给予关注，提出了各有侧重的说法。从这样的历史传统来看萧绎的观点，他以儒束文的见解是十分容易理解的。
三
前述对《金楼子·立言》主旨的新解，似未解决这样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既然萧绎对时文不予认可，那么，如何看待他自己的诗文创作？勿庸置疑，萧绎本人是嗜好诗文的。在《与刘孝绰书》中，他曾自己交待说：自己对诗文“心乎爱矣，未尝有歇”。在《内典碑铭集林序》中他也说：“余幼好雕虫，长而弥笃。”他自己的诗文作品也的确不少，现存诗124首，赋7篇，其中《荡妇秋思赋》、《对烛赋》、《采莲赋》、《鸳鸯赋》，言情入微，用语绮丽，还颇受后人好评。这样的现象，粗看起来，似乎与《立言》篇对文的认识矛盾，但事实上是可以通融的。首先，我们说萧绎在《立言》中对文“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的追求持一种否定的态度，是相对于儒、学、笔而言的。如果要在儒、文之间进行一种选择的话，他无疑是重儒轻文，希望文能宗经的。和其兄萧纲相比，他很少在与友人的书信中，张扬为文应当“放荡”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否定一切的文学创作，前面的分析中已经指出，他对古今的文人还是有所肯定的。萧绎的这种态度，换一句话说就是，他是看到了当时文之为文的时风了，但他并不赞同为文时纯粹艺术性的追求。其次，诗文绮靡之风，由魏晋至齐梁，乃发展的一种大势。面对如潮的时文创作，理论上固然可以有所不满，乃至有过激之辞；但在创作、欣赏中又难免沾溉时风，这种情况，其时并不罕闻。刘勰《文心雕龙》的立论宗旨是原道、征圣、宗经，反对浮艳文风的，但他对丽辞、声韵、夸饰、言情之美，事实上仍有保留地认同。萧绎在理论上对时文不满，但在创作上不尽废时文，也可作如是观。再次，比较一下萧绎与萧纲等宫体诗人的诗作，可以明显发现，萧绎与萧纲的诗风有较明显的不同。据罗宗强先生研究，“萧纲存诗294首， 写妇女或男女情怀的112首，言佛理的14首，咏物诗48 首（咏物而涉及男女情怀的未计入），侍宴、应诏、应令25首，其它（游仙、宴游、闲适、述怀等等）95首。萧绎存诗124首，写妇女或男女情怀的22首， 咏物诗34首，应令5首（不包括涉及男女情怀的应令诗），其它（包括宴游、 闲适、登临等等）63首。”（注：说见罗宗强先生著《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10月第1版，第409页。）可见，和萧纲相比，萧绎对最能激动人心的男女情感较为约制。今读他的赋，除个别赋（如《玄览赋》）较长外，大都以简短见长，抒情浓重而不热烈。即便是《荡妇秋思赋》、《对烛赋》，所抒发的情感仍是怨妇思妇的常情，并不为过。他的诗，多数立意质朴，造语不警。试比较萧纲、萧绎的同题《春别》，可见一斑：
蜘蛛作丝满帐中，芳草结叶当行路。红脸脉脉一生啼，黄鸟飞飞有时度。故人虽故昔经新，新人虽新复应故。（萧纲）
试看机上交龙锦，还瞻庭里合欢枝。映日通风影珠幔，飘花拂叶度金池。不闻离人当重合，惟悲合罢会重离。（萧绎）
从上录二首诗不难发现，萧纲的想像较新奇、细致，描述亦体贴入微，而萧绎的立意就显得平实，描述也过于客观、一般。“萧绎的结句只从会易别难落笔，萧纲却以故人曾是新人，新人终将为故人作委婉的归劝，希望爱情的专一，用意又深入一层。”（注：曹道衡、沈玉成先生编著：《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4—255页。）萧绎的大量具名诗、姓名诗和赋得、咏物等诗，也多失之枯燥。他之所以具有如此诗风，除才力的因素外，恐怕与他较为保守的文学观有关。他的创作实际上正可以见证他对今之文的不满与反驳。就此而言，《北史·文苑传》述及梁代文坛的变化所云：“简文、湘东启其淫放。”是未审简文、湘东文学观差别的一偏之见。其实，萧绎对文学的正面见解，并非见之于《金楼子·立言》，而是见之于《内典碑铭集林序》，内云：“能使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质，约而能润；事随意转，理逐言深，所谓菁华，无以间也。”这和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所提倡的“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殊为一致。从这一角度来看待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的文学见解，才不致于将其观点解读得前后矛盾。综上所述，即使从萧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金楼子·立言》中的文学见解亦非此前学术界所言的文尚新变，萧绎对当时文贵新变的主张实际上是保持距离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将萧绎归为萧纲为代表的新变派的惯常做法，实是对梁代文论史的一个极大的误解。
收稿日期：1999—06—08
标签：文心雕龙论文; 萧绎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中国历代文论选论文; 梁书论文; 裴子野论文; 儒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