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与反思——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建国以来论文,规模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速度的历史回顾
建国以来，尽管由于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波动幅度较大，影响到高等教育自身的持续、健康发展及其对经济建设服务职能的发挥。然而从整体上讲，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仍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国各级各类高校在校生数由1949年的11.7万人增长到2002年的2160.1万人；毛入学率从1949年的0.26％增长到2002年的21.39％（谢作栩，2003）。这样的成就，不仅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人才，满足了当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满足了个人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
然而，成就背后却意味着艰辛的历程。建国至今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学校规模的扩张还是速度的增长，都表现出大起大落的发展轨迹，出现了几次大规模的扩张和高速发展（除去文革时期），致使每次扩张之后都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治理。笔者对我国建国后高等教育的几次大规模扩张及每次扩张的主要社会背景进行了归纳，见表1。表1显示，建国后至今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波动幅度较大：在这几次大规模扩张当中，高校在校生数年平均递增最低的也为14.5％，而最高的竟达50.4％。对此，有学者指出，“由于体制性原因和运动式的发展方式而造成的高等教育规模的大起大落成为中国高教事业发展的基本特点之一”（杨东平，2003）。
表1：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几次大规模扩张及扩张主要社会背景
年份 高等教育规模发展情况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主要社会背景
高校在校生数由1949年的11.7万人增长到1952年的19.8万
1949—1952国民经济恢复、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人才
人，年平均递增19.2％
高校在校生人数由1958年的81.1万人增长到1960年的175.9
195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及由此引发
1958—1960
万人，年平均递增50.4％的教育革命
全国新增加普通高校211所，几乎平均每3天增加1所；在校生 1982年十二大提出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1983
1982—1985 人数由1982年的184.1万人增长到1985年的355.9万人之多， 年，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
年平均递增24.6％
高校在校生数由1992年的440.5万人增长到1995年的660.8邓小平南巡讲话、十四大确定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
1992—1995
万人，年平均递增14.5％略地位；《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颁布
高校在校生效由1999年的953.4万人猛增到2002年的2160.1
刺激消费，拉动内需；2001年《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
1999—2002
万人，年平均递增31.5％年计划》出台
注：表中数据来源于谢作栩《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的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第139-141页。
二、有关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速度的争论
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速度表现出的大幅度波动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决策理论的不成熟，缺乏足够的科学性。针对这种状况，有关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速度的争论从未停止过。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高教事业的发展更多的是政府规划之事，因而有关的研究只是对发展成就介绍、教训的总结等。规模速度问题真正引起广泛关注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综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规模速度争论的文章，由于研究者站在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便自然得出不同的结论，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见表2。
表2：有关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几种观点及主要论据
代表人物 主要观点 主要论据
钱学森科教兴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人民群众要求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缓解就业
何祚庥 大力扩大高教规模
压力的需要
现有高教规模已经超出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和社会需求；高教发展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条
周贝隆 稳定高教规模 件定发展”，确保高教质量；现阶段教育的“重中之重”是基础教育而非高等教育，应控制现有高教规
模，优先发展基础教育
通过国际比较发现我国教育中薄弱环节是高等教育；现有高教规模并未超出国民经济承受能力，适
谈松华 适度发展高教规模
当加速发展高等教育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适度发展高教规模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种选择
从表2可以看出，持大力发展论者，更多的是从需求角度（国家、社会和个人）出发考虑扩大规模的必要性；而持稳定高教规模观点的人士，主要是从我国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所能支撑的高教规模能力和所能容纳的毕业生能力来论证要稳定现有规模。相对于前两种观点而言，适度发展论则是一种较折中的观点，然而此观点又有一定的合理性，毕竟它是从需要和可能两方面同时考虑高教规模的发展途径。
上述有关规模速度争论的三种观点，分歧固然存在，关键之处在于研究者对国情的认识和把握不同，而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在高等教育的需求和供给、数量和质量之间寻求某种均衡。
三、对上述几种争论的反思
认真分析上述几种观点，尽管研究者对我国高教发展规模速度看法不同，但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依据的原则却大体一致。首先，大多数研究者均从历史和国际比较的角度，采用量化和预测等方法，通过对我国高教规模和世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高教规模的比较、模拟，以及通过对我国GDP增长率和高教发展增长率的比较，得出相关结论。然而，这种研究范式由于方法本身的局限性，诸多研究结果难以令人信服，且大多预测研究最终并未能被现实所验证。教育领域内的问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可以进行量化研究，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应采用量与质相结合的方法，有时甚至是以质的研究方法为主。另外，由于各国国情各异，经济发展模式不同，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也千差万别。因此，在进行国际比较研究时应全面考虑各种因素。其次，研究者从事研究时，多数遵循同样的原则：高等教育的发展受到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研究高教规模速度时应当考虑这些因素。但最终来讲，决定高教发展规模速度的仍然是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多数学者均以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制约高教发展以及高教发展如何适应经济发展作为研究的切入点，研究涉及到GDP、人均GDP、毛入学率、在校生数等主要指标。同时，在对高教发展进行比较、预测研究时，运用了大量的研究假设。在这种情形下，研究结果很难说明问题。此外，研究者多从高教如何适应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忽视高教系统自身发展的特点，对高教系统本身如何良性运转缺乏足够的研究。实际上，在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教育尤其高等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已非往日的适应经济发展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科教兴国战略已使教育处于全局性、先导性的地位。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应该恢复高等教育本来的面目，改变其过多地依附于政治经济，沦为政治经济工具的尴尬局面，研究高教自身的内在驱动力和发展轨迹。
四、如何正确理解并贯彻适度超前发展的政策性原则
所谓教育的适度超前发展是指：由于教育的长效性、滞后性特点，从教育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好人才储备的角度考虑，教育的发展可以适当超前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这里所指的超前只是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阶段而非全部而言，因为从终极意义上看，高等教育的发展最终要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而无法超前于它，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高教的供给和需求。我国建国后至今，高教发展波动较大，但从较长时期来看，高教发展仍是受经济因素所制约：1952-1978年，在校生数年均增长率为5.93％，同期GDP增长率为6.15％；1978-1997年，在校生数年均增长率9.58％，同期GDP增长率9.81％（谢作栩，2002）（姑且不论GDP增长率能否代表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因此，“适度超前”只能是就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而言。
适度超前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把握“度”。有学者指出，高校在校生数与GDP指数存在高度相关，进而认为可以根据GDP增长率来预测高教规模扩张的度。这里有几点值得商榷。首先，高教适度超前发展，是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而非经济发展速度而言的，因为决定高教发展规模的并非经济增长率，而是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下的经济结构尤其产业结构及其所决定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何祚庥，1998）。同时，单独的GDP指标并不能真正反映国民真实财富和国家经济发展真实水平。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不光有GDP，还有环境、资源、社会进步等指标。仅用GDP来预测高教发展的“度”，显然有失偏颇。由于研究“度”的参照物涉及诸多因素，才使得如何把握适当的“度”成为现今高教规模研究的瓶颈。尽管这样，并不意味着在研究适度问题时无从下手。无论从政府还是从高校本身来讲，考察“度”的现实依据有以下几个方面：现有高教规模；国家人才需求预测、普通高中规模、居民消费水平、高校自身办学条件、国家财政支撑能力等。研究高教适度问题实际上是在高教供给约束与需求导向之间、数量与质量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点。
笔者认为，为了使适度超前发展的政策性原则能够贯彻落实，须做以下工作：
首先，观念转变是前提。要使高教适度超前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就必须恢复高教的主体地位，将其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也是我国科教兴国战略应有之意。这就意味着要在高教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确立一种新的价值准则和权力结构，即摆脱高教作为政治、经济的附庸工具地位，按照高教规律确立其在社会中的主体性地位，并使高教成为科技和人才培养的基础。高等教育的重新定位，就为自身的发展创造了可能的空间和平台，就使得自身的发展在国家基础建设项目的安排和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安排中获得一定的地位，为高教的优先、超前发展扫除观念上的障碍（谢维和，2003）。
其次，经费投入是基础。高教的重新定位和超前发展，需要强大的经济依托，尤其财政支持。回顾我国高教发展历程，与经济建设的高投入形成反差的是高教的低投入。《纲要》规定的教育经费占GNP4％的目标至今未实现，2002年为3.41％；《教育法》规定的“三个增长”也未实现。近几年随着高教规模的扩招，高校生均公用经费支出出现了下滑局面：2000年生均公用经费支出比1999年下降1.4％；2001年比2000年下降了10.5％。
最后，制度建设是保障。这里的制度建设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为了使适度超前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应当成立高等教育政策咨询机构，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使得各级政府和高校制定的政策更加科学化，从而使高校运行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其实质为树立高教科学发展观。因此，政策咨询机构至少应当提供毕业生供求与就业和人才需求预测等信息，而其基本职能是为国家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出谋划策，旨在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从而促进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另一方面，更需要通过法制规范政府和高校行为。通过《教育投入法》或《教育经费保障法》之类的立法，使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纳入法制的轨道，形成高教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以法治教。通过立法，既可确保高教发展所必需的经费，也可避免高教侵占基础教育资源，使教育系统内部本身也能够良性运转。此外，制定有关的法规、条例，并建立招生调控机制，规范高校招生行为，确保高教适度超前发展的合理、科学的“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