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位下降回避还是学历下降回避——教育不平等生成机制再探讨(1978-2006)，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平等论文,学历论文,地位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社会中，教育获得是影响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之一。谁能够获得高学历，就意味着谁能够向社会上层流动(Treiman & Yip，1989)。因此，通过对这一问题考察，不仅能够把握中国教育不平等的机制和动向，也能够预测中国社会流动的总体趋势。 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展，关于教育获得的机制是什么，教育获得的趋势又如何变化等问题，很多研究从以下两个视角进行了探讨。第一个视角是从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宏观角度来展开的。邓中和特雷曼认为，在“文革”期间，国家采取了更为彻底的共产主义政策，对教育强有力的控制阻断了社会阶层与教育获得之间的联系(Deng & Treiman，1997)。但是“文革”之后，伴随着政治经济改革的进程，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Zhou,et al.，1998)。特别是市场化之后，教育费用的上升导致教育获得更多地受到了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那些社会上层和城市户籍的家庭获得了更多的教育机会(李春玲，2003；吴晓刚，2009)。也就是说，从长期的历史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教育不平等更多地受到国家政策和体制变革的影响，并且左右教育获得的机制逐渐从政治的因素转换为家庭的背景(Zhou,et al.，1998；李春玲，2003；李煜，2006)。第二个视角是从高等教育的扩招是否能够减少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来展开的。关于这个问题，一些研究认为，高等教育的扩招尽管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但是这些机会更易于被上层的家庭所获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仍然被维持下来，只有上层家庭子女的教育获得达到饱和时，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才有可能下降(郝大海，2007；李春玲，2010)。但是也有研究认为，低层次高等教育的扩招给低阶层的子女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至少从量的角度来看，阶层间入学机会的差距并没有被明显拉大(刘精明，2006)。同时，绩效主义的高考制度(刘精明，2014)以及重点中学生源的多样性(梁晨等，2012)也降低了阶层间的不平等。 关于教育获得机制的问题，上述的已有研究倾向于从宏观角度出发去解释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再生产，但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家庭或个人微观的教育选择和行动策略。正如布迪厄所说，再生产的社会机制并非是简单地机械式地运转，而是个人和家庭“策略”的一种结果(Bourdieu，1970)。一般而言，上层家庭的子女的确获得高学历更容易，但是从家庭内部来看，家庭的教育期待、教育投资以及升学选择等微观层面的教育策略对子女的教育获得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同阶层的父母又是如何对子女的教育进行选择的，过去的分析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针对这一问题，戈德索普整合了宏观的社会流动理论和微观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认为对教育分层的理解不能缺少对个体和家庭策略的微观层面的分析(Goldthorpe，1996)。片冈荣美(2001)和竹之下弘久(2013)也明确指出，家庭的教育策略是联系家庭背景和教育获得的重要媒介，阶层间教育策略的不同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也具有差异性。荒牧草平(2010)认为教育获得的过程是一种家庭理性的行为选择过程，教育不平等的根本原因之一是阶层之间“主观的教育志向性”的差异。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微观的家庭教育策略能够更加直观地解释阶层间教育获得的差异，这对把握中国的教育不平等是有必要的。 二、地位下降回避策略和学历下降回避策略 “个体的策略并非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行为”(Bourdieu，1970)。家庭的教育策略可以理解为一种有意识的行为(例如，经济资本的庇护策略、家庭的教育投资策略、少子化策略等)和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例如家庭的文化资本策略)(片冈荣美，2001)。教育策略的选择不仅受到家庭背景的制约，也受到各个国家的制度、教育和文化差异的影响(竹之下弘久，2013)。例如，在文化选拔性很强的法国，文化资本策略被认为是影响教育获得的最重要的策略(De Graff,et al.，2000；Sullivan，2001)。而在竞争选拔性很强的韩国，父母为了保证子女的考试竞争力而采取的参加教育补习则被认为是最优的策略(Byun,et al.，2012)。在绩效主义和文化选拔并存的日本，出于对女性地位上升的困难性和婚姻市场的考虑，父母倾向于采取传递给女性更多文化资本的策略；而对男性则会考虑到学历对收入的影响，从而采取重视学历的教育策略(片冈荣美，2001)。 考虑到教育策略的复杂性，网罗所有的教育策略对本研究并不现实。因此，笔者并不试图将所有的教育策略部考虑进来，而更倾向于强调教育策略的中立性，即这一策略属于一种理性的选择，作为个体普遍具有的心理机制，这一策略并非是社会上层独占的策略。由此，笔者将理性的教育策略归纳为两类：地位下降回避策略和学历下降回避策略。下文中笔者首先对这两个策略假说的已有研究进行回顾和比较，再在此基础上形成本研究的假说。 (一)地位下降回避假说 布东(Boudon，1973)认为，阶层间的教育不平等有两个机制：原生效应(Primary Effects)和次生效应(Secondary Effects)。原生效应是指子女的学业成绩和表现与家庭背景相关；次生效应是指即使阶层间子女的学业成绩相同，阶层间的教育选择也会不同。布东强调了次生效应的重要性，认为不同社会位置的个人和家庭对费用、风险和收益的偏好也是不同的。埃里克森和琼森的理性选择模型扩展了布东的模型，通过对收益、费用和成功概率三个效用函数的推理，他们发现主观心理层面对教育选择的效果要高于客观经济层面的效果(Erikson & Jonsson，1996)。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布瑞恩和戈德索普(Breen & Goldthorpe，1997)认为阶层间教育不平等的机制主要包括以下3点：第一，对不同阶层来说，主观的教育成本和风险是不同的，这会影响他们对子女的教育选择。第二，阶层间文化资源的差异会导致学业成绩的差异，这会影响他们对子女升学成功概率的判断，进而影响到对子女的教育选择。第三，阶层间的教育选择是一种为了规避子女的地位下降而做出的理性选择。这一点被称为相对风险回避假说(Relative Risk Aversion，下文简称为RRA假说)。①简单来说，父母倾向于选择让子女具有与父辈阶层地位相当或更高的教育，以规避子女阶层地位的下降。地位下降幅度对不同阶层的含义是不同的，对于低阶层的家庭来说，不继续求学而导致的地位下降会比较小，而对于中上阶层的人来说，不继续求学而导致的地位下降感受会比较强烈。综上，RRA假说作为一个微观层面的解释，着眼于地位下降回避这样普遍的社会心理机制(Kahneman & Tversky，1979)，并通过与自我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导致的微观选择行为的差异建立联系(Keller & Zavalloni，1964)，以此来阐述阶层间教育不平等的生成机制。 基于RRA假说的实证研究广泛地出现在教育社会学领域当中(Davies,et al.，2002；Becker，2003；Breen & Yaish，2006；Holm & Jager，2008；李春玲，2010)。尼德和德容通过对荷兰高中生的研究发现，当控制住家庭收入、学业成绩、成功的期待和教育志向等变量时，社会阶层对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力会明显降低，他们认为主观的教育费用、成功的概率和下降回避倾向作为RRA假说的变量可以用来解释荷兰高等教育不平等的机制(Need & De Jong，2000)。戴维斯等人则将不平等的生成机制分为“学业成绩效应”、“费用负担能力效应”以及“地位下降回避效应”，通过分析丹麦义务教育阶段之后的教育选择，他们发现即使控制住前两个变量，地位下降回避效应对子女是否进入下一教育阶段仍具有显著的影响(Davies et al.，2002)。布瑞恩和亚什则以教育与阶层的交叉点“信念”(Beliefs)为着眼点，用英国男性的数据验证了不同阶层的信念对地位下降回避的重要性(Breen & Yaish，2006)。范德沃霍斯特和霍夫斯塔德关心的则是地位下降回避效果对家庭的教育选择的影响力是否比文化资本效果更大。他们通过对阿姆斯特丹中学生的调查发现，阶层间的向下流动的回避倾向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差别，但是从短期和长期的教育期待(Ambition)来看，地位下降回避效果要比文化资本效果更大(Van de Werfhorst & Hofstede，2007)。除此之外，埃瑟(Esser，1999)的主观期待理论(Subjective Excepted Utility)以及贝克(Becker，2003)微观的理性选择模型(Micro-level Rational Action Models of Educational Decisions)也都对RRA假说进行了考察，并且认为其假说对德国的教育不平等的生成机制具有适用性。但是斯托克通过考察德国中学生的升学选择发现，当控制住RRA假说的各个变量之后，阶层地位对升学选择的过程仍然具有很强的直接效果，他认为该假说并不是导致阶层间教育不平等的主要因素(Stocke，2007)。 综合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地位下降回避是普遍的心理机制，父母并不希望子女将来的职业地位低于自己，他们更倾向选择让子女达到与父辈职业地位相当或更高的教育。由此可以提出假设1。 假设1：父母根据自己的职业地位而采取的地位下降回避策略对子女的教育获得具有显著的影响。 (二)学历下降回避假说 通过对日本教育不平等的实证研究，吉川徹(2006)发现，父母是否具有大学学历对子女是否能够进入大学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父母的职业地位。对此，吉川徹提出了学历下降回避假说：父母倾向于选择让子女的学历相当于或高于自己的策略，以防止和回避子女学历的下降。他认为，与欧洲国家相比，在成熟的日本学历社会当中，父母将自己的学历作为参照点而采取学历下降回避策略，这个策略要比地位下降回避策略更适合解释日本教育不平等的生成机制。这一假说也得到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 梅尔和张启惠(Mare & Chang，2006)通过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发现，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台湾，父母都希望子女至少能够达到他们自己的学历水平。在美国，学历下降回避效果并不存在性别上的差异。而在中国台湾，学历下降回避效果则对男性更加显著。范德沃霍斯特和安德森(Van de Werfhorst & Andersen，2005)采用GSS数据，对美国家庭的教育策略如何应对学历膨胀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在学历膨胀导致学历价值下降的时候，父母并不倾向对学历进行投资。这一结果否定了RRA假说(研究生阶段除外)。因为按照RRA假说，与父母相同的子女学历，如果其价值降低的话，父母就应该投入更多的教育以规避子女职业地位的下降。除此之外，他们发现了学历下降回避的效果：父母是否经历过某一教育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子女是否进入该教育阶段。因此，美国家庭的教育策略更关注维持代际间学历的一致性，而非职业地位的一致性。近藤博之和古田和久(2009)发现，在日本，与父母的职业地位相比，父母的学历对子女学历的效果更加显著。那些父母仅具有高中学历的子女，其学历也倾向于停留在高中阶段，而那些父母具有大学学历的子女则更倾向于获得大学学历。藤原翔(2012)也通过分析日本高中生和母亲的匹配数据发现，当控制住包括阶层在内的其他变量时，父母学历对子女的高中选择仍然具有显著的影响。即使子女的学业成绩欠佳，高学历的父母还是倾向于将子女送入质量较好的高中去读书，这一结果与学历下降回避假说是一致的。齐亚强和牛建林(2012)分析了在中国的代际传承过程中的教育再生产的机制和趋势。他们发现，父母学历与子女学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代际传承效应，子女的学历程度最有可能与父母中较高的一方学历程度相当。同时，当子代学历与父代学历存在差异时，代际间的教育流动也呈现对称性的特征，子女的学历程度与父母中较高的学历程度比较接近，相差较大的向上或向下的学历流动现象较少发生。同时，他们认为，当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不能实现时，父母往往会尽可能地缩小教育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这是维持学历之间代际传承的一个重要特征。可以说，在中国，父母倾向于把自己的学历作为对子女教育期望的重要参照标准，规避学历下降的策略对子女的教育获得具有重要影响。 基于以上的已有研究，笔者认为学历下降回避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普遍的心理机制，父母期望子女的学历至少能够达到他们自己的学历水平。由此，我们可以提出假设2。 假设2：父母根据自己的学历程度而采取的学历下降回避策略对子女的教育获得具有显著的影响。 (三)地位下降回避假说与学历下降回避假说的区别 上述两个假说都强调学历在教育不平等的微观机制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在对待学历这一问题上，两个假说是有区别的。笔者认为学历下降回避假说更符合中国的现实，理由包括以下几点： 1.学校教育是地位获得的驱动力而不是中间媒介 RRA假说强调父代与子代职业地位的一致性，子代获得必要的学历是为了规避地位下降的风险(Breen & Goldthorpe，1997)。在RRA假说中，学历被看成是阶层再生产的中间媒介，当子代需要获得更多的教育才能达到父母的职业地位时，才会追求更高的学历去维持阶层的再生产。这一假说建立在欧美型社会阶层结构的基础之上。从欧美社会的历史来看，学校教育和产业化的发展是在社会阶层结构已经稳定的前提下展开的。学校教育象征着支配阶层的身份文化，不同出身背景的家庭被允许进入的教育阶段也具有明显的区隔。社会阶层的差异无疑是决定再生产和社会流动最重要的动力。学校系统只是维持和固化社会阶层的一个媒介装置，并没有成为产业化和社会流动的驱动力(Dore，1976)。从以上来看，学校教育的社会位置决定了RRA假说依赖于欧美型的社会阶层结构。 学历下降回避假说强调父代与子代学历的一致性，这一策略把子代学历看成路径的终点，而并不归结到子代的职业地位上(吉川徹，2006)。这一假说更适合后发型产业化的中国，因为中国的学校教育不是维持阶层再生产的中间媒介，而是个人地位获得的驱动力。 “文革”之后，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和产业化的发展几乎是同步展开的，对于急切需要吸收先进技术的中国来说，学校教育成为唯一能够改变旧形态的契机。国家有意识地将学校教育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通过学校教育来满足对知识、技能以及人才的需求。在国家层面来说，学校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对当时多数的农民和工人阶级来说，学校教育又是向上流动的重要工具。随着产业化和学校教育的发展，农民和工人阶级迅速分化，社会流动的速度也明显增快，更关键的是，那些获得中等甚至高等教育的家庭，很大一部分成为了中产阶层。可以说，在后发型产业化的中国，学校教育具有“后发效果”，②不仅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也促进了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分化以及中产阶层的产生，成为社会发展和社会流动的双重驱动力。学校教育的这一社会位置，促使人们对子女学历的重视程度要远高于对子女未来的职业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的关注度。 2.学校系统是单轨制而不是双轨制 欧洲社会的学校系统属于双轨制。双轨制的教育系统意味着，父母在子女教育的早期就要面临一个重要的选择：是进入“普通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这条路径，还是进入“职业教育→劳动力市场”这条路径。因此，欧洲的家庭需要在子女教育早期就要考虑子女将来的职业地位和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由于早期阶段父母对子女学业能力方面的信息量较少，他们更多的是基于家庭中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资源来进行子女的教育选择(Erikson & Jonsson，1996)，上层家庭更倾向于选择普通中等教育这条路径，而下层家庭则更倾向于选择职业教育这条路径(Redpath & Harvey，1989)。早期的教育分流作为一种冷却装置，能够在早期冷却父母对子女理想的教育的期待，形成一种与家庭背景相符的现实的期待。因此，越是早期的教育分流，出身阶层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就越大(Mueller & Karle，1993)。可以说，双轨制系统下的教育选择过程与RRA假说是一致的。 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社会以及美国的教育系统属于单轨制。在单轨制的国家，家庭不用在早期就考虑子女将来的职业地位和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并且由于受教育年数(≈学历的高低)更容易换算成个人具有的知识和技能的程度，单轨制国家的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待普遍比双轨制的国家要高(Buchmann & Dalton，2002)。在6-3-3-4单轨制教育系统的中国，家庭在早期对子女学历的考虑要远远高于对其未来职业地位的考虑，这一选择过程更符合学历下降回避假说。 3.淘汰赛流动和收益递增效果 在中国，家庭在早期阶段就倾向于让子女进入高质量的学校接受教育，认为一旦进入重点学校，意味着进入下一阶段重点学校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学校之间的质量差别导致了子女在早期阶段的学历竞争。这一教育分流过程更像是一种淘汰赛流动(Tournament Mobility)：③如果在某一教育阶段被成功筛选出来(进入重点校)，那么胜者组的成员在下一教育阶段的成功概率就会很高。如果失败，那么败者组的成员即使很努力，在下一教育阶段的失败概率也会很高。也就是说，教育分流的过程是一个逐渐淘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一种收益递增的效果(Rosenbaum，1976)。④ 按照RRA假说，高学历是回避地位下降风险的手段。尽管这一说明看上去合情合理，但是，从中国学生的学校生涯来看，这一假说不太符合常理。其原因在于，淘汰赛式的教育分流导致家庭的视野很难波及将来的职业选择。对于多数家庭来说，子女能否在下一教育阶段获胜(进入重点校)是一个更加合理和现实的教育策略。从现实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父母和子女对将来的职业选择仍然比较模糊，很多学生直到高考结束填报志愿的时候，才会考虑将来的职业选择。 4.学历的地位象征价值 在中国，高学历除了对个人的职业地位形成具有重要价值之外，其本身也具有非常大的象征价值。学历的象征价值不仅反映着一个人潜在的努力和能力，而且学历本身就是一个表示阶层身份的指标。太郎丸博(2014)通过对东亚4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发现，在中国，受教育程度水平是解释阶层归属身份的一个显著变量(仅低于收入水平变量)，受教育水平越高，越倾向于认为自己的阶层高。而在同为学历社会的韩国和日本，受教育程度对解释阶层归属的效果并不显著。因此，在中国，学历本身作为一个象征社会地位的指标，高学历的父母更认可学历的象征价值，并有意识地选择高学历的教育策略。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在中国，受儒教文化和科举传统的长期熏陶，供养孩子读书被视为崇高的家庭事业，子女获得高学历也被视为家庭的荣耀(刘精明，2014)。因此，对于中国的普通家庭来讲，子女获得高学历的价值和意义远远不是维持阶层的再生产，而是实现向上流动的驱动力。综上，我们提出假设3。 假设3：在中国，与地位下降回避策略相比，学历下降回避策略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力更大。 三、数据、变量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2006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6)。该调查运用多层次抽样方案，随机抽取了全国28个省市18-69岁的10151人作为样本，并搜集了被访者教育获得、家庭背景以及父母的学历水平等信息。由于在“文革”时期考试制度的废除和重视政治身份的选拔标准可能导致下降回避机制很难发挥效应，因此本研究选取了1978年之后入学的样本进行分析，样本量为5907人。 (二)方法和统计模型 本研究采用两个方法进行分析。首先使用路径分析。为了能更好地梳理世代间学历和阶层之间的关系，笔者先借用布劳和邓肯(Blau & Duncan，1967)学历媒介的地位获得模型对世代间阶层再生产进行分析。由于背景和时代不同，尽管该模型对分析中国的地位获得有一定的效果，但也残留着不能测定的因素。笔者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父代学历这一变量。在新模型中，父代学历是地位获得的一个动力装置(路径的起点)，笔者称之为学历驱动的地位获得模型。该模型不仅嵌入了学历媒介的地位获得模型，也反映了父代和子代学历之间的关联效应。通过对上述两个模型各个路径的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的比较，我们可以判断世代间的学历传递在地位获得模型中的作用。 第二个方法是梅尔(Mare，1980，1981)的教育分流模型(Transition Model)。这一模型关心的是几乎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各个教育阶段的分流过程。具体方法是把上一阶段教育分流(升学)的成功者作为样本进行逻辑斯蒂(Logistic)回归，以考察阶层和学历对进入下一教育阶段的影响。这一模型的优点在于，它可以控制由于教育扩张和阶层变化所导致的边际分布的影响，其因变量(是否选择升学)也可以间接地反映父母的下降流动回避的倾向。 由于很难找到直接反映两个回避策略的主观变量，本研究采取间接的方法去考察家庭的教育策略。本研究的策略是，当控制住其他变量后，与参照组相比，判断各个阶层的子女是否更倾向于进入其职业地位所对应的教育阶段(比如，在高中升大学阶段，与蓝领工人相比，白领工人为了规避地位下降的风险，可能更倾向于让子女升入大学)，或是判断子女的教育获得是否更倾向于进入其所对应的父母的学历阶段(比如，在初中升高中阶段，与初中学历的父母相比，高中及以上学历的父母为了规避学历下降的风险，可能更倾向于让子女升入高中)。 这一模型的公式可以记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