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外在技术预见的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研究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在论文,发展战略研究论文,国家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4：C9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41(2005)03-0073-0 5
2003年春夏肆虐中国大地的SARS病毒与2004年初世界大范围内流行的禽流感疫情，不 仅再次引起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价值的审视，同时它们的突发与蔓延，还将引起 人们以前所未有的更为审慎的态度去重新思考，包括公共事件处置、行政管理变革、环 境资源保护、法律系统建设以及社会道德观念架构等一系列非单纯经济层面的问题。
一、基于外在技术预见的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研究的来源及意义
1.人类对发展的反思与技术预见时代
人类更加重视反思增长的意义，像传统分析那样把发展解构为单纯的经济问题、单纯 的社会问题或单纯的环境问题显然都没有也不可能覆盖发展的全部内涵。联合国机构和 一些国家政府已经把囊括经济、社会(包括人口)、环境(包括资源)三个方面的现代化称 为新的发展三角形，人类的发展应当是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环境和谐的系统集成，追 求经济增长的单一目标，结果只可能陷入“增长的贫困”。许多经济学家注意到，20世 纪五六十年代的多数发展中国家确实实现了经济增长的目标，但大部分国家的国民贫困 状况却依然如故。于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起来呼吁“把国民生产总值赶 下台”。[1]从佩鲁“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新发展观的提出，到联合国环境与发 展大会“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倡导，尽管不同国家、地区和领域的人们至今还在以不同 的方式去理解表达发展的真意，但“可持续”已不容置疑地成为人类对发展的共同解读 。
党的十六大报告深刻地阐明，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利用人类文明 积累的科技资源和思想资源，探索和选择既有益于人类身心健康、又不影响资源永续利 用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在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同时，不断改善人们生存发展的 社会条件和自然环境，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在发展中实现人口 、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的良性互动。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我们寻找更为行之有 效的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决策模式和方法。
目前世界上少数国家已经成功尝试运用的技术预见决策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 燎原之势。[2]这一趋势当然得益于技术预见方法与人类发展思路的不谋而合。《英联 邦工业》杂志主编霍华德·大卫说：“预见时代来到了，政界和商界必须采取行动把它 放在重要位置”。[3]
2.外在技术预见的提出及其意义
技术预见(Technology Foresight)是对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未来长期发展进行的 系统探索过程，目的是选定可能产生最大经济、环境与社会效益的通用新技术和战略研 究领域。这里的“技术”，已不是传统狭义理解的单纯技术，而是与科学、经济、社会 、政治、环境等紧密结合的“大科技”意义上的技术；这里的“预见”，也不是单纯的 预测未来，而是强调包含“理性选择未来、主动塑造未来”内涵的对未来发展各种可能 性的“预选”。[3]因而其较之技术预测“假定仅有唯一的未来从而只是试图通过静态 的未来去描述经济的发展”而言，技术预见是一个比技术预测更加富于动态且具有挑战 性的过程。[4]而且，如技术研究分为内在研究和外在研究一样，技术预见也应当相应 区分成针对技术自身的内在技术预见和重在技术与社会关系研究的外在技术预见。[5]
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上部分国家陆续开展技术预见工程以来，一直都没有明确地直接 提出外在技术预见的研究角度。这一方面是缘于对技术预见概念本身的理解局限，一方 面也不得不承认是人们追求单一经济发展目标的必然结果。而在人类“新可持续发展三 角形”思想指引下，外在技术预见无论是作为一种新的战略分析与集成工具，还是作为 前瞻科技、揭示机遇、引导创新、促进发展、抉择未来的社会系统工程；无论是作为了 解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及各国未来发展动向的窗口，还是作为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沟 通、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无论是作为科技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新方式和过程，还是作为政 府宏观管理必须做好的工作，它都必然是极其重要的决策选择。
应用外在技术预见模式分析我国的宏观发展战略，必将有助于强化科技开创未来的战 略意识，确立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观念；有助于明确国家科技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 重点突破、跨越发展；有助于促进科技与社会相互作用方式的转变；有助于提高决策的 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有助于引导科研选题，调整结构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有助于推 动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进程；有助于加快科技体制改革与体制的转换等。开展技术 预见尤其是外在技术预见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确立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如ICI经济学家社团主席里查得·佛里曼所言：“预见所提供的影响未来的能力远 远超过预见本身”。[3]
二、国内外技术预见研究现状
1.国外技术预见研究
技术预见作为一种自发的研究活动最早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此后作为政府制订科技 政策、使科技最大化作用于经济及社会发展的一种尝试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至 20世纪90年代，技术预见作为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采用的、以政府为主导的体制化研究模 式迅速崛起，并逐步发展成为世界性潮流。技术预见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呈燎原之势 ，主要源于世界发展的大背景。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是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博弈时代，综 合国力的竞争已经转化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竞争，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竞争又转化为科学 技术的竞争。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国家或区域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竞争力是综合国 力竞争的“制高点”，科技负载了重要的战略价值。
从技术预见的发展历程来看，美国是技术预见以及开发技术预见方法论的先驱者，但 美国后来又将其研究重心移向了技术预测，这一做法又影响了前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 最终是日本将技术预见研究引入正轨。在全球技术预见发展史上，日本占有极其重要的 地位，它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德尔菲法进行大规模技术预见调查的国家之一。自1971年由 日本科技厅下属的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主持实施开始，每5年调查一次，至今已进行了7 次调查。经过近30年的发展，日本在技术预见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经验，其组织模式、运 行机制以及相应的技术预见方法都已日趋成熟。
在欧洲率先开展体制化技术预见活动的国家是德国，其于1990年使用德尔菲法进行了 第一次技术预见，并积极致力于预见结果的国际比较，由此拉开了欧洲各国政府纷纷开 展技术预见活动的序幕。德国先后进行了三次技术预见活动，对未来三十年的科学技术 走向及社会经济发展趋势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德国今后一段时期内所应关注 的重点技术领域，为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提供决策依据。德国技术预见活动中40%的专 家来自企业界，保证其预见活动不仅以技术为发展导向，而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两者 缺一不可。
法国的技术预见分为“德尔菲问卷调查”和“关键技术选择”两种形式。“德尔菲问 卷调查”由于未能得到大多数专家的支持，做到第二轮便提前结束；“关键技术选择” 以短期的产业发展为导向来引导科技发展，由于其具有明确的目标，加之执行单位在行 政及预算方面的支持，故该活动被认为是一项比较成功的技术预见活动。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国家级的预见，法国还有中观层次的区域性技术预见活动，该预见可以使用国家 层次预见所提供的框架，但偏重于应用。
日本以外的一些亚洲国家，如韩国、泰国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也先后加 入了技术预见行列。韩国于1993年使用德尔菲法进行了第1次技术预见，接着又于1999 ～2000年度进行了第2次技术预见。预见以20年为周期，与日本不同的是，它认为技术 主题的选择必须是非常严肃的。泰国于1999年发起成立了“亚太经合组织技术预见中心 (APEC CTF)”，并开展了多项跨经济体的技术预见研究活动。澳大利亚于1996年出版了 第一个技术预见研究报告。澳大利亚认为技术预见是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 有效工具，提出“需求——驱动型”的技术预见观点，即从经济与社会需求面出发，以 需求为技术预见导向，这与国际上在进行技术预见实践中大都强调科学技术最新发展的 做法正相反。其预见成果不被用来决定资源优化配置的排序，只作为政府在制定科技政 策时的参考，研究与开发项目的优先排序认定与其并无直接关系。新西兰于1998年确立 了国家技术预见的研究方法与实施步骤并整理出一套完整的《技术预见实施手册》。其 预见活动的特点：一是广泛性，曾先后组织了有170多个部门参加的会议，参加人数达8 500多人。二是代表性，即将供给面与需求面结合起来共同决定项目的优先排序。其预 见结果直接作为制定科技政策、确定研究与开发项目以及优先投资排序的基础。
与上述国家相比，美国并没有重要的国家层面的前瞻活动。在国家层次上，因国会的 要求，也设有专门工作小组，来进行未来重要技术的评估，但其结果多是供国会参考， 影响力并不大。相反，其产业界为了适应国际化的竞争，争取政府的研发支持及整合产 业者之间的研发力量，做过许多预见活动。不过，美国的前瞻活动都是较短期的，以未 来5～10年为主要年限范围。
总之，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技术预见，都表现出政府主导、专家运作、社会参与、绩效 明显、反应热烈的特点，但不同国家或地区在目标、重点和方法等方面的侧重点可能并 不相同。[6]
2.国内技术预见研究及未来趋势
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和我国科技跨越式发展的要求，我国实施技术预见计划 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得到初步发展。“十五”《科技教育发展专项规划(科技发展 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强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和技术预见工作”。我国历次科技发 展计划与中长期规划都包含了相关方面的研究工作，最近几年国家科技部、国家计委还 组织开展了国家关键技术选择等专门研究。目前我国的技术预见工作已获得了一些阶段 性成果，积累了一定经验。
2001年初，上海市科委启动《“十五”上海科技重点领域技术预见工作研究》，投入 科研经费225万元。课题预见的时间跨度为5年左右，主要围绕八大领域开展工作，目的 是认识当前世界新科技革命孕育的重大“技术机遇”和我国加入WTO以后带来的国际“ 压力和动力”，从更高的层次、更广的范围、更远的将来对上海科技进行战略部署，从 而推动上海尽快成为国际技术创新中心城市，实现上海科技跨越式发展战略目标。
2001年7月，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负责实施的“北京技术预见行动计 划”正式启动。该计划主要是采用德尔菲调查、专家会议和有关政策分析方法，在对信 息、材料两大技术领域进行预见调查的基础上，探讨未来20年内技术发展趋势及其影响 因素，提出中国应该优先发展的100个战略技术课题和相关政策措施，并结合北京市社 会经济发展战略需求，提出北京市优先发展的战略技术课题以及相应的发展战略与政策 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技术预见行动计划”是在未借助高层推动的情况下开展的 ，与国外通行的做法有所区别。
2003年8月，中国科学院主持的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性项目“中国未来20年技术预见 研究”正式启动。该项研究任务集中在几个方面：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系统化技术 预见研究方法，探索对技术发展趋势进行动态跟踪、监控的有效方法，提出建设相关数 据资料库的初步方案，增强技术预见能力；研究国家战略需求、国内外市场需求及技术 发展趋势，通过情景分析(Scenarios Building)，构建中国未来20年社会图景，推演技 术需求集群；在德尔菲调查的基础上，综合定量分析与专家判断等方法，提出中国未来 20年应当优先发展的战略技术集群和技术课题，以及相关政策建议。
云南、江西、贵州、广州、武汉等省市也都相继开展了技术预见研究，台湾省的技术 预见也已完成了相关研究。
从技术预见总体的发展趋势来看，技术预见从最初只关注技术本身发展到充分考虑技 术与经济、社会及环境的良性互动，如在英国开展的技术预见活动中经常采用的“SWOT ”分析法、“STEEP”分析法等都是这种变化趋势的具体体现。此外，超越国界、跨地 区之间的联合预见也是目前技术预见模式的变动趋势。另外，在重点领域、关键技术及 通用技术预测和选择过程中不断强化市场需求定位、社会需求定位、生态需求定位，以 体现科学技术事业的“人文关怀”也是当今技术预见模式的变动趋势。总之，对于技术 预见方法及模式，尤其是外在技术预见方法以及模式的不断探索并把它用之于国家宏观 发展战略的规划当中应是今后技术预见研究的重要内容。[6]
三、研究的框架结构及创新意义
1.研究的框架结构
按照上述思路，基于外在技术预见的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研究必然围绕以下框架体系展 开。
首先是关于外在技术预见的研究。这必然从技术预见研究谈起，包括技术预见概念的 提出、技术预见理论的主要成就、技术预见理论的发展趋势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等。在此 基础上，结合当前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以及发展的实际，我们认为原有技 术预见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显然已经不能覆盖技术预见的全部，承认技术预见 存在内在技术预见和外在技术预见的区分已是历史的必然。由单一内在技术预见向同时 强调外在技术预见转变，既是技术预见理论在人类新发展阶段取得的新进展，又是技术 预见在实践环节上质的飞跃。然而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似乎尚未有明确的外在 技术预见提法，甚至包含此思想的研究也少之又少。于是针对外在技术预见本身的研究 ，必然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理论方面，应当从外在技术预见与内在技术预见的关 系分析入手，对外在技术预见概念的内涵及哲学基础、外在技术预见理念的形成、外在 技术预见的方法论以及外在技术预见研究的发展趋势等逐一做出阐释；实践方面，则应 当囊括横向国别或区域比较、纵向时空比较、宏观中观与微观层次比较等三个维度的研 究。
其次，就是将外在技术预见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选择相结合，具体阐述外在技术预见 方法应用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选择过程中需要明确的各方面问题。概括起来，应当包括 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外在技术预见预计达到的总目标和具体目标；二是应用外在技术预 见方法确立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具体工作思路；三是应用外在技术预见观念和方法，发 现国家发展动力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并以此作为确立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四 是应用外在技术预见方法寻求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尽可能规避或缩减社会发 展的代价；五是应用外在技术预见确立社会发展价值评判标准，这将是对人类发展理论 的丰富和完善；六是应用外在技术预见概括地讨论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选择问题，为国 家宏观发展战略体系的最终确立奠定基础。
第三，是基于上述外在技术预见研究基础上的国家宏观发展战略体系的最终确立。概 括而言，该战略体系应当涵盖人力资源开发、知识发展、政府改革、全球化战略四大方 面。其中，人力资源开发应当是贯穿全面小康思想的、基于人力资源的调整及流动分析 的战略，重点是解决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目标与战略重点定位、人力资源开发的全程结 构、素质结构及生态环境结构模式等问题。知识发展战略则是基于关键技术选择的知识 发展战略、基于产业集群的知识发展战略、基于创新体制研究的知识发展战略。而政府 改革战略应当从政策评估与政策管理两个角度展开，着重探讨政策评估与政策管理的机 理、政策评估与政策管理的一般标准及特殊标准的技术预见设定以及基于政策评估与政 策管理模型的政府改革战略。最后是基于国际市场分析的全球化战略，与其他的全球化 战略研究不同的是，此项研究应围绕以下不同侧面展开：一是技术预见型政府的建立与 全球化战略的实现，二是基于国际市场分析的全球化战略基础研究，三是多元全球化战 略选择的法律保护研究。[7]
2.研究的创新意义
第一，首次明确提出外在技术预见概念，并尝试运用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次的技术 预见方法的结合来确定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此项研究强调在面对外在环境挑战、国家 整体资源限制以及内部社会群体的需求约束下，以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目标来界定科 技发展的优先性。
第二，比内在技术预见更加强调团体参与的重要性。因为未来的国际竞争不仅是国与 国之间硬国力的竞争，也是包括机制、文化在内的“软国力”的竞争。“软国力”不可 避免地要以最广泛的自然人和法人为载体。换言之，未来的国际竞争是社会各界普遍参 与的竞争，是“全民的竞争”。因而应用外在技术预见的研究，将被证明是客观、实际 、有效的选择。外在技术预见强调通过科学与技术专家(供给方)和科技成果的使用者( 需求方)之间的“紧张”对话以取得建设性的成果，同时，舆论和其他领域的广泛团体 的意见也被作为重要建议考虑进去。这不同于以往科技政策中的预测，往往是由少数精 英以个人独到的眼光所作的决策，而忽视团体参与的重要性。[4]
第三，首次明确提出建立技术预见型政府，这既是适合新时期发展的客观需要，又是 确保充分发挥技术预见主观能动性的组织保障。这也必将有力推动我国各项建设的健康 、稳定、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