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新变局
谢长安
（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摘 要：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的表现和结果，但资本逻辑使得以人为中心的经济全球化演变为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资本全球化。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迄今总体上经历了商业资本全球化、产业资本全球化和金融资本全球化三大阶段。由于金融资本具有极强的流动性、逐利性和寄生性，其主导的全球化与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具有诸多完全不同的新特点，由此给西方带来一系列严重的负面影响，这是经济全球化产生新变局的根源。当前中国正在积极推动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是试图超越资本逻辑的全球化。西方欲走出困境，必须摒弃丛林法则和资本逻辑，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一起开辟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新的文明道路。
关键词： 后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新变局；政治经济学
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在全球引发巨大的金融海啸，全球出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体救助行动，各国政府为促进经济复苏采取了各种常规和非常规的政策措施。尽管国际金融危机自爆发距今已有十年之久，但世界经济依然复苏乏力，面临诸多挑战［1］。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12年12月发布的《全球趋势2030：变换的世界》中甚至悲观地预测，至少十年时间内，世界无法回到2008年前的增长率和快速全球化模式［2］。更令人担忧的是，经济全球化出现逆转趋势，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西方国家出现了以反对经济全球化为政策主张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在美国，特朗普上台后不久便签署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总统令，同时高举“美国优先”“雇美国人”“买美国货”的旗号，动辄以提高关税为要价筹码，同多国挑起贸易战。作为曾经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则出现英国“脱欧公投”事件，欧洲反建制运动也是此起彼伏。
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近些年发展迅速，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当前中国不仅表达了维护经济全球化继续向前发展的坚定决心，更采取了一系列扎实行动。历史经验表明，市场空间在西方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掌握世界经济主导权的西方绝不会主动放弃广阔的海外市场，以贸易保护主义为重要内容的逆全球化浪潮可能是西方试图对外转嫁危机的手段，进而中断他国高速发展所需的和平的国际环境，重新打造有利于自身的新的全球化规则与模式，最终继续牢牢占据国际经济制高点。由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新的变局。
经济全球化存在时间至少已有数百年之久，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世界获得持久发展，因而经济全球化不可能消失，关键是由哪一个国家来主导、各国遵循什么样的理念。从历史上看，自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以来，经济全球化一直都是由西方主导，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全球化所导致的一大后果是整个世界发展失衡，突出表现为阶级对立、贫富悬殊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济体被割裂，直至冷战结束，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又重新开始。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在为西方带来巨额财富的同时，无形之中释放了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强大的发展潜力，老牌的工业化国家在全球化中逐渐失去竞争力，出口市场被不断蚕食。更为严重的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财富被西方国内少数群体占有，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群体并未获得应有利益，进而财富分配恶化带来严重的社会矛盾［3］。
自西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立以来，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由一个发展中国家主动站出来高举全球化大旗的事件。显然，中国所倡导和希冀的新型经济全球化与西方过去主导的，以及未来试图打造的新全球化在目标、理念等方面均不尽相同，因此中国与西方尤其是世界霸权国美国势必存在一定程度的博弈。这恐怕也是一些学者担忧中美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依据。
为什么西方国家的绝大多数群体在此轮经济全球化中成了受害者？经济全球化出现新变局的根源是什么？世界各国如何在互利共赢的原则基础上寻找最大公约数，进而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彻底走出通过战争方式主导全球化的错误思维和历史怪圈？本文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首先探讨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划分经济全球化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本轮经济全球化——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的特点、影响，以期获得相应的启示。
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与进程再探讨
（一）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内涵与本质，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唯物史观认为，生存与发展是人类诞生后首先面临的重要问题，为此，人们需要利用一切条件进行生产和再生产以创造物质生活资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生产剩余开始出现，私有制、产品交换、国家等逐渐产生。在此基础上，不同国家间出现了各种形式、不同程度的交往，这便是经济全球化的最早雏形。尽管关于前资本主义时代世界上是否就已经存在经济全球化这一现象，学术界始终存在较大分歧，但毋庸置疑的是，农业社会时期世界上确实发生过大规模的贸易和文明交往活动［4］。随着欧洲地区出现以资本雇佣劳动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后，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出现了重大跃迁，“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5］。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既是劳动者进行劳动的过程，更是价值增值的过程。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疯狂追逐，导致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异常激烈，它一方面推动着技术进步、生产组织形式创新，另一方面推动着市场空间不断扩大，以促进商品价值的实现。技术的进步、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以及市场空间的扩张也反过来促进着资本竞争力的提高，进而使得更多剩余价值被生产出来，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之下，更多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进一步推动生产过程更新和市场扩大，如此不断反复……与以往的生产方式完全不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呈现出螺旋式不断上升的特征，生产系统具有无限扩大的潜能。产业革命的爆发、跨国企业的出现、全球市场的形成等均与资本逻辑密切相关。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发生和发展进程中，始终伴随着两大逻辑：生产逻辑和资本逻辑。从本质上说，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相互之间联系日益频繁的表现和结果，资本积累和扩张的本性大大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生产逻辑是经济全球化的原始动力，资本逻辑是经济全球化的渗透性因素。换言之，即使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全球化必然也会产生，只是发展程度会有所不同，资本逻辑使得经济全球化以无法阻挡的趋势影响到世界各个角落。
二战后独立的东南亚民族国家中兴起的民族主义意识也对海外华人跨界企业家的价值和地位发出挑战和质疑。海外华人跨界企业家创业发展的起起伏伏与华人企业家自身的移民身份、少数民族地位、在华人社团中的领导角色和与所在地权力精英的关系息息相关。华人移民企业家的地位取决于他们在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网络构建能力、创业实践成就和在当地的社会政治文化参与程度。华人少数民族企业家的形成与他们在东南亚、北美、欧洲等居住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紧密地连在一起。当他们回到中国之时又卷入了中国改革发展的进程当中。
西葫芦病毒病主要由黄瓜花叶病毒(CMV)、西瓜花叶病毒(WMV)、南瓜花叶病毒(SqMV)、甜瓜花叶病毒(MMV)等单独或复合侵染引起，可在芹菜、菠菜和宿根杂草上越冬，种子带毒可为初侵病原，通过汁液摩擦和蚜虫传播。管理粗放、蚜虫为害重、高温干旱、日照过强等均是发病条件。
3.不同形态资本之间关系的变化
（二）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
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一样，关于其发展进程，学术界也没有统一认识。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构成人类社会一切活动的基础，生产剩余的出现引起不同经济体发生交换，货币和金融活动在交换过程中出现。因而，市场经济结构总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底层是产品研发与生产体系，中间层是产品交换与流通体系，顶层是便利产品生产与交换的货币金融体系。随着资本逻辑逐渐主导市场经济，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构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演进进程中的三大重要的资本形态：商业资本是专门从事商品经营或货币经营业务的资本，产业资本是投入到物质生产领域以获取价值增值的资本，金融资本是产业资本因扩大再生产所需与银行资本融合而成的资本。基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视角，我们可以将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划分为三大阶段：商业资本全球化、产业资本全球化、金融资本全球化。
1.商业资本全球化
油炸食物。高脂肪的油炸食物可导致胆囊收缩素分泌增加，造成胆汁反流，加重对胃黏膜的腐蚀作用，不利于黏膜修复。此外，油炸食物的胃排空时间较长，从而使胃酸分泌增加。
最早的资本形态并非直接进入物质生产领域的产业资本，而是商业资本，“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最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8］。在历史上，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商业资本存在的年代都十分久远。但为什么西方的商业资本可以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保持如此紧密联系，甚至会出现商业资本全球化这一现象？探究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西方在历史上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银行和新型融资制度，是银行和融资制度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进而在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下，商业资本突破了单个商户狭小资金的限制直至实现全球化。西方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变革，与其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有关。其一，银行的起源与对外贸易密切相关，银行与贸易是相伴而生的。随着当年欧洲航海贸易的大发展，在地中海的意大利地区形成了巨大的贸易和货物航运市场，长途贸易产生的货币兑换、风险规避以及大量资金周转等需求需要专门的机构从事货币经营业务，以促进商品的买卖分离和国际贸易的持久进行。一些商人开始从事商业汇票业务，最终逐渐演变为汇票经纪人或银行家。其二，因政教冲突、外族入侵等原因，欧洲曾经长时期陷入四分五裂、战争频仍的局面——公元476年到公元1453年被称为中世纪或“黑暗时代”。为战争筹集资金成为各地区统治者面临的首要问题，这种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金融与信贷的发展［9］。
北江是珠江水系干流之一。发源于江西省信丰县石碣大茅山，主流流经广东省南雄县、始兴县、曲江县、韶关市、英德市、清远市至三水县思贤滘，与西江相通后汇入珠江三角。北江常年通航，航道畅通，运量丰盛，船只密度大，百舸争流，运输繁忙，其干流由韶关至三水河口全长258公里，是沟通腹地内南北交通的水运主通道，是规划中的京广大运河的南端干线。
2.产业资本全球化
由于学生成长的环境不同，受教育情况不同，有些学生思想政治意识欠佳，没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致于遇到问题时，容易偏激，不能理性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高校辅导员管理工作的难度。要想使学生拥有健全的思想政治意识，高校辅导员必须注重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养成良好的处事习惯。
如果说商业资本全球化的初期直接动因是获取贵金属，后期直接动因是解决商品过剩，那么产业资本全球化的直接动因则是解决资本过剩。19世纪中后期，西方爆发第二次工业革命，一系列重大发明产生，大量新兴工业部门涌现，如化学工业、汽车、石油、电力等，西方进入所谓“电气时代”。在这一背景下，西方资本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竞争一方面导致国内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各行业的垄断组织纷纷建立；另一方面导致西方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更为疯狂，各大国纷纷从经济上瓜分世界。此时，西方面临的不仅仅是商品过剩，更棘手的问题是资本过剩。对外倾销商品已经远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于是大量西方资本跨越本土，在海外建立工厂，投资殖民地有价值的产业，这便是产业资本的全球化。1870—1914年这一时期，是国际资本市场一体化进展十分明显的时期，欧洲被称为世界的“银行家”，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容易接触到欧洲资本且资源丰富的国家，都在这一阶段发展得最为繁荣［10］。今天人们谈论的全球失衡问题，其实早在1914年前的时代就已经出现，只不过作为当时全球最大经济体的西欧核心国家在经常项目上是顺差，新殖民地国家（即当时的新兴市场国家）在经常项目上是逆差，而今天美国作为最发达的经济体，在经常项目上却一直保持逆差［1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殖民主义体系逐步瓦解，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大大增强，大量新兴的民族国家获得政治独立并走上工业化道路，以求尽快摆脱贫困和落后。在这一竞争态势下，西方只能采取新的“和平”方式进入亟需资本与技术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以继续占领国际市场。在这一段时期，大量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依然被纳入西方资本的国际积累和循环之中，进而在经济上依附于西方，处于“无发展的增长”之境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产业资本的全球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期。西方经历战后最强劲的繁荣期后于70年代深陷“滞涨”危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受到质疑，30年代“大萧条”之后一直被抑制的金融资本重新获得抬头的机会。在金融资本强有力的支持下，西方发生了一场“悄无声息”的新自由主义革命，金融寡头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央。金融资本的过度膨胀带来国内劳动力成本过高等问题，致使大量中低端产业向世界体系的外围地区转移，日本、亚洲“四小龙”，继而后来的中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
结果表明，光催化剂活性随焙烧温度的升高有一最佳值，涂膜2层，400～500℃范围内焙烧可获得最佳的TiO2薄膜光催化剂，而350℃和550℃的催化效果都不理想.这是因为400～500℃时TiO2薄膜具有结晶完好的锐钛矿型，焙烧温度过低，锐钛矿晶型结晶不好；温度过高，在形成晶红石相的同时会使颗粒长大，从而降低光催化活性[6].
3.金融资本全球化
金融资本本是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物质生产的，但随着其力量的增强和市场竞争的加剧，金融资本逐渐具有控制生产、流通和分配的倾向，以至于最终反客为主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者。金融资本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产生重要影响，这是当年列宁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一大背景。20世纪90年代，新的形势和条件再一次助推西方金融资本高速发展并实现全球化：其一，信息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使资本在全球瞬时流动成为现实。加上金融管制被取消、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的出现，金融可以完全脱离物质产品和贸易的真实需求快速发展。其二，冷战结束后，被长期压制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压力消失，苏联、东欧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释放了天量资源和市场，极大地刺激了西方金融资本对外扩张的势头。
金融资本全球化的突出标志是西方以美元为中心，组建新的资本帝国，以金融化方式对全球大宗商品实施定价，进而攫取无数财富。金融由此成为分配全球财富的最主要工具，乃至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最重要力量。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也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化现象：金融部门成为调节和控制市场经济的核心；发达国家操控国际金融、输出知识产权，与发展中国家形成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金融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形态；金融资本可以利用高科技手段发动掠夺财富的金融战争；少数金融寡头和金融家族及其组织控制本国乃至世界经济命脉［12］。21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全球市场进一步扩大，金融资本全球化进入新的高潮期，世界资本流动跨上一个新的台阶，中国成为西方资本最重要的聚集地之一。在这一时期伴随金融资本全球化最值得一提的现象是美国经济出现的双循环机制：由于美国丧失了全球最大生产中心国的地位，国内所需的绝大多数商品必须依靠从其他国家进口（商品循环）；其他国家利用商品出口产生的大量贸易顺差（美元储备）和国内过剩的国民储蓄，通过购买美国的国债和其他债券投资到美国，美国再次将这些资本投资到世界上其他国家或满足国内各种需求（资本循环）。换言之，因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不仅需要外国商品流入，更需要外国资本流入以维持发展。
以上关于经济全球化三阶段的划分仅具有相对意义，目的是为了区分不同时期主导全球化最主要的资本形态，透视背后的规律与深层次问题，并不代表三阶段之间存在严格界限，如在当前的金融资本全球化下，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全球化依然存在，只是规模不如当年。总结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第一，世界市场及与之伴随的由西方制定的一系列规则和制度是构成资本主义发展与变化的基本要素，西方国家摆脱历次危机、拥有持久生命力的关键是其掌握着广阔的海外市场。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不同阶段和时期，尽管资本积累的方式有所不同，但资本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却在不断加深，西方对国际市场的控制并没有丝毫放松。第二，资本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在不同发展阶段，由于各个西方国家获得的资本流量和存量不同，必然造成不同西方国家发展不平衡，进而导致列强争霸和霸主更替，这是资本主导下的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第三，经济全球化不是一个单向的直线运动过程，它既包含全球经济的整合，也包含全球经济的分裂——这种分裂在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全球化阶段，更多地表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巨大的发展差距上，而到了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则延伸到了发达国家内部，这是经济全球化发生新变局的根源，也是资本“积累悖论”［13］的重要表现。
三、反思金融资本全球化：特点与影响
为什么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这一轮金融资本全球化会在西方乃至世界产生如此大的负面效应，以至于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政客们竟然放弃过去一直鼓吹的贸易自由主义，重提保护主义？这里我们依然需要进一步分析金融资本全球化与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全球化的不同之处，指出金融资本全球化给西方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层面造成的巨大影响。
（一）金融资本全球化的特点
第二，分配差距持续扩大。首先，金融资本推动的全球化使得不受约束的金融寡头不断突破一些国家的主权，在世界各地寻租，发动一场场掠夺财富的金融战。其次，金融资本利用美元霸权获取天量霸权红利。据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披露的数据：2011年，美国从全球攫取的霸权红利达73960.9 亿美元，霸权红利占GDP的比例高达52.38%，换言之，美国当年的GDP 中有52.38%是通过霸权获得的［19］。显然，霸权红利的真正占有者只可能是极少数的金融寡头而非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最后，在经济金融化环境下，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资产价格上涨幅度远超实体经济平均利润率，实体企业的生存环境发生极大改变，经济活动过度集中于虚拟经济领域，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失衡。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分配方式是按资分配，资本量的多少决定了获取利润的大小，加上资本所得的乘数效应，最终结果必然是两极分化，食利者阶层疯狂扩张。国际金融危机后，尽管美国的1%最高收入人群受冲击最大，但他们的恢复能力也十分惊人：这部分人群在2012年的收入占比就已经高于2007年前大部分时间的状况。这足以显示富豪们在这个新时代不同寻常的敛财能力［20］。
1.资本积累和扩张路径的变化
预算编制关系高校发展大局，应按规范程序进行，编制人员应熟悉预算编制相关规定及各类标准和依据，对相关标准不仅做出定性分析，还要进行定量分析，实行精细化管理，充分保障预算编制的全面和准确。同时，根据规定把执行全面预算落到实处，把学校各部门的每项收支都纳入预算，力求充分体现所有业务在收支方面的需求，为提高预算编制准确性提供保障。
在金融资本全球化下，金融资本完全可以脱离物质生产活动，实现无止境扩张和极短时间内的快速增值。其一，在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全球化下，资本获取的利润来源于物质生产领域产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资本的增值离不开物质生产活动。随着当年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开始和加快，西方成为世界工厂，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包括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都是围绕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而产生的，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全球化主要是为了促进商品价值实现和资本周转与循环。但到了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已经从物质生产部门转变到非物质生产部门，发展中国家取代发达国家成为世界工厂，西方使用虚拟产品与发展中国家的实物产品相交换，国内几乎已经不存在商品价值实现这一难题了。其二，随着西方物质生产活动的大幅度减少、金融管制的取消、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加上发达的金融市场，大量的产生于股票、债券、外汇和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的交易活动出现，这不仅带来持续的货币需求，也造成虚拟经济极具泡沫性和膨胀性的特点，虚拟经济领域里的虚拟资产在市场上被反复炒作，资产价格就会出现升值，资本的膨胀进而可以摆脱物质生产过程的束缚。以国际石油期货市场为例，1984年，石油期货交易量不足实际石油产量和消费的10%，而目前是实际石油产量的10倍；1980年前后在全球金融体系中衍生品交易的作用微乎其微，到2007年末清偿利率衍生品合约的名义本金相当于当期全球GDP的9倍［14］。
2.资本和劳动者之间关系的变化
在金融资本全球化下，西方大量产业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国内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尖锐的阶级矛盾，以至于让人产生阶级与阶级斗争已经消失的假象。其一，在商业资本全球化初期，尽管西方还未成为世界生产中心区，但血腥的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等已经预示未来劳动力商品化和激烈的劳资矛盾的不可避免性。到了产业资本全球化下，“资本和劳动者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15］。产业资本为最大限度地增值，不断提高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要么延长劳动者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要么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导致工人失业、身心受损。而在金融资本全球化下，发达国家一方面早已拥有较为成熟和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制造业对外转移，过去尖锐的劳资矛盾相当部分也随之被转移到其他国家。其二，在金融资本全球化下，信贷活动多样化，各种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涌现，如互助基金、养老基金等，劳动者也可以广泛参与到金融市场活动中，实现借贷消费和个人财产的保值增值。此外，全球化打破了原有的稳定的生产体系，迫使所有企业为赢得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赖而展开激烈的竞争，这带来了大量廉价的商品和服务以及回报率更高的投资产品。劳动者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看似成了全球化的受益者，但作为公民，其权利则在无形之中被侵蚀，如福利减少、工资降低、就业压力增大，等等。罗伯特·赖克（Robert B.Reich）将造成这种悖论的当代资本主义称为“超级资本主义”：“面对个体消费者的需求，资本主义的回应越来越快；而对于公民整体的需求，民主制度却变得越来越迟钝。调查研究显示，人们的无力感日渐攀升。”［16］
在理论层面上，经济全球化并不等于“西化”，世界各国完全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自由交往，实现共同进步。然而，由于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影响，西方国家成了“国格化”［6］资本，为维护资本利益，攫取尽可能多的利润，西方强国在全球强行推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此，经济全球化由人的全球化变成了资本的全球化，“全球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它是在市场原则和为利润而生产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7］。
在金融资本全球化下，不同形态的资本既有联合，也有分化甚至对立。其一，从联合方面看：首先，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全球生产网络导致生产过程全球化、碎片化和分散化，为了促使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能够科学高效运行，西方资本需要对这些活动实行集中化管理。此外，不同的西方垄断资本之间也需要进行协调和合作，如建立战略联盟、转让专利使用权等，以促进信息共享、防止利益流失。其次，大量新兴的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参与者，资源的有限性和发展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促使西方寡头必须实施相当程度的联合，以各种方式掌握世界主要资源，进而维系优越的生活方式。最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失误，如资本市场过度开放、资产价格过高等，这无疑给了西方垄断资本采取如金融战、货币战等方式以攫取巨额财富的机会。正因为如此，在金融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新条件下，西方跨国资本既创造了新的积累模式——金融掠夺，也加强和便利了联合。其二，从分化或对立角度看：首先，金融资本全球化下，金融资本过度发展，带来资金成本过高、金融市场过度投机等问题，挤压了相当部分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发展空间。其次，在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全球化下，金融资本积累规模受到货币制度的限制，资本追求价值增值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物质生产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但到了当代金融资本全球化下，货币脱离黄金限制，资本可以摆脱物质生产而无限扩张，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变得多余。最后，在信息技术条件下，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如商品营销手段、投资场所等与传统资本主义存在重大差别。科技巨头可以通过网站、社交网络等虚拟的平台，迅速汇聚全球成千上万的消费者和客户，且跨越国界，不分阶级、性别、种族和年龄，因此可以很自然地将业务快速拓展到各个领域，进而在极短时间内赚取巨额利润。由此，垄断资本往往借助大众传媒和广告等途径制造“意识形态陷阱”，传播极端的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理念等，普通商品的消费和虚拟空间里的“消费”也成了资本积累的新领域。高科技领域（如移动互联、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的寡头进而冲击着传统产业寡头和商业寡头甚至金融寡头的既得利益。美国总统近期向亚马逊“开炮”，指责其“没有缴纳足够税收，还导致数千家小型零售商破产”［17］，表面上看这是高科技下的税收之争、就业之争，但深层次则反映了高科技寡头与传统寡头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采用光电发射光谱法测定钛合金中硅含量，分析人员应熟悉样品制备、定期描迹、谱线选择、清扫激发台、标准化、控样校正等实验操作对测量准确度的影响，采取措施进行有效控制，才能保证钛合金中硅含量测定结果准确可靠。通过标样分析和精密度试验验证，该方法具有良好的准确度和精密度，可用于钛合金样品中硅含量的测定。
由于金融资本全球化与历史上其他形态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具有诸多完全不同的新特点，它不可避免地对西方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带来大量负面影响。
（二）金融资本全球化对西方的影响
1.经济层面
3.军事层面
同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相比，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至少在三个方面有重大变化。
2.政治层面
第一，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精英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崛起且对政府决策产生巨大影响。西方采取的是代议制民主体制，国家的决策交由少数精英。然而，由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利益，金融寡头以新自由主义为意识形态，在国内鼓吹“小政府、大市场”，在国际上鼓吹自由化，在认知上俘获包括政府政要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将政府的决策引导到实现极少数人利益的轨道上。在美国，企业主导政府政策的做法竟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21］。
正是特殊的环境使得西方地区出现了现代银行和新型融资制度，在大量流动性支持下，近代西方的商业资本并没有像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商业资本那样仅仅是商品交换的中介，规模受到限制。商业资本的大规模发展及在此基础上的全球化进程，最初始于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欧洲人从事地理大发现活动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寻找黄金、白银等财富。在此过程中众多新的贸易路线被开辟，贸易规则和金融网络被逐步确立，世界上各个国家间的经济交流急剧增加。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爆发，机器被发明并用于商品生产，西方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大量廉价商品被生产出来。此时，世界市场的重要性更为凸显，西方资产阶级一方面需要在世界各地倾销商品，另一方面需要更多的殖民地以获取原材料。由此，商业资本的全球化得到进一步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高潮期。
第二，民主政治不断衰落。首先，民主政治和政治体制越来越演变为金钱政治与“寡头政体”［22］，选举越来越昂贵，金钱日益掌握政治话语权。其次，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精英外，其他各类资本利益集团进行着越来越频繁、目的不一的游说活动。如资本—军工利益集团在国内外制造和散布紧张话题，推动军火生意；产业资本利益集团反对自由贸易，怂恿民众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商业和金融资本利益集团鼓吹减税刺激经济增长……“旋转门”“影子政府”“铁三角”等资本与政治相互服务的现象由幕后走到台前，最终结果是政府变得“僵化”［23］，不同政党之间相互倾轧和攻击，普通公民的权利自然被严重漠视和损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教授和西北大学本杰明·佩奇（Benjamin Page）教授针对1981年到2002年间，美国国会通过的1779个重要方案进行分析，发现利益集团与受雇企业的国会游说者才是塑造这些法案最终版本的关键力量，一般民众意见所能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而且绝大多数法案的立法方向，都跟民意调查中多数民众的期望背道而驰［24］。最后，在西方政治上曾发挥重要作用的工会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下降，工人参加工会的意愿和投票率不断降低。20世纪50年代，美国超过30%的非农业工人是工会成员，而今天只有不到12%，工会也并没有在新兴的服务业中赢得会员［25］。在欧洲，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欧洲国家工会在整体组织能力方面存在着巨大的衰退，工会在招募成员方面面临着巨大难题。进入21世纪后，生产的跨国化、碎片化和经济的金融化迫使工会不断后退，失业增加、工会成员流失、集体谈判中的不断退让使工会的谈判地位日益萎缩［26-27］。
第一，制造业空心化。首先，金融资本过度扩张和资产价格快速膨胀导致大量流动性流入虚拟经济领域，致使中低端制造业无法获得足够资源，只能对外转移甚至消失。其次，金融资本通过在虚拟经济领域中运行可以实现快速增值且增值幅度远大于通过物质生产所获得的程度，绕开了“肮脏”的物质生产。在这种“示范效应”带动下，大量制造业企业也开始参与到金融活动中，剥离之前的生产环节。在美国几大汽车集团中，汽车金融公司的车贷经营业务早已超过汽车制造业务，成为集团的主要利润来源，通用汽车金融公司的利润近年来一直占通用汽车集团利润总额的50%以上［18］。于是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生产不足型”症状，“去工业化”成为一种无法阻挡的趋势。最后，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特别是其制造业的强有力竞争，西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和就业受到进一步影响，以至于国家陷入“高收入困境”。
第一，军事金融化。军事金融化包括两层含义：其一，在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下，国家财富的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由过去的土地、商品等转变为债券、股票、货币等，加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虚拟化，维持国民经济运转需要依靠大量资本流入。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的目的往往不是摧毁敌对国，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取资源和市场，更多的时候是为了调节资本流向、加快资本流动，以将资本驱赶到己方市场，维护金融霸权，同时让金融资本在动荡的环境中快速攫利。美国近些年不断在中国周边虚张声势，并非要与中国发生军事战争，而是为了造成紧张局势，吸引亚洲地区的雄厚资金回流美国。其二，在金融全球化下，全球金融市场连为一体，西方借此可以轻松为战争融资，进而维持庞大的军事开支、进行天价战争。例如，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花费3 万亿美元，战争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维护美元霸权地位，战争支出主要是采取发国债方式向他国借款［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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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军事扩散化。军事扩散化也包括两层含义：其一，冷战结束后，全球军力更集中于少数国家，在金融寡头的长期操控下，西方主要大国在世界各地或直接发动战争，或实施更迭他国政权的“颜色革命”，尽管表面上看战无不胜，但国力实际已严重受损。为了继续维持霸权尤其是金融霸权，确保金融资本的全球畅通无阻运行，西方依然需要大量的军事同盟和庞大的军费开支，如保留冷战时期的北约、组建亚洲新北约等，进而国力继续被透支。其二，考虑到国力相对下降，维持全球军事优势越来越力不从心的状况，西方开始实施新的军事战略，即增加同盟的作用（如军费分担）、适当拉拢部分敏感地区的同盟和增加其军事地位，特别是在动乱地区扶植极端势力，从而以较小的财政代价维持自身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力［29］。近期，美国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并对伊朗实施最高级别的经济制裁，美伊双方相互发出武力威胁，伊朗战争正由过去的猜想逐步变成现实。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在结束严重衰退后，并未出现通常的周期性高涨，而是进入一个相对停滞时期，即“长期萧条”［30］。与西方资本主义陷入空前危机不同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利用本轮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实现了高速增长，这构成了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另一重要因素，不过这一因素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起积极和正面作用的因素，即引导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的因素。
四、经济全球化产生新变局的另一重要因素：中国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世界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大事莫过于将近14 亿人口的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过40年的改革与开放历程，中国在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是本轮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但中国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和成本。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在过去为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市场供给了无数廉价商品，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中国并没有掌握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和国际营销渠道以及国际规则，许多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获利微薄，产业升级受阻，而美元金融资本则长期通过金融手段操纵商品和资源定价权，获取巨额暴利，维持美国庞大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31］。中国国内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及居高不下的资产价格等问题实际上也与西方在中国实施的新帝国主义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因此，早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中国政府就不断指出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秩序存在多种严重弊端，应该进行改革，以反映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与金融格局中的地位变化。近些年来，中国国家领导人更是在多个国际场合反复呼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立可持续与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由金砖国家成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为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而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可以看作是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主动和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而迈出的重要步伐。当然，由于一贯秉持互利共赢、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上国力有限，中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现行的国际秩序实施取而代之的激进“革命”。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强调的，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32］。
继续积极争取监测经费，进一步提高监测点的代表性和覆盖率，完善浦口区耕地质量监测预警预报体系，动态监测全区的耕地质量状况和变化趋势，形成网络健全、层次分明、管理规范与现代高效农业相适应的耕地质量监测体系。常年性系统开展动态监测，全面掌握全区耕地质量变化趋势，建立耕地质量长期动态监测数据库。继续开展多层次的技术培训，加强监测队伍建设，提高耕地质量监管水平。
尽管中国当前面临着包括人口老龄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能源短缺等严峻问题，但只要国内外环境能够保持稳定，按照目前的速度发展下去，中国必然能够实现完全的工业化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最终实现民族复兴。显然，时间在中国这一边，中国并不希望经济全球化发生逆转，从其提出的“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宏大倡议和时代命题并积极付诸行动，可以看出，中国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但中国所倡导的经济全球化又不可能是西方金融资本过去主导以及将来试图继续主导的那种“赢者通吃、两头通吃”的经济全球化，而是“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33］。
五、总结与展望
历史是自然发展和人们自觉奋斗相结合的结果。经济全球化原本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的表现和结果，但资本逻辑的存在和介入使得以人为中心的经济全球化变为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资本全球化。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是西方历史上主导国民经济的三大资本形态，经济全球化进而依次呈现商业资本全球化、产业资本全球化和金融资本全球化三大发展阶段。由于金融资本具有极强的流动性、逐利性和寄生性，其主导的全球化与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具有许多完全不同的新特点，从而给西方带来大量负面影响。与西方陷入危机状态不能自拔不同的是中国在本轮经济全球化中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成功向世界昭示：不同于西方的另一条现代化道路是完全有可能走得通的。中国当前正在积极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是试图超越资本逻辑的新型全球化，它必将开创经济全球化新阶段。
历史证明，资本主义不可能通过自身变革克服危机，西方政客将本国存在的各种问题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过是转移矛盾与转嫁危机的惯用伎俩，其真实目的是中断发展中国家良好的发展势头，进而继续维护西方的霸权地位。美国对中国发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战，以及联合欧洲和日本试图组建新的贸易圈，充分说明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危机的严重性以及消除竞争者的急切性。然而，同历史上任何繁荣和增长期相比，今天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尽管目前仍无力完全主导世界秩序，但也绝非1949年前任人宰割的旧中国，西方妄图对中国转嫁危机只会适得其反、自食其果。辩证地看，当前国际社会围绕全球市场归属、国际规则主导权等发生的博弈是一件好事——让世界各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全球面临的这场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带来的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和严重性，为避免更加严重的危机，各国除了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危机，别无其他途径。因此，西方欲走出困境，必须摒弃丛林法则和资本逻辑、超越零和博弈，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一起开辟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新的文明道路。只有这样，经济全球化才能重新回归到以人为中心的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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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Changes of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the Post-crisis Era
Xie Chang'an
（School of Marxism,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310018）
Abstract：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the performance and result of the increasing human communication at a certain stage of the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However,pushed by the capital logic,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changed from one centering human beings into a capital globalization aiming at pursing profits.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dominated by the west has undergone such three stages as commercial capital globalization,industrial capital globalization and financial capital globalization in general.Because the financial capital is of strong liquidity,profitability and parasitism,the globalization dominated by it has many totally different features from the ones dominated by the commercial capital and industrial capital,which consequently results in a series of serious negative influence to the west and composes the root for the new changes of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The new economic globalization promoted by China today attempts to transcend the one of capital logic.If only the west wants to step out of the predicament,they should abandon the law of the jungle and the capital logic.They should create a new win-win,co-building and shared civilization path together with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Key words： Post-crisis Era,Economic Gglobalization,New Changes
中图分类号： F1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511（2019）03-0001-10
收稿日期： 2019-01-25
基金项目： 浙江省201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青年项目（19NDQN345YB）；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部校共建”课题（BXGJ18105）
作者简介： 谢长安（1987—），男，安徽合肥人，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责任编辑 刘 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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