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与近代中国地质科学体制化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体制论文,生与论文,科学论文,中国地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06)01-0008-05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来自西方文明的冲击，其中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和传播功不可没，特别是近代一百多年中的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科学教育和研究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次完整地移植到中国来，而且身体力行，成为中国近代科技体制化的奠基人。在这个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学科之一是移植最早、发展较快、成果较多的地质科学[1]。
一
中国近代留学生运动波澜壮阔，人数众多。即便是在地质科学领域，亦难以把百年来所有留学生详细统计研究。我们通过对各种资料的筛选比较，选定共6册一套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①（以下简称《传记》）所收录的人物作为本文统计研究的基本对象。理由是：一，为了质的保证。该传记编委会在确定收入的名单时，坚持了“科学成就第一”的原则，选择了那些对某一科技领域的发展有较大推进的科学家。二，为了量的保证。该传记收录了679位近现代科学家，是目前中国科学家传记中最为完整的一部。同时，本文也选择了我国第一部《中国留学生大辞典》②（以下简称《辞典》）作为另一个基本的资料统计源，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记》收录科学家人数有限的不足。由《传记》和《辞典》，我们可获得表1和表2的统计数据。
表1 中国近代地质科学留学生情况统计表
地质科学家总数留学生
数量
占总数比例(%)
107 77 72
表2 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家留学国家分布情况表
排次 国家留学生数
占总数比例(%)
1
美国 38
49.4
2
英国 16
20.8
3
德国 12
15.6
4
日本
9
11.7
5
法国
6
7.8
5
瑞士
6
7.8
7 澳大利亚 2
2.6
8 比利时 1
1.3
8
印度
1
1.3
8
加拿大 1
1.3
合计77+15
注：表中所统计数字77+15，是指有些地质科学家先后在不同的国家留学。
具有近代留学经历的地质科学家占到近现代成就显著的地质科学家总数的72%，说明留学归来的地质科学家在中国近现代地质科学发展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留学于美国的地质科学家占总人数的49.4%，几乎占到了一半，其次是英国，德国居第三。这一方面是因为美、英、德三国是当时地质科学最发达的国家，吸引了大多数留学生前往这些国家学习；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国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签署了庚子赔款留学协议，一批优秀学子通过公开选拔，被官费派往这些国家学习。前往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留学的人数也占到了11.7%，这首先是因为甲午战争使中国朝野上下十分震惊，曾经不可一世的天朝大国竟被长期求教于中国治国之道的日本小国打败，遂使得广大有志青年东渡扶桑，寻求强国之道；其次，日本与中国近在咫尺，与中国又有深厚的文化渊源，为国人获取强国之道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条件。
二
中国地质科学的体制化始于西方地质科学概念、知识和学科体系的译介。英国教会在上海创办的兼有翻译印刷出版功能的“墨海书馆”，在1853-1854年出版了一本用中文编写的《地理全志》，“地质”作为一个科学名词，正是在该书被首先使用。在《地理全志》出版后20年，又有两部西方学者所著的地质科学方面的著作，先后于1872-1873年被译成中文出版，即丹那(Dana,J.D.1813-1895)的Manual of Mineralogy（矿物学手册）和莱伊尔（Lyell,Sir Charles.1797-1875，今多译为赖尔）的Elements of Geology（地质学基础）。当时前者书名译为《金石识别》，后者译为《地学浅释》，均由美国传教士、医生玛高温(D.Macgown,1814-1893)口译，中国数学家华衡芳笔述，出版者是设在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两部著作都是世界知名、传诵已久的基础读物。它们的中文版印刷出版，标志着地质学作为一门科学，在中国开始得到认可和传播。
中国人自己写的有关地质科学的文章，首选留学日本研习自然科学时鲁迅先生所写的《中国地质之略论》一文，它以“索子”的笔名发表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月刊第8期上，时间是1903年10月，曾长期被认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介绍中国地质情况最早的一篇文章。然而，后来的研究发现，虞和钦发表于《科学世界》第2、第3期上的《中国地质之构造》一文要比它早几个月。《科学世界》创刊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一，即公元1903年3月29日，是中国最早的一家科普杂志，由上海科学仪器馆出版。虞和钦曾留学日本，虽读化学但也懂地质，在《科学世界》上相继发表多篇有关地质科学的文章。在同一时期，中国第一位专攻地质学的留学生——顾琅，190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1906年与鲁迅合写了《中国矿产志》、《中国矿产图》等论著，他们成为学习和传播近代地质矿产知识，建立中国近代地质矿产事业的先驱。
中国近代地质科学的先驱们，在欧、美、日各国的学校，经过较长时间的学习和训练，学到了专业的科学知识和从事研究工作的方法。他们在国外学习期间，不断向国内介绍和传播世界各国地质事业的概况，在引进地质科学知识的同时，他们还翻译了一些国外地质科学家的学术论文在国内发表，主要刊载于《地学杂志》③上。这也正是中国最早的科技智力引进的普遍方式。
三
中国地质科学体制化发展最重要的标志是科学社团和科研机构的建立。
1909年，在天津成立的中国地学会，是中国第一个地质科学学术团体，它的成立是中国地质科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已经从个人的学术研究，发展成为有组织的学术活动。中国地学会的活动，主要有两项，一是举行学术演讲，二是编辑出版地学刊物，其中尤以出版刊物意义重大。其创办的《地学杂志》于1910年问世，刊载了不少地质科学方面的论著，中国学者最早编制的一幅地质图，即邝荣光编绘的“直隶地质图”就发表在《地学杂志》创刊号的首页上。据统计，《地学杂志》发表的地质科学方面的文章，共有60余篇[2]，推动了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中国地学会的成立和《地学杂志》的创刊，标志着中国近代地质学的萌芽。
《地学杂志》上的文章，有的是专题论文和学术报告，有的是普及性的介绍，它们对地质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和地质科学知识的普及都起了一定作用。其中译文占有一定比例，有时要占到一半篇幅。西方地质科学译文数量的增加，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我国地质科学界日益重视介绍西方地学著作的思想倾向，另一方面反映了国内地质科学研究工作的进展还比较缓慢。
1922年1月，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是在中国地学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正式的学术团体。中国地质学会由中国地质科学家及在华工作的外籍知名学者等26人发起，其中外籍学者三名，分别是葛利普（A.W.Grabau，美国）、安特生（J.G.Anderson，美国）和麦纳尔（L.Miner，女，美国）。这样不仅使我们未踏出国门的地质学者能很便利、很直接地了解国外地质科学发展的情况，而且有利于交流与探讨学术问题，促进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这也成为区别于当时国内其他科学学会的一个特点。
中国地质学会从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地质科学成果的宣传出版工作。早在1922年就创办了《地质学报》、《地质论评》、《中国地质学会志》等刊物，这些刊物的公开发行，为地质科学各分支学科基础理论和基本地质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方便。这些刊物收录发表了各种新技术、新方法及探讨、争鸣、评述等方面的论文。
表3 中国地质学会创建人员情况表
排次
类别 科学家人数
占总人数比例(%)
1
归国留学生 14 53.8
2
本土培养
9 34.7
3
外籍学者
3 11.5
合计
26 100
在中国地质学会发起人的23名中国学者中，14名都是归国的留学生，占总人数的53.8%，居于主导地位，其中章鸿钊为首任会长，谢家荣为首任秘书长。另外9名是我国自己培养的地质科学人才，但他们也都是在章鸿钊、翁文灏、丁文江、李四光等著名的留学归国地质学家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地质学会1936年成立了第一个地方分会——北平分会，至1949年前夕地质学会总会会员达559人。中国地质学会每年都举办各种类型的学术会议，涉及到地质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中国地质学会一直将学术属性视为该会最本质的社会职能，在开展学术交流、组织学术会议、普及地质科学知识、编辑出版科技刊物和培养推荐人才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形成了系统的学术交流网络，与各部门、各行业的地质工作者有着最广泛的联系。这一自身优势，使该学会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扩大，在地质科技领域的凝聚作用不断加强。
地质学会的建立为地质学家的交流提供了重要媒介，但要发展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就必须有开展科学研究和培养专业人才的社会建制。为此，1913年，在丁文江、章鸿钊等归国留学人员主张和领导下，成立了由政府创办的一个专门的地质科学研究和教育机构——农商部地质研究所，还制定了《地质研究所章程》④。一方面，该研究所开展了不少科学研究。它不仅成为中国地质事业初创时期事实上的领导机关，而且也是东亚和世界知名的科学研究中心。在纯理论研究方面，不但建立了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基础，并且领导了史前考古学的研究。同时，该所还在矿业、土壤、地震预报等实际应用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该研究所还招考了一批青年学子，系统地传授地质科学知识，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地质学专业人才，成为中国自办近代地质学教育的先驱，堪称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发展的摇篮。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由于任课老师紧缺，决定聘请前京师大学堂地质学教授梭尔格（Solgar，德国）任教，后又由从欧洲留学归来的地质学博士翁文灏承担重任。翁文灏的到来使得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和其他各项工作得以循序进行，他因此被誉为地质研究所“最有功之教员”。地质研究所的学生最初分为甲、乙两科，甲科侧重矿物，乙科侧重古生物，与现在大学所用的划分方法基本一致。在课程设置上，地质研究所既注意培养学生精深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更要求学生有较扎实的基础知识。面对中国地质事业急需开拓人才，在临近学生毕业最后一个学期，对课程进行了重大调整，减少了某些纯理论课程，增加采矿、冶金等应用学科，同时兼重野外实地考察的能力，培养了学生严谨治学、吃苦耐劳的精神，取得了非凡的教育成果。他们对学生的结业要求极为严格，在毕业的22名学生中，获得证书者有18人，3人获修业证书，1人未获证书。尽管办学之时就是为解决人才急缺的问题，但他们对一个专业人才的认证也决不轻率马虎。
表4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师生构成情况表⑤
类别 师生人数
占总人数比例(%)
留学归国老师 5
18.5
出国留学学生 6
22.2
未出国学生 16
59.3
合计
27100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5位老师，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所培养的22位学生中，出国留学者有6位，占到22.2%。他们6人中，有5人去了美国，其中4人（王竹泉、朱庭祜、谭锡畴、谢家荣）都是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得地质学学位，叶良辅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系，另有一人周赞衡留学于瑞典。
虽然该所仅存在了三年，只毕业了一届学生，但对中国近现代地质科学研究和教育的发展影响巨大，被外国学者誉为“小国科学上第一光彩”。
1916年，农商部地质研究所被撤之后，中国第一个国立科学研究机构——地质调查所随之成立。这也是近代中国最早从事地质科研与教育的机构之一，它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民族独立和科学振兴的需要。丁文江为首任所长，其招收人员多为地质研究所毕业的学生。20世纪20-30年代是地质调查所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该所先后设立了地质图书馆（1921年）、古生物研究室（1928年）、新生代化石研究室（1929年）、地震研究室（1930年）、燃料研究室（1930年）和地质矿产陈列馆（1935年），为中国的地质事业发展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包括测绘与编制中国地质图，普查与找矿，开展中国地层古生物研究、地震与地球物理学研究以及土壤学研究、燃料研究、地图集的编制、地质期刊的出版等工作，为后人开展地质科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地质调查所不仅设立了许多的机构，为中国近代地质科学的发展做了重要的奠基工作，而且为地质科学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例如地质学家李春昱、地层古生物学家尹赞勋、岩石矿物学家程裕琪、矿床学家谢家荣、测绘专家曾世英、古脊椎动物专家杨钟健、地震专家李善邦、土壤专家熊毅等。他们都是我国地质科学领域的精英，完成了中国近代的大量地质调查和科学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又为新中国的地质事业发展输送了人才，使新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为我国地质科学以及相关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例如1929年，地质调查所制定了调查西南地质的大计划。在丁文江的指挥下，兵分三路，赵亚曾、黄汲清从陕西越秦岭入川，丁文江和曾世英、王曰伦由重庆南行入黔，谭锡畴、李春昱侧重川西和西康，西抵甘孜、巴安。这次考察奠定了中国西南区域地质研究的基础。在地层学方面，建立了泥盆、石炭和二叠系重要剖面，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在构造地质学方面，初步认识了四川地台和秦岭地槽的构造轮廓；获得的第一手测量和地理数据，为《中华民国新地图》提供了重要依据；重新勘察和评估了各种矿产。又如，翁文灏通过对人迹罕至的绥远地区的调查，发表了《绥远土默特旗地质报告》。1920年12月，甘肃海原县（现属宁夏）发生8.5级大地震，死人20余万。翁文灏前往震区，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我国近现代地质学家对地震地质的首次调查。
四
近代留学归来的中国地质科学家，通过卓有成效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开始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扩大中国地质科学及科学家在世界的影响。
1918年，丁文江在陕西、河南两省附近的三门峡发现第四系下部一个好剖面，最上为黄土，中为砾石层，下为砂层，最底为泥砂层，其中含双壳动物化石，经美国古生物学家多尔(W.H.Dall)鉴定，其时代为早更新世。同时，丁文江又在山西河津县北里村发现差不多相同时代的地层剖面，上为黄土，下为砂层，在砂层之顶部产象化石，后经美国学者安特生汇总研究，于1923年发表了《中国北方之新生界》这一专著，全面引述、介绍了丁文江的研究结论。自此，丁文江被我国地层学界公认为“三门系”的创立者。
国际地质大会(International Geological Congress)创立于1878年，是一个历史悠久、规模很大，深受国际地质学界重视的世界性学术机构，其宗旨是以发展理论地质学和应用地质学、增进各国地质学家之间学术合作和交流为目的。它的活动反映了不同时期国际地质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动向。每届大会的地质旅行和野外地质考察，还能充分了解各东道国的地质科学发展概貌、特征及矿产资源的分布情况等。中国地质科学家在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后，逐渐走向成熟，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迈进了国际地质科学的行列。表5、表6就是我国的一些留学归国的地质科学家参与国际地质大会的情况。
表5 近代留学归国人员参加国际地质大会（古生物地层学）情况表⑥
年代
地方
会议届数 参会人员 提交大会成果
1922 布鲁塞尔
13
翁文灏
《中国之石炭纪》（翁文灏、葛利普）、
《华北之新生代地层》（安特生）
1926
马德里
14
孙云铸
《中国寒武、奥陶及志留纪》
1933
华盛顿
16 《中国之二叠纪及其对二叠纪分类影响》
（丁文江）、《中国之化石人》（步达
生）、《中国之石炭纪及其与密西西比
纪及宾夕法尼亚纪的关系》（丁文江、
葛利普）
1937
莫斯科
17
黄汲清
《中国之二叠纪》
1948
伦敦18
杨钟键等
《中国的上新统一更新统界限》
表6 近代留学归国人员参加国际地质大会（构造地质学）情况表⑦
年代
地方
会议届数 参会人员
提交大会成果
1922 布鲁塞尔
13
翁文灏
《中国地质构造对于产生地震的影响》
（翁文灏）、《滇东的构造地质学》
（丁文江）
1933
华盛顿
16
李四光
《东亚构造的格架》（李四光）、《颤
动说对脉动说》（葛利普）
1937
莫斯科
17
朱森
《中国之造山运动史》
除国际地质大会外，中国地质学家还经常参加其他一些学术会议。1926年，翁文灏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三届泛太平洋学术会议，宣读了论文《中国东部的地壳运动》；后又于1929年出席了在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举行的第四届泛太平洋学术会议，并在同年参加了东京召开的世界能源会议，提交了《中国煤矿储量新估计》的报告。他的学术成就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充分肯定，引起国际上广泛注意，该报告被译成日文，发表在日本石炭矿业联合会出版的《石炭时报》上。
正是经过中国近代归国留学生几代学人在传播知识、创建机构、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不懈奋斗，才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近代地质科学的体制化，使中国地质科学逐渐走向成熟。
［收稿日期］2005-08-30
注释：
①科学家传记大辞典编辑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1-6)》，科学出版社1991-1994年版。
②周棉《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吴凤鸣《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章鸿钊》，《中国科技史料》1994年第1期，第30页。
④李学通《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始末考》，《中国科技史料》2001年2期，第139-141页。
⑤潘江《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师生传略》，《中国科技史料》1999年第2期，第130－144页。
⑥⑦吴凤鸣《世界地质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