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和历史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建国以来论文,经验论文,政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确制定和实行知识分子政策，同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兴衰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从建国50年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实践中，认真地总结若干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有利于做好跨世纪的我国知识分子工作，促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变化的历史回顾
我国50年间知识分子工作由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起伏很大，大体上建国头17年还比较好；“文化大革命”的10年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知识分子工作是个重灾区；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拨乱反正基础上，确立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和政策，知识分子工作取得出色的成就。
（一）建国初到“文革”前，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
建国初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党对知识分子问题比较谨慎，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1956年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是党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新的起点。
在我国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会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论述了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强调改进党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周恩来说，世界科学技术最近二、三十年正在突飞猛进，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但是我们不甘落后，要急起直追。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国务院组织制定了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七年12年科学远景规划草案。
为了促进我国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1956年4月28日， 毛泽东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一个反映文艺和科学工作规律，能够充分发挥知识分子聪明才智的正确方针。
但是，当时在党的高层领导同志中间，对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尚未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在1956年8月30日， 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党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千多万党员里头，大中小知识分子大概占一百万。这一百万知识分子，说他代表帝国主义不好讲，代表地主阶级不好讲，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不好讲，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好讲，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适合。”这是很值得研究的。把党内知识分子归于“小资产阶级范畴”，那么，如何看党外广大知识分子呢？问题的严重性是可想而知的。毛泽东的这种认识不能不对党内和党的文件产生影响。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不仅没有重申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正确估计，而且把除了新培养的劳动人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以外的知识分子，统统归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又肯定“知识界已经改变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评估呢？刘少奇在1957年12月13日的一次谈话中说过：八大起草报告时有不少人不同意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这样提把知识分子推向资产阶级方面不策略。但同意是小资产阶级。
毛泽东在1957年3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申明他的观点：“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年4月30日， 毛泽东在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时又强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旧的世界观只有一个，另外分不出什么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因此，邓小平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也只好认为：“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经过反右派斗争之后，1958年5 月召开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也就毫无疑义地把知识分子划入剥削阶级的范畴了。这样，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估量，就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
从1957年到1962年，特别是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时，知识分子受到了锻炼和考验，所以，1962年2月3日，周恩来对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代表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时指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热爱祖国的。科学工作会议的《简报》我都看了。《简报》上反映了这样的情况，大家工作努力，生活上克服困难，甚至遇到心情不怎么舒畅的事情还能克制自己。你们热爱祖国，使我们很受感动。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62 页）周恩来根据列宁的基本观点和我国知识分子自新中国成立以来12年的状况，正确阐述了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和阶级属性。同年3月27日， 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地指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它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周恩来教育文选》第202页）陈毅、 聂荣臻等同志为解决党内在知识分子政策上出现的“左”的偏差，都作过巨大的努力。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相应地在政治上调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拥护和欢迎。
但是，到了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 为我国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做法，又受到了毛泽东错误的指责，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阴过来，阳过去，阴魂未散。”从此，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和政策又从正确转向错误，出现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倾错误又被推到了极端。
（二）在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是10年浩劫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50年代后期开始，我们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逐步离开了正确的方向，出现了“左”的偏差。“文化大革命”中荒谬地把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说成是“搞修正主义”，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样，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就成为令人痛心的10年浩劫的重要组成部分。
10年内乱把对知识分子的“左”的估计推向极端。广大知识分子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学阀”、“修正主义分子”、“精神贵族”、“牛鬼蛇神”种种帽子，被排列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之后而成为所谓“臭老九”，并作为专政对象加以打击迫害。这样，我国许多知名的科学家、教授、学者、作家、工程师、画家被剥夺了正常的研究、教学、创作的权利。而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成败。知识分子遭劫难，也是文明向野蛮倒退的一种反映。当然，我国许多优秀知识分子即使在苦难中仍然表现了对共产主义理想、对社会主义事业、对党和人民的忠贞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这倒从反面证明了“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做法是多么错误！
早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就错误提出“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并不要读很多书”，“书读得越多越蠢”。这些错误观念到了“大跃进”的年代大有发展，笼统地提出“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不要迷信科学，对科学技术要又信又不信”。导致在生产实践中不尊重科学，无视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造成严重后果。轻视知识的错误观念在10年浩劫中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胡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叶剑英曾指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号，大规模地毁灭文化，在我国文化事业的许多方面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他们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所谓‘全面专政’，取消了‘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方针，取消了人民的言论、出版、教学、研究、创作、表演的自由。他们借口‘反对封、资、修’，鼓吹‘知识愈多愈反动’的奇谈怪论，任意消灭历史文化遗产和破坏社会主义文化。他们的文化专制和文化虚无主义，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倒退了许多年。”
（三）树立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工作开创了新局面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重新审查和确立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邓小平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我们党不仅恢复了1956年对知识分子的正确论断和政策，而且总结历史经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取得了新的积极成果。
第一，科学地阐明了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充分地肯定知识分子是我国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
1977年5月， 邓小平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8页）这是端正知识分子政策的良好开端。同年8月和9月，邓小平以高度的政治勇气，首先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推翻了“两个估计”的错误结论，为知识分子问题的拨乱反正，迈出了具有重大影响的一步。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标志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开始重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1982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地位和作用载入宪法，在我国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第二，科学地论证了我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更加完整地制定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努力做好知识分子工作。
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多次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的总任务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就必须要有一支宏大的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的知识分子大国，需要大量的各方面专家。否则，实现四化就只能成为空谈。
1978年，邓小平首先从“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两个前提出发，论证了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大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当然就不能不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大力发扬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6页）
80年代初，党中央在新的条件下，更加完整地规定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不再提“团结、教育、改造”，而提出“要真正做到：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中共中央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1982年1月30日）。 在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各级党委要正确执行上述方针，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作出巨大努力：平反大批冤假错案；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专长，放手使用，调整用非所学；努力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恢复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解散或打乱了的文艺演出团体，各地农业科研部门，动员被打散的专业人员归队，重新安排工作和改善生活条件；重视做好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特别加强在中年、青年知识分子中做好发展党员工作，重申认真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方针；加强在知识分子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等等。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开创了知识分子工作的全新局面。
第三，把知识分子问题同党的组织路线、干部路线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吸收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到各级领导班子，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首先提出这个问题。1980年1月， 他把“要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四个前提之一提出来。他说：“今后的干部的选择，特别要重视专业知识。我们长期都没有重视，现在再不特别重视，就不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两年后，他又说：“实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建设的战略需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61页、第264页）
为了实现干部队伍“四化”的方针，党中央规定今后凡是担任省、地两级党政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必须经过中央党校培训；担任县级党政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必须经过省、市、自治区党校培训；地市县委所管主要领导干部也必须经过地市县委党校的培训。与此同时，党中央领导各级党委对干部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从选拔、培养和使用考察干部各个环节贯彻落实干部“四化”方针。经过20年来的不懈努力，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据不完全估计，1982年，省部党政领导班子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只有20%，到了党的十五大，省部党政领导班子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已达到90%以上，这个变化表明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制度的进步，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新发展。
第四，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不但深刻地懂得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绝对不能没有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而且，非常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和弱点，必须正确教育和引导知识分子，走正确的发展道路。江泽民在1990年5 月纪念五四运动71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这个重大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他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宏伟的、艰巨的事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要以当代先进的科学文化为杠杆，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我们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我们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队伍中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郑重地指出：“知识分子要加强学习，提高自己，努力成为先进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四有’公民的培育者和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由此可见，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无尚光荣又非常艰巨，是历史的重托，是人民的期望。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知识分子的领路人，在漫长的革命征途和建设历程中，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在党的教育和关怀下，为人民建功立业。我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是：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深入实际，深入工农；追求真理，锐意进取；艰苦奋斗，乐于奉献。1990年，江泽民对先进知识分子成长的正确道路作了科学的概括：“先进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展示出我国知识分子健康成长的正确道路。这就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与实践相结合，与工农相结合。当代知识分子要履行自己的历史职责，就必须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先进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把它一代又一代传下去。”在今天，青年知识分子在我国知识分子队伍中已占到半数以上。他们已经和即将在各项事业中挑起重担。他们能否健康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前途。为此，要引导他们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抵制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民族虚无主义的影响。各级党委和政府、社会各个方面，都要以高度责任感，把做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作为一项战略任务而不懈努力。
二、值得牢记的两点历史经验
第一，正确总结我们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长期发生“左”倾严重错误的根源
首先，从主观方面来考察。主要是由于党内长期存在着“左”的宗派主义思想。这些思想，在党内不仅有一定的市场，而且根深蒂固，有的同志长期被一些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念所纠缠而不能自拔。应当说，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是有过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但是，自50年代后期以来，他有过“左”的失误。胡乔木在总结这方面的教训时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乏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后来甚至看成是‘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这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以利用这种观点对他们进行残酷的迫害。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永远牢记。”（《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944—945页）在我们党内确有一些同志“自己没有知识，又怕别人有知识，自己不懂技术，又怕别人懂技术，似乎认为大家都不懂技术知识、专业知识，也就没有‘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精神贵族’了，天下就‘太平’了。”（《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第86—87页）在我们党内，有些同志对知识分子抱有偏见，歧视他们，把他们当作异己力量。如果不消除这种愚昧落后的偏见，就难以树立对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也难以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政策。
其次，从客观方面来考察。由于我们党对苏联30年代一些正确口号的错误批判，导致我们在知识分子工作中的失误。斯大林针对俄国技术落后，近于赤贫和遭到破坏的实际情况，为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经过多年的实践，1935年斯大林曾评述“这个口号曾经帮助我们消灭了十分缺乏技术的现象，在一切工作部门建立了极其广泛的技术基础，使我们能够用头等技术来武装我们的人才。”（《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71页）接着， 斯大林指出：我们已经基本度过了十分缺乏技术的时期以后，就进入了新的时期，现在应当用新口号，用“干部决定一切”（特指技术干部，作者注）的口号，这是现在的主要问题。斯大林强调说：“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军队拥有大量的优秀干部，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将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干部，那我们就会寸步难移。”（《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72页）
从理论和实践来看，“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这两个口号是符合苏联的实际需要的，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但是，我们全部否定了这两个口号。1959年毛泽东认为，在苏联提出“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后，出了许多反革命，大家都去搞经济，忽视了政治。因此强调经济与政治统一，技术与政治统一，年年如此，永远如此。显然，前面批判是有片面性的，后面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是，问题是在60年代，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突出政治提高到吓人的程度，抛弃了经济与政治的统一、技术与政治统一的原则。与此同时，“干部决定一切”也被否定了，认为强调干部决定一切，就会否定群众和群众运动的作用，把技术干部和群众的作用对立、分割开来。否定技术干部的作用后，又把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的作用夸大到不恰当的地步，甚至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加以提倡，并把错误的“大跃进”运动当作成功的范例加以标榜，完全排除了技术、技术干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薄一波曾指出：“我们过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把这两个口号完全否定了，看起来，斯大林的这两个口号还是有道理的。它是在一定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历史地、恰当地理解这两个口号，对我们是有好处的。”（《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82页）我们长时间内不能正确对待这两个口号，直接影响到党的知识分子工作指导思想，忽视智力投资、人力开发，长时间没有把培养人才放在首位，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加以重视，这个大失误很值得引为鉴戒。
第二，树立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观念，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
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没有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都不可能取得胜利。在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没有知识分子参加，不重视发挥他们的作用，要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等于一句空话。因此，我们必须努力清除那种轻视知识、轻视科学的落后偏见，同那种反科学和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行为进行必要的斗争。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树立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观念，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风气方面进行了大量有效的工作，实现了三大转变：
——从把马克思主义同人类文化成果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到逐步确立起尊重科学文化知识的正确观念，坚持“科教兴国”的基本方略，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
——从把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并视为“异己力量”的错误倾向，到逐步确立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正确观念，并引导和鼓励知识分子努力成为先进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四有”公民的培育者和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
——从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实行内行领导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到逐步确立要领导就必须内行的正确观念，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真正实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才能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并在新世纪取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标签：知识分子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政治论文; 邓小平文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革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