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华丽[1]2000年在《商代交通探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依据考古资料、甲骨文材料及文献资料对于商代的交通状况进行了考察，全文共分四部分： 一、主要介绍商代的一些交通地理观念，例如商人对于交通地理环境的地形地貌的认识；对于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的认识；特别是交通地理观念中的对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即方位观体现了商政治统治的地域特征。 二、介绍商代的主要交通工具，主要有车；驯服的大型动物如马、象；水上的舟船。 三、介绍商代的交通道路，分析不同统治区域的道路分布及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的商的道路交通网络。 四、探讨商代的交通制度，如最早的沿路设立的军事据点、旅舍和驿传制度。 其中第二、第三部分是本文重点。
陈朝云[2]2004年在《商代聚落体系及其社会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聚落形态是运用考古资料对社会形态进行多层次的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在历史、考古学研究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用聚落形态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周秦以前的历史，可以生动反映当时人们的生存状况及社会结构，完整展现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景观，并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反映当时人类社会生活与地理环境、生态环境的关联。不同的聚落类型与文化内涵是确定古代不同族属分布活动范围的决定性因素。 20世纪40年代，聚落形态研究兴起于美国，进而广泛应用于历史、考古学研究领域之中。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考古学界开始关注这一新兴领域，在运用聚落形态研究方法探讨古代社会形态和社会组织结构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发展及推动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上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殷商聚落形态研究，不仅有利于解决商代乃至三代时期许多相关问题，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的研究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对于学术界聚讼未决的一些问题如夏商时代的社会性质、夏商周三族源流、中国奴隶社会的形态与发展、商代的社会结构和政体、商代的基层社会组织和家庭模式、商代疆域及其与周围部族的文化交往等问题的研究，都与商代聚落研究有密切关系。所以说商代聚落研究是先秦史研究尤其是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聚落形态的研究方法，首次对商代聚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尝试性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商代历史的一个横断面。笔者认为，对于文献记载匮乏的商代历史研究来说，本文研究对于廓清商代历史概貌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文约30万字，共分五章。 第一章 宏观、系统地介绍国内外关于聚落研究的发展历程，明确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意义，廓清相关概念，简单勾画出商代聚落体系的总概貌。 第二章 分析、论证商代中心聚落的基本形态及其社会功能，材料选取自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的三大都城——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殷墟，详细分析商代中心聚落的规模、总体布局、宫殿建筑形态及其作用、手工业种类及对商代社会生产的反映、居民构成等，以此为据论证其政治、经济、文化功能。关于中心聚落社会功能的论证是重点。 第三章 采取第二章的研究方法，分析、论证商代地区中心聚落的基本形态及其社会功能，材料选取自考古发现的重要聚落——如垣曲商城、东下冯商城、焦作府城、盘龙城、藁城台西、济南大辛庄、陕西老牛坡等。 第四章 选取伊洛河和洹河流域拉网式调查所获商代大型村落、小村落的基本材料，分析归纳商代聚落体系中基层聚落的一般形态及其与各级中心聚落的主从、隶属关系，再以甲骨卜辞中有关“邑”的记载作为本文所论的理论支撑，再从理论上分析商代聚落体系形成的社会要素。 第五章集中、详细地论证商代聚落的动态分布所直观反映的商文化和商王朝势力的消涨、商代城市聚落的择立要素及其社会功能的多元一体、盘龙城与早商政权在长江流域的势力扩张、商代聚落模式及其所体现的政治经济景观等。对这些独立成节的问题的理论探讨，都从不同侧面对商代聚落层级及其功能作以阐述或总结，以增强全文的系统性和学术性。 通过分析，可将商代聚落划分为四个等级:全国性中心聚落(即堰师商城、郑州商城、殷墟等王朝都城)、地区性中心聚落(盘龙城、垣曲商城、老牛坡、大辛庄、焦作府城等)、大型村落(巩义稍柴、平阴朱家桥等)和小村落。中心聚落是商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全国的统治中枢，商王室、公卿百官、王国军队驻扎于此，宫殿、祖庙社翟、王陵等代表当时的权力机构、礼乐设施、等级制度的物化表征汇集于此，是国家权力、财富和时代文化的象征。地区性中心聚落可分二部分:一为商王分封的王室成员的领地的统治中心，其文化内涵与面貌与王歌地区相同，反映了与商王朝密切的政治、文化关系;一为臣服的异帮部族、受商王封号而形成的方国政权中心，由于原有文化因素的承继及与商王朝松散的联系，在文化内涵和文化规格上表现出以中原商文化因素为主、以土著文化因素为辅的混合特征。作为地区政治中心，标示着权力和地位的宫殿、宗庙、贵族墓葬等高规格文化设施也有遗存。除了奴隶主贵族集团、大量平民阶层遗留下明显的生活遗存外，奴隶也在此留下了明显的生活、生产遗迹。大型村落的规模和规格介于地区中心聚落和小村落之间，是商王朝和方(封)国统治者联系基层社会组织的中介，是统治集团治理基层社会的代表或代言人，应有承上启下的中层管理人员，反映了商王和方国诸侯建立的基层权力组织的状况，其社会形态表现出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和简单的等级划分，居民以大量的平民构成。小村落是一个个单一血缘关系的氏族聚落，居民成分单一、社会地位平等，其社会经济生活以定居的农耕为主、渔猎为辅。在此，至今未发现奴隶存在的痕迹。小村落构成商王朝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为各级统治者提供各种生活物品(如农副产品)和力役，应有基层管理人员或结合宗族进行管理。商代聚落体系呈现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形成其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体系，从而构成?
豆海锋[3]2011年在《长江中游地区商代文化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长江中游地区商代文化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洞庭湖水系区、鄱阳湖水系区商时期遗存的系统梳理,初步建立起了各区域内商代文化的时空框架,并对各区域内诸文化的关系及各区域间的联系进行了探讨。为了讨论长江中游与商文化中心区的文化互动关系,本文将目前能够反映文化互动的考古材料划分为三大层次,即器物、聚落、宗教与技术。通过不同互动层次的分析,获得了各层面不同的互动模式。从长江中游与商文化中心区的互动关系出发,本文最后还对商王朝与周边地区的辖属关系,商王朝政治秩序的维持方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可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是对本文研究的时空范围进行界定,对以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进行简单回顾,并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还对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理论及研究思路进行说明。第二部分是对江汉地区商代文化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对江汉地区自然地理及商代之前文化背景的梳理,为廓清商时期区域内诸文化与外界文化的交往通道提供了研究基础。以目前考古发现为基础,本文将江汉地区商代遗存划分为六类,对各类遗存及其与邻近地区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对该地区出土商代铜器进行了分析,最后还对江汉地区商代文化结构及其演进模式进行了考察。第三部分是对洞庭湖水系区商代文化的研究。首先对区域内自然地理及文化背景进行简要概括,揭示区域内史前时期文化分区与自然地理之间的关系;其次,将区域内商代及其相关遗存划分为九类,对各类遗存的时空框架进行了系统分析;再次,对区域内出土晚商阶段铜器进行了分区及文化背景方面的探索;最后,重点探讨了区域内诸文化之间及其与邻近地区文化间的关系,并对区域内文化的演进及模式进行了考察。第四部分主要是对鄱阳湖水系区商代文化进行研究。首先是对区域内自然环境与文化背景的概述;其次,将区域内商代遗存划分为八类,并对各类遗存的年代、文化性质等方面进行研究;再次,对区域内出土商代铜器进行了分析,并对赣江流域铜器出现及发展的文化背景及礼仪意义进行探讨;最后,对区域内诸遗存及周边考古遗存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并对区域内文化的演进进行了考察。第五部分是对长江中游及邻近地区与商文化中心区互动关系所进行的讨论。本文依据文化互动方式的差异,将体现文化互动的考古材料划分为三个层面,即器物层面、聚落层面和宗教与技术层面。通过各层面的讨论,揭示出不同层面存在不同的互动模式,且不同层面也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影响力。第六部分主要从长江中游与商文化中心区的关系出发,讨论商王朝与周边地区文化互动所体现的商代国家的政治秩序问题。通过长江中游地区与商王朝中心区互动关系的分析,本文发现不同时期商王朝对长江中游的统辖存在不同方式。这种方式变化不仅仅反映在长江中游地区,从商时期周边地区的文化格局及晚商阶段青铜器在周边地区广泛出现等现象,亦可体现商王朝与周边地区的政治关系。结合甲骨文材料,本文认为早商时期商王朝对周边地区多实行“直辖”统治,而晚商阶段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则变得更为复杂,其中应存在一种与边远方国“联盟”关系,维系这种“联盟”的主要手段应是青铜礼器在内的意识形态方面地拢络行为。第七部分为结语部分,是对以上内容的总结,并指出本文存在的问题及不足之处。
魏泽华[4]2017年在《晚商时期晋陕黄土高原地区的聚落与社会》文中研究说明晚商时期,晋陕黄土高原地区出现了大批的铜器地点。这些地点发现的铜器,呈现出多种风格,包括殷商风格、北方风格、关中风格和本地风格,并且其中许多器物混合了多种风格。这些器物体现了晋陕黄土高原地区与周边的互动与交流,显示本地区的铜器文明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来自多个方向的影响。晋陕黄土高原的铜器文明虽然受到了来自殷墟商文化的强烈影响,但并没有纳入商文化的统治范围。资料显示,大约从二里岗上层时期开始,晋陕黄土高原东侧吕梁山脉以西的长治盆地和临汾谷地即已纳入商文化的统治领域。商文化在西北的最远控制边界到达灵石旌介遗址,即太原盆地的南口。但由于吕梁山脉的阻隔和北山山脉的阻隔,晋陕黄土地区虽然受到了中原商文化及关中诸文化的强烈影响,却没有纳入商文化的范围。晋陕黄土高原地区受到周边尤其是殷墟商文化的影响,体现在晋陕黄土高原铜器组成的遗址群所呈现出的不断变动的态势。根据铜器群中的殷商风格器物进行分期,可以将晋陕黄土高原铜器群划分为四期。第一期为盘庚一小乙时期,遗址包括忻州连寺沟、子长柏树台、大宁太德、隰县庞村。第二期为武丁时期,遗址包括石楼贺家坪、石楼后兰家沟、永和下辛角、清涧张家坬、子洲关王岔。第三期为祖庚至康丁时期,遗址有石楼二郎坡、石楼褚家峪、石楼桃花庄、石楼义牒琵琶塬、清涧寨沟、延川土岗村、延长县油矿、延川华家塬、延川用斗、永和榆林、永和可托。第四期为武乙至帝辛时期,遗址有保德林遮峪、绥德墕头、绥德后任家沟、淳化黑豆咀、甘泉下寺湾寺峁子、甘泉下寺湾阎家沟、吉县上东村、柳林高红、清涧解家沟、清涧解家沟寺墕、石楼曹家垣、吴堡郭家沟乡冯家峁、延川刘家源、延川去头村、右玉大川、子长李家塌。在分期的基础上观察每一期遗址聚落形态的变迁,可以发现晋陕黄土高原的聚落形态呈现出了不断变化的态势。第一期,铜器地点零散分布在晋陕黄土高原黄河两岸;第二期,铜器地点数量增长,分布范围较前一阶段扩大,聚落分布较前一阶段位置偏西;第三期,石楼一侧铜器地点的数量和铜器种类发展至顶峰,整个晋陕黄土高原地区的聚落分布较前一阶段位置偏东,已接近吕梁山脉西麓山脚;在第四期,聚落形态发生巨大变化,聚落群的位置较前面几个阶段明显偏西,原本位于黄河以东山西一侧的铜器地点几乎全部消失,聚落群以及聚落中心均移至陕西一侧。晋陕黄土高原聚落形态的变迁与吕梁山脉以东的遗址的移动密切相关。第一期,晋陕黄土高原铜器地点的分布靠近吕梁山脉,显然,在文化发展初期,为了便于与商文化交流,遗址的位置比较靠近商文化。第二期,商文化对吕梁山以东地区的控制力量较前一时期加强,使得此时晋陕黄土高原地区正在发展的铜器文明受到挤压,整体位置分布偏西。第三期,商文化对于吕梁山以东至太岳山以西地区的控制力量减弱,位于晋陕黄土高原的聚落群整体东移,聚落中心偏东,铜器发展也进入繁荣期。第四期,商文化对西北方向的控制又一次进入了强势期,受强势商文化的影响,晋陕黄土高原铜器群体放弃山西一侧,遗址群中心西移,陕西一侧的清涧辛庄遗址成为这一时期遗址群的中心。在各个时期,晋陕黄土高原的铜器地点又可以依据铜器的等级、数量、组合划分为若干个包含多个等级的遗址群。第三期,晋陕黄土高原形成以石楼二郎坡-桃花庄和延川华家塬-用斗为中心,第三等级聚落呈条带状分布于两中心遗址群之间,第四等级聚落石楼温家沟、南沟、宋家沟、肖家塌、峪底几处低等级遗址环绕二郎坡和桃花庄遗址的聚落形态。第四期,清涧辛庄为晋陕黄土高原中心聚落,在其北部形成了以第二等级绥德墕头为中心,第三等级聚落吴堡冯家峁和绥德后任家沟,第四等级聚落杨家峁、薛家渠、周家沟、黄家坡几处遗址环绕的聚落群;南部形成了清涧解家沟-寺墕为中心,由寨沟和李家崖南北拱卫的聚落群;西北形成了以涧峪岔-李家塌为中心的聚落群。第四期,在整个晋陕黄土高原地区,以清涧辛庄为中心,形成了面向东南的多等级聚落群。第三期和第四期的遗址在分布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三期中心遗址石楼二郎坡、桃花庄在聚落的建构中可能更重视交通因素,第四期的高等级遗址在选址时则可能更注重防卫因素。晋陕黄土高原铜器群聚落形态的变动与卜辞记载的殷墟向西北方向的征伐变动可以大致对应。由于安阳至吕梁山脉之间的遗址铜器数量并不十分丰富,晋陕黄土高原地区发现的铜器种类和数量较多,等级较高,晋陕黄土高原地区铜器繁荣程度与东面商文化的推进情况呈反向相关,因此推测晋陕黄土高原地区获得铜器的方式不止战争掠夺,也存在和平获得的可能。甲骨卜辞所见的"册"字卜辞也印证了这一点。石楼二郎坡发现了与安阳、定州北庄子、罗山天湖、济南大辛庄形制基本一致的铜钺,指示了晋陕黄土高原地区与商王朝关系最缓和时可能存在直接的封赏任命。晋陕黄土高原地区的铜器文明是本地受到周边考古学文化影响,糅合外来器物并进行借鉴、改造的结果。由于晋陕黄土高原地区缺乏铸造铜器的铜锡矿料,也没有铸造铜器的深厚传统,因此,我们认为晋陕黄土高原地区的铜器文明是在交流传播的基础上形成的。晋陕黄土高原地区中原风格青铜兵器的使用者等级更高,说明这一地区对于殷商青铜文化持肯定态度。同时,该区域在使用改造器物和北方器物时,也存在着这两种器物多出现于高原腹地等级偏低的遗址的情况,如典型商式钺多与礼器共出,而三銎刀深入腹地。晋陕黄土高原地区在青铜兵器的使用上体现出的浓郁的崇商之风,证明了我们运用铜礼器组合及数量来判断遗址等级是可行的。在崇商的同时,晋陕黄土高原铜簋的型式演变也体现出在晚商晚期,商文化对这一地区影响减弱而先周文化的影响增强。在对引入的铜器进行改造时,基本保持了器物的原型,对于器物的改造仅限于添加銎孔、写实动物圆雕,使用直线纹和乳钉纹。晋陕黄土高原铜器还有一个特点,即盛行空首斧、锛类器物,从这一类器物的功能来看,可以推测晋陕黄土高原地区的林木业比较发达。总而言之,晋陕黄土高原虽然受到了周边文化尤其是商文化的影响,但是这一地区仍然是独立于商文化之外的一个文化区。从铜器来看,晚商时期晋陕黄土高原在其青铜文化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周边文化的强烈影响,表现为这一时期晋陕黄土高原的聚落社会形态并不稳定,聚落形态的变迁跟随周边文化尤其商文化势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动。晋陕黄土高原处于一个文化传播的十字路口,不断受到来自多个方向的影响,最终形成了一个表现出各种文化交融的地方文化区。
韩香花[5]2010年在《史前至夏商时期中原地区手工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史前至夏商时期,中原地区是古代文明起源与初始发展的重要地区,手工业在中原地区文明发展进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主,结合文献记载和古史传说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吸收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史前至夏商时期中原地区手工业的发展状况、工艺技术、手工业分工、手工业者、手工业生产的组织管理以及手工业在文明进程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研究。首先,对史前至夏商时期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与分期进行了分析、梳理与归纳,并根据这一序列与分期,对史前至夏商时期中原地区的石器、木器、陶器、铜器、玉器、骨器、漆器、纺织、建筑和酿酒等手工业门类的发展过程、工艺技术等进行了探讨,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史前至夏商时期中原地区手工业的发展面貌和脉络,并与周边地区的手工业进行了扼要的横向对比,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史前至夏商时期中原地区手工业的特点,即连续性、包容性和重实用性。其次,探讨了史前至夏商时期中原地区手工业与农业分工的条件、发展过程和意义。农业的发展、手工生产技术的复杂化、具有专业技能的手工生产者的大量出现,以及手工产品社会需求的增加,是手工业与农业发生社会分工的条件。手工业的分工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发展的。仰韶文化早期及其以前,氏族内部以自然分工为主,手工业尚未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少数手工业部门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夏代已经出现较多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商代早期一些手工业部门内部又有了进一步分工,商代晚期分工程度更高。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商品交换和文化交流。第三,对史前至夏商时期手工业者的地位问题进行了探讨。首先,运用考古发掘资料并结合古史传说,对史前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问题进行了研究。史前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经历了逐渐上升并进一步分化的过程。仰韶文化早期及其以前,手工生产者与其他氏族成员的地位基本相当。仰韶文化中晚期以后,多数手工业者占有较多的财富,同时手工业者之间也进一步分化,少数上升为权力的拥有者。其次,运用考古材料并结合文献和甲骨卜辞的记载,对夏商时期手工业者的地位进行了研究。夏代手工业者可能延续了史前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商代手工业者的情况比较复杂,手工业者队伍以下层贵族和平民为主,但也有一些工奴。第四,对史前至夏商时期中原地区手工业的组织管理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首先,运用聚落考古的成果,对史前手工业生产组织的变化进行了探讨。仰韶文化早期及其以前,手工生产以家族、氏族或更高一级的社会组织为单位集体生产,仰韶文化中晚期以后,出现了专门的手工业家庭或家族。其次,运用考古材料、文献与甲骨卜辞的记载,对夏商时期手工业的组织与管理问题进行了探讨。夏商时期手工业分为官营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工商食官”之制始于夏商时期。夏商手工业者仍以族为单位进行生产,王室设有专门的官职对手工业进行管理。第五,探讨了史前至夏商时期中原地区手工业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中的作用。手工业生产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便利了人类的衣食住行。手工业生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工具的改进,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剩余产品的增多、贫富的分化、私有制的出现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推动了礼制的产生与发展,从而加快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手工业的发展与诸文明要素的孕育、起源与发展关系密切。史前时期手工业的发展,对于青铜器、城邑、文字等文明要素的孕育和萌芽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夏商时期手工业的发展,对文明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易德生[6]2011年在《商周青铜矿料开发及其与商周文明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商周作为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繁荣时期,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然而,铸造青铜器的青铜原料来源如何、青铜矿料(即青铜原料的矿源)的开发及产地状况如何,一直是学术界颇为关注而又难解的学术谜团之一。本论文结合近些年科技考古和考古学的成果,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对商周时期青铜矿料的开发和产地分布状况做了系统考察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又对青铜矿料开发与商周文明的关系加以阐述,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第一章是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迄今为止,由于商周时期古矿冶遗址发现不多,因此,要考察商周时期青铜矿料的开发和产地分布,面临着很多困难。论文认为,要初步解决这个难题,需要充分利用多种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历史文献法、科技考古法和综合性方法等。第二章充分利用多种方法,对商代青铜矿料的开发及产地状况做出了推测。对铜矿料而言,商王朝的铜矿料产地应主要位于中条山铜矿区,长江中游的铜料可能只是少量输入到商王朝,大部分还是供应本区域范围内的青铜文化。长江上游及中游地区、北方地区(包括燕山南北地区和辽西地区)应都有铜矿开发。对于锡料而言,长江中游和辽西地区锡矿丰富,在商代可能已经开发。其中长江中游的江西和湖南极有可能是商王朝锡料的供应地。第三章对商代矿料开发与商文明之间的关系做了分析。根据商代矿料开发及产地分布情况,并结合考古学成果,论文认为商王朝获取青铜原料的方式可能有三种,不同时期,随着商王朝国力和疆域的不同,其获取方式有所不同。随着商王朝原料获取方式发生变化,商王朝某些重要的城邑位置也发生变化。另外,由于商王朝所需锡料主要来自长江中游的江西和湖南地区,因此,早在商代可能就开始形成重要的锡料(加上部分铜料)交通运输路线,也即所谓的“金道锡行”。第四章对西周时期青铜矿料的开发和产地状况做了分析。和商代比起来,西周矿料开发状况稍有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由于硫化铜矿技术的使用,使铜矿开发范围扩大。最为显著的是长江下游皖南地区的铜矿开发比较繁荣,对西周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五章对西周时期矿料的开发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做了讨论。首先阐述了西周宗法礼乐制度的形成与矿料需求之间的关系。西周宗法礼制社会的形成导致对青铜礼器的需求增加,这也导致矿料开发范围的扩大。另外,结合矿料开发和有关铜器铭文,认为西周王朝与江汉流域、江淮流域诸侯国或部族所进行的战争,其主要动机之一可能不是象学界常认为的为了铜料,而可能主要是为了锡料(顺带有小部分铜料),因此必须要保证交通运输线——“金道锡行”——的畅通。西周时期可能有两条“金道锡行”,一条与商代类似,途经江汉地区；另一条经过江淮地区,可能在西周中晚期逐步形成,这条路线的形成于长江下游皖南地区矿冶的繁荣有密切关系。另外,本章还对西周时期青铜原料的流通与文明的关系做了考察。第六章阐述了东周时期青铜矿料开发及其与文明的关系。东周时期,由于矿料采冶技术及青铜铸造技术的普及、各诸侯国经济的发展及战争规模的扩大,导致对青铜原料的巨大需求,这自然使青铜原料的上游产业——青铜矿料的开采冶炼业——更加繁荣,矿料开发的范围要比商及西周都要广大,这从周边地区如云南、岭南地区青铜文化的繁荣即可看出。论文重点对岭南及云南地区矿料开发及产地分布状况做了分析。另外,由于东周时期社会各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私人工商业繁荣,私人工商业主被允许参与开发青铜矿料,也一定程度促使矿料产地分布空间的扩大；同时,随着东周时期青铜矿料开发主体的多元化,青铜原料的流通方式也趋向多元化。
王璇[7]2017年在《《说文解字》的设计解读》文中提出《说文解字》是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所撰写的一部影响深远的字典,其在收录和训诂古文字的过程中,“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造字方法巧妙而完整地保存了当时人们生活创造性活动和成果的基本面貌,亦成为承载遥远古代社会生活中宝贵造物设计信息的重要载体。本文把《说文解字》中涉及造物内容的相关汉字作系统性、多角度、定性定量分类考析,从文字的形音义方面考察《说文》字系中上古社会先民在“服饰、饮食、居住、交通、工具、农具、兵器、乐器”等生产生活方面的设计内容,并作有条理的梳理、归纳。以《说文解字》中的文字构形、字音和经史典籍的印证为基础,探讨造物产生的背景、形态的演化、工艺的制作、材料的拓展、功能的兼容,以及因经验积累、宗教信仰、等级礼法等因素影响而造成的造物设计的规范、禁忌与演进,以尽力还原上古社会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造物内容的真实设计状况,试图透析出这种原生态设计中所渗透着的宝贵的造物思想与观念。
杨琳琳[8]2017年在《考古遗址的阐释与展示体系规划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推动考古遗址的阐释与展示体系规划编制是近年来国内保护利用遗址的一个重要举措,有利于在科学保护遗址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展示遗址文物价值,展示遗址文化,促进公共考古学的发展,实现考古遗址的有效保护和利用。但由于国内遗址的阐释与展示体系规划还处于初级阶段,理念尚未成熟,体系框架还存有一定缺陷,在面对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土地矛盾突出、人民文化需求日益高涨、考古学专业化趋势加强等多方面的形势下,考古遗址的阐释与展示体系规划内容亟需完善,本文基于以上背景,以大辛庄遗址和赢城遗址的体系规划为例,展开关于考古遗址阐释与展示体系规划内容、途径的探讨。本文第一部分为绪论,对本文研究问题的缘由、研究对象的定义、相关研究现状等进行讨论;在第二部分,则是从国际宪章、公共考古、国内体系规划现状三个方面入手利用理论研究总结相关学术理论基础,并简要评析国内体系规划及相关实践案例;在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是对大辛庄遗址和赢城遗址体系规划的详细说明,同时运用对比法进行案例分析,归纳新的阐释与展示体系规划框架、内容和途径;最后是对全文的总结认识和学术展望。对考古遗址的阐释与展示体系规划研究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也是本文最终的学术成果。在参考国际宪章、公共考古、国内文件有关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结合学术理论与实践经验,构建了适合我国考古遗址的阐释与展示体系框架,是由展示原则、目标,阐释与展示策划和阐释与展示结构三个方面组成,同时可以结合遗址实际情况增添其他内容的规划补充,其规划途径应从考古学术研究、价值阐述、现状条件分析(遗址本体现状、环境现状、区位现状、社会现状等)、政府要求和国家相关法律要求等方面考虑和分析。本文期望通过对考古遗址阐释与展示体系规划的探讨,为其他遗址的规划编制提供参考和借鉴,补充我国相关文件要求的缺陷,促进我国考古遗址乃至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和利用,同时也期望本文的研究可以为阐释与展示理念的研究、公共考古的研究提供新的讨论方向和新的思路。
林贤东[9]2006年在《商代巫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有商一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绝对神权时代，巫觋是当时国家政治生活的统治者，是经济生活的指导者、支配者，还是文化的创造者与传承者。现在重新审视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将会对殷商史的研究大有裨益。 本文除绪论外，共分五章。 第一章：从巫觋发展史的角度出发，对商代之前的巫觋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分为仰韶、龙山和夏代三个阶段作一概略性考察，勾勒其大体发展轨迹。 第二章：针对商代巫觋本身展开讨论，具体从其定义、种类和性别三个方面，对商代巫觋本身作一番较为全面的考察。 第三章：此章为本论文的核心，即探究商代巫觋所从事的活动，具体从其通天活动、通神活动、救灾活动以及医疗活动四个方面，对商代巫觋的职事展开全方位的考察。 第四章：探讨商代巫觋与殷商社会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影响。笔者首先考察商代巫觋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具体从政治、文化、科学等三个方面来分析，然后考察殷商社会对当时巫觋的影响，具体从神本思想、社会生产力和交通等三个方面来论述。 第五章：从政治统治、思想认识、商民族起源地以及夏商文化的传承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有商一代巫风炽盛的原因作一探讨。
彭印（石昆）[10]2004年在《吴城文化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已成为一个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关注的研究课题，因为日益丰富的考古新资料表明，长江流域是商时期又一个文明中心，吴城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首次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也是商时期长江以南唯一的文明中心，因而吴城文化研究还可以深化整个长江中游地区商时期青铜文化的区、系、类型研究，对中国青铜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吴城文化是指商时期分布在赣江中、下游鄱阳湖以西的赣北、赣西北、赣中地区的一支地方青铜文化，既带有浓厚的中原商文化色彩，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樟树吴城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确立了江南商代考古的时代标尺，使得湮没三千余年的江西商代文明重见天日，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存的发掘，则揭开了江西商代文明的新篇章。汉代以前的江西历史，古代文献中无直接记载，因而依靠考古发现来重构江西古史就显得极为必要了，吴城文化是江西古代文明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对探索江西古代文明诞生的历史进程具有关键作用。但目前对吴城文化还缺乏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由于研究方法和视角的不同，在分期与年代、文化内涵与类型及其文化性质等方面还存在明显分歧，因此，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对吴城文化进行整体考察，确立其年代序列，辩明其区、系、类型，归纳其文化特征，寻找这一地区文明进程的规律，就显得极为必要了。 首先，本文以吴城文化30年来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以考古学研究为基本方法，依据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理论，对已发现的200多处吴城文手匕遗址考古材料，从时、空两条线索进行细致的梳理，采用己公布的各个不同遗址的典型地层单位，选择典型的器物组合，对诸典型遗址的分期与年代、文化内涵与类型及其文化性质作系统研究，在对高、豆、盆、折肩罐、折肩瓮、折肩尊、器盖、敲形器等8种典型陶器进行分型分式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对陶器进行分群研究，归纳出各自特征，通过各种器物产生、发展、消长的习U变，寻找考古学文化发展的阶段性与规律，将原有的三期说完善为四期五段说，并划分出吴城类型与石灰山类型。 其次，翻门以考古资料为基础，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社会经济各个角度来复原吴城文化的图景。吴城文化是一支以经营农业为主业的商代文化，农业生产技术已达到了相当发达的水平，在农业生产工具方面颇有创造，发明了犁、来、耙、侄等一整套适合于南方水田稻作农业生产的青铜农具，并在当时率先普遍使用青铜农具，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由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家禽家畜饲养业提供了足够的粮食来源，使得家畜饲养业成为农业经济的重要补充。 吴城文化农业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促进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分工和发展，有了陶瓷烧制业、青铜冶铸业、琢玉业、竹木加工业和纺织业等众多手工业门类，青铜开采、冶炼和铸退列业是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吴城先民在商代早期就发现、开采了赣北瑞昌铜岭的铜矿，发明了先进的铜矿开采、矿石冶炼技术;石范与陶范并用，用石范铸造工具和武器，用陶范铸造容器和乐器，在块范分铸工艺和铜蕊撑技术方面颇有创新，所铸青铜器，配方独待，工艺精湛，造型奇巧，纹饰瑰丽，足以与中原商王朝的同头护艺品媲美。陶瓷制逞剑上在新石器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是器物种类、制作工艺、装饰艺术，还是烧造技术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取得了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两项引人注目的技术成就，其技术和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入周边地区，给周边地区文化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产生影响，以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业、陶瓷制造业为代表的手工业为吴城文化的决速崛起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农业发展、手工业发达的基础上，商业贸易迅速繁荣。吴城文化先民凭借发达的内河航运系统，以舟代步，往来于赣江及其支流沿岸各村镇、墟集，使用青铜斧币，进行集市贸易。恻门还与周边诸考古学文化间保持着密切的边境贸易，输出铜块、硬陶和原始瓷器，输入当地稀缺的锡块、玉材等。 最后，本文还利用相关考古材料，结合有关文献一记载，考定吴城文化的主要居民有本地的袅阳氏和夏代以来不断南迁的三苗以及夏末商初迫于商人追剿的夏人支系虎氏、戈氏，也门共同创造了吴城文化。吴城文化也建立起了巨大的都邑，出现了城乡分化，社会专业化分工发达，各阶层有了明显分化，有一整套以青铜礼器、玉礼器为核心，由上层贵够洞f控制的宗教祭祀礼仪，具备了国家形态的基本特征，步入了文明社会。吴城文化在其形成与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与周边诸考古学文化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该文化本身是由于以铜为中心的贸易与中原殷商文化发生关系，在向商文化学习礼仪制度的基础上步入了文明社会。当然，文化交流是双向的，繁荣强大的吴城文化，在接受、融合外来文化的同时，作为当时唯一的产铜区和印纹硬陶、原始瓷暑剐尧造中心，也对周边地区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陶器折肩、圆底内凹的作风影响到东部的万年文化、马桥文化高祭台类型，东南部的黄土仑类型，南部的浮滨类型、石峡类型，西部的费家河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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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说文解字》的设计解读[D]. 王璇. 南京艺术学院. 2017
[8]. 考古遗址的阐释与展示体系规划研究[D]. 杨琳琳. 山东大学. 2017
[9]. 商代巫觋研究[D]. 林贤东. 郑州大学. 2006
[10]. 吴城文化研究[D]. 彭印（石昆）. 四川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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