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月明[1]2002年在《论中国西部农村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文中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培育和发展西部农村市场，促进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第叁步战略部署的客观需要，也是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现实需要，更是适应我国加入WTO新形势的迫切需要。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采用实证调查、比较研究和定性分析等方法，探讨了农村市场的内涵及其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分析了中国西部农村市场的发展现状及其成因，提出了培育和发展西部农村市场的对策建议。
李培文[2]2003年在《中国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代化中的政府行为问题应该说是一个老而常新的问题。在人类二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政府总是不断变换着自己的角色，经历了“守夜人”、“看得见的手”、“市场失灵弥补者”、“市场的伙伴”、“企业家政府”等多次变革。每一次政府角色的转换，既适应了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同时也反过来推动了现代化的巨大发展。适时转换政府行为已成为现代化正常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世界不同现代化模式的实践也有力地证明了政府行为是影响现代化进展的关键变量。 把中国西部农村现代化放在世界现代化进程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来观察，可以辨别出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政府行为的特殊意义和政府行为的合理取向。 西部农村是目前中国最贫困的地区，西部农民是中国最贫穷的社会群体。西部农村现代化滞后已严重制约了中国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面对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国际局势和中国加入WTO、市场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国内形势，如何才能加快西部农村现代化的进程?这是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全局和我国能否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大问题，也是理论和实践工作者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但这一方面系统的理论研究还比较欠缺。 选择《中国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研究》这一论文题目，就是探求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加快中国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的有效途径。无论是从选题本身的现实性和必要性来讲，还是从其研究所涵盖的理论探索和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性而言，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就理论意义而言，迄今为止，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制度约束下，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和加入WTO的背景下，对中国落后地区现代化中政府的作用及其限度问题的系统的理论研究还比较欠缺，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守夜人”理论和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弥补“市场失灵”等理论，都不完全适宜中国西部农村现代化的现实，不能很好地解释和指导今日中国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政府的作用和行为，需要作一些新的理论探索。本文的研究就是一种尝试。这种研究可以丰富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政府行为理论和区域发展理论。就实践意义而言，当前西部农村现代化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挑战与机遇并存。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及西中国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研究部地方政府进行职能转变和制度创新，并使政府行为能在一个科学、制衡的制度框架内受到约束。这是加速西部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所以研究西部农村现代化中的政府行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就政策意义而言，对西部农村地区现代化中的政府行为进行定位，提出提高政府行为有效性的途径和措施，可以为各级政府的西部发展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本文明确提出了在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要以“有效性”为基准进行政府行为的定位，实施“有限高效”的政府行为模式，并对此作了比较系统地论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中的政府行为是以市场合理性为基准，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弥补市场失灵。但政府弥补“市场失灵”原则的运用，是以市场的自然演进和成熟市场经济的存在为前提的。如果用西方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范围与职能界定西部农村现代化中的政府范围与职能，必须的基本前提和假设前提不能成立，无疑是将一个有待发展、有待完善、还很脆弱的市场经济等同于成熟的市场经济。而新型工业化国家现代化中的政府行为是以计划合理性为基准，注重国家整体目标的实现，政府不仅弥补“市场失灵”，而且替代市场。这种政府行为模式是以强政府能力为基础的，往往会造成旨在补充、增进市场作用的干预最终变成了对市场的替代，使市场机制无法形成的情况，出现严重的“政府失灵”。在新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形势下，在西部各级地方政府能力普遍缺失的约束条件下，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只能以“有效性”为基准进行政府行为定位，实施“有限高效”的选择性政府行为模式，即政府根据自身能力，遵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有选择、高效率地履行其职能，实现以较少的成本投入，取得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避免有限资源的浪费和发展进程的反复，达到提高发展水平和缩短发展时间的目的，从而加快现代化的进程。这既可以弥补市场缺陷，又能够纠补政府失灵。 本文认为:实施“有限高效”的选择性政府行为模式，提高政府行为有效性是应对新形势的挑战，发挥后发优势，加速西部农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提高政府行为有效性要求政府行为必须与其能力相适应，必须充分反映时代发展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并以政府成本—收益分析为政府行为选择的依据。政府只有将它所具有的能力集中于它能够而且应该完成的任务上，同时不断提高政府行为的 “投入—产出”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才能在培育市场和弥补“市场失灵”的同时避免“政府失灵”，从而使西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步入“快车道”，实现跨越式发展。 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的思路?
杨成章[3]2010年在《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纵观历史,人类文明就是一个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过程。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国民经济逐渐形成了众多产业,而农业始终处于基础地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支柱产业。从全球发展来看,判断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程度的高低。如果没有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就谈不上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这既是一个实践性的命题,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结论。从世界各国发展史来看,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正确处理好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关系,那么其经济社会就会得到较快发展,迅速跨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相反,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处理好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就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现代化发展进程也受到严重阻碍。“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和消费市场。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不仅影响着我国整个经济的发展,而且事关全社会的安定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实现。农民收入如果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关系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叁农”问题的重要性对于我国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府部门对此问题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落实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的具体体现。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1“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村是薄弱环节”。没有对农村、农业、农民的投入,增加农民收入就是一句空话。西部贫困山区由于地处丘陵地区、民族地区、盆周山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恶劣,资源禀赋较差,发展很不平衡,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农业总体竞争力不强；加之,自解放后我国提倡先城市后农村,先工业、后农业的经济总体方针影响,我国农村在较长时间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工农产品价格形成了剪刀差,这样也客观地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人为地造成了东部、中部与西部、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农民与市民之间较大的差别。同时,农民增收困难、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涉农群体事件增多,农民在医疗、养老、教育、就业、住房等方面处于劣势,社会矛盾突显。这些特殊情况,迫使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纳入议事日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因此,本文立足当前“新农村建设”的新意,借鉴国外新农村建设模式及其发展要素的述评,在审视国内新农村建设之文献上百个模式的基础上,着力于区域发展类型及其模式发展要素(发展的着力点)的新视角,对东部地区的温州、苏南,南部地区的珠江和西部地区的成渝近郊模式(西部发达地区模式)、地震灾后重建模式(西部特殊新村模式)作了新的研究和透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适应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模式之发展要素作了新的提练和补充。据此,打造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新模式及其发展要素,在吸收其它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不能照抄、照搬,必须以新的视角,以新的理念,以新的思路,来审视,协调、推进,解决“叁农”问题、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提出要发展西部贫困山区农村经济,不可能完全依赖于市场机制,完全靠农民自身的发展解决农村的问题。必需以新农村要素建设,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奠定农村发展基础,改善农村经济发展质态,激发农村发展活力,进而探索出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新模式。要做到这一点也就必需借助国家财政金融政策的支持,以农村生产要素建设加大对公共产品的提供,加快通道经济建设,以小城镇建设加快农村人才回流,恢复农村的自身造血功能；以农业产业化、区域化、规模化、生态化发展的方向,解决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矛盾问题,从而找到西部贫困山区农村脱贫致富的钥匙,实现国家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战略意图。按照文章的研究思路,本文全部内容共分9章来论述我国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问题。从文章结构上大体可分为叁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第1-3章,这一部分是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进行要素建设的理论基础；第二部份即第4章,是对西部贫困山区发展现状和制约因素分析；第叁部份为第5-9章,是本文的核心内容,具体从新农村要素建设研究入手,分析西部贫困山区应该如何进行新农村建设。具体看：第1章是导论。主要论述此文研究的背景、研究的意义、研究的思路、论文的框架结构,以及本文的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等。第2章是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模式及其发展要素相关文献的述评。通过对新农村建设内涵、模式及其发展要素的述评,解决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与全国和过去新农村建设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在什么地方,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以采取什么模式、采取什么具体措施进行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本文首先系统梳理了现有关于新农村建设内涵的文献,分析了现有新农村建设新在何处,与过去什么不同,并针对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实际,吸取前人的理论,给出了在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其次,通过对国内、国外新农村建设的模式的比对,分析他们在新农村建设的不同方式和措施,找出其共性,归纳出其相同点为我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之所用,并提出在西部贫困山区应该以什么模式进行建设。最后,通过对国际国内农村建设模式的评述,提出以五要素建设的模式,作为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并找出其脱贫之路。第3章是关于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支持。包括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市场失灵、非营利组织、农村公共产品理论。通过对理论的归纳和论述对农村公共产品进行了分类,证明了造成西部贫困山区农村日趋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以及城乡之间的结构性失衡的根源就在于我国长期执行的“重工轻农”、“先城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第4章是关于西部贫困山区农村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本章通过对西部贫困山区与全国、东部、中部、东北部等近十年来的经济数据比较发现,西部与东部、中部、东北部的差距不但没缩小反而越来越扩大。认为,要解决西部贫困山区农村现状,增加农民收入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叁农”问题的根本,只有从政治、经济体制上,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以及行政手段来弥补市场缺陷,纠正市场失灵,破除偏向于城市居民而把农村人口排斥在外的二元经济制度,才能抓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根源,也才能找到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治本之策的结论。第5章是关于探讨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保障：财政金融资金支持的问题。农业要发展,资金是保障。本章通过对财政金融支农的概念及国内外关于财政金融支农的相关理论研究现状的论述,根据国外财政金融支农的实践经验,找出我国西部贫困山区目前财政金融支持的局限性和各自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详细分析,总结出我国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财政金融支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6章是关于探讨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问题。农村经济要发展,产业是方向。本章通过对国际国内农业产业化发展情况的分析,认为在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由于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原因,要在农村发展合组组织化、区域农业化,大力发展龙头企业,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实行有差别的区域政策,形成合力,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等措施,提高农民收入,才能使贫困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第7章是关于探讨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通道经济的建设的问题。经济要发展,交通物流是基础。本章通过对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通道建设问题的论述发现,西部贫困山区大都地处大山深壑,有地势偏僻,环境恶劣,经济落后,交通不畅,物流不发达,信息闭塞、资金短缺、资源空置、销路无门等显着特点。交通严重制约了其经济发展,因此要想富先修路,这是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并提出了在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交通通道建设、还包括信息通道和物流通道建设。第8章是探讨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之根本：农村人才培养的问题。农村经济要发展,人才是根本。本章通过对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的人才现状和制约因素分析发现,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中农村人才空心化问题较为严重,急需数量充足、素质优良、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新农村人才队伍和新农村建设的人才。因此建议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中要创新人才回流的工作体制机制,激发各类人才回乡创业。第9章是探讨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载体：小城镇建设的问题。农村要发展,城镇是载体。本章通过对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城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分析,认为,目前大城市的盲目扩张,由于资金、人才等因素制约,大中城市在城市管理体制、方式及公共产品提供方面还存大许多缺陷。而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中发展小城镇的门槛较低,是城市与农村重要的结合点,是连接城市和农村的纽带,最终将缩小城乡差别,打破旧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提出在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中,应该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市县城市,积极发展农村乡镇的观点。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第一、本文立足于新农村建设4个新意,在学术界、实务界已有的,按其产业发展特性和政府作用分类的基础上,按照其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的实际情况对原有模式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对以前农村发展模式用新的观点、以区域发展的角度来剖析提炼了每种模式的发展要素,并以此推出了一些新的发展模式,如：西部灾后重建新村模式。同时、通过对以前国内五个模式的要素进行了内在分析和比较研究,我们就很容易从其经济发展、资源环境相同,地域相近的模式中,分析其内在规律,方便归纳和总结,找出其中的共性和特性,从而为本文提炼出以要素建设来进行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新发展模式。第二、对适应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各种新农村建设模式及其发展要素进行了新的界定。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传统模式进行了梳理,并对其发展要素作了拓展,如：在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成渝近郊模式的要素建设、对西部的启示等,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归纳和总结；通过乡镇重建、产业重建、农房重建、人才培育、财政金融支持等5大要素分析,总结归纳了西部灾后重建新村建设模式,从而归纳和完善了整个四川灾后重建新村模式的总体构架。第叁、要赋予“土地银行”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融资功能。资金问题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问题,前人在“土地银行”研究方面,没有考虑到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和物权法的限制,多以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为目的,而所谓研究的“土地银行”也仅只是一个中转机构,基本没有银行贷款功能,更没有解决“土地银行”可持续发展的资金来源。而本文所谈的“土地银行”是着力于西部贫困山区实际,在集体所有制下,以财政进行担保,对土地进行叁权分离,(即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离)建立集体所有制的“土地银行”,并利用长江上游的自然资源建立生态补偿基金,进行公开上市发行,以作为农村“土地银行”运行的资本金。同时,以土地经营权进行抵押,加快土地有目的流转,解决土地大量撂荒和龙头企业、农户生产资金不足的问题。因此,本文研究的“土地银行”是真正的把“土地资源”转化为了“土地资本”,且“土地银行”资金带有政府救助、扶贫的责任,具有真正的普惠性质,能够解决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资金需求问题。第四、本文对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模式及其发展要素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和研究了在一般发展模式的支撑要素,应以财政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通道经济发展、小城镇建设、人才培养五要素支撑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这一般模式发展的新模式。具体看：一是在财政金融支持上,二者是相互关联的统一体,在功能上存在互补进而形成互补关系,是一个系统性整体,二者必须协同支持新农村建设。建设属于社会性质的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农业保险、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农村公共产品,应该以财政手段支持。以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促进商品流通等属于市场化性质的私人产品建设,应以金融手段支持为主,财政可以适度贴息引进民间资金进入建设。二是在新农村建设方面,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应就地进行小城镇建设,用比较收益的办法,提高待遇,吸引到农村工作的人才,加快人才回流；在一村一品或一乡一品的基础上,建议跨行政区域建设,发展区域农业,保证对龙头企业的原材料供应,并以龙头企业来带动农民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叁是在发展的通道上,本文认为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进行通道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交通通道建设,更重要的是物流通道和信息通道建设。只有加强交通通道、信息通道和物流通道的建设,彻底改变其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物流不通、人流不旺的局面。才能改变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落后的基础环境；才能筑巢引凤,吸引人才、资金、技术的回流；才能提高新农村建设的效果；才能实现党和国家的战略意图。尽管本文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收获,但由于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牵涉面广、实践性强的重大问题,透彻研究该问题,需要具备深厚理论功底、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而笔者受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的局限,加之具体的可操作性受政策与环境的限制,论文肯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需进行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第一、论文明确提出新农村建设必须解决西部贫困山区农村资金不足的问题。利用当地资源不改变土地属性,构建农村土地银行,加快农地流转,实现土地资源向资本转变,并制定了方案和操作流程,如何施设及效果怎样尚需进一步研究。第二、论文提出了通道经济概念、农村工业化概念,农业区域化概念,就是着眼于西部贫困山区实际情况,找出它们之间对西部经济发展的共同点,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西部地区农村可持续发展的交叉研究。本文只是提出了概念,问题的深入研究将是本人今后研究的方向。
熊理然[4]2009年在《中国西部城市群落空间重构及其核心支撑研究》文中认为本研究以“中国西部城市群落空间重构及其核心支撑研究”为选题,在对城市及城市群体形成与发展理论进行梳理与扩展、对中国西部城市群体发展的特殊路径与历史特点进行比较与概括、对西部城市群体发展现状及发展困境进行分析与提炼的基础上,考虑城市群体引领区域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并结合西部地区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发展实际,试图解决“新时期中国西部城市发展应该选择怎样的城市群体空间组织形态、又以什么来支撑这种新型城市群体空间组织形态发展”等核心问题。在对中国西部城市群落空间重构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本研究提出了以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作为中国西部城市群体发展的空间组织形态,同时对中国西部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的重点区域进行了选择,对西部未来的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格局作出了战略构想,并以成渝双中心—外围城市群落为实证,分析了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的成长路径、成长机制与成长阶段,提出了作为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核心支撑的经济基础培育路径及制度安排构建策略。在西方国家关于城市及城市群体形成与发展的经典理论中,区位论中的农业区位论与工业区位论、城市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理论、空间经济学的中心—外围理论等主要从产业发展的视角研究了城市的产生与发展。而中心地理论、空间相互作用理论、点轴网络系统理论、外部经济理论、空间经济学城市体系中心—外围理论则从产业地域扩展与产业关联发展的视角解释了城市群体形成与发展的内在机理。因此,西方经典城市发展理论无一不是从产业发展与演化的视角来研究城市及城市群体的发展演化的。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是在工业化推动下完成的,而工业化则是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推进的,因而西方经典城市化理论虽然极其重视产业支撑的推动作用,但在研究内容上相对缺乏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与制度建构的内涵。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推动下的城市化路径不同,中国西部城市群体发展经历了一条特殊的历史路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和中期,西部地区城市的发展曾经一度处于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发展的领先水平,到封建社会中后期,西部城市的发展开始落后于东部、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差距越拉越大。进入近现代,西部城市一度有所发展(如开埠城市及抗日战争时期西部城市的发展),但与全国乃至世界城市发展的差距不但未能缩小,反而越拉越大。新中国成立以后,“156项”建设及“叁线”建设时期,西部生产型城市获得了飞速发展,与全国差距迅速缩小,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政策倾斜于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城市发展与东部的差距迅速扩大。经由这种特殊历史路径发展而来的西部城市化进程具有其浓厚的历史特性,表现为城市发展基础薄弱、城市布点区域集中、城市建设政府推进、城市循环相对封闭等。从西部城市群体的发展现状来看,其不仅面临着城市数量不足、城市密度过稀、城市化水平低、城市群体综合竞争力弱等制约因素,城市群体的进一步发展还面临着制度空间不足、经济基础薄弱、城市体系结构失衡等特殊困境。在制度安排上,西部城市群体的发展面临着经济调节制度缺陷(市场体制不完善及市场机制的固有缺陷)、总体制度安排缺陷(城市偏向和农村忽略)、产业布局制度安排缺陷(政府指令布局与地方关联缺失)、要素流动制度安排缺陷(城市无限索取与有限回流农村)、城市设置制度安排缺陷(行政审批设置与行政级别强化)等制度障碍的制约。从西部城市群体发展的经济基础来看,西部城市群体的发展不仅面临着农村贫困和农业发展落后、工业发展水平低下以及工业结构不合理的制约,还面临着第叁产业“虚高”、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的影响与制约。从西部城市体系结构分析来看,无论是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组合结构,还是地域空间结构都处于失衡状态。等级规模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为大城市这一层级的严重断层,职能组合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为绝大多数地级及以上城市职能趋同,还没有形成区域城市的合理分工,城市地域空间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为中国西部数量和规模本就有限的城市群体又集中分布在面积较小的几个区域。针对中国西部城市群体发展面临的制度空间不足、经济基础薄弱、城市体系结构失衡等特殊困境,本研究基于结构与功能的相互关系原理,提出了中国西部城市群体发展困境的破解路径——产业与制度支撑下的城市群体空间重构。中心—外围结构是当今世界区域和城市群体发展普遍的地域空间组织形态,但从西部地区的实证分析来看,西部城市发展及城市体系演化并不符合空间经济学的中心—外围理论模型。因此,本研究在加入产业联系要素和制度安排要素后对空间经济学的中心—外围理论模型进行了扩展,并以扩展后的空间经济学中心—外围理论模型为理论基础,结合西部地区的实际,提出了中国西部城市群落空间重构的空间组织形态和空间格局是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在此基础上,对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进行了初步的理论界定：在发展极点上由多中心(城市)引领与带动城市群落及区域发展；在空间结构上呈多层级、多中心—外围型城市群落层级体系；在产业支撑上,以不同类型产业发展支撑各层级空间发展,以城市间的产业关联与网络化发展引致中心与外围及腹地间的多重联动与网络化发展,经由产业的层级网络化发展推动城市间形成合理的层级网络结构；在制度安排上,城乡之间、相邻城市之间、不同层级城市之间以协调发展与合作竞争取代二元分化与行政分割,以“城市经济区”制度安排取代“行政区经济”制度安排；在城市功能上除强化经济集聚与扩散功能外,还注重城市发展的社会和生态等综合功能；在地理布局上呈极具生态学意义的群落状展布。针对中国西部城市群体发展面临的经济基础薄弱、制度空间不足及城市体系结构失衡等特殊困境,在产业和制度支撑下经由空间重构建立的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作为中国西部城市群体发展的特色空间组织形态需要行政、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要素的综合支持。本研究的第六章在对中国西部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的成长路径、成长要素、成长机制、支持体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把经济基础培育与制度空间拓展作为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的核心支撑。在经济基础上强化以产业群落支撑城市群落的发展,并对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不同层级的支撑产业选择进行了探讨。在制度基础上突出以制度发展拓展制度空间,尤其注重在总体制度安排、经济制度安排、行政制度安排等方面拓展制度安排空间,以建立起推动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的制度基础。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在广大的西部地区不可能大规模推进城市化进程,只能选择自然地理环境较优、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局部地区进行重点城市群落建设,并以重点城市群落的发展带动西部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在第七章,本研究以主体功能区战略为背景,利用城市群落形成与发展的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与实证分析方法,考虑到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的历史联系、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和动力机制,以及西部各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吸引力和相邻中心城市之间的相互吸引系数,把成渝双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南贵昆叁中心—外围城市群落、西兰双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呼包银叁中心—外围城市群落作为中国西部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的重点区域,并在四大重点城市群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四大重点城市群落再次进行空间整合,发展培育成为中国西部未来(?)型成渝西兰四中心—外围城市群落的战略构想。同时,本文以成渝双中心—外围城市群落为实证,分析了成渝双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的经济基础培育、制度安排构建及产业和制度支撑下的成渝双中心—外围城市群落的培育路径与培育阶段。本研究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以下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方面进行了尝试性的拓展：在理论研究上,对西方经典的城市及城市群体形成与发展理论进行了梳理与概括,并在空间经济学中心—外围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产业联系和制度安排要素对空间经济学中心—外围理论模型进行了扩展分析,提出了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的概念性理论框架。在研究内容上,在对中国西部城市群体发展路径、发展特点、发展现状、面临困境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基于扩展的空间经济学中心—外围理论模型,提出了中国西部城市群落空间重构的空间组织形态是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并对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进行了初步的理论界定；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把成渝双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南贵昆叁中心—外围城市群落、西兰双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呼包银叁中心—外围城市群落作为中国西部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的重点区域,同时前瞻性地提出了中国西部未来(?)型成渝西兰四中心—外围城市群落的战略构想与空间格局,并对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的培育及其产业支撑和制度安排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在研究视角上,本研究在对中国西部城市群体发展的历史、现状及特殊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针对西部城市群体发展的现实矛盾,着重针对中国西部城市群落的空间重构、空间格局、重点区域、经济支持与制度安排等核心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本研究的基本目的是探索建立适应西部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特点的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城市群落发展的重点区域、未来格局、以及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的经济基础培育与制度安排构建等。在方法应用上,体现了多种研究方法组合使用的研究特色。应用理论研究方法对空间经济学“区域模型”和“城市体系模型”中的中心—外围理论进行了扩展,并以扩展后的中心—外围理论模型作为中国西部城市群落空间重构的理论基础；应用历史分析方法对西部城市发展的特殊历史路径及历史特征进行了梳理、概括及比较分析;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基于经验数据对西部城市发展的城市体系结构、城市职能结构、城市群体发展演化进行时空综合分析；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分析西部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空间特性、空间障碍,并探索西部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的空间形态、重点区域及区域实现模式；运用实验研究方法探索建立切合西部实际的重点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的空间重构、空间格局、经济支撑、制度安排及其实施策略等。
温涛[5]2005年在《中国农村金融风险生成机制与控制模式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是关于中国农村金融风险问题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总结和归纳金融组织理论、金融风险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本文重新界定了农村金融的理论范畴和农村金融风险控制的概念框架;结合农村金融组织演进与制度变迁的历史与现实剖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历程,得出影响和制约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发展的主导因素;从农村金融自身内部运营和农村金融发展外部环境两个角度,重点研究了目前中国农村经济、金融发展中所面临的风险问题及其生成机制与传递效应;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建立了农村金融风险的预警指标体系和预警模型,揭示了中国农村金融风险水平的基本状况,并构造了中国农村金融风险的防范、化解与救援机制;最后,在确立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农村金融战略重组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农村金融重组的战略模式与政策措施。 一、论文的基本结论 1、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面临严重的风险问题困扰 通过对中国农村金融演进过程的历史分析、制度分析和统计分析,可以知道,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始终伴随着风险问题的困扰。目前,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一方面正面临自身内部运营风险的阻碍,主要表现为:超高负债经营与巨大不良资产包袱所导致的农村金融机构内在脆弱性的加剧;农村金融产权与治理结构缺陷所导致的对农村金融稳健性的危害;农村金融经营管理不力造成的经营、管理风险滋生;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过度管制与不规范运作致使风险不断产生等等。另一方面,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正面临来自于外部环境风险的巨大压力,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风险问题、农村金融经济失调风险问题、金融结构风险问题、农村金融区域风险问题、政府行为不规范问题。如果这一状况不能够得到有效地改善,农村金融、经济的健康发展难以实现。 2、中国农村金融风险的形成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原因 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村金融、经济1952—2003年和1978—2003年的阶段性分析,可以知道,无论是中国农村金融的内部风险问题,抑或是外部风险问题,从深层次来看,都属于体制性风险。由于制度抑制的长期积累,中国的经济、金融发展形成了“二元结构”。在这种“二元结构”下,一方面,整体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结构性”的抑制,而农村经济低水平徘徊又对农村金融深化形成约束,这种金融与经济的相互制约直接导致农村金融外部环境风险的生成、积聚和扩散。另一方面,在“二元
张丹[6]2014年在《西部农村特色城镇化发展战略选择》文中研究指明城镇化是人类发展历程中的必经阶段,是一个地区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人民生活质量逐步提高和社会文明进程不断加深的自然历史过程。作为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区域之一,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推进、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稳步实施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开启的背景之下,探索切合西部实际的农村城镇化路径、科学推进西部城镇化进程对于解决西部地区的“叁农”问题、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缩小东西部差距、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以及推动实现全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西部地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风光秀美、文化灿烂,但由于生态环境脆弱、区位条件劣势、经济基础薄弱、城乡二元阻滞、文化观念落后以及政策制度制约等多方面因素的复杂影响,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受到了严重阻碍,其地区发展呈现出空间边缘性、资源环境冲突性、文化民族性、发展动力外部性等特征,使得西部城镇化存在发展速度较慢、人口城镇化水平低、城镇结构体系不合理、城镇系统功能不健全、管理水平落后、开放程度低等诸多问题。因此,本文试图探索一条适合西部的农村特色城镇化道路。以刘易斯(W. A. Lewis)、乔根森(D. W. Jorgenson)和托达罗(M.P.Todaro)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二元结构论强调了农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以罗纳德·H.科斯(Ronald· H. Coase)、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 North)和奥利弗·E.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西部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方式、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具有明显差距,针对中国西部城乡二元性以及突出的制度机制约束,西部农村特色城镇化既要在坚持城乡统筹发展原则下注重发挥农业基础作用,也要努力改革创新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投融资制度和城市管理制度,从根本上保障城镇化持续、快速、有序推进。文章分为七个章节对西部农村城镇化发展进行了研究：第一章主要对文章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论文的基本框架及主要创新与不足进行了论述。本文以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和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推进为研究背景,以西部地区城镇化为研究切入点,在系统梳理、国内城镇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了西部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基础、现状、特点、问题与基本制约。最后提出了西部农村特色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框架、发展途径与发展模式。第二章主要阐述了国内外城镇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首先,解读了国外关于城镇化的基础理论,主要有杜能(J. H. Von Thunen)、韦伯(A. Weber)、克里斯塔勒(W. Christaller)、勒施(A. Losch)的区位理论；佩鲁(F. 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弗里德曼(A. J. Friedmann)的中心——边缘论；缪尔达尔(K. G. Myrdal)的循环累积论；刘易斯(W. A. Lewis).乔根森(D. W. Jorgenson)托达罗(M.P. Todaro)等学者提出的二元结构论；其次,梳理了国内城镇化理论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城镇化模式、城镇化与农业劳动力转移关系、城镇化发展动力机制、城镇化制度政策等方面的研究；最后,对国内外城镇化的实践经验进行分析,选取了美国、英国、日本作为例子分析国外城镇化经验,国内城镇化则主要分析了温州模式、珠叁角模式,并总结了国内外城镇化发展的启示。第叁章主要分析总结了西部城镇化发展历程、发展现状、发展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一是描述了西部城镇化发展历程和基础条件；二是从经济水平、城镇建设、产业结构、社会发展等方面阐述了西部城镇化发展现状；叁是总结了西部城镇化空间边缘性、资源环境冲突性、文化民族性、外部机制性等特征；四是揭示了西部城镇化发展问题：城镇化水平滞后、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水平偏低、城镇质量较差、城镇管理水平落后。第四章主要论述了西部城镇化发展制约因素。第一,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镇管理制度、投融资制度等方面揭示西部城镇化的政策制度制约；第二,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地理区位、人口密度等方面阐述了西部城镇化的自然环境制约；第叁,分析了西部城镇化在城乡二元结构和产业结构方面的制约因素；第四,从文化时差阻隔、宗教文化冲突、文化封闭性等方面分析了西部城镇化的文化制约；第五,从经济环境和人口素质两方面论述了西部城镇化的基础制约。第五、六、七章提出西部农村特色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选择。第五章为西部农村特色城镇化发展战略框架,从指导思想、战略目标、战略意义、战略原则和战略重点五个方面确定了西部农村特色城镇化发展思路；第六章从制度安排、产业支撑、公共服务建设、公共服务水平、环境保护治理、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提出了西部农村特色城镇化战略途径；第七章提出了西部农村特色城镇化发展战略模式：城乡统筹发展模式、自然资源开发模式、交通干线促进模式、边境贸易发展模式、旅游产业带动模式。本文得出以下结论：西部农村特色城镇化发展要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政策体制为保证,叁次产业协调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地区特色产业,建立合理有序的城镇体系,提升城镇公共服务水平,逐步提高城镇质量,创新相关城镇化发展制度安排,完善政府宏观引导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动力机制,紧紧抓住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机遇,利用西部大开发战略稳步推进关键期的契机,探索西部农村特色城镇发展模式,实现西部农村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胡建华[7]2014年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文中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其中心内容是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这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及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全面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着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就要求必须重视各层次民主制度的建立健全,确保人民群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四个民主”的依法实现,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及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切实保证人民群众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依法实现和享有。于此背景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不仅是我国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制度形式,也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所面临的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更是法治中国建设进程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在农村基层的实践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现实出发,运用规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及多学科交叉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整体上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放置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围绕其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性的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其路径主要有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政府推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居于领导者和主要的推动者地位,法治主要凭借政府所控制的本土政治资源根据政府的目标进行指导设计和建构。社会演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指法治国家的建设是在与政府相对应的民间社会生活中自然孕育和发展演变而形成的,是社会法治自然生发形成的结果。①两种路径各有特点,政府推进型认为法治国家秩序建设是一种理性的秩序建构,由于中国法治传统的缺乏,主张通过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制力推动法治国家秩序的建构,排斥社会传统资源的积极作用。而社会演进型则认为法治国家秩序的构建不是理性建构的秩序而是一种自然生发发展的秩序,其实现的基础须从社会传统中去为法治的制度性变迁和理性建构寻求基础,而不是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力推动。对此本文认为,上述两种法治国家建设路径各有优劣,应辩证的分析与看待,政府推进型路径强调法治建设是国家必须凭借国家权力进行建设的职责,不重视民间传统社会的作用和中国法治建设的社会传统文化基础,选择这样的路径,难免导致国家法治建设与民间社会自治的冲突和摩擦,增加法治建设的难度和效度。社会演进型则单纯地强调国家法治建设的自发性和自然性,轻视国家和制度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仅依据这条路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必将艰难而漫长。对此,怎么办?本文认为结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应高度重视法治国家建设路径选择的多元化,不宜走单一化的路径。结合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基础,应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民问传统社会发育和中国国家权力在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优势的发挥,走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互相结合、共同协调发展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建设路径。通过国家法治建设的路径多元化,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民众两方面的积极性,上下联动,在合力形成中共同促进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由此,在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路径中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进行法理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与深刻的现实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从法理分析的视角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概念、价值理念、生发基础及其法治运行的困境等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这不仅是回应目前学术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问题持续关注和不断深入研究的一种努力尝试,也是本文得以展开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前提条件。论文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概念进行了探析,并将其与相关概念进行了比较辨析。在全面解构概念的基础上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进行深度的剖析,论文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主要表现在基层民主自治性、基层制度性、基层治理模式性及农民活动方式性等方面,这是对农村民主管理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研究的制度价值基础。同时,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有其经济、政治、文化及伦理等方面的生发基础。由于国家现有乡村关系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语义的模糊性导致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轨道上的运行与发展面临外部、内部困境的制约与束缚。导致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运行困境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通过其与来自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的法治国家建设路径的理性安排制度的矛盾与冲突,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主要体现为；社会对国家的抵制与融合；自治权对行政权的消解与平衡；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通过对自下而上社会演进型路路径中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理分析,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路径中加强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就显得非常必要,这也是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域下基于社会演进型路径与政府主导型路径协同发展基础上实现其对法治国家建设推动功能与作用发挥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国家政府的主导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是个系统工程,须从宏观进路与微观的具体路径两个方面进行建构。从宏观进路层面看,我们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首先必须建构起由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及环境等动力机制要素所构成的一个全面系统的动力机制系统,其次需要明确由以人为本原则、权利保障原则、法治均衡原则、民主参与原则及服务社会原则等因素共同组成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着力完善与农村民主管理法律制度创设有机衔接、融合与高效运行的动态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机制。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微观方略中,我们认为应遵循对制度实施法治保障的一般规律,重点应从立法、执法及司法保障等方面着手,切实解决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建设进程中所面临的难点与难题,从而构建起比较全面、系统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完整框架。本文立足于学界有关农村民主管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尝试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法理分析与政府主导型路径中的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比较系统性、全面性的分析研究,这不仅是政治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且还是法学、历史学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研究关注的着力点是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实现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和谐互动关系的构建,笔者力图通过该研究能够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一定的智识基础。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与创新性,本论文进一步完善与深化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基本理论的研究,拓展了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实施保障的范围研究领域,在重点突出、综合系统、全面协调的中国特色基层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道路进程中,为我国各地推进农村民主管理改革提供了普适性的可资借鉴参考的法治对策的基本思路。诚然,囿于作者专业知识和学术水平的限制,论文中的有些论点与分析论述尚存在不足,个别地方也没有充分展开,这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讨。
蔡俊伦[8]1997年在《论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市场发育的特征、问题和对策》文中研究指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国西部农村幅员辽阔，但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等方面的原因，这些地方仍旧是中国目前最为贫困的地区，怎样才能让这片土地尽快脱贫致富，这不仅是我国一项重要的经济任务，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中国西部农村之所以落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场发育滞后。因此本文从西部农村市场发育角度探讨中国西部农村经济的发展。要培育农村市场，引导农村经济活动与市场协调沟通，必须首先明确目前农村市场所呈现的特征，分析目前市场发育存在的问题，从而找出症结所在，便于对症下药地提出科学合理的对策，使我国西部农村市场健康地发展。
马增明[9]2008年在《中国西部县域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组成部分,具有以农村为主和城镇与农村并存的特点,县域经济既是城市经济之尾,也是农村经济之头,更多地具有农村经济特征。一方面县域经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直接决定着新农村建设的水平,另一方面新农村建设也可以大大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两者相互促进。本文关注的焦点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中国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优化互动发展,以期实现西部县域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互促共进。本文共分七部分,导论部分说明了西部县域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研究的选题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及方法、主要内容和结构等基本问题。第一章界定县域经济和新农村概念、类型划分和基本特征等的基础上,对县域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做了基础性研究。第二章分析了县域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之间的耦合联系。第叁章分析了县域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动力系统。第四章研究了县域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的四种互动发展模式,即基于发展农业的农业产业化互动发展模式、基于发展工业的工业化互动发展模式、基于发展城镇的城镇化互动发展模式和基于提高农民知识的农民知识化互动发展模式。第五章详细考察了西部县域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现状、当前存在的问题及滞后的原因,本文认为西部县域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水平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西部农业发展缓慢造成的农业积累能力弱并由此而引起的西部县域工业发展缓慢是造成西部县域经济滞后的根本原因。由于西部县域经济发展滞后也导致了是西部新农村建设的滞后。第六章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农业和农业产业化为突破口、以工业为导向、以城镇化为依托、以农民知识化为核心的对策建议。本文认为,西部县域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滞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西部农业发展的滞后。西部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在于农业的大发展,但是,县域经济发展也不能离开工业的引擎作用。县域经济发展要两条腿走路,一要靠工业的拉动,二要靠农业的推动。县域经济没有工业的引擎作用,其发展速度将十分缓慢;县域经济脱离了农村经济的支撑,工业化的转换将无法顺利完成。建立在县域经济相当发达基础上的新农村建设才是坚实的。西部县域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对于破解西部“叁农”问题,消除区域二元经济结构,消除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促进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大力发展好县域经济,建设好新农村,西部才能为经济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仇睿[10]2011年在《社会资本与农村产业转型研究》文中认为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结构变迁转型的重要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变化显着,多数农民已摆脱了绝对贫困,生活水平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然而,从社会的整体水平来看,大多数农村还属于单一的农业生产方式,产业化、市场化程度低,农业天然的弱质性和整体的落后性现状,严重制约农村的发展。因此,农村的现代化一直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也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普遍关注的理论问题。但是,由于中国农村情况的复杂性,农村现代化问题作为深刻的社会问题,存在许多不同的研究观点和建议对策,其中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的社会学研究独具特色,体现出经济活动嵌入社会结构的特点。在伦理社会的中国,社会资本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其在社会交往和社会生产中发挥着资源整合和协同合作等作用,是社会变迁运动中重要的力量,对于社会转型发展具有强解释力。而在以往研究中,使用社会资本理论特别是将社会资本置于农村微观经济组织或个体的角度考察农村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以及对农村市场经济中微观社会资本运作,即农民个体行动者使用关系资源的理性行动和过程考察尚不充分。因此,本研究选择了山西晋北地区农村主要是J村这样一个农村社区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对当地农民动员社会资本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过程进行深入研究,以进一步揭示社会资本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密切关联性及其内生动因。本文以市场经济中的农村发展为背景,在现代化理论,交往理论的基础上,以社会资本理论为研究视角,进一步论证了社会资本内涵定义;研究了农村社会资本的存在形式、性质以及作用渠道等问题,并以微观个体社会资本的运作逻辑为考察主线,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对农村社区中不同关系圈层的社会资本及其运作进行系统分析;同时,通过分析农村社会资本对农村产业转型、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方面的作用,揭示了应用社会资本可以有效解决制约农村发展的资金问题,整合生产资源和组织资源,促进农村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的改变,加快农村产业转型的重要功能和作用,为解决现阶段农村发展问题尝试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与路径。通过微观层次上的考察发现,由于在制度空间的局限性,农民在解决发展资源主要是资金问题时,更多是转向非制度空间如社会网络中找寻可替代的手段——关系资源。由于差序的社会关系结构,农村社会秩序的构成基础在于强关系网络而不在于弱关系网络,强关系是农民行动者获取社会资本,实现行动目的的重要来源和渠道。同时,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网络外延扩展使得农村关系结构发生了变化,弱关系在加强,同质性强关系在减弱,弱关系为行动主体之间搭建了更多的“关系桥”,连接起更多的信息和资源。在社会资本运作过程中,行动者呈现出更多的工具理性的色彩,这反映出农村人际关系日趋理性化,“社会关系”被作为一种社会资源,为理性的农民行动者使用和动员,以帮助其达到期望的目标。社会资本的获取与经济资本一样,会在很大程度上整合资源配置,通过多种经济合作形式形成经济融合,加快了传统单一农业经济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农商工综合型现代农村经济的过渡。社会资本的差异性占有亦导致了农村社群的分化与重构。因此,从微观角度来研究社会资本与农村发展的关系,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社会资本对农村经济社会的重要推动作用,为资源有限的农村获得必要的发展支持提供了现实可行的参考与借鉴。再者,以此为基础,还可扩展到非市场行为的更宏观领域的研究,以充分展现社会资本整体功效,而这必将进一步深化社会变迁发展等问题的探索。
参考文献：
[1]. 论中国西部农村市场的培育和发展[D]. 凌月明. 福建师范大学. 2002
[2]. 中国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研究[D]. 李培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3
[3]. 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研究[D]. 杨成章. 西南财经大学. 2010
[4]. 中国西部城市群落空间重构及其核心支撑研究[D]. 熊理然.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5]. 中国农村金融风险生成机制与控制模式研究[D]. 温涛. 西南农业大学. 2005
[6]. 西部农村特色城镇化发展战略选择[D]. 张丹. 西南财经大学. 2014
[7].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D]. 胡建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8]. 论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市场发育的特征、问题和对策[J]. 蔡俊伦. 叁峡学刊. 1997
[9]. 中国西部县域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研究[D]. 马增明. 兰州大学. 2008
[10]. 社会资本与农村产业转型研究[D]. 仇睿. 上海大学. 2011
标签：贸易经济论文;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农村金融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农村论文; 中国城市群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风险社会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要素市场论文; 三农论文; 农民论文; 经济论文; 市场失灵论文; 西部建设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