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评价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思想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主义”的不同提法。本文对此作些介绍和梳理，以加深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一、毛泽东反对“毛泽东主义”的提法，认同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被写进了党章。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随着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和在党内威信的提高，尤其是经过抗日战争的丰富实践与延安整风运动，全党的理论素养得到普遍提高，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逐步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全党的共同努力下已走向成熟。
1942年7月1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发表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该报总编辑邓拓在社论中多次使用“毛泽东主义”一词，并号召全体共产党员要“深入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真正灵活地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应用到一时一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中去。”但是，“毛泽东主义”的提法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1943年6月，为纪念建党22周年，王稼祥在写《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时，曾就使用“毛泽东思想”还是“毛泽东主义”的提法问题，征询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使用“毛泽东主义”的提法，他说：“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和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提‘主义’。”① 所以在这篇文章中，王稼祥在党内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王稼祥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22年的实际经验。”② 此后，“毛泽东思想”概念逐步为党内同志认同和接受，在党的正式场合一般都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而很少使用“毛泽东主义”的提法。
194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50岁生日。中宣部副部长凯丰早在4月给毛泽东写信，说党内一些同志酝酿为毛泽东祝寿，并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回信给凯丰，拒绝为他过生日，也不同意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体系去鼓吹：“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③ 尽管如此，党内很多领导同志和各个根据地的负责同志都自觉地宣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
这一时期，党内提出“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主义”的概念，与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在国际上，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发展的需要，让各国共产党能根据本国斗争的实际独立自主地处理面临的问题，解散了共产国际。在国内，蒋介石集团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机会，提出要“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他竭力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大肆鼓吹以三民主义统帅一切思想，排斥与攻击马克思主义，诋毁共产主义，要求人们对他的“绝对服从”。在此背景下，在政治上树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思想上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地位，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战线上对国民党发起反击，统一党的思想和意志的重要举措。
经过几年的理论准备与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已成为党内的共识。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其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就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并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从不同角度作了界定，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正如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所提出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与经验主义的偏向”④。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刘少奇作了如下概括：“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突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的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刘少奇特别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的正确的理论与政策”、“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⑤。
刘少奇还对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毛泽东的伟大贡献作了充分的阐述。他说毛泽东“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审慎选择的“伟大领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高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⑥。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⑦，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得到了高度发展。”⑧
刘少奇在报告中还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作了概括。他指出：毛泽东思想“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因此党的七大要求全体党员：努力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⑨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毛泽东在党内威信的越来越高，有些领导同志再次提出了要把“毛泽东思想”改称为“毛泽东主义”的建议。
1948年8月13日，吴玉章致电周恩来，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学员们“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要“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的想法。对这样的提法“是否妥当”，吴玉章请周恩来“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8月15日毛泽东复电吴玉章，不同意“毛泽东主义”和“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及“马、恩、列、斯、毛”的提法。毛泽东指出：“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⑩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发言中指出：“有人说，斯大林的思想之称为学说，不称主义，是斯大林的谦虚。我看不是的，不能解释为谦虚，而是因为苏联已经有了一个列宁主义，而斯大林的思想是合乎这一主义的，并且把它贯彻到实际政策中去了。不然，有一个列宁主义，再有一个斯大林主义，那就有了两个主义。同样，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末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11)。这段讲话应该是毛泽东内心的真实想法，也是他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关系的一个比较全面的评价。
毛泽东不仅再次反对“毛泽东主义”的提法，而且从政治高度上主张更加突出马列主义，反对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并列。正是在毛泽东的建议和影响下，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主要倡导者刘少奇也提出要学习马列主义，要读马恩列斯的书，要总结中国经验，也要学习外国经验。
二、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是否要继续坚持提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多次提出不同的意见。在毛泽东的一再坚持下，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进行党章修改时没有再明确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建国以后，毛泽东根据建国初期的国际国内形势，在修改有关文件和理论文章时，多次亲笔删掉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和论述。
1951年，陈伯达在纪念中共建党30周年时发表了题为《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的文章，后来单行本再版时改名为《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并做了说明：“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英文时，改为《毛泽东论中国革命》。为一致起见，经作者同意，现在中文版也改用这个书名。”(12) 这种改动不可能是陈伯达的个人行为，应该征求过毛泽东的意见或者经过毛泽东本人同意，以回避书名上出现“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实际上，此后毛泽东在很多批语中明确提出不要提毛泽东思想，或在修改的文件中直接删除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里仅举数例证明：
1952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一文。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刊物《学习》杂志在发表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将题目中“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去掉，并改为《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13) 同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送审的《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的提纲草稿时做了两处修改。一是删掉了提纲中“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二是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他还在给邓拓送审稿中写道：“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14)
1953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彭真报送的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章程及宣言的批语中写道：“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15) 同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编辑组在将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附录收入时，毛泽东提议将决议中“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删去，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或“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16)。5月24日，毛泽东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训部部长肖克报送的军委会通过的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等三个草案上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17)。6月4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队第二期教育计划时，将训练要求的第一条“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一句话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18)。
1954年4月1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呈请批准毕业证件的报告上，将附件中“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基础上努力学习”改为“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努力学习”(19)。在毛泽东的坚持下，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包括毛泽东本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均未出现(20)。12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他的指示，就“毛泽东思想”应当如何解释的问题发出通知。通知指出：“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决议文件时仍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得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避免对两者有不同内容的可能误解。”毛泽东在审阅通知时加写了一句话：“在写文章作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以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该通知下发后，有的省委曾对通知中毛泽东加写的这句话电询中宣部“毛泽东同志”是否为“毛泽东思想”之误。中宣部于12月25日复电说：“原文系同志，并无错误。意思即是说，在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一般观点或意见的时候，可用‘毛泽东著作’的字样去代替‘毛泽东思想’的字样。”(21) 12月19日，毛泽东在同民主党派负责人谈政协工作时特别说明：“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列，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也是列宁死后别人提的。各国共产党都有一些自己的但仍是马列主义的东西。”(22)
在毛泽东的坚持下，1956年八大将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总纲中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改写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而没有坚持七大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的提法。
对于八大不再提“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曾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在回忆毛泽东时作了较为合理的解释：整风和七大“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提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的。”“为什么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也是因为苏联的关系。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他们刊用的时候都给删掉。这成了一个禁区。”(23) 同时，也于当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党内的民主气氛有密切的关系。
可以肯定，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同意、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决定的，归根结底是毛泽东的个人意见及其被全党逐步接受的结果。但是，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个失误，反映出党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产生了认识上的片面性。不仅八大没有再提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即使在“文革”中“毛泽东思想”被广泛滥用的情况下，毛泽东也尽力从一些文件、文章中删去“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1968年，毛泽东在审阅中联部一个请示报告时，删去了“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一段文字中的“毛泽东思想”五个字(24)。同年9月在审阅《人民日报》社论初稿《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时删去“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的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时代”等语句，并将文中几处“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删去(25)。
1970年4月3日，毛泽东在审阅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文章《列宁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修改稿时，删去了文中“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列宁”等词句，并明确指出：“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26)
1971年3月，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编辑部为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所写的《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文时，删去了“要让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武器为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所掌握”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几个字(27)。
毛泽东在建国后主张少提或者不提毛泽东思想，并在八大上坚持不在党章中沿用七大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提法，可以说既有苏联因素的影响，也有毛泽东本人对其社会主义时期建设理论尚未形成体系的考量，也与50年代党内活跃的民主气氛和反对个人崇拜有一定的关系。但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不仅能指导中国革命，也能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在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时高瞻远瞩地指出：“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大错误”(28)。“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29)。
三、毛泽东始终认为毛泽东思想不是他个人的思想，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总结。
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在与中央党校的学员就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开展讨论，认为这不是他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30)。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做说明时指出：“从前许多同志都苦于中国没有马、恩、列、斯那样的革命领袖，我也是如此，中国的落后不能产生列宁那样的伟人。”现在，“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距的。”(31)。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对与会的中共高层领导坦诚地说：“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犯过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在这次会议上，他还强调：“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192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32)
在1956年9月毛泽东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我们民主革命搞的时间那么长，打了那么久的仗，犯了那么多的错误，才搞出一套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我们才逐步学会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如何处理党和非党人员的关系，如何搞统一战线，如何搞群众路线，等等。这就是说，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所以，那些失败，那些挫折，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33) 不仅如此，他对于自己的错误也毫不讳言：“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如此等等。”(34)
1960年底，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军委关于政治工作的决议时，在“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段文字的中间，加写了“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句话(35)。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有一次在和周世钊的谈话中，对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了比较深刻的论述(36)：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指导我们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思想体系。七大时党中央当时确定把这种正确思想叫做“毛泽东思想”，绝不是说“毛泽东思想”就完全是我一个人的正确思想，它是包括一班人的正确思想在内的；“毛泽东思想”是包括我们这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确思想在内的，只不过是用我的名字来代替罢了。但我一直不同意用我的名字来代替。我曾多次批示不用“毛泽东思想”，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可是他们不听，这叫我有什么办法呢？当然，这种正确思想体系里面，我的东西可能多一些。
在上述材料中，毛泽东反复强调了三点：一是他本人并不是一贯正确，也犯过很多错误，正是这些错误为其形成正确的思想积累了经验；二是毛泽东思想不是他一个人的思想，是党和人民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集体奋斗中产生的，他只是这个奋斗集体的代表。三是毛泽东思想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四、毛泽东反对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强调毛泽东思想需要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还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并列，反复强调“马列主义”是先生，我们是学生。
早在1944年4月2日，毛泽东在给周扬的信中就其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在收录马、恩、列、斯等人有关文艺论述的同时，也收录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只是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37) 1948年底，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真，提出将送阅的文件中的“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将“在青年团员与团外青年群众中，广泛进行毛泽东思想的系统教育”，改为“在青年团员与团外青年群众中，广泛有系统地进行马克思列宁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教育工作”，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38)。
1949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是学生”(39)。毛泽东不但解释了不要把他与马、恩、列、斯并列，而且认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过去对马、恩、列、斯的理论未能做很好的宣传，因此需要加强宣传，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在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长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艾地谈话时，对自己已发表的文章做了如下评价：“对已经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比如，《实践论》算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满意。《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论联合政府》则只是把政纲排列起来，加工不多，不好。”当艾地谈到“印尼有许多同志认为毛主席思想成熟，写文章一定是一气呵成，不必修改”时，毛泽东回答说：“那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反映客观实际，无论什么时候谁都不可能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确，无遗无误。”“写《新民主主义论》时，许多东西在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写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而且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过去写的文章，很多现在并不满意。迷信是不好的”(40)。
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不是不能违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41) 1959年1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的《实践论》、《矛盾论》现在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42)
不仅如此，1959年2月14日毛泽东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例如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他强调指出：“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问题都看到，也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43) 1965年1月9日，他在同斯诺的谈话中甚至还指出：“现在我的这些东西，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当时斯诺说：“但我相信主席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出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毛泽东回答说：“你讲得过分了，我自己都不信”(44)。这几段精彩的论述和朴素的语言表明了毛泽东宽广的胸怀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万古不变的教条的一贯思想。上述观点实际上要求后人不仅要掌握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同时代和世界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相结合，在实践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出新的理论。(45)
注释：
① 叶永列：《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6页。
② 《解放日报》1943年7月8日第2版。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④⑤⑥⑦⑧⑨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2、333、335、319、336、323、335、337、323、225、337页。
⑩(11)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261页。
(12) 参见陈伯达：《毛泽东论中国革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前言。
(13)(1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77、563页。
(15)(17)(18)(19)(2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238、243、473、623—624页。
(16) 龚育之：《毛泽东与八大党章的两个特点》，载《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2期。
(20) 袁瑞良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成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59页。
(22)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7页。
(23)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1页。
(24)(2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13、277—280页。
(26)(2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271页。
(28)(29)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298页。
(30)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理论研究室《四十年来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一些提法》，载《红旗》1981年第2期。
(31)(32)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297、298页。
(33)(34)(40)(41)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106、15—17、281页。
(3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84页。
(36) 胡哲峰、孙彦编：《毛泽东谈毛泽东》，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页。
(37)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
(38)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39)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页。
(42)(43)(44)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2、5、406页。
(45) 鸿蒙：《在宏观历史与微观思考之间——施拉姆教授名著〈毛泽东的思想〉再版评价》，《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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