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以德则治不以德就乱——中国历史上有关政德的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以德论文,中国历史上论文,就乱论文,则治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从先秦到近代，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伦理道德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和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官员认为，为政以德则治，不以德就乱，“君子所贵在德”，“治国之道当任德也”。德治要靠人去实践，“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他们把德治、政德看作是国家兴亡的重大问题。对他们的大量论述，加以认真总结，批判地继承和发扬其合理进步的因素，对当前加强各级干部思想道德建设，勤政、廉政，具有借鉴作用。
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伦理道德文化十分丰富。在中国历史上，从先秦到近代，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和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官员提出了许多如何从政和治理国家的各种见解。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思想家如孟子、朱熹等人，对君臣官吏道德从各方面作了大量的论述，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政德及其思想，如重德、为民、清廉、勤政、荐贤、修身等。当然，在这些大量的论述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剥削阶级的偏见，相当部分是糟粕，但也有不少进步合理的因素。今天，我们加以认真总结、批判继承和发扬，对于当前加强各级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勤政、廉政，清除各种腐败风气，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政以德”
中国传统伦理，十分重视德治，十分重视政德。从一定意义上说，政德既体现了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又体现了它重在“治国、平天下”的特点。为了贯彻政德的主张，许多思想家对道德的社会作用，道德与政治、法律的关系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议论。在我国最早的一部政府重要文件及政治论文选编——《尚书》中，对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就曾作了不少论述。书中记载伊尹的话说：“德惟治，否德乱。”（《尚书·太甲下》）其意是说，为政以德则治，不以德就乱。孔子也强调用道德来治理国家。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就是说，用道德来治理国家，自己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在一定的位置上，别的众星都会环绕着它。
到了汉代，汉武帝采纳了哲学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使儒家的德治思想进一步得到了发挥。董伸舒再三说：“以德为国者，甘于饴蜜，固于胶漆。”（《春秋繁露·立元神》）曾作过东汉小官吏的哲学家王充也说：“治国之道当任德也。”（《论衡·非韩》）
这种德治的思想，一直影响到中国近现代的一些杰出人物。中国近代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曾多次说：“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9页）
道德对国家政治作用是很大的。但是，道德要靠人去实践，政治道德要靠为政者去实践，“为政在人”（《礼记·中庸》）。经过改朝换代，经过无数事变，历代明君贤臣、有远见的思想家、政治家，都十分重视官吏道德对国家兴衰治乱的作用。
君主作为国家政权的最高决策者，他的品德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兴衰治乱。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就是说，一个为政者包括君主在内，只要你的行为端正，不发命令，事情也行得通。若是本身的行为不端正，纵是三令五申，老百姓也不会信从。所以，“天子有德，能保其天下”。因此，作为最高统治者天子，也要以修身为第一急务，强调“君子先慎乎德”（《礼记·大学》）。相反，“君主”不讲道德，那么，国家就很危险，“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孟子·离娄上》）。“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国语·齐语》）。夏桀王、殷纣王之所以亡国，就是因为他们本身不讲道德，腐化堕落，“桀以奢亡，纣以淫败。”（刘向《说苑·反质》）
各级官吏处于国家政权承上启下的中间地位，他们道德品质的好坏，对国家安危，关系也极大。循良廉能官吏多的时候，社会就相对安定，生产就能相对发展；相反，贪婪残酷的官吏多的时候，社会就会动荡不安，生产也就陷于停滞不前。宋代哲学家陆九渊说：“卿大夫有德，能保其家；诸侯有德，能保其国”（《陆九渊集》卷二十二）。相反，“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孟子·离娄上》）。所以，官吏道德的好坏，也是国家兴乱的关键因素。《尚书·说命中》说：“惟治乱，在庶官。”即国家的治乱在于各级官员是否有德称职。《申鉴·政体》也说：“治乱之本在左右。”“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左传·桓公二年》正因为如此，自武则天组织人编写《臣轨》、重视各级官吏道德以来，官箴书的内容由规谏君主逐渐转为主要对各级官吏的告诫，上至宰辅三公，下至州县幕僚，告诫他们如何正己、修身、爱民、待人、清廉、勤政、秉公、尽职，等等。他们认为，只要“正百官”（董仲舒《举贤良对策》），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以为民先”（《朱子语类》卷二十三），就能行德治，施教化，美风俗。
君主、官吏道德的好坏，还直接影响着民德、民风。自古以来，老百姓总是把官吏称为“父母”，即“天子作民父母”（《尚书·洪范》）。因此，君主、官吏的道德不仅影响国家的兴衰存亡，而且也直接影响民德民风。孔子曾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其意是说，为政者的道德作风好比是风，老百姓的道德作风好比是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一般说来，为政者重视道德，爱好礼义，尊重贤者，使用能者，没有贪利之心，这种风气就会影响老百姓学礼义，讲道德，美风俗。反之，为政者不重视道德，不讲礼义，贤人不用，坏人当权，偏私好利，这种风气就会影响老百姓不学礼义，不讲道德，社会风气就会变坏。因为，“上者，民之表也”（《大戴礼记·主言》）。“上行下效，捷于影响”（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就是说，为政者的道德及其风气，对老百姓的道德和风气有很大的影响，比影之随形、响之随声还迅速。
从上面论述中可以看到，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及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官吏，都把官吏道德看作是国家兴亡的重大问题，这里虽然夸大了官吏道德的决定作用，但是他们高度重视官吏道德对国家安危兴衰、长治久安作用的思想，仍然值得我们特别是各级领导者重视和借鉴。这一点，孙中山对此很有体会。他联系当时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党说：“政党之发展，不在乎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之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而衰？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展之一日。”（《本党同志应努力建设》）
“以修身为本”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认为学而优的人才能为仕做官，以天下为己任。而为了实现这一使命，他们总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做人报国的根本之道，教育、激励人们修身，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礼记·大学第四十二》）就是说，从“天子”到老百姓，所有的人都应把修养身心当做根本大事来抓。根本大事做不好，枝节小事更不能做好。为官为吏之人，更应注意修身。《管子·权修》篇也曾说：“有身不治，奚待于人？”不能治理自身，怎能治理别人？”“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宋·杨时《河南程氏粹言·论学篇》）
为政者如何来修身呢？这方面，许多官箴、经籍都提出了很多要求，归其要者，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从政必先立志。有志于从政治国之人，应首先树立以天下为己任，为社会、国家建立大功的志向和愿望。年轻时，就应“志当存高远”。“有志者，事竟成”。文天祥说：“男子千年志，吾生未有涯。”（《南海》）林则徐说：“以身许国，但求福国利民，与民除害。”（《给内人家书》）文天祥、林则徐正因为他们立下了为国为民的伟大志向，才作出了惊天动地的爱国伟业，成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民族英雄。
从政必先学。只有学而优的人才能为仕、为官，但仕而优的人仍然还必须学习，“仕而优则学”（《论语·子张》）。为政的人不学习，就无法治理国家。宋朝张孝祥在《衡州新学记》中说：“学者政之出，政者学之施。”“政不于学，则无道揆法守。”意思是说：学习，管理国家的学问从此产生；管理国家的学问，是学习的实施。管理国家的人不学习，就无法度可以遵循奉守。王夫之说：“后治而先学。”（《读通鉴论》卷二十二）就是先学习，而后从事管理的事。当然，学习的内容很广，读经典，习礼仪，研历史，学习刑政兵食，等等。“为治不可无才”（汪辉祖《学治续说》）。学习贵在恒，贵在经世致用。
从政必须诚。诚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为政者必须诚。《荀子·不苟》篇说：“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诚实不欺，是君子所应当遵守的重要原则，也是处理国家大事的根本。所以，“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不苟》）有了诚，什么政事都好展开，否则，“若不推之于诚，虽三令五申，而令不明矣。”（白居易《策林》一）只有以诚相见，才能有令即行。要诚，就必须反对虚伪奸诈之人，反对能说会道、表里不一之人。
从政必须去私。不去私，社会国家之事就不能管好。所以，为政者“不以挟私为政。”（《战国策·魏策》）“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晋·傅玄《傅子·问政》）“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家则不言货利。”（汉·刘向《说苑·至公》即为政者在办公时，不能借谋私利，办公的地方，不能谈生意经。另外，为政者要严格管束妻子儿女等人，不能为他们谋私利，不能让他们与外界密切交往，以免行贿受贿，干扰公事，不准他们欺压民众，侵财夺利。否则，“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礼记·大学第四十二》）不能搞裙带关系。“琐琐姻亚，则无朊仕。”（《诗·小雅·节南山》裙带关系无才德，委以重任干不得。帐房更不能用子女亲戚。“一用子弟至亲，百弊丛生。”（徐栋、丁日昌《牧令书辑要·持家》引何士祁语）。总之，修养的内容是很多的。仅从上述就可以看出，中国传统伦理对为政者的修养是多么的重视。当然，由于阶级的、历史的原因，他们不可能完全做到，但这些要求，不失为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