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論儒家財富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財富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看待財富？如何運用財富？我想中國古代儒家的財富觀，也許對我們有所啓示，可供我們參考。
一、財富是什麽？
財富，古代儒家說成富，也稱“利”。中國歷代儒家論財富者甚多，還常有新見。我以为，富也將和愛情一樣，是一切思想家不斷探討的永恒課题。
《論語·子路篇》載：“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孔子說衛國的公子荆善於管理家業。剛有一點財產，孔子就說：“差不多合格了。”稍微增加一些財富，孔子又說：“這就比較完備了。”當他富裕的時候，孔子就說：“這就很美好了。”這三個字：合、完、美。合是基本合格。完是比較完備。美是相當美好。財富越多，孔子的評價也越高。這說明孔子是支持富裕的，讚美富裕的。財富是美好的。這反映了孔子對財富的基本看法。儒家主張推己及人，自己喜歡富，也要讓大家都富，讓使人民也富起來。孔子有共同富裕的思想。於是，“恭喜發財”成为通行語，“招財進寶”、“升官發財”、“發財致富”，這些平民所企盼的，都離不開“財”字。
有些儒家認为好義與欲利是人生來就有的天性，也是必需的。如荀子說：“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荀子·大略》)董仲舒也說：“天之生人也，使之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利是養身體所必需的，人需要利也是與生俱來的本性，是正當的。即使聖人也不能去掉民衆的欲利之心。不過，聖人可以教育人民“欲利”不要超過“好義”。一旦超過，就可能破壞人際關係，引來很多麻煩，其結果可能喪失更多的利。为了社會和諧，也为了自己生活得更好，儒家主張要重義輕利。因此，董仲舒說：“義之養生人，大於利而厚於財也。”(同上)義對於人來說，比財富更重要。財富有兩面性，它首先是美好的。或者說它本身是美好的，另一面是被無知無德所歪曲了、所利用了。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無岩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沒有特別高尚的品德，喜歡講仁義，長期處於貧賤地位，也是不光彩的。
總之，儒家認为財富是好的，但要加以分析，一是如何挣來的，二是如何用的，取之以道，用之於義。
二、致富之路在何方？
財富是美好的，人可以追求財富嗎？孔子認为“富貴在天”，富與貴都是由天命決定的，是人無法强求的。他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語·述而篇》)如果能够求到富貴，那麽，孔子願意從事低賤的工作(即使充當駕馭馬車的車夫)。要注意：低賤不是卑鄙。如果自己的努力求不到富貴，那麽，就可以按自己的願望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孔子說顏回：“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顏回水準高，道德也高，就是太窮了，缺乏的正是財富。顏回的學問道德都不錯，就是太窮了。當然，孔子的學生就有不聽命運的安排的，通過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致富。典型的有端木賜即子貢。他不受命運的支配，從事商業活動，由於預測市場行情比較準確，賺了很多錢。而道德和學問都比端木賜强的顏回，不肯出去做生意，也不當官，只是守在家裏受窮，在貧病交加中英年夭折。顏回英年夭折的教訓，也說明財富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孔子對他們兩個作了比較：“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論語·先進》)孔子另一弟子曾參，《韓詩外傳》卷一第一章載：“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禄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禄。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曾參開始为了養親，薪水很低，他也去任職，這時他“重其禄而輕其身”。親沒以後，齊、楚、晉各國都來聘他任大臣，這時他“重其身而輕其禄”。因此，他“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沒有養親的問題以後，他就慎重選擇國家，自己的身體就是最寶貴的財富，不輕易許人。
孔子根據當時的社會狀況，認为從事農業生產，發不了財。要發財，首先要學好文化。他說：“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禄在其中矣。”(《論語·衛靈公》)學習文化就是追求富裕的普通途徑。所以在儒家看來，富是可求的，也是不可求的。從可求的角度講，謀事在人；從不可求的角度講，成事在天。能否求到財富，是社會多方面因素的綜合結果，其中包括客觀條件與主觀努力。而這綜合因素，古人不清楚，將其歸結为“天”或“天命”。
司馬遷認为富是必要的。如說“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是指清由於富而受到秦始皇的表彰。《史記·貨殖列傳》說：“無岩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在和平環境中，空談仁義，不會挣錢，長期貧賤，那是“足羞”的。後代人概括儒家的致富思想：“君子愛財，取之以道”。這個道就是正道，不是歪門邪道。正道就是通過誠實的勞動，包括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發財致富自然是正當的，合理合法的。
如何發財致富，還是有高低之分的。在這個問題上，司馬遷有精彩的概括。他說：“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指生產，主要是農業生產和畜牧業生產。生產致富是最好的。末，指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必要環節，包括小手工業、加工業、商業、運輸業、服務業。通過這些加工、轉運、倒賣的活動致富，是第二等的。最下等的是奸富，通過不正當的手段謀取暴利。在中國傳統觀念中，通過歪門邪道，損人利己，危害社會，從而達到發財致富，都屬於奸富，發的都是不義之財。司馬遷歷數當時各地賢人的致富，他們有的開礦冶鐵，有的做魚鹽生意，有的從事長途運輸、倒賣糧食，有的種果樹、養牲口，有的在亂世抛金玉、藏糧食，他們“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他們都有一些絕技招數。因此可見，“富者必用奇勝”。“富無經業”，發財致富沒有一定的行業，只要有奇術，哪一個行業都能够發財致富。俗話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同樣也可以說：世上三千業，業業能致富。
三、爲什麽要富而後教？
《論語·子路篇》載：“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這段記載是非常重要的。大意是：孔子到衛國去，他的弟子冉有为他趕車。孔子說：“人口真多呀！”冉有問：“人口已經很多了，又該怎麽辦？”孔子說：“使他們富裕起來。”冉有又問：“已經富裕了又該怎麽辦呢？”孔子說：“對他們進行教化。”後人對這段話歸納为“富而後教”，是孔子儒學的重要思想。富以後，如果不進行教育，那就會墜落、腐敗。
富是美好的，掌握財富的富人卻未必都是美好的。什麽樣的富人不美好呢？一是只富自己、不富別人、不富人民的統治者。例如齊景公自己很富，“有馬千駟”，但他不給人民辦事，沒有做出什麽好事。所以當他死時，“民無德而稱焉”(《論語·季氏篇》)，人民找不出他值得歌頌的道德。二是不義而富的人。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篇》)。
富，是雙刃劍，需要有文化、道德相配合。有文化、道德的人稱为君子。孔子認为“君子固窮”，雖然窮困，卻也不胡來，仍然堅持自己的道德情操。因此，“君子憂道不憂貧”(同上)。平時想的做好事情，不要斤斤計較，“放於利而行，多怨。”(《論語·裏仁》)只为財利而行動，就會招來很多怨恨。有的人为了實現富裕，就做不仁的事，孟子說“为富不仁”，司馬遷稱为“奸富”。
關於教育的問題，孟子有很多精闢論述，如說：“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孟子·梁惠王上》)教育是仁政的基礎。政治與教育相比，“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盡心上》)“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孟子·離婁上》)禮與學，都是教育的內容，如果沒有教育，賊民就很猖獗，亡國指日可待。因此，人的生活好了以後，如果不進行教育，就會變得與禽獸差不多。
四、政府如何對待財富？
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土地是分封的，有爵位就有土地。土地沒有進入買賣市場。秦漢以後，實行郡縣制，才開始土地買賣。一旦開始土地買賣，當官的就利用手中的權力，采取巧取豪奪的辦法，占領一大片一大片的肥沃土地，平民百姓就大批大批地失去土地，結果，“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貧民失去土地，生活更加困難，“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漢書·食貨志》)，再加上“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为盜賊”。然後抓來判刑。一年判了千萬人的罪，路上行人有一半是罪犯。董仲舒從實際出發，具體分析了漢代兩極分化的情況及其社會原因，認为主要是當官的“與民争利”。他說：當官的“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争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平民怎麽能争過他們這些有權勢又有資金的官家呢？官家財富不斷膨脹，“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與此同時，平民百姓日益貧困化，“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漢書·董仲舒傳》)
董仲舒進一步從理論上探討這一問題。他首先引孔子的話說：“不患貧而患不均。”不均，指財富分配不均。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有的人富了，有的人就必然要窮了。有一些貧富差別也是正常的現象，但是兩極分化嚴重，就不利於社會的安定。为了維護社會安定，鞏固封建統治，董仲舒認为要消除不安定因素，去其根源，需要采取措施，限制兩極分化，縮小貧富差別。具體辦法就是“調均”。經過調均，“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春秋繁露·度制》)。
調均有什麽具體內容呢？董仲舒提出的最重要的就是反對官家與民争利。他說：官家“食禄而已，不與民争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他又說：“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例如魯國相公儀休見到自己家種了葵菜，就生氣地拔掉，認为自己有了俸禄，還種葵菜，就是與菜農争利。看見自己妻子織布，就把妻子休了，說這是與女工争利。這就是著名的“拔葵去織”故事。這是說明當官的有了俸禄，就不應該兼職，增加另外收入。董仲舒又說：“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漢書·董仲舒傳》)當官的能够如此廉潔，下級就會稱讚你的品行，服從你的教育，人民受到感化也變得高尚起來，不再貪心和卑鄙。這樣一來，民風也就好了。董仲舒論富，反對貧富兩極分化，主張調均，特別反對官家利用權勢與民争利，反對官商，反對鹽鐵官府專營。
綜觀秦漢時代以來的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貧富問題一直是歷代歷朝政府所關心的民生問題。在社會自然發展過程中，富者愈富，窮者愈窮，貧富兩極分化，是一種自然趨勢。歷代政府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經常要打擊一下貪官污吏，有時也要限制一下钜賈富賈，在有天灾的年份，對受災的人民還要給予適當的救濟。這一系列措施，都包含調均的意義。實際作用就是縮小貧富之間的差别。有些統治者不知道調均對於鞏固政權的重要意義，任憑一些皇親國戚和一些功臣及其後代隨意兼併土地，巧取豪奪，盤剥人民，为所欲为，不予制止，還要錦上添花，給予很多賞賜。而對於貧困的人民不予關心，任其自生自滅。結果不必太長時間，這個封建政權就要在農民起義中垮掉。取而代之的這個新政權就要立即采取措施進行調均，縮小貧富差別，以博得貧困人民的支持和擁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