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与民族文学言说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话题论文,方式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1)02-0106-07
一般说来，一种民族文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能够成为世界的关注点，能够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充分地展示其文学魅力，很重要的原由就在于它拥有其独特的言说方式。勒内·波莫说：“一九三○年以后，法国文学的格调在发生变化，尽管不容易确切地说清楚，但人们所推测的这种演变是和社会学的发展有关的。由于不仅在经济方面发生了危机，因而超现实主义的讽刺手法便开始传播开来”[1](p273)。这里的所谓“格调”与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概念有比较大的语义差别，实际上是指一种全新的言说方式。
所谓民族文学的言说方式，是指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性独立主体的表达状态，是诗性和思性的展开情状。构成一个民族特定时空位置上的文学言说方式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既有线性方向上传统作为文化定势与文明印迹对其产生的影响，亦有空间意义上世界语境作为当下力量对其构成的压力。在这种文化境遇中，一个民族如果能够构思出新颖而有效的言说方式，也就一定能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就一个民族而言，在其民族文学内部必然拥有许多种具体的言说方式，但总会有一些言说方式处于主导性位置，或者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作为主导性方式存在着，我们通常将其称为文学流派或文学思潮。流派和思潮实际上就是特定言说方式的具体体现。这是就民族文学内部状况而论，而当我们的问题跨越到民族边界以外的国际背景时，就会演绎为民族文学能否在世界性在场狂欢中形成某种个性化而且富有影响力的思潮，如果有，也就说明民族文学找到了某种有效的言说方式，即或没有，也并不说明民族文学就没有自己的言说方式，而是说这种言说方式没有世界魅力和参与世界交谈的有效性。在我看来，一个民族能否在世界背景下寻找到有效的言说方式，在话题、话语和话者三个要素中，当首推话题。本文即是从这一切入点展开讨论。
一
所谓话题，就文学的范围而言，是指文学对世界的把握，这种把握代表了文学主体对世界生存的诗性与思性的理解与体悟，并且以人际交谈的方式给予主题呈示。受文明进展（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和生存限制的制约，文学话题具有非常明显的时空定位，即“抛入”于何处，便只能“聊”到何处。海德格尔在讨论“言谈的时间性”时说：“由领会、现身情态与沉沦组建而成的完整的此之展开状态通过言谈得以勾连，所以言谈并非首要地在某一种确定的绽出样式中到时。但因言谈实际上通常在语言中说出自己，而说的方式又首先是烦忙议论着就‘周围世界’说起，所以当前化就当然具有一种占优势的组建作用”[2](p413)。这段话的旨趣，在于揭示一种生存与把握之间的定位原则，并且这种原则还一直延展到表达，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初步确定“话题”这一概念的两个主要义项，第一，它是对生存境遇及其问题的触摸，第二，它是一系列人类文明位置的文化兴奋点。
文学当然是与生存境遇联系在一起的，“生存境遇”也就是古人所谓“感物”、“触物”的那个“物”，或者这个物的延伸和展开。生存境遇对人类“文学地活着”这一生存方式构成压迫力量，尽管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人们习惯于把这种压迫力量当作创作源泉，也就是“沿波讨源”的“源”。压迫力量有大小之分，彼此之别，轻重之差，前后之序。在大小之分里，《台湾的忧郁》所提议的“超越压抑”之小说话题就是“小”：“倘说中国近代以来饱经内忧外患的创伤在台湾这块土地上表现尤其典型，那么，战后台湾小说，展开了这幅历史图景，以自己的审美的艺术的方式，为这一充满矛盾、斗争、苦难、期待、理想的历史留下了精神上的见证”[3](p3)；而《汉代文学思想史》所提议的“讽谏尚美”这大赋话题就是“大”：“正由于赋家的‘尚美’思想，赋作才会出现刻意描绘、着意夸扬、汪移繁富、琳琅满目的景观；而此景观一则必然包含着求奢欲望与侈靡行为，一则以其外在感官优势对其‘尚美’内在精神的掩没，恰恰又构成了赋体文学观中‘讽谏’与‘尚美’的深层矛盾”[4](p123)。在彼此之别里，以生存的终极价值为写作参照的就是“彼”。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个地主澄明了这一点，在那里他似乎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圣徒对世界发生影响，并帮助人们使灵魂摆脱罪行，这是米卡·卡拉马佐夫在他想杀死父亲的感受。但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就像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让读者自己决定：这里是指阿辽沙呼唤的影响呢？还是指佐西马长老向将要遭遇大灾难的米卡叩头”[5](p365)；而以生存的现实价值为写作参照的就是“此”，如吴敬梓的写作：“进而言之，《外史》是当代人写当代事的‘当代文学’，而非明朝人写三国的英雄、唐朝的和尚或宋代的山大王，这不但容易在细节上真切起来，更容易准确地传达出‘当下此在’的情绪，而这就从实的和虚的两个层面大大提高了‘证词’的力度。而且，众所周知，《外史》的主要人物差不多都是有原形的，《外史》的讽刺手法其实就是还原写实法，人们所称道的《外史》的‘自然讽刺’，其魅力和力度就在于因写实而真实”[6](p3)。如此等等，此不一一述及。
这些大小、彼此、轻重、前后各不相同的压迫，迫使生存者遇到麻烦和障碍，当一些智性达到一定水准的生存者能够反思和省察这些麻烦和障碍的时候，就会形成特定时空位置上思性抑或诗性的问题。问题是主体对象或者说人对生存境遇获得某种澄明的开始，所以菲力浦·劳顿说：“一旦我们通过问‘为什么’或‘怎么样’而意识到自己的惊奇，我们就开始涉及科学和哲学的领域了。我们开始考察我们与周围事物的关系，并认识到事物受其固有的规律支配，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通过对事物的探究，我们把自己同事物联系起来了。我们提出的问题和进行的探究，批判地检查了我们的遐想，还帮助我们建立起处理和思考未知事物的规则”[7](p52)。因此所谓“问题”实质上是对生存境遇“穷思”之后的产物，是强大主体力量和理性触角对生存境遇的把握和触摸。“触摸”在这里是一个关键词，意味着实际接触的开始，同时也意味着“进入”成为一种可能性，说到底就是人对世界的进入，主体对客体的进入。文学家是特殊的进入者，是人类作为世界在者的所有澄明中的一种，其基本责任之一，就是向那些正在遭遇障碍、阻力、麻烦和困难的人们，澄明其进入之后的实际超越，在把问题呈示给那些芸芸众生的时候，确证其精神使者或文明先锋的角色意义。当然，这是从文学家的理想价值标准或者本质价值标准持论的，而绝大多数的文学家并不在这个意义上写作，而是或者为日常的个体性写作，或者为个性的日常性写作，或者为社会的日常性写作，或者为日常的社会性写作，并且这些写作在文明的现象层面都是必须而且不可避免的。因为谁也无法彻底地从日常生存中解脱出来。海德格尔说：“基于本质上属于此在的现身状态，此在具有一种存在方式，此在在这种存在方式被带到它自己面前来并在其被抛状态中向它自身展开。但被抛状态却是这样一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者向来就是它的种种可能性本身，其情形是：它在这些可能性中并从这些可能性出发来领会自身（把自己筹划到这些可能性上去）。寓于上手事物的存在，其他人的存在，都同样源始地属于在世；而在世向来是为它自己之故而存在。但这个自己首先和通常是非本真的，即常人自己。在世总已沉沦。因而可以把此在的平均日常生活规定为沉沦着展开的、被抛地筹划着的在世，这种在世为最本己的能在本身而寓‘世’存在和其他人存在”[2](p219-220)。这段话，就是讨论“我们”的“烦”之不可避免。所以，揭蔽和澄明型的作家，其写作向度明显与日常型的作家不同，必须以其对世界进入的程度来衡定其存在的价值，或者表明其是否已经成为一个设定的角色（注：“角色”是文化理论的一个专有名词，这里借取并使用到文艺理论中来，是想把通常所说的“创作个性”的意义确定和凝固。）。个体如此，一个民族更是如此。在特定的时空位置，一个民族的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具有多大的发言资格，首先就取决于它能够向世界生存境遇和问题究竟触摸到了多少，也就是取决于其对世界的进入程度。就时间向度而言，特定民族文学的触摸能力是不一致的。在触摸富有深度和广度的时代，即在中国古代称为“才人辈出”的年代（如唐代文学进程中的所谓“初唐四杰”、“大历十才子”等），文学或挟惊雷闪电，或出微言大义，或溢柔情似水，总之是极有表现力、爆发力、穿透力的上佳表现，也就有一系列能够横向延伸扩张的文学话题，并且这些话题富有世界意味和生存普遍性意味。
由于人类生存境遇的变化和转移，决定了其在特有文明位置的文化兴奋点。文化兴奋点产生于生存关注中心，生存关注中心随人类生存境遇的变化而变化。在具体的历史情境里，某一个民族率先感受和发现某一个生存问题，充分地省悟到了它的严重性和当下性，当这一问题转换为文学的叙述形态的时候，也就有可能到世界交流氛围中发言。有时候这种发言会产生强烈的倾听效果和文化反应，使更多的异域文学也卷入到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和叙述中来，形成特定问题的世界叙述氛围，这种情况，我们就认为是找到了一个文化兴奋点。当然，在一个历史时期内，甚至更确定化到一个时间切面，世界交流情境中肯定不只围绕一个问题，而应该是很多问题，因为人类不会只遇到一种困难或障碍，于是我们就可以断言，由此可以为世界各民族文学提供无限多的独立发现问题的机遇，也就是引领人类精神集合的机会，让－保罗·萨特和阿尔贝·加缪投入小说叙述的时候，不仅已经经历了法国现代小说史自司汤达以来的一个又一个大师和一本又一本精典，而且还正当乔伊斯、福克纳和卡夫卡影响法国读者的热浪兴起之时。在这样的文学创作背景下，无论是重复倾谈民族文学的既有老话题，还是接过域外议论已多的话题来“插话”，都很难引起民族阅读情境和世界阅读情境的极大关注，因为这些话题的时代开掘基本上已经逼近饱和，有待历史的蕴积在未来某个时代重新发掘。所以对萨特和加缪而言，必须构思新的世界话题，而且必须关注人类生存的有效性问题。结果我们发现，这两位大师触摸到了人类现代生存的存在真实性问题而加以质疑。现代文学史家这样审视加缪：“加缪在《局外人》中提出了现代感觉的一种‘虚构的说法’，就象夏多布里昂的《勒内》是浪漫的人的注解一样，默尔索是荒诞的人的化身。当然，荒诞是动机时代的表现。《局外人》这本书的构思与写作是在欧洲这场浩劫的前夕，而在德军占领时期得到了特别亲切的回声。加缪创造的人物不仅体现出一个时代的感觉，而且正是作者的化身”[1](p328)。其实，这段话中有几个提法富有蕴涵，一是所谓作为虚构的说法的现代感觉；二是所谓亲切的回声；三是所谓时代的感觉。这意味着存在主义作家们找到了现代情境里的文化主旨导向和文化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话题作为兴奋点，意味着它是世界情境内生存者普遍遇到的障碍和困难，特定作家内在反思和外在叙述而使其成为问题，由此而使世界进入文学之“忧”（注：“忧”与“痛苦”处于平行位置，如果说古典悲剧通过表现痛苦而达到崇尚的话，那么现代悲剧型创作则是通过表现忧而达到新的审美范畴，这种范畴目前尚缺乏科学的概括。）。
二
一种民族文学就其以整体姿态进入世界情境而言，往往显示出话题的民族特性或者说精神个体性，惟其如此，才有世界文学格局的“杂语喧哗”或“互相倾谈”，互相交谈的一种方式就是告之对方以自己的话题，就文学而言乃是民族个体性较为充分的文学母题。
之所以会产生民族文学的独特话题，是因为尽管每一个民族都面对着共同的对象世界，然而每一个民族却又都有其独特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和占有世界的方式，亦即生存重心与言说重心之所在，或世界范围的文化布局之所在。在希腊神话中，天上的改朝换代，人类的起源和神的日常活动，都是由众神之首宙斯主宰的，次之便有海神波塞冬、冥神哈得斯、太阳神阿波罗、猎神阿耳忒弥、战神阿瑞斯、火神赫菲斯托斯、商神赫耳墨斯、文艺女神九个缪斯、命运女神三个摩伊拉等，他们共居于希腊最高的奥林匹斯山上，带有悠闲的姿态，为爱和无聊而战斗，可以说是典型的城邦国家的想象力产物。然而中国神话里的神们，譬如开天辟地的炎黄，种谷物禾稼的后稷，射日的后羿，治水的大禹，补天的女娲，富有反抗意识的共工，如此等等，基本上与中国人一样，都生长在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内陆，年复一年地要么面对酷旱要么面对狂涝的威胁。这些农业神肩负着拯救生灵的重任而历尽磨折和劳苦，无论如何也无法逍遥到去发动围绕上流社会和城邦政治乃至某一个女人的战争，所以，古代希腊神话更大程度上是城邦社会神话，而古代中国神话则更大程度上是农业社会神话，彼此的文学追求个性乃是显而易见的。
民族文学话题的精神个体性，其产生的客观原因大抵有三：其一，民族的原生基质从根本上决定了民族的精神个体性品格，而这种品格也就本然地体现在特定的民族文学之中。对于每一个确定的民族来说，地域自然环境与地域文化环境往往以最潜在的力量作用于民族精神生活，形成一定的习俗及特殊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这些因自然因素引起的原生基质，会以十分顽强的力量长期左右该民族的文学生活。譬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崇圆心态，最初就是因为内陆地理的稳定构成所形成的，而这种由地理限囿而生发的识见，后来就逐渐地渗透到人文历史过程中去，形成至今仍然沿袭的“和圆传统”和“团圆习俗”。先秦以前的古人们持“盖天论”的宇宙观，因为他们只能见到“载圆覆方”（《淮南子·本经训》），便以为自然的规律全部可以概括为“天道之圆”（《大戴礼·曾生·天圆》），进而便扩展为社会人文观中的完满意识和中庸意识，最后便渗透到日常生活及精神生活之方方面面，乃至写文章之所谓“起、承、转、合”的构写法则，也可以从这里找到最原始的依据。其二，民族的人文历史背景使得特定民族形成自己的思维定势和价值系统，这样，任何民族就必然要按照民族的精神心理结构来思考带有普遍意味的世界课题和人类历史课题。就中国文化而言，由于儒道佛互补的思想传统以及义理的社会价值观念，所以中国人在判别对象世界和表现主体世界的时候，也就必然带有民族精神传统的特有品格。不独中国文学是如此，其他各民族的文学亦是如此。所以恩格斯说：“这样在每一个民族中形成的神，都是民族的神，这些神的王国不越出它们所守护的民族领域，在这个界线以外，就由别的神无可争辩地统治了。只要这些民族存在，这些神也就继续存在人们的观念中，这些民族没落了，这些神也就随着灭亡”[8](p500)。其三，民族的现实生存状况及现实生存兴趣，决定着特定民族在具体时空限制内，表现出怎样的文学话题热情和话题倾向性，决定着其在话题叙述过程中将会充实哪一些现实感性材料，从而使抽象的话题变得血肉丰富和富有现实个性。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演进历史，每一个民族的演进历史都饱含着挣扎的艰辛和获得生存满足的欢乐，因此，特定历史时代的现实生存状况就会最切实地影响着民族作家和民族创作思潮，就会形成特定时代民族文学的某些话题兴趣，并因此导致其现实发展态势和整体风貌。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会聚然而起“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是因为这块古老而又陷入十年僵滞的土地，刚刚从阵痛迷晕中复苏过来，精神桎梏的解脱构成人们现实生活的历史反差，由此而导致了大批作家的哀伤情绪和觉醒意识，也由此而产生了更加具有感性确定性和蕴藉丰富性的现实话题。卢卡契在《帝国主义时期人道主义的抗议文学的一般特征》一文中曾经分析道，之所以法国文学在世纪末会出现“象左拉和法朗士那样的作家随着抗议运动而大大地关心起政治来”[3](p89)，就是因为法兰西民族正在遭受入侵的蹂躏，现实生存的危机迫使作家们将其话题兴趣集中到抗议文学上来。这个分析是很有说服力的，不然我们就无法理解那时的左拉和法朗士，也无法理解那时的法国文学。
但是，民族文学所热衷的话题，显然不会局限在民族文化边界以内，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存在着跨越这一边界的话题空间。究其根源，文化学家们认为是“文化普同性”(Cultural Universal)所致（注：“文化普通性”又被称作“文化公分母”(Cultural Common Genomination)或“文化常数”(Cultural Constants)。），即认为不同民族文化彼此之间都存在着一系列的“文化常数”，这些常数是联接人类各方面整体协调发展的文明内涵。依照这一原理，我们就可以解释何以在20世纪早期各民族文学的小说创作中，会大量地出现“贱民”题材以及现代转型过程中民间状态的话题倾向，原因就在于贱民问题，乃是阶级社会里每一民族都无法逃避的问题，尽管会有或大或小之不同。实际上，就世界文学格局中的民族文学在场情况而言，共同话题指向大体可以切分为两大类：一是终极性共同话题；二是日常性共同话题。所谓终极性话题，是指文学言说的思性之虑与诗性之悟，尽管仍然以感性化的素材和文体为其材料，以建构其叙述性的作品空间，但其基本目的是在文学性的“诗论”中，阐发作为代言人和叙述人双重身份之“言说者”的生存之思、世界之思、本源与本质之思，或者感物怀情与发抒志意双重使命之“比兴之人”的小我之悟、境界之悟、大一之悟，总之是追问或彻悟。对此，我们可以将《天问》作为个案来加以分析。王逸《楚辞章句》言：“屈原放逐，忧心悉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旻昊，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恠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又清贺贻孤《骚筏》称：“天问一篇，灵均碎金也。无首无尾，无伦无次，无断无案，倏而问此，倏而问彼，倏而问可解，盖烦懑已极，触目伤心，人间天上，无非疑端”，这类议论演绎到当代学者杨义先生这里，就获得了现代话语形态的总结：“事情并不像汉人解释的那么迂拙，屈原以‘天问’为题，恰恰是超越天人之间的尊卑观念，代天立言，借天抒怀，从而以高屋建瓴的姿态，把自己所关注，所思考的天地起源和历史兴废的荦荦大端，和盘托出了”[10]。由此看来，自古及今人们都是把《天问》作为终极追问的文本看待的。在文学的终极性话题里，人们通过文学架起此岸与彼岸的桥梁，或者至少打开了眺望彼岸的一扇窗口，由此获得了超越现实的栖居方式。我们可以这样去解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亦可以这样去解读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所谓日常性共同话题，是指言说者或者感悟者都沉湎于此岸抑或当下性的狂欢，这种狂欢可能是批判亦可能是赞美，可能是解释亦可能是期待。在这些话题里，最重要的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所有的狂欢者都表现出极大的现实拯救热情和日常介入信心。他们把“穷追”和“彻悟”暂且予以悬置，与各民族的生存者一道面对那些共同遇到的障碍、困难和麻烦，提出与大家利益相同的既具共同性又有当下生存性的问题。二战开始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战争话题成了各国文学的最流行话题，用康斯坦丁·费定“战争三部曲”中主要人物基利尔·伊兹维柯夫的话说：“我们不要战争，我们要大众的和平。可谁要是把暴力强加于我，把战争强加于我，我们就应战。我们为反对战争而战”[11](p376)。苏联作家对这个话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而伊利亚·爱伦堡的长篇小说《暴风雨》和费尔多·潘菲罗夫的三部曲则直接就是这种热情的产物，而且这种热情一直延伸到今天，还有出色的作品表现。显然这个话题是世界性的，因为我们能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在其笼盖下，中国人曾经非常惬意地读到过诸如《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平原游击队》、《黎明的前夜》等一大批优秀二战话题的作品。在世界视野里，美国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捷克文学、波兰文学等一系列国家的文学，都可以开列出长长的作品清单，这个清单可以由刚刚引起过世界影坛关注的《辛德勒的名单》来予以消息透露，并证明其创作实绩的非同凡响。就人类整体生存而言，这类话题就是日常性的谈话，尽管其酷烈和残暴都足以触目惊心，仍然只能是人类自身的“游戏之为”，即它们不是人类无法逃脱和无法解决的生存矛盾。
三
既然话题是民族文学言说方式的主旨之为，即它引导着民族文学的价值导向和精神空间方位，那么我们就必须认真地研究，寻找民族文学言说之话题选择与创构的最基本规律，或者换句话说，给予了哪些承诺才能获得民族文学言说的话题优势。
在我们看来，民族文学的话题优势，必须承诺以下四种要求之后才会获得，那就是，（一）传统话题的选择性延伸；（二）民族当下生存话题之适应性生长；（三）民族对世界关注话题的独特性贡献；（四）民族对世界生存状况之创新性构思。
就“延伸”而言，任何时间切面上的民族文学，其言说空间必然兼容着既往的传统性话题，这些话题经过了所在当下位置的筛选，所以是选择性的结果。言说者的选择原则，一是考虑话题是否具有再生性价值，二是考虑该话题与当下的意义叠合程度。如果具备这两项条件，甚至连题材和素材都可以直接袭用，只不过需经过“点铁”和“翻新”处理而已，理论上称之为文学发展的线性规律。历史学家说：“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的知识，同时它也是在重做这件事；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因此，它的对象就不是单纯的对象，不是在认识它的那个心灵之外的某种东西；它是思想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只有在认识者的心灵重演它并且在这样做之中认识它的时候，才能被人认识”[12](p247-248)。因其如此，后代作家就有权利而且也必然会对前代作家的创作素材，作意蕴开掘的纵向深化处理。悲剧艺术大师埃斯库罗斯就是这样做的，他的《波斯人》并未因佛佛尼枯斯的成就在先而失却其辉煌，尽管《波斯人》的整个情节脉络和故事内容都是沿用佛佛尼枯斯的，场景也都在波斯帝国都城苏萨的会议室里，而且两部剧本的开场白几乎雷同，但埃斯库罗斯在戏剧情致和哲学精神蕴涵等方面都作了深化，创造了同一题材的文学新成就，所以文学家还是给以较高评价：“《波斯人》一剧的客观地位，在文学史上说来，或许是独一无二的，剧本的庄严华丽也堪称超群出众”[13](p231)。中国文学自战国以降，民族自我保护母题历来就是各种文体的热门话题，乱世如此，治世依然如此。马致远的《汉宫秋》着力刻画昭君出塞和番的悲壮沉雄，竟是让人闻风如咽，柔肠寸断。惠施的《拜月亭》，虽然重心在渲染爱情的坚贞，但其对民族矛盾或隐或暗的泪语，也依然深沉得很，至于孔尚任的《桃花扇》，更以秦淮歌妓的护国纯洁为主旋律，慷慨击节，振聋发聩，其凝重的民族保护意识，可说到了遇热即燃的程度。实际上，这种戏剧传统，一直延伸到夏衍的戏剧创作和郭沫若的戏剧创作。
就“生长”而言，古人有论：“体物杂撰，言辞名殊，君子不例而同之也，取其善焉已尔。故曹、刘、阮、陆；下及李、杜，异曲同工，各擅其时，并称能言。何也？辞有高下，皆能拟议以成其变化。若必例其曲，夫然后取，则既主曹、刘、阮、陆，李、杜即不得更登诗坛，何以谓千载独步也”[1]。此论的堂奥就在“擅时”，擅时就是要立足于所在的当下，关注现实的社会人生，与时代保持同步协调关系，面对当下的困难、障碍和麻烦，并最大限度地以文学言说方式加以表达，由此就可以永久地而且不间断地获得生长点。反之，如果沉湎于往昔圣贤大师，温情于既有的文章诗歌，津津乐道或泛泛用典，那么就将是一个乏文学生长的精神萎靡时代。
就“贡献”而言，马克思曾经这样设想：“各民族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5](p255)，而且伊格尔顿给予进一步的补充阐释：“文学所反映的是人类的普遍价值准则，而不是诸如某些内战、妇女遭受压迫或者英国农民的破产这一类的历史琐事，它也能够把工人阶级关于改善生活条件或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琐碎要求置于宏观画面中加以审视，而且，如果运气好的话，它还能使他们专心致志于有关永恒真理和永恒美的高尚思考，从而忘记那些要求”[16](p25)。这当然是理想主义的设定，但其中也寓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各民族文学曾经而且将更加加入到世界文学财富累积者的行列中去。累积者行列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就是民族文学加入到世界普遍关注的话题中去，于是不同背景的文学言说，就会从不同角度，不同价值维度和不同文化向度对该话题进行解读和讨论。每一种解读和讨论，相对于确定的话题而言都是文化的新质增生，由此会使该话题的整体文学形貌发生不同程度的改观。民族文学在对共同话题呈示独特性贡献的时候，不仅使世界文学累积增添了新的景观和新的容量，同时也获得了世界文学氛围中的在场性言说优势，因为独特性就是一种魅力和一种文化能力，能够诱引异域倾听。
就“构思”而言，不同民族都有其确证生存合法性的独特智慧，并因这种智慧的多少而划分为强势民族和弱势民族。强势与弱势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一个民族如果不持续不断地保持智慧性构思，就会由强转弱，或弱者更弱。因此，我们就不难发现，任何一个民族都为此付出不懈的努力，文化史家这样描述希伯来人：“希伯来这个多灾多难的小民族，却富有才智。在现代，犹太裔人士中间产生了非凡杰出的一代才人，如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海涅、卡夫卡等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和大文学家，他们创造性的学说和作品对世界历史和文化发展发生了重大影响。在古代，他们在世界各民族中最早摆脱原始物教和多神教而发展到一神教，这是了不起的进步，由多神到一神，由低级宗教到高级宗教，是汇集中东文明成就和文化发展的结果”[17](p2)。希伯来民族是如此，其他民族亦是如此。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从体式到意蕴，从历史话题到道德话题，无不有其各具特色的优势所在，也就是都有其智慧性构思，所以才能不断地产生大师、范本和主潮。
尽管20世纪中国文学亦不乏惊世骇俗之作，然而就整体状况而言，这是一个民族文学智慧性构思孱弱的时代，即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寻找到许多既有意蕴深度又有文化位移广度的文学话题，内闭性极为明显，究其根源，我认为是文化塌陷所致。历史曾经拥有一个亢奋的世纪之初，那时候，厚重的古典民族文化张开了自觉寻求的眼睛，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积淀凝聚的西方生存活力，也在支那人付出血的代价之后渗透进龙文化的躯体。在中西文化的交流、融汇和撞击过程中，熔炼了一批贴近所谓“正常人类”文化梯级和价值指向的优秀作家，这就是新文学崛起之初的五四前后一代，诸如胡适与陈独秀的文学诱导，徐志摩和郭沫若的新诗创意，鲁迅和叶绍钧的小说实绩，林语堂和周作人的散文成就，所有这一切，偶然来华的杜威和泰戈尔都点头称是，足见其价值之不可低估。但是，当徐懋庸动辄“安那其”指斥文化精英们的时候，当左联的首领们号召作家以上街游行和散发传单为己任的时候，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误导趋势便已暴露无遗。后来，王实味和丁玲者流坠入“小资产阶级情调”，《好样儿》、《王九诉苦》、《漳河水》成为维系唐诗宋词元曲以来中国诗歌之链的重要环节。再后来，政治风波迭起，文化人接受非文化的改造，有成就的作家们把位置腾挪给刚刚脱盲的所谓“成长起来的作家们”。从50年代中期滥觞滋生的作家培训班，一直到80年代90年代引以为时尚的作家学历班，一代又一代的低文化作家，承担着中国文学承先启后的责任，也承担着走向世界的“诺贝尔情结”的心理压迫。这中间，更有大跃进时代的“民歌文学思潮”和文革时期的“样板文学思潮”。从文化抗争发展到悖反文化，既深深渗透于观念意识，亦牢牢控制着操作体系，浓重的文化消解阴影缠绕着20世纪中国文学凡数十春秋。20世纪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弱势地位，原因当然很多而且很复杂，但话题失重毫无疑问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即我们既在民族自我审视方面缺乏深层开掘，同时又在世界普遍审视方面缺乏广泛联接，所以也就没有话题的凝重性和先锋性，而中国文学在未来方向的话题走强，就必须在如上四个方面作出全面努力，这是中国文学的出路之一。
收稿日期：1999-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