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式中小企业融资及其文化基础———项基于亲缘选择的演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亲缘论文,基础论文,中小企业融资论文,家族式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270.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5072(2007)01-0029-09
一、家族式中小企业融资行为
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Dixit & Stiglitz,1977)认为，企业的策略选择是主体偏好与外部约束所构成经济系统的内生结果[1]。因此，我们也遵循“偏好-约束-策略”这一分析框架对企业融资策略选择问题加以讨论。可以说，企业融资策略选择也是企业治理结构的主观偏好，融资方式的外部约束所构成融资行为系统的内生结果。其中，主观偏好是指企业主在资本结构选择方面的个体倾向；外部约束是指在银行信贷市场获得的支持度；而融资策略是指考虑外部约束的情况下，企业不同融资来源的优序和结构。对此，我们给出如下讨论：
1.家族式中小企业主的独立控制偏好
Jansen和Mecklin的经典研究认为，股权集中减少了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监督成本，从而提高了家族企业的利润水平，因此，家族企业普遍存在股权集中的现象。在实证上，Guido Corbetta和Daniela Montemerlo(1999)采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了意大利和美国家族式中小企业在股权集中度方面的差异[2]，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2002)在私营企业调查中又调查了中国民营企业(其中99％是中小企业，见上述报告)的股权结构，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中美意在家族成员内股权分配上存在差别，股权集中于家族成员这一点是共同的① [3]。
在控制权方面，全国私营企业调查(2000，见赵伊川和刘斌，2001)对此也提供了实证依据。该项调查共访问了1947名民营企业家，从结果看出，民营企业主无论大事小情都倾向直接干预决策，在一般管理问题上也并不放松，显示出中国家族企业控制权高度集中的倾向[4]。
实际上，最近的研究(David G.Hoopes,Danny Miller,2006)将这种现象总结为治理结构的选择性偏好，这种偏好使得家族企业更倾向于由家族成员独立控制[5]。因此，可以进一步说，家族企业的股权和控制权的集中性偏好是企业主自身策略选择的主观影响因素。
2.家族式中小企业融资行为的外部约束——银行信贷配给
家族企业规模普遍较小②，当在企业规模小而抵抗风险能力差的情况下，银企间信息的非对称分布就会使银行在信贷市场上对中小企业采取逆向选择。Stiglitz和Weiss(1981)首先建立了信贷配给理论解释该现象，认为初创企业③ 因与银行的信息不对称而遭到两类信贷配给，而且配给与企业发展阶段有关；随后又将此模型推广到重复博弈的动态情形(Stiglitz和Weiss,1983)。另外，Stiglitz和Weiss(1983，1985)和Hildegard(1983)研究了借款者的不同风险类型，认为信贷配给的存在与借款者风险类型无关。进一步，Stiglitz等(1991)将此结论推广到了权益市场上，认为即使考虑权益市场，信贷配给同样存在④ [6]。
在对信贷配给的实证验证方面，存在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光从方法上就已经出现六大类种信贷配给的实证验证方法，而且对世界各地信贷配给的实证检验成果非常丰富。其中，Peterson和Rajan(1994，1995)较早成功地证实了美国信贷市场上信贷配给的存在性，并且验证了银行数量、银企关系对中小企业贷款可得性的相关关系[7-8]。Park等(2003)则对中国信贷市场的信贷配给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与Peterson和Rajan类似[9]；Pruteanu(2004)提供了捷克信贷配给的经验证据[10]；Petrick(2004)分析了波兰的信贷配给状况[11]。另外还有Zhenyu Wu等(2005)对加拿大家族式中小企业的实证研究[12]、Bodt(2005)对西欧地区的实证研究等等[13]。
这些实证研究的结论都证明，信贷配给是全球范围内近年来民营中小企业所遭遇的共同困难，是企业获得外部金融资源的主要障碍。信贷配给的存在使得企业在规模较小时难以有效率、全额度地从信贷市场获得发展资金，正是这一点成为家族式中小企业融资策略选择的重要约束。
3.家族式中小企业周期式的融资模式
在上述偏好和约束下，家族企业存在自己的融资策略。下面，我们结合家族独立控制偏好与信贷配给的外部约束，来看看家族中小企业独有的融资模式。
(1)独立性偏好对中小家族企业融资存在影响力
家族企业信贷融资这一问题最近引起了众多关注，其中，家族所有权结构对信贷融资影响是首先受到关注的理论问题(Anderson等，2003)[14]。其中，Mishra和Mc-Conaughy(1999)，认为家族企业信贷融资会增加企业破产几率和控制权损失风险，因此初创家族企业家族所有权比例与信贷融资水平具有高于非家族企业的负向相关度[15]；Zhenyu Wu等(2005)在最近的研究中认为初创家族控制的家族企业在选择融资策略时考虑的是风险规避和防止控制权损失[12]；可以说，家族企业所有权和治理结构对企业融资策略具有显著的影响，其机理是：家族所有权的集中，带来了更高的委托代理成本，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另外，采用信贷融资提高了财务杠杆水平，降低了偿债能力，也增加了企业经营风险，进而使得家族企业主对信贷融资给予高于其它非家族企业的控制程度，因而影响了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方式选择。
Davidsson(1989)在对瑞典中小企业所有者-经营者(Owner-Manager)的成长动机研究中发现，家族企业主发展企业的主要动机来自于“预期财务收益”和“增长的独立性”两个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雇员福利的下降和企业控制权的丧生。应该说，这是典型的家族主义偏好。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当企业“预期财务收益”和“增长的独立性”存在两难选择的时候，所有者会以保持企业的独立性为重，从而体现了宁愿排斥外部权益融资也要防止控制权稀释的经营行为特征；另外，Davidsson还指出，家族企业主是否为创始人也会影响企业控制权的重要程度，创始人通常较一般所有者更看重对企业的控制权[16]。与此观点相似，Zhenyu Wu等(2005)在最近的研究中认为初创家族控制的家族企业(FFCF,Founding Family Controlled Firm)在选择融资策略时考虑的是风险规避和防止控制权损失[12]；对此，Howorth(2001，参见田晓霞，2004)进一步提出，由于担心控制权的丧失，很多初创期家族企业的融资次序可能并非连续形式，即在任何供给条件下，家族企业都拒绝考虑某些特定类型的融资方式，如不会考虑使用外源性权益融资，部分家族企业不会使用长期债务融资，即融资行为决策是同时考虑成本、独立性和控制权而做出的[17]。
Davidsson的研究中存在一个隐含结论，企业发展不同阶段的家族企业主可能具有不同程度的独立性偏好，我们假定外部约束不变，家族企业融资策略则应该因企业发展阶段变化而变化。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的是，融资行为作为一种经营行为也必受到家族主义偏好的影响，家族主义偏好程度上的不同必将影响融资行为的策略选择(如更倾向于不会导致控制权损失的融资方式)，因此，随着企业发展不同阶段企业主家族主义偏好程度的变化，企业融资策略也存在随时间的周期性变化。
(2)信贷市场的配给约束
考虑到外部信贷市场融资约束和企业规模的变化，家族中小企业融资也存在与大企业和公众公司不同之处。Stiglitz和Weiss(1981)的研究中有一个重要部分，即随企业规模的变化，企业融资的信贷配给约束是不同的，实际上在企业规模偏小时，企业需要资金市场的支持，从而遭到信贷配给；在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企业通过抵押品的提供可以成功避开信贷配给的约束，在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后，企业甚至通过对外风险投资获得利润，基本上脱离了对信贷市场的依靠。这一点从理论上揭示出企业融资行为存在一个周期式的融资模式[6]。
(3)家族企业的周期性融资模式
这一融资周期假定(Lending cycle,Berger和Udell,2002)首先被来自家族企业的实证依据所验证。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工作主要是由Myers(1984)、Myers与Majluf(1984)等做出的。Myers等是通过研究企业资本结构的变化验证上述所谓周期式的融资模式及演变假定，这是因为企业的融资行为首先体现在企业的资本结构之中。与Stiglitz和Weiss(1981)的意图相似，该研究试图解释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不同发展阶段企业资本结构的差异，该理论认为，企业初创期经营家族化，并不追求最优资本结构，其资本结构基本上由短期融资和内部融资构成，旨在保护企业所有权不被侵蚀。因此，企业自身发展阶段是企业融资行为重要的解释变量[6，18-19]。类似地，Ang(1991)认为，家族企业将首先选择内源融资(包括未分配利润)，然后是所有者再投资，最后才是外源债务融资，存在一个显著的融资次序[20]。
从上面的文献归纳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的一个共同点是：家族企业普遍存在内部融资和非权益融资的现象，很明显，这是独立性偏好与信贷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内源融资的对象多数是家族成员，而家族成员间这种休戚与共的行为方式到底是不是家族企业融资方式选择的社会根源呢？我们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引进家族文化与亲缘选择，探讨家族企业融资的文化与社会行为基础。
二、家族中小企业融资行为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基础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家族中小企业融资有其自身规律，本着经济行为必有其社会文化基础这一点，研究者们并不满足于纯粹的经济分析，而是更进一步在文化和社会学的层面剖析经济行为背后的文化和社会理论解释。正如张维安(2001)所说，“所有的经济行动都应该放在社会结构中才能得到适当的了解。…产业活动不只是透过价格交易协调，而是经由相关社会结构的洗礼”[21]。
具体地，家族企业最突出的特点是亲缘关系成为企业内部维系的纽带，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来说，通过亲缘建立特殊关系作为一个社会个体具有普遍性的行为策略，是否会且如何影响到社会经济组织——企业的行为成为研究中小企业融资的学者们不能回避的问题，换句话说，文化与社会结构如何影响了企业行为。这一点对于家族主义普遍存在的华人企业，其意义更为深远。下面，在回答该问题之前，本着社会学的研究顺序，我们先从人际关系和对关系质量有影响的人际信任方面及因此带来的社会网络嵌入等角度探究影响中小企业经济行为的家族文化与社会结构。
1.家族文化与人际关系：个体与群体
(1)个体关系——差序和关系
郑伯壎和黄敏萍(2000)、高伟定(1990)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出发，认为华人企业主在认知层面存在一个受亲疏影响且影响其行动的差序格局⑤ [22]。陈介玄与高承恕(1993)更将这种差序格局发展为人际信任格局，认为人际信任受血缘等亲疏的影响[23]。这与Weber(1995)和Fukuyama(1995)所提出的华人家族或泛家族体系内部存在特殊信任(special trust)这一观点相一致[24]。很明显，这种特殊信任正是华人企业亲缘选择策略的认知基础。
进一步，差序格局是由关系构建的，复杂的社会结构自然也存在复杂的关系类别，因此，从关系的分类结构可以了解分析华人社会行为所嵌入的社会结构。杨宜音(2000)总结了三类典型的关系分类研究，其中有黄光国(1988)关于情感、混合、工具性关系的三分研究，有杨国枢(1993，参见杨宜音，2000)关于家人、熟人、生人的三分研究，也有杨中芳关于人际关系中包含既定成分和交往成分的研究[25]。
黄光国(1988)考察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认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分为情感关系、工具关系和混合关系三种。其中，情感关系是指亲朋群体内部个体间的关系，这种关系“长久稳定”，“关系双方交往的目的以满足关爱、温情、安全感和归属感等情感需求为主”，维系了华人社会特有的社会结构[26]。杨国枢(1993，参见杨宜音，2000)则秉承了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严格遵循亲疏将人际关系分为家人、熟人、生人的三类研究。总的来说，黄光国与杨国枢研究的基础框架仍然是差序格局。
杨中芳(1999)提出了与上述两位学者不同的概念框架，认为费孝通等混淆了交往法则与交往关系，“本来我们希望是用人际关系的分类来看人们在人际交往时所施用之交往法则及行为有什么不同，但是在费黄杨等氏的概念化中，大家均以交往法则来分类和界定关系了！”。并认为人际关系包含“既有成分”和“交往成分”，其中，“既有成分”指人们与生俱来的关系，主要指亲缘关系，与胡先缙(1944，见黄光国，1988)的既定关系(assumed relation)类似，体现了亲缘对人际关系的影响[27]。
(2)群体关系——分类和认同
个体差序格局在社会学研究上实际可以认为是一个华人社会的人群分类基础，这种分群在Tajfel和Turner(1986)看来是一个社会认同的过程。其中，Turner(1987)更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认知结构进行自我分类。李美枝和李怡青(2003)提出，费孝通所认为的中国人在差序格局下的自我扩大实际上是某种族群认同，这一点和Morton Fried(1962，参见李美枝和李怡青，2003)的发现“重视关系的中国人善于因应环境条件的不同而用不同层次的群体线索作为群际认同和结社的基础”如出一辙，其共同点是，差序的存在将人群分为自己人和他人[28]。
从个体的关系到群体的自我分类，家族主义和“亲亲法则”都在差序格局的基础上对中国人的关系认知起着影响作用，并最终影响了关系两端的人际信任。
2.家族主义与人际信任
关系确定了人们在关系结构中的类别归属，从而确定了社会结构。其中，郑伯壎(1999)从角色规范的角度，认为正是关系结构所带来的角色归属，最终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可信度(trustworthiness)；而Fukuyama(1995)则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直接指出中国人的人际信任是建立在家族和亲属基础上的，而“与外人之间的信任关系相对薄弱”；Redding(1993)对海外华人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认为海外华人之人际信任的主要特点是对家庭成员的绝对信任，信任程度与差序格局相匹配[29]。同时，王询(1994)从特殊主义关系模式出发，认为华人特定的关系模式产生了具有局限性⑥ 的特殊信任，而这种特殊信任又无可避免地影响了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和华人社会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30]。
储小平(2000，2003)从信任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分析了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与社会资本的相关关系，并提出泛家族主义对华人企业的特殊意义。在家族企业行为模式及文化基础研究方面[31]，胡军等(1995，1998，2002)在分析文化与管理关系的行为论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建立了华人文化与企业行为模式的因素框架，验证了华人文化与家族企业管理模式的相关关系，认为，家族文化是中国家族企业管理模式主要的文化基础[32]。
3.企业组织的社会基础：人际网络
社会关系结构和人际信任基础是构成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并最终对企业经营组织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对此，张维安(2001)认为社会结构建立了产业系统的规则和脉络资源，其中，规则限定了厂商行为与市场关系结构(即经济行为的组织结构)，而资源则给定厂商的行为力量。因此可以说是社会结构是企业组织结构的重要约束条件和影响因素。
对华人社会的企业组织研究较早是由台湾学者开始的，其中有较多学者研究了中小企业和家庭代工现象，均指出网络式组织形式是符合华人社会因而普遍存在的一种产业生产组织模式，其中，人际关系网络是整个产业网络的基础，通过关系网络的协调促了进厂商间的合作，从而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业竞争力(柯志明，1993；陈介玄，1994；谢国雄，1991；赵蕙玲，1995。参见陈东升，2001)。
在具体的机制方面，赵蕙玲(1995，参见李东升，2001)认为，人际关系基础上的信任是影响网络运作的重要因素——“维系网络运作的机制是从人际关系发展出来的信任关系，信任程度依照差序格局、亲疏远近的结构由强至弱，企业主利益的考量会因为人情及信任而产生延缓性支付，或是其他非立即性利益实现的行动”(陈东升，2001，第2页)[33]。
在家族行为模式与文化的交互作用方面，大陆学者也逐渐认识到华人企业的网络组织模式是一个关键问题。陈凌(1998)分析了华人家族企业内部的信息特征，并籍此指出华人企业内部的信息特征是科层组织失灵的主要原因，网络组织可能成为组织分析的新范式。李新春(1998)则在企业史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家族文化对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也认为“乡镇企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家族文化的关系、信任资源和向内的凝聚力在企业成长上的作用”。王询(1998)等则认为具有华人文化特征的华人企业网络组织形式是华人家族的特殊信任关系所带来的结果。胡军等(2002)和李新春(2003)则从契约与治理结构角度分析了华人家族企业行为特征的内部制度及文化根源[34-37]。
三、基于家族文化的家族中小企业融资行为演化
上述华人的家族文化及其社会结构对华人家族中小企业的影响是极大的，并因此引来了经济学、社会学众多的研究关注。在文化与企业经营行为关联分析方面，既存在以社会资本理论(Grannoveter,1985等)为分析框架的企业社会资本及“嵌入性”研究，也存在以演化经济学为核心的社会规范研究(Ivar Kolstad,2006等)。其中，演化经济学(Nelson & Winter,1982; Young,1998; Dopfer,2001等)在二重本体论基础上，通过对个体行为(选择、模仿、适应)的分析，揭示了群体规范的出现。因为社会群体的研究单位式家庭，群体规范的研究不能不提到家族的问题。在这一部分，我们试图在演化博弈的框架下，将这两者加以结合，形成一个基于家族文化的中小企业融资行为演化分析框架[38-39]。
1.家族式行为规范的剖析——亲缘选择
在家族主义行为规范的发展演化方面，基于血缘和互惠集团的群体选择(group selection)理论值得关注，Hamilton(1964a，1964b)根据生物个体倾向于努力帮助他们的亲戚，直到与他们的遗传相关性成比例的程度这一事实，提出亲缘选择(kin selection)理论，这种利他行为的原因是亲友会在一定程度给予回报(这种对亲戚的帮助包含利己因素的行为称为包含性适应)。对于人类社会，Trivers(1971)认为同样存在互惠利他主义(reciprocal altruism)的社会规范。而Schulze等(2003)则论证了这种利他主义主要存在于家族成员间，并成为其合作的认知基础。但也有人(Chrisman等，2003)认为利他主义、无私(selflessness)和自我控制(self-control)这三者都有可能影响家族企业成员间的合作行为[39]。
这些论断在某种程度上与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可以说，由家族成员构成的群体内部进行互惠利他的策略选择(即亲缘选择)，成为家族成员间合作和家族式群体选择的策略基础。
2.亲缘选择的方式——关系加权与组织嵌入
陈介玄(1990)、陈介玄和高承恕(1991)考察了台湾中小企业人际关系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提出了“情感与利益加权关系”的关系模式。认为情感取向会对利益取向关系进行加权式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直接结果是，利益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嵌入到社会结构之中。事实上，陈东升(2001)的研究证明了社会关系网络与生产网络之间的相互嵌入关系，他采用Hagedoorn(1990)对不同企业间合作模式的分类，通过研究了企业间合作与社会关系网络之间的相互影响证明了上述观点[33]。
另外，根据陈东升(2001)的调查，企业间资金财务的合作在华人中小企业间的发生频率最高(31.9％)，而且种类也最为繁多——在13种方式中占有6种，接近一半。
在金融资产合作方面，华人家族中小企业建立了大量基于社会结构的民间融资组织，表现出民间金融和现代金融并存的二元结构。在华人社会关系金融的研究方面，罗家德(2001)较早对台湾社会的民间金融形式进行了研究，认为分为四种类型，包括私人借贷、标会、储蓄互助社和信用合作社，其中不同的社会关系特征在相应的社会组织中对民间融资起到了重要作用(总结如下表)[40]。
a资料来源：根据罗家德(2001)的研究整理。
3.基于家族文化的企业融资行为演化分析框架
实际上，有家族文化特色的企业融资行为的基础是民间金融组织，民间金融组织的演进昭示了家族企业草根融资行为的演化发展历程。在研究界，Geertz(1962)较早从金融演化论的观点观察基于民间融资组织的融资行为及其发展[41]。其中，Geertz主要研究了印尼、中国、日本和越南的民间金融组织，我们总结如下表：
根据上述整理，我们发现Geertz的分类标准是组织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印尼Arisan组织社会性更强，中国和日本的组织更多经济功能，而越南的HO组织则具有完整的经济功能，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大致在组织的经济性——社会性的坐标系中描述这些民间融资组织的相对特征。
Geertz(1962)的理论中存在明显的金融演化论的色彩，他认为无论是印尼的Arisan还是中国的标会，都是“进化到现代银行制度的过渡现象而已”；民间金融组织的存在有其合理性⑦，最终将完成过渡期使命，并让位于现代银行制度。
但罗家德(2001)的研究质疑了这种观点——从台湾民间金融所占市场份额来看，在台湾经济发展最为快速的时间段，民间借贷有可观的发展，后期市场份额也非常稳定，而不是Geertz演化理论之应有结果。
图1 东亚民间金融组织特征比较
这里，我们结合上述理论背景可知，在基于家族文化的企业融资组织分析中，必须引进市场失灵、静态的家族主义倾向和动态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等因素才能使得分析较为全面和有解释力，因此，我们在这三个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家族式中小企业融资行为演化的逻辑模型(结构见下图)。
图2 家族中小企业融资行为的演化分析框架
其中，在融资受到信贷配给约束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在考虑家族组织、血缘边界，及其对个体交往的信息和信任成本(融资阻力)的影响的情况下，更多采用内部融资手段突破约束。但内部融资的较小规模使得企业在进一步发展时又必须面临第二次融资选择。在关系导向的经营文化驱使下，经济社区内的成员企业在个体间局部交往过程中，通过局部交互效应逐步建立企业间互惠集团和合作融资组织，这种选择策略由于其为企业带来了进一步发展而引发了经济社区成员企业间的学习和模仿行为，可以预测的是，即使在引入开放环境和存在外在冲击的条件下，该策略也形成了中小企业融资选择过程的演化均衡策略。
演化的观点说明，在血缘选择的影响下，家族成员间的互惠行为会为企业在正规信贷市场上融资带来融资阻力，从而内部融资会成为阶段性稳定状态，此时的企业规模为阶段性稳定规模；同时，在局部交互效应的影响下，泛家族主义的行为规则将扩散和稳定，并促使局部比邻的家族企业在融资方面以泛家族规则进行试错学习——社会成员间组成互惠集团，结果是，这种组织规则将因提升了个体效用而被模仿和扩散；最后，在一定条件下，参与基于互惠规范的融资合作组织将成为家族企业融资的稳定均衡状态。
四、初步的结论
综上，我们对家族企业融资行为及其文化基础的理论脉络进行了梳理，并通过引入家族文化、市场失灵和局部交互作用，建立了一个演化分析的逻辑框架。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够初步给出包含两组假设的内生信贷配给和家族企业间融资合作组织演化机制的理论雏形。其中存在以下两个关键性结论命题：
结论一：家族式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规模和融资方式受到其家族化经营倾向的影响，内部和短期融资成为家族企业主要的融资行为特征。随股权的单一化发展，其遭受的信贷配给将会更加严重。
结论二：家族式民营中小企业参与基于互惠规范的融资合作组织虽然在个体选择的层面上是次优策略，但在基于互惠规范的群体选择的层面上却是长期随机稳定均衡。因此，企业非盈利性融资合作组织是环境因素及企业间长期局部相互作用的内生产物。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们将尝试通过演化博弈建模，寻求在家族文化影响下单个企业层面的融资次序、信贷配给约束与群体层面的融资组织演变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从而建立从正规信贷市场的配给约束到自发建立民间合作融资组织的演化路径，为非正规金融体系正规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注释：
①最近的私营企业调查报告(2005)证实，民营企业股权集中的状况与2000年情况仍然一致。
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2002，2005)显示，我国私营企业普遍存在家族经营特征，平均控股比例超过70％，且其中几乎全部为中小企业。
③在Stiglitz和Weiss(1981)文章中，影响初创企业融资行为最重要的解释变量是企业规模。
④关于信贷配给的存在性，许多学者从各个方面展开了更深入的研究，如Schmit Mohr(1998)等分析了信贷市场中银行间和企业间在不同市场结构、不同信息条件下的垄断和竞争均衡，验证了多种条件下信贷配给的存在性；Diamond(1991)将“声誉”引入信贷配给研究，认为不同的声誉使得不同借款者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均衡行为模式：信誉高的借款者总能获得贷款并使融资多元化，而低声誉者因得不到贷款而总无良好纪录，被信贷配给所剔除。在国内，王霄和张捷(2003)也在Bester(1987)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引入企业规模，验证了中小企业的信贷配给的存在性。
⑤费孝通(1948)最早将伦常取向的个体间关系——其程度依个体亲疏远近的角色关系而存在程度上的差别的现象称为“差序格局”。
⑥王询(1994)认为，这种局限性来自于特殊的社会关系，在华人社会，亲缘关系是这种特殊关系的主体。
⑦民间金融组织既能满足会员的融资需求，也能起到对会员灌输现代金融概念的作用(参见罗家德，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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