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动态建构”的理论和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证据论文,动态论文,文化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4-0083-07
对文化的关注是20世纪后半期心理学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从60年代开始，心理学家就从多个角度探讨文化的影响问题。罗素、许琅光、韦伯、Nisbett[1]和彭凯平[2]等人关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论述，成为20世纪后半期文化心理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从DeVos与Hippler[3]1969年最早提出文化心理学的名称至今，文化心理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依赖与独立型自我构念、整体与分析性思维方式等均使用“特质方法”探察文化间的差异。这种方法虽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推动了文化心理学的发展，但由于其仅仅局限于文化间差异的比较，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在过去的十年中，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对西方心理学的种种理论是否适用于欧美文化之外的世界产生了怀疑：文化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影响人的心理与行为？Hong等人[4]从社会认知的视角出发提出的文化的动态建构理论系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动态建构理论的思路
动态建构理论借鉴了G.Kelly[5]个人建构心理学思想的观点，Kelly强调个体对自我和社会现实的主观建构，这种主观建构是一种内隐理论，它引导着人们对自我和他人信息的加工及理解过程。Hong等人将“内隐理论”引入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认为文化对人们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是通过人们在文化环境中习得的内隐文化理论来发挥作用的，不同文化下人们的内隐文化理论有不同的内容，导致了不同文化下人们的认知、情绪、动机及行为的差异。
动态建构理论强调内隐文化机制的动态性，认为文化的影响不是稳定不变的，也不是在任何情境下都是一致的。当特定的文化情境进入人们的思维时，激活了人们的内隐文化加工机制，用于解释当前的刺激情境或引导个人行为时，文化的影响才发挥作用。该理论强调的是文化与情境的交互作用，而不仅仅是文化差异。这使得文化心理学不仅要探讨不同文化团体之间成员社会认知的差异，同时也要探讨社会认知对文化影响的调节效应[6]。
Hong认为文化心理学应像人格心理学那样将情境因素作为变量加以研究。如果人格的表现具有情境特异性，那么文化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也应是在不同的情境下呈现不同的特点，以往将文化内部的行为变异视为一种测量误差是不合适的。如果特定情境中人格的表达受到知识激活等社会认知原则的制约，那么社会认知分析同样也应该适用于文化对行为影响的研究。从社会认知的视角分析，文化并不是以一种僵化的方式来决定行为，其对行为的效应也不是统一不变的。当行为情境发生变化，文化对行为的效应可能会加强、削弱或者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作用[7][6][8]。
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文化心理学家开始关注情境变量的作用了，而且很多实证研究也为这种动态建构的观点提供了支持。比如在探讨东西方文化下个体思维方式的整体性与分析性差异时，这种文化差异仅仅出现在当文化的知识范式得到彰显时。这种“彰显”效应说明尽管东亚人也能够使用分析性的、自我中心的推理方式，但在特定的情境下，在东亚人的知识范式的重要性或可应用性得到彰显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使用所处文化推崇的思维方式[9]。Choi等人对归因风格的文化差异研究也发现，东亚被试在一般情境下也与北美被试一样做特质的归因。但是，当情境因素彰显时，相比北美被试而言，东亚的被试更易于调整自己的归因方式，将行为归因于环境而非个体，从而更不容易犯基本归因错误[10]。这些都证明文化对人们心理的影响是受到情境因素影响的，因此，文化动态建构理论在解释文化效应的情境特异性上更有优势。
二、动态建构理论的作用机制
文化的动态建构理论有两个前提：首先，文化是以由具有情境特异性的知识结构所形成的一种松散网络的形式内化的，而不是以整齐划一、高度整合的形式影响人们心理的；其次，每个个体可以习得多样的文化意义系统，即使这些文化意义系统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4][8]。动态建构理论认为，文化差异是用文化团体成员所共享的意义系统的差异来定义的。个体生活在一定文化氛围之中，既定的文化意义系统就是该文化团体成员所共有的并且在日常交流中经常使用的内隐理论。这种文化意义系统包括文化理论、价值观和信念等。对该文化团体的成员而言，就是一种长期的、可接近性强的文化理论。这种文化理论为人们理解自我、了解所处的状况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认知心理捷径，尤其是当人们可用的心理资源有限时[8]。因此当人们缺乏认知资源时，文化差异更容易体现。比如Knowles等人发现，当要求被试完成一个二级心理任务时，即心理资源受到限制时，他们更容易表现出典型的有文化差异的归因方式：即中国被试更多地做出外在型归因，而西方的被试更多地做出特质性归因。而当心理资源不受限制时，这种文化差异消失了[11]。内隐理论能否发挥作用以及如何发挥影响与这一构念的可接近性、可用性以及适用性有关。
某一个文化构念的可接近性越高，则意味着该内隐理论越可能进入个体思维的前沿，从而引导人们解读世界的方式。在文化熏陶下，人们内隐文化理论的可接近程度不断得到提升。同时，近期使用或接触到的一些相关的文化知识也能激活这些内隐的文化理论。文化启动的研究范式就是通过呈现一些与文化相关的图片或文字来激活被试的内隐文化理论，以提高其可接近程度[4]。
可用性是指个体是否拥有某种文化内隐理论，有些内隐理论只存在于特定的文化当中，不属于该文化团体的成员就不具备该文化理论。Whorf发现欧洲人习惯把时间划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但这种时间的理论对美国土著居民是相当陌生的，他们就不具有这种文化内隐理论[6]。随着国际人口流动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时受到东西方文化的熏陶，习得东西方不同质的文化理论，成为双文化甚至多元文化的个体。对他们而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理论可能同时存在于其头脑当中，而在具体情境中选择何种文化理论，则受到各种文化理论的可接近程度的影响。因此，文化内隐理论的可接近性与可用性交织在一起，共同起作用。使用双文化被试的文化启动实验也证明了这种观点[4][12][13]。当使用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启动刺激时，被试更多地使用符合中同文化特点的内隐理论，而当呈现的启动刺激是与美国文化有关时，被试表现出与典型的西方被试类似的认知及行为反应。这种在不同情况下使用不同文化内隐理论的现象被称为框架转变。
适用性是指已储存构念的特征与情境中所注意到的刺激特点之间的匹配程度[12]。这种情境的适用性受到一系列情境变量的影响[8]。首先是社会交往对象的文化知识体系，如果社会互动的双方都是来自相同的文化背景，那么共享的文化知识就是适用的；其次是社会互动情境的性质，如人们与内外团体成员或者上下级之间的互动规范是截然不同的：在不同的互动情境中采取适当的文化规范；最后是一般行为的适用性。大量的研究证实了文化动态建构的观点，并显示出情境因素的强大力量。
三、动态建构理论的证据
许多研究支持动态建构理论对文化影响机制的分析：
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研究中，Briley和Wyer[14]采用文化启动实验，通过控制情境中的启动刺激，观察到文化价值观会随之改变。当情境启动激活了被试自身所处文化的相关概念，或文化中典型的自我取向时，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差异就会变大。在其中的一个实验中，以文化中典型的图像为启动刺激呈现给被试，然后完成个人主义－集体主义量表。当启动刺激反映的是自身所处的典型文化时，被试报告更多地反映了自身文化价值观的内容。例如与美国被试相比，香港被试在中国文化的启动条件下更看重成功，而不是超越他人。另一个研究通过启动个体自我的不同方面私人自我和集体自我，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该研究表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价值观取向并不是一个两分的概念，东西方的被试可能同时拥有两种价值取向。究竟遵循何种价值规范则要视具体情境而定，即该价值规范是否适用于该情境、是否处在最易提取以及最可接近的位置上？
Gardner等人[15]以欧裔美国人为被试，分别启动独立型自我构念和依赖型自我构念。发现启动条件与被试自我概念中的价值观产生交互作用。用美国学生和中国学生作被试并启动不同的自我构念时，也发现了类似的交互作用。被试甚至表现出与以前结论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美国被试在依赖型的启动条件下，自我报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高于在独立型启动条件下香港被试报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事实上，人们在这些价值观和规范取向上的表现，更多地说明了人们是在特定情境中使用特定的规则，因此不能通过使用简单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量表来衡量[14]。
在自我研究方面，以往研究表明，东西方文化下个体对自我的描述有着显著差异，也有许多研究发现，这种差异不是一成不变的。Cousins[16]在研究中要求美国和日本被试做TST测验，当任务中没有出现特定的角色背景时，美国被试有更多的特质性的自我描述；而任务限定了被试的社会角色时，日本被试给出更多特质性描述，这表明文化对自我概念的影响是依情境而变化的。Trafimow等[17]认为启动自我的某个特定方面(私人自我、公共自我、团体自我)，就能增加对该方面自我的信息提取。
文化对自我的影响通过三个方面来实现：一是文化背景可以影响自我概念中的私人自我和团体自我相对的可接近程度。东方文化强调团体的重要性，所以团体自我的可接近程度更高，而西方文化关注个人，所以私人自我的可接近程度高。二是文化背景可以影响自我概念中这两方面信息被提取的数量。三是文化背景可以影响与特定自我概念相联系的自我认知。
Rhee等人[18]探讨了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下文化认同对自我描述的影响，发现欧裔美国人的自我描述更抽象，报告更多有关自主性的内容；而韩国人的自我描述则更具体，报告更多社会性的内容。对东方文化认同较高的亚裔美国人自我描述更接近韩国人的模式，对东方文化认同较低的亚裔美国人的自我描述则更接近欧裔美国人的模式。这表明个体的文化认同会调节文化对自我认知的作用：个体越认同某种文化，则越有可能使用该文化的内隐理论来引导自身的认知及对世界的解读。因此，某种文化团体的成员并非是无一例外地、完全一致地受到文化力量的塑造。
Hong等人[12]用文化启动范式研究文化认同与自我概念中的团体责任和个人权力之间的关系。研究者选用TST测验及其变式，以“我”、“我们”、“我作为一名中国人/美国人”、“我们作为中国人/美国人”，分别作为私人自我、团体自我、中国文化认同、美国文化认同的启动条件。结果发现，香港大学生被试和美国大学生被试一样，在私人自我启动条件下，自我描述中提到的团体责任的数量显著低于团体自我的启动条件；在文化认同的启动条件下，香港大学生被试提到的团体责任的数量显著高于美国大学生被试，而自我描述中的个体权力则正好相反。实验验证了文化动态建构理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自我构念在亚洲和北美文化中是同时存在的，在特定情境下，相对更容易接近的自我构念将决定个体有意识的自我认知。
而对认知过程文化差异的研究表明，这种差异也并非是不同的文化团体成员间固有的，它受到情境因素以及社会认知因素的调节。认知闭合性(NFC,need for closure)是近年来研究较多的一种社会认知过程，它指人们试图消除社会认知中模糊性的愿望。在高NFC情境中，人们使用刻板印象等方式解读世界，因此容易依赖于传统的文化知识。Chiu等人[7]认为，NFC对人们认知的影响，受到文化中长期可接近的知识结构的塑造。他们发现对于北美被试而言，当处于时间压力下即NFC提高时，他们会对模糊的社会事件做出更多的特质归因；而对于中国被试而言，当NFC提高时，他们则做出更多的环境归因。
除社会认知因素外，情境的启动条件也对文化的认知差异有影响。Hong等人[4]用文化标识作为启动刺激，对有双文化背景的被试启动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并要求其对卡通鱼群的行为进行归因。结果发现，与美国文化启动条件相比，双文化被试在中国文化的启动条件下，做出更多的外在归因，其对外在归因的信心也更高，两者均达到显著差异。根据内隐文化理论的可接近性的原则，在中国文化的启动条件下，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内隐理论得到激活，可接近程度提高。当被要求对模糊的卡通鱼群行为进行归因时，双文化被试更容易提取中国文化下常用的情境归因的方式。之后，Hong等人[19]在文化启动条件之外又加入了一个显性变量：高显性条件——鱼群中除领头的那条鱼外其他鱼的颜色都一致，那么鱼群作为一个团体就彰显出来了；低显性条件——鱼群中所有的鱼都颜色各异。结果发现，只有当高显性条件下，文化的启动效应才出现：即相对于美国文化启动条件，在中国文化启动条件下被试表现出更多的情境归因方式。因此，文化发挥其效应是一个动态建构的过程，是受到情境条件限制的。
在行为研究方面，Wong等人[13]用囚徒困境的范式来研究不同的文化启动条件下人们的合作行为是否具有差异。结果发现，当中国文化知识得到激活时，被试表现出更多对朋友的合作行为，而对于陌生人，不论启动条件是中国文化知识还是美国文化知识，被试都表现出较低的合作性。这项研究为文化动态建构理论提供了行为上的证据。一方面，研究证明情境的线索能够提高文化价值规范及文化理论的可接近程度；另一方面，研究结果也证实了只有当该文化理论出现在适用的情境中，才会引导人们的认知及行为。行为上的证据也说明文化的标识不仅能启动认知图式，甚至还能够激活更高等级的目标、动机、期望等，从而引导人们的行为。Morris和Fu[20]将动态建构的理论应用于协商和冲突解决情境的文化差异研究，他们认为，在两种文化中都拥有广泛经验的协商者可能同时了解两种文化的冲突情境图式，但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只有可接近程度最高的冲突图式能够指导协商者的判断和行为，而可接近程度则部分地取决于协商情境中刺激的启动。
四、对动态建构理论的评价
动态建构理论主要解决的是多元文化对认知机制的影响问题。Triandis用“冰与水”比喻文化内部的多样性问题，他将集体主义比作水，将个人主义比作冰，而文化则像是一桶冰水：既有集体主义的成分，又有个人主义的成分。从整个文化的宏观层面来看，没有任何的文化团体是纯粹的集体主义或纯粹的个人主义。文化动态建构则从社会认知的角度，将研究从宏观层面转向微观层面，从探讨文化之间的差异特征转而研究个体认知层面的内隐文化理论。众多研究证实，个体头脑中所拥有的文化理论可能是既有冰也有水的，而究竟提取到的是冰还是水，则是要视具体情境而定。文化心理学研究者不应该仅仅为发现文化之间的差异而欢呼雀跃，更值得高兴的应该是发现文化差异背后的机制，即不同的文化内隐理论。这些文化内隐理论可能为某一文化独享，或为某些文化共享，或者是所有文化共享但发生机制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文化内部代代传承，同时也可能在文化之间互相传递、交融。
文化心理学的这种转变使得自身的研究更为精细化，还用动态的视角替代了以往研究中静态的分析，并将情境因素引入文化分析之中，证明了文化不是以一种僵化的、普遍一致的方式影响人们行为的[6][7]。事实上，自我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在不同的情境、领域，个体可能提取其不同的方面，或在某一特定的时刻，自我的特定方面凸现出来[18]。反之，个体也不是强势文化的被动接受者，个体能动地建构文化对其的影响形成多种不同的内隐理论，并且根据不同的情境与要求做出最为适当的行为策略。
这种观点与Swidler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将文化作为“工具箱(tool kit)”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21]：文化对行为的影响并非是通过提供终极的价值观导向，而是通过建构一种习惯、技巧、方式、符号、仪式、世界观等的“文化工具箱”，从而使人们能够在真实世界中形成行动策略。真实文化往往包含着多元而相互冲突的符号、仪式、行为指示，共同存在于这个“文化工具箱”中。个体或团体在不同的情境下，从“文化工具箱”选择不同的工具来建构行为链。Swidler批判了韦伯等人关于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与行为结果之间关系的观点，这与文化动态建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似之处。
文化也是一个多元而动态发展着的社会系统。如果仍用静止的观点来分析文化的影响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在加入了其他一些考察的变量后，该方法虽然显得相对复杂，但同时也发现了许多交互作用。它强调了情境中的诸多因素，显得更为客观，其得到的结论可推广的范围更大，即外部效度更高，因此预测力也相对更高。正如动态建构理论的前提所示的那样，个体可以同时习得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内隐文化理论，文化的发展与变迁及多元文化的交融，反映到个体心理层面就是多种内隐文化理论的并存。这使得人们能够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不同的文化要求下做出适当的心理或行为反应，这是人类适应性的体现。文化的发生发展和人类与环境的相互适应是密不可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动态建构的理论较以前的方法，更符合人类进化适应的观点。无论是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抑或是社会历史的角度，甚至个体发展的角度，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无不经历着变迁。多元文化的出现正是对现实环境变迁的适应，而个体对多元文化理论的灵活使用则是对自然、社会、文化环境变迁的多重适应。
与以往的比较研究不同，动态建构理论从社会认知的层面说明了文化对个体心理过程和行为影响的机制。尽管从行为表面来看，不同的文化团体之间，甚至同一文化团体内部成员之间存在文化差异或个体差异，但文化影响行为的内在心理机制可能是一致的[22][7]。如果只考察人们在不同文化下行为的差异性，我们可以预测在不同情境下的行为差异，但无法知道在行为模式差异背后的认知机制是否一致。不同的文化内涵可能会引导人们在类似的情境中做出不同行为，但文化发挥作用的内在认知机制与条件机制可能仍然是一致的，这恰恰是文化心理学家需要探求的一个重要问题。
动态建构理论从社会认知视角为文化心理学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但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值得继续探讨和解决的新问题。首先，对文化的动态建构方法的一个重要挑战是解释文化理论是如何出现并进一步发展的[6]。有学者以交流作为文化建构和维持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交流和共享事实之间的交互关系来理解文化作为一个共享的动态发展的意义系统[5]。这可以看成是以另一个思路来回答文化影响机制问题的尝试。动态建构理论如果能够整合这种思路，必将对理解文化与心理学的动态交互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9]。例如，对自传体记忆的跨文化研究，就尝试从儿童早期与父母(尤其是母亲)的自传体事件的对话交流来解释文化差异的产生与发展[23]。
其次，从个人的层面，我们也无法确切了解个体是如何习得内隐文化理论的。Miller[24]发现，美国被试比印度被试更多地用一般特质来描述他人，并且这种用一般特质来描述他人特点的倾向在美国被试中是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加的，但对于印度被试则没有这种趋势。这种发展的范式提示，个人和行为的文化理论是在文化中逐步社会化而习得的。一般而言，文化对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主要是一种后天的社会化的结果，内隐文化理论的习得的过程也是个人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文化习得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那么内隐文化理论的影响，或者说启动效应是否具有一种发展特性呢？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启动效应的存在与否或者效应大小是否也可以成为一种指标，暗示着文化对个体影响的差异？
第三，全球化浪潮带来了文化适应的问题。在各种文化相互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人们是如何习得多元文化理论以及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呢？拥有多元文化理论的个体是否会存在心理冲突呢？而对于那些双重文化或者多重文化的个体，他们对各种文化的适应水平可能是存在差异的。不同适应水平的个体应该对于文化启动以及使用文化理论的概率也不同。文化具有滞后性，这种滞后性反映到个人层面就是一种“文化固着”，人们往往不愿意放弃固有文化中既有的生活方式，虽然他们需要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从这个角度说，也许内隐文化理论也具有一种“惰性”，人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理性，可以随时调整“工具箱里的工具”。
第四，尽管对内隐文化理论如何影响人们的心理过程已经有所了解，但对于其自身的特点还有许多未知因素。究竟那些不同的文化知识体系是以独立的形式还以整合的形式存储的，仍然不是很清楚[8]。动态建构理论提出可接近性、可用性和适用性三个概念来解释内隐文化理论发挥作用的机制，但尚不了解这三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究竟是效应相加还是效应相乘？或者有其他更复杂的机制？动态建构理论强调文化与情境的交互作用，并通过研究找到了一些影响文化效应的情境。但该理论仅提供了社会认知的视角，并未能揭示其他的影响因素。研究者开始关注语言与认同在文化影响中的作用，此外，人格特质、社会角色、不同阶层都可能成为影响文化效应的因素，这些都有待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去证实和发展。
第五，启动效应证明了文化对人们的影响是一个动态建构的过程，让我们看到情境因素的巨大影响，但实验研究的成果并不能够直接应用到现实生活中。现实生活的情境要比实验室情境复杂得多，那么启动效应能否推广到现实生活中呢？一方面我们可以采用现场研究的方法，研究文化动态建构外部效度问题；另一方面，为应用研究提供了一个发展的视角，无论是个人、团体、企业或政府，是如何应对并适应多元文化冲击下的社会现实？如何能够更好地生存、适应并发展？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启动效应的实验中往往使用各种不同的文化标识来启动不同的内隐理论，而事实上，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各式各样蕴含文化深意的标识、各色宣传海报，甚至具有浓郁传统色彩或异国情调的音乐、影视剧等文艺作品。这些都可能成为激活我们文化内隐理论的标识。
最后，动态建构理论也对中国文化心理学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指导意义。首先，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对待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文明的冲突与共存”之争。如果相互对立的多种文化内隐理论能够共同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那么多元文明能不能共存于中华大地呢？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看，中华文明一直具有多元性的特点。而且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和而不同”。心理学的研究指出中国人能够较好地容忍自我不一致性，进一步说明了文化动态建构理论有助于理解中国人身上的多元文化与多元自我[25]。同时，在承认文化多元性的基础上，我们要看到文化多元性对中国人的影响。动态建构理论不失时机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方法论指导。无论西方强势文化所谓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入侵、或是“韩流”的泛滥、抑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摇旗呐喊，都会对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迁，这对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既是契机也是挑战。对于个人而言，其内隐文化理论发生变化的条件可能包括自然成长、社会化过程、个体迁移、社会变迁与社会发展等。今天中国社会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进程对个体心理的影响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发挥着作用。家庭教养、学校教育、同伴影响或是社会价值观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巨大的转变，由于这些变迁的不均衡性导致了地域之间、阶层之间、代与代之间的亚文化存在着极大差异。用动态建构的方法去分析这些差异及其影响，为研究今天中国社会的心理变迁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总之，文化动态建构理论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角度为文化心理学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中国的文化心理学，不仅需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今日国民大众的心理影响，不仅关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更应该着眼于当前多元文化的现状，探索中国人的动态建构的心理与行为模式。
*收稿日期：2012-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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