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增长与分配关系的理论研究及其最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不平等论文,最新进展论文,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历史的、自然条件的、地域性的、政治的、种族的和信仰的不同，得出一个有关国家间增长与分配关系的模式是相当困难的。从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关于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带来的冲击，刘易斯（1954）和库兹涅茨（1955）的经典分析打开了经济学界对增长与分配关系讨论的入口。时间过了近半个世纪，西方经济学家一直不断地对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进行检验。从广泛的讨论到数学模型的建立，从多国横向、纵向的对比到对一个国家的个案研究，对增长与分配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的分析最终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本文试图对“增长与分配”理论以及发展的新动向作一回顾和展望。
一、引言：有关增长与分配关系的一些基本事实
无论是从不同国家之间还是从一个国家内部来看，增长和分配之间的关系都是极其模糊的。从不同国家的同一时期的情况来看，根据林毅夫（2002）的分析得出：既能够快速增长，又能够使人民均享增长带来的利益，这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目标。他认为，放眼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能够解决好这两个问题的国家为数寥寥。图1反映的是世界105（注：其他国家缺少人均收入或者基尼系数资料，故没有在图中标出。）个国家和地区1999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注：这里的人均GNP是按照官方汇率折算来的，而按照PPP计算的人均GNP和按照汇率计算的GNP之间相关系数为0.9663。从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主要关注各国收入水平的对比，而不是实际绝对水平，所以具体选用哪个口径的GNP，影响不大。）水平和收入分配状况。从图1可见，以基尼系数（注：这里的基尼系数的调查年份并不是完全一样，另外有的国家是以收入调查资料计算的基尼系数，有的国家是以消费支出计算的基尼系数。具体资料，请参见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Oxford：Oxforld University，2001，pp.283注解和pp.320～321.）等于0.40（注：0.4的基尼系数是国际公认的公平和不公平的分界线。）和1999年的人均GNP等于15000美元为分界线，世界各国（地区）的人均GNP和收入分配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高收入和收入分配比较公平的国家；（2）低收入和收入分配比较公平的国家；（3）低收入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除了少数发达国家以外，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属于后两者之一（注：事实上，把衡量发达程度标志的人均收入改变为10000美元或者是8000美元，上述的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格局的几种类型，基本没有什么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平和效率的两难，更多地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地区）所面临的问题（林毅夫，2002）。
那么，中国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从不同时期来看，伴随着经济增长，我国居民收入差别不断扩大。1978年以前，我国收入分配相对比较平均，城镇居民基尼系数长期保持在0.16左右，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大约为0.20。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基尼系数总体趋势在上升。表1是来自莱文尼（Ravallion，M）、陈少华（S.，Chen）和王燕（Y.，Wang）（2001）所提供的1980—2000年的数据。
从下表可以看出，我国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差距在拉大。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实施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鼓励和推动了经济增长，那么经济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个人收入的不平等。很明显：1996年以后随着基尼系数的上升，经济增长速度减慢。
表1 中国基尼系数和经济增长率
资料来源：Chen，S.and Wang，Yan，2001.China’s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Trends Between 1990—1999，Reserch Working Paper WPS.2651，World Bank.
二、增长与分配关系的理论研究及其争论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发展报告》（2000—2001）（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Oxford；Oxford University，2001）资料整理。转引自：林毅夫、刘培林：《经济发展战略与公平、效率的关系》，载《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No.C2002007），2002—05—15。
图1 105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和收入分配情况
经济学界对增长与分配关系讨论是从刘易斯（1954）和库兹涅茨（1955）开始的。1954年，刘易斯（Lewis，1954）提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经济的发展理论，即在整个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可以以不变的工资水平获得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个理论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方面的推论是，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将会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上升，因为现代部门的利润只归少数资本家掌握。只有在二元结构消失之后，工资水平的上升才是可能的。
1955年，西蒙·库兹涅茨（Kuznets）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在经验研究方面做出了奠基性和开创性工作。他通过对英国、德国、美国三个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状况进行考察，并且与三个不发达国家印度、锡兰、波多黎各相对比发现，各个经济体中最富有的20％的人占有的收入份额与最贫穷的60％的人的收入份额之比，在发展中国家都大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即发现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有更大程度的不平等，由此进一步归纳出所谓的“倒U”型假说——“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注：Kuznets，Simon，1955.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March 1955），pp.18.）
半个世纪以来，大量的经济学家围绕此假说展开了讨论和检验。部分经济学家通过对交叉部门的实证研究，使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得到了支持，如Paukert（1973），Chenery和Syrquin（1975），Ahuluwalia（1976），Cline（1975），Papanek和Kyn（1987）等人。Ray（1998）这样来描述“倒U”曲线：以人均收入水平为横轴，以两组特定收入水平的人群（比如最穷的40％的人群和最富有的20％的人群）占有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为纵轴，描出两组人群收入水平和收入比例的散点图，以及两组散点的趋势线。如果高收入人群的趋势线是向下开口的倒U线，低收入人群的趋势线是向上开口的U型曲线，那么就可得到支持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的结论。
Paukert（1973）对56个国家（地区）的经验实证工作得到了如表2所示的结果，其结论支持了库兹涅茨的假说。
表2 Paukert的经验工作
资料来源：Paukert，Felin，1973.Income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Levels of Development.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108.
除Paukert以外，Chenery和Syrquin（1975）关于1950—1970年代许多国家发展形式的研究以及Ahluwalia（1976）关于收入分配和贫困的经验实证研究工作（该研究涉及60个国家，其中有40个发展中国家、14个发达国家、6个社会主义国家，研究中涉及的GNP以1970年价格的美元计量），也得到了与Paukert（1973）类似的结论。
然而，也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缺乏经验支持。Fei、Ranis和Kuo（1979）对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实证工作发现，台湾地区在经济发展起飞阶段的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不仅保持了高速经济增长，而且基尼系数也由1950年代的0.53下降到1970年代的0.33。Fields和Jakubson（1994）就库兹涅茨“倒U”曲线而对35个国家进行的实证研究工作也认为，如果能够得到什么一般意义的结论的话，那这个结论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至少在20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不平等程度是下降的。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缺乏经验支持。
Deininger和Squire（1998）利用他们收集整理的一个收入分配Panel数据集（Deininger，Squire，1996），对“倒U”型假说进行了严格的实证分析，其结果也表明，经验证据对该假说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支持。另外，Anandh和Kanbur（1986）通过建立各种函数形式所进行的仔细的经济计量研究发现，交叉部门的资料与“正U”型曲线吻合而不是“倒U”型曲线。
总之，从发展与分配关系的总体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两方面来看，截止20世纪80年代末，存在两条基本分析线索：第一，增长和不平等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第二，增长和不平等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后一种线索包括了这样两种实际情况，一是指经济增长低效率，收入分配又不平等（非洲和拉美国家）；二是指增长与平等可以同时实现（东亚奇迹）。
三、20世纪9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增长与分配关系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对“增长和平等”可以同时实现的这一70—80年代的舆论观点提出了质疑的新思潮。特别是最近的现象表明，在一些东亚国家不平等已经开始扩大（Ahuja et al.，1997）。基于20世纪70—80年代的理论可能已不适合新的现实，90年代收入分配理论研究的特点是，一方面，继续围绕库兹涅茨假说探讨增长对分配带来的冲击，即大量经济学家提出证据反对“倒U”曲线，同时还有大部分的经济学家来对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作进一步的证实；另一方面，也有为数不少的经济学家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反过来研究收入不平等对增长造成的冲击。
Fields（1991）用大量的资料证明了经济发展的晚期阶段不平等反而是增加的。他把发展中国家分成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以1980年美元价格人均
728），并且比较两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的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时间跨度只包括60—80年代期间的增长阶段而不包括衰退阶段。结果发现，在低收入国家里，48％不平等程度是增长的；在高收入国家里，42％不平等程度是增加的。这两个百分比非常接近，所以，Fields得出结论：在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里伴随着增长，不平等程度加强是一样地频繁，并不存在库兹涅茨假说里所说的“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比晚期阶段不平等增加更严重”这样一种趋势。
Anand和Kanbur（1993a）在库兹涅茨的人口转移理论基础上，从静态的角度证实了库兹涅茨假说的存在，动态分析的结果则表明该假说不一定存在。他把国民收入分配看作是高收入和低收入两个区间分布的人口加权平均和，并把它加以模型化，去寻找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口比重的转变对收入分配带来的结果。得出的结论是；在按比例划分的收入分配状况的区间中，某一区间人口份额增加并且绝对主导其余另一区间人口的收入分配，则这种人口的转移将导致一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第一主导性的转移。Anand和Kanbur（1993a）在纯人口转移情况下得出了人均收入和不平等指数之间的关系，详细解释了存在一个“转折点”导致了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情况。这些关系随后被部门之间的资料所验证。但是，动态过程超出了纯粹的人口转移的假定。比如，部门人口的变化均分了部门财富的变化，相对于各种收入成比例变化，不平等的程度是不变的。这样，关键的决定因素将是与人口转移有关的部门财富的比例。Anand和Kanbur（1993a）指出，人口转移的结果与财富的转换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是很复杂的，“倒U”型曲线是否存在依赖于实践。
Galor和Tsidon（1996）基于索罗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并对此进行发展，证实了库兹涅茨假说的存在。他们的基本模型是一个含有技术进步为内生变量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产出是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函数，生产率是人力资本的函数。另外，所有个体具有一致的或相同的偏好，一个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取决于父母的人力资本水平，父母的人力资本水平影响对孩子的教育投资等等。与早期模型不同的是，对分配的分析被动态化，即人力资本投资的数量随父母的人力资本水平而提高，也随依赖于总人力资本水平的技术总效率而提高。模型的基本结论是：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本投资总水平的提高不可能是可行的，除非人力资本的分配（收入分配）是不平等的。不平等能够使受过高等教育的那部分人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所以，不平等基本上在增长的早期阶段提高了人力资本投资和产出的总水平。当社会上层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和收入不平等加深时，积累的知识通过产品中的技术进步慢慢地向社会中的较低层移动。人力资本的投资变得更有利于社会各阶层成员。特别是那些初始投资在人力资本的构成中比例较少的那部分低文化程度的人，发现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是有利的，使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比例变高。所以，与库兹涅茨假说相一致，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产出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提高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在增长的后期阶段，产出的增长与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和人力资本的分配相联系。
Porotti（1993），Galor和Tsidon（1996）也提出过类似的模型。Porotti（1993）的模型里，个体投资于教育，但是所有个体通过教育的正外部性而直接受益。不完善的资本市场意味着一些个体对教育的投资高于其他方面的投资，因此，他们在下一阶段将有更高的收入。Galor和Tsidon（1996）的模型里有与Porotti（1993）模型相似的经济结构。在一个非常贫穷的经济里，在某一情况下，只有一种非常不平等的分配可以将足够的资源给予那些上层顶端的人去投资于教育并因此产生广泛的经济外部性而使经济增长。
Alesina和Rodrik（1994）利用中间投票人理论分析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平等与增长是一致的。他们所用的基本模型也是一个内生增长模型：产出依赖于资本、劳动和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通过征收一定比例的资本税为其提供资金支持。个体在资本和劳动禀赋方面是不相同的。给定这样一个前提：消费具有相同性、时间可分性以及效用的相似性，则所用资本禀赋以一个共同的比例增长，这一比例依赖于成比例的税率。每个个体在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共同的税率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征收税收是为了公众利益，而缴纳税收要个体损失一定比例的资本所有权——那些拥有一个低份额资本收入的人愿意有一个高的税率。用中间投票人理论可以调查分配和增长的关系：当中间人的财富收入比例增加时，平等程度会提高，中间投票人将越来越关心资本的征税——对税率的实际投票结果是如此之低，而增长率提高。
Alberto Alesina和Dani Rodrik（1994）对前人用“土地分配基尼系数”研究1960—1985年不同国家的收入分配对增长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总结。即通过经济计量分析得出如下结果：收入不平等和随后的增长是负相关关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经历了土地改革的国家，在土地所有权方面减少了不平等，这些国家应该比没有经历土地改革的国家有更高的增长。这个论点在有关经济发展的文献里经常被提及。与大部分拉美国家相比，该论点被作为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成功经验的一个解释（有关例子参看Ranis（1990）和Wade（1990）），因为亚洲国家有土地改革，而拉美国家没有。90年代以来一直到今天，很多经济学家对分配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大量的研究表明初始的不平等对后来的增长有负作用（Bruno et al.，1995）。Deininger和Squire（1996b）用详细的资料数据体系估计增长，并把增长看作是初始不平等和其他变量的函数。他们发现，尽管初始的收入不平等对增长的影响不是强壮的，但初始的土地不平等确实与低的增长率相联系。Birdsall和Londono（1997），Ravallion（1998），Thomas和Wang（1998），Deininger（1999）以及Klasen（1999）研究发现：基于资产不平等（人力资本和有形资产（如土地））和性别不平等的证据通常较为明显，这种不平等对增长有着负面影响。然而，另有一些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见Li和Zou，1998）。
Alberto Alesina和Roberto Perotti（1996）把政治不稳定作为连接收入分配和投资两个变量的渠道，分析收入分配对投资的影响。通过设计模型以及对71个国家统计资料的检验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收入分配不平等会增加社会不满和激发社会动荡，使发生政变、革命和群众暴力的可能性加大，进而会增加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和威胁财产权，使投资减少，国民收入下降。在分析政治不稳定如何影响投资时，他们提出了三个影响渠道：第一，政治不稳定提高了可积累要素的预期税收水平；第二，因为社会动荡导致生产活动的中断，因此造成劳动和资本的生产力下降；第三，社会政治的不稳定提高了“不确定性”，所以导致了投资者要么推迟投资计划项目，要么去国外投资，要么简单消费掉。高的社会不稳定指数之所以预示着高的不确定性，其原因有二：第一，当社会动荡蔓延开来，政府被推翻的可能性加大，使未来经济政策的方向甚至财产权的保护更加具有不确定性；第二，试图成功或已经成功的政变的偶然发生意味着放弃法律规则的倾向，因此也基本上构成了对已经建立的财产权的威胁。在他们的模型中有两个重要的变量关系：一是社会不稳定指数对国内投资的影响，二是中产阶级的人口份额对社会不稳定指数的影响。社会政治的不稳定降低投资，一个富有且人口比重大的中产阶级将减少社会政治的不稳定。例如，拉美国家有一个特别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使其比所考察的其他国家政治不稳定指数更高，投资和经济增长率也相应很低。
四、中国学者对增长与分配关系的理论研究
中国收入分配的变动趋势历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围绕库兹涅茨“倒U”假说，一些中国学者尝试性地对此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验证。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和验证，其结果有的支持“倒U”假说，有的则不支持。
杨俊、张宗益（2002）针对中国转型经济的特点，通过三部门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变动趋势作出解释，利用两个时期的跨省横截面数据对库兹涅茨“倒U”假设进行了验证。他们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基础上认为，中国改革十几年，对经济发展有深远影响的除了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以外，还有一个由制度转型带来的新兴部门（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所以，他们以农业部门、国有经济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为基础，进一步研究了在三部门转换中居民收入分配的发展趋势。验证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后，收入差别的变化趋势符合“倒U”假说，并且认为这种趋势是由于制度转型决定的，或者是由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双重作用的结果。
陈宗胜（1991）在最初的模型中主要讨论经济发展因素对收入差别的影响，后来，他又补充了体制改革对收入差别的影响，并提出了颇具影响的“阶梯形倒U曲线变异”理论。他认为，尽管体制上的改革对收入差别的影响不是单方面的，即不只是使收入差别扩大，但总体看来，它无疑是导致收入差别阶段性扩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另外，陈宗胜（2000）在库兹涅茨“倒U”假说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实证分析，在一系列只同公有制相联系的假设前提下，提出了著名的“公有制经济收入差异倒U曲线”。他认为，在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长期不变的低收入差别必然同低劳动差别、高积累、低消费、不变的部门之间消费水平差别及停滞的人口工业化等现象并存，所以，此阶段收入分配差别较小。当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较快发展阶段，两部门间的差别开始扩大，人口转移速度加快，劳动差别随着教育水平差别扩大和白领阶层的出现而扩大，收入差别相应扩大。另外，由于劳动者消费欲望的增长和产业发展使得积累降低、消费提高，剩余与生计之比提高。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中国居民总体收入差别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期出现扩大。
颜鹏飞等（2002）认为，“倒U”假说不能科学解释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现象。他们认为，有两种因素决定收入差距的动态过程：一是市场竞争因素，这是推动收入差距扩大的内在力量；另一种因素是政府执行的宏观收入分配调节政策。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个人收入差距是否呈现“倒U”形态，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对比。前一种力量在任何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或地区中都存在。颜鹏飞等人认为，收入差距是否继续扩大，关键在于政府的收入调节政策和具体的实施制度。仅仅依据库兹涅茨“倒U”假说断言我国收入差距扩大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这是不科学的。另外，颜鹏飞等人还认为，我国收入差距拉大具有特殊性，在我国居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中，正常性收入分配与非正常性收入分配形成了巨大反差，这是库兹涅茨假说所无法解释的。
张定胜（2000）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不断波动的理论告诉我们：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有时为正，有时为负，并不必然表现为“倒U”形状。他在其博士论文中，用一个既有外生又有内生比较利益的模型，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证明了：当先天条件不同的人先后在不同时间转入越来越高的分工水平时，收入分配不平等度会发生非单调的波动。当一部分人的专业化水平上升，而另一部分人还在自给自足状态时，不平等度上升，但落后的人们随交易效率改进也转入分工时，不平等度下降。而当交易条件较好的人们在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时选择更高的分工水平时，他们与落后的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又会扩大，而当落后的人们又赶上来时，收入差距又会缩小。张定胜还认为，不平等的增加会影响经济增长，因为，不平等可能会损害中国政府的合法性。这有两种方式：第一，一个以平均主义为基础的政权体制，如果放任不平等持续扩大，则其合法性将受到影响。如果我们要找出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支持力量，则这就是农民和工人对一个能够提供安全、平等和社会稳定的政府的需要。从经济重构的角度看，中国近期的改革是必要的，但是，从农民和工人的角度看，这些改革将损失他们对安全、平等和社会稳定的需求。政府可能会教育这些人民必须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才能最终让所有的人富裕起来。当时，政府却未能将改革的收益较为均等地加以分配，一旦暴富阶层和受损阶层之间的差距变得不可接受，则整个政权的道德基础就将发生动摇。第二，较大程度的不平等将导致缓慢的经济增长。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实现高经济增长的能力已经成为评判政府的重要指标。1997年以前，中国政府能够通过经济增长实现其诺言，尽管增长的收益并不是平等分配的。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增长放慢而且人们也不知道何时才能重新恢复经济的强劲增长。最近的一项跨国实证研究表明，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的增长率趋于缓慢。张定胜引用Persson和Tabellini（1994）以及Alesina和Rodrik（1994）的研究结果，即如果初始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和物质资本投资水平不变，则不平等和经济增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他认为，中国自己的发展经历也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这一趋势。当中国还是一个较为平均主义的社会时，其经济增长速度很高。但是，在90年代中期不平等程度达到较高水平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似乎缺少了动力。经济停滞会削弱以经济增长为有效目标的政府的合法性。
李实、赵人伟等人（1999）从不同省份的年鉴中收集了农村人均收入和住房收入分组方面的有关数据，然后利用住房收入分组比例分别计算了每一省份不同年份的基尼系数最后构成了一组含有85个有效样本的“混合样本”数据，对省内收入差距与实际收入水平关系的几种函数进行了经验估计，结果没有从经验分析上支持库兹涅茨假说。Khan（1992），李实（1993）的相关经验分析结果也没有支持库兹涅茨假说。他们并非要从根本上否定此假说，只是否定了一些缺少经验分析基础，而又生搬硬套“倒U”假说来对中国收入差别变动趋势进行主观猜测的做法。（注：李实：《对收入分配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进一步说明——对陈宗胜教授评论的答复》，载《经济研究》，2002（7）。）
五、21世纪初增长与分配关系理论研究的新课题
新时代出现新问题，而老问题也会翻新。21世纪初经济学界除了继续围绕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进行讨论之外，收入分配问题的其他5个领域将引起中外经济学家的特别关注。
（一）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日益提高的不平等现象。
截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西方学者通过对东亚、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实际情况分析，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更快的增长同时实现更平等的分配是可能的。但是，这个结论不久就被近几年的发展现实所质问：至少在东亚已不是这样的关系。一些东亚“奇迹国家”在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不平等（Ahuja et al.，1997），主要表现为土地价值的猛涨和熟练劳动力收入的增加。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技术进步和作为开放结果的非熟练劳动力的全球供给的增加，尽管贫穷继续降低，不平等却开始在一些国家加深。典型的例子是美国，伴随着经济发展，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别变大（例子见Freeman和Kats，1994）。
另一方面，全球化中的不公平和其他两极分化现象可能会激发全球化过程中的得利者和受损者之间的分配性冲突。这种冲突会通过好几个途径妨碍未来经济增长趋势。第一，分配性冲突可能会将注意力、资源和能源从生产性领域转移到关于全球化成本负担和租金分配的谈判过程中去（Rodrik，1998）。第二，通过在经济中造成一些不确定性，这种分配性冲突可能会导致低于最优水平的投资率（Alesina and Perotti，1996）。第三，分配性冲突可能会使得应对外部冲击的一致意见的达成或构造富有凝聚力的发展目标变得非常困难。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人类发展报告》（1999），从国家之间的对比来看，大约占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拥有收入的82.7％，而最不发达国家则仅占世界收入的1.4％。这种国家间的不平等同样为UNDP1997年《贸易与发展报告》所证实。该报告认为，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就打上了深深的迅速扩大的不平等的烙印。1965年，最富裕的7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是世界最贫穷7国的20倍，而到1995年则上升为39倍。对以上这些新趋向的分析以及针对这些分析所产生的可能的政策回应，将在21世纪理论界保持活跃。
（二）某一国家的案例研究
在最近的30年里，经济学者关于增长与分配关系的研究被回归分析方法所主导。这种方法经常用不同国家部门之间的数字资料进行检验测试，简化了不平等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尽管这种方法是有用的，但它有很严格的限制。一种更好的方法应该是，观察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政策的详细情况，直接地、专门地分析和处理政策问题。依靠对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与不平等之间进行的回归，支持或反对一项增长与发展之间转换的政策似乎是没有用的。
2002年，哈佛大学教授Richard Freeman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第五次年会上，作为中国改革的局外人，专门对中国改革过程中城市劳动力的劳动报酬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并提出了政策建议。他认为，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渐过渡，人为设置的工资体系依然发挥一定作用，因此，名义收入差距不可能很大，但是其他的一些因素可能造成人们实际可支配的收入差距扩大。居民实际可支配的收入差距拉大会引起社会不安定，社会的不安定将会影响到经济增长。Freeman本人对西方媒体报道的发生在1997—2002年79件集体抗议的案例进行了简单的统计分析，同类事件发生的频率在2001—2002年明显上升，其中46起因为工资拖欠，18起因为失业，9起因为腐败，另外6起因为工作环境问题。如果中国依然不对其僵化落后的劳动力制度进行改革的话，劳动力的问题很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为了进一步研究上述出现的问题对社会稳定性的影响，Richard Freeman（2002）运用一个冲击响应模型来考察不同类型的因素影响社会稳定的程度。在模型中存在两类当事人；居民和政府，当事人都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选择自己的行为，居民的行为有两类：抗议和保持沉默，抗议的收益是有可能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成本是被镇压；政府在面临抗议时有两种政策选择：增加给居民的补贴或增加警察的力量用来镇压抗议，两种政策都要付出成本，政府的收益是最终保留在政府手中的净收益，而整个模型的稳定性依赖于两种当事人的互动。在这个模型中，居民的眼界是有界的，因此，居民的行为彼此的相关性很弱，换句话说，抗议行为的发生是区域性的，当一些全局性的因素发生变化，比如腐败问题加重、信息交流的方便程度提高、出现严重经济危机的概率和爆发银行危机的概率提高，居民同时选择抗议行为的机率就会增加，社会就变得不稳定。当劳动力的问题加剧时，政府用于处理这部分问题的投入就会增加，这将削弱政府在其他方面的投入，由此会增加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Freeman对改革劳动力制度的影响作了分析，发现改革劳动力制度可以明显地降低出现社会动荡的概率。
（三）不同收入层次的划分，特别是大的特定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
增长与分配关系的很多关键政策问题显示：这些政策问题本身以完全分解的形式存在。因此，作为发展的结果，如果整体上贫困程度下降了，但这是国家之间收入改善与贫穷恶化加总的结果。而经常地真正的政策过程是一个贫困化加剧的过程。经济学研究需要特别关注这种两极分化的结果。类似地，如果在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方面整体的不平等程度保持不变，或即使不平等有所改善，真正的政策效果可能来自于各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例如，种族比例的改变意味着按种族划分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变。有个人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在不平等的测量方面，往往强调由个人收入的分解去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方便性，而忽略了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从一个国家内部的对比来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以发展中国家为例，快速的经济自由化导致了一些群体收入高于另一群体，如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高于非熟练劳动力，资本收益获得者的收入高于劳动收益获得者，由于农产品价格自由化带来的农民收入低于工人收入等等。在我国，有关弱势群体的经济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经济学边缘。
近期内，国际学术界的许多论文均强调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之间的要素互补性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原因，例如，Acemoglu（1998）和Krusell，etc.（2000）。但类似的解释大多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因为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人可以自由地转换职业，自由地从收入低的地区和行业流向收入高的地区和行业，所以从长期来看，收入差距更多的是存在于劳动熟练程度不同的工人之间，而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或者行业差距在西方国家都不应当是问题的关键。21世纪这些问题将引起经济学家更多的关注。
（四）家庭内部的分配[如两代之间收入的传递（代际转移）]以及收入的性别差异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学文献里，家庭之间、性别之间的收入分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但是，在最近的10年里，处于一定程度上对增长政策的关注，大量的关于此问题的研究已经开始。此类问题的研究范围已扩展到：家庭内部的收入分配、按收入对家庭进行划分的模型、不平等和贫穷的划分方法以及不利的收入代际转移。
基于一种政策目标，性别问题在改善分配而且提高增长方面可能成为一个关键政策的入口。性别研究长期以来极少进入中国经济学家的视野。然而，在西方国家，多数情况下，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把性别作为一个影响收入分配的变量来考虑，在考察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时，也会把性别作为一个决定投资动机的因素来分析（赵人伟、李实、李思勤，1999）。可是，我国却很少把性别问题作为一个经济学专题来研究。
（五）可供选择的再分配的形式
如果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是21世纪初收入不平等提高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正像19世纪60、70年代那样，再分配问题将来到政策讨论的前沿，这些讨论将为政策制订者提供政策的体制框架以及可供选择的再分配形式。
由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所以，理想的状态应该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合理的收入差距并存。目前的难题是这种理想状态是否存在？假说这种理想状态存在，那么达到这种状态取决于什么因素？因此，收入调节政策的选择如何做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应该成为21世纪经济学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重点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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