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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论是哲学史上的一种独特而悠久的学说,它自出现之日起,就以各种富有挑战性的论式对人类的认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却往往并不能以合理的方式对之进行反思和批判,因而,怀疑论受到倍加赞誉或严厉指责这种矛盾的评价也就不足为奇。在我国,怀疑论常常被视为一种哲学怪论,这种“没有丝毫积极意义和生命力”的理论只须举手之劳即可克服。然而,怀疑论在世界范围内时伏时起的事实说明:怀疑论的诘难并非都没有科学根据,怀疑论也并不是从来就没有合理性的。笔者认为,为了推进我国哲学的改革和发展,有必要重新认识怀疑论。
一、怀疑论的涵义和种类
在哲学史上,怀疑论或怀疑主义(scepticism)是很独特的,它以克服独断论为目的,以人类既有认识为反思对象,以人类特有的哲学思辩和抽象思维能力为基础,是一种经过艰辛的探讨而形成的怀疑客观世界的真实存在和获得客观真理的可能性的哲学学说。怀疑论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既是人类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人类思维有了相当进步而又发展相对不足的必然结果。在西方,从智者派的早期怀疑论,到皮浪、恩披里可等人的古典怀疑论和休漠、康德的近代怀疑论,再到现代形态各异的怀疑论,怀疑论自出现以后,一直以非连续的方式伴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和深化。过去,人们对怀疑论缺乏正确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把怀疑论过于简单化,由于把怀疑论视作一种恒定不变的理论,人们对怀疑论的传统批判显得过于笼统而缺乏应有的针对性。事实上,怀疑论是一个统称,由于怀疑对象、论题、程度等的差异,它包含众多的流派和各式各样的论辩,而这些流派和论辩可能相互辩护也可能相互冲突。因此,要真正了解怀疑论的立论依据以及这些论辩究竟在谈什么或有何意义,就必须从一定的角度对怀疑论进行分类分层研究。
首先,从性质角度看,怀疑论主要包括三类,即怀疑本体存在的“本体论的怀疑主义”,怀疑获得知识或真理的可能性的“认识论的怀疑主义”和把怀疑作为达到真理性认识的一种工具或方法的“方法论的怀疑主义”。众所周知,西方近代哲学发韧于对宗教神学的方法论怀疑,笛卡尔式的“普遍怀疑”是其典型代表:与此不同,德国古典哲学的最早代表康德的不可知论仅仅是认识论的;而怀疑论的最大代表休漠对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怀疑,则既是本体论的怀疑主义,也是认识论的怀疑主义,但不是方法论的怀疑主义。
其次,就论题而言,怀疑论也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认知怀疑论,它主张知识是不可能的或某些知识是不可能的;第二类是信念怀疑论,它针对人们的生活信念、宗教信仰、理想追求等进行怀疑;第三类是行为怀疑论,它不探究认知问题,而是在行为模式、行为态度、行为准则等与价值评价相关的领域进行怀疑。休谟的怀疑论显然只属于前两类,在《人类理解研究》、《人性论》和《自然宗教对话录》中,休谟曾特意把怀疑主义分为精密的怀疑主义与粗鄙的怀疑主义、理论怀疑主义与生活怀疑主义,他批评了“粗鄙而愚昧的怀疑主义”,主张自己的理论是“精密的、哲学的怀疑主义”;同时,休谟又反复强调严格区分理论与实践,不能将理论考察的结果与生活实践的主张混为一谈,他的怀疑哲学是典型的理论怀疑主义而非生活怀疑主义。
第三,从程度上说,怀疑论又可分为局部怀疑论(local sceptic-ism)和全面怀疑论(global scepticism)、不完全性怀疑论和完全性怀疑论。局部怀疑论主张,即使知识在其他地方是可能的,但由于一些特殊的理由,它在某个或某些特定的领域却不再有效;全面怀疑论则对人类知识和信念的各个方面的合理性或合法性提出质疑,它认为一切都是可以怀疑的,只因为一切都不是不可怀疑的,而对任何一类问题的彻底怀疑最后都会过渡到对所有信念的怀疑。因此,它拒绝承认局部怀疑论成立的可能性。不完全性怀疑论并不排斥一切断定,相反,它的怀疑要么只是以相应的否定或肯定为前提,要么它的怀疑的结论就蕴含着某种否定或肯定;而完全性的怀疑论则力图将怀疑主义原则贯彻到底,避免作出任何肯定或否定的断定。我们认为,高尔吉亚等智者派的怀疑论属于前者,而休谟的怀疑则是全面、彻底的,他强调:“一个地道的怀疑主义者,不但怀疑他的哲学的信念,也怀疑他的哲学的怀疑。”〔1〕
由此可见,怀疑论是具有多种形态的,它既不同于科学意义上的怀疑精神,也不同于不加分析地否定一切的盲目怀疑态度。黑格尔曾不无见地地指出:“怀疑论是指一种有教养的意识,在这种意识看来,不仅不能把感性存在当作真实的东西,而且也不能把思维中的存在当作真实的东西;然后更进而有意识地辨明这个被认为真实的东西其实是虚妄无实的;最后则以普遍的方式,不仅否定了这个或那个感性事物或思维对象,而且有教养地认识到一切都不是真的。”〔2〕 真正的怀疑论者是“哲学家中的学者”(马克思语),他们的结论大多是在经过较深的思考和探索之后得出来的。因此,对于不同的怀疑论,我们既不能将之等量齐观,也不能武断地作出定论。
我们认为,怀疑论并非不经一驳或不值一驳的胡言乱语,它的出现曾经是具有合理性的。哲学史已经反复证明,独断论、绝对主义在与怀疑论、相对主义的论战中,除了宣布其荒谬绝伦之外,从未取得真正的胜利,极而言之,“他们的反驳没有一点是足以让人信服的”〔3〕 。同时,我们承认实践是驳斥怀疑论的较为有力的武器,但是,对实践驳斥的理解不能简单化,因为实践只能说明怀疑论在实践中行不通,却不能从思维深处回答怀疑论向人类理性提出的哲学难题,因而也难以真正击中怀疑论的要害。提倡哲学怀疑论的休谟就曾自我辩护道:“你或者说我的实行驳倒我的怀疑。不过,你这样说,说误解了我这个问题的意义了。如果作为行事人的身分我是很满足这一点的;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我就不能没有几分好奇心(我且不说有怀疑主义),我在这里就不能不来追问这个推断的基础。”〔4〕 怀疑论“表现出一种具有极高修养的辩证意识”〔5〕,因此, 对它的驳斥或反思,就不能仅停留在简单的例证或肤浅的认识表层,而应当冲破常识的禁锢,深入到怀疑论所达到的理论深层以把握其实质和难点,正确认识其哲学地位和理论意义,惟其如此,我们对怀疑论才可能有适当的回应和公正的评价。
二、怀疑论在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怀疑论并不是哲学史上多余的东西,而是哲学发展链条中固有的、必然的环节,它“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作用的” 〔6〕如果撇开怀疑论,我们就无法完整地理解和把握哲学的发展规律,也难以建立起科学的哲学史观。
怀疑论在哲学史上具有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地位,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怀疑论提出的一系列哲学问题和难题是构成哲学必不可少的要素,它们决定着哲学的结构和本质特征,推动着哲学的发展。在恒久的哲学问题中,有的问题由怀疑论最先提出,有的问题则通过怀疑论而得到坚持、深化和发展。如果没有怀疑论的探索和研究,哲学就会因“贫血”而不够丰满,甚至根本不可能有系统、完整的哲学理论。其次,怀疑论作为独断论的对立面,是哲学发展链条中固有的、必然的环节。怀疑论以其特有的怀疑、批判精神和思辩力,对绝对主义、独断论提出种种致命性的质疑,促使哲学不断扬弃绝对主义和独断论而获得发展。对此,黑格尔曾有非常深刻的论述,“独断论坚执着严格的非此即彼的方式。譬如说,世界不是有限的,则必是无限的,两者之中,只有一种说法是真的。殊不知,具体的玄思的真理恰好不是这样,恰好没有这种片面的坚执,因此也非片面的规定所能穷尽。”〔7〕 怀疑论“所指斥的,事实上就是一种独断论哲学……,但不是就独断论哲学具有一种积极内容而言,而是就其断言某种确定物为绝对而言。独断论哲学的概念,在怀疑论者一般是指断言某物,将某物认定为自在者”〔8〕。 怀疑论则“是要从一切确定的和有限的东西中进行证明,指出它们的不稳定来的。积极的哲学可以对怀疑论具有这样一种认识,就是:积极的哲学本身之中便具有着怀疑论的否定方面,怀疑论并不是与它对立的,并不是在它之外的,而是它自身的一个环节”〔9〕, “积极的哲学是容许怀疑论与它并存的”〔10〕。
正如怀疑论本身是矛盾的一样,怀疑论在哲学史上的作用也是矛盾的。由于结论的反科学、反理性倾向,怀疑论对人类的科学和哲学事业必然会也确实产生过不利的影响;哲学怀疑论向生活领域的渗透、怀疑主义思潮的蔓延和泛滥也常常给社会带来消极的后果,因此,怀疑论往往不受人们的欢迎,并遭受许多言过其实的批评和驳斥。但是,恰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怀疑论曾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反独断论的动机、怀疑方法和批判精神决定了怀疑论具有非常积极的功能,发挥着可知论哲学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怀疑论具有两大积极功能:
其一,解构功能。怀疑论不承认任何终极真理和绝对权威,它通过怀疑、反思、批判的方式,向时已建构起来的哲学体系乃至整个哲学传统的合理性提出挑战,促使绝对主义、独断论哲学趋向解体。在古代,智者派怀疑论对“认识的可能性”的诘难,促使人们放弃当时那种盲目的知识乐观主义和独断论,转而对认识的基础进行反思;在近代,皮埃尔·培尔的怀疑论沉重地打击了宗教神学并宣告了唯理论探讨方式的终结,而休谟的怀疑论则意味着经验论的破产。此后,“德国哲学家们,从康德到黑格尔,都没消化了休谟的议论。……这些哲学家们——至少康德和黑格尔——代表着一种休谟前型式的理性主义,用休谟的议论是能够把他们驳倒的”〔11〕。在现代,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思潮通过孔德、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和尼采、柏格森等哲学家,冲垮了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堤坝;而晚年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和利奥特尔的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新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思潮又不断对新兴的各种绝对主义哲学发起冲击。怀疑论的解构功能使它成为反对独断论和绝对主义的强有力的哲学武器。
其二,建构功能。怀疑论的积极功能不仅表现在它具有解构性,而且表现在它具有建构性。由于怀疑论的建构功能常为人们所忽视,这里我们不妨作详细分析,怀疑论的建构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怀疑论把“思维的基地完全打扫干净”〔12〕,它对绝对主义、独断论的批判、解构,为新哲学的创建提供了可能。智者派提出的“认识是否可能”及“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促使哲学重心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导致了哲学认识论的产生;皮浪等怀疑论的理论,“削弱了某些学派的极端独断主义,诱导另一些学派修改了他们的观点”〔13〕;休谟怀疑论则揭露了传统认识论内部固有的无法克服的矛盾,标志着传统认识论开始向现代认识论转换。休谟关于在经验范围内无法回答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问题成了实证主义、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各派的基本观点,而“整个十九世纪内以及二十世纪到此为止的非理性发展,是休谟破坏经验主义的当然后果”〔14〕。
第二,怀疑论提出、深化和发展了许多深刻的哲学问题,从而有助于建构完整的哲学体系,并使自己成为完整哲学的重要因素和环节。如:高尔吉亚的怀疑论建立了以下三个原则:“第一个是:无物存在;第二个是:如果有某物存在,这个东西也是人无法认识的;第三个是:即令这个东西可以被认识,也无法把它说出来告诉别人。”〔15〕梅特罗多洛进而认为:“我们谁都不知道任何事物,甚至于不知道‘我们究竟是知道某物还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是否有东西存在。”〔16〕这些主张实际上提出了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哲学问题,如上帝、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是否具有真实性(世界的本原问题);人类认识是否具有可能性和可靠性(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语言与思维及实在的关系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合乎逻辑地成为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即本体论、知识论和语言论;而休谟提出的归纳问题和对因果律的非理性解释则促进了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出现。可见,怀疑论对既定理论的解构,同时也意味着对新理论的建构。因此,怀疑论尽管常常令人不快,但它的历史功绩却不可磨灭。
第三,怀疑论曾建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或者说,有些哲学体系开端于怀疑论),它们并未导致不可知论”〔17〕。例如,蒙田的怀疑论不是知识发展的盐碱地,而是清除知识中糟粕的一种方法,是陈述自己本人判断(它的立足点不是权威而是经验材料)的一个条件;培尔的怀疑论则是同当时的形而上学作斗争的武器,马克思指出,培尔“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他为了编纂形而上学的灭之史而成了形而上学的历史学家”〔18〕,“比埃尔·培尔不仅用怀疑论摧毁了形而上学,从而为在法国掌握唯物主义和健全理智的哲学打下了基础,他还证明,由清一色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并从而宣告了注定要立即开始存在的无神论社会的来临”〔19〕。此外,培根和笛卡尔的哲学也是起始于怀疑以前的认识成果,前者表现为对种种偶像的批判,后者则表现为会导致一个毋庸置疑的命题:我思故我在。“但是在这两种场合下,怀疑都在履行着使认识从经院哲学的权威性和独断论中解放出来这样一种职能。”〔20〕
总之,怀疑论在哲学史上是有过重要地位和积极功能的,我们对它曾有的合理性应该加以肯定;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性质决定了怀疑论的合理性必然是有限的、历史的,随着人类实践和认识的发展,怀疑论曾有的合理性已经逐步丧失,它应该而且可以被更为科学、合理的怀疑思维和怀疑精神所超越。
三、对几种观点的反思
关于怀疑论,在我国哲学界曾形成了几种观点,本文试作简要的分析。
观点之一:“荒谬”论。这种观点认为,怀疑论是一种臭名昭著的哲学怪论,它是腐朽没落阶级的思想意识在哲学上的反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阻力和怪胎;怀疑论由于怀疑和否定一切,它必然危害巨大而无任何积极意义,而它的荒诞不经则使它在生活中必然处处碰壁,因此,怀疑论是不经一驳甚至不值一驳的。这种极端的观点看到了怀疑论的某些缺陷和消极意义,但它对怀疑论的态度本身也是形而上学的,由于对怀疑论缺乏全面、深入的分析,特别是对怀疑论在哲学史上曾有的重要地位和积极功能视而不见,这决定了它对怀疑论的任何批评或驳斥都是不彻底的,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而这正是怀疑论似乎“不可克服”的重要原因。
观点之二:“正名”论。这种观点与“荒谬论”针锋相对,它认为怀疑论不但在认识发展的历史构成中起重要作用,而且它还是认识论的基础和核心的构筑和维护者,是一种思想深刻的积极的哲学;从一个特殊的角度透视哲学史,哲学史就是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独断论和怀疑论相互冲突、相互替代的历史;怀疑论只能随着哲学的发展而作相应的变化,只要认识中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矛盾仍然存在,它就不会最终消失,因而主张“为怀疑论正名”。“正名论”看到了过去人们把怀疑论的荒谬性和消极意义绝对化的态度是不科学的,因而强调还要从正面认识怀疑论,这是应该的、正确的;但它最终却又往往矫枉过正,对怀疑论正面意义的过分强调,使它进而把怀疑论曾有的合理性绝对化、永恒化,从而根本上否定了辩证法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对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独断论和怀疑论的超越,这实际上是对怀疑论的另一种形而上学态度。
观点之三:重构论。这种观点认为,传统怀疑论已经过时,但是哲学不能没有怀疑论,为了走出哲学的危机,有必要重构怀疑论,或建构新怀疑论;新怀疑论是“无立场”的思考,我们不但不能轻信任何信念,而且也不能随便承认任何一种知识立场;当我们通过无立场的怀疑而拒绝使用任何一种解释框架时,我们就只能利用存在论分析所能提供的明证,这是唯一强于怀疑态度的根据。“重构论”看到了传统怀疑论在知识论范围之内是没有出路的,并对超越传统怀疑论作了有益的尝试。但是,新怀疑论既然抛弃了一切立场,它就失去了已有的思想材料作为根基,因而也就必然只能是贫困的哲学。我们认为,绝对“无立场的思考”,是不可能的思考;绝对“无立场的怀疑”,是不合理的怀疑。
观点之四:正统论。这种观点肯定怀疑论有某些合理内容和积极意义,但着重指出怀疑论在总体上是错误的,一方面,怀疑论缺乏客观根据,具有主观随意性,它由于贬低人的认识能力而主张“一切皆虚”;另一方面,怀疑论割裂了客观存在肯定方面与否定方面的对立统一。它由于否定绝对化而导致“否定一切”。因而,怀疑论坚持的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怀疑,它与辩证唯物主义存在着根本的对立。该观点认为,怀疑论的思想认识根源主要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狭隘的经验论立场,把实践活动完全排斥出认识论之外,科学发展水平低下等;对怀疑论的最有力的驳斥是社会实践。上述观点在我国长期占统治地位,它对怀疑论的定性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它对怀疑论的错误内容和消极意义的批判也是符合实际的。但是,“正统论”对怀疑论的合理内容和积极意义只是略作提及而并不进行深入探究,这使它对怀疑论所蕴含的革命精神和有效方法难免缺乏充分的认识,因而也未能有效地加以批判地吸收和利用;同时,它虽正确地强调了实践对怀疑论的驳斥作用,但由于不能从思维深处回答怀疑论提出的哲学难题,这使人们对怀疑论的驳斥往往显得肤浅和简单化而不能令人信服。
我们认为,对于曾具有有限合理性的怀疑论,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盲目提倡,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超越怀疑论,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构合理的怀疑思维。我们认为,以实践为中介的“主体——实践——客体”系统是怀疑思维的现实前提、基础。过去,人们陷入怀疑主义或不能彻底驳倒怀疑论,根本原因都在于不能坚持这个前提、基础。实践的唯物主义坚持实践的观点,并把物质世界和主体的认识能力看作有限和无限的辩证统一,这使它不仅能对不可知论等哲学上的怪论作出最令人信服的驳斥,而且能够使人类的怀疑思维超越怀疑主义,从而建构合理的怀疑思维〔21〕。
我们认为,合理认识怀疑论,进而建构并完善合理的怀疑思维,这既是当前加强对流行的怀疑主义思潮的引导的迫切需要,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然要求。
注释:
〔1〕休谟:《人性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版,第304页。
〔2〕〔5〕〔8〕〔9〕〔10〕〔1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41、141、139、107、106、146页。
〔3〕〔11〕〔14〕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 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版,第196、211、211页。
〔4〕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1版,第37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7〕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版,第101页。
〔13〕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版,第127页。
〔15〕〔16〕《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61年新版,第 138、341页。
〔17〕〔20〕柯普宁:《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和逻辑基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49、50页。
〔18〕〔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2页。
〔21〕参见拙文:《论合理的怀疑思维及其建构》,载《求索》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