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人质劫持：哈莱特183号，“纽约时报”在中国的首席记者；阿班写的“西安事件”_西安事变论文

离奇的人质劫持事件：《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183;阿班笔下的“西安事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安事变论文,哈雷论文,纽约时报论文,人质论文,离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1936年12月12日，举国震惊的“西安事变”爆发后迅速引发了中外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然而，持有不同文化和政治立场的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方式不尽相同，“西安事变”之媒体形象具有多元、立体的面向。然而，现有关于“西安事变”新闻报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本土媒体以及西方左翼记者的考察上，对其他媒体和记者的研究相对较少，常有以偏带全之倾向，尤其容易忽视中间以及偏右媒体的新闻建构与呈现，值得检视并努力改观。因此，本文特别选取《纽约时报》20世纪初派驻中国的首席驻外记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E.Abend）的有关新闻报道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建构“西安事变”的新闻框架和传播特点，以解析当时美国主流新闻业看待中国问题的基本观点和视角，进而揭示“西安事变”媒体呈现之多元性和立体性。

      一、哈雷特·阿班和他的中国报道

      哈雷特·阿班（Hallett E.Abend）是20世纪30年代《纽约时报》派驻中国的重要美国记者之一。1926年初抵达上海，1927年夏受聘为《纽约时报》通讯记者，1929年起开始担任《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直至1940年底回国。阿班在华前后总计十五年，为《纽约时报》供职十四年，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驻华传媒机构中颇具影响力的人物。

      上海地区出版资格悠久、影响巨大的西方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的主编鲍威尔（John B.Powell）称：“哈雷特·阿班是20世纪20、30年代为《纽约时报》报道中国问题方面的专家，是最早为美国报纸读者带来了大量有关满洲和远东局势新闻的美国记者之一”[1]，并将他与后来蜚声中外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共同视为当时美国海外记者的出色代表。此外，著名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知名新闻人乔治E·索克斯（George E.Sokolsky）以及中国学者林语堂等都对阿班的中国报道给予过高度评价。总体上看，阿班以抢发重大新闻而闻名，他不仅是“最早与国民党政要接触、向西方世界报道广州革命运动的少数英美记者之一”[2]，而且也是第一位将日本南京大屠杀暴行“公布于世”[3]的西方记者。曾被同行视为中国“最为杰出”[4]的美国记者。

      但是，不同于20世纪40年代前后来华并被誉为“浪漫的一代”[5]的那些美国记者，阿班属于在美国主流新闻业中进行常规化国际新闻生产作业的驻外记者群体，他们从事中国报道的时间相对较长，较少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采访和发电都相对自由，生活条件更为优越，“负责掌握每日突发新闻”并“报道日常行为”[6]。因此，这些记者也成为美国社会主流中国认知的主要建构者和传播者。特别地是，“西安事变”爆发后，《纽约时报》迅即在头版位置连续刊登了阿班发自上海的十五篇相关报道，全面报道了该次事件的始末。事实上，阿班不仅仅是最早从中国高层口中得知“西安事变”爆发，而且也是最早在美国大报上发布该条消息的美国记者，值得关注和探讨。

      二、《纽约时报》之“西安事变”的报道特征与框架

      新闻文本的显性特征（包括报道日期、标题设置以及版面位置等）和内在报道框架是把握媒体传播特性的关键，通过对《纽约时报》上阿班有关“西安事变”报道的文本分析，我们获得了如下发现：

      （一）报道的总体特征

      1936年12月13日，也就是“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纽约时报》旋即在头版位置刊发了来自阿班的首篇报道，抢发独家新闻，在随后的15天，时报又连续在第一版发布相关消息[7]，直至1928年12月28日，共刊载相关报道十五篇，大致内容如下：

      

      可以看出，《纽约时报》给予了“西安事变”非同一般的重视，阿班的全部报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报道系列，基本涵盖了事件爆发以及收场的始末。与此同时，将十五篇相关报道全部置于头版刊发，这种做法在当时的美国主流报纸上并不多见，可视为《纽约时报》有关中国新闻的一次重量级发布。

      其次，上述十五篇报道全部为阿班从上海《纽约时报》总部发回纽约的电讯稿，时效性比较高，加之中美时差的存在，因此，报道的新鲜程度可想而知。根据阿班本人的回忆，当他12月12日当晚从宋子文口中得知“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后，便立刻根据手头掌握的消息撰写了报道，同时配发了蒋介石和张学良的照片，并连夜通过电报局向《纽约时报》总部发报。[8]此举不仅使阿班一举成为第一位报道“西安事变”的欧美新闻机构的驻华记者，而且也让《纽约时报》成为美国本土最早发布“西安事变”这一重要消息的大报。[9]

      另外，这十五篇报道中的绝大部分是上千字的长文，夹叙夹议，其报道内容既关乎事件发展的本身，也包括阿班本人对于中国时局的判断和分析，并非单纯的事实发布，因此，可以更加直观地对其报道框架和话语特征进行解读和判断。

      （二）报道框架分析

      与中国本土报纸的基本报道框架不同[10]，哈雷特·阿班在总体上是将“西安事变”视为一场突发的、情节曲折的、且结果令人意外的政治闹剧，整个报道是以一场“离奇的人质劫持事件”作为基本报道框架的，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从形式上看，相关的十五篇报道按照典型的突发新闻事件的发展轨迹被清晰地呈现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1）事件爆发的初级阶段（12月13日—16日）：主要报道蒋介石遭遇劫持并被软禁的大致情形以及南京政府的应对举措和社会各方面的反映；（2）事件发展的高潮阶段（12月17日—25日）：集中报道南京政府的外交和军事援救行动以及张学良方面的反应；（3）事件的收尾阶段（12月26日—28日）：蒋介石被释放以及事件结束后的相关善后事宜。这种层层推进，结构完整的报道方式使得“西安事变”更加富有故事性和情节性。如阿班自己所言，他从一开始就想要把“西安事变”讲述成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政府首脑遭到了劫持且危在旦夕”的故事，而且是当时中国“最奇特的一幕”（the strangest drama）[11]。因此，“西安事变”迅速获得了新闻故事的“类型化”[12]处理，相关材料的取舍以及话语结构都支持并接受了“离奇的人质劫持事件”这一基本新闻框架的建构和支配。

      其次，从内容上看，阿班特别突出了事态发展的不确定性和曲折性：（1）在情节发展方面，相关报道围绕着蒋介石的生死命运做足了文章。比如处于第二个发展阶段的8篇报道，在蒋介石生还与否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从17日报道政府军压境置蒋介石于生命危险之中，到18日端纳带回蒋介石平安的消息，19日蒋鼎文被提前释放展露和谈生机，21日政府军挺进西安双方交火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再到22、23日宋美龄奔赴西安谈判打破僵局，24日和谈无果前途暗淡，25日停火协议到期内战无法避免、一触即发。蒋介石的命运在阿班的报道中显得毫无定论，始终处于前途未卜的状态之中。虽然“西安事变”事件发展本身具有客观上的不确定性，但是阿班的报道方式无疑提升并强化了事态的戏剧性和冲突性。（2）在报道细节方面，阿班也大胆地采纳了相当文学化的描述手法，大大提升了“西安事变”的戏剧色彩。比如，在12月23日那篇有关宋美龄赴西安谈判解救蒋介石的报道中，宋美龄、端纳和宋子文抵达西安机场时的场景被刻画地分外神秘：“随着冬至这一天的暮色降临，夜晚笼罩了陕西平原。昨天晚上，就在西安古老的城墙脚下，从飞机上下来两位神情憔悴的男士和一位惴惴不安的女士。机场跑道上站立着心怀敌意、手持火把的两队叛军，为从700公里以外南京飞来的三位勇士点燃了耀目的信号。……”[13]事实上，阿班并未身临现场目睹实况，但却并不妨碍他对宋美龄一行进行如此生动的描述，这种相当文学化的报道方式大大提升了让整个“西安事变”成为非凡脱俗的新闻事件的机会和可能。正如研究者何杨鸣所言：“对整个世界来说，仲冬发生的‘绑架’中国委员长的事件，是以神秘的东方令人困惑的方式出现的一个生动的插曲。”[14]呈现在《纽约时报》上的“西安事变”显得特别又离奇，它势必会引发整个西方世界对于遥远中国的热烈兴趣和丰富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纽约时报》对“西安事变”的报道中还出现了有关美国人安全、上海股票市场波动以及日本官方行动等方面的内容，它们所占的篇幅不多，常常出现在相关报道的文尾部分，但仍十分抢眼。比如阿班在12月18日，19日、21日连续三天的时间里报道了上海债券市场的情况，并将市场行情的变化与蒋介石被劫事件的发展联系起来加以评论。[15]显而易见，这些新闻内容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强化基本新闻框架的作用。此外，在12月21日的报道中，哈雷特·阿班还专门讨论了与本次事件相关的外国人问题，对滞留在陕西，尤其是西安城墙内的英美人士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表达了极大的担忧和不安。这种特别的关注和讨论不仅再次渲染了阿班所建构的“离奇的人质劫持事件”这一基本新闻框架，同时也将《纽约时报》的西方视角展露无余。

      三、结论与思考

      “西安事变”爆发以后，中外媒体蜂拥报道，褒贬不一，新闻报道框架出现了明显的分野和差异。不同于大多数政治立场取向明显的媒体，也不同于我们熟悉的当时在场的西方自由记者（比如海伦斯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等）的报道，《纽约时报》首席驻华记者哈雷特·阿班选择将“西安事变”建构成了一场“离奇的人质劫持事件”，持续性的报道跟进以及戏剧化的描写手法让整个事件的冲突性大大提升，使“西安事变”成功并迅速地获得了西方世界的关注。

      那么，为什么《纽约时报》会以“离奇的人质劫持事件”作为“西安事变”的基本新闻框架呢？在笔者看来，这恰恰反映出了当时国际新闻传播中西方主流媒体的新闻价值观念和现实操作原则。这一案例再次说明，在掌握世界新闻话语霸权的国际传播体系中，第三世界国家一般很难以正面的、常规的形象出现在西方媒体至上，东方国家中的战争、冲突、灾难等负面新闻始终是国际新闻的卖点。这种新闻价值取向上的偏好和倾向至今在国际新闻传播中持续存在。在哈雷特·阿班十五年的驻华采访经历中，他曾经不断地试图将有关中国的严肃时政新闻推向《纽约时报》的核心版面，引发美国各界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但却没有一次能够像“西安事变”的报道这样顺利得手，连续刊发十五篇头版报道。

      与此同时，阿班的报道也揭示出了当时那些常年驻扎在中国大城市，供职于主流西方媒体的外国记者们的新闻生产实况：“西安事变”爆发后，由于新闻管制、通讯中断以及地理距离遥远等方面的原因，大多数的西方记者实际上根本无法深入一线采访，只能依赖有限的官方消息源和其他间接消息源进行报道，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们倾向于选择更加简单易行、耸人听闻的新闻框架进行报道，而不是立足一手资料进行扎实深入的采访和写作，极易造成报道的失实和歪曲，缺乏长久的生命力。而且，这些报道无疑会强化中国局势的不安和紧张，对于事态的发展并无助益。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与《大公报》、《中央日报》等中国本土报纸比较而言，阿班和《纽约时报》对“西安事变”的报道并不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基本是以中立的姿态对待当事双方。可以发现，阿班不但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亲蒋”态度，甚至还在多篇报道中使用了“独裁者”（dictator）这一负面称谓来指代蒋介石，间接表达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和不满。与此同时，阿班也没有大肆地批评张学良的劫持行为，甚至还在第一时间说明了张学良此举之目的是“逼蒋抗日”[16]，并在随后的报道中及时公布了张学良提出的八项主张[17]，给予了“西安事变”起因上比较客观公正的说明。

      总体上看，哈雷特·阿班是以一个典型的西方观察员的身份来对待西安事变的，他凭借自己多年的驻华采访实践之经验，在第一时间为《纽约时报》抢发关于中国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独家消息，并以西方观察东方的惯常视角力图将“西安事变”描述成为一场“好戏连连”的政治闹剧[18]，以期引发美国公众的广泛关注。可以说，阿班的报道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有关“西安事变”多元国际传播图景中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报道方式。然而，这样的传播视角显然缺乏平等的主体观念和深入体肤的关切意识，其冷眼旁观的姿态分外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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