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贸易摩擦透视后危机时代中美利益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摩擦论文,透视论文,利益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5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0）06-0052-（08）
一、金融危机后的中美贸易摩擦及利益分析
1.知识产权纠纷及利益纠葛
知识产权纠纷一直是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主要困扰方面，多年来美国一直投诉中国是盗版和仿造产品的避风港，也是全球最大的非法仿造品来源地。当前，中美关于知识产权的争端包括商标、版权、专利和商业秘密等。这些年中国政府对于企业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从严判处各种侵权行为，加大对版权、商标权、专利权和各种商业秘密的保护力度。但是美国还是经常借口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大做文章。后危机时代，美国“337调查”大棒一而再、再而三地舞向中国企业。比如2010年8月6日，美国飞索公司（Spansion LLC）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起337调查申请，指控中国等24家企业生产和销售的三星闪存芯片（Samsung Chips）及包含三星闪存芯片的产品（Products Containing Samsung Chips），侵犯了其在美注册的4项专利，要求国际贸易委员会对被告企业发起337调查，并发布普遍排除令和禁止令。这是2010年以来美国提起的涉及中国出口产品的第13起337调查① 申请。
（1）美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无视中方利益
美国就知识产权纠纷与中国进行了长期的谈判却始终谈不拢，美国把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出版物市场准入问题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尽管中国市场上还存在侵权盗版问题，但这并非美国将中国诉诸WTO的理由。本来中美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有固定的制度化磋商机制，双方知识产权问题可以通过沟通交流方式解决。美国这样做有悖于两国领导人有关大力发展双边经贸关系、妥善处理经贸问题的共识，严重损害双方在此方面业已建立的合作关系并对双边经贸关系带来不利影响。后来美国还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不力为由，向WTO知识产权申诉、协商解决无效后，进一步要求成立争端解决专家组。中美知识产权纠纷交由专家组裁决，是美国无视中方利益一意孤行的行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中国为打击盗版行为、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已付出极大努力。当然我们也承认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方面还不够。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侵权盗版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短期内不可能根除。
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曾向美国政府提交的《特别301评估报告》里面提到，加拿大是全球盗版最严重的国家，加拿大的人均盗版损失率是16.78美元，中国的人均盗版造成的损失相比仅是1.68美元。当前，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美国不应该向中国施加压力，甚至采取过激的行为。
（2）知识产权保护是美国利益的保护
金融危机以后，为了防止经济衰退和争取东山再起，美国特别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美国国际专利申请总量始终排在第一位，2008年，美国仍是世界上申请专利最多的国家，申请了503万多件，中国的专利申请量仅为6089件。美国政府打着确保美国知识产权拥有人能得到他们应得的利益的幌子，不顾中国的正当利益诉求，自然是为美国的专利利益服务的。美国落后产业和部门总是想方设法利用美国政府借知识产权问题采取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对自己进行保护，并以知识产权保护为由制造事端向中国发难。
2.贸易不平衡背后的利益纷争
中美贸易不平衡也是老问题了。2008年美国对华商品和服务的贸易逆差为2623.7亿美元，2009年两国贸易逆差降低到2203.8亿美元。但是直至今日，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还在扩大，2010年1月～5月份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增长17.6％。金融危机后，中国的贸易顺差成了美国指责中国的一个口实。奥巴马政府把解决贸易不平衡作为实施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政策的借口。那么，中美贸易不平衡背后到底存在哪些利益摩擦呢？
（1）美国遏制中国从美获得技术利益
中国并不有意寻找贸易顺差，中国人多年来一直告诉美国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是美国对于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和技术采取了最严格的限制措施，2007年美国把中国单独列出来，增加了几十个品种的对华出口限制，包括计算机、航空航天的民用技术等。美国对输华高新技术产品长期实行管制，造成了贸易结构扭曲现象。近两年美国虽然多次提出要放松输华高新技术产品管制，但是目前仍然对航天零部件、高科技通信器材和机械设备等2500项产品实施出口管制，并以我国作为其出口管制政策控制的重点国家。其实美国的做法不仅对中国不利，就是对美国提高就业率、恢复经济增长也不利。只要美国放宽限制，肯向中国出口更多的高科技产品和技术，美国的贸易逆差就能解决。
（2）美国的贸易统计掩盖真实利益
美国的对华贸易统计也是有问题的，它掩盖了真实的贸易数据。美国大规模在华投资替代美国直接对华出口，减少了对华直接贸易额。美国500家最大企业中有400家在华直接投资。美国企业的产品一方面替代和减少中国从美国进口，同时另一方面扩大了中国对美国出口。比如2008年美国在华投资约456.95亿美元，投资的资产累计已达数千亿美元，这么大规模的美国资产在华的经营业务很大程度上替代了美国对华出口货物的需要，在美国经常账户中少计了这块出口额。美国资产在华建立企业，产品同时提供给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对中国出口和贸易顺差作出了贡献，但是美国商务部全然不统计在内。这样，美国的贸易统计掩盖了真实的贸易利益。[1]
（3）贸易逆差仍然使美国受益
人们还必须看到，美国的外贸逆差是经济全球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产物，是大规模、最广泛的国际分工的必然产物。美国的外贸逆差是结构性的，已经将近40年了。事实上这个外贸逆差并没有给美国经济造成大的损害，当今美国依然是世界超级经济强国。虽然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商品贸易保持着逆差，但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一直维持巨额顺差。另一方面，中国对美贸易以“两头在外，中间在内”的加工贸易为主，处于“微笑曲线”的最低端。从贸易利益来看，加工贸易所带来的福利基本上回流到了跨国公司母国即美国。
3.美国对人民币升值施压的双重利益
美国总是指责中国人民币汇率缺乏弹性，进行所谓的操纵。美国总想借助IMF的权威，让中国作出符合某个不可知的“基础性均衡汇率”的货币重估。事实上从2005年～2009年，人民币升值20％，而中国的贸易和经常账户盈余却仍然不断增加。2009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稳定，而美国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5.7％降至3.5％，对华逆差下降16.1％。可见，人民币汇率稳定，美国的贸易逆差反而下降。当然，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是双重利益使然，他们既要政治利益，也要经济利益，实际上是美国妄图从中国获得更大利益的一种借口罢了。
（1）经济利益
第一，妄想从中国拿到更多的资产。人们不能不看到，人民币汇率问题背后是美国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利益黑洞。通过施压人民币升值这样一种手段，逼迫中国向美国无偿提供更多的资产。美国的投资者可在人民币升值中获得巨大的价值空间，从中国得到更大的财产，对中国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进行无形转移。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有大量热钱迫不及待地在等待人民币升值后套现而出逃。境外投机者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我国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金融和非金融市场，并掌握大规模人民币资产，一旦人民币汇率升值，就会套汇出逃，甚至扰乱整个国民经济。
第二，企图减少对华负债的利息支付。美国以强盗逻辑、掠夺式手法强迫人民币升值，让美元贬值，以此来稀释对华借款本金，减少对华负债的利息支付。近几年来，由于美元一直在贬值，导致人民币币值被动地抬高。美元贬值是美国政府为摆脱财政赤字、减少债务负担、保持低利率、维持适度通胀和刺激出口的重要手段。[1]
第三，最终损害美国民众的利益。美国强压贸易伙伴的货币大幅升值，以达到减少自己贸易逆差的目的。美国试图依靠扩大出口来缓解本国的经济压力，他们认为人民币升值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一旦人民币大幅升值，中国贸易顺差减少，也必然减少对美国国债的购买，对美国并不利。实际上，人民币升值将使美国超市里的中国产品更加昂贵，这对美国消费者而言是雪上加霜，最终损害的是普通美国人的利益。
（2）政治利益
美国就人民币升值问题大做文章，决不单纯是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政治利益。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是其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本质上是要达到遏止中国强盛的战略目的。美国允许中国发展，但是绝不允许发展成为它强劲的对手，更不允许中国崛起到超越美国。在美国看来，中国的发展和增长必须在美国的掌控之下，纳入美元本位体制，这是美国的政治利益。
4.碳关税隐藏着美国复杂的战略利益
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环境保护又成为新的贸易摩擦焦点。2009年美国提出征收碳关税，其矛头直指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之一，一旦碳关税制度形成，将对我国出口产品构成巨大冲击。对我国来说这是面临的最具威胁性的贸易保护政策。美国提出碳关税好像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其真正的意图是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提出碳关税这个概念，只是为全球新一轮利益博弈做好铺垫。以环保名义提出的碳关税对解决全球气候变暖不起实质作用，其本质上隐藏着美国复杂的战略利益关系。
（1）以碳关税名义打击中国是美国的战略利益
征收碳关税将直接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影响出口，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传统优势和成本优势，降低产品国际竞争力。碳关税会使所有出口商品价格上涨，消费者为此要多付出更多的价款，受损的是消费者。碳关税手段将成为新形式的贸易保护武器，打击劳动力成本低、高碳行业中碳减排成本高的发展中国家，限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削弱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竞争力。美国想通过开发低碳经济，以打击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高碳经济的发展。
（2）美国通过碳关税以争夺更大的利益
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征收碳关税以谋求最大的经济利益。就美国自身而言，如果世界各国都开征碳关税，美国整体来说征得的进口碳关税未必超过美国企业在全球被征走的税额。美国碳关税还有可能被国内利益集团滥用来实现私人利益。但是美国政府提出低碳经济，一旦通过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实现经济低碳化，美国制造业及一些服务业将获新生，美国将重振实体经济，继续保持强劲的国际竞争力，推动美国经济新一轮繁荣。
美国还可以利用其先进的新能源技术、新环保技术作为技术标准的贸易壁垒，以碳关税为技术性贸易保护手段。美国期望以新能源、新环保技术的领先地位制定并且不断更新征税的技术门槛，起到贸易壁垒、推销低碳技术设备的作用。美国通过此手段继续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以维护经济霸权地位。
二、中美双边贸易利益及其贸易摩擦的根源
1.中美双边贸易利益透析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增长下降，“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美国经济的增长率由2007年的2.00％，下降到2008年的1.1％，将再下降到2009年的－1.6％。”[2]因此，中美贸易摩擦频繁出现，但是双边贸易利益却在不断地扩大与增长，共同利益要大于利益冲突，这里笔者重点分析一下中美双边贸易利益所具有的7个特点。
（1）互补性
第一，双边贸易利益的互补性是由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决定的。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存在很强的互补性，美国需要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是中国所生产的强项产品，而中国需要美国的高科技产品。2008年王立等学者专门对美国经济增长率与中国的出口增长作了相关性分析，发现如果美国的GDP增长1％，那么中国出口的名义增长率则可以提高2.52％。相关研究显示，中国出口贸易与美国经济发展状况呈明显正相关关系：美国经济发展若放慢1％，中国出口贸易则相应下降6％左右。
第二，双边贸易利益的互补性是由两国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决定的。中美两国在产业结构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分别处于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不同阶段。美国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具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双方的经济贸易合作一定会给两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利益。
第三，双边贸易利益的互补性是由两国的资源、市场的互补性决定的。中美在资源、市场上互补性很强。美国需要大量的生活消费品，中国需要美国的高新技术；美国具有发达的金融服务体系，中国握有超过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2006年～2010年五年里，中国进口总额约超过4万亿美元，这绝对是一个超级大市场。只要美国政府放宽对华出口管制，美国很多企业就有可能在中国这个大市场中多占一些份额，中国必将成为美国出口的大市场。
（2）竞争性
国际贸易从整体而言不存在不平衡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进出口是对应的，但就国家之间、各个经济体之间，要做到贸易平衡是不容易的。如旅游业是相当于我国GDP近6％的重要产业，国际旅游是旅游者的消费能力从客源国转移到东道国的释放过程，出境游的超高速增长正在使我国旅游业面临由创汇产业向耗汇产业的过渡。[3]从道理上讲，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说到底这是各国经济利益和综合竞争力最终博弈的结果。
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是最有竞争力的，是服务贸易顺差大国。中美贸易不能仅看货物贸易，不能单纯从经常项目下看平衡与否，必须全面分析一个国家的利益格局和贸易获利能力。中美贸易发展带来了竞争的平面化，但是实际上两国之间，由于竞争力不同，处在产业链的位置不同，贸易利益的获利程度也是不同的。当前贸易获利最明显的体现在公司利润方面，发达国家公司通过贸易获取的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从10％上升到16％，发达国家处于国际贸易产业链的高端。我们知道全球知名品牌美国公司占了相当部分，所以美国赚取了最为盈利的那部分利润，而中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如果说中国在中美贸易中以量取胜，而美国则是以质取胜，自然棋高一着。
（3）冲突性
中国与美国贸易利益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但是摩擦并没有因为其互补性而减少。这在后危机时期表露得更为直接。中美之间存在分歧，有些问题甚至会争吵。中美之间进行了经济与战略对话，中美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之间的摩擦和吵架不可避免。到今天为止，美国还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所以中美经贸之间一旦出现问题，美国就会以此为由，“板子”总是打在中国身上。G20峰会期间，胡锦涛再次向奥巴马明确表示，美方对中国输美轮胎采取特保措施不符合两国利益，类似事情不应该再次发生。
但是还必须看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要恢复到正常增长水平可能需要一定时间，在这期间，各国出口竞争将更趋激烈，贸易摩擦增多难以避免。此外，美国国内的高失业率问题、美元贬值压力，以及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等政治因素都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增加贸易摩擦几率。同时，后危机时代美国内“中国经济威胁论”可能再度升温，两国双向贸易和投资的增速可能减缓，在贸易、汇率、知识产权等诸多方面的冲突可能增多并趋于常态化。
（4）战略性
眼前中美贸易双方在一些议题上仍有争议和摩擦，但就长远而言，中美经济已经处于谁也离不开谁的境况。两国合作，人民受益，企业受益，宏观经济受益，世界受益。事实证明，中美经济关系利在两国，惠及全球，人民受益是中美经济关系发展的坚实基础和根本动力。中美建交30多年来，双边贸易额增长了近120倍。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已累计超过631亿美元。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增长较快，对美国债券等间接投资规模也不断扩大。如此密切的双边经济贸易联系说明中美之间优势互补，利益相依。中美经济贸易关系给两国和世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在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两国在一些问题上也难免会出现矛盾和分歧，关键是双方要认清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利益本质，从战略高度，以全球化的视野和前瞻性的思维，实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这样双方的国家利益才能得到更大限度的增长。
（5）非对等性
首先是地位的不对等。从目前情况来看，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仍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美国固有的权力优势，使之可以相对容易地采取各种行动。依赖权力优势和支配地位，美国可以在各种问题上处于攻势，而中国基本上处于守势。美国就是利用自己的强权来影响经济活动，争取最大限度地获得本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其次是收益的不对等。中美贸易的特点是中国出口中70％为加工贸易，中国只获得少量的加工费，而美国进口商、批发商和零售商获得了远高于中国生产商和出口商的利润。况且，美资企业在华所得利润更是丰厚。
再次是科技不对等。在中美两国的利益关系中，技术优势还是在美国。
还有是贸易依存度不对等。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要大于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高贸易依存度，使得中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出口，中国加入WTO以来对美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例一直稳定在20％左右，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只有5％左右。所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依存度远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依存度，这样就形成了美国对中国经济的约束力大于中国对美国的约束力，增加了中国在中美经济依存中的脆弱性和依附性，也促使美国不断挑起贸易摩擦。我国虽然已经成为美国国债最大的购买国，但不过占外国政府持有美国国债总额的23％，占美国政府发行的全部国债比重还不到7％。[4]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对美国金融不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也不能抵消我国在总体上对美国的依赖地位。
（6）可协调性
目前美国是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中国也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美国为了实现政治与经济利益，既不愿意放弃中国生产，同时又惧怕中国强大威胁到美国的全球利益，所以对中国采取打压与利用的两面策略。美国的各种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政策所引起的贸易摩擦，都是阻止从中国进口以打击中国企业，延缓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
但是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在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中国给美国带来的实际利益，也越来越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在注重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其他国家的利益，立足从自身利益与其他国家利益的结合中，协调和处理国际贸易事务，通过平等协商和对话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努力维护和拓展共同利益，促进中美经济贸易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7）可持续性
2009年中美两国货物贸易额近3000亿美元，比建交初期的1979年增长了约120倍。中美经贸合作不仅给中国，也给美国带来了巨大收益。首先，中国出口产品，惠及美国民众。按照摩根史坦利公司研究结果推算，2009年自华进口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约1000亿美元的开支。其次，顺差在中国，利益在美国。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也曾引过一个小例子，标有“中国制造”的ipod播放机的市场零售价为299美元，其中中国出口组装厂只赚取4美元的加工费，而160美元被美国设计、运销和零售企业获得。另外，在服务贸易领域，美国长期保持对华顺差，近5年年均增长35％。美国从对华投资和服务贸易中获取了巨大收益。中美经济贸易关系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中国前驻美大使周文重说，合作和交流仍是中美经贸关系的主流，两国共同利益仍多于分歧，在后危机时代，双边经贸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与合作空间。
2.美国利益至上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
美国政府一贯吹嘘市场化和自由贸易，金融危机后却不断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并且实施“全国主动出口”新战略，为美国出口企业“消除海外壁垒”，而要消除的海外最大的贸易壁垒就是中国。
（1）集团利益是美国贸易政策的起点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受集团利益的影响，执政党为了赢得相关利益集团的支持，出台一些行业贸易保护措施作为赢得选举的有效手段。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民主党需要表现出强势，以此得到基础选民的支持，奥巴马是民主党总统，而民主党最重要的支持者和选民基础是劳工阶层，美国的劳联和产联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美国政府制定的各种政策背后往往有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考虑。各种利益集团会对中美贸易做出很直接的反应，他们会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产生影响力。比如2009年9月奥巴马签署文件同意对中国轮胎征收特保关税，既是对其竞选时支持集团的回报，又有为其医疗改革方案拉票的动力。为了保护那些集团的利益，美方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一是不让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如铜版纸事件；二是对开放领域的打击，比如对中国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打击。中国是美国对外贸易中贸易赤字最大的一个国家，他们认为中国产品的进口冲击了美国的企业，造成了美国的工人失业，因此贸易保护的色彩更强。
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更多地扮演着平衡各产业发展的角色，在不同时期反映了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金融危机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是为美国处于劣势的产业寻求保护措施，不同的产业利益集团通过游说议员来实现其经济利益。无论是购买美国货还是轮胎特保案，其根源都是产业集团的经济利益在政治上的体现。
那些美国的议员自称“为美国消费者利益申诉”，但是日本《经济周刊》的评论说：“很多美国议员其实说不上代表民众利益，他们只是集团利益和企业机构的代表者而已。”美国的《巴尔的摩太阳报》坦言：对于在芝加哥、匹兹堡和西雅图的工业家来说，他们的利益迫切要求他们在国会上保持和加强他们的影响。美国的议员为私利伸长手，其背后是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是保护竞选赞助商的利益。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伯特·布伦纳一篇论文的题目叫《高盛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5]
（2）霸权利益是美国贸易政策的核心
金融危机没能动摇美国的霸权利益，虽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短期内在全球的经济地位有所弱化，但是长期内美国以其领先的科技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在全球化中的主导权和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以及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将继续保持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
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为什么能够占尽便宜，是因为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采取霸权主义的货币金融政策，是美元作为世界基础货币，它可以通过对外资本输出、信贷输出和贸易逆差等方式进入世界货币流通体系，美元可以从世界贸易、投资、金融交易、国际交际活动的扩展中数以百万计地大规模发行，从中为美国创造大得难以估量的巨额利益。目前在IMF成员国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中，美元约占64％，美元在全球外汇交易和贸易结算中的份额也近70％，在国际债券的发行中占近50％。美国拥有金融霸权，2007年美国吸纳了全球85％的资本净流入，美国股票市场市值占全球的1／3，全球80％的资本流动是在美国等地进行。美国可以通过发行美元向全世界强制借债。我国2.2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约70％是以美元形式持有的。由于美元的霸权地位使得美国长期存在的巨额财政赤字运用印钞机来解决。在当今世界上，美国是唯一能够通过政策真正左右甚至操纵汇率的国家。当美元的贬值威胁到其霸权地位时，美国需要利用美元升值来打击欧元。美元的汇率表面看，每时每刻都是由市场决定的，但是从长期分析看，美元汇率基本由美国的汇率政策所决定，完全服从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美国的国际战略利益需要。
美国的绝对实力决定其心态是“老子天下第一”。看到一个繁荣和强大的中国，美国无法容忍。过去美国对中国长期进行经济封锁，试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当中国开始发展起来后，美国不得不关注中国的经济与贸易，只要稍不如意就会单独采取粗暴干涉的贸易制裁手段。在今天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大大提高的情况下，美国虽然高度重视美中关系，但是骨子里对中国的蔑视仍时常流露出来，以各种名义对中国经贸及人民币说三道四，无事生非，因此笔者以为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就在于美国的霸权利益。
（3）美国垄断资本主宰中美贸易分配利益
美国资本家用中国借给美国的钱跑到中国投资，又使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从而获得垄断高额利润。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得到的利益比中国要多得多。美国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完全处于优势地位，具有技术优势、品牌优势，能够得到绝大部分的贸易利益。美国垄断资本在全球产业链条中掌握着控制权和分配权，在利益分配中占有比较大的比例，中国资本参与利益分配的能力比较弱，在利益分配中仅获比较小的比例，中美在经济贸易活动中获得的利益严重倾向于美国。
（4）试图拧松中美贸易摩擦的阀门也源于美国利益
近年来，中国不断呼吁美国放松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为的是促进中美双边贸易平衡，以抵制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从奥巴马政府在“国家出口倡议”框架下推动的改革来看，我国的呼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美国决策层的认可。2010年4月20日，美国当局公布了出口管制改革方案，奥巴马政府把出口管制改革与扩大出口、创造就业、增强竞争力等联系起来。中国是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也是受到独特关注的管制对象国。美国的出口管制改革对中国而言有一定的好处。至少美国的某些高科技产品、高科技企业有可能向中国转移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美国正寻求放宽对中国输出军民两用高端技术的限制。放松出口管制本身对美国自身也是有利的，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简单地说，放松管制，美国企业可以和日本、欧洲的企业公平竞争，可以拉动出口、增加200万个就业岗位、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由此可以看出，即使美国能够在一定程度放松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管制的话，从根本上来说也是服从于美国国家利益的。
必须看到，中国仍然是美国的重点管制对象国。“亲疏有别”是美国出口管制的本质特征。一方面，中美两国在历史传统、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短期内不会消失。另一方面，对于“权力政治”思维根深蒂固的美国人而言，中国是一个必须要时刻提防的战略竞争对手。
三、寻求自身发展利益是我国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出路
后危机时代中美贸易摩擦还会不断，解决中美贸易摩擦问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和过程，解决的方法和途径也是多方面的，完全要靠双方的努力。笔者以为就我国而言，主要靠自身的发展和强大，当然不排除灵活的外贸政策和手段的使用。
1.应对贸易摩擦的前提是国家利益
中国对消除贸易摩擦应该采取更加主动、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美国这样一个发达国家，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是有条件的，中国需要尽可能地实现自身的贸易利益。同时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更要按照国际贸易规则依法保护自身利益。
2.人民币汇率变化要考虑整体利益
2003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余永定教授等经济学家一再呼吁进行外汇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实现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和升值，但这种意见很难得到政府领导和大众的认同。[6]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首先要考虑整体发展利益。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只能根据中国的发展水平作出判断，国家利益是决定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出发点。[7]就目前而言，人民币大幅升值对中国整体利益不利。人民币汇率水平不仅要考虑中美贸易关系，同时要考虑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关系，特别是周边贸易伙伴关系。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汇率要考虑多种因素，既要考虑市场供求关系，更要考虑市场的稳定和发展。人民币汇率保持适度稳定，能够减少金融风险和动荡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适度稳定也有利于降低企业国际投资成本和优化资本项目结构，有利于扩大进口和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有利于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
3.发展经济实力来增强我国贸易利益
由于经济实力和其他因素，中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明显处于弱势。如2007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3387.6亿元，仅占GDP的1.36％，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2005年2％左右的水平。[8]当前中国要抓住新一轮在新能源、新环保技术所推动的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竞争中的战略机遇，抓住技术开发与产业应用先机，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规模之间的差距，为中国崛起奠定坚实的经济技术基础。因此中国要抓紧制定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发挥宏观经济政策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支持，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向低碳、低能耗、低污染的转型升级，推动低碳经济技术引进和外销，鼓励低碳经济技术国际直接投资与合作交流。
4.积极利用争端解决机制维护外贸利益
中国是WTO中的贸易大国，近年来也是美国等国家实施反倾销措施最大的受害国。中国应该以WTO规则为基础，对相关成员提起诉讼程序。中国要积极主动地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9]特别是维护中国企业合法的国际贸易地位，同时也要争取别的国家在对中国的反倾销中遵守贸易规则。
5.以增加进口服务于国家战略利益
中国正处于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变过程中，发挥进口的作用是服务于国家战略利益的需要，是有效化解贸易摩擦、营造和谐外贸环境的需要，特别是对于平衡中美双边贸易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中国需要进口本国资源天然不足的产品，更需要进口发展经济的先进设备以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如果美国能够真正放松出口管制的话，中国可以进口大量的高科技产品以弥补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
6.有效利用沟通机制以增进中美双边利益
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应该通过平等协商来解决。为此中国要更好地发挥各种磋商机制，有的放矢地制定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进一步发挥和利用高层战略对话机制，加强沟通与协调。要继续利用好中美战略与经济高峰论坛，积极做好美国的工作，进一步呼吁美国放松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政策的落实，这对于改善中美贸易平衡和增强双边贸易共同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后危机时代中美经贸关系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会增多，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都伴随着包括贸易冲突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冲突，这些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关键在于如何寻找到一条双赢之路。
收稿日期：2010-08-26
注释：
① 美国的337调查因《1930年美国关税法》第337条而得名，“337条款”主要是美国用来反对进口贸易中的不公平竞争行为，特别是保护美国知识产权人的权益不受涉嫌侵权进口产品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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