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皮瓦克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0)05-0039-05
从学术层面说，斯皮瓦克是“一个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者”，一方面，她翻译德里达的《论文字学》，经常称德里达为自己的老师，有时她又坚持认为“我不是一个解构主义者”；一方面，她申明“我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另一方面又说，“我是个旧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思想来源的复杂丝毫没有给其文化批评带来驳杂对立的局面，原因是，斯皮瓦克没有一个总体性的分析立场，她不是把各种思想综合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而是以策略性的态度对待各种异质性思想，并把这些相互对立的思想运用到后殖民批评的具体问题之中。斯皮瓦克后殖民理论的主题，一是对西方女性殖民话语的批评，二是对庶民主体意识和知识分子伦理责任的思考，三是从庶民立场批判全球化时代的资本逻辑和政治霸权。
一、殖民话语分析
《国际框架里的法国女性主义》一文的主旨，以斯皮瓦克的话说，是指出第一世界的女性主义对第三世界顽固地持有殖民主义观点[1]153。在这篇文章中，斯皮瓦克从第三世界女性角度批评法国女性主义代表克里斯蒂娃和西苏等人的观点，特别是克里斯蒂娃的《论中国妇女》所表达的西方文化中的女性主义看视第三世界女性的视角。西方女性主义一方面以女性意识反抗西方男性霸权，揭露西方男权文化对于女性的压迫，另一方面，克里斯蒂娃的研究客体是第三世界的妇女，其女性身份和第一世界视角纠缠在一起，可能引起诸多意想不到的论述后果。事实上，正是在这种复杂身份中，克里斯蒂娃暴露了自己的不自觉的西方文化意识，这就是居高临下的西方白人中心的东方主义意识，其中，东方女性是远距离的客体化的陌生的他者。这样，西方女性主义看似具有的普遍性的幻象在此破灭了。
克里斯蒂娃是典型的西方白人女性主义者，其对中国妇女和中国文化的研究依据的是西方汉学家的视野，即把中国文化阴性化他者化，这其实是以西方白人男性的观点看视中国他者。中国女性对于她是一个他者，但她自身又是西方男性的他者，对于这个双重的意识形态，克里斯蒂娃是没有自觉的，在这个意义上，“克里斯蒂娃是巩固了白人男性—白人女性—中国男性—中国女性的暴力等级”[2]85。她的中国女性论述并没有展现中国妇女的现实，而只是巩固了西方白人中心论，在她那里，中国女性与其他第三世界女性一样，是被普遍化、概括化和符号化的。在斯皮瓦克看来，这样的论述不能质疑西方男性中心论，反而成为第三世界女性的压迫者。斯皮瓦克说：“女性主义学者应该学会向她们（第三世界女性）学习，与她们对话，应该设问她们与政治和性的接触不仅仅只为我们的超级理论和启蒙的热情所改变”[1]135。斯皮瓦克并不赞同只有本国人才能认识自身的陈腐观点，但她认为，第一世界的女性主义者必须学会放弃做女人的优越感。斯皮瓦克批评克里斯蒂娃说，她在论述中国时，把主题选择在模糊的过去而不是现在，对古代东方采取的是尚古主义态度，对当代东方则予以蔑视。此外，克里斯蒂娃的毛病，是多以文选里所介绍的名女人的生平中所收集到的资料为根据，缺乏第一手研究文献，并且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弗洛伊德关于“前俄狄浦斯”阶段的结论，而没有分析这种结论是否适合于中国妇女。斯皮瓦克批评说，克里斯蒂娃“关于中国的断言当然是善意的；我的观点是，它起源于殖民主义者乐善好施的病症”[1]138。把东方他者化、一体化，从西方优越文化的立场看视东方，以道听途说的资料为研究的依据，以相互指涉的东方主义文献为研究的前提，这正是萨伊德所批评的东方学家的一贯做法。斯皮瓦克说：“我认为，把法国傲慢的女性主义信条蓄意地运用到政治单一的不同场合不会生效。”[1]141斯皮瓦克告诫，法国和英美的女性主义的区别是表面的，在面对第三世界妇女时，不仅仅要问我是谁，还要问，谁是另一个妇女？我如何称呼她？她又如何称呼我？正是因为缺乏对这些问题的自觉，西方女性主义难以摆脱白人文化的意识形态，难以真正看到第三世界妇女的真实处境，也无法反省西方女性主义普遍性的虚妄。在克里斯蒂娃那里，中国妇女只是一个能指，是为了构筑其自我位置的一个符号，中国妇女可替换为印度妇女、孟加拉妇女而毫无差别。
《三个女性的文本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批判》把《国际框架里的法国女性主义》一文的观点应用到英美文学研究中，重点分析了三个女性的文本，继续对西方女性主义的种族中心论展开批判。在文章的开篇，斯皮瓦克指出，帝国主义乃是英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英国的社会使命，而文学在文化表征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当女性主义批评的新视角重又孕育出帝国主义原则时，似乎特别令人遗憾。在欧洲和英美，人们对以女性为主体的文学作品抱着孤立主义者的欣赏态度，从而确立了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准则”[3]223。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被视为西方女性主义的个人主义的经典文本。简爱的女性主义个人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即斯皮瓦克所说的生儿育女和塑造灵魂，前者达到个人与家庭的结合，后者通过履行社会义务达到公民与社会的结合。以孤立主义的方式阅读，即把文本放置在宗主国语境中看视《简·爱》，其结果只能读到激进的女性的心理传记，这是传统西方女性主义的阅读方法，也是《简·爱》被视为西方经典的原因。但斯皮瓦克要尽力远离“女性个人主义者的主体建构那个令人迷惑的焦点”，而是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重新阅读《简·爱》。这种方法就是萨伊德所谓的对位阅读法，即联系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文化背景，西方经典文本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就可以被呈现。斯皮瓦克发现，这篇小说最核心的地方是，简何以从反家庭成员变成了合法的家庭成员的呢？答案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给小说提供了有效的“话语场域”，它通过把罗切斯特在牙买加的合法妻子伯沙·梅森妖魔化而实现了小说的目的。在小说中，“欧洲吹来的甜美凉风还在树叶上低语，整个大西洋沿岸闪耀着自由的光辉”。与此对照的是，西印度群岛那个被帝国主义征服的疆域被描述为地狱，而患有精神疾病的梅森则被描写成“四肢匍匐着的，抓着，嗥叫着的”野兽。斯皮瓦克指出，“在勃朗特的作品里，本土的主体(subject)不只是近似动物，而且成了所谓的绝对命令下恐怖统治的客体(object)”[3]229。康德的绝对命令以推崇人的理性和目的性而成为西方主体性哲学的宣言。但是，“人是自身的目的”这一论断里的人是西方的文明的理性的人，非西方殖民地的人则是需要西方文明教化的有待启蒙之光照亮的人。伟大的哲学一旦用于具体的政治行为，就可能被滑稽地模仿。“就绝对命令而言，这种模仿抗议使帝国主义事业达到名正言顺的效果。它可以产生以下的法则：使异教徒变成文明人，以便把他作为自身的目的对待。”[3]229而这一点处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之外。梅森虽然是牙买加种植园主的女儿，但她处于人兽之间。正是她的未开化和精神失常，正是她像一个动物那样的死去成就了简的女性主义的个人主义，成就了她和罗切斯特的“高尚”爱情。
洁恩·莉丝以《藻海无边》改写了梅森的生活。她不再是一个精神疾病患者，而是具备了对帝国主义批判的理智。莉丝试图说明，导致梅森暴力行为的不是其内心的兽性，而是罗切斯特以“合法性”作为推脱对其的伤害。斯皮瓦克指出，梅森的新形象表明：“即使是个人和人类特性这类如此个人化的事情也均受到帝国主义政治所左右。”[3]231莉丝的小说把《简·爱》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揭示得淋漓尽致。梅森必须演好从自我变成虚构的他者的角色，放火烧掉房子，然后自杀，简·爱才能成为英国小说中的女性主义英雄。“这是对帝国主义暴力的讽喻，是对歌颂殖民者的社会使命而做出的个人牺牲的解构。”[3]233本是帝国主义被剥夺被殖民的他者，却变成了帝国主义巩固自身的驯化了的他者。只要充满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所谓经典的文学就不可能存在。斯皮瓦克尖锐地指出，“完美的文学再创造，无法在帝国主义的框架或段面下轻而易举地兴盛起来，因为，这些框架和段面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以法律为掩护的异化的合法体系；被认为是唯一真理的异化的意识形态；把土著民族作为加强自我的他者之一整套人类科学。”[3]236
二、庶民主体建构
与西方女性主义不同的是，斯皮瓦克关注第三世界后殖民女性的处境，这些女性的现实不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所能够解释的。在《庶民能够说话吗》以及《后殖民理性批判》的第三章，斯皮瓦克讨论了庶民女性的主体构造以及知识分子的伦理责任问题，其主旨是，女性庶民往往被噤声，被帝国主义实践所利用和曲解，而把庶民的生存权利主流化非边缘化，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对于庶民是否能够说话的问题，斯皮瓦克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庶民女性为什么不能发声呢？斯皮瓦克以色姆尔王妃的自焚为例讨论了这一问题。在《后殖民理性批判》的第三章，斯皮瓦克以档案材料讲述了色姆尔王妃的故事。在英国殖民时期，印度北部的色姆尔(sirmur)国王卡拉姆·普拉卡仕(karam prakash)因为“野蛮”和身染“恶疾”被英国人废掉，王妃成为年幼国王的唯一监护人。显然，把政权交给孤儿寡母是别有用心，其目的是为了瓜分色姆尔王国。随后，王国被吞并，东印度公司以及尼泊尔边境的安全得到保障，这也就是这位王妃在档案材料中短暂现身的原因。随后王妃下定决心要殉葬，而此时的英国人则以维护幼主及其子民的利益的重要胜过对于丈夫的义务规劝其放弃自焚。
印度寡妇自焚(sati)的习俗并非普遍流行，也不局限于某个种姓或阶级。英国人废除了这个习俗，认为是“人性情感所厌恶的，是残酷的”，废除萨梯风俗是“白人正从褐色男人那里救出褐色女人”。印度土著保护主义者则认为，“妇女实际上想要那样死”。斯皮瓦克指出，“帝国主义作为优秀社会之建设者的形象是以把妇女作为自身种属的保护对象为标志的”[4]119。英国人从其文明优越论的角度认定了这一习俗的野蛮性，巩固了西方文明的历史进步性；印度种姓主义男性则从男权中心出发，认定妇女自焚是自愿，sati意味着“好妻子”，但恰恰是自焚妇女自身的声音被淹没了。妇女无法发声，“人们从未遇到过关于妇女声音——意识的证据”[4]117。印度教经典规定，寡妇要独身，要退回到先前的一种静止状态的生活中；如果女人不在丈夫去世时在火中自焚，她就永远不能在生死轮回中解脱其肉身。这就在立法中造成了主体地位的不对称性，妇女被限定为其丈夫的一个对象，她依赖于男性在法律中的主体地位，萨梯风俗其实是男权主义的表达。“sati的吸引力在于，它在意识形态上集中体现为‘报答’，正如帝国主义的吸引力在于它在意识形态上集中体现为‘社会使命’。”[4]12斯皮瓦克认为，寡妇殉葬是对女性主体构成的操纵，“英国人忽视了sati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战场，因此他们把女性建构成一个杀戮的客体，只要能够拯救这个客体，就可以从国内混乱的局势中诞生一个比较文明，甚至比较好的社会。在父权主体形成和帝国主义客体建构的间隙，被成功抹去的，乃是那女性的性别化主体的自由意志和能动性”[5]235。殉葬的寡妇是印度教父权制和帝国主义共谋的牺牲品。印度教对于寡妇殉葬的特许抹掉了一般自杀的沉沦效应，本土精英从民族主义的浪漫情怀美化那些自我牺牲的妇女的纯洁和爱，而英国人视王妃放弃自杀为一种自由意志的选择。在这两种自由概念的运用中，女性主体的构成被彻底摧毁。“在庶民主体被抹去的路途中，性别差异的轨迹被双重地抹去。……如果在殖民生产的竞争中，庶民是没有历史也无法言说的，女性庶民更是身处最深的阴影底下。”[5]274斯皮瓦克得出结论说：“在父权制与帝国主义之间、主体建构与客体形成之间，妇女的形象消失了，不是消失在原始的虚无之中，而是消失在一种疯狂的往返穿梭之中，这就是陷于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第三世界妇女被位移的形象。”[5]126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双方争相代表本土妇女，但妇女的自我意识被遮蔽，处于多重压迫之下的妇女没有说话的空间。
斯皮瓦克的主体观念来自西方近代人道主义哲学，这种哲学认为，只有言说才能成为主体(speaking subject)，相反，缺乏言说就会被看成是不存在。庶民不能说话，其主体性就不可能存在。在后殖民研究中，庶民阶级成为以性别或种族为原因，被边缘化或被剥夺权力的少数团体的同义词。印度庶民阶级研究的学术意义，是提供一种比阶级更少受到限制的社会类别和权力结构，同时能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抵抗和斗争形式一直受到民族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印度历史学家所忽视的团体。庶民阶级研究引发了许多理论和历史问题，特别是有关庶民阶级意识、能动性和霸权、性别的差异以及地方性等议题，它对马克思主义正统论述、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剑桥学派的批判，在后殖民研究中激发了广泛的理论探讨。借由庶民阶级，受压迫者承担起政治能动性以成为历史的主体，而不再是历史的卑贱客体[4]364。
对于庶民阶层，殖民统治者和民族主义者企图挪用他们，传统的历史编撰学则以因果关系的方式弃之不顾。印度庶民研究小组的历史学家们“逆其纹理阅读殖民统治者和民族主义者的档案，并把研究重点放在他们的盲点、沉默和焦虑上，试图揭示庶民阶层的神话、宗教崇拜、意识形态和造反”[7]322。庶民研究小组通过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农民、麻纺工人、庶民女性等人群声音的再现，以口述历史的方式还原历史真相。研究者发掘各类历史档案文献以反对西方的启蒙主义和印度官方民族主义历史观，重新书写印度的民族主义，以此重建庶民的主体意识。在《庶民研究——解构历史编撰学》一文中，斯皮瓦克分析了印度庶民研究小组的工作。庶民研究小组假设存在着一种纯粹的意识形式，这是他们工作的基础。但庶民并没有自主自决的自我意识的正面身份认同，他们是一系列相互区别又相互交织的多重矛盾组合体。这样，传统的历史编撰在此必然遭遇认知失败(cognitive failure)，因为它仅仅是个便利的学科虚构(disciplinary fiction)。斯皮瓦克认为，庶民无法重现，原因是殖民当局的势力范围、组织机构和力量都远较庶民强大。就民族国家的独立运动来说，民族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拒绝承认政治化的农民阶层的重要性，不愿与农民结盟，这些导致了农民政治化运作的失败。“庶民意识从属于精英的欲望投射(cathexis)，它永远不可能完全复原，它总是受到其被认定接受的能指所歪曲，即使被揭示出来，实际是被抹掉。它不可避免地是在话语中建构出来的。”[1]203反抗的农民的意识无法复原，研究者只能依据档案记载去推测。在重建庶民意识的时候，不可能绕开殖民话语和实践的历史，是殖民话语和实践把庶民建构为一个社会类别的。不存在纯粹的庶民意识形式。庶民研究者在研究庶民意识时已有自己的认知预设，而这些预设已经镶嵌于当代的权力结构中，但庶民仍然保持沉默。也就是说，是否能够倾听庶民的声音，能够倾听到庶民的何种声音，这取决于研究者的主体身份，而真正庶民的言说需要以庶民自己的语言去表达，但这种语言表达又是地方性的，它无法普遍化，无法达到西方文化。复活独立于殖民主义实践的庶民的主体意识的做法既是与殖民主义认识论的决裂，也是重蹈其覆辙。斯皮瓦克认为，“如果历史学家把复原庶民在历史中的主体位置视为确立事物的非异化的终极真理，那么，任何强调自主自决、连贯性和逻辑意志的做法，正如我上面所言，都不可避免地把庶民客体化(objectify)，并陷入权力知识的游戏中”[1]207。庶民研究学者从本质主义角度探讨庶民的意识，就有把庶民永久化的危险，忽视了庶民抵抗的可能性。斯皮瓦克主张策略性地应用实证主义的本质论(strategic use of positivist essentialism)，去除盲目反本质主义可能带来的危险，反对把庶民客体化，以重建庶民反抗的可能性。在《后殖民理性批判》的历史部分，斯皮瓦克认为，让庶民发言之论推卸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它将经济政治中的不平等关系带到文化认同之中。知识分子必须思考的，是如何在“为”或“让”庶民发言的两级中寻找可行的做法。
斯皮瓦克对于民族知识分子建构庶民主体性的努力以及西方知识分子的善良意愿的质疑具有重要的文化政治意义，对此，吉尔伯特给予了高度评价。吉尔伯特指出，斯皮瓦克迫使那些从事后殖民批评的人在考虑他们的批评观点和方法的效果时，也要考虑他们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归属，不管他们有何种背景或来自何处。吉尔伯特说，一些“天真的”，开诚相见的，或政治上正确的有关殖民问题的阐释，基于对被压迫者的一种假定的但未经确认的认同，或对被压迫者怀有仁慈之心，都会在斯皮瓦克之后销声匿迹[8]86。在斯皮瓦克之后，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知识分子是否能够代表庶民？如实地层现庶民，如萨伊德对巴勒斯坦的报道，是否有助于庶民的发声？庶民如何获得表达自身的契机？如果表达无法达到对抗霸权的目的，话语革命是否就此宣告失败而需要诉诸暴力革命？问题之一对准斯皮瓦克本人，庶民既然不能被民族精英表述，也不能被西方帝国主义表述，那么，斯皮瓦克能够表述庶民吗？她的高深的解构主义文体到底被谁阅读，对谁讲话呢？斯皮瓦克批判了西方知识人士对于第三世界妇女的一相情愿的仁慈，但她并没有提出庶民妇女如何发声的策略。假如庶民阶层不能被西方知识分子表述，他们自己也不能为自己表述，那么很显然，就不会有非殖民主义或反殖民主义话语了，这样，“解构主义的后殖民主义已经被带进一种僵局，取得了政治上一定的成功，最终成为与它反对的体制共谋，并且十分亲密地深陷在这种体制中”[9]274。事实上，与萨伊德一样，斯皮瓦克仍然把庶民建构为西方的沉默的对话者。吉尔伯特批评说：“在这一方面‘庶民能说话吗？’中可能最带讽刺性的是，假如斯皮瓦克所说的庶民沉默是真实的，那么剩下的不是别人而只有非庶民（尤其是西方和当地的精英）在为他们说话或写作”[8]132。斯皮瓦克成功地说明了庶民忍受着的“沉默的历程”，她很少去注意庶民或许能“渐有声息”(come to voice)的过程。斯皮瓦克经常否认庶民有达到像现代西方妇女运动那样能实现自我解放的政治路径的任何可能性，因此她一再拒绝给予庶民解放的许多不同说法。在接受葛兰西和马克思的庶民会上升到霸权地位的观点的同时，斯皮瓦克又拒绝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其他阶段过渡被压迫者开始有自己呼声的有关叙述。最后，她还拒绝当代民族主义精英的观点，这些精英人物允诺一旦殖民主义结束就会解放各地的土著居民[8]135-136。斯皮瓦克把庶民建构为强大控制力量的牺牲品，这就在事实上否定了庶民阶级政治解放的可能性，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因为没有书写能力，缺乏发声机制，庶民及其反抗大多被记载在正史中，虽然是以“盗寇”的形象出现。但随着历史流变，庶民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历史被重新书写，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赋予了庶民新的历史地位。问题的关键不是庶民的声音在历史上只能出现于权力的知识书写中，历史并不缺乏关于庶民声音的材料，而是该如何认识庶民的政治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斯皮瓦克恰好违反了自己的承诺，她抹杀了庶民的主体意识。庶民一直在说话，只是没有被听到，只是被有意压制。斯皮瓦克自称为“一个上层阶级的青年女性”，她对芭杜莉自杀事件的揭露事实上就是对其主体意识的建构，如果芭杜莉能够算作庶民的话。在对这一事件的表述中，斯皮瓦克正充当了其所批评的“仁慈的”西方批评家的角色。斯皮瓦克反对西方女性主义代表第三世界妇女，否定知识精英能够再现庶民的声音，但事实上，她总在有意无意地代表着第三世界妇女，正是以此为立场，她才能够被称为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斯皮瓦克在文章中为边缘人辩护的立场、呈现庶民妇女真相的做法使之本身就充当了她一再批评的向西方提供知识信息的角色。
庶民说话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突破权力的钳制以表达声音，纠缠其中的阶级主体意识和知识分子正义伦理使得这一问题显得异常复杂。一方面，庶民以自己的语言和方式在言说，但这种言说无法获得主导文化的认可；另一方面，庶民如果以主导文化的声音表达自身，又可能被主导意识形态收编。一方面，少数精英知识分子因为身处主导文化机构，其对庶民的代表有可能重新生产主导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如果缺少知识分子的宏观历史整体意识，庶民意识有可能表达为碎片而缺乏历史深度感。庶民能够说话吗？在斯皮瓦克看来，庶民要么沉默要么被他人表述。在我看来，庶民能够说话，且一直以自己的语言和方式在言说，只是没有表述为文本传达给第一世界和本土知识分子。重构庶民的声音必须尊重庶民的主体意识，要去除精英立场去见证庶民妇女自身的言说空间。斯皮瓦克认为，只有庶民才能了解庶民的说法不正确。如果承认这一前提，那么精英和西方是能够了解庶民的，但这又为她所否认，这样一来，庶民就永无发声的可能，庶民的解放也就不可能，斯皮瓦克实际上宣布了庶民永远的沉默，她也就逃避不了萨伊德所受到的抹杀第三世界主体性的批评。因此，她的著作对第三世界的政治解放的作用就存在疑问。德里克批评说，斯皮瓦克忽视了对被压迫阶级实际遭受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分析，反而延误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理查德·弗里德曼和谢默斯·米勒批评说：“斯皮瓦克要辨别在政治上作为权宜之计的思想谬误，但又称无真理可寻；她在否认有真实历史的可能性的同时又想帮助重构女性文学边缘化的历史；她要提出解放的主张，但同时又否认有道德准则假定个人极少有想象意志力的观念；她要采用心理分析的概念又不愿至少在原则上承认她分析的真实历史；等等。”[10]142这就导致了其立场和理论本身的多重矛盾。但我们看到，斯皮瓦克对于知识分子的伦理责任并没有持悲观主义态度，在《庶民能说话吗》的结尾，她说：“庶民不能说话。在全球洗衣店的名单上实际上并没有虔诚的‘妇女’。再现并未枯萎。作为知识分子的女性知识分子肩负一项受限制的使命，对此，她绝不能挥手否认。”[4]128
三、全球化批判
作为当代批判性的文化学术思潮，后殖民理论极为关注全球化时代的压迫和不平等。在《后殖民理性批判》的第四章，斯皮瓦克认为，有三种力量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展开博弈，它们相互抗衡，相互诘难。其一是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它们根据资本流向与剥削价值重新绘制世界地图，其二是高谈历史终结，认同全球化世界的西方知识分子，三是那些反全球化、对抗“发展”意识形态的地方性庶民。斯皮瓦克指出，全球化的新情势，是新型微电子资本主义造成的国际分工的深化、全球新殖民主义的攻击性日益强烈、核武器的阴影挥之不去，这些构成后殖民性的状况。任何新近开发的国家即刚刚去殖民化或已经去殖民化的国家，都面临着一个“新自由派”世界经济系统的束缚。这一系统以前标榜发展之名，现在又抬出可持续发展(sustained development)，借此扫除横亘在此一系统和脆弱的民族经济之间的障碍，并摧毁任何社会重新分配的可能性[5]257。善于寻找替罪羊的殖民主义，直截了当地掩护帝国主义的剥削，美其名曰发展。世界银行是建立和协调发展的宏大叙述的主要机构。全球发展的一般意识形态是充满种族歧视的父权主义，其一般的经济学是一种资本密集型的投资，其宽泛的政治运作就是压迫与庶民的噤声，不断收编他们抗议的修辞。以发展之名行资本扩张的破坏之实的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严重事件非常多，斯皮瓦克举例说，对美洲土著的土地掠夺与森林重建，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芬兰和俄罗斯麋鹿森林的破坏、对印度森林的破坏和大规模改种常绿乔木的计划以及剥削孟加拉渔民的所谓防洪计划等就是如此。在此，开发中民族国家之间的环环相扣不仅在于严重的生态损失，更为当地开发者和全球资本的共谋打开了方便之门[5]380。北方把过度消耗世界资源的罪过全部推到南方的人口爆炸，怪罪到南方的穷女人身上，然后借此反过来把女性当成议题，正当化所谓的援助，转移世人的注意力，掩护北方的过渡消费，这就是全球化的实质。
在《责任》一文中，斯皮瓦克批判了西方所谓的对于第三世界的责任，并以孟加拉防洪计划为例，揭露了西方霸权致力于根除第三世界声音的阴谋。孟加拉是土地肥沃的小国，几条大河不断改变着地貌。这些汹涌的河流发源于周边国家，一路汇集水源流过孟加拉，最后注入孟加拉湾。因为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原因，孟加拉多雨。洪水泛滥对于这个小国是经常的事情。泛滥的洪水提供了丰富的水藻，肥沃了土地，养活了大量的人口。1988年孟加拉发生了百年难遇的洪水。法国总统密特朗在巴黎峰会上把孟加拉的防洪问题列为援助第三世界的中心议题。1993年5月26日，欧洲议会就孟加拉防洪计划问题进行公开辩论。25号防洪计划是法国提出的第一个方案，计划的内容是在不断变化的河域建起“法老式”的笔直的大型堤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入一百亿美元的流动资金，再生成更多的资本。七国集团的政府是该项目的捐助者。但这一计划的目的是要改变本地的经济模式，它将系统地把那些界限分明的河流分割为私有财产和私人产业，建立体系化的农业资本。而当地的庶民、渔民和草根阶层的农民不断地阻挠资本主义的全面影响，因为洪水对于当地的水稻种植来说并不意味着坏事。孟加拉人根据河水季节性的变化，长期以来种植两种稻谷，其中一种适合在雨季生长。洪水带来的肥沃土壤和水藻是最好的肥料，而以堤岸“保护”土地则失去了可以肥沃土地的水藻，化肥又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系统。本土的孟加拉农民一直在用传统的有效的方法疏浚河流，现在的外国顾问没有耐心去采取这些办法，也没有领悟到这种方法的好处。世界银行根本不在意会议上有组织的抗议人群，他们要平息抗议的声音，“反帝的话语被贬为是愤世嫉俗的尖酸刻薄的”[4]269。斯皮瓦克指出，这一计划的交流发生在欧洲与欧洲之间，其他人被蔑称为一出老套戏里的表演者。他们把胜利归功于己，在做总结时使它看起来像是对有条理的质询做出一个负责任的反应。所有的责任可能都是责任的假象。“他们曾头头是道地说欧洲对其他地方的人民负责任，但在后者争取国际资本的自决权时，他们又是如此的言行不一。”[4]269斯皮瓦克揭露世行的虚伪，引用波德莱尔的话说：“他的目的是在做好事的同时做一笔好买卖，在挣四十美分的同时赢得上帝的心，少花钱也能登上天堂，总之就是要免费获得一张善心人士的证书。”斯皮瓦克愤慨地批评说：“对自然界中的人类负有责任的欧洲，当它的代表们质疑世行时，却听不到庶民的声音。”[4]269-270一个年老的农民运动领袖阿卜杜·萨塔·卡恩在会议发表演讲时，欧洲议会不提供孟加拉语的同声翻译，他由一位出席会议的孟加拉人不同步地宣读一份质量不佳的英译本，分配给他的20分钟也根本不够用。虽然严格说来，卡恩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农民党派的领袖，还算不上是没有土地的农民和草根阶层的渔民，但他的出席表明，庶民在发言之前就被认定没有发言的能力，对于他们要发言的意图也没有给予恰当的回应。庶民的声音被不断地抹去，被强制性地抑制，其背后是西方资本霸权的扩张及其对于庶民利益的漠视。
《流散之新与旧：跨国世界中的妇女》一文关注第四世界的妇女。新的跨国性，新的流散者，通常指的是欧洲的移民，是那些作为人力出口的男人们和女人们、偷渡边境的人、寻求政治避难的人等等。流散人群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他们偏离了当代民主社会所能够赋予的一般公民权利。在理想的民主国家里，有军事的、体制的或政治选举之外的机构保障个人的权利，通常的领域如医疗、教育、福利和社会安全以及刑法或犯罪法，都属于公民社会范畴，而一个能够得到国家的公民服务的个人就是理想状态下的公民。斯皮瓦克说，这种理想状态与现实有多远我们当然很清楚，特别是站在同性恋者、妇女、土著和穷人的角度看，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显而易见。在一个理想的公民社会，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福利国家，那么它直接就是人民的公仆，而“跨国劳动分工严重损害了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社会再分配的可能性，在公民社会的环境下，我们可以重申跨国劳动分工的确削弱了在发展中国家建立有效公民社会的可能性。自工业革命以来，这些国家的命运是以下列等式为体现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跨国劳动分工。从帝国主义到新殖民主义的转变发生在这个世纪中期，最迫切的但又被节节挫败的任务就是建立公民社会”[4]285。公民社会体制的破坏是当下世界的现状。在北方，长期以来完备的福利体制正在瓦解，而流散他国的二等公民经常是那些最受打击的受害者。在南方，农村的穷人和城市的赤贫者是最大的受害者。在这两个阵营里，妇女都是最受奴役最受剥削者，只是方式不同而已。政治避难似乎与经济移民不同，但实际上都是把资本主义收编到民主的旗帜下，资本主义以为全球金融服务的标签实现了对公民社会的操控。妇女和其他无权的阶层一样，在公民社会里从未获得过完全的公民权和个体独立存在的权利，换句话说，从未成为国家的一等公民。把批判视野扩展到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不平等和资本主义控制，关注庶民的权利，斯皮瓦克承担了全球化时代后殖民知识分子的伦理责任，表达了参与和改变社会现实的政治热情。
四、结语
斯皮瓦克在后殖民批评家中身份特殊。作为身处美国主流学术圈里的东方人，作为男权社会的女性，作为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斯皮瓦克面临多重压力。她的思想资源和主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解构主义。应该说，这三种理论互有裂隙：马克思主义在解构主义看来是宏大叙事，女性问题很少被马克思关注，但斯皮瓦克并没有融合这三种理论，而是保持其各自的界限并策略性地加以运用：以解构主义反西方霸权，从第三世界女性立场反对西方女性主义，借用马克思主义关注庶民等等。吉尔伯特说：“斯皮瓦克怀疑文本自身有其一致性，她主张一个文本中的矛盾、不和谐之处有可能是对后来的知识型或开创型著作最有启发的地方。……其实她一直坚持认为理论和实践应该彼此把对方引入有积极意义的危机之中。”[8]126正是这样，看似驳杂和不可调和的理论在她那里却具有后殖民理论的一贯色彩，即反霸权和维护伦理正义。斯皮瓦克把自身的种种不利条件转换为学术上的创新机制，她伸张弱势群体的权利，关注贫穷、歧视、战争、迁徙、女性、奴役等文化现象，揭露西方知识分子的新殖民主义的虚伪，表现了极大的批判精神和斗争激情。日本学者滨下昌宏总结了斯皮瓦克学术活动的意义，一是，作为一个富于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者，她批评西方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质疑西方学术传统并称之为“西方理性”，她喜欢站在那些没有教养的、边缘的、被压迫的人群一边。二是，作为一位有着印度血统的女性学者，她认为西方学者缺乏自觉的知识分子意识，她试图“站在教学机器之外”。三，作为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者，她调查庶民如何抵抗政权，如何在后殖民世界生存。她发现西方帝国主义者注意不到的方面，进而否定他们打造的普遍主义观念。她对西方的强权政治和人文主义两方面都有深刻的理解，从而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保持高度清晰的头脑[12]。美国学者朱迪斯·巴特勒高度赞誉斯皮瓦克，她说：“斯皮瓦克以非凡的复杂性和技巧，在国际框架内描绘出当地出现的代理机构的细节。她对所读文本不同寻常的思考和对全球化力量到来的观察能力，使她成为我们时代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10]对于后殖民知识分子的伦理责任，斯皮瓦克是非常明确的，她说：“至于知识分子，我说过，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我不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成为某个政治党派的代言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能在政治上受到启发或鼓舞，因为政治和政党不是一回事儿。知识分子是公众的知识分子，须得有某种程度的诚实，以便能够反对某个党派的路线，即使这样做存在着危险。”[6]不管表述的最终效果多么难以预料，只要敢于承担知识分子的伦理责任，后殖民理论家的正义担当就值得人们铭记。
标签：女性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瓦克论文; 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简·爱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