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各国政府干预经济的得失、特色及改革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取向论文,得失论文,特色论文,政府干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97X（1999）04—0046—04
东亚各国政府干预经济的得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评估：
在投资方面。东亚国家90年代资本开支明显增长，大多数东亚国家1996年的投资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5%以上，几乎相当于美国和拉丁美洲的2倍，是这一时期世界上投资最高的地区。一般来说， 高投资能够保证经济的较强增长，实际上，东亚的经济增长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高投资带来的。东亚之所以能够大量地吸引外资和国内投资，除了自然因素的作用（例如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的产业低价转移、生产力成本相对较低、技术人员充足以及社会稳定等因素）外，国家的优惠政策起着主导的作用，这主要包括：政府的补贴、减免税收、调控汇率使美元比价较低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外资银行的强烈借贷意愿等。政府在吸引投资方面是成功的，但在用好这些投资方面却出现了问题。最初，当投资还不是十分充足的时候，当很多地方都确实需要投资的时候，投资的运用非常简单。例如，政府尽其所能把资本引向房地产，也不存在过剩的问题。这时，投资越多，经济发展速度越快。但是，当外资看好东亚的形势而大量涌来时，如果资金过度集中于某一行业，就会出现过剩的情况，或导致泡沫经济。这时，就有一个引导资金流向的问题了。在完善的市场条件下，银行和投资者可以根据对市场的分析来调整自己的投资。但在东亚，政府束缚住了银行，使它们不是按照市场而是按照政府的旨意来决定投资流向，而政府不总是从经济上来考虑问题的，在决定投资时它要考虑到国际战略问题、失业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尤其糟糕的是某些官员要考虑个人关系，这些因素渗入投资取向，就使其与利润和市场格格不入；同时，国外的投资者由于政府在银行中实行了不透明的管理体制而难以对其经营状况和市场做出正确的判断，因而在假象诱导下盲目追加投资，把泡沫越吹越大。一旦泡沫破灭，才发现大部分资金没有回报，被浪费掉了。东亚各国目前在汽车、钢铁、化工及计算机芯片等行业出现的生产过剩就是这一性质的问题。
在税收方面。那些主张东亚是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举出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其税收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小部分，明显地低于20%。确实，东亚各国普遍对政府所选择的产业和大公司实行补贴和减税，这曾一度有利于它们的发展。东亚各国的新兴产业大都是在这一政策下迅速发展起来的。但这很难说是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高于市场价格和低于市场价格的税收政策都是非市场的人为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实际都是政策干预的结果。另外，各国都曾对国内市场进行较为严格的管制，以控制进口和控制价格，例如政府使某些资本货物的进口关税保持低下，以便利公司进口外来技术，而对另一些进口则高征关税。在控制市场价格方面，一些国家尤其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一直对食品价格进行较多的政府控制。过度管制国内市场的结果是黑色经济的繁荣。法国里昂银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吉姆·沃克估计幕后交易占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0%—50%，占韩国、马来西亚的20%—30%。幕后交易的主要动机并非向发达国家那样是为了逃税，而是为了避开烦琐、拖拉的办事程序以及在正规部门办事的必不可少的权钱交易。这难道不是管制过多造成的后果吗？但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利用税收和补贴推行的产业政策已经不起作用了，经测算，经济增长较快的部门与经济增长较慢的部门相比生产力并没有实质性的增长，表明这种产业政策对总的增长率作用不大，增长是靠高投入实现的。进口壁垒政策对促进经济发展也没有多大帮助。实际上，早在一个半世纪前李斯特就指出，当新兴的民族产业需要发展时，应该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而当经济发展起来后，放弃贸易保护主义实行自由贸易是必要的。而东亚各国政府为了保证自己的出口商——东亚国家经济增长的主力军——的扩展，长期实行保护政策，结果是这个长期受到过度抚育的婴儿在成长起来后难以摆脱其依赖性，从而缺乏竞争力。
在劳动力和资本市场方面。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所有东亚国家都有高度灵活的经济运行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工厂和公司能及时地根据供需变化进行生产和销售的调节。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这是事实。然而与西方自由市场国家相比，却不是这样。东亚不少国家在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上存在着严重僵化的现象，例如，在韩国，强大的工会和国家法律都禁止公司自由解雇工人；同时，由于政府不愿让企业倒闭，破产法形同虚设，这些既阻碍了劳动力合理而有效的配置，又妨碍了资本根据市场原则进行自由而有效的流动。韩国政府终于认识让身陷困境的大财团倒闭是不可避免的，而马来西亚政府仍然不愿意让大企业倒闭。然而让经营不善的企业破产在市场经济里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因为这可以使资源的流向和配置趋于合理，从而提高生产力。我国台湾之所以受金融风暴的影响比韩国轻，原因之一就在于台湾允许经营不善的企业倒闭，同时使新的小企业的建立也容易得多。泰国的劳动力市场虽然比较灵活，但其资本的流动却因抵押人回赎抵押品的程序过于复杂而并不畅通，这种程序使债权人要花费很长时间才有可能从债务人那里追回资产。在印度尼西亚也一样，政府的经济政策使债权人几乎不可能强迫债务人进行清算，所以借贷人没有压力去偿还债务，从而严重阻碍了资金的周转。这是印尼经济近年来失去活力的重要原因。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僵化在发展的初期影响并不大，因为那时企业的发展空间很大，也很少面临竞争压力；特别是东亚各国相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政策更完善一些。但随着各国经济的成熟和外来竞争的日益激烈，资本和劳动力的灵活性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正如上述，这是资源合理配置的最基本的条件。
关于管理方式。东亚的经济管理模式是儒家的管理方式与西方管理方式的结合，各国基本都是如此。韩国、日本、新加坡都存在着家族式的管理，甚至香港也有一定的儒家色彩。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华人在当地的经济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在他们的企业中也都保留着儒式管理方式。即使那些受伊斯兰和佛教文化影响的国家，其传统的经济管理方式也是家族化的，与儒家管理模式大同小异。这种儒式管理模式在东亚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起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从19世纪到20世纪80年代它都有积极的作用，这是历史浓重的一笔，难以抹煞。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伦理与儒家伦理毕竟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更大程度上是靠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发展的，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儒家管理方式的作用是呈递减趋势的。东亚的问题是，当它的经济奇迹出现时，当它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较高级阶段时，本应该积极改进它的管理方式，进一步摆脱传统的儒家管理方式，推进现代管理方式，但它没有，而是误以为这是儒家伦理的复兴，是儒式管理的成功。因此，尽管东亚各国已经采取了现代西方的管理方式，但由于它们没有进一步摆脱传统的管理方式，从而出现了问题。只是当危机发生后，李光耀才说儒家伦理不应用在经济和公共部门的管理上，只应在个人交往中遵守。
东亚各国的儒家管理方式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在政府管理企业的层面上。其主要表现是政府过多地介入了微观经济，不是让企业根据市场的变化去自动调节生产和销售，而是由政府给企业指令或指导。而企业只要听从政府的，就会得到优惠和保护。这种政府与企业间相互勾结的关系的后果之一就是企业不考虑市场影响，不考虑最大回报，只注重自己的市场和资本份额的最大化。政府、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这种长期关系还助长了任人唯亲和腐败。根据总部设在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做的调查，1997年印度尼西亚的腐败仍名列世界第一。由于苏哈托总统家族控制了印尼的经济命脉，拥有大量商业，包括电力、航空、建筑、通讯、公路、报纸、地产和汽车，其管理中任人唯亲和腐败非常严重。由于苏哈托的家族成员和亲友可以优先得到政府的合同和许可证，所以各大企业都愿意将其名字列上公司名单，这样，支付其家庭成员和亲朋好友及有关官员的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通常可占到一笔生意成本的30%。
二是在企业内部的管理上。主要是任人唯亲，实行管理人员的家族化。这在印尼、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都比较严重，而在新加坡、日本、我国台湾和香港已经少得多了。家族式管理的最大弊病是缺乏人员的竞争和对企业的监管。有才能的人不能走上企业的最高决策层，显然不利于其发展。而对家族式企业的监管向来是一个难题。当然，这种管理方式也助长了腐败，缺乏监管的企业很容易去行贿。无论是在哪个层面上，儒式管理都是集权式的，因而缺乏透明度。市场经济需要良好的信息渠道来为正确运作提供保证，但东亚的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却笼罩着神秘气氛，这使人们很难判断它们的经营状况。如果会计工作透明，人们就可以及早地洞察银行和借贷人之间的反常关系，以及企业交叉持股的意大利面条式结构。例如，韩国大财团的各下属公司互相提供贷款担保的做法是很普遍的。然而由于财团并不公开做汇总账，所以其债务很少被充分暴露出来。
东亚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各国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的干预较多，例如，各国政府都对金融业有较深的干预，对工商企业和资本也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控。现在看来，这在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几乎都取得了成功（没有实行市场经济的缅甸和北朝鲜以及战乱不止的柬埔寨例外）。不过，这种成功是有时限和条件的，各国的情况也有所不同。
在它们的市场体制发育还不够完善，还难以从经济结构中获取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因素和机制时，国家可以通过动员经济结构以外的因素和机制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例如，动员民族热情；宏扬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实施半军事化的管理方法等，这些在一定时期内都有一定的效果。再者，西方的领导人经常抱怨西方股票市场的投资者缺乏耐心，太过分强调眼前利益而忽略了将来的增长。相比较而言，东亚模式因其商业、银行和政府间的亲密关系，更能使企业在反复无常的股市中得到庇护，使其能从长远着想，比较合理地调配可供利用的资源。然而，一旦市场发育成熟，自身调节功能增强，市场规律就要按照自身的法则运作，非市场的人为因素过多地介入就会破坏市场秩序，造成混乱。1997年以来的东亚经济危机从根本上看，就是超市场的国家干预过多造成的。无论人们提出多少解决这场经济危机的对策，改革国家对经济的非市场化的干预都是最根本的。这一点，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东亚各国处理危机的建议和各国政府的政策中也可以窥见一斑。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在国内国际市场还有很多真空可供填充，国内国际竞争环境还不是十分剧烈、并没有对东亚各国的出口造成强大压力的情况下，国家的介入可以组织和集中力量更为迅速地填补这些真空，以抓住机遇，占领市场，壮大自己。东亚各国正是利用战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多数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开始的时机发展了自己。现在，当各国都卷入了市场经济，国际竞争日趋激化的时候，它们那些靠国家而不是靠市场养育起来的企业的竞争力就出现了问题。这说明，东亚各国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已经不能适应市场化的要求了。
现在看来，尽管东亚经济危机发生的具体原因有多种，例如，国际金融投机者的炒作，政府金融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失误，权钱交易的干扰，以及公司的运作缺乏透明度等，但根本的原因却是政府原有的干预市场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只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即对原来的对国有企业、私有大财团实行重点扶持的政策，对过多的政府干预、例如对出口的过分支持和对进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进行市场化的改革，一句话，摆正政府的位置。政府管理经济的基本原则应是对市场失灵进行宏观调控，其目的是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创造经济发展的适宜环境。东亚的问题是政府干预的力度和范围过大，超出了解决市场失灵和维护市场机制顺畅运行的合理界限，即政府管了不该由政府管的事。要最终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在经济上明确政府的职能，而且还要对政府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因为经济上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孤立的，与政治密切相关。例如，要解决印尼和韩国的经济问题不在政治上动大手术，不剥夺苏哈托家族的特权和韩国与财团密切的政界要人的特权就谈不上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