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1]2000年在《试论《南方都市报》的社会传播功能》文中指出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都市报的崛起成为中国社会当中一种新型有效的大众媒介。作为都市化发展的产物，都市报从都市受众的需求和都市社会的本身发掘新闻资源，扩大社会沟通渠道和信息传播空间。都市报的实践证明，在走向新世纪的发展当中，新闻传播不再仅仅限于一个单独的宣传使命，而是重新建构社会的一个重要工具。都市报积极引导大众参与社会，充分体现自己有特色的传播功能，如开拓新的信息传播模式，追求媒介文化的平民性，变单向传播为互动传播，塑造新闻事件的立体形态等。都市报在赢得广大读者的同时，成为媒介市场中的优势品牌，对推动社会传播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陈一新[2]2012年在《试论都市报头条新闻报道》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以头条新闻为切入口,以《南方都市报》为研究个案,考察都市报新闻报道在“主流化”进程中的变化路径以及生产的复杂过程。作为新闻媒体,都市报须尊重新闻的基本规律,要成为主流媒体须肩负社会公益责任,而走市场化道路决定了其要生存就不能忽视经济效益。以上三个因素时刻充满着联系与矛盾,如何解决这道三元谜题成为都市报谋发展求生存的关键性问题,而三者的博弈较量又集中且频繁地出现于报纸的核心地带——头版头条。论文主要采用比较研究法和文献分析法,在阐述核心问题及研究意义之后,对头条概念、地位及其在都市报中出现时所衍生的特点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南方都市报》的头条新闻报道的特点及其传递出的新闻生产中遵循的原则及规律。论文希望通过对都市报头条新闻报道的研究,为各类媒体在新闻报道方面的改革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同时能深化对于媒体在中国语境中如何应对新闻原则、社会责任、市场效益三者互动关系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吴定勇[3]2005年在《接受美学视野中的都市报新闻传播策略》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个“嫁接”出来的、定位于综合性市民生活报的新兴报种——都市报在中国报坛上异军突起,取得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在都市报效应带动下,许多新创办的早报、晨报、时报、快报、生活报,一些老报纸如部分商报、青年报和大量的晚报等,通过改革、改版也纷纷走上了综合性市民生活报道路;少数机关报亦与都市报“对接”而带上了浓厚的都市报色彩。故广义上的都市报实际上应涵盖上述各类报纸,而当今中国报业市场上读者最多、效益最好、影响最大、最有活力的报种亦非都市报莫属。 令人瞩目的“都市报现象”是近年来新闻传播理论界一大热门话题,学者们带着惊喜的心情、欣赏的眼光和高度的热情,对都市报现象投入了极大的关注。论者或对都市报的崛起进行现象性描述和考察,或剖析都市报的报纸定位、新闻理念和新闻策划艺术,或阐述、总结都市报的实践创新和理论贡献,或探讨都市报同晚报、机关报等报种之间的渊源关系和矛盾冲突,或对都市报的竞争形势和竞争策略进行分析和探讨,也有学者对都市报的特质与特征、内涵与外延、都市报的经营管理和营销策略、都市报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与未来走向等话题进行把握和考量,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和精彩之笔,为业界实践提供了有用的理论支持,也为对都市报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作了必要的铺垫。但就笔者所见,这些研究基本上还局限在比狭窄的视野里,主要是对都市报现象本身以及都市报新闻竞争问题等进行比较微观、具体的探讨,且多停留于经验总结、技术分析和竞争对策等操作性层面,未能从更为宏观的社会时代背景和更加深入的学理性层面上对都市报横空出世笑傲江湖的内外部原因加以比较系统深入的把握和透析,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赖志杰[4]2009年在《重大新闻事件与都市报社论研究》文中认为都市报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其市民性,正因为它的亲民,更适合媒介发挥舆论监督,引导舆论的作用。而新闻评论,尤其是社论在这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因此如何活用并坚持这些优势,对办好都市报新闻评论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主要通过分析近年来都市报针对重大新闻事件所刊发的社论内容,力图从中获得我国都市报发展的经验性结论,同时也对新闻评论与都市报发展状况做了简要梳理。新闻评论与都市报发展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是以《南方都市报》作为研究的切入点的,因为这份报纸在全国的都市报系中占有重有地位,其在新闻评论上所做的探索也最早最多,拥有不少值得分析的案例。通过对《南方都市报》的多篇社论进行定量与内容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本文得出了该报近年来在社论写作上所具有的五大显著特性:一是“平民化”与专注公众利益;二是评论坚持理性思维;三是善于抓住评论时机;四是具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五是评论内容多具建设性。
张志安[5]2006年在《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文中指出本论文以《南方都市报》为研究个案，考察其创办十年来的发展路径以及新闻生产的复杂过程，从编辑部场域的视角出发研究其新闻生产和社会控制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这项研究，笔者力图揭示潜藏在宏大叙事和简单概括的理论背后真实、复杂的新闻生产实践和力量规制特征，由此，给我们解读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新闻改革与社会转型、媒介系统与社会情境之间的勾联关系提供生动的现实依据。论文整体采用媒介组织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取向，运用实地观察和深度访谈等人类学研究方法，深入南都编辑部组织内部进行研究，无论理论路径的确定或研究方法的运用都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创新价值。论文的逻辑组成主要包括“厚重描述”和“理论阐释”两部分，试图在描述南都复杂的新闻生产过程基础上，加以抽象、贴切的理论阐释。本文首先在前言中说明了选择南都作为研究个案的两点理由，继而在第一章中提出论文的核心问题、理论框架、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等，并对中外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的成果进行了理论综述，同时对论文的关键词做了必要解释；第二章梳理了南都发展的三个阶段，然后对其“主流”转型的实质意义进行分析，最后对其发展过程与外部政治和经济控制因素及内部专业控制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第三章从南都日常的新闻生产过程和编辑机制入手，分析其编辑部组织的价值观及新闻生产的场域特征；第四章研究南都时评的发展轨迹，着重叙述其从“公民写作”向“精英写作”、从公众表达向思想启蒙的转变过程，并分析其功能与意义；第五章研究南都的深度报道，先简要梳理其发展过程、编辑机制和报道形态，然后重点分析“孙志刚事件”报道的新闻生产过程，最后对深度报道的新闻生产特征及功能进行总结分析。在探究南都深度的操作策略及其新闻生产和社会控制的互动关系时，笔者还尝试提出“策略突围”、“协同默契”等概念，并做原创性的阐释；结语部分先将南都编辑部新闻生产的特征置身于中国转型社会的现实情境中，分析此个案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然后以此为角度观察媒介、市场与民主在中国语境下的现实互动关系，最后就都市报如何在市场化进程中更好地承担公共传播的责任提出若干建议。
操慧[6]2004年在《中国晚报文化研究——作为个案的《北京晚报》文化》文中指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媒介消费已经成为现代信息社会的文化景观。媒介文化，是一种以媒介为中心，通过媒介的传播内容和形式介入社会生活，从而渐进式、渗透性地发生、扩散自身影响的亚文化。媒介与人在文化传播中建构起千丝万缕的社会关联，而这一关联就是媒介文化的内涵。而对这一内涵的形成、特征的具体研究，理应成为媒介文化理论应用性的开拓。中国晚报文化，是以中国晚报发展、运作及审美为有机构成的媒介文化，它是媒介文化发展的本土化与特色化的产物，它具有媒介文化的一般共性与晚报文化的特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晚报的持续繁荣，其作为强势媒体的普适度与社会认同度是晚报文化得以相对独立的研究前提。中国晚报从弱到强，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效益为上”的运作到市场经济时代“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并重”的品牌经营，目前正经历着现代晚报集约化发展的转型；其蓬勃发展、开拓创新的媒介现实，为我们从媒介文化的发生、特点、内涵等主要方面去解析这一文化现象，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工具与理性思维的角度，并使这样的角度成为可能。“飞入寻常百姓家”是晚报的审美特征，也是中国晚报文化由来已久的被认同的文化特质。晚报在现代中国传媒中具有改革试验、创新示范的先锋性；它伴随人们的生活，成为大众日常性的媒介消费选择，并且在当今网络媒体的强有力冲击下，仍然保持着很高的接触率，拥有很高的媒介忠诚度。这些都启发我们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中去认识媒介文化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本文首次将晚报文化作为整体研究对象，从媒介研究的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出发，通过对晚报生产、传播、接受的阶段性发展的过程解析，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以此建立起基本的逻辑框架。《北京晚报》的代表性与典型性，使其成为总体演绎中个案选择的必然。《北京晚报》是我国传统晚报中成功转型的代表，在走向晚报现代化的运作实践中，它所表现出的启示中国晚报文化以及媒介文化走向的深远意义，正是中国报业文化、媒介文化整体研究中由点带面的归纳的逻辑依据。对晚报的历史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是把握晚报文化内涵与走向的重要文本。本文除了提供不同时期晚报发展的大量素材以及分析以外，还根据报纸版面的报道，整理了相关的重要“大事记”，运用一些简洁明了的版面统计，量化了晚报文化研究中的效果实证，力图弥补传统晚报研究中抽象说理、主观推断、随意定性的研究缺憾;同时，在“演绎—归纳”、“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色”的交叉论证框架下，以媒介文化的媒介事实说话，在媒介文化生发机理及以媒介人为核心的动力机制的研究视角中，客观呈现《北京晚报》的文化价值，详尽解析((J七京晚报》文化的形成、内容与特征。中国晚报以城市为中心的定位，以市民消费为取向的策略，以人文塑造为终极诉求的可持续性发展观，在中国社会市民化、世俗化的日常审美中平衡着导向，深化着取向，预示着走向。本文着眼于媒介文化与晚报研究的结合点，在个案中演绎 “晚报发展上的文人传统、晚报运作中的文人创新、晚报人文中的文人自觉”，归纳中国晚报文化现实的“有为”与“可为”;从而使研究在演绎与归纳、理论与应用、现实与未来的三重视野中找寻指导中国晚报实践、旨在提升中国晚报文化的内在规律。 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从媒介文化切入，以晚报文化的衍生性立足，围绕“需要与满足”的作用机理，对媒介文化的发生机制、模式、特点作总体推演，然后界定媒介文化的内涵，主要从它与“新闻文化”的异同比较中，归纳出媒介文化的主要功能以确立本文立足的逻辑框架:即媒介文化的发展、运作、审美三大层次是媒介文化阐释的核心要素，它是晚报文化研究的总体结构模式和逻辑演绎的思维模式。本章着重阐述媒介文化的中国特色，对媒介文化在中国的发展、运作以及人文实况做概括式的特性描述，为中国晚报文化的生发作文化与媒介研究的生态铺垫，它是中国媒介文化立足与发展的宏观背景与中国晚报文化特色化的阐释依据。 第二章为中国晚报文化的独立性。建立在媒介文化生发普遍机理上的中国晚报文化，是媒介文化共性与晚报文化个性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特定时空中的特定产物。“社会需要与满足”的媒介化表现，对于中国晚报来说，就是使其在功能分工、政策介入的差异化选择中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总体面貌。它体现出与中国社会发展同步、与中国新闻改革同步、与中国人生活方式改变同步的本土特色。本章的重点，是对中国晚报作历史沿革的综述，并采用纵横比较的方法，客观呈现中国晚报发展、运作以及审美的特点，这是中国晚报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第三章承接第一、二章的逻辑铺垫，从二般、普遍过渡到《北京晚报》文化的个案研究。在((j匕京晚报》文化的生发研究中，注意了晚报影响力构建与扩散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对北京的地域文化特征与传媒生态作了较为充分的“全息扫描”。始终围绕晚报产品、制作、经营三个方面，在晚报人与晚报读者的传受视阂下，以媒介市场化的效益导向为中心，建构起《北京晚报》人文品牌的解读方
陈叙[7]2004年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报纸副刊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生长在文学与新闻，文化与报业结合处的副刊是中文报纸的民族传统。一方面，副刊从诞生之日起便成为文学、文艺的传播载体，参与建构并推动着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从补白到报屁股到报纸不可缺少的“四大件”之一(新闻、评论、副刊、广告)，副刊又成为报纸文化品位的标识，成为报业竞争的另一个战场。副刊的两栖性使它充分感应着报业的发展和文化的脉动，受到二者深刻的制约，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文化的变迁轨迹。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加深加剧的时代，也是报纸副刊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奠定的精英化的文人副刊传统在90年代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曾经在中国现代报业史和文学史上创造了辉煌的文艺副刊逐渐走向边缘和分化。市场化取向下，对版面营利能力的考量往往使副刊处于尴尬的状态，对副刊的砍伐一度成为90年代中后期报业的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报纸越来越厚，而副刊的文化空间却受到极大的挤压。一方面，90年代以来副刊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和芜杂化的状态；另一方面，生存的危机和焦灼使副刊的研究成为热点，但绝大多数研究停留在微观的操作层面，缺乏系统性，理论话语较为陈旧，研究中也存在一定的混乱和误区，如对副刊界定的混乱，对增强副刊新闻性的认识误区等等。 副刊这样一个已具百年历史的报业文化形态，是否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媒介消费环境和受众的信息消费习惯，它经历了怎样的调整与转变，这一切都亟待梳理和深入研究。基于此，本文以90年代的中国报纸副刊作为研究对象，从副刊的交叉特性出发，将之放置于90年代的社会文化语境和传媒生态中进行立体透视。从文学、文化的视角和传播的视角对之进行考察，以把握90年代副刊深层次的发展规律，反思其在转型与调整中的缺失，思考其在报纸传媒中的功能定位和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及其未来的发展走向，澄清一些理论误区，从而更好地承接副刊的民族传统，指导副刊实践。论文本着宏观考察与微观审视，理论演绎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全文主要涉及到文化转型、媒介生态这两大影响副刊变迁的动因，以及在二者制约下90年代副刊总体的发展趋向;传统文艺副刊式微现象的剖析;副刊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以及在其制约下编、读、写三者身份的变化和副刊文体的新发展;副刊形态的多元化;对90年代副刊发展的反思与前瞻等五个方面。 本文的论述表明，20世纪90年代报纸副刊的发展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1、由精英主导的文人副刊向大众文化副刊发展。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转型的深入都极大地动摇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奠定的精英化的副刊传统。又具体体现在副刊内容、功能和文化趣味的变迁上。副刊越出传统的文艺范畴而与日常生活呈现出同构性，向着新闻化、娱乐化、时尚化、主题化的方向发展。从偏于严肃教化的文化教育园地到市民文化的建构到中产阶级身份的书写，娱乐功能得到极大的张扬。 2、从新闻改革的急先锋到报业兴盛的边缘落寞再到对报业文化品格的塑造，这是90年代以来副刊在报纸内部位置的变动历程。90年代初期，副刊边缘化的特质使它成为新闻改革的急先锋，掀起了周末版的热潮，甚至于形成“以副压正”的现象。90年代中后期，来自商业性专刊和新闻版的挤压以及对版面营利能力的衡量，使副刊处于边缘化状态。新世纪以来，随着报业竞争过渡到品牌竞争阶段，副刊对报业文化品位的提升作用得到重新认识。 3、副刊的新闻化与新闻的文学化也是90年代副刊发展中呈现出的一种现象，归根结底，仍是全球化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资讯娱乐化的一种体现。 4、90年代副刊的生产由自主性的精神生产向着市场化生产转移，受众需求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由编者的单向度运作向受众、作者的多方参与发展，策划性的增强使副刊由单一的来稿加工向话题设置拓展。副刊的市场化运作培养了新型的自由撰稿人群体，副刊编者也由传统的文化人向深谙市场规律的新型文化媒介人转型。副刊文本生产也向着市场化、大众化、消费化发展，出现了大特写、时评、新媒体散文等易于参与和易于消费的文体形式。 5、从单一的副刊形态到雅俗分流，多元共存的副刊格局。由精英文化主导的传统文艺副刊式微，随着报业格局的调整，尤其是90年代中期都市报的兴起，副刊的形态也趋向多元。 论文在揭示90年代副刊发展特点的同时，也对其发展和转型中的缺失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如副刊写作的快餐化，创新力不足，副刊文化空间的局促。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操控下的低俗与媚俗倾向等等，并指出副刊在冲破狭隘的文人圈子的同时又要警惕落入中产文化趣味的自我陶醉中。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1、首次对90年代以来的中国报纸副刊发展进行系统研究。此前，对90年代报纸副刊变迁的研究主要是单篇文章，而且主要是副刊从业人员从微观的操作层面进行的研究，系统性和理论性有所欠缺。2、本论文选取了交叉性的视野，注重从副刊的边缘特性出发，从文学、文化和传播的视角来研究副刊的变迁。3、对业界较为流行的“大副刊”概念，笔者从反思的角度提出了不
郭习松[8]2015年在《从分化到融合中国涉农媒体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历了革命年代的萌芽与兴起,我国涉农媒体在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组织化大发展,并伴随着改革开放迎来真正的市场化发展。然而,随着国家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涉农媒体集体遭遇“寒冬”,直到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此后又连续11年下发“一号文件”,由此引发一股涉农媒体复兴热。与此同时,在互联网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涉农新媒体大量涌现,涉农媒体分化融合趋势明显。为寻求更好的发展之路,不少涉农媒体开始了艰苦的转型探索。其中,《南方农村报》开始了南农实验和媒体群整合,湖北涉农品牌电视频道——《垄上行》频道探索与涉农资本合作模式,中国农村广播协作网、河北对农宣传协作体等涉农媒体以联盟形式展开探索,分化融合趋势明显。美国、新西兰、韩日等国家发展涉农媒体实践也呈现这一特点。只不过,这其中,既有硬件设施建设的问题,更有如何提升农民媒介素养等软性建设问题；涉农媒体是独立发展,还是借力官媒重新回归,都需要相关利益方作出博弈与让步。以移动互联为特征的智能手机有望成市场新宠的同时,怎样打造一套适合我国涉农媒体发展和涉农传播的有效机制,成为未来涉农媒体发展所需要思考的主要问题。本论文从媒介生态学、发展传播学视角展开研究,选取当前最前沿的媒介探索为样本,从调查当前涉农媒体的传播现状与农村受众的使用状况入手,以农村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节点和重大政策性事件为逻辑起点,重点关注以智能手机为标志的新媒体在农村区域的发展,采用理论阐释、案例分析与业界观察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一手资料揭示新媒体背景下涉农媒介发展的内在动因与转型逻辑,探究农村社会转型与涉农媒体发展的互动与关联,提炼出二者之间的影响因子与机制,进而采用案例分析和策略研究,以媒体融合视角对涉农媒体的发展提出评估与预测,为业内和政府主管部门把握涉农传播新动向新趋势,更有效地把握新时期涉农传播的主要特点,以帮助改进新时期的涉农传播,打造更有效的涉农传播机制和更适合当前中国“三农”发展现状的传播体系提供可行性建议。
刘伟伟[9]2009年在《政治控制、市场竞争与中国地方党报的影响力（1978-2009）》文中认为开风气、“敢为天下先”的党报,为什么总在广东,而不是其他地方?同样是党报,为什么各地党报的影响力差别这么大?不同的“政治控制-市场竞争”的结构组合(自变量),是导致各地党报影响力差异(因变量)的主要原因。“政治控制”用“对财政供养的依赖程度”、“从业人员由地方党委直接任命的比例”、“当地宣传部的限制性规定”、“转载新华社、人民日报通稿的比例”和“批评报道的数量”来操作化。“市场竞争”用“本地报业集团的数量”、“本地出版报纸的数量”、“本地电视频道的数量”、“本地广播电台的数量”和“本地门户网站的数量”来测量。“党报的影响力”用“党报的全国市场占有率”、“党报的本地市场占有率”、“报道的媒体转载率”和“受到中央领导的视察、题词和表扬的次数”来测量。在大部分地区,政治控制都强;但在广东,政治自由度高些(与改革开放有关)。在大部分地区,市场竞争都弱;但在广东,市场竞争最激烈(5家报业集团,均为全国最强列)。或者政治控制比广东强,或者市场竞争比广东弱;所以,相比大部分地方党报影响力式微(主要体现为发行量和媒体转载率下降)而言,广东党报的一枝独秀就可以理解了。对报纸的政治控制,有三种形式:“权力的代言人”、“媒体即意识形态”和“沉默的螺旋”。政治控制主要有两种途径:以组织和宣传部门为典型的政工系统,覆盖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单位体制。报纸的市场竞争分为异质媒体竞争和同质媒体竞争。异质媒体竞争是与电视、广播、网络等竞争,同质媒体竞争就是同业竞争。竞争的目标,一是读者,二是广告。报业集团的集中程度在提高,越来越多的报纸控制在越来越少的报业集团手中。中国报业的发展趋势,可以归结为:从党报完全垄断,到党报行政垄断下的报业竞争。党报的市场化生存有两条路径:一是组建报业集团,二是在报纸之外进行投资和多元化经营。党报的影响力在于,作为党的喉舌,向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对公众进行宣传和动员;同时,也通过“读者来信”和写作“内参”的方式,向决策层“献言献策”。世界报业发展的一般趋势是:政治控制逐渐减弱,市场竞争逐渐增强。1978年改革前后的中国党报,大趋势是:政治控制稍稍减弱,市场竞争逐渐增强。党报正面临着意识形态与逐利的角色冲突:既要继续发挥“党的喉舌”的宣传功能,又被推向市场“企业化经营”。从地域上看,广东党报改革的步伐比其他地方大些,影响力更大。从行政层级上看,地市级党报比省级党报的自由度大些,市场化的程度更高些。子报养母报,母报保护子报,是大部分报业集团的共性。广州日报和深圳特区报只是特例,大部分地方党报仍然主要依赖机关单位公款订阅的状态。党报的性质决定了它永远不可能真正市场化,改革是有限度的。
杨秀[10]2012年在《法治评论及其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研究》文中提出从新闻实践来看,法治评论在媒体中已经相当普遍。一方面,媒体评论生产中十分重视从法治的视角来思考各种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法治立场成为媒体对待当今中国社会问题的一种重要态度。另一方面,法治评论在媒体上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在一些媒体上法治评论达到了评论总数的三分之一,还有媒体提出要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法治媒体之一。总之,法治评论已经介入到法治的理念、制度和文化建设的各个层面。哈贝马斯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提到了民主商谈对于法治的意义。他认为公共领域与法治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它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公共领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二是公共领域的权力化问题。本文将研究问题聚焦于第二个问题,即在考察法治评论发展概况的基础之上主要探讨法治评论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这一研究必将深化对法治商谈公共领域与法治建设之间关系的理论认识,也将为媒体的法治评论实践提供一些理论维度的关照和反思。第一章“绪论”。法治评论是指与法治(理念、制度、文化)有关的各种评论文章。法治评论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与评论相关的研究,主要是评论政治功能,特别是对评论所构建的公共领域及其作用的研究；第二类是媒体与法治的关系,既有媒体与立法之间的关系,也有媒体与司法之间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后者是目前新闻传播学界研究的热点。但是,对于法治评论在法治建设中作用的研究还是非常匮乏的。法治评论是媒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功能和特征使其成为媒体作用于法治建设最重要的形式之一。法治评论与法治建设关系的理论支撑主要来自于市民社会、法的合法性、舆论监督、法的公众认同以及话语民主这五大理论资源。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选取了《人民日报》、《新京报》、《法制日报》三份有一定代表性的报刊中2006—2010年之间的法治评论文章近三千篇作为研究样本。同时,对于法治评论生产过程和相关的参与者进行了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本文所要论证的最终观点是法治评论对于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了说明这一结论,本文的分析逻辑以及从第二章开始各章的写作思路是：媒体在法治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法治评论的基本状况,提出法治评论在媒体参与法治建设中具有自己明显的优势,是法治建设中主要的动员者和推动者；法治评论立法中的作用在于立法议程的启动和法案的辩论；法治评论在司法中的作用是对于司法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进行监督。第二章“中国法治建设中的媒体角色”。对中国法治建设现状的叙述表明,中国的法治建设已经有了不少的进步。媒体与法治建设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互动性增强。主要表现在媒体能够对立法、司法过程产生重大的影响。立法中,媒体的参与影响立法过程中的利益表达与利益衡量,从而推动立法民主化目标的实现；司法中,媒体监督司法是对司法正义的有益补充。第三章“法治评论及其在法治建设中的角色”。法治评论在法治建设中作用的发挥离不开评论功能发生“大变局”的背景,法治评论也就带有了时评的功能和特征,法治评论因此也就具有了丰富的功能。法治评论的主体,包括媒体内部的评论员、编辑,以及外部公众中的法治时评作者。他们对于法治评论功能的认识和理解能够对法治评论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法治评论生产机制的探讨表明法治评论代表的是媒体在法治问题上的立场,这也是媒体影响法治事件及其作用得以发挥的重要条件。法治评论的基本状况是其作用产生的外在条件。在此基础上,第四节中进一步指出法治评论在媒体法治建设参与中具有明显的优势,是法治建设中的动员者和推动者。第四章“法治评论在立法参与中的作用”。法治评论在立法中的作用主要是启动立法议程,使得法治评论中的立法议题转变成为制度内立法议程的过程,主要内容是在立法立项和提案的过程中,法治评论对公众立法诉求的表达被正式的制度内程序所吸收,由此实现了立法过程的“问需于民”。“醉驾入刑”即为法治评论启动立法议程的典型案例。法治评论参与立法的第二项重要作用是参与法案的辩论,其内容是法治评论围绕法案起草,以及立法公共征求意见过程中公布的法案展开辩论,从而成为正式制度内立法辩论不足的重要补充,由此实现立法过程的“问计于民”。“拆迁条例”修法是体现法治评论法案辩论作用的代表性案例。第五章“法治评论在司法参与中的作用”。法治评论在司法中的作用是对司法程序和结果的监督,即对司法过程中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两个重要问题的监督。其中法治评论对于程序正义问题监督的内容主要是司法的不同阶段程序正义的相关原则和法律是否得到了有效地执行。法治评论对程序正义进行监督的典型案例是杨佳袭警案。另一方面,法治评论对司法实体问题的监督成了法治评论发展中一种新的现象,法治评论对实体问题的监督主要是指审判过程中通过法治评论中法律的辩论对案件定性问题发表看法。法治评论对于司法个案从程序角度的监督效果有时候会非常明显,可以弥补一些司法个案中正义无法实现的问题,对于司法实体正义的监督则孕育着司法制度创新的可能,即有助于司法在吸纳民意方面推进相关制度的建设。总之,法治评论对于司法的监督是一种补救性的,而不是日常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对于司法个案正义的实现以及司法制度的完善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结语部分,对于法治评论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笔者期待法治评论能够进一步强化其在法治建设当中的作用,并且提出了通过在法治评论发展中倡导一种有利于推动法治建设的价值观、利用好各种外部的资源、培养社会公众的公共精神、完善法治发展过程中与媒体关系的制度建设,以及加强法治评论人才培养等五个方面来共同推动法治评论作用的更好发挥。
参考文献：
[1]. 试论《南方都市报》的社会传播功能[D]. 刘宏. 暨南大学. 2000
[2]. 试论都市报头条新闻报道[D]. 陈一新. 复旦大学. 2012
[3]. 接受美学视野中的都市报新闻传播策略[D]. 吴定勇. 四川大学. 2005
[4]. 重大新闻事件与都市报社论研究[D]. 赖志杰. 暨南大学. 2009
[5]. 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D]. 张志安. 复旦大学. 2006
[6]. 中国晚报文化研究——作为个案的《北京晚报》文化[D]. 操慧. 四川大学. 2004
[7]. 20世纪90年代中国报纸副刊发展研究[D]. 陈叙. 四川大学. 2004
[8]. 从分化到融合中国涉农媒体发展研究[D]. 郭习松. 武汉大学. 2015
[9]. 政治控制、市场竞争与中国地方党报的影响力（1978-2009）[D]. 刘伟伟. 南开大学. 2009
[10]. 法治评论及其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研究[D]. 杨秀. 复旦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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