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思中深化文学理论研究——“后理论时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一个问题论文,理论研究论文,理论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下的文论界，“理论终结论”颇为流行颇有市场。“告别理论”已成为近年来我们文论界一些同仁的一种心态或一种姿态。不少人认为，这是由于文论界的一些理论著述扩张越界随性代言，一些学者所言说的话题无所不及，在泛文化批评的海洋中忘情流连。这一扩界与越位，是有负面效应的：一些人心目中，今日文论已经声名狼藉。这一现实，在滋生人们对当代文论的厌腻。这一解释不无道理。然而，一些人之所以要“告别理论”，恐怕还有一些别的缘由。其中之一，就是对文学理论已经没有期待：没有什么大的思潮，没有什么大的转向。思潮缺失，转向不见，似乎就是文学理论已然沉寂的症候，甚至寿终正寝的信号。这一心态，更在滋生人们对理论的失望。对理论的厌腻，对理论的失望，则形成一种合力，产生一种“理论疲劳”。加上有大师俨然宣布“理论终结”，有大师的粉丝在传布“后理论时代”降临，一些人便与时俱进，决意要“告别理论”，而迅速转向，进入“后理论”的新时代。
一
所谓“后理论时代”，想必有别于“理论时代”，一如“后现代”之于“现代”，或“后结构主义”之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之于“殖民主义”。这里的前缀“后”，大概不仅意味着一种区隔、一种差异、一种否定，恐怕也意味着一种超越——自然是反思之后的超越，一种承续——自然是扬弃之后的承续，或者说，一种“延异”——那种既解构而又建构的“延异”。以这一视界来看，反思，反思文论界种种理论的流变，也反思文论界理论研究的路径，或许是一件颇有现实意义的话语实践。要反思的问题不少。其中，“思潮”与“范式”的关系，“文本解读”与“理论建构”的关系似乎比较紧要。通俗些说，我们为什么总是在期待着“思潮”更替转向？为什么如此容易走向“文本”与“理论”之非此即彼？
多少年来，我们习惯于用“思潮更替”来概括文学发展的进程，从“思潮斗争”的角度来进行文学研究。比如，现实主义的思潮与浪漫主义的思潮，现实主义的思潮与现代主义的思潮，现代主义的思潮与后现代主义的思潮，等等。这种一分为二的划分，似乎不证自明而天经地义。我们的不少著述都在言说：过去整个一百年文艺学的发展就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的斗争较量。这种概括是不是准确无误？我以为，这个一分为二的概括就值得反思。多少年来，我们习惯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思维定式：不是现实主义就是浪漫主义，不是现代主义就是后现代主义，不是科学主义就是人文主义。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引领我们在进行具体文学批评时习惯于一分为二地贴标签，在对作家、批评家、理论家的创作进行分析时习惯于以思潮论以“主义”分营垒。其实，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不能等量齐观，就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很不一样，人文科学的研究方式、考量方式和价值实现方式都有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地方。哲学上的一分为二和政治上的东风西风两分法，套用在人文科学上未必总能说得通。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或者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非此即彼的思潮较量框架，套用到文学研究中未必总能令人信服。
那么，怎样走出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呢？应该看到，思潮还是处在现象层面的。“思潮论”是比较粗放而失之于简化的。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文论研究，都应该透过一个个思潮——诸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解构主义，去找到更深层次上支配这些思潮变换的基因，找到那种超越“思潮论”认知框架的理论视界。这，也许就是范式。通观当代文学研究这一话语实践，至少有三种旨趣不同的基本范式。
其一、解译范式。它关心作家述说了什么，表现了什么，反映了什么或再现了什么。这种范式推重的是作品的思想内涵，把文学看作“载道”的工具，突出的是文学的宣传、教化和认识功能。这种范式，至少包括社会学文论、心理学文论和精神分析文论。这种范式的旨趣，概括地说，就是追问作品文本写了什么。
其二、解析范式。它关注故事是怎么讲的，而不是故事讲了些什么。这种范式倾心的是作品的审美方式与制作工艺，譬如，材料的加工，手法的运用，情节的编织；它要解析文本如何表现、如何反映或如何再现，要解析文本的结构方式、作品的生成机制，要谈文学性。它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个自主的、自足的、自律的、自成系统的机体。这种范式的旨趣在于探析：文学作为一门话语艺术，其审美功能是怎么实现的，所谓化“胸中之竹”为“纸上之竹”的过程是怎样的。这种范式，至少包括语义学文论、符号学文论和叙事学文论。
其三、解说范式。它要探究的是，讲故事的人是谁，她／他为什么这样讲而不那样讲，她／他是在怎样的背景和场合中讲，也就是留意作品的“前文本”和“潜文本”。一方面，这种范式追问作者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在叙述的故事背后的动机、意图或客观效果是什么？另一方面，这种范式还关注读者对文本的接受，对作品的建构，即读者对文本可能有的种种解读。在这种范式看来，文学文本是开放的，在召唤多方位对话的、多链环的语义场。从语言学上来讲，同样的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下其语用效果是不同的。从文学学来看，在这个范式里面我们就要讨论文本的“互文性”，关心“文学场”的生成、关注文学话语的权力效应。所谓“从一个文本甚至一个人物谈起，从一个故事甚至一个场景谈起”。二十世纪后下叶，欧陆文论尤其是法国文论、英美文论尤其是美国文论流派林立，主义纷呈，“文学理论”扩张为“批评理论”，扩张为“理论”。新历史主义文论、后殖民主义文论、一潮又一潮的女性主义文论，就是透过文学甚至是跨过文学的解说式文论。解说范式的文论多半已经不再驻足于文学文本，不再关心文学作品的审美维度，其兴趣焦点在于追究作者这样写、故事这样讲、讲故事的人的意图是什么，故事这样讲出来意味着什么。
文学研究话语实践中的这三种基本范式，在各个国家的发育很不平衡。以基本范式这一理论视界去考量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实践，不难发现解译范式在我们这儿最为风光，社会学文论尤其有市场。解译范式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范式，本身的合法性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它恶性膨胀，独霸文坛，就会造成恶劣的影响，就会引领人们过分强调文学的认识功能，一味地偏爱文学文本之历史文献、政治文献或心理文献、思想文献的价值；种种非文学专业的解译就会涉足文学批评、文论研究；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文学学”就会解体，就会泛化为一种公共领域；文学理论就会沦为一种“准文论”：历史学家可以做，社会学家可以做，政治学家也可以做，谁都可以对文学文本或诗人作家说三道四品头论足。在这种情形中，文学学这一学科本身的规定性和规范性就有可能被践踏，文学批评、文论研究这一话语实践就会“失范”，作家本身、作品本身、文学创作本身的自主性、自足性和自律性也就会遭遇漠视。这种偏爱与“失范”，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实践中，已经得到充分表现。在域外，俄苏形式论学派和英美新批评学派为了文学和文学学的自主性、自足性和自律性苦斗了几十年，就是基于他们深深厌恶这种作为解译式文论之末流的“准文论”。
文艺学（文学学）这门人文学科本身的特质，是值得好好反思的。在中国，“文艺学”的概念是从日本和苏联引进的，日本和苏联又是从德国引进的。所谓文艺学，在德语中就是“文学科学”。在中国，五四前后，“文艺学”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日本；解放前后，“文艺学”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苏联；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学”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欧美。“文艺学”作为一个概念，其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它是在什么语境下产生的，由谁提出来的，提出之后有多少人进行解说，这种种解说产生了怎样的一个“话语场”，这个“话语场”对我们后来的文学研究各种活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都是我们应该反思应该清理的。我们已经认识到，语言不仅仅是思维的工具，语言也参与甚至左右主体的建构。不仅仅是我们怎样在言说，言语本身也制约着我们在怎样说。如果语言不仅仅是工具，作为话语艺术的文学就不可能仅仅是一种工具；如果文学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文学学——作为对话语艺术加以研究的一门人文学科的文学学，还能仅仅被视为一种工具？我们已经认识到，文学与文学学，并不能被降格被局限为一种“载道”之器具。
二
近些年来，我国文论界出现一种相当流行的“走向世界”的思潮。这表现为“接轨主义”，也表现为“送去主义”。后者认为新中国六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已经把西方的文艺思潮整个地搬演了一遍，我们全都熟悉了，我们现在应该告别它们，告别“拿来主义”，改弦易辙，启动“送去主义”。要放弃西方文论话语，要回到老祖宗的《文心雕龙》和《诗品》，讲风骨，谈意境，要从“西方文论中国化”走向“中国文论西方化”。这一判断，这一主张，也是值得一思的。中外文化交流中的“贸易逆差”确实存在。中华文化的国外输出固然有意义，但这也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如果全部放弃当代国外文学学的通行话语，我们真有可能会“失语”。与这种“送去主义”思潮相对的，有另一种“接轨主义”思潮。在“全球化”进程中与西方“接轨”的思潮，认定西方有什么我们就该有什么，如果西方有，我们没有，那就是我们落后了。其实，经济、资本固然是不能不走向世界的，但是文化呢，我们的文化能完全与西方接轨？我们要面对资本的全球化、经济的全球化，更要面对文化生态的多样化。如果说，经济全球化已然是不可否认的“实况”，文化全球化不过是媒体运作的“拟象”。理论界要对现实生活的“实况”与话语世界的“拟象”进行学理性的辨析。
理论何为？理论就是对流俗之见的质疑、批判、追问与反思，这就是理论的使命和功能。落实到我们的问题上，就是通过对文艺学中“思潮与范式”这样一对命题的研究，透过思潮的追踪，进入范式的思考，考量不同的范式各自的优长与盲点，关注其发育与蜕变。
解译式的文论容易沦为“准文论”，解析式的文论则容易走向“小文论”。这种小文论，竭力维护文学的自主、自足和自律，非常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和文学研究的本位性，认为要想涉足文学学这一学科，就要尊重这个学科的基本规范，无论是赏析作品还是评论作家都必须立足于文本本身。对于文学的任何言说必须立足于文学文本，立足于语词艺术，对作家作品的任何评论都要有内在于文本的依凭，这依凭必须是作品文本的遣词造句、故事情节的剪辑编织、意境氛围的营造设计等具体的细节，文本之外的东西则不足为据。也就是说，要把文学研究的能量凝聚于文学本体，使文学学走向科学化。小文论的这一学术旨趣，决定了它必然强调文本分析、文本细读。俄苏形式论学派解读小说，具体到“本事”如何化为“情节”，细析种种叙事手法“奇特化”而生成“文学性”的内在机理；英美新批评解读诗歌，具体到词、句、节奏、韵律和韵脚，细析其产生语义语象语调“含混”、“反讽”、“悖论”的内在张力。形式本身在这里就具有丰富意义。这种小文论，在英美在俄苏的发育是很充分的。但它同样也存在着问题。为什么称它为小文论？就是因为解析式文论往往过于关注作品文本本身，把力量都放在了文本细读上，刻意斩断文本与文本外世界的关联，“沉于内而疏于外”，精于微观结构而疏于宏观语境。这样的文论占据整个文艺学，就会使文艺学失去应有的人文品格，就会忽视创作者和接受者的主体性、主体间性，忽视文学与文学学的文化功能，文艺学的视野就会越来越狭小，文艺学学科本身就会陷于封闭与孤立。
小文论视野小，期望也小。忽视文学与文学学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这一点最为人诟病。作为解析式小文论的反拨，解说式的大文论应运而生。解说范式针对解析范式的盲点，立意突破小文论的局限，强化和高扬文学文本的文化批判功能。这其实是文艺学在解析范式下取得学科独立后的对外扩张。成熟自律的文艺学要拓殖开疆，要将文艺学这门学科的学术能量向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等学科辐射。于是，文学理论变成“批评理论”，变成无边界的“理论”，无边界的“文化批评”。文艺学扩界而无所不为，越位而无所不及，肆意入侵其它学科，认为所有学科的文本都具有文学性和修辞性，都可以被看作文学文本。解构主义文论就是由文学文本扩展到其他文本，把整个世界都文本化，认为文本之外无他物。于是，文艺学开始远离文学，进入泛意识形态批评，不断膨胀，走向“大文论”。在当代中国，时常是“载道”的“准文论”华丽转身为“行道”的“大文论”①。
文艺学这样的范式转型，更是值得反思的。我们要追问，这样的转型，有没有明确的时间分界和前后相继的顺序可言？这样的转型，是不是意味着文艺学的进步？文艺学的发展从范式上讲，是不是一定要经历这样的转型过程？从理论生态上讲，基本范式应是多样化的。如果文艺学由多样范式共生走向一种范式独霸，那就会引发文学研究园地的灾难。健康的文艺学应该是解析、解译与解说多种范式并存不废，甚至是小文论、大文论、准文论多种形态共生共荣。可是，我们的文艺学的现实境况并不是这样。应该反思一下：当代中国的文艺学实践中是哪些范式受到青睐得到凸显？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在我看来，当代中国文艺学的理论生态是失衡的。我们的文艺学界没有多少著述在运用解析范式，没有多少文章在探究结构和形式，没有多少人在做文本细读。所谓文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在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实践中几乎没有发生。我们虽然认识到了语言对主体的建构作用，但在我们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史编写实践中，在我们的文艺学著作的表述中，解析范式并没有占据多大的分量。在我们的文艺学专业教学中，文本细读基本功训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刚刚把我们从那种将文学与文学研究看成是阶级斗争工具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我们刚刚开始引进俄苏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但就在我们还没有弄明白到底什么是文学的“内部研究”之时，我们就很快地跟踪美式“解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之类的“批评理论”、“文化批评”，“大文论”很快走红。在一些人看来，相对于基于语言学、符号学、阐释学这些硬功夫的解析式文论，解说式文论似乎不需要花很大的气力去细读文本。也许，正是得力于地利、天时与人气，解说式“大文论”在当代中国很快形成气候。当代中国文艺学在刚开始“向内转”之际却很快发生了一个逆转。
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匆忙的转型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理论很新鲜，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样地言说”有市场。某些美国人认为基于文本细读的小文论过时了，我们有些人就“跟着说”过时了。一如某些苏联人说文学与文学研究是阶级意识的镜子式反映，我们有些人就“接着说”，文学与文学研究就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我们跟着苏联把文学研究简化为社会学甚至庸俗社会学，无视文学与文学学自身的特质，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指归定位于仅仅“载道”，于是解译式文论甚至“准文论”得以独领风骚。我们跟着美国，把文学研究泛化为文化批评甚至泛意识形态批评，同样无视文学与文学学自身的特质，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目标放大为“行道”，于是解说式文论甚至“大文论”得以风景独好。在教学与研究的实践中，我们在告别所谓“苏联模式”之后，把内涵丰厚旨趣多样的当代外国文论简化为“西方文论”；再把西方文论简化为欧美文论，把欧美文论简化为英美文论，再把英美文论简化为美国文论。这种偏执偏食，难道不是严重的理论生态失衡？其实，即便是对我们集中锁定的苏联文论与美国文论，我们的“拿来”也是很不到位的。苏联文论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经历了大“解冻”，远不是社会学甚至庸俗社会学一种模式就可以一言以蔽之。对美国文论，我们的“拿来”也不无问题。美国文论界也是多声部的。有“扩疆”者，也有“守土者”，即便是被我国学者奉为解构主义文论大师的希里斯·米勒，也是深谙文学文本细读之术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在我看来，文学理论的健康发育应该是多样式并存、多范式共生。国外文艺学是在解析式文论甚至小文论充分发育的基础上，才进入解说式文论甚至大文论兴盛期。再说，以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为代表的解说式大文论思潮早已逝去。这些年来，我们其实是在追赶一股已经逝去的“新潮”。放眼世界，当代文学理论有两个黄金时代：第一个黄金时代，出现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了俄苏形式论学派、捷克结构论学派、英美新批评派；第二个黄金时代，出现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之间，出现了瑞士的日内瓦学派、苏联的塔尔图学派、德国的康斯坦茨学派和美国的耶鲁学派。及至世纪之交，我们一直紧紧追赶的美国文论界也有一些人对文化批评这类大文论不再感兴趣，而开始向文学本体研究回归，向“文学性”回归。向文学本体回归，向文学性回归，源于当下的文论界对文学学自身历程的反思。有德国学者看出，在“文学学”作为一门学科几近两百年的行程中，还没有过像最近十年来这样执着于自身的历史②；有法国学者认为要把“文学理论”和“文学的理论”区别开来，因为“文学的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批评更容易陷入极端主义③；有英国学者看到，在经过了理论的历练之后，希望站在文学本身的立场上向文艺学中理论话语的统治发起挑战的年轻一代的学人，期望为讨论文学文本、阅读经验和评论文本找到一条路径，呼吁将文学拯救出来④。
文论界开始回归于文学文本研究，回归于文学性探讨，这是文学学学科本身内在规律所使然，也是文论界对文学理论、批评理论、理论进行学理性清理与反思而达到的一个认识。
三
反思当代中国文艺学的研究征途，会看到什么？自然，这是见仁见智的。从文学研究的范式发育来看，我们就会看到：先是追随俄苏，后来又跟踪英美，我们的文艺学理论建设时不时就会失去自主性。六十年的左奔右突中，解译式文论、解说式文论各领风骚几十载，解析式文论却难有作为。解析式文论在当代中国的发育，可谓先天不足，后天时运不济。文学作品的诗学问题、作家与读者的审美能量问题、文学作为话语艺术的特质问题，文学文本相对于其他文本的特殊性、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共同性，都没有得到科学的、实证的、细致的研究。解析式文论关心的问题，总是难以成为我们文艺学界普遍关注的兴奋点。换句话说，我国的文学理论多少年来似乎注定要依附于政治学、社会学，注定要寄生于美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文学学的自主性很难得到充分实现。文学理论的学术本位问题、学科地位问题、独立品格问题，多少年来似乎仍然处于一种悬置状态。解析式文论甚至小文论在当代中国总体上处于被挤压状态，先是被解译式文论甚至准文论挤压，后来又被解说式文论甚至大文论挤压。我们很快地完成了从准文论到大文论的“转型”，文学的文化研究很快成为时尚，泛文化批评甚至泛意识形态批评很快得到扩张，文学理论本身的问题则在这种扩张中面临着消解。
文学是文化的一个领域，研究文学不可能把它从文化中割裂开来，在文学研究中有文化的维度本是题中之义。但是，文化维度在整个文学研究中占多大分量是个问题。我们的文学研究著述，能不能总是不谈作品的文本，不谈文本的文学性，不谈文学性的生成，而是绕过它们，花大量的精力和篇幅去谈泛泛的文化问题呢？能不能总是从一个作品、一个人物谈开去呢？对于这种发散式的、扩张式的文化批评在文学研究的话语实践中如何运用，要引起我们的反思。针对当下文学研究范式发育的不平衡性，我们的文艺学理论建设要采取关心文学本体研究的战略姿态，改变我们急于同国外文艺学理论流变轨迹接轨、惟恐落后的浮躁心态，对国外文艺学理论进行多方位的、大视野的观照，不能再停留于思潮的更替、主义的斗争这些现象层面，应该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思潮之下的、左右这些思潮流变的范式，应该深入了解那些大的流派或学派是怎样形成的，他们的理论主张是怎样言说的，他们何以如此言说，而不是仅仅追踪他们说了些什么。
仅有多方位的参照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进行有深度的开采。我们的文艺学界一直在进行国外理论资源的开采，但我们的开采往往仅限于跟踪。我们应该深入下去，紧紧扣住文艺学理论中的核心命题和关键词。比如，针对“文学性”这个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的核心命题，我们应该弄清楚它的内涵是什么，结构是什么，它是怎样演变的，不同的主义、不同的思潮、不同的学派、不同的范式对它的理解是怎样的。再比如，克里斯蒂娃在1967年提出的，由巴赫金的“对话性”转化而来的“互文性”，就是当代文学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它改变了过去一直把诗人作家神化的文学观念，从浪漫主义认为诗人是凭借灵感附身而从事创作，发展到形式主义认为一切文学创作都是凭借技巧的制作，再到任何一个文学文本都是同时代以及先前的文学文本的不同形式的拼合和镶嵌，文学创作变成了文本生产，作家仅仅是各种原料的加工者，这就呼应了包括小说创作在内的整个后现代主义先锋艺术的创作实践。对这样的核心命题和关键词，我们要进行跨文化的深度清理，不能仅仅只守住某一个国家，而要梳理其相应的学术谱系，要探析其跨文化理论旅行的曲折印迹。
有必要讨论什么是关键词。有的研究者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也列入关键词的行列，我认为这是不大妥当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思潮而非关键词，关键词应该是关系到某一门学科、某一种学派、某一种学说最核心的东西，不会很多。切入一个关键词进行研究时，我们必须综合不同国别不同学者的相关论述，考察他们之间是不是存在“接着说”、“对着说”、“有新说”的关系。拿“文学性”来说，我们就要弄清楚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是在什么样的学术语境下将它提出来，捷克结构论学派、英美新批评、法国的结构主义是怎样发展它的，法国与美国的解构主义又是怎么对它加以扩张而加以消解的。解构主义就认为一切文本都具有文学性，不同的只是其程度；把文学文本的文学性无限地扩张到其它学科的文本，这样就出现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比如，有人认为，文学理论已经终结，但文学性却在弥散而无处不在。为了争取文学与文学学之独立自主而提出的“文学性”，现在已是无处不在。对文学性的这个流变过程加以清理，就可进入这一关键词的深度开采。
还有必要研究文学理论建构与文学文本的解读之间的关系。文学学领域的大家，不少都是从文学文本细读中走出来的，或者说，一些为我们所关注的文学理论的著名学说，乃是建立在文学文本的精细解读之上的。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对话”理论和“狂欢化”理论，乃是立足于这位大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小说艺术的精彩解读；热奈特在“叙事时间”上提出的“顺序、时长、频率”之区分，在“叙事类型”上提出的“同叙述叙事”与“异叙述叙事”的区分，还有对“聚焦”概念的建构，乃是建立在这位大家对普鲁斯特小说艺术以及英美小说艺术的细腻解析上。伊瑟尔的“文本的召唤结构”、“文学作品的艺术极与审美极”、“隐在的读者”理论，也是基于这位大家对英语文学文本的具体解读。伊瑟尔接受美学的名著《隐在的读者》就以其副标题提示读者：这是对自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直至贝克特的作品为止的英语文学文本的具体分析。罗兰·巴尔特是以巴尔扎克的一篇小说来示范“文本的解构”，拉康是以爱伦坡的一篇小说来例证“能指的漂浮”，德勒兹与加塔利是以卡夫卡的小说来论述“块茎般的文本”，托多罗夫是以《十日谈》来展示结构主义的“叙事语法”，雅各布森是以波德莱尔的十四行诗《猫》来图解结构主义的“二项对立”，什克洛夫斯基是以《商第传》来论证“奇特化”的艺术手法……这些文论大家之具体生动的文学研究话语实践，难道不是对那种将文学理论建构与文学文本分析对立起来的论调的有力驳斥？其实，理论建构与文本分析是互动共生的。我们没有必要从一味地崇拜理论建构，走向一味地封闭于文本解读。如果我们真的希望自己能够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有所建树，就必须静下心来，超越形形色色的思潮，以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为视界，沉潜于文本解读与理论建构的互动共生。
所谓沉潜到文本，有两层意思。一是文学作品文本，一是文学理论文本。要沉潜于文学作品文本，也要沉潜于文学理论文本。不能停留于熟悉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泛泛言说、片言只语的引述。那已经是别人对文本的解读，是文本的文本。还要深入下去，直接阅读那些重要的理论文本。要从听人家解读时常有的“若明若暗”的状态，进入到自己对文本的直接阅读，进入“文本细读”的境界。
要反思理论。反思，有助于清理我们的文学研究的路径，有助于深化文学理论。
不要告别理论。也不可能告别理论。其实，要告别理论也许只是一种姿态。全然不要理论的、自我封闭的、纯粹的文本分析，在今日文学研究话语实践中如何可能？在这样的文本分析中，理论是否真的缺席？对此，文学研究的话语实践本身似乎已经作出应答。看来，不是告别理论，而是反思理论才是文论园地耕耘者的一分志业。
注释：
①参见拙文：《文学理论：“跨文化”抑或“跨文学”？——关于文学理论的境况态势与发育路向的反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1期或《新华文摘》2006年第11期。
②H.U.Gumbreht,The Origins of Literary Studies-and the End：转引自《新文学评论》（俄文版）2003年第1期。
③Antoine Compagnon,Le Demon de la Theorie-Litterature et sens commun,Edition du Seuil,1998；转印自俄译本，第27-28页，莫斯科，2001。
④R.Selden,P.Widdowson,P.Brooker,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Fourth Edition,pp.7-8,London and New York:Prentice Hall/Harverster Wheatsheaf,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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