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创新发展阶段研究
李家祥
(天津师范大学 经济发展研究所, 天津 300051)
[摘 要] 按照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发展历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的主要内容。现有相关著作的具体阶段划分方法不尽相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划分其发展阶段需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为主线，结合党的理论创新进程与理论界相关研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创新发展历程分为初步探索、正式提出、重要突破和全面丰富四个阶段。这种划分方法可对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的可行性与方法论等方面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发展阶段划分方法；理论创新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颇受理论界关注。其中，按照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发展历程是这门学科开展研究的主要内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经70年发展之际，本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阶段作出全面考察，有益于探索其理论创新进程，进而把握其理论演进的内在规律。
长期从事油气藏提高采收率理论与工程技术研究工作。近年来致力于二氧化碳捕集及驱油提高采收率技术的研究与示范应用，在中石化CO2捕集、驱油和产出CO2回收利用技术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实现增加原油产量和CO2埋存的“双赢”，推动了CCUS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一、 发展阶段划分方法
由于观察视角与采用的方法不同，经济学说史的发展阶段具有多种划分方式。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也是如此。因此，对其方法论方面予以比较与分析尤为重要。
(一)现有著作的阶段划分方法比较
综观已出版的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著作或类似著作，多数是按照理论专题安排框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各个重要理论的发展进程进行划分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其发展规律。其中的少数按照历史发展时期安排全书内容的著作应是在总体上做比较研究的对象。从新世纪以来我国已出版的著作看(1)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学界出现了以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命名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基本是以改革开放后经济理论创新为线索研究其发展进程。因而，从广义上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自该时期开始。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提出背景和特定含义，还不能将这些研究都视为完全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相继出版了一些类似的著作，反映了较长时期学说史的发展历程。因此，本文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 ，主要有以下五种划分方法。
设计意图： 通过学生小组调查本县的生物种类的一些情况，不仅挖掘了地方的特色教学资源，训练了学生调查、表达交流等多种能力；还增强学生感性认识生物多样性和热爱家乡情感。通过自主学习完成资料分析自主构建出生物种类的多样性概念，同时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1.两阶段方法 苏东斌教授编著的《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断录》在介绍多位当代中国经济学家时区分了两个时期，即实行计划经济时期(1950～1978年)和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1978～2008年)。[1](P.1)两阶段划分法突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两个历史时期，但是不利于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创新时段的理论发展进程。
2.三阶段方法 赵晓雷教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思想史纲》中提出，“为使经济思想史的勾勒既能满足发展联系的要求，又具有鲜明、真实的历史标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阶段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9年发展阶段；1980～1991年发展阶段；1992～2009年发展阶段。”[2](P.1)在第一个发展阶段(1949～1979年)，中国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苏联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思想范式和理论体系。30年发展进程中产生过一些相当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对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个阶段(1980～1991年)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初期阶段，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既延承了前一时期的一些理论特征，又开启了经济思想繁荣、科学发展的新阶段。第三个发展阶段(1992～2009年)，中国改革开放已全面、深入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趋于成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导框架基本形成。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发展延续了前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和状态，在概念转述、学科范式、研究方法等技术层面上力求符合主流经济学框架，有利于分析技术的积累和理论的发展。
2）描述时要灵活、合理地运用一些常用的专业术语，如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道、小路、高速铁路、沟渠、山头、高地、洼地、山脊、沟底、山坡、鞍部、塬面、塬坡、塬底等地物、地貌的名称，呈直线、呈折线、呈弧线、呈曲线、呈蜿蜒等形态词，转向、折向、越过、穿过、延伸、沿……、经……、至……、继续等方向词。
白永秀教授等人在《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90年》(2011年出版)一书中提出，要系统地对1921年至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以来的经济思想进行梳理和概括，分四个阶段表述了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背景下党的经济思想。其中将新中国成立后的阶段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经济建设时期的经济思想(1949～1978年)、改革开放前期经济增长时期的经济思想(1979～2002年)、改革开放后期科学发展时期的经济思想(2003年至今)。[3](P.7)
以上两部著作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思想发展的三阶段划分法虽内容不一致，但存在两方面共同点：一是将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二是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或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作为划分依据，有利于进一步深化理论发展进程的研究。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括。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9](PP.18～19)，要求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设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框架，提出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的建议》，提出了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首次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概括[10](P.22)，并提出了以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思想，认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社会主义可以运用股份制。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所占比重，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这些认识都突破了原有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报告还就收入分配方面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10](P.24)，构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分配制度。
4.五阶段方法 王立胜研究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逻辑》的讲座中回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毛泽东为奠基人；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破题，邓小平为破题者；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开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大开拓，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集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5](PP.22～34)与四阶段划分法相比，这种方法增加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奠基时期，对改革开放后的阶段划分较细，进一步突出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代表的理论创新。
5.六阶段方法 在顾海良教授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纲》中，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1956～1976)、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1976～1982)、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的发展(1982～199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初期的发展(1992～2002)、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2002～201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2012～2017)等六章内容考察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进入新时代以来的发展历程，对每一阶段的重要理论进展给予了概括和分析[6]，是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提出以后出版的第一部以其命名的学说史专著。与五阶段划分法相比，这里将其第二个阶段又区分为两个时期。但书中没有专门具体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期问题，六个阶段体现了著作的叙述方式。
由于可用于整体分析的材料有限，只能将出版于不同时间的著作进行归类，虽有不妥之处，但是也能够在比较中找出相近和相异之处。上述五种划分方式存在的相同之处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大都重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可贵思想及其贡献；二是都将改革开放作为划分阶段的重要标志；三是大都高度认同20世纪90年代初期党中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划分阶段的重要作用；四是越来越重视进入新时代的理论发展的重要地位。五种划分方式存在显著差别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由于部分著作的写作与出版时间差异仅能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前30年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作出阶段划分，部分著作出自于近几年，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后的理论发展阶段；二是部分著作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理论的发展阶段，部分著作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阶段作出划分，后者具有特定背景与含义，对发展阶段的划分也有所差异；三是对具体时间划分和发展阶段名称概括不同。
由于各部著作的研究对象范围和研究任务的差异，出版时间不同，上述划分方法都有其适应性和合理性。但是现阶段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在借鉴已有著述成果的基础上做出进一步思考。
(二)以理论创新为主线的划分方法
研究思想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首先要辩清其研究对象的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进入新时代作出的新概括。因此，本文对其发展历程的阶段划分方法提出以下四点设计与说明。
教师接着向学生介绍赫尔希和蔡斯以T2噬菌体为实验材料，有利地证明了艾弗里的假说是正确的。教师展示T2噬菌体的模式图，并介绍T2噬菌体的结构及其特点：结构简单，只由蛋白质外壳和内部的DNA构成，专一地寄生在大肠杆菌体内。教师播放动画，并介绍噬菌体侵染大肠杆菌并完成自我复制的生理过程，强调其生殖特点：蛋白质外壳与DNA可以完全分离，并且噬菌体一个完整的侵染周期约为20 min。介绍完噬菌体的特点后，教师指导学生阅读教科书44～45页中相关内容，学生分组讨论，思考以下问题：
解析：H2是气体,常温、常压不是标准状况,无法进行计算,A项错误。n(NaHCO3)=1L×0.1mol·L-1=0.1mol,NaHCO3属于酸式盐,在溶液中存在水解、电离两种情况,根据原子守恒有n(H2CO3)=0.1mol,则和离子数之和小于0.1NA,B项错误。由于涉及反应2NO+O2==2NO2,2NO2⇌N2O4,无法计算产物的分子数,C项错误。Na2O2与水反应,Na2O2既是氧化剂又是还原剂,Na2O2(还原剂)→O2时,O的化合价升高2,即转移2 e-,则生成0.1mol氧气转移的电子数为0.2NA,D项正确。
第二，这里所指的理论创新是经过实践提出并予以检验，是由党中央的重要会议或领导人吸收和集中了包括理论界探索与积累在内的正确认识作出的新的理论概括，突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方面作出的理论创新，有利于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重要特点，体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创新成果。以此为基础，这条主线还注重经济学界围绕党的理论创新作出的基础性、前瞻性、储备性的思考，涵盖现实性问题的讨论和政治经济学相关基本问题的研究，既反映理论发展的实际情况，又有益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成果的学理性，丰富学科内容。
进入新世纪后，小康社会基本建成但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全面的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明确指出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理论。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升指明了方向。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1](P.17)的命题，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社会”的部署，概括了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党中央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发展主线，提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三，以重大理论创新进程为主线需要综合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及其国内外背景，作出重大理论创新与国家发展时段和外部环境变化息息相关。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分期应以此作为依据之一。
第四，区分学说史的发展阶段与有关著作的叙述方法可以有所不同。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能够区别使用。如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编写《资本论》时分别运用了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以理论创新为主线划分发展阶段属于研究方法领域；直接考察不同发展阶段和总结理论发展的不同特点及其规律，如何写出这方面的著作涉及到其结构安排，与叙述方法直接相关。如在文字量很大的著作中，就要在较长的历史分期中划分出具体发展阶段，单独设章进行介绍和分析。
二、理论创新发展的四个阶段
以理论创新为主线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发展划分四个阶段，即初步探索阶段、正式提出阶段、重要突破阶段和全面丰富阶段。其间分别显示了新中国建立初期、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理论提出和完善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进入新时代等阶段的理论创新发展进程。
(一)初步探索阶段
这个阶段大体为1949年至1978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此期间，我国经历了过渡时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尤其是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后，我国胜利完成了“一五”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遇到了采用苏联经济体制存在的矛盾，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急于求成的教训，受到重大自然灾害的影响。从而需要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包括发展经济方面的重要问题做出回答，国内外的正反经验也为此提供了基本条件。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予以高度重视，并且基于国情认真思考了经济建设及其理论问题。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报告，总结了苏联发展经济的教训，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针对当时的矛盾，提出了处理好十个重大关系的原则。其中包含的正确立场、基本方法和许多观点开辟了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探索，至今仍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在同一历史时期，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党中央领导人也就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观点。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作出了肯定。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判断，提出要团结一切力量，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任务，作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这个阶段，我国经济学界积极投身于新中国建设，相继围绕过渡时期的经济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速度和比例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的性质与地位、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与经济效果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过渡时期经济规律问题是新中国建立后经济学界第一次形成高潮的讨论，得到毛泽东同志的关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体现了我国经济学界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主流与主线的良好开端。20世纪50年代末，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讨论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讨论的第一次高潮，届时举办了新中国建立以后规模最大的学术会议，研讨活动中涌现出以孙冶方、顾准、卓炯等为代表的富有创新的观点，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积累。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式产生起到了关键性决定作用。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束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对外开放是中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兴办经济特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重要观点，还设计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明确了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途径。他高度评价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认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8](P.83)这些都指引了党的理论创新，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提出与产生阶段的基本依据。陈云针对我国当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面对的突出矛盾，结合国情就我国经济建设提出了“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和“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的原则，分析了提高经济效益的必要性和途径，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的必要性与原则。这些重要思路与观点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统筹协调的理念，推进了经济理论进展。
当X>X*时，Y1=0,Y2=1为两个稳定状态，dY1/dt>0,dY2/dt<0,Y2=1是演化稳定的战略，政府激励对策无效的概率为1，即激励效果不佳，政府逐渐对被动房推广失去信心，选择放弃对被动房的激励；反之，Y1=0表示被动房推广激励对策有效，政府对于被动房区域性推广的信心加强。
这个时期的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做出了奠基性贡献，但是当时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还较短，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还未能展开和彰显。因此，这个时期的认识受到主客观的限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未创建起来。
(二)正式提出阶段
这个阶段大体从1978年至1991年，即改革开放开始实行至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前。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这个历史转折及其实践大力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首次作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的判断。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7](P.3)以上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式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引下，我国经济学界一方面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线深入研讨了改革开放后的一些理论问题，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公有制实现形式与国有企业改革、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与企业治理结构改革、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建立开放型经济、“走出去”战略、中国“复关”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必要性与应对等；另一方面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主线深入研讨了经济发展问题，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意义与任务、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和指导作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与途径、新兴工业化道路、宏观经济理论与宏观调控的软着陆、过剩经济与通货紧缩等。[12]
再次，可以凝聚社会的正能量，通过阅读让人们与那些崇高的精神对话，与那些伟大的灵魂同行，更好地处理个人与社会、义与利等关系。
哥伦比亚共和国（西班牙语：República de Colombia），位于南美洲西北部，为南美洲国家联盟成员国。INVIMA为西班牙语Instituto Nacional de Vigilancia de Medicamentos y Alimentos的首字母缩写，英语译为National Food and Drug Surveillance Institute，是该国的食品和药品管理机构。
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创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济学界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陆续开展了关于按劳分配、价值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四次大规模研讨会，为推进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支撑。在这个过程中，以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等为代表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步提出与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薛暮桥经长期思考在1979年出版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这部著作探索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系统地阐述了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见解。与此同时，经济学界全面开展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基础理论研究，陆续出版的教科书也在学科体系方面开始了探索。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党中央理论创新的指引下，针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践显示的新情况，经济学界又相继讨论了多方面重要问题。如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突出讨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基本格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及改革方式、承包制与股份制选择、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与方法、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等问题。在对外开放方面，突出讨论了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兴办经济特区的必要性与性质、对外开放的理论依据和战略选择、恢复关税贸易总协定席位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在经济发展方面，突出讨论了社会主义经济效益、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与指导原则、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通货膨胀与经济周期、城市经济与城镇化、宏观经济调控与管理等问题。[8]这些讨论虽然存在很多争论，但对深化改革开放的认识，撰写出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重要突破阶段
这个阶段大体为1992年至20世纪初的十年。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他针对人们思想上的疑惑，阐发了判断改革的标准、社会主义本质、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大胆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发展是硬道理等重要观点，要求改革开放大胆试大胆闯。这些新的理论概括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新的一页。
3.四阶段方法 简兴华教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体系思考》一文中专门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他认为：“迄今为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一是1978～1984年初步提出阶段；二是1987～1993年初步形成阶段；三是1997～2012年有所发展阶段；四是2013年党的十八大以后定型成熟阶段。”[4](P.12)这种概括对新世纪以后的理论发展又细分出不同阶段，突出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方面富有的特色。
第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重大问题的理论创新进程为主线。这里的重大问题主要指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理论与实践。以此为主要线索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而且能够突出重点，避免过于具体地考察思想史的进程，攻克现阶段全面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面临的难点。
多杀性巴氏杆菌自身不能进行运动也没有芽孢，因此主要是通过患病动物的分泌物和粪便进行传播。首先是感染动物的呼吸道和消化道，出现腹泻等基础性症状；其次也可通过蚊虫的叮咬和血液进行间接传播。其中最简单的传播方式是通过粪便进行传播，家禽家畜、野生动物甚至是人类都可以被传染该种疾病，因此，牦牛一旦出现此类病症，养殖者必须要采取措施进行治疗，以防造成大范围的感染[2]。
推进改革开放和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经济都需要理论创新和指引。党的十二大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阐述了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和各项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了以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指出了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明确了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原则，开创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突破了传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理论。自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发布关于农业发展和农村工作决定的中央一号文件，逐步肯定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性质与地位。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其中作出了社会主义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判断，提出了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营企业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适当分离、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重视消费的作用等观点，开辟了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等理论的新起点。1987年党的十三大比较完整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肯定了私营经济是公有经济的必要有益补充，丰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
洱海流域散生木树种有云南松、栎类、华山松、桉类和其他阔叶树等18个树种(组)，碳储量22828 t，单株平均碳储量14.67 kg，基于年净生长量计算的年碳储量764 t。
这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沿着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两条线索均有了重大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战略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此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四)全面丰富阶段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国内外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进入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从国外看，新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在2008年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持续影响、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各国经济紧密融合的趋势下，“逆全球化”思潮兴起。美国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者，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革。这些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以此作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新的条件。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全面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13]，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学习、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概括说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他还严肃批评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论，多次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和路径，将党中央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视与指导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自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来，党中央结合这一战略目标提出许多重要观点和作出重要部署。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作出的重大判断，分析了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与基本方略，谋划了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新的“两步走”战略。201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5年来成功驾驭我国经济发展大局的经验，指出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些都在实践中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和国家召开重要会议或开展调研、视察和召开座谈会时就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从国内改革与发展方面看，如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发展理念、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精准扶贫、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雄安新区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深化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防控金融风险与深化金融改革、乡村振兴战略等；从国际环境与对外开放方面看，如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经济全球化发展特点及趋势和中国新的扩大开放、“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等。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部署符合国内外新的阶段性变化的需要，为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引了方向、丰富了内容、开阔了前景。经济学界围绕这些新的理论与实践展开了广泛深入研讨，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
大数据背景下互联网金融面临着诸多挑战，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信息失真、客户信息保密和行业间信息沟通差等问题。信息失真严重影响风险控制和互联网金融的产品设计及发展方向；对客户信息进行保密，不被不法分子利用仍然是一项难题；行业间信息孤岛仍然存在，信息沟通和共享需要行业间制定可行和方案和政府的监督实现。
三、理论创新发展的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经验和启示。本文仅从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角度作出思考。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
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分期存在着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30年和后40年的关系的问题。通过考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期方法与发展阶段史，我们进一步看到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密切关系。首先必须明确正是因为实行改革开放，推出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小康社会建设，才能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并推动政治经济学的全面更新，从而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式产生并丰富其发展。因此，必须强调和凸显这一历史时期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同时也要看到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党和国家就清醒地认识到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明确了统筹兼顾处理好重大经济关系的发展战略思路，提出了实现工业化及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其间积累的基本认识与科学方法也都属于创新成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明确提出与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将这一历史时期概括为初步探索阶段，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分期是必要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研究具有明显的可行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历了思想准备、正式产生、蓬勃发展的较长历程，形成了稳定发展的轨迹，展示了蕴含其间的规律，获得了多方认可，积累了丰厚的材料，给当前撰写学说史的著作提供了可参考的依据。因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应充满自信。
本文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划分四个发展阶段的分析表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创新为主线，将党的理论创新过程与理论界围绕此方面作出的研究相结合，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是一种可行的思路。尽管这种研究仍会遇到许多难点，但却十分必要，而且更具有特色，更容易较快实现学科建设和服务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目标。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研究要注重正确汲取已有经验
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过程中，必须对相当长时间积累的材料进行筛选，并对重要理论、人物及其思想作出评价。因此，需要掌握正确的思路与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已为此提供了原则性的经验。
2016年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的讲话中强调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科建设。”[14]这里突出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指导同总结提炼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相结合；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包括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风格、气派的经济学学科等。对于这些规律性的认识，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史研究与总结。以下以正确吸收借鉴国外已有经济学研究成果为例。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理论先是突出引进和吸收了东欧经济学。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由于历史上缺少市场经济的经历与经验，理论界将目光更多地转向考察国外发达国家的实践，西方经济学作为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比较成熟的学科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应当说，通过引进西方经济学的著作、教材，学习借鉴其有益思想与方法，对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丰富经济学研究方法、加强我国经济学科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应看到，大量引进、借鉴、吸收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简单地将其充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中，在丰富市场经济理论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偏差。为此，在20世纪初期，许多老一辈经济学家和中青年经济学家对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做了认真研究，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见，在新形势下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正确吸收借鉴国外经济学说的有益成分，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中需要重视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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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5-12-22.
[14]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N].人民日报,2016-07-10.
[中图分类号] F0； F0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281( 2019) 05-0111-08
[基金项目] 天津市哲学社科规划项目“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史研究”(编号：TJKSWT17-16)。
[收稿日期] 2019-05-16
[作者简介] 李家祥，男，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DOI: 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19.05.017
(责任编辑 毛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