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的关系*
张丽华 苗 丽
(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大连 116029)
摘 要 敌意解释偏向是一种认知加工偏向, 指个体将模棱两可信息以敌意的方式进行解释的倾向, 它会对个体的攻击行为产生影响。攻击也会影响个体的敌意解释偏向:作为一种人格特质, 高攻击性使个体更容易产生敌意解释偏向; 作为一种行为反应, 攻击对敌意解释偏向具有发展和强化作用。敌意解释偏向和攻击之间可能存在循环关系。两者关系会受到性别、年龄以及人格特点等因素影响。未来研究需要改进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的测量工具, 使测量更为直接、客观; 拓展两者不同亚类之间的交互研究, 以全面系统地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 深入探究情绪在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行为关系中的作用; 整合信息加工过程, 探究它们的交互作用对攻击行为的影响等。
关键词敌意解释偏向; 特质攻击; 攻击行为; 认知加工偏向
1 引言
攻击(Aggression)指个体直接或间接地有意伤害、挑衅被攻击对象, 使被攻击对象遭受损害的行为方式或者心理倾向(张丽华, 施国春, 2016)。攻击包含攻击行为(Aggressive Behavior)和特质攻击(Trait Aggression)两个方面。攻击行为是一种有意伤害他人而他人又极力避免的行为反应(Anderson & Bushman, 2002), 其强调攻击的状态性, 具有情境特异性(Campbell, Bibel, & Muncer, 1985); 特质攻击是一种与反社会行为相关的人格特质(Reyna, Ivacevich, Sanchez, & Brussino, 2011), 其描述的是个体在思想、情绪和行为上有意伤害他人的个体差异(Webster et al., 2014), 具有跨时间的稳定性(Olweus, 1979)和跨情境的一致性(Tremblay & Belchevski, 2004)。攻击的产生既有外部刺激诱导因素, 也有个人认知因素, 而个人认知在攻击的形成和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近些年心理学家越来越关注从认知角度研究攻击。研究者认为, 个体在表现出攻击行为之前存在一个认知过程, 这一过程包括对线索的编码、解释、选择目标、反应获取、反应决策和行为制定6个认知阶段, 这些阶段的任一环节出现错误都会导致个体的攻击反应(Crick & Dodge, 1994)。在以往关于攻击认知过程的研究中, 研究者特别关注个体对他人意图的敌意性解释(Cillessen, Lansu, & van Den Berg, 2014), 敌意解释偏向(Hostile Interpretaion Bias)被认为是攻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认知因素(Crick & Dodge, 1994; Quan, Yang., et al., 2019; Wang, Cao, Dong, & Xia, 2019)。
敌意解释偏向, 又称敌意归因偏向(Hostile Attribution Bias, Dodge, 2006)、敌意归因风格(Hostile Attributional Style, Oostermeijer et al., 2017), 它是一种认知加工偏向, 指个体将模棱两可信息以敌意的方式进行解释的倾向(Lobbestael, Cima, & Arntz, 2013; Smith, Summers, Dillon, Macatee, & Cougle, 2016; Stoddard et al., 2016), 其中模棱两可信息既可能是言语文字, 也可能是图片、表情、行为等(Schoth & Liossi, 2017), 不同个体对这些信息解释时存在差异。研究发现, 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紧密相关(Orobio De Castro, Veerman, Koops, Bosch, & Monshouwer, 2002)。一方面, 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行为在儿童(Martinelli, Ackermann, Bernhard, Freitag, & Schwenck, 2018)、青少年(Martinelli et al., 2018)和成年人(Li et al., 2016; Chen, Coccaro, & Jacobson, 2012)等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中均表现为显著正相关, 并且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Dodge et al., 2015)。另一方面, 具有攻击倾向的个体存在敌意解释偏向(Mellentin, Dervisevic, Stenager, Pilegaard, & Kirk, 2015; Wegrzyn, Westphal, & Kissler, 2017), 与其他个体相比, 他们更倾向于将他人模糊性意图进行敌意性解释, 而不是进行无意或善意性解释(Crick & Dodge, 1996; Orobio De Castro et al., 2002)。
(2)实用性原则。坚持实用性原则，注重解决电网企业的实际问题，做精、做细系统核心功能，实现快捷、方便地部署和使用，降低风险。在实用的基础上考虑先进性和前瞻性，切实满足电网企业运营监测业务实际工作需求。
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敌意解释偏向是攻击行为的一种认知机制, 攻击是敌意解释偏向的行为基础或人格成因。前者主要探讨敌意解释偏向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后者主要探讨攻击行为或特质攻击对敌意解释偏向的影响。深入理解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关系的内在心理机制, 有助于我们了解两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探究两者关系的影响因素可以使我们了解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两者关系。这些研究都可为进一步的临床干预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因此, 本研究首先从敌意解释偏向影响攻击行为和攻击影响敌意解释偏向两方面梳理它们的关系及其心理机制, 然后依据相关的理论模型探讨两者之间的循环关系, 最后, 总结影响两者关系的因素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2 敌意解释偏向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
从认知机制角度讲, 敌意解释偏向会对攻击行为产生影响。这种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跨时间的纵向预测研究; 另一类是通过操纵个体的敌意解释偏向水平, 考察其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前者为探究敌意解释偏向导致攻击行为的因果效应提供了可能性, 后者则可以验证这种因果效应。
2.1 敌意解释偏向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攻击行为是个体对威胁感或挫败感的敌意反应(Dodge, 1980), 敌意解释偏向会导致个体的攻击行为(Crick & Dodge, 1994; Hawkins & Cougle, 2013; Orobio De Castro et al., 2002; Tuente, Bogaertsc, & Veling, 2019), 这些攻击行为包括针对挑衅者的直接攻击行为以及针对无辜他人的替代攻击行为(苏姝, 夏凌翔, 2018)。
一些纵向研究结果为敌意解释偏向导致攻击行为提供了初步证据。Calvete, Gamez-Guadix和Garcia-Salvador (2014)研究发现, 男性青少年对父母模糊意图的敌意性解释正向预测一年后他们对父母攻击的增加。Yaros, Lochman和Wells (2016)的研究也得到了一致的结果。他们发现, 四五年级儿童的敌意解释偏向对他们两年后攻击行为的增加具有显著预测作用。以大学生为对象的交叉滞后分析也验证了上述结果(权方英, 夏凌翔, 2017)。这进一步表明敌意解释偏向会导致攻击行为。对敌意解释偏向操纵的研究则验证了这种因果效应。认知矫正训练研究发现, 与未接受积极解释训练的儿童相比, 接受训练的儿童有更多的积极解释偏向, 且他们的攻击行为和愤怒感知显著下降(Penton-Voak et al., 2013; Vassilopoulos, Brouzos, & Andreou, 2015); 而在消极解释训练下的个体会有更多的消极解释, 且他们有更多的攻击行为(Almoghrabi, Huijding, & Franken, 2018)。陈允丽(2018)基于独裁者范式来诱发个体敌意解释偏向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这种因果效应。在她的实验中, 敌意归因偏向从众引导组的攻击行为指标得分显著高于无敌意归因偏向从众引导组的得分。
在医学检验中，检验质量的控制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关系到医院的口碑及发展，还直接影响到患者病情的诊断与治疗，如果检验质量不达标，很容易会导致误诊、漏诊现象的发生，从而影响患者病情的康复，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医疗纠纷的发生。当下，随着我国医疗领域的快速发展不进步，国内医学检验质量及检验效率都在不断上升，但在医学检验质量控制工作方面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严重影响医学检验质量。因此，医疗部门应当加强对医学检验质量控制工作的重视，加强医学检验质量控制力度。
综上所述, 无论是纵向预测研究还是对敌意解释偏向操纵的研究, 结果都验证了敌意解释偏向对攻击行为的影响。这表明敌意解释偏向是攻击行为的一种认知机制, 其会导致个体的攻击行为。这反映出认知是行为反应的基础, 个体在做出攻击行为的时候会受到内部认知加工偏向的影响。
然而也有研究得出不一致的结论。如Kelty (2013)以及Amoscato (2012)的调查研究发现, 做出攻击行为的女孩对受害者没有敌意性解释, 实施暴力行为的犯罪人员的敌意性解释与大学生和随机挑选的社会人员的敌意性解释没有差异, 但他们都一致认为受害者理应受到惩罚。因而有研究者认为个体的攻击行为不是由敌意解释偏向导致的, 而是个体在激怒情境下的一种自动化反应, 敌意性解释对攻击行为只起促进或加强作用(Gurova, Schahbazyan, & Petkov, 2015)。但是, 这些研究结论都是基于自我报告法得出的, 存在被试掩盖自己认知的风险, 个体可能是在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理由, 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敌意解释偏向。也可能是因为敌意解释偏向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受到攻击行为类型的影响。许多研究显示, 敌意解释偏向与反应性攻击显著正相关(Yaros, Lochman, Rosenbaum, & Jimenez‐Camargo, 2015), 而与主动性攻击相关不显著(Lobbestael et al., 2013; Martinelli et al., 2018; Smeijers, Rinck, Bulten, van den Heuvel, & Verkes, 2017)或负相关(Yaros et al., 2015)。这表明敌意解释偏向可能主要是反应性攻击的认知机制, 对主动性攻击的影响较小。此外, 敌意解释偏向与关系攻击和身体攻击的关系之间具有不同路径、互不干涉(Martinelli et al., 2018)。Bondü (2018)同时测量以上各种亚类发现, 对他人意图的敌意性解释仅对个体的身体攻击和主动性攻击有预测作用。因而这些得出与“敌意解释偏向会导致个体的攻击行为”不一致结论的研究也可能是因为研究者对攻击行为采用了整体测量, 忽视了敌意解释偏向对攻击行为具体类型的影响。
2.2 敌意解释偏向影响攻击行为的心理机制
尽管结论存在差异, 大量实验研究还是支持了敌意解释偏向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而且研究者已经开始探讨这种影响背后的相关心理机制。关于敌意解释偏向影响攻击行为的心理机制主要包括消极紧迫性(Negative Urgency)和愤怒沉浸(Anger Rumination)的中介作用, 其中消极紧迫性指个体在消极情绪影响下体验强烈冲动的倾向(Whiteside & Lynam, 2001); 愤怒沉浸指个体沉迷于对愤怒相关事件的起因和后果的持续反复思考, 并伴随报复的幻想(Denson, 2013)。
Gagnon和Rochat (2017)首先探究了敌意解释偏向影响攻击行为的心理机制。他们发现, 消极紧迫性与敌意解释偏向和反应性攻击显著正相关, 且消极紧迫性在敌意解释偏向和反应性攻击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这反映出敌意解释偏向与反应性攻击的关系与个体的消极紧迫性密切相关, 消极紧迫性是敌意解释偏向影响攻击行为的一种情绪机制。在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行为关系中, 个体的愤怒沉浸特点也具有重要作用。研究表明敌意解释偏向对个体愤怒沉浸的频率具有显著预测作用(Wang et al., 2019)。而愤怒沉浸与攻击行为的发生和发展存在密切关系(Denson, Pedersen, Friese, Hahm, & Roberts, 2011)。Quan, Yang等人(2019)明确指出, 愤怒沉浸是敌意解释偏向影响攻击行为的心理机制。他们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得出, 愤怒沉浸在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行为间具有中介作用, 当个体对挑衅者的模棱两可意图进行敌意性解释的时候会导致其对愤怒事件的反复思考, 进而促进他的攻击行为。
敌意解释偏向影响攻击行为的心理机制可以使用综合认知模型(Wilkowski & Robinson, 2008, 2010)进行解释。该模型认为, 个体在早期自动化加工阶段的敌意性解释会通过对敌意信息的反思注意引发攻击行为; 如果个体具有足够的努力控制资源, 他就会通过认知策略(如重新评估情境)改变原来的敌意性解释, 或者通过努力控制资源打断反思注意过程, 使他从敌意想法中转移注意力, 又或者通过努力控制资源来抑制愤怒激发的攻击行为, 最终导致攻击行为的终止。由此可见, 反思注意和努力控制是敌意解释偏向影响攻击行为的关键过程。愤怒沉浸对应反思注意, 它会加强个体的敌意解释偏向, 降低努力控制资源的有效性, 引发攻击行为(Denson et al., 2011)。而消极紧迫性被认为是一种情绪倾向, 它会导致个体使用功能失调策略来调节强烈的情绪(Cyders & Smith, 2008)。研究发现, 个体的高紧迫性与优势反应抑制能力(指有意控制或抑制自动反应的能力)相关(Billieux, Gay, Rochat, & van der Linden, 2010)。因而当被激怒时, 具有敌意解释偏向的个体会在消极紧迫性的作用下, 降低控制或处理负面情绪的能力, 进而出现反应性攻击(Gagnon & Rochat, 2017)。由此可见, 由于愤怒沉浸加强了个体对敌意信息的反思注意, 消极紧迫性抑制了他们对敌意解释的努力控制, 从而导致了个体的敌意解释偏向对其攻击行为的影响。
3 攻击对敌意解释偏向的影响及其机制
攻击包含攻击行为和特质攻击两个方面, 因此我们从这两方面来探讨攻击对敌意解释偏向的影响。
3.1 攻击对敌意解释偏向的影响
从行为效应角度讲, 攻击行为对敌意解释偏向具有发展和强化作用。儿童的信念是建立在与他人互动基础之上的(Huesmann & Guerra, 1997), 儿童的敌意性解释很可能来源于早期的攻击行为。由于个体早期的攻击行为会引起他人的消极反应和排斥, 这可能会限制个体发展出将他人的消极行为进行无意解释的能力, 从而个体会形成敌意解释偏向(Laible, McGinley, Carlo, Augustine, & Murphy, 2014)。研究发现, 儿童早期的攻击行为对晚期的攻击信念具有正向预测作用(Huesmann & Guerra, 1997), 而与晚期的良性归因呈显著负相关(Laible et al., 2014)。这表明儿童早期的攻击行为影响他们理解或感知他人的方式, 会使个体发展出敌意解释偏向。此外, 攻击行为还会导致敌意解释偏向等信息加工过程的巩固和恶化(Calvete, Orue, Gamez-Guadix, & López de Arroyabe, 2014)。当一个人做出攻击行为时, 反过来又会导致他人做出敌意或攻击反应, 从而验证了之前对他人行为的敌意性偏向解释, 这就会强化个体将模糊的人际暗示视为敌意信号的倾向(Crick & Dodge, 1996; Dodge et al., 2015)。一些研究结果支持了该观点。Calvete, Orue等人(2014)发现, 青少年对父母的攻击能够预测并强化他们一年后的敌意解释偏向。Calvete, Gamez-Guadix等人(2014)也得到了一致的研究结果。他们发现, 在约会冲突下, 那些约会攻击得分较高的青少年在一年后有更多的敌意解释偏向。这说明青少年的攻击行为增加了他们未来进行敌意解释偏向的可能性。因此, 对他人的攻击行为可能会导致敌意解释偏向的发展和巩固(Dodge, 2006; Quan, Yang., et al., 2019)。
从特质认知角度讲, 特质攻击会对个体的认知产生影响, 具有攻击特质的个体倾向于敌意性解释。许多研究发现, 攻击个体的敌意解释偏向显著高于非攻击个体。如Nasby, Hayden和Depaulo (1980)对高低不同攻击性男孩进行研究发现, 个体的攻击性越强, 对他人意图的敌意性解释越显著。Smeijers等人(2017)研究发现, 病态攻击个体存在明显敌意解释偏向, 他们对愤怒、恐惧、厌恶和快乐表情的敌意性解释都显著高于健康组被试。对暴力犯罪者的研究也展现了同样的结果。研究发现, 暴力犯罪者比控制组和儿童性虐待犯罪者有更明显的敌意解释偏向, 他们的攻击性与敌意解释偏向显著正相关, 且他们具有较低的愤怒情绪识别阈值, 会更早地将模棱两可表情识别为愤怒表情(Schönenberg & Jusyte, 2013; Wegrzyn et al., 2017)。此外, 神经机制的实验研究也支持了特质攻击与敌意解释偏向间的联系。Martinelli等人(2019)发现, 儿童和青少年对社会意图的敌意性解释与他们的特质性身体攻击之间存在神经关联：当身体攻击特质增加而导致敌意社会意图解释时, 右侧颞区和左背外侧前额叶皮质之间的连通性会降低。这些研究结果表明, 具有攻击特质的个体倾向于敌意解释。
然而也有研究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如邱方晖、罗跃嘉和贾世伟(2016)使用类别知觉范式考察高、低攻击个体识别面部表情的差异时发现, 高攻击个体不存在敌意解释偏向, 他们只是对愤怒和恐惧表情的转变具有更高的敏感性。Jusyte和Schönenberg (2016)的研究也得到了一致的结果。他们在检测个体对面部表情的加工是符合缺陷性解释还是偏向性解释时发现, 相对于健康群体, 暴力犯罪者没有明显的敌意解释偏向, 即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对愤怒情绪的高度敏感性, 但他们对恐惧表情具有类别知觉障碍。这可能是因为个体的敌意解释偏向需要依赖社会环境和情境的模糊性, 单独的面部表情缺少足够的环境信息, 不适合评估敌意解释偏向(Tuente et al., 2019)。还可能是因为研究人群存在特质攻击亚型的差异(Jusyte & Schönenberg, 2016)。Guy, Lee和Wolke (2017)就发现, 欺凌者(主动攻击者)没有敌意解释偏向, 而被欺凌者(反应攻击者)既有自损性归因偏向又有敌意解释偏向。因此, 这些结果不足以否定特质攻击对敌意解释偏向的影响, 未来研究有必要比较不同研究范式下特质攻击对敌意解释偏向影响的差异以及群体所属的攻击类型与敌意解释偏向关系的差异, 并且进一步深入探究高攻击个体对情绪的分类缺陷与认知加工偏向之间的关系(Jusyte & Schönenberg, 2016)。
尽管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 大量实验研究还是支持了攻击对敌意解释偏向的影响, 即攻击行为会发展和强化敌意解释偏向; 具有攻击特质的个体倾向于敌意解释。但是, 现有的关于攻击影响敌意解释偏向的研究多使用的是静态的自我报告式测量, 缺少操纵攻击变量的实证研究, 未来有必要通过改变个体的攻击水平, 探究它对敌意解释偏向的因果效应。
3.2 攻击影响敌意解释偏向的心理机制
2014年3—5月栽植，栽植株行距40cm×40cm，当年7月调查成活率,11月20日修剪平茬，其中大花月季系列平茬高度15cm，丰花月季、藤本月季平茬高度10cm，第二年5月份调查保存率，并于2015年11月10日、2016年11月10日调查高、径生长量，结果见表3。
敌意图式很可能是攻击与敌意解释偏向之间的内在心理机制。首先, 个体的攻击行为会发展出与攻击相关的图式。Huesmann的图式理论(1988)认为, 攻击性儿童在生命早期就已经掌握了指导行为的攻击脚本, 这些脚本是通过观察和实施攻击行为而获得并得以维持的。也就是说, 与攻击相关的敌意图式来源于个体早期的攻击行为。其次, 敌意图式与个体的敌意解释偏向紧密相关。根据特质一致性效应, 个体会基于已有的负性认知图式或与他们的敌意倾向性相一致的方式来知觉和解释模糊信息(Hall, 2006)。该观点得到了一些研究结果的支持。如Dodge和Tomlin (1987)使用假想故事法研究攻击儿童和非攻击儿童对同伴行为的敌意性解释时发现, 攻击儿童比非攻击儿童更可能利用自我图式而不是利用信息线索来解释同伴行为。近期的脑结构分析发现, 敌意解释偏向与左额中回的灰质密度有紧密联系, 而左额中回与记忆的提取恢复相关, 这表明在具有敌意解释偏向的个体记忆系统中存在着这种与敌意相关的知识结构和图式(Wang et al., 2018)。Quan, Zhu等人(2019)在全脑水平上探索特质敌意解释偏向的认知神经基础时发现, 对暴力的态度是左侧眶额皮质与特质敌意解释偏向的中介变量, 而对暴力的态度是一种攻击图式。这间接表明敌意图式可能是敌意解释偏向的认知机制。由此可知, 敌意图式能够强有力地影响个体的敌意解释偏向, 敌意图式很可能是攻击影响解释偏向的中介机制。
此外, 社会信息加工(SIP)理论(The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Crick & Dodge, 1994)指出, 个体过去的攻击行为会通过心理结构来影响信息加工过程。个体过去攻击行为的心理表征存储在他们的长时记忆系统中, 这些记忆会最终形成一般的心理结构指导个体对未来社会线索的加工, 而这些心理结构包括图式、脚本等内容。具体来说敌意图式在攻击和敌意解释偏向中的作用就是：攻击者的攻击行为会使个体发展出敌意图式, 而存储在个体记忆系统中的敌意图式会使个体在模糊情境下倾向于对他人的行为意图进行敌意性解释, 由此形成敌意图式在攻击和敌意解释偏向之间的中介作用。但是, 攻击影响敌意解释偏向的这种心理机制尚停留在理论探讨上, 未来需要实证研究来对此加以检验(Quan, Yang., et al., 2019)。此外, 攻击对敌意解释偏向的影响还可能存在其他心理机制(如自我实现预言), 因而还需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一影响背后的其他内部机制。
4 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的循环关系
此外, 个体社会地位也会对两者的关系产生影响。Cillessen等(2014)发现, 受欢迎度低的孩子比受欢迎度高的孩子的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行为的关系更强烈。这可能是因为受欢迎度高的孩子在群体中有较高地位, 他们能很好的控制冲动性攻击或者通过成本收益分析而不采取攻击行为, 而受欢迎度低的孩子可能会受反应动机的激发而采取攻击行为(Cillessen et al., 2014)。
与常规开放式手术相比，腹腔镜大肠癌根治术安全性更强[23]。病人术后排便功能会受一定程度影响，需通过排便功能训练达到预防效果[24]。汪静[25]研究后提出：排便功能训练应于腹腔镜下大肠癌根治术术前及术后2阶段进行。术前应对病人进行健康教育，使其做好心理准备；术后需根据病人排便情况，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制订排便训练计划，循序渐进增强病人排便功能，提高病人生活质量。
一些实证研究结果为两者之间的循环关系提供了初步证据。如Dodge等人(2015)使用纵向研究探讨儿童面对挑衅时对他人意图的敌意性解释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现, 第二年测得的儿童攻击行为对第三年测得的敌意解释偏向具有显著预测作用, 第三年测得的敌意解释偏向对第四年测得的攻击行为也具有显著预测作用, 这表明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行为之间具有相互预测关系。Quan, Yang等人(2019)的交叉滞后分析也支持了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的双向预测关系, 即个体的敌意解释偏向能够预测其6个月后的攻击, 个体的攻击能够预测其6个月后的敌意解释偏向。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存在相互作用关系, 这种关系会形成发展、维系攻击认知和行为的恶性循环(Quan, Yang., et al., 2019)。但是, 以往关于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的循环关系研究并不多, 且多是纵向预测研究, 尚缺乏足够的因果效应探讨, 因而未来应对两者的因果效应作进一步探究, 从而为它们的循环关系提供更多的实证支持。
5 影响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关系的因素
以往研究不仅探讨了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的直接关系, 也探讨了影响两者关系的因素, 这些因素包括年龄、性别以及人格特点等。由于攻击包括攻击行为和特质攻击两方面, 本文分别从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行为的关系以及敌意解释偏向与特质攻击的关系两个方面来阐述这些影响因素, 以期为以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借鉴和启示。
5.1 影响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行为关系的因素
大多数研究结果显示, 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行为之间存在着一种小到中等的正相关关系, 这不仅说明敌意解释偏向确实会导致攻击行为(Tuente et al., 2019), 同时也说明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作用(Kokkinos, Karagianni, & Voulgaridou, 2017)。
5.1.1 性别差异
性别会调节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元分析显示, 两者关系的效果量在只有男孩的研究中比混合性别被试的研究中大两倍(Orobio De Castro et al., 2002), 这说明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在男性被试中更紧密。Cillessen等(2014)的研究得到了一致的结果。他们发现, 男孩对他人意图的敌意解释与攻击存在紧密联系, 而女孩被试中不存在这种联系。这可能是因为敌意解释偏向与反应性攻击更相关, 而男孩有更多的反应性攻击(Cillessen et al., 2014)。值得注意的是, 性别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又可能因两者具体的不同形式以及研究方法的差异而有所不同。Martinelli等人(2018)对以往研究进行综述发现, 男性较女性在身体攻击与身体敌意解释偏向的联系更紧密, 而关系攻击和关系敌意解释偏向间的性别差异存在较大异质性; 当使用标准方法测量攻击行为时, 女性的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行为的联系更强烈。因而研究者在考察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行为关系的性别差异时, 有必要对两者的不同类型和研究方法进行具体探究。
5.1.2 人格特点
S科学院本次研究主要解决当前科研机构在科研经费管理中存在的粗放式、碎片化、财务核算体系无法全面实现过程管理的难题。通过探索财务信息系统的搭建，实现数据提取快速准确、信息完整、制度配套，兼具原则的刚性和操作的灵活性，明确建立五个分项：
张丽华, 施国春. (2016). 攻击性和自尊关系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9(5), 65–71.
5.1.3 刺激呈现方式的差异
不同的刺激呈现方式也会对结果产生影响。与言语文字性的模糊情境相比, 使用视觉刺激来测量的敌意解释偏向对攻击行为的效果较小或没有效果(Orobio De Castro et al., 2002)。如Lobbestael等人(2013)的研究显示, 在言语情境下测量的敌意解释偏向能够预测反应性攻击, 而图片情境下测量的敌意解释偏向对攻击行为并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故事比图片刺激更能激活与自我相关的认知图式, 也可能是因为图片信息分散了被试对展示事件的注意力, 没有引起他们足够的被挑衅感。由此可见, 刺激呈现方式的差异会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 未来研究应探索有效的刺激呈现方式以便为攻击认知机制研究提供更好的测量手段。
由上文可知, 敌意解释偏向会导致个体的攻击行为, 攻击个体倾向于敌意解释偏向, 个体的攻击行为会发展或强化敌意解释偏向, 因而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之间可能存在彼此促进的循环关系。这种循环关系可以通过一些理论加以解释。SIP理论认为, 从线索编码到行为执行的攻击心理过程是一个循环, 个体的认知过程会导致攻击行为, 他们的攻击行为也可能通过内隐心理结构(如记忆存储、社会图式和社会知识)的中介作用来预测攻击认知——敌意解释偏向, 后者又潜在地激发个体进一步的攻击反应。这表明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行为之间会形成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此外, 根据一般攻击模型(Anderson & Bushman, 2002), 高特质攻击个体会在一定情境的影响下通过敌意解释偏向影响其内在状态, 进而导致攻击行为; 而与攻击行为相关的知识结构会在生物因素和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得到不断的演练与强化, 最终完全自动化, 使个体形成无需意识控制的攻击性人格, 这种人格会使个体进一步的出现敌意解释偏向、攻击行为。这表明个体的攻击特质、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行为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的循环结构。综上所述, 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之间可以相互作用, 构成相互强化的循环关系。
58 分段空场嗣后充填采矿方法在谦比希铜矿中的应用 ………………………………………………………李 辉，马浩吉，张晋军，张东红，李占炎，杨清平
可见, 敌意解释偏向对攻击行为的影响会受到外在刺激呈现方式, 内在性别、人格特点以及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影响。
供试菌株为4株金龟子绿僵菌和7株球孢白僵菌，除MaV275、Ma4556绿僵菌菌株由英国同行赠送外，其他菌株均由福建省林科院森保所研究人员从福建福州、安溪等地林间采集、分离、保存。所有菌株均保存于福建省林科院。供试菌株信息见表1。
5.2 影响敌意解释偏向与特质攻击关系的因素
Preece等［3］认为，知识融合是最大限度地开发并利用分布于信息系统网络中大量的知识源，并以一种高度动态的方式将这些来自多个异构来源的知识进行组合。邹湘军［4］从工程设计的角度，提出知识融合是指知识工程在产品开发全过程中的应用，就是把知识嵌入整个产品开发过程中，实现知识的无缝对接、融合。缑锦［5］提出了一种较为全面且通用的定义，知识融合就是通过对分布式异构数据源和知识源进行组织和管理，结合应用需求对知识元素进行转化、集成和融合等处理，从而获取有价值或可用的新知识，并优化知识对象的结构和内涵，提供基于知识的服务。
此外, 社会情境与个体攻击形式的对应关系也会影响敌意解释偏向与特质攻击的关系。Crick, Grotpeter和Bigbee (2002)发现, 具有关系攻击的个体只在关系挑衅的模糊情境下有更多的敌意性解释; 具有身体攻击的个体只在身体挑衅情境下有更多的敌意性解释。
综上所述, 很多因素会对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研究并没有发现两者的显著关系。因此我们在探究两者关系时需要谨慎, 应尽量避免无关因素的干扰, 科学、全面地考虑诸多因素的影响及其交互作用。
6 不足与展望
关于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关系的研究发现, 个体的敌意解释偏向会导致攻击行为, 攻击也会发展并强化敌意解释偏向。两者关系的研究可以部分检验攻击的认知理论(如信息加工模型、一般攻击模型和综合认知模型), 能为降低个体的攻击行为提供有效的干预措施, 也能为攻击提供一种认知上的评估手段。因此, 该领域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 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 尽管该领域已经进行了相应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 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6.1 改进测量工具
Denson, T. F., Pedersen, W. C., Friese, M., Hahm, A., & Roberts, L. (2011). Understanding impulsive aggression: Angry rumination and reduced self-control capacity ar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provocation-aggression relationship.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37(6), 850–862.
敌意解释偏向的测量需要更直观的手段。目前的神经脑电研究还不够充分, 大部分研究使用的都是假想情境下的自我报告法, 这种方法存在着社会赞许性效应和要求特征的局限, 而使用神经脑机制等现代手段直接测量敌意解释偏向可能更具有客观性和说服力。Gagnon等人(2017)发现, ERP研究比自我报告法能更直接地测量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之间的关系。但是, 当前有关敌意解释偏向的神经机制研究还较少。因此, 未来研究可以从神经生物机制方面做更多的探索。
6.2 拓展不同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亚类之间的交互研究
攻击存在不同类型, 在功能上可分为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Fite, Craig, Colder, Lochman, & Wells, 2012), 在形式上可分为外显攻击(身体和言语攻击)和关系攻击(Buss & Perry, 1992; Crick & Grotpeter, 1995)。由于攻击的形式和功能是相互独立的, 还可以将攻击分为4种具体的子类型, 每个子类型由外部表现(外显或关系攻击)和内部动机(主动性或反应性攻击)组成(Kunimatsu, 2013)。以往研究多数关注的是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 对于敌意解释偏向与其他攻击亚类关系的研究很少或基本没有。另外, 当前研究已开始关注敌意性解释的不同类别, 将对他人意图的敌意性解释分为工具性敌意解释和关系性敌意解释, 并且发现工具性敌意解释与反应性攻击显著相关, 而关系性敌意解释与主动性攻击和反应性攻击都显著相关(Richey, Brown, Fite, & Bortolato, 2016)。这表明不同亚类型的攻击与不同敌意解释偏向之间的交互关系可能并不相同。但是, 当前对于两者不同类型之间的交互关系尚未全面探讨。因此, 鉴于敌意解释偏向和攻击的复杂性, 要想彻底弄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 需要系统全面的研究不同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亚类之间的交互关系。
晚上，我将今天拍摄的视频和照片都发到班级微信群，家长们都感谢老师的组织，并留言孩子回家的变化。小杰妈妈留言：“一直以来，孩子从没对我说过一声‘我爱你’，今天回来这么对我说，我还很不适应。感谢老师的精心准备。”
6.3 深入探究情绪在敌意解释偏向和攻击行为关系中的作用
已有研究发现, 认知过程和情感过程相互影响(Loeber & Coie, 2001)。对他人意图的敌意性解释可能使个体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反应; 处于消极情绪中的个体也可能会寻求并解释与他们当前情绪状态相匹配的社会线索, 从而促进敌意解释和攻击反应(Crick & Dodge, 1994; Lemerise & Arsenio, 2000; Orobio De Castro et al., 2002)。然而以往很少有研究综合考察敌意解释偏向和消极情绪对攻击行为的影响。相关研究中, Chen等人(2012)对成年人的研究结果显示敌意解释偏向和消极情感反应对攻击行为具有单独预测作用, 没有发现两者对攻击行为的交互作用。根据综合认知模型, 敌意解释偏向只是攻击行为的必要条件, 只有在引发愤怒后个体才可能表现出攻击行为, 这表明愤怒情绪可能是敌意解释偏向到攻击行为的调节或中介变量。以往研究也表明, 情绪会影响信息加工过程中的许多阶段(Huesmann & Kirwil, 2007; Calvete Gamez-Guadix et al., 2014)。因而未来研究还需同时考虑情绪和认知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深入探讨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
6.4 整合信息加工过程, 探究交互作用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根据SIP理论(Crick & Dodge, 1994), 个体的信息加工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 认知加工过程的各个阶段具有相互影响的效应, 与攻击相关的认知因素可以在“数据库”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相互预测的循环(Quan, Zhu., et al., 2019)。但以往很少有研究考虑其他过程与敌意解释偏向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较少的研究中仅考虑了注意偏向对敌意解释偏向的影响。如Miller和Johnston (2019)研究发现, 早期加工阶段对敌意线索的注意偏向与敌意解释偏向和攻击行为紧密相关, 个体的敌意解释偏向可能会受到注意过程中识别障碍的影响而导致攻击反应。但是, 该研究并没有探讨注意偏向和解释偏向的因果效应问题。依据SIP理论, 对敌意线索的注意偏向会导致社会信息加工过程其他阶段的认知偏向, 因而对敌意线索的注意偏向可能是敌意解释偏向的基础。以往研究也表明, 攻击行为不是由单个阶段决定的, 而是由多个阶段的组合决定的, 敌意解释偏向只是信息加工过程中的一个单独的、具体阶段的认知加工偏向, 它可能不足以预测攻击行为, 需要其他加工过程的联合力量(Kunimatsu, 2013)。但现有研究还没有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因而未来研究应整合敌意解释偏向与其他的信息加工过程, 探究它们的相互作用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4)流量(开采量)。地下水流量监测主要是指泉流量的监测，测量方法多为明渠测流法，使用流速仪、堰槽、超声波等流量计。
由上文可知, 攻击对敌意解释偏向的影响会促使个体形成攻击的行为效应或特质认知, 但是目前针对“攻击是如何影响敌意解释偏向”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还相对匮乏, 我们只能从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推测其内在心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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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确认一站端站点尾纤没有连接继保装置后，在另一站端尾纤头连接OTDR进行故障点（包括断点和衰耗点）定位。若第（1）步的测试不通且经过定位的结果与原光链路相矛盾，则流程转至第（4）步。确认故障点是否在原光链路的跳接点处，假如否的话，流程转至第（3）步；假如是则假设跳接点处的尾纤或ODF出现故障，检查跳接点处的尾纤和ODF，尝试更换 ODF光接头或尾纤。更换后再次用 OTDR测试，若故障点排除则流程跳至第（1）步再次测试光链路；若故障点不能排除，则流程转入第（3）步，尝试纤芯调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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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的人格特点影响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 冲动性在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行为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当个体的冲动性水平很高时, 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行为相关显著, 而当个体的冲动性低于平均水平时, 二者相关不显著(Chen et al., 2012)。这表明个体的冲动性水平越高对他人模糊意图的敌意性解释就越可能导致攻击行为(Gagnon & Rochat, 2017)。这可能是因为冲动性容易使个体在不考虑后果的情况下对给定刺激做出快速反应(Buss & Plomin, 1975), 这就会使得高冲动性个体缺少足够的对情境进行再评估的心理资源, 进而导致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行为间的高相关性。Kokkinos等人(2017)还探讨了大五人格在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行为关系中的作用。他们发现, 责任心人格特质调节了关系激怒情境下的敌意解释偏向和反应性关系攻击的关系, 低责任心个体更容易在敌意解释偏向的作用下表现出反应性关系攻击, 而高责任心的个体不会受到敌意解释偏向的影响, 能够抵御反应性关系攻击。这是因为责任心特质与努力控制、自我调节相关(Koolen, Poorthuis, & van Aken, 2012), 低责任心特质的个体由于控制能力低, 他们会在消极情绪的支配下进行攻击反应; 相反, 高责任心特质的个体由于控制能力高, 他们能够抵御攻击反应(Gagnon & Rochat, 2017; Kokkinos et al., 2017; Koolen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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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为灰白色、红棕色，风化后为黄褐色。自形、半自形粒状结构，局部有伟晶结构。构造以块状为主，条带状次之。矿石矿物成分主要有碳酸盐、石英、磁铁矿、磷灰石、黑云母等，其次为褐铁矿、钾长石、重晶石、绿泥石、金云母可疑矿物及金属硫化物等。矿物成分变化不大，局部磷灰石、黑云母、石英磁铁矿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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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中，此类过腔构式尤为罕见。比较而言，这类过腔中以“级音+主调 +级音”组合类型较多。如“昆南”入声字“托”的唱调（《红梨记·访素》【普天乐】“托香水”，718），该单字唱调的过腔是是第一节级音性过腔，是第二节主调性过腔，末音1是第三节级音性过腔。这个过腔是由两种不同音乐材料组合而来的“级音+主调+级音”多节型过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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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意解释偏向与特质攻击的关系可能存在年龄差异。研究显示, 攻击儿童具有明显的敌意解释偏向(Dodge, 1980; Hall, 2006), 8~12岁儿童的攻击与敌意解释偏向之间的联系最强烈(Orobio De Castro et al., 2002), 而攻击性老年人的敌意解释偏向较弱, 可能因为老年人更易关注积极线索, 具有积极偏向(Kuin, Masthoff, Munafò, & Penton- Voak, 2017)。Kuin等人(2017)研究发现, 暴力犯罪者的年龄与敌意解释偏向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攻击者的敌意解释偏向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下降或者消失, 表现出年龄效应。但现存的较少的纵向研究中, 年龄跨度较小, 而且多为儿童群体, 关于老年人的相关研究还很少, 因而纵向研究中年龄对二者关系的效应有待进一步加强。
探讨敌意解释偏向与攻击的关系, 通常使用问卷法研究攻击, 而攻击既包括特质攻击也包括攻击行为, 使用问卷法研究攻击时很大程度上测量的都是个体的攻击倾向或特质, 或者是攻击行为和特质的结合, 并没有完全把攻击行为真正与攻击特质分离开来, 对于攻击行为只是间接的估计。另外, 问卷法的一大弊端是被试容易受到社会赞许性的影响, 因而使用该方法时, 他们可能会对自己的攻击性有所隐瞒,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限制对攻击行为的测量。因此, 研究两者关系时应该考虑使用更标准的测量手段, 让被试直接表现出攻击行为或其他生理反应, 从而提高研究的生态学效度。尽管近些年已有使用客观指标来测量攻击行为的研究(如Li et al., 2016), 但是数量还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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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ile interpretation bias and aggression
ZHANG Li Hua; MIAO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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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stile interpretation bias, a kind of cognitive processing bias, refers to the tendency to interpret ambiguous information as hostile, which can affect individual's aggressive behavior. Oppositely, aggression can affect individuals’ hostile interpretation bias. As a personality trait, high aggression makes individuals more prone to possess hostile interpretation bias. As a behavioral response, aggressive behavior develops and strengthens hostile interpretation bias. Thus there may be a cycl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ostile interpretation bias and aggression. In addition, the relationship is influenced by gender, ag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other factors. In future, measurement tools of hostile interpretation bias and aggression should be improved for more directive and objective measurement. The interaction research between different subtypes of hostile interpretation bias and aggression should be expanded to lead us understand their relationship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The role of emo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stile interpretation bias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should be explored deeply. And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should be integrated and the impact of their interaction on aggressive behavior should be explored.
Key words: hostile interpretation bias; trait aggression; aggressive behavior; cognitive processing bias
收稿日期:2019-04-22
*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一般课题(JG18CB405)。
通信作者:张丽华 E-mail: zhanglihua7@163.com
分类号B849:C91
标签：敌意解释偏向论文; 特质攻击论文; 攻击行为论文; 认知加工偏向论文; 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