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化与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命运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上个世纪未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熔铸中国文化传统，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了中华民族的新精神；另一方面又面向世界，改革开放，立足于本民族的发展思考全球化运动中的全球化问题，吸收当代哲学思潮，尤其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益成果，丰富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所创造的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全球化运动中走向现代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这两方面的互动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独特的历史命运。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在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时，更重视前一个方面，很少从后一个方面入手，通过对比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点，这就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缺乏一种世界视角，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内在机制的说明。鉴于此，本文力图从后一视角，结合全球化和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特点，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
一、全球化的内在矛盾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特点
虽然全球化的概念直到本世纪90年代才明确提出来，但是，从人类历史的实际进程看，全球化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以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宣告了人类“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发展的前景。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创造了一种世界性的生产方式，推动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开创了人类的全球化时代。这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积极意义。但是，资产阶级狭隘的阶级性容纳不了它所创造的世界性的生产方式，因而必然引起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引起无产阶级革命，最终为新的人类文明形式所代替。全球化一开始就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即资产阶级狭隘的阶级性与全球化所包含的人类性之间的矛盾（注：关于资产阶级的狭隘的阶级性与人类性之间的矛盾的更为详细的分析，请参见拙文：《“类”思维方式与马克思哲学》，载《学术月刊》1997年第3期。）。 全球化的这一内在矛盾不仅包含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而且也包含着思维方式的对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内在必然性，即有全球化，就必然有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超出它的发源地西欧，扩展到整个世界，才能实现人类性，克服资产阶级狭隘的阶级性。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视野，而当资本主义把资本的扩张由西方拓展到东方，席卷整个世界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也把自己的思想和反资本扩张运动拓展到整个世界，实现了自己的世界化；思维方式的对立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特点，在这里，我们着重分析后一个方面，揭示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特点。
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在思维方式上的对立，即是单一性和多样性两种思维方式的对立。单一性思维方式是强调同一性存在的思维方式，多样性思维方式是强调差异性的思维方式。资产阶级发动全球化，是要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应的经济、政治、文化扩展到整个世界，使世界资本主义化。资产阶级狭隘的阶级性就表现为追求单一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思维方式上，就是主张同一性存在，即主张单一性的思维方式。但是，人类性却反对单一的资本主义社会，要求承认各民族、各个国家的权利和文化的合理性，在思维方式上，就是要承认差异性，以差异性作为自身发展的基础，这就必然主张多样性的思维方式。于是，全球化在历史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狭隘的阶级性与人类性之间的矛盾，在思维方式上，则表现为单一性和多样性的矛盾（注：单一性思维方式在近代理性主义思维方式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多样性思维方式则在现代哲学中发现了自己的根据。这一观点的详细说明，请参见拙文：《全球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第二部分，载《全球化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然而，在全球化中，单一性和多样性不是两种互不相干的或并列的思维方式，而是内在的矛盾统一性；对于单一性而言，多样性不是外在的力量，而是一种内在的否定性力量。无论在全球化的第一个时期，还是在全球化的第二个时期（注：我们主张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把全球化分为二个时期。关于这种划分的根据和说明，请参见拙文：《全球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第一部分，见《全球化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这两种思维方式都存在，并支配着人们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它们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不同罢了。在全球化的第一个时期，由于资产阶级主导全球化，单一性思维方式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全球化的第二个时期，由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共同主导，多样性思维方式否定了单一性思维方式而占据了主导地位。可见，从单一性思维方式转变为多样性思维方式，是人类所经历的一次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自我更新的历史运动，也揭示了全球化的两个时期在质上的差别。
马克思主义是主张人类性的，在思维方式上，就其本质而言，也主张多样性的思维方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其世界化的过程中不受单一性思维方式的影响。一种思维方式形成，不只受到阶级的影响，而且还要受到科学、艺术等各种文化形式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样地，它所发生作用的范围和发生作用的方式也绝不受阶级的限制，在一个时代，它可以同时对不同的阶级起作用，在不同的时代，它可以支配几代人的思维。单一性思维方式曾经支配过古希腊人的思维，在近代，它又以改造过的形式支配近代人的思维。既然如此，它也必然会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作用和影响。正是这样，我们绝不能用看待阶级对立的方式来看待思维方式的对立：把单一性的思维方式仅仅归属于资产阶级，把多样性的思维方式简单地等同于无产阶级，而应该具体地分析单一性思维方式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化中的特定内容、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分析它如何和多样性思维方式构成内在的矛盾统一体，使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呈现出自身的特点。
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化中，单一性和与多样性的思维方式有着特定的内容：所谓单一性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要求各国的革命运动遵循同一模式；所谓多样性就是强调各国文化、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各国的文化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即要求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由于这一特定的内容，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单一性与多样性的矛盾以教条化与反教条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反教条化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实际的历史进程看，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不断地反教条化的过程中形成由西方到东方、由一元而多元的发展，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不同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恩格斯的指导下，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本国的革命实践，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形态。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意大利、德国、俄国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化过程的第一阶段。20世纪20～50年代，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开始由西方扩展到东方，首先形成了苏俄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典型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葛兰西、卢卡奇在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创立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些马克思主义形态的创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化过程的第二个阶段。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在反对把苏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过程中，继承各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创造出更为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形态，如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法国新马克思主义等等。在中国，经过70年代后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开始了新的思想解放和哲学发展。这些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化过程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现在仍在展开之中。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这三个阶段与全球化过程息息相关。第一、二两个阶段与全球化的第一个时期相对应，受到单一性思维方式的强烈影响；第三个阶段与全球化的第二个时期相对应，多样性的思维方式占居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呈现出新的风貌，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实际历史过程，中国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化过程的第二、第三两个阶段，又分别以全球化的第一、二两个时期为背景。全球化在第一、二两个时期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特点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和20世纪70—80年代两度向世界开放中，不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遵循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特点，结合本国的革命实践和本民族的文化创造出自己的特有的哲学形态，构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独特命运。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命运
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特点，我们可以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五四”运动到40年代；第二个时期是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第三个期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这三个时期的发展中显示了自身的特点和奇特的历史命运。
下面，我们对这三个时期进行逐一的分析。
第一个时期：从“五四”运动到40年代。在这一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中国的实际，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实践唯物论”。
“实践唯物论”在李达的哲学著作《社会学大纲》中得出了较为充分的论述。李达指出：“唯物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的统一，两者统一的基础是社会的实践”。（注：《李达文集》第2卷， 第60—61页。）在李达看来，作为唯物辩证法基础的实践应该是认识论意义的实践，因为只有实践的认识论意义，才能够充分地证明和支持唯物辩证法的唯物论，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就在于“把实践的契机导入唯物论，使从来的哲学的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60—61页。）在这里， 李达把实践放到了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之第一的地位，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理论和范畴都必须通过实践而得到说明。我们还可以更明确地把李达所描述的“实践唯物论”的理论构架用图表表述为：实践→认识论→本体论 自然观。（注：李维武、何萍《 论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见《纪〈 念李达诞辰一百周年》，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历史观 这一图表清楚地揭示了”实践唯物论”的三个特征， 其一，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的研究，其整个哲学体系用的是认识论的范式；其二，注重研究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范畴，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范畴作为整个哲学的基础；其三，整个体系构架的核心是唯物辩证法。这三个特征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呈现为一种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显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同时又揭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矛盾，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看，这三个特征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造的“实践唯物论”是以认识论范式构造的实践论。这种哲学首先不同于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列汉诺夫第一个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唯物辩证法，从而创造了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列宁曾经强调过实践是认识论的首要和基本的观点，但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却始终没有以实践来解答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问题，没有把实践置于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之先的地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运动中接受了苏俄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却赋予了实践以第一的地位，力图以实践的认识论功能论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根本区别开来。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贡献，也体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其次，中国的“实践唯物论”也不同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提出的“实践哲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型形态。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也强调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但是，他把“实践”理解为文化历史范畴，由此出发，他的“实践哲学”的全部重心是研究意识形态的文化现象，其哲学的方法是“绝对历史主义”；与之不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把“实践”理解为认识的范畴，他们的全部哲学工作是以实践来证明和揭示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内容。正是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这些特殊性，才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过程中成为与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为典型形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相鼎立的哲学形态。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矛盾看，这三个特征表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力图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在思维方式上还深深地受到第一次全球化中的单一性的思维方式的影响。第一次全球化中的单一性的思维方式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第二个时期哲学上的具体表现，就是把苏联30年代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作为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是论证这一哲学体系的正确性，或对这一哲学体系的理论和范畴作出更精细的说明。任何超越这一哲学体系的提法和理论都被视为异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这一世界背景下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以，他们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发源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典，而是经过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再创造的辩证唯物主义。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再创造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也就成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造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蓝本，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论”的核心思想就是以实践来证明俄国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这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论”本身就包含着一个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对实践的丰富研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坚持了多样性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无法摆脱俄国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这又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着单一性思维方式。这种单一性的思维方式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教条化的一个内在因素。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包含的这种内在矛盾决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尔后的发展具有两种可能性，或者彻底地发挥多样性的思维方式，走向新的创造性；或者单一性的思维方式膨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僵死的教条。这两种可能性都在中国得到了实现，从而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以后两个阶段发展的风貌。
第二个时期：50年代到70年代末。在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内含的单一性思维方式，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形式巩固下来，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了教条化。
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采用的哲学教科书体系，绝不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己创立的“实践唯物论”，而是50年代在苏联哲学家的指导下、按照苏联的哲学教科书体系编写的哲学教材，虽然其中也容纳了“实践唯物论”中一些观点，但实践不再是全部哲学的基础性范畴，而仅仅是认识论中的一个范畴。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取代“实践唯物论”而在中国哲学中占居中心地位，从内外两个方面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单一性思维方式：从内在方面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基本上取自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是为了坚持“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在哲学体系上认同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化中的单一性思维方式；从外在方面看，马克思主义哲学采取教科书体系的形式，是为了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适应国家实行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这样一来，哲学教科书体系从哲学内部起了强化统一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国家统一意识形态的需要又从外部维持着哲学的教科书体系。正是在这种内外相互作用中，单一性的思维方式成为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从而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僵化。以往，我国哲学界常常把哲学的教条化归之于哲学教科书体系，其实，真正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教条化的，是全球化中的单一性的思维方式，哲学教科书体系只是为着适应单一性思维方式而构造起来，巩固下来的，可以说，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形成根源于单一性思维方式，所以，要冲破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的藩篱，必须首先根除单一性的思维方式。
第三个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90年代。在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界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和当代哲学发展的高度，汲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理论，从理论上破除了教条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固守于一种体系，而是走向哲学的多元探索，走向了全面的开放性。
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状况与水平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个因素是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就其哲学意义而言，肯定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础地位，开始对实践进行认真的、多方面的研究。当时，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有：实践与认识、实践与民主、实践与人的主体性等问题。这些研究不仅再度突出了实践在哲学研究中的中心地位，而且使实践的研究突破了原有的认识论研究范式；第二个因素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第二次全球化的呼应。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第二次向世界开放。这次开放恰好与第二次全球化相呼应，第二次全球化提出的问题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考的主要问题，第二次全球化形成的多样性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人重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契机。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中国哲学界对原有的哲学教科书体系进行了深层的反思，破除了哲学教科书一统天下的局面，开放了哲学的探索精神，实现了哲学的多元发展；第三个因素是自80年代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在中国陆续翻译出版，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料和新的理论视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正是通过这些著作，看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风貌，并且通过比较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现代哲学的关系，重新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范畴，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现代意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思维水平。
由此可见，由于这三个因素的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内容和思维方式上整个地更新了。尽管这一时期的哲学研究依然是围绕着实践展开的，但已经与第一个时期的实践研究有了质的区别。概括地说，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实践的研究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从人的本质和人性的角度思考实践范畴，强调实践的人类学意义对于实践的认识论意义的优先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从来就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人的本质和人性的内容。这是对实践本身的规定。马克思称之为实践的人类学意义。二是认识论的内容。这是实践对理论的意义。前者是基本的层面，后者是前者的展开。缺乏前一层面的说明，就不能在哲学中真正确立起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我国以往哲学研究的缺陷就在于越过了第一层面，只在第二层面研究实践。如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实践论应该研究“文化——心理结构问题和人性问题”；“应从实践（人类学）出发来研究人的认识”，“语言学、心理学应建立在人类学（社会实践的历史总体）的基础上，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也就是实践论。”（注：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76页。）这里不仅强调要对实践进行人类学的研究，而且强调了实践的人类学研究对实践的认识论研究的优先性。真理标准的讨论明确地提出，并深入地开展了对实践的人类学研究。这就使实践的研究深化到第一层面。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认为，自真理标准讨论后，中国哲学界相继开展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文化问题、实践本体论的研究，都是实践的人类学研究的逻辑展开。这些研究从人的本质、人的本性、人的生活世界和人的存在的层面上发掘实践的哲学内涵，从而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认识论范式转换成了人类学范式。
第二，强调实践范畴的否定性意义，重新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及其产生的意义。所谓实践范畴的否定性意义，是以实践作为一种哲学传统和哲学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及其与以往哲学的关系。在第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研究仅仅限于对单个实践范畴的研究，这就很难从哲学范式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对立起来，从哲学传统和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上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革命性意义。而在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的研究由认识论扩展到本体论，通过对实践进行人类学的、文化哲学的和历史主义的研究，发现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绝不是单个的范畴，而是一种哲学传统和哲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把实践作为全部哲学的基础，实际上是要以实践的哲学传统和实践的思维方式扬弃近代理性哲学传统和哲学的思维方式，实现哲学从本体论、认识论到历史观的整体变革。（注：参见拙文：《“类”思维方式与马克思哲学》载《学术月刊》1997年第3期。）基于这一认识， 中国哲学界越来越多地从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角度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范畴。高清海在《哲学的憧憬》中直接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界定实践，指出“马克思的哲学与西方其他学派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从实践观点的基础去确立人的哲学地位和否定本体思维方式的。”“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的创立，就意味着一种崭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诞生，意味着哲学理论被转移到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意味着哲学的主题、性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注：高清海《哲学的憧憬》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250页。）从哲学传统和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意义上思考实践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次自我否定运动，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通过这一环节而获得了自我更新。
第三，对实践展开了多层面、多意义的研究。这一时期，我国哲学界对实践进行人类学的研究，首先在历史观领域展开，进而延伸到本体论。在历史观、本体论层面上开展对实践的研究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建构了实践研究的人类学范式。这是实践研究的一次根本性变革。由于这一变革，我国哲学界对实践的认识论研究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向。在第一个时期，我国对实践的认识论研究主要运用的是近代理性哲学的范式，所提出和研究的问题是人们如何通过实践获得真理性的问题，人如何从实践中获得认识的能动性的问题。而在这一时期，实践的认识论研究是在人类学范式中展开的，所提出和研究的问题是实践认识的合理性问题，实践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在这里，实践不仅要说明认识的真理性问题，而且还要说明认识的价值合理性问题。除此之外，我国哲学界还运用多种方法发掘马克思实践范畴的内涵：有的学者从历史主义方法规定马克思的实践范畴；有的学者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分析马克思实践范畴的现代意义；有的学者用现象学的方法发掘马克思实践范畴的内涵。这些研究都更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的研究，多方面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特征。
以上三个特征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第三个时期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程：在第一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范畴的研究，改铸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辩证思维传统，深刻地发掘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富有生命力的内容，建立了“实践唯物论”哲学，创造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在第二个时期，俄国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否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论”哲学，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根基，最终走向了教条化；第三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第二次全球化为契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范畴的现代研究，继承并更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经历的这一否定之否定历程，从一个方面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内在机制：中国哲学的实践、辩证思维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得以自我否定、自我更新的内在力量，这一内在力量只有与当代世界文化发生碰撞、融合，才能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由此可见，中国哲学的实践、辩证思维传统和当代世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否定了中国哲学的实践、辩证思维传统，当代世界文化就会在中国失去生命之根，就是一种无生命的文化；脱离了当代世界文化，中国哲学的实践、辩证思维传统就会走向封闭、保守，中国传统文化就不可能更新和发展，更不可能现代化。第二次全球化强调多样性的思维方式，肯定各民族文化的个性及其发展的合理性，恰恰是要求各民族在当代世界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因此，面临第二次全球化运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该否定、抛弃中国哲学的实践、辩证思维传统，而是要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上重建中国哲学的实践、辩证思维传统。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需要，是创造中国新文化的需要，更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需要。
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哲学论文; 全球化论文; 认识论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辩证唯物主义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单一性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