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党转型与绿党兴盛的启示——基于“政党治理”视角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绿党论文,兴盛论文,政党论文,视角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608(2008)08-0021-03
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党可谓是历史悠久的大党、老党，它能及时地顺应时代变化及“治理”理念的变迁，从而较快实现政党在组织结构、纲领理念、宣传策略等方面的转型，重新焕发了政治生命力。绿党作为一个与传统政党有区别的新型政党，它的诞生背景——无论是政治背景、经济背景还是时代背景，同样也与传统政党不同。绿党是在充分洞悉时代的变化及深刻意识到传统政党在组织结构及纲领、策略等方面不足的基础上问世的，它一经诞生便为世界政党注入一股浓郁的新流。从“政党治理”的视角，审视社会党的转型与绿党的兴盛，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挖掘出一些现代政党的发展趋势与价值取向。
一、适应性是政党生存的前提
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过程中可以看出，其从革命党向改良党、从工人阶级政党向人民党的转型是一个长期、曲折的适应过程，前后持续近百年，其间几经曲折、反复。每逢当局残酷镇压，致使党难以合法生存，改良之路行不通时，党的革命性和党员的革命精神便会明显加强；而当社会进入和平时期，党可以在合法条件下卓有成效地实行改良政策之时，改良主义便在党内大行其道。而且，社会党的这种转型，与其按传统观点简单归咎于政党个别领袖的“修正”与所谓“工人贵族”的背叛，不如说是社会党人顺应、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而做出的努力，是主观愿望适应客观发展的结果。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时代主题已整体上由战争与革命转为和平与发展。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整体稳定发展以随之而来的阶级阶层的多元化、“模糊化”，已使传统西方社会实施暴力革命的可行性降低。相反，只有利用现存的民主条件，参与和平的竞争选举才能取得执政的可能；而在议会民主制条件下，一个政党要上台执政，就必须争取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单靠传统意义上的数量时刻锐减的工人阶级，则达不到这样的多数。正如托马斯·迈尔所言：“仅仅以工人阶级为对象的社会主义纲领，在一个已发生社会分化、工人在其中不占社会多数的社会里是没有成功希望的。社会主义纲领必须考虑到更加广泛的各阶层的利益……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必须是人民党。”[1]社会党由革命党向改良党、由工人阶级政党向人民党的转型，正是对这种时代变迁的适应。
绿党作为一个新型政党，在其诞生之初，虽以清新的而又带有明显激进色彩的“绿色政治向度”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但作为一个政党，毕竟只有参与执政，才能拥有实施本党纲领、目标的前提。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绿党为适应内外形势变化、求得更大的发展，对自身体制和内外政策进行了大幅度改革与调整。如，政治立场普遍从原来的相对激进趋于温和，认可现行制度；政策主张从带有较多的理想或空想成分到相对务实，在做法上较顾及当前现实；从宣称要与传统“官僚集中制”的政党彻底割裂到与它们合作；从做坚定的反对派到力图实现参政，甚至与社会党组成“红绿联盟”。欧洲绿党的这一系列角色“适应”，从而使得其实现由议会外的反对党融入为体制内的合作党，并有相当一部分绿党由合作的在野党上升为执政党，在参与政府决策与施政过程中进一步地扩大了本党影响。
二、民主性是政党发展的根本
西方社会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肇端，也同样是公民社会的最初发源地。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促发了市场主体多元化和民众经济独立性的增强；而经济民主的增强势必引发对政治民主的渴望。在这样一个民主的、多元化的社会形态下，为了扩大政党组织规模、吸收更多的人入党或挽留住在党成员，社会党纷纷进行组织变革，而组织变革的核心就是提高基层组织的地位，注重基层党员的民主权利的运用和发挥。鉴于传统党的“垂直型”组织结构存在的集权倾向严重、信息传达不畅、压制基层党员的声音等缺陷，社会党开始重视改善组织结构，注重向民主化、分权化的“扁平式的网络结构”发展，主张党务透明，重视基层回应。在具体的组织制度改善方面，法、英、意、德等社会党均把党的全国书记由执行委员会选举改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在委托民主的基础上扩大直接的参与民主和社会民主，以充分扩大基层党员的民主参与和广泛的代表性。如英国工党的基层组织机构很健全，有党员年会和执委会。执委会由主席、副主席、司库和书记等若干人组成，这些人都由党员年会选举产生。布莱尔成为工党领袖后，为了把基层组织真正建设成为党员之家，对工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了改造，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多种形式的俱乐部，来取代组织较严密的支部。俱乐部提供书报阅览、电视节目欣赏或其他娱乐活动及设备，欢迎当地的党员和非党人士参加，把党务活动融入社交活动中。这样，既提高了党员参加党的活动的积极性，同时也扩大了党员与普通选民的接触。
欧洲绿党将生态政治与扩大基层民主结合起来，把扩大基层民主参与、落实基层民主权利作为克服传统资本主义弊端的重要手段，形成了有别于传统政党的显著标志。绿党深深感觉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市民社会的日臻完善，一个有理想的政党如果控制不了基层社会，就很难在治理国家方面应对自如。因此，绿党果敢地认为基层社区是民众工作、生活的中心，社区民主就是未来的权力中心。因此，绿党无论是在组织机构的设置还是组织制度的建立上，都本着基层民主优先原则。绿党诞生时间短，但后来居上，本身就说明基层民主对政党发展提供着长盛不衰的生命力。
三、责任性是政党立足的形象支撑
随着社会治理理念的变迁，尤其在不少国家纷纷提出建立“责任型政府”的口号之后，作为政党政治的主导者的政党，在民众中的责任感的强弱越来越直接地影响到政党的形象。而政党的形象问题，则直接关系到党员对党向心力的强弱与民众对党支持度的高低。笔者认为，政党的责任感至少应包含三重含义：党的领袖对党负责，党员对党负责，党对民众负责。而且，一定程度上，党的责任感强弱包括政党领袖对党的责任感的强弱，更是关系到普通党员对党的向心力的强弱及广大民众对党的认可度、支持率的高低。绿党提出的生态政治，既是对本国负责，也是对世界负责，赢得了对此相关问题感到担忧的民众的共鸣。但成为执政党后，绿党在某些方面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其成立之初的原则。如，1999年，德国绿党大会多数通过支持并参与北约轰炸塞尔维亚；绿党往往和社会党共同执政，在社会党实行新自由主义、削减社会福利、推动私有化等政策的过程中，绿党是参与者、赞助者；在环保议题上，绿党同样附和，德国绿党同意政府方案，等于确保核电厂在德国继续营运20年，法国绿党也在高速公路兴建、机场扩建和核燃料生产等议题上步步退让；2004年美国绿党右翼以不民主方式，否决党内左翼要求内部民主并对民主党保持独立关系的提案，等等。部分绿党违背自己“绿色政治向度”的行为，让一部分民众对其产生了怀疑甚至是失望，丧失了对其的信任感，认为“绿党已经放弃推进激进政策变革的任何想法，转变为实用主义的政党”，“不再被视为对政治经济生活基础的挑战”，一定程度上造成绿党选民或拥护力量的散失。当前这种状况已经引起绿党内部有识之士的警觉，开始采取积极措施力图挽回不良影响。一个成功的政党，一个能连续执政的政党，首先必须是一个责任型的政党——对普通党员负责，对广大民众负责，党的领袖对整个党的组织负责。
四、创新性是政党活力的源泉
无论是社会党的复兴还是绿党的兴起，都与政党的创新有着紧密关联。社会党的创新不仅体现在对政党组织结构的改善与变革方面，还明显地体现为紧随信息社会发展的潮流，对传统党的宣传动员方式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如重视对现代新闻媒体的运用，重视改善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在党的纲领政策的宣传中重视运用媒体包装的艺术。而且，社会党普遍都针对互联网的广泛性、及时性等优点，纷纷建立政党网页和网站，用以扩大党的宣传阵地。针对电脑、手机在社会上的日益普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大胆而前卫地推出“红色电脑”计划和“红色手机”计划，一方面可以把党的纲领、近期活动等信息及时地发布或传送给广大党员，另一方面还可以及时收到分布在各地的众多党员通过电子邮件或手机信息反馈给党的总部的意见、建议及其他信息，为党的决策部门提供宝贵的资料和依据。
绿党刻意强调要建设新型的政党，本身就是对传统政党的创新。这种新型政党与传统政党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政党理念上，绿党旗帜鲜明地标举“基层民主”、“生态主义”、“非暴力”等政治原则，吸引了一大批既不满资本主义，又对既存社会党、社会主义政党等传统政党持怀疑态度的群众。在党的组织结构上，绿党强调非集中化的民主决策程序。根据这一原则，绿党竭力淡化党的领导职位和权力，普遍实行集体领导和轮换制，决策权向基层倾斜，规定所有成员都有权参加党的各级会议并参与决策，以此来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和沾染官僚习气。与此同时，绿党还在各级领导职位(包括议会代表候选人名单)中硬性规定了男女对半的比例。这些组织特征与长期由男性把持的传统政党的等级制度结构和官僚化作风形成了明显的对照，也正是由于绿党在组织制度设计上的这种与传统政党不同的创新，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们的政治热情和民主参与的积极性，成为绿党在兴起之后不断发展壮大的源泉。
五、包容性是政党壮大的保证
在民主选举、多党竞争的政治体制下，一个政党很难长期保持执政地位。在这样的前提下，社会党和绿党为了执掌政权或实现连续执政，都在政党的包容性方面迈出了一大步。政党包容性，不仅包括政党对不同政治立场、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价值取向的选民的争取、吸收，同样还包含一个政党对另一政党的包容、接纳，通过联合来扩大本党影响和实力。随着社会结构的大变化，社会党将自己的定位从工人党转向人民党——由一个以阶级画线、自我封闭的党变成了一个向社会一切阶层开放的党，以便让所有认可自己纲领的人成为党员、支持者和选民，最终扩大党的组织阵营和联盟阵线。如英国工党，基本上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大联邦”，党内的成分非常复杂，其中既有力量庞大的工会组织，又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团体；既有大量个人党员，又有众多集体党员。典型的工党党员大多数来自中产阶级，在地方政府、国有公司、健康保健部门和大学等非私有企业中工作。近年，工党中真正的工人阶级只占到26％，而且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者了。工党目前是英国第一大政党，有党员500多万，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作为团体党员的工会，个人党员只有36万人。工党内的各派别不仅有自己的政策主张和要求，还有组织机构，如定期召开会议或年会，设有领导机构等。近年来，工党还进一步对基层组织——支部进行了一系列改造，主要是在全国建立起各式各样的俱乐部，设置娱乐、阅览甚至电视节目欣赏等设备，一面组织普通党员参与党内事务，一面吸引非党人士加入，在日常的休闲社交活动中融入党务活动，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本党的包容性。
在国家大选策略上，各国社会党在本党不足以单独执政的情形下，纷纷与其他政党谋求联合，组建联合政府，以实现执政的目标。如1994年荷兰工党在大选中获胜，组成了1976年以来第一个由工党领导的联合政府。1997年，法国社会党也和共产党联合执政，实行与右派总统的“共处”。199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与“90年联盟—绿党”组成第一届“红绿联合政府”。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社会党在竞争国家政权方面的“包容”，才有20世纪后期以来“神奇回归”的局面出现。
应该说，在争取和吸收党员及群众方面，绿党表现出比任何传统政党都“包容”的一面。绿党在意识形态上，标榜自己“非左非右”，这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争取到国内对现存政党持失望态度的那部分民众。更有特色的是，绿党完全通过成立“问题”党支部的方式来动员群众和选民。绿党根据社会发展，在能源短缺、环境污染、性别歧视、动物保护等方面提出各种问题，继而组建相应问题的党支部。广大民众根据自己所感兴趣的某一问题，随意申请加入绿党或积极支持绿党。而且，在绿党由成立之初的“反体制政党”、“抗议性投票”到“向制度内进军”、走体制内道路的转变中，也充分体现了其包容性的一面。1995年芬兰绿党首开绿党进入执政联盟之例，此后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绿党等相继和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尽管绿党一再标榜自己是“反对党”和“反制度”的政党，但它以政党的形式出现并参加议会选举直至与其他政党组成联盟政府，这本身就是一种对现存政治规则、现存政党的包容。按绿党自己的看法，走议会民主的道路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它不是要强化和加强议会民主制度，而是要通过“卷入”来改造和弱化这一制度，是要进行“穿越制度的长征”，走进制度是为了超越制度。处在体制外的反对党，包括在野时期的合作党，固然可以扩大党的社会影响，但绿党通过与其他政党联盟、组建联合政权，则从执政党的高度更为直接地扩大本党的动员力与影响力及民众对党的认可度。
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党和绿党的成功经验是特殊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对于希望成功转型的政党来说不能完全照搬。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特殊环境产生的特殊经验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值得所有希望成功转型的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从中挖掘自己所欠缺的精神养料和操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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