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软资源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从硬资源的约束到软资源的突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源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工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在一个“压缩型”的工业化过程中，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工业发展提前迎来了“从硬资源的约束到软资源的突破”这一转型期。今后一个时期。如何加速这一转型，成为中国工业经济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挑战。
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三大约束
1.资源约束。
(1)矿产资源约束。据统计，1990～2001年，中国工业取得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但是资源消耗却以三位数的速度更快增长。这一期间，钢消费量增长143％，铜消费量增长189％，铝消费量增长380％，锌消费量增长311％，十种有色金属消费量增长276％。由此可见，中国工业的高速增长实质上是以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为代价的。
另据测算，中国每亿元GDP消耗的钢材，1998年为1481吨，2000年为1577吨，2003年进一步上升为2280吨。（注：吕政：《论工业的适度快速增长》，载《中国工业经济》2004年第2期。）目前，中国每万元GDP消耗的铜、铝、铅、锌、锡、镍合计为70.5公斤，是日本的7.1倍，美国的5.7倍，印度的2.8倍。（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载《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3月26日。）
(2)能源约束。自1980年以来，中国能源总消耗量每年增长约5％，是世界能源消耗平均增长率的近3倍。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成为世界煤炭第一消费大国，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石油和电力消费大国。据统计，目前中国的工业用能占到能源总消费的70％。在各工业行业中，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以及电力蒸汽热水供应业所占工业能源总消费的比重都分别超过了10％。这四大行业能源消费之和超过工业能源总消费的一半，而其工业增加值之和所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不到1/4。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中国的重化工业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重化工业的发展，将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
(3)水源约束。由于“水质性缺水”和“自然性缺水”，致使中国自然界的水资源已不能满足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需要。据统计，目前水问题已成为影响全国绝大部分城市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而且未来越加严重。
(4)土地资源约束。据统计，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要消耗土地5.08万亩。按照有关部门预测，全国还有20年的高速增长期，如果继续保持现在这种高速增长率，届时所需土地根本就不够用。目前，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数以千计的企业在排队等地。为了继续扩大利用外资，一些地区将坚持节约化使用土地，在单位土地面积吸引的投资金额、单位土地面积实现的销售收入、单位土地面积实现的新增税利上力争有新突破。
人均资源拥有量低是中国在资源方面最为主要的特征。例如，目前中国的人均耕地约为0.1公顷，为世界人均水平的45％；中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为2186立方米，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5.4％；中国人均林木资源拥有量为9.7立方米，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1％。关于能源和矿产资源，除煤炭等少数资源外，中国绝大多数资源都与世界人均水平相差甚大。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1％，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的1.8％，天然气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铅土矿不足2％。部分资源供需严重失衡。例如，到2010年，中国资源的对外依存度，石油将达57％，铁矿石将达57％，铜将达70％，铅将达80％。（注：潘岳：《直面中国资源环境危机》，载《环球日报》2004年2月6日。）
2.环境约束。
2003年，中国GDP仅占世界的4％，但是重要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却高得很：水泥40％、原煤31％、铁矿石30％、钢材27％、氧化铝25％、石油7.4％。（注：裴长洪：《论中国进入利用外资新阶段》，载《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1期。）就全国看，据统计，中国万美元国民生产总值能耗是大多数低收入国家的5～11倍，工业产品单耗比发达国家高30％～90％，发电标准煤耗是国外先进水平的1.25倍，吨水泥煤耗是国外先进水平的1.64倍。就珠三角看，据统计，珠三角每创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工业七国平均水平的5.9倍，是美国的4.3倍，是德国和法国的7.7倍，是日本的11.5倍。
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6位，制造业总量居世界第4倍，有172类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1位，是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2004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成为继美国、德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但是，这些都是以极大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为代价的。
据统计，对煤炭的依赖度，世界平均为29.2％，发达国家为24％，发展中国家为43.7％，而中国高达70％以上。大量燃煤对环境施压，造成大气污染严重，二氧化硫排放量已占世界第1位，酸雨面积已达国土面积的40％。当今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有16个在中国。世界银行的调查估计说，中国的“环境危机”每年会消耗国内生产总值的8％～12％。
3.社会约束。
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其受国际规则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继ISO 9000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和ISO 14000环境质量管理体系标准之后，国际社会又推出了SA 8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体系。即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规范企业的行为，从对产品质量关注发展到对环境影响关注，再进一步发展到对人的权利关注，从而赋予市场经济更多的“人道主义”成分。
SA 8000标准由9个要素组成，其主要内容是：①不使用或不支持使用年龄在15周岁以下的童工。②不使用或不支持使用强迫劳动：严禁强迫劳动，包括强迫犯人及契约劳力；不可要求员工在受雇之时交纳押金或存放身份证于公司。③健康与安全：提供健康和安全的工作环境。对员工有系统地进行健康和安全培训，采取必要措施以防止工伤。④结社自由及集体谈判权利，尊重员工建立和参加工会并集体谈判的权利；在那些有法律限制这些自由的地方，雇佣方要提供相似的方式以给予结社和集体谈判的权利。⑤不从事或不支持歧视：禁止基于人种、社会阶层、出身、宗教、残疾、性别、同性恋倾向、社团或政治身份及年龄方面的歧视，禁止性骚扰。⑥惩戒性措施：禁止体罚，精神或肉体的压迫或言语辱骂。⑦工作时间，每周不得超过48小时，每7天至少有1天休息时间；自愿加班应得到比正常工作更多的工资且每周加班不得超过12小时。⑧工资报酬必须达到法律或行业规定的最低标准，并且必须足够满足员工及其家庭基本的生活需要，不得因纪律惩罚而被削减。⑨管理体系：必须有一套管理系统以保证对标准中各要求的长期贯彻执行；制定并签署一份社会责任政策，并承诺遵守SA 8000标准、法律法规，并持续改善，这一政策必须公开透明。（注：姜启军、贺卫：《SA 8000认证与中国企业发展》，《中国工业经济》2004年第10期。）
倾销，表面上是“价格倾销”，而实质则为“环境倾销”和“社会倾销”。据商务部统计，中国已成为全球反倾销最大的受害国。国外对华反倾销新立案件数占全球反倾销新立案件总数的比重，2000年为15.65％，2001年为16.67％，2002年为16.77％，2003年进一步上升为25.54％，2004年1～6月则高达27.80％。
综上所述，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已走到了一个重大转折时期。传统发展模式已无法摆脱资源约束、环境约束和社会约束，新型发展模式则要求把资源、环境、社会三大因素全面纳入运行视野，谋求人与自然、经济社会、国内国外和谐，走一条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经济发展道路。
二、努力构建以软资源为主体的经济运行体系：基于企业视角
企业的资源可以分为硬资源和软资源两部分。硬资源主要是指物质资源，包括厂房、设备、资金、土地等；软资源主要是指非物质资源，包括企业区位、商誉、品牌、营销渠道、客户关系、信息、网络、制度安排、物流体系、业务流程等。过去，企业主要依靠硬资源，而现在企业则主要依靠软资源。据统计，在经济发达国家，企业软资源和硬资源的比例，1980年是1∶1，到了2000年，这个比例上升为4∶1，即软资源占了80％。软资源同硬资源相比有着许多截然不同的特点，详见表1。
表1 软资源和硬资源的比较
硬资源
软资源
排他性使用共享性使用
一次性使用，用一次少一次，越用越少无限次使用，用一次多一次，越用越多
以硬资源为基础形成的产品，卖得越多，利润越低，
以软资源为基础形成的产品，卖得越多，利润越高，
“薄利多销”
“厚利多销”
以硬资源为主体形成的经济，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收
以软资源为主体形成的经济，边际成本递减，边际
益递减
收益递增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在新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软资源实际上体现为企业所拥有的“核心能力”上。人们从不同的视角研究核心能力问题，目前看来，主要有下列学派：技术学派；制度学派；资源学派；知识学派；学习学派；创新学派；理念学派；文化学派；整合学派；标准学派；体系学派；人力资本学派；无形资产学派，等等。这里，核心能力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既可以是某种核心的技术、制度、理念，也可以是一个颇具规模和实力的平台、体系、系统等。
拥有先进的核心能力，这是现代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秘密所在。在不变环境下，企业依靠权威规则运作；在可预见环境下，企业依靠柔性法则运作；而在不可预见环境下，企业依靠核心能力运作。因此，以核心能力为主线，打造21世纪的新型发展模式，这是领航企业面临的最大任务。
概括而言，核心能力拥有以下共性：①独一无二性。企业的核心能力是企业内外部资源综合作用的结果，刻上了企业特质的烙印。②不可完全模仿性。它是企业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别的企业可能模仿其形式，但却难以复制其本质。③广泛延展性。企业可以将自己的核心能力逐步移植到相关产业，但这受到许多具体条件的限制。④持续专注性。企业的核心能力是企业在长期经营管理中持续地、专注地在某些产业中积淀的能力。具备一定的核心能力之后，企业仍然必须不断地强化其核心能力。⑤动态调整性。核心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该随着企业所处阶段、业务架构和产业环境的变动而动态调整，始终使自己处于市场竞争的最前沿。目前看来，企业可以在以下10个方面努力以获取核心能力。
(1)“隐性知识”高于“显性知识”。企业的隐性知识或者意念知识，比如经验、管理艺术、谈判能力、文化磨合技巧等，要比以各种文本表现的显性知识或编码知识更为重要。
(2)“潜在市场”高于“显在市场”。过去，企业是跟着显在市场走；现在，企业要紧跟潜在市场走。三流的企业满足需求，二流的企业跟踪需求，而一流的企业则创造需求，引领消费潮流。因此，企业要重视潜在的市场甚于显在的市场。
(3)“虚业经营”高于“实业经营”。造彩电、做冰箱是实业经营，而搞研发、做培训则是虚业经营。为了增强竞争优势，企业在夯实实业基础之后，要果断地向虚业领域扩张。在产业层面，由一般制造业向服务业发展；在企业层面，由注重制造环节到重视研发和技能培训。
(4)社会资源高于企业资源。一个企业，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资源，而在于你利用了多少资源。过去，企业围绕内部资源打转转，而内部资源则是有限的：现在，企业围绕外部资源打转转，而外部资源则是无限的。善于整合外部资源，这是企业核心能力之根本。
(5)“无形资本”高于“有形资本”。有形资本随时可能破产，而无形资本特别是企业的先进理念、思维、文化、机制和基因，常常成为企业崛起或者扩张的原动力。
(6)“人力资本”高于“物质资本”。企业发展的源泉是人力资本，而不是物质资本或者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激活物质资本，使物质资本增值，否则物质资本只是一堆“破铜烂铁”。过去是物质资本牵引人力资本，现在则是人力资本统治物质资本。
(7)“异质资本”高于“同质资本”。企业的同质性资本，比如厂房、普通员工，都可以在要素市场上购买到，但企业的异质性资本，比如核心技术、企业文化，特别是企业家才能却是不可复制、不可购买的。这正是企业能够获取超额利润的源泉之一。
(8)“外部链接”高于“内部链接”。过度竞争时代，企业要拆两堵“墙”。一方面，企业要努力拆除内部的“墙”，加强内部资源的流动和重组；另一方面，企业更要拆除外部的“墙”，使得企业之间、企业与外部社会能够有机整合。事实上，成功的企业家总是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改善外部关系，整合外部资源。
(9)竞合关系高于竞争关系。过去，企业之间是竞争关系，其后果是“你死我活”；现在，企业之间走向竞合，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合作为主，双赢发展。也就是说，每一企业基于自身的核心能力，在整个产品的运行上，你做一段，我做一段，然后全球集成。
(10)理念思路高于精神勤奋。现在，任何有竞争力的企业，拼得全是理念。拥有先进理念才能做出一流企业。其路径依赖是，理念决定制度，制度决定技术，技术决定产品。理念、思路是第一位的，精神、勤奋是第二位的。
企业的核心能力是分层次的。在上面列举的10个方面中，后半部分如“显性知识”、“显在市场”、“实业经营”等构成了核心能力的第一层次，而前半部分如“隐性知识”、“潜在市场”、“虚业经营”等则构成了核心能力的第二层次。第一层次是第二层次的基础，企业的核心能力必须由第一层次上升到第二层次，否则企业的核心能力只是一种低级的能力，必然难以使企业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企业不能满足于单纯的、表面的、同质的资源(技术、知识)，在过度竞争时代，同质型资源已经成为一种平台，企业竞争主要靠的是异质型资源。
三、努力实现以软资源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方式：基于区域视角
1.零物质发展。
在一个区域内，过去企业是纵向一体化的，不论主营业务还是辅助业务，都在一个大企业内，它们之间用产权关系连接；现在企业是横向一体化的，就主业而言，不仅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而且核心业务中的某些环节也外包出去，它们之间用市场关系连接，产权关系已经被市场关系所取代。就辅业而言，过去“企业办社会”，现在转向“社会办企业”。一家企业，清洁工可由物业公司提供，保安人员可由保安公司提供，食堂、澡堂利用社会上的饭堂、浴室，等等。这样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出现“空壳化”现象，即专门从事“链接”业务。从世界范围看，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开始最大限度摆脱有形资产负担。这是因为，有形资产越多，企业盈利能力越低。正像一些大学没有教师、没有教室一样，一些企业开始没有工厂、没有员工。这里零物质发展是全方位的，包括虚拟研发、虚拟生产、虚拟营销、虚拟运输，以及虚拟分配(指股权、期权制度)，等等。
2.零度化发展。
一是零资源。例如，温州的水头镇、郭溪镇，没有什么畜牧业，猪养得不多，牛养得很少，却成了全国最大的猪皮革、牛皮革生产基地。二是零技术。温州没有汽车生产企业，过去也没有摩托车生产企业，而温州的塘下镇有数以千家的汽摩配件生产企业，成了全国四大汽摩配件生产和销售基地。三是零生产。温州的美特斯邦威公司，没有自己的厂房，但一年可以销售10多亿元，它专门负责产品开发和品牌经营，把生产环节交给外地企业。
3.飞地化发展。
一是粮食飞地。近几年内蒙古将新增3000万亩耕地，浙江可组织农民和农民企业前来经营，从而形成浙江在内蒙古的“粮食飞地”。二是能源飞地。内蒙古把新的煤矿交给浙江的企业开发，把生产的煤炭运回浙江，形成浙江在内蒙古的“能源飞地”。三是工业飞地。浙江供应蒙古和俄罗斯的边贸产品，可以到内蒙古建立加工园区，浙江方面可以把税务机构同时带到园区，以形成浙江在内蒙古的“工业飞地”。
4.总部化发展。
目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越来越多的大公司将实行脑体分离发展。或者脑袋部分留在原地，躯体部分向外转移；或者躯体部分留在原地，脑袋部分向外转移，从而在全球乃至一国范围形成合理的价值链分工。国内沿海少数发达城市，应充分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文化优势和环境优势，吸引公司总部前来“居住”。其好处是：在外地生产，在本地纳税。
无论采取哪种组织形式，总部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都要向总部所在地方上缴所得税。在中国现行税率之下，一般为33％。如果企业采取“总公司——分公司”或者“公司——分厂”的组织形式，整个企业的增值税、税得税、营业税，以及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都在企业注册地，即总部所在地上缴。而且，在总部工作的高级白领，其丰厚的个人收入，必然要通过个人所得税的形式为总部所在区域经济做出贡献。
四、努力转向以软资源为主体的经济运行结构：基于国家视角
1.从物质经济逐步转向精神经济。
一是从产品经济逐步转向服务经济。自2000年以来，中国第二产业增长较快。据统计，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2000年首次超过50％，达50.9％，到2003年进一步上升到52.9％。不仅如此，近年来，工业内部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以电力、钢铁、机械设备、汽车、造船、化工、电子、建材等为代表的重化工业获得了较快发展。据统计，1980～1998年期间，重工业的增长始终低于轻工业的增长，但1999年重工业增速首次高于轻工业增速1个百分点，到2003年重轻工业增速之差进一步提高到4个百分点。重化工业增加值在工业中所占比重，2000年近60％，到2003年已跃升至64.3％。重化工业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对生态和环境形成巨大的压力。目前，全世界的服务业增加值平均比重已达67.7％，其中低收入国家为45.7％，高收入国家已超过70％，而2002年中国的服务业比重仅为33.5％，比低收入国家还低12.2个百分点。从三次产业的发展规律看，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前，服务业的比重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震荡期；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服务业的比重存在着一个稳定的上升趋势。因此，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提升服务业的比重，这是超越硬资源约束的结构性前提。二是从服务经济逐步转向体验经济。快乐是人的终极目的。快乐不仅依赖于经济物品，而且首先依赖于非经济物品。例如，阳光、空气、健康、亲情，等等。社会越是向前发展，人的高层次需要的满足使用非经济物品会更加有效。一般认为，人均国民收入5000美元是一个转折点。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提高，经济物品对于生活快乐的边际效用递减，非经济物品对于生活快乐的边际效用递增。（注：陈惠雄：《快乐原则——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因此，经济社会的发展将会实现下列转向：从物质财富追求最大化转向生活快乐追求最大化，从消费物品、服务转向消费闲暇、自然。继产品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之后，人类社会又迎来了体验经济。
体验经济时代到来，引致了消费的非物质化。这样，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渴望得到体验，愈来愈多的企业精心设计、销售体验。客户不再满足于产品和服务本身的消费，而是希望在消费过程中获得惊奇、震撼、激动的终极体验和难以忘怀的愉悦记忆。这样，作为体验的策划者的制造者，企业必须改变自身的文化和行为，将经营战略的关注点转移到感情原则上，不仅提供有形的产品和无形的服务，还提供最终的体验。企业不是在生产产品(服务)，而是在制造一种生活方式；不是在销售物质和提供服务，而是在销售氛围和提供情感体验。感受就是消费，感受高于消费，感受成了消费的最高形式。企业要想赚取利润，就必须把物质的东西转换成具有精神的东西。这样，传统的产品观念随之发生改变，产品价值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产品本身并不赚钱，产品里面承载的人性含量、文化含量价值更高。也就是说，产品由过去主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为主越来越多地转向现在主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为主。因此，中国现代工业发展道路，将同国际社会一道由“非体验经济”(农业经济、制造经济和服务经济)转向“体验经济”，用“体验经济”的理论经济工业。
2.从大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转向有原则的承接产业转移和向外转移落后产业。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发达国家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和信息化时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开始了工业化进程。这样，一些劳动密集型、高能耗、高污染、附加值低的产业或生产过程逐步开始了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而发达国家则专注于知识密集型、低能耗、低污染、附加值高的产业或生产过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已经和正在接受四次产业转移：一是中国香港制造业的转移，二是中国台湾制造业的转移，三是日、韩制造业的转移，四是欧美制造业的转移。随着国际制造业向中国的大转移，一方面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问题日益严重起来；另一方面导致中国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起来。据统计，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2000年为407.15亿美元，2001年为468.78亿美元，2002年为527.43亿美元，2003年为535.05亿美元，2004年为606.30亿美元。截至2004年底，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高达5600多亿美元，其对中国的就业、资本形成、财政收入、国际收支平衡等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今后，中国应由数量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加速转向质量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做到有原则、有条件、有选择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大量向外转移、淘汰落后产业，走一条先承接再转移、边承接边转移的一条产业动态化之路。如虎门镇、起初主体产业是服装经济，现发展为电子经济，今后再转向展览经济。对于展览业的作用，香港贸易发展局作过一项调查，结果表明：举办展览会能给当地经济带来1∶4.6的收益。即投资展览会1元，对当地的饮食、交通、旅游、酒店等第三产业就会产生4.6元的收益；在国内，这一比例是1∶3。
3.从过分追求进出口贸易顺差转向进出口贸易平衡。
长期以来，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贸易顺差崇拜症”，即出口必须大于进口，而且越大越好。殊不知，中国出口，表面上表现为大量粮食、钢材、制造产品的对外输出，而实际上则反映为中国大量的淡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矿产资源，以及清新空气在以产品为载体的方式向国外大量输出。据统计，2004年全国加工贸易出口额达3279.9亿美元，占全国出口贸易总额的55.3％，也就是说，在中国出口贸易中，有一半以上是以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这里，中国收取了少量美元，但丧失了生态环境。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必须充分认识出口的实质，不能把一味扩大出口作为政绩大肆宣扬。相反，在物质产品贸易方面，美国则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保持巨额贸易逆差。从较长时期看，巨额贸易逆差不仅没有损害美国利益，反而对美国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一是大量廉价进口商品涌入国内市场，可抑制通货膨胀率的上升，防止美国经济过热。二是国外商品在美国市场上所产生的竞争效应，迫使美国企业不得不设法提高效率，从而促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三是美国大量进口国外的日用消费品，自身则集中人力、物力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向外出售，从而在国际分工中处于高端地位。四是美国廉价进口国外的日用消费品，自身则集中人力、物力大力发展精神文化产业。据统计，早在1998年，美国的电影、电视、录像带、音乐出版出口总收入是610亿美元，占美国各行业出口的第1位。美国大力发展精神文化产业，就在于其产品的易流动性、可复制性、影响的深刻性和可持续发展性。反观中国，自1999年以来，中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连年双顺差，导致国家外汇储备年年剧增，最近已超过6000亿美元。在中国，一方面是大量劳动力过剩，另一方面是大量资金过剩，出现了资本和劳动配置的大错位。这些姑且放在一边不说，单就6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言，这得以牺牲多少资源消耗、破坏多少生态环境为代价而换来的。
4.从以模仿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向以创新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
当前，全球经济正从工业经济形态向知识经济形态过渡，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也在转变。在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是竞争力的主要源泉；而在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和知识生产则是竞争力的主要源泉。但是，就中国绝大多数地区而言，众多大型特大型企业核心技术“空化”问题十分严重。例如，东北的装备制造业始终没有摆脱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的模式，没有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一直在“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中徘徊。许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产业以及主导产品的设计、生产，往往不是建立在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础上，而是依靠外国技术和装备进行生产。一些已经形成一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产品，对国外技术仍然具有很强的依赖性，特别是产业的核心技术和领先技术一般仍由国外公司控制。实践表明，当今时代，利润的核心环节不在制造而在研发。因此，中国在21世纪面临一个战略转型的问题：从模仿型经济转向创新型经济，从模仿发展阶段进入创新发展阶段。与工业经济时代对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一样，在创新型经济的今天，“投资科技就是投资国家未来”，科技投入已被视为最重要的战略性投资，为了未来的利益现在就必须对技术创新进行投资，大幅度增加国家财政研究开发支出。目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提升国家创新能力作为面向未来的基点。不仅如此，实践表明，真正的核心技术我们是引不进来的。目前，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整个科技资源，表明中国有能力加大自主创新力度；中国外汇储备高达6000亿美元，国内存款12万亿～14万亿元人民币，表明中国有实力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当然，自主创新不是自力更生。过去搞封闭式的自主创新：企业内部自主创新，一国内部自主创新；现在要转向开放式的自主创新：以我为主、联合创新，整合企业外部乃至全球科技资源。具体而言，一是实行系统集成商的模式，即采取“全球采购”模式从事研究开发、自主创新，包括：①集成创新、模块创新、界面联系规则创新。②技术集成、技术组合。部分环节可搞技术引进，直接购买。二是采取重大技术创新联盟的模式，包括：虚拟经营(外包)、异地研发、海外研发；中方总包，让外国人为我打工；等等。总之，通过建立一种新型的依靠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5.从以物质资源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向以人力资源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
在工业经济中，主要依靠物质资源，它是从土地里挖掘出来的，是有限的；所谓工业革命，是对体力劳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在知识经济中，主要依靠人力资源，它是从脑子里开发出来的，是无限的；所谓知识革命，是对脑力劳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可见，知识经济的发展在于创新，而创新的关键则在于人。当代社会，科学技术成了主导生产要素。为了使科学技术这种生产要素发挥作用，需要形成相应的生产力要素的人格化代表，其作用是使科学技术知识这种生产要素通过现代资本家或科技型企业家的作用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因此，必须实行科技创新人格化战略。也就是说，为了实现对科技资源的有效配置，必须在社会中形成这样一些集团，使得：一是能够在产权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对科技资源创造的超额价值的索取权；二是能够形成对科技生产要素的支配权；三是能够形成对社会资源的整合权。知识经济时代，为了形成科技创新人格化机制，“计时工资制”和“计件工资制”将不再是最主要的激励手段，甚至工资、奖金这些传统的价值分配范畴也失去原有的效用。建立股权制和年薪制为核心的利益分配机制，把技术纳入分配中，是在利益分配方面建立科技创新人格化机制的重要选择。为此，积极探索包括运用股权、期权在内的多种形式的激励机制，以充分体现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的创新价值；在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采取奖励、出售、技术折股以及股份期权等方式赋予有突出贡献的技术骨干和管理骨干，同时加大已有政策的实施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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