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十年外交事业发展看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变迁
韩 笑 李晓敏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政治学教研部，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 新中国外交事业由毛泽东为代表的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中一支愈发不可小觑的力量，以其巨大进步为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变迁提供推动力，中国与世界关系在“行为体与结构的双向互动”中不断向前发展。当前，面临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一方面，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是影响我国对外关系调整外因，另一方面，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也对国际关系变迁产生积极作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正昂首走向世界。
[关键词] 新中国七十年；外交事业；国际体系；变迁。
国际体系作为“各国际行为体间彼此影响所形成的集合”，其结构和状态处在互动中。一方面，一国要认清时代主题，判断世界发展趋势，这是进行正确外交决策的关键；另一方面，主权国家作为多样性国际体系中最主要行为体，其自身发展也会对国际关系产生或多或少影响。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中一支愈发不可小觑的力量，以其巨大进步为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变迁提供推动力，中国与世界关系在“行为体与结构的双向互动”中不断向前发展。恰恰在中国与世界联系愈发紧密互动过程中，现行国际体系存在的弊端给了中国更深层次思考人类前途与命运、并提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历史机遇。因此，中国提出了诸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等主张，中国国际地位得到快速提升。
一、新中国成立“一边倒”外交到改革开放初（1949年至1989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它终结了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后长达“百年”的“弱国”外交历史，开启了新时代。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总理指出，中国对外关系就是毛泽东主席制订的“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自此，新中国外交开启了中国与世界体系互动的进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时适美苏全面冷战伊始，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遏制”，中国领导人确立了“一边倒”，即全面倒向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外交战略。五十年代中期，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阿尔及利亚等亚非拉国家通过民族解放运动获得自主与独立。1954年，中国与上述国家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型国际关系准则，奠定了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基石。后来，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了与西欧、日本等国相互关系。而后，随着中苏两党由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冲突愈加激烈并最终导致中苏同盟破裂，从六十年代开始，中国奉行了“两个拳头打人”对外政策。七十年代初，随着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改善，中国又制定了“联合一大片，主要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
根据图4可以分析，混凝土试件的质量损失率在前20次循环过程中为负值，表明在这一过程中混凝土的质量出现了增加。此时混凝土的质量损失率为-0.07%，即质量增大。虽然在试验初期，试件表面会出现少量的砂浆脱落的现象，但由于试件内部存在的原有孔隙会吸入水分，这会导致吸水量大于砂浆脱落的质量，引起试件的质量损失率下降。试件受到冻融循环次数的影响，试件原有的冻胀破坏进一步加剧，试件表面裂缝的宽度及数量都有所增加，从而出现砂浆的大面积脱落现象，质量在此时增大了0.07%。然而在冻融循环20次以后，试件基本处于饱和状态，吸水量非常小，质量此时就开始减少，在100次冻融循环作用后质量减少了0.5%。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根据变化的国际形势，提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为此，中国调整对外政策，奉行“独立自主、不结盟”，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作为对外关系标准，强调以“事件本身是非曲直作为评判标准”，将中国国家利益作为发展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关系的唯一标准，实行全方位对外关系。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作为对外关系基调。此时中国虽然体量庞大，是一个合法拥“核”大国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由于总体上经济、军事、科技水平仍全面落后于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远远称不上强国。我们应当为自身发展创造良好国际环境，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加快对外开放和搞“经济外交”，这也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二十一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攻坚期与深水期， 国际社会也经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海湾战争、“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美国金融危机等百年未有的大变化。预示着战后国际秩序面临深度变革和调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多极化趋势在美国同其他几大力量并存和竞争中向前发展”[3]。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工作历经两代领导人，在世纪之交仍取得了大突破、大发展。
二、世纪之交中国外交大发展（1989年至2012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一方面缓和了同美国、苏联、欧共体等大国或地区双边关系、同时积极开展与东南亚、西亚等周边邻国及广大亚非拉国家展开友好合作，为我国改革营造良好外交环境。另一方面，中国以加入“WTO”为重点融入有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体系[1]。据统计，截至1988年，中国参加的各种国际公约与公约性多边条约共有120 多个，其中3/4 是1978年以后参加的[2]。中国开始逐步摆脱自我设限、被动封闭的外交困境，邓小平同志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及一系列方针政策，成为今后较长时期中国奉行的对外战略。
江泽民同志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期间，世界正处于急剧变动的“后冷战”时期，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径给世界和平带来巨大挑战，中美矛盾冲突不断上升。1992年美国向台湾出售进攻性武器，引发两岸军事冲突。1993年7月“银河号”事件、1999年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破坏中美关系信任基础。面对国际局势变动和国内发展变化，江泽民同志做出“重要战略机遇期”科学研判，在这一基础上首先以经济合作为主题，“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做出积极贡献”[4]414。其次，对国际局势做出“世界要和平，国家要稳定，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成为当今世界主旋律”[4]197的新判断，强调中国外交“稳住阵脚”同时，顺应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趋势，坚定不移“走出去”。再次，首倡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5]。最后，强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
迈入新世纪后，中国以“入世”为开局，不断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2001年“911”事件爆发，促使美国将其对外战略重心转向国际性“反恐”事业，它为中美两国开展全方位合作开辟新空间。2008年，世界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一年，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悠久辉煌的过去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极大激发了国人民族自豪感；同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国际社会关于中美经济实力此消彼长的论调开始涌现；随后，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美国开始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东海、南海争端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外交主要冲突点。
如果说2008年之前中国外交战略更多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延续，那2008年后中国则开始进一步采取“奋发有为”的对外战略。胡锦涛总书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的国际大势判断，面对西方社会“中国崛起”猜测，提出“和平崛起”“和谐世界”作为回应，形成“和平发展道路”外交新理念，“打破‘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表明“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6]。
SHEN Fang, XING Peng-fei, HUANG Shi-ren, ZHANG Ping, SHEN Hong-jian, ZHANG Yong-wei, WU Tao, DENG Ben-qiang
面对国内外局势变化，中国领导人客观评估世情和国情的变与不变，积极调整自身国际定位。一方面，中国更加强调“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没有变”[8]，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没有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没有变。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我们比历史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9]。基于此，中国外交在新时期展开新局面。首先，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秉持正确“义利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次，建设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外交布局，使中国“朋友圈”覆盖全球。再次，推进“一带一路”事业建设，发挥主场外交优势。最后，坚持“和平发展”不动摇，树立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底线思维”。
三、百年未有大变局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2012年至今）
第二，中国的战略重心实现从冲突为主向合作主导转变[13]12。改革开放前中国受二战影响及美苏冷战带来的威胁，认为爆发新大战的危险始终存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弱化阶级斗争和战争倾向，指出“和平与发展”才是未来世界主题。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同志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系列举措，扩大同世界各国利益汇合点，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
纵观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工作，二十世纪末江泽民同志以经济合作为主的外交战略，为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经济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机遇。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外交呈现出更加积极进取姿态。在国际上寻求更大话语权、促进南南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世界经济体系变革。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平稳度过了冷战结束带来的挑战及金融危机等冲击，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综合参考学生认知水平、教学目标，进行问题情境的创设，以此来激发学生的能动性。与此同时，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将问题设计成递进的问题，引导学生跟随问题进行思考、探究，并通过实践验证掌握技术要领，这能增强学生的探究能力、促进学生智力的发展。
新时代中国对外关系新气象体现在中国领导人更加注重“主场外交”“领袖外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累计出访40 次、77 个国家，足迹遍布全球，不断拉近中国与世界距离；中国政府先后在北京、杭州、厦门、青岛等城市举办了至少7 次主场外交活动，“提高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着力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10]。中国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是首个以我国为主的国际开放布局，以此为依托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同时，中国通过创办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既秉承了“和平与发展”的一贯外交主题，又有所作为将我国推向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开始从国际体系边缘迈向世界中央；从国际规制接受者成为议程提出者、制定者；从被动被世界认识到主动走向国际，全面对外开放。这一进程也引发全球力量结构变化，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转移，权力格局首次向非西方世界扩展，呈现“东升西降”趋势。
四、在不确定世界中确定中国对外新战略
第一，中国实现从游离于国际体系边缘的革命性国家转变为国际舞台中央的负责任大国。历经七十周年发展，经济水平不断增强、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对国际社会参与度和认同度不断提高。改革开放深刻变革和“入世”都成为了中国更好、更快融入国际社会的助推器。1952年，中国GDP 总值仅679.1亿元，2018年为 900309 亿元，增加 1326 倍[11]。中国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5年加入SDR、成立“亚投行”。经济的纽带已将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在这一基础上中国开始全方位参与国际活动。中国参与的多边国际公约在1949年到1979年只有34 个，而如今仅2018年对外缔结的条约、协定就有约280 多项[12]。中国自1990年首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目前已累计派出维和军事人员3.7 万余人次，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不仅是量的增加，更是认同度的提升，包含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进程。
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到来之际，综观国际局势，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大变局”，不确定性进一步凸显。而在与国际体系的双向互动中，中国从“顺势而为”到“积极造势”，在国家身份、战略重心、利益结构三方面的确定性进一步凸显。
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此时的国际环境，一方面受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气候、环境、信息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7]挑战严峻；世界秩序面临重塑、权力格局出现变化、治理机制有待完善，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另一方面，中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影响力全方位上升已成为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有关“中国霸权论”等质疑开始出现。
第三，中国实现从单一安全观到综合安全观的转变。“国家安全概念涉及国家是否受到外来威胁以及这种威胁的严重程度”[13]13。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国际社会不仅存在着领土争端、军事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环境破坏、网络泄密、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此起彼伏，中国的安全观念从建国伊始以政治、军事安全为主发展到如今包含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科技、信息、生态等于一体的综合国家安全体系，其中也意味着我国国家利益观念相对于国际体系变迁的丰富。2016年G20 杭州峰会上，中国作为东道国将“绿色金融”纳入会议议程，就是彰显我国关注综合安全问题、坚持合作理念、以及大国责任与担当的生动体现。
国际体系变化不断推动中国调整其对外战略。中国与世界联系愈加紧密、合作程度不断提升、对世界贡献不断加大。中国的发展成就、发展经验、发展理念也不断勾勒着国际体系变革趋势。中国在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G20 等中的显著地位，彰显着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发展潜力巨大；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下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正发生变革；世界权力格局首次向非西方世界转移，促使国际社会政治力量呈现“东升西降”发展趋势。
从界面设计的角度上来说，信息传播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活动，作为信息发布者和传播媒介的参与者，就需要融入群体中，了解历史文化景区形象传播活动的目的性和创造性，其中，目的性是指人类意识受信息传播控制的一种行为，具有较为明确的目标和对象作为规划的主题，在信息传播的全过程中具备一定的动机和方向。比如通过媒介广告对旅游景区艺术形象进行传播，经过策划获取宣传效果。在信息化视域下的旅游景区需要利用科学技术的传播方式，用最简单的语言和文字进行传播，在彼此的影响和相互作用下完成整个形象的信息传递[3]。
中国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变为国际社会中“新兴大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世界权力格局中重要一极。如今，我国进入新一轮对外开放，外交事业面临如何更好传递“中国声音”，弥合中外主体间认知差异，消除外界质疑；如何促进不同国家、文明间利益深度交融、凝聚共同意识；如何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落在实处，克服“集体行动逻辑”，实现全球治理体系真正变革。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这一命题并未完结，在今后的外交工作中，中国将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4]不懈努力。
生活备受广大人民关注的是往往是围绕生活的一些服务行业，不管未来如何发展，衣食住行都是必不可少的，未来的智慧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这个核心。未来智慧城市将为绕智慧物流体系、能源体系、公共服务体系、交通管理体系、健康管理体系，以及智慧安居体系、文化服务体系等方面。
参考文献：
[1]卢静.国际定位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J].国际问题研究，2008，（5）：22.
[2]参见中国外交部“中国参加国际公约情况一览表” [DB/OL].[2019-05-14].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tyfg_674913/t4985.shtml.
[3]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43.
[4]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14.
[5]王存刚.更加不确定的世界，更加确定的中国外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整体性思考[J].社会科学文摘，2018，(11)：34.
[6]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R].2011.
[7]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7-05-15（01).
[8]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J].求是，2006，（1）：3.
[9]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2-27（01）.
[10]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强调：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09-29（1）.
[11]中国国家统计局 [DB/OL].[2019-05-20].http：//www.stats.gov.cn/was5/web/search?channelid=288041 ＆ andsen=GDP.
[12]中国外交部.“中国对外缔约状况”[DB/OL].[2019 -05 -20].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tyfg_674913/t1659362.shtml.
[13]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1）：12.
[1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2017-10-18.
[中图分类号] D829.1
[文献标识号]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9）08-0030-04
[作者简介] 韩笑（1994-）女，山东济南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研究；李晓敏（1962-）男，浙江杭州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教授，主要从事公共外交及国际关系研究。
责任编辑：王玉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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